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赣抚大地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家给人足，蓄藏无缺”的物质条件为人才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抚州人才渊薮可追溯到南朝，是时海内纷争，诸侯争霸，战事频仍，域内黄法氍、周迪、周敷及周续等豪酋崛起，首次以群体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无不仕至州牧，在南朝梁陈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黄法氍“劲捷有勇力，颇便书疏。”是个孔武有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唐代“安史之乱”，关中及河南、河北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北方士人纷纷南迁，正如李白所描绘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晚唐黄巢农民大起义后，中国再次进入藩镇割据局面，抚州先后为吴、南唐辖地。相对于北方饱受战乱之苦而言，南方的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加之吴、南唐政权均采取保境息民政策，各于境内劝课农桑，招徕商旅，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危全讽治理抚州27年，对外结交豪强，招抚流散；对内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劝励耕织，大行修州衙，筑城池，兴儒学，弘佛教之善举，使临川成为“翳野农桑、俯津阗阌，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的“名区”；南城也是“人繁土沃，桑耕有秋。学富文清，取舍无误。既状周道，兼贯鲁风。万户鱼鳞，实谓名邑。”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安宁的政治环境，对北方深受战乱煎熬的士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纷纷落籍抚州。如宋代宰相晏殊远祖为“有姜之裔，齐为晏氏”，曾祖晏延昌“徙其籍于临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氏姒姓，其先鲁人”，高祖曾展成“为南唐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受遣至南丰为县令，始籍南丰”；宰相王安石“其先出太原”，曾祖王永泰“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地理学家乐史，其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乃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后因弃官居家，上大华山进香路过宜黄霍源村，见其“风景秀丽，乃举家迁移于此落户”。哲学家李觏，其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今资溪）、南城。这些家族都是有一定经济、政治实力的望族，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他们迁徙来的不仅是家庭和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鲜的北方文化空气。先进的北方文化与抚州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交流，推动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迎来了两宋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的空前盛况。
   人才的兴起离不开完善的教育体系。《宋书·礼志》记载，早在晋穆帝永和年间（公元345—357）“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可知此前临川郡曾设立过学校。南城县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始诏立庙”，表明正式设立官学。落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有赖于有声望、才干、勤政的地方官，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临川学子杨志坚家贫如洗却嗜学如命，其妻耐不住贫困生活，提出离婚。杨以《送妻诗》明志：“平生志业在琴诗”，颜真卿欣赏其苦读精神，赠以布匹、粮食，留其在署中任职，对抚州良好学风的形成起了导向作用。唐末五代，危全讽治理抚州期间大兴儒学，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在抚州城设立文宣王庙，置州学，设文学、助教掌教育之职。在此良政鼓舞下，宜黄罗坚于天祐年间（公元904—907）赠田棠阴，建湖山书院，首开抚州创办书院之先河。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战乱，为防止分裂割据局面重演，宋太祖赵匡胤采取轻武功，兴文教的政策。咸平三年（1006）在临川县置儒学，设主学一员管理教育行政。有宋一代，先后掀起过晏殊、范仲淹“庆历兴学”，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大兴学校，及徽宗的“崇宁兴学”3次兴学高潮。