抚州市图书馆

初唐大诗人王勃写下“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名句，但当时抚州著名才士尚不多。晚唐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抚州在全国地位上升，“人杰地灵”优势初露端倪。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抚州占有重要位置。仅宋一代，就出现李觏、王安石、陆九渊等一批哲学大师。李觏从“阴阳二气会合”观点出发，说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好办法就是变革；王安石继承和发展李觏哲学思想，树立“万物皆变”观点，倡导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陆九渊汲取儒学和佛教禅宗思想，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哲学命题，创立影响深远的“心学”体系。元代理学家吴澄糅合程朱理学和心学创立“草庐学派”，是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被誉为“国之名儒”，与许衡并称“南吴北许”。明代吴与弼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主张天理与人道合一，创立“崇仁学派”，从学者数百人。罗汝芳参与创立“泰州学派”，对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们都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篇章。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临川之笔”更是熠熠生辉。宋词是中华文学艺术瑰宝，抚州词人则是构筑宋词艺术大厦的顶梁柱。两宋期间，全国共有词人876人，其中抚州籍有44人。晏殊之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晏殊之子晏几道擅长词中小令，后人评价他“把我国令词推向了顶点”。晏氏父子被公认为宋词“四大开祖”之二。晏殊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同样惊人，仅其汇编成册的诗就有1万多首。在宋代诗坛上，抚州籍谢逸、谢蘧、汪革、饶节均为“江西诗派”首领，领一代风骚而为后世文人所推崇。
   唐宋期间，中国有过两次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这是对先秦以后骈体文的重大革新。在领导古文运动的“唐宋八大家”中，抚州有曾巩、王安石两家。千余年来，曾、王佳作一直被视为文中典范。
   元代，中国杂剧步入繁荣，而明代汤显祖则把中国戏曲推上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他创作“临川四梦”声震世界曲坛，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曲坛伟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100位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在书画领域，抚州巨匠辈出。晋代“书圣”王羲之在临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其“以精力自致”的进取精神与其后抚州刺史颜真卿的书法精神一道，滋润着抚州一代代书法英才：宋朝晏殊、王安石、赵崇幡、陈景元、曾纡，元朝程钜夫、吴徵、虞集、饶介，明朝危素、胡布、宋季子、程南云、吴余庆、王英，清朝赵世骏、吴铸、李瑞清，当代“党内一支笔”舒同等，均在中国书苑留下光彩照人的墨宝。
   抚州也不乏驰名海内的丹青妙手。宋代临川画家陈容以擅画龙虎著称于世，其传世杰作《九龙图》曾被清朝乾隆皇帝视为奇珍。明代金溪画家吴宏以擅画山水竹石名噪海内，为“金陵八大家”之一，大量作品流传至今。清代乾隆帝亲自命题考画，将乐安袁国栋录为第一，时人称之“画状元”。清末民初李瑞清既是杰出书画家，又是艺术教育拓荒者。他首开国内美术、音乐教育课，并亲自培育出张大千、张善行、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等一大批著名画家。
   中国历史文化大厦由史文化、志文化和谱文化三根支柱支撑，抚州历代有不少名儒巨宿参与国史和地方志书编修。乐史是宋代杰出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其编著的《太平寰宇记》200卷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之后的一部采摭繁富的地理总志，时称阅此书可“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曾巩典修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5朝国史，并校定南齐、梁、陈3书。撰修宋、元、明、清4代实录的抚州籍人士有程钜夫、危素、吴当、程南云、何中、李来泰等12人。南宋时崇仁吴曾史作甚多，均为学界所重，其《能改斋漫录》堪与洪迈《容斋随笔》媲美。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虞集，主修《经世大典》880卷；朱思本绘成的《舆地图》“方位不爽毫厘”，是中国制图史上的创造。明代吴溥是世界最早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副总裁；徐奋鹏撰著《古今治统》传至日本，被视为“资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清代直隶总督、方志大家李绂主编《八旗通志》《广西通志》，自撰《西江志补》《抚州府志》，并创立完整的方志理论体系。南丰籍吴宗慈是近代方志界一颗巨星，以强烈爱国敬业精神，在日本侵略军炮火下编修《江西通志》，为后人留下宝贵精神、文化遗产。抚州素称“文献之邦”。历代乡贤著述汗牛充栋，被选入《四库全书》目录有206种，后人著作更十倍于前。外地文人、作家关于抚州的诗文和著作也很多。台湾至今还有以“临川文献”命名的刊物。在古往今来的抚州文献典籍中，地方志为数不少。域内修志始于南朝荀伯子撰《临川记》，州、县修志至宋始兴。宋、元、明、清4代，抚州共编纂地方志书140余种，共计2000余卷，是一方历史文化的生动记录和重要组成部分。抚州民众历来聚族而居，以绵世系，衍宗支，昭祖训，明嫡庶的族谱家乘编纂，从宋代至今绵延不绝，数量众多。
