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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各级行政机关的人事制度极不健全。对人员的任用、考核和奖惩虽制定了规章，但实际上多凭权贵的牵引和亲缘关系的推荐，薪俸级别相差悬殊，职务毫无保障，更无福利可言。
  建国后，人事制度逐步健全。对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的行政干部的任免和生活福利均有明文规定。
  第一节人员编制宋、元、明、清时代，县级行政机构数量不多。本县只设有县衙、儒学、县学、典史衙、巡检司五个机构，其人员编制各朝时有增减，清代的定制是： 县署：知县1人，门子2人，皂隶14人，马快8人，仵作8人，民壮15人，禁卒7人，轿伞夫7人，库子4人，斗给4人； 典史衙：典史1人，门子1人，皂隶4人，马夫1人； 儒学：教谕1人，训导1人，斋夫8人，门子2人； 县学：廪生20人； 招携巡检司：巡检司1人，皂隶2人，弓兵30人； 其他：吹鼓手4人，铺司兵15人； 县以下基层：乡官4人，里正17人（均无给职）。
  民国成立后，在北洋军阀统治的15年当中，县衙改称县公署，知县改称知事，下设二个科；儒学改称劝学所；典史衙改为警察局，县学改设高等小学堂。基层设区、保卫团，各机关的名称和编制时有变更。民国15年（1926年），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长之下由初期的两个科逐渐扩增至7科3室，县属其他机构大有扩增。1941年实行新县制时，本县各级机构的人员编制是： 县政府82人；田粮管理处52人（含各仓库）； 经征处26人； 警察局87人（含二分所）； 保安警察大队16人（下辖二个中队官兵216人）； 行政干部训练所13人； 卫生院11人； 民众教育馆9人（含工友）； 初级中学1所17人； 区中心小学5所50人； 乡中心小学30所100人； 救济会3人； 参议会10人； 农业推广所13人； 县仓2人； 区公署5所（后撤销），每所职员5—7人，区丁11人； 乡公所30所（后缩编为15所），每所职员8人，乡丁6人； 保公所191个，各设保长，保队副各1人； 司法处11人； 国民党乐安县党部7人； 江西裕民银行乐安办事处6人。
  建国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县各级行政、事业、企业机构随着政治形势与社会发展需要时有调整，其人员编制也相应有所增减。
  表3—37 乐安县几个主要年度行政干部人数分布情况表 （续上表） 第二节人员任用清代以前，县级的县令、教谕、训导、典史等有品级的主管官吏由吏部遴选科举合格人员或凭权贵举荐、富室捐纳而任用。其他次职，杂役由主管官吏选用；乡官、里正等基层人员则由地方绅耆推荐给县令派充。官吏的任期一般为三年，任满后根据其政绩优劣或背景厚薄而定去留，本县从建县至清宣统末年历762年，共更换了225任县令，平均任期3.37年。
  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统称“公务员”。县长须具有大学、专科或高等文官考试合格的学历和荐任级从政资历者，由省民政厅提名推荐、经省务会议通过而后任命；县长下属各科室和直属机关主管的人事任免权，大多为县长掌握（其中的田粮处副处长，政府会计室、统计室主任则由省有关部门派任），所以县长更换时，必出现一次人事大换班。
  建国初，本县各级领导干部，均系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的干部，为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培训了一批本籍的社会青年和留用了少量旧职人员，分配到各部门和基层充任干部。随后又在土地改革和各次运动中，吸收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工人、农民、民兵参加工作。至1961年，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企业单位的干部人数增至1414人。1962年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紧缩机构，精减人员，全县干部总人数缩减至1263人。以后又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干部人数逐渐扩增，其来源系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人事制度混乱，大多数领导干部被诬为“走资派”，被揪斗夺权，下放监管劳动。各部门权力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谓“造反派”、“革命派”所窃据，有651名干部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平反了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量冤假错案，使这些被迫害、被下放的干部重回工作岗位，撤销了帮派分子、打砸抢分子的领导职务，从此，县直机关和基层组织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1984年随着国家机关人事制度的初步改革，本县根据中央提出各级领导班子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和各级机构人事编制的规定，年龄超过60周龄的干部办理离休、退休，超过“年轻化”界限年龄而未达离、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一律退居第二线任调研员或协理员，让贤给符合干部四化条件的中青年干部。