同时，把教育与科举紧密联系起来，规定凡应举士子必须接受学校的系统教育，学满300天方准许参加科举考试。于是求学士子趋之若鹜。在朝廷的倡导下，庆历四年（1044）抚州知州马寻在危全讽建立的儒学基础上充实教师队伍，扩大办学规模，定120人掌诸职事。宜黄当时尚未设立官学，学子得跋山涉水到百里之外的抚州就学，皇祐元年（1049），宜黄县令李祥倡议立县学，立即得到县人的热烈响应，“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此后各县纷纷兴办官学，广昌、新城、乐安3县在建县之初即相应设立儒学。元、明、清三代，朝廷在发展官学的同时，扩大民众受教育面，在各地农村设立社学，开展启蒙教育，规定50家为一社，要求“每社设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除官办教育机构外，私人出资创办的各种家塾、义学、蒙馆在域内城乡普遍设立。同时还大量兴办更高级的教育机构——书院。由于宋代皇帝立下不杀读书人的誓言，士人有了言论自由。一些文人学者遵循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箴言，或隐居山林，或回归乡里，一面读书自学，修身养性；一面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于是出家资而立学馆，因胜地而建书院，私人创办书院风气兴起。宋代乐史办有慈竹书院、曾巩办有兴鲁书院、李觏办有吁江书院、陆九渊办有槐堂书屋、傅梦泉办有曾潭讲堂、瞿元肃建有华林书堂；元代吴澄创办草庐书院，虞集建有东湖书院；明代吴与弼建有小陂书院，饶秉鉴建有雯峰书院；清代建有青云书院、凤岗书院等。两宋时期，全国有书院400余所，其中江西140余所，而抚州域内见诸史籍的有40多所，足见书院之盛。
   朝廷在修建州（府）县学的同时，创立学田制度，不仅诏给诸州学田10顷，还下令将“民间绝户田产俱入学赡士。”除赐田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捐赠，对州（府）县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其中，抚州州学学田年收米2488石，绢119匹，钱78．33万文；临川县学学田每年收租米431石，租绢8匹9尺。随着办学机构的完善，州（府）县学对学生入学资格逐渐放宽，教育对象不断扩大，教学内容增设了武学、画学等学科。教育离不开教师。由于私学教师在学行方面都是有威望或在乡里为人所敬仰者，于是上至知州，下至儒生纷纷加入教师队伍。如宋代抚州知州黄震多次在州学和临汝书堂讲学，在其所著的《黄氏日钞》收录了两篇讲义——《抚州辛未冬至讲义》《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临川人陈南仲“以六经授徒于乡”，艾性精通经学，“阖门教授，执经者盈门”；明代徐奋鹏“讲学授徒，四方裹粮问业，履填户外”。
   宋代开始扩大开科取士数额，通过教育达成仕进已成为士民的共识，在这一社会主流价值的驱使下，读书识字人数急速增加，形成基层社会的优势群体。于是抚州各地“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昝，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形成“地无城乡，家无贫富，诗书之声，尽室皆然”的社会风尚。不仅男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仕族之家妇女受教育的人也不少。宋代王安石外祖母黄夫人“喜书史，晓大致”，其母吴氏“好学强记，老而不倦”。何师韫著有诗文40卷；南丰曾布之妻魏玩被朱熹称赞为“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李易安二人而已”；明代南城景翩翩“博学能文，工诗善曲，名扬当时”；清代宜黄邹含光“幼时好静喜读书”“日夕诵读经史”。
   自宋至清抚州域内登文科进士达2450名，占江西省总数的23%；登武科进士者91人。历代科举中，登三鼎甲者有17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10人，探花2人。父子同科、五子登科、一门多士者比比皆是。如临川王氏10进士，晏氏9进士，蔡氏、饶氏8进士；宜黄乐氏8进士、涂氏5进士；南城陈氏9进士、黄氏家族6进士；崇仁熊氏7进士、吴氏6进士。其中，南丰曾巩家族出进士29名，乐安董淳逸家族出进士27名。宋明道三年（1034），董其5子同榜及第，“五桂齐芳”佳话一时令朝野轰动、公卿咋舌。两百年后，文天祥《谢恩表》中有“花耀贴金，一门而五董”之典。抚州不但人才众多，而且有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巨星泰斗交相辉映。自五代至明，任宰相者7人，任副相者10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恢复高考以后，抚州秉承崇文好学优良传统，各级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基础教育迅猛发展，临川教育集团成为抚州一张熠熠生辉的名片。抚州的优质教育资源吸引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学子前来就读，各级各类学校共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38万名优质生源。少年大学生约占全国1/10。解放军中有中将1名，少将3名，学界有两院院士7名。抚州英才领航国内各高端领域，遍布世界各地。真可谓“花光柳色今何限，更有才人胜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