   抚州中医药文化根深叶茂。域内历代多名医，各类史志书籍载有名医200多名。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中，抚州籍有7位。这些名医大都有高深文化素养，不少人曾中举人、进士，因不附时俗或仕途坎坷，从而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壮志善愿，或世代传承，发扬家学，或精心钻研，终成一代良医。良医传世不光是起死回生的精湛医术，更宝贵的是高尚医德医风，不附权势，不贪名利，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其医著中提出“存仁心，通儒道，莫嫉妒，勿重利”等医家要旨，其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清朝仍被视为“妇科圣典”。骨科名医危亦林使用乌头、蔓陀罗为麻醉药，比日本医圣华冈青州早450年，创立悬吊正骨法比英国达维斯（Daris）早600多年。曾被明朝万历皇帝赐为“医林状元”的龚廷贤在治愈鲁王爱妃重病之后，拒收千金之酬，只求将自己的医著刊行于世，以便培养出更多良医。清代名医谢星焕，坐堂看病不收酬金，每年还给家乡百姓赠送“金不换正气丸”以防时疫。在“医药不分家”的中医传统作用下，抚州古代中药业十分繁荣，历史悠久的建昌药帮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樟树帮同扛中华药业大鼎，海内共传“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经建昌不行”。自然科学领域中有不少抚州英才，如北宋水利专家侯叔献、音韵学家陈彭年，明代天文学家吴伯宗，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揭暄等，都是当时科学家中佼佼者。
   历代抚州人才中，更有不少见高识广、智勇双全的能臣良吏。晚唐时，南城危全讽任抚州刺史，一面安抚士民，奖励垦荒，发展经济，一面建孑孔庙，兴州学，倡文事，揽人才，延请本寂、匡仁、园照、文偃等禅宗高僧主持寺院，使抚州不仅“人繁土沃，桑耕有秋”，而且“学富文清”“既状周道，兼贯鲁风”，吸引了北方大量人士南迁抚州，为抚州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宋代，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等，更是政绩卓著的一代贤臣。还有屡挫金兵、保境安民的邓州通判饶廷直，元代极力建议朝廷修筑海堤、捍水为田的翰林直讲学士虞集，明代威丧敌胆的抗倭名将谭纶、傅良桥，清代禁烟名臣黄爵兹，外交能臣黄维翰、吴奇，兴修水利、力劝农桑、重教兴学政绩斐然的陇西知县应先烈，治政有方、不畏强权、依法惩办和坤亲属的御史谢阶树，胸怀韬略、屡建战功的民国骁将欧阳琳等，他们超凡的业绩向世人昭示出抚州才子的魅力和风范。
   抚州宗教文化得天独厚。南城县麻姑山被誉为“洞天福地兼而有之”的道教圣地，麻姑在此得道成仙、三见沧海化桑田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颜真卿亲撰《麻姑山仙坛记》为此处道教文化增添色彩。宋代曾有5位皇帝颁敕令加封麻姑。乐安华盖山亦是著名道教胜地，宋代4位皇帝封华盖山仙神“真君”尊号。直到清末民初，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信徒从省内及闽、浙、湘、皖前来“朝华”。唐代，南城道士邓紫阳佐玄宗退西戎兵，被称为“神人”；宋代，抚州高道辈出，南丰人王文卿创立“神霄派”，临川人饶洞天创立“天心派”，影响及于朝野。西晋前期，佛教已传入抚州。南朝谢灵运在临川宝应寺设翻经台翻译佛经。唐末五代，宜黄曹山寺本寂禅师创立曹洞宗广传海内，远播日本。南禅五叶有曹洞、法眼、云门3宗源于抚州。法眼宗被称为“汝水之灯”，抚州被称为“天下禅河中心”。域内名寺、高僧众多。明代崇仁人宗泐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南城人行保，被列为“天下高僧十一人”；崇仁人慧经“躬自作务，力田饭僧”40年，拒绝官僚王公布施，保持了寺院经济独立，成为曹洞宗中兴祖师。民国初年，宜黄欧阳竟无、临川李证刚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
   新中国成立后，抚州人才不少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蜚声海内外者，有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有被毛泽东称为“红军书法家”，“舒体”创始人舒同，有解放军第一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创业于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大有人在：中国物理学“四大名旦”之一饶毓泰，著名文学史专家游国恩、肖涤非，首次提出将激光用于受控热核聚变的丁渝，创立中国高校首个道路工程专业的陈本瑞，首倡成立西北风能研究所并任名誉所长的邓慎康，研制旋转导弹激光导引取得重大成果的物理学家周仕忠，撰著中国首部《土壤学》的著名专家王云森，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筹委会执行主席鲁之俊，等等。
   今日抚州人才更广泛地分布在世界各地。改革开放以后，抚州在英、美、日、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人数大增，其中攻读博士、博士后的有500余人。在海外建功立业的著名人士不胜枚举，南城黄天中历任美国数家大学副校长、校长，并且是美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任华人校长。在日本担任原子控制研究员并兼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中年科学家黄德欢，同时又是名闻世界的纳米技术专家。黎川籍全国著名女歌唱家余珊鸣足迹和歌声遍及整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