1985年在全县调整后的各级机关行政干部的3164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30人，中专616人，高中文化水平的1094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1193人。其中党群系统区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88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4人，中专、高中文化程度的31人，初中文化程度的43人；年龄20—30岁的12人，31—40岁的47人，40—50岁的29人，领导干部素质大有提高。特别是干部任用制度，完全改变了旧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用人唯亲的封建人事制度。建国后的各任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区乡行政领导干部，都须通过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局、委、办级行政领导干部须经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报上一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由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副局级以下干部的任用和调遣也要通过县委常委会，人民政府审查认可后，由劳动人事局委派。
  第三节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建国后，大、中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本县从1951年至1965年共接收大、中专毕业生297名；1975年接收29名；1976年接收50名；1977年接收96名；1978年接收7名；1979年接收57名；1980年接收56名；1981年接收133名；1982年接收240名；1983年接收137名；1984年接收159名（其中由教育局分配的80名）；1985年接收148名（其中教育局分配的90名）。
  第四节人员培训建国前，在民国32年（1943年）以后，设有中央、省、县三级训练团（所），分别调集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加以培训。本县于1943年设县行政人员训练所（设在县城北门陈氏大祠），定期调集乡干部、保长、保队副施以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选送数名区级干部到省行政人员训练团学习，当时在任县长王良基被选调至重庆中央训练团学习三个月。
  建国初期，为了充实地方干部队伍，县人民政府招收了110名社会知识青年和留用的部分旧职人员分别加以短期训练，以改造思想，提高革命认识，经考核合格后分配工作。随后又结合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对参加工作积极的人员给予短期培训，以熟悉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1958年7月乐安县委开办干部学校，次年改称党校，为轮训公社（乡）大队（村）级党员干部的常设机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选送到省、地党校培训。此外、商业、林业、工业、农业及县总工会，均分别设置与业务相关的学校或学习班，培训本系统的干部、职工掌握业务知识和提高文化水平。乐安县委党校从1958年至1985年，共举办了各类轮训班126期，调训人员达17055名；1985年选送到地委党校培训的59名（其中15名是大专班）；选送到省委党校培训的2名。
  第五节精简下放一、精简 1961年7月至9月20日全县精简职工及城镇居民共1875人（其中职工1328人、干部116人、居民38人、家属299人、社会知识青年94人），下放农村参加农业生产。1962年精简干部446人、职工92人，城镇居民2534人，参加农业生产。1983年对精简人员符合退职条件的办理退职手续，，一律每月按原工资的40%发给退职金共3500元。1984年每月发给退职金共5600元，对其余生活确有困难的定时发给补助款2.16万元（计205人）；1985年每月发给退职金计5650元，对其余生活有困难的定期发给补助款2.31万元。
  二、下放 1957年12月12日，县属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干部、职工、教师200人，下放至本县大马头垦殖场劳动锻炼。下放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锻炼，仍回机关工作。
  1958年2月2日，继续抽调各机关单位职工224名，下放到农村、厂矿和商店轮流锻炼。
  1968年10月4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将干部职工651人、城镇居民849人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劳动。
  1969年4月上旬，在各社建立了“知青点””64个，将先后从上海下放来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2000人及本省、本县知识青年1904人，安置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了（21）和（30）号文件，再次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本县各青年点又安置从南昌、抚州、721矿、261队和25公司等单位下放的知识青年2000余名，将知青点调整为50个，并派干部领导。
