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统治者双重剥削和压迫。抚州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土地兼并更为严重，大多数土地被官僚、地主占有，农民占总人口90%，占有土地却很少。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三年（1864）10年间，太平天国军队与清兵交战于赣东一带，兵灾战乱连年不断，且双方都向百姓“借饷”征粮。地方官府更借“剿贼”之名横征暴敛以肥私。域内除田赋、人头税外，官府摊派还有措捐、借捐、亩捐、米捐、船捐、堤捐等20余种，百姓投诉无门。光绪年间，域内半数县乡水旱相继，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二十七年（1901），东乡县夏秋两季连续大旱，粮收减半，而官府催赋仍急似往年，迫使48族数千村民打进县衙，砸毁户粮仓库，时称“四十八族闹漕”。宣统三年（1911），抚州人口仅42万户，比咸丰元年（1851）减少22万户。明代至清代中期手工业在域内逐渐兴起，此时大都偃旗息鼓，风光不再。连年兵灾战火使南城建昌药业行栈多数亏本倒闭，药店员工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金溪浒湾印书业曾名噪大江南北，此时在与外国先进印刷行业竞争中也难以为继。域内棉布、夏布、纸张被“洋布”“洋纸”抢占大部分市场，加上官府逢路设卡，逢卡抽税，令商人举步维艰。直至清朝末年，域内仍无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只有一些烧制砖、瓦、碗、罐的土窑和制作毛笔、爆竹、黄烟、夏布、土纸的手工作坊，产品仅在域内及周边地区集市销售，价低利微，甚至值不抵工。
   民国时期，抚州农业几无发展和进步，水稻亩产90千克左右，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及宗族祠堂手中。据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时调查，解放前夕，临川县地主人均占有耕地15．32亩，而贫农仅1．61亩，雇农则只有0．64亩，且多为旱地或山排田。民国中后期，境内虽有了粮油加工、纺织、造纸等小企业，但大都设备简陋、工艺落后，且动力不足。临川城区于20年代中期曾由私人办过一家火力发电厂，由于地痞捣乱，政府熟视无睹，不到一年即行倒闭。土布、夏布、黄烟、陶瓷等传统手工业基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处于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状态。1949年，全区工业生产总值才8182万元。
   抚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抚州青年学子成立“读书会”，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引领下，1926年11月，一批热血青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抚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干事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抚州各地纷纷建立工会、农会组织，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分共”，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抚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农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抚州420多名党团员和青年师生、工人纠察队员、农民自卫军队员加入“八一”起义军队伍。就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候，中共江西省委重建临川县委，党的组织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并在1929年7月扩大为中共临川中心县委，领导抚州中部和北部数县革命斗争，直至1930年7月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停止活动。
   当临川、金溪、东乡、南城及崇仁部分地区革命斗争处于艰难之际，在红军帮助下，革命火焰在南部熊熊燃烧，先后建立乐安、宜黄、南丰、广昌、黎川、崇仁及金南、建东、广赤、东方、黎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乐安、资溪、广昌和建黎泰等4个中心县委。
   赣东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北面屏障和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反“围剿”中，工农红军在苏区人民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取得广昌战斗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中，主力红军在抚州境内组织一系列激烈的战役、战斗。乐安、宜黄战役，红军两战两胜，歼敌约3个旅；建黎泰战役，红军以较小的代价开辟建宁、黎川、泰宁苏区，打通赣东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金溪、资溪战役，红军击溃国民党军3个师，歼灭敌军1个旅另1个团；黄陂战役、东陂战役，红军歼敌3个师，俘敌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光辉范例。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赣东苏区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抚州境内2/3以上地域为红色区域。
   在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里，抚州境内发生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红一方面军为做好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在南丰康都召开总前委3次会议和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康都会议”；在乐安开展大湖坪整编，组建东方军；在黎川创建闽赣省和红7军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抚州从事过革命实践活动。抚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创立新中国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献出宝贵的生命，全市有姓名可查的烈士有9185名。抚州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强令红军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与敌人拼消耗。当红军在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等北线作战遭受挫折后，临时中央领导人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组织大雄关、凤翔峰、三溪圩、广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防御战、保卫战，红军虽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尤其是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兵力占参战人数的1/5。最后，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苏区沦陷后，乐安、宜黄、崇仁、广昌、资溪等县党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斗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乐宜崇挺进队转战于湘赣边境；广赤游击大队活动于闽赣边界；在金资光贵地区，红军游击部队有力地反击国民党军多次“清剿”，不仅站稳脚跟，扩大游击根据地，还恢复和发展这一地区党的组织，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汇入到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抚州又一次遭受重创。1939年—1941年，日军飞机对南城、东乡、广昌、崇仁、临川、宜黄、南丰、金溪等县轰炸达37次，仅东乡、南城、临川、崇仁4个县就炸死炸伤民众1700余人，炸毁房屋1242栋。南城县城房屋几乎全被炸毁，建昌药业从此一蹶不振。日军在域内烧杀抢掠惨不忍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域内被日军杀死者上万人，被强奸妇女1000余人。中国军队和抚州民众不畏强暴英勇抗击侵略军，中国军队投入4个军的兵力实施赣东会战，使日军付出死伤1．3万人的惨重代价。面对日军血腥暴行，抚州各地群众奋起自卫，自发组织游击队、义勇军，用梭镖、木棍、锄头当武器，与日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发动内战抓丁拉伕，逼得农民离家、工商离店，对百姓敲诈勒索更是无止无休。域内正税多至500余种，此外还有各种杂捐。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1945年货币发行指数比1937年增长737倍，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41倍。据《广昌金融志》载：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大牛，到1947年，仅能买半根油条。国民党宜黄县党部1948年7月向上司报称：“目前物价飞涨，职员每月所领之薪津百余万元，尚不够吃4天伙食。”官府职员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或饥寒病死，或外出逃荒。1947年，域内人口只有118．8万人，比1916年的325．09万人减少206．3万人。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粉碎国民党军精心设防的长江防线，一举打通浙赣铁路线进入抚州境内，自北向南先后解放东乡、金溪、临川、南城、资溪、崇仁、宜黄、黎川等地。7月1日，正式成立赣东北行政区抚州分区，开创抚州历史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