  对上述下放干部，从1972年起陆续调回原单位或另行安排工作。下放知识青年先后通过多种渠道得到安置和就业。
  第六节工资宋、明时期，按正、从1—9品18等定俸禄，以米、帛实物计俸，或折给钱钞，至清代后期改以纹银作标准，称俸银。清同治时期，本县各衙官吏和杂役的年俸银为： 知县，45两； 教谕、训导，各40两； 典史、巡检，各31.52两； 县署的门子、皂隶、马快、禁卒、库子、轿伞夫、斗给等，各5.9两；仵作，3.9两；马夫，6两； 典史衙的皂隶，各6两； 巡检司的皂隶，各4两；引兵，各1.8两； 儒学的斋夫，各13两； 吹鼓手，各4.9两； 铺司兵，各5.4两； 民壮，各5.23两。
  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制定文官等级支薪标准，一律按月发给法币，其中： 特任，800元； 简任，分1—8级，1级月薪680元，逐级递减至8级430元； 荐任（县长级）分1—12级，1级400元，递减至12级180元； 委任（科长、秘书、科员、事务员）分1—16级，1级200元，递减至16级55元； 雇员，分1—4级，1级50元，递减至4级35元。
  江西省因为当时财政困难，通令全省的公务人员薪俸按国府规定标准调减，规定300元以上者7折，100以上者8折，50元以上者9折，50元以下者不打折扣。至抗日战争初期实行“战时实支”与“国难薪章”的措施调减工资。1940年7月以后，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又通令恢复国府原定标准，并规定月薪40元以上者另加米贴4元，40元以下者另加米贴6元。1942年10月起，各级公务员一律增发免费公粮。本县职员每月每人免费发给稻谷1.2石（折合129.6市斤），军警工役每人每月稻谷6市斗。此后，民国政府的公务人员，仅依靠这微薄的免费公粮得免于枵腹，至于法币薪俸仅相当于一包香烟的价值，因此，低级公务员无不叫苦连天，有权势的机关主管吃空缺、贪污舞弊之风普遍滋长。
  建国后的县级国家机关干部工资，在1955年以前分三种形式：—是包干制，仍沿解放战争时的工资标准，干部的膳食按等级分大中小灶，县级干部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服装统由国家发给，另外按月发给零用津贴费，县级干部还有儿童保育、妇女卫生、老年亲属补助，本县享受这种待遇的是随军南下干部；二是供给制，是按30个等级工资分计值（每一工资分按当时的食米0.8斤，白棉布0.2尺，植物油0.05斤，食盐0.02斤，煤2斤的物价计值）；三是工资制，按30个等级按月发给人民币。1956年取消上述三种不同待遇，一律实行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行政干部仍定30级。县级从15级的117.6元逐级递减至30级22元；中学教师从1级的141.5元，逐级递减至10级的40.5元；小学教师从1级的82元，逐级递减至11级的25元；县级卫生技术人员，从8级的129.5元，逐级递减至21级的27.5元。以后在1971、1977、1979年作过提级调整，并增发粮食、副食补贴及附加工资（附加工资后来在调资中逐渐取消）。1981、1982两年对工资偏低的中小学教师、医疗卫生、体育、科技等部门的干部，按工龄和贡献提升一至二级。1985年7月起，废除1956年所定的工资标准，实行工资改革，按基础工资39元加职务等级工资和工龄工资（每年工龄增0.5元）。
  第七节离、退休工作建国前，也规定各级官员有退休制度，但古时退休称为“致仕”；清代则称为“休致”，民国初年沿袭清制。
  建国后，根据国家颁发的有关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国营企业的职工实行退休、离休制度。
  一、工人退休本县于1972年开始办理工人退休。凡连续工龄在10年，男年满60，女满55周岁的或经医院证明因病丧失工作能力，男满50岁，女满45岁，连续工龄满10年的，准予办理退休。退休后，每月按规定标准发给退休金至去世为止。从1978年起按国务院颁布的工人退休金新标准发给退休金，同时可申请一个子女补员参加工作，列入国家工人编制。
  如不具备退休条件，经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国营企业工人，可办理退职手续，退职后每月发给本人标准工资40%的生活费。
  从1980年起，有条件的县办集体企业职工的退、离，也参照国营企业工人退休的有关规定执行。
  从1972年至1985年，本县国营工商企业退休工人有427人。
  二、干部退休、离休 1975年本县开始办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退休工作。干部退休条件、退休金标准、退休后待遇、补员以及干部退职等规定，均与工人退休、退职相同。从1975年至1985年共有退休干部455人；退职干部8人。
  1982年，开始执行国务院颁发的老干部离休的有关规定，离休后的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从优。离休干部去世时其安葬费、抚恤金和遗属补助费都按规定发给。至1985年底全县共有离休老干部74人，其中，县级16人，副县级1人，一般干部57人。
  为了做好退离休老干部的服务和管理工作，1984年县委组织部成立了老干部办公室。1985年4月改为老干部局。
  县委、县政府在总工会辟有专用房间设置了老干部活动室，备有报纸、杂志、康乐球、乒乓球，象棋、围棋、麻将、扑克等，开展了文化娱乐活动，并先后组织老干部到井冈山、庐山、北京、杭州、苏州等地旅游。此外为退离休老干部举办了运动会，有长跑、气功、象棋、乒乓球、钓鱼及射击等竞赛活动。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每逢春节，都分别召开退休、离休老干部职工座谈会，听取意见，并向他们赠送礼品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