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一、财政体制清代，乐安无独立的财政体制。
  民国初期，县地方财政是由省统收统支。县公署设钱谷科（后改为二科），管理全县的财政收支。征收机构设有“库粮房”，是都书承包的合伙组织形式。由于军阀混战，财政收支极为混乱。民国15年（1926年）乐安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内设财政科，开始实行省、县两级地方财政制度，但县级的财政实际是由省统制（除契税外，其余营业、屠宰、烟酒、硝磺等税，都是由省招商承包）。县财政支出，由省核定拨给。民国22年（1933年）上级颁发《整理地方财政章程》，成立了“乐安县财务委员会”后，当时的财政大体上是行政经费由省统收统支；县地方的武装军警开支，则由县财务委员会根据规定，在省指定税种中征收。民国28年（1939年）实行普通岁入岁出和非常时期的财政收支两种体制。普通岁入，是由省指定的田赋附加及屠宰税、房捐等属县税，后来开辟了新税种，如“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及“筵席娱乐税”列为县级的独立税；支出为自治、民训、公安、财务、教育、建设、卫生、救济等费。非常时期的财政收入包括“殷富乐捐”、“增加田赋附加”、“特产捐”（米谷、竹木）；非常时期的财政支出计有：武装自卫经费、难民经费、征集壮丁伙食费等开支。民国30年（1941年）本省各县实行新县制，县地方财政改为自治单位，将县地方税收划归县地方财政收入，县地方经费和事业费均列为县地方预算开支，从此，本县和各地一样，地方财政才有独立的体制。
  建国后，财政体制随着各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的转变，及财政经济发展的形式与要求，有过几次变动。
  建国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县内的财政收支，是采取向抚州地区报帐的办法进行结算。县以下的财政收支，是采取半级财政制度，收入由省划出“附加收入、房税收入、契税、公产、规费、罚没及其他”等项目为半级财政收入。支出主要是乡一级的开支，即“乡镇行政经费、民兵经费、县卫生经费、县文化教育经费、经济建设费、市政建设费、生产奖励金及其他”等项目。
  1953—1957年实行由高度集中转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分级管理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1953、1954年之间，划归县财政收入的有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土地证照分成和其他等收入项目。1955年增加工商营业税和农业税分成收入。1957年增加所得税分成和债款收入分成。
  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的收入范围，除企事业地方各税及其他固定收入外，对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公债4种分成的比例已作调整；财政支出安排必须“量入为出，自求平衡”，但对用于基建、灾荒救济和移民垦荒的支出，仍由省专项拨款。此外，还建立了公社一级财政，公社设财政科，并实行“二放三统一包”制度（即权限、人员下放公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由公社管理，财政任务由公社包干），但执行的时间不长。
  1959—1973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 的财政体制。县财政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经省核定后，收大于支的，按省确定分成比例上缴；收小于支的，由省定额补助。
  1974—1979年，实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指标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具体的做法是由省根据县级收入指标，固定一个比例，不管是超支或短少，年度之间不予变动，留给县一部分收入作为一项比较机动的财力，支出的指标也由上级核定。1976年起，增加了超收分成的项目。
  1980年以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务管理体制。包干的基数一律以1979年的实际数为依据。县属工业企业收入、农业税、工商所得税和地方各税划作县财政固定收入；工商税、盐税划为调济收入；商业企业、医药商业、供销利润、森林企业划作固定比例分成。对特大自然灾害、抗旱、防汛经费、以及支援不发达地区的资金，仍由省财政专款支付。
  二、收入清代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地丁钱粮，同治二年（1863年）本县的地丁钱粮征额为39352.6395两。又房契税（无定额、沿例尽收尽缴），当税银35两，牛税银19.6两，牙税银35两，茶课税银4.5两，纸价银0.0999两。所征收的银两均由县上缴，县一级无权支配。
  民国元年（1912年）至20年（1931年），全县的财政收入在6—9万元之间。
  民国21年（1932年），田赋正税收入52540元。
  民国22年（1933年），田赋正税收入66381元。
  民国23年（1934年），由于本县苏区革命扩大至全县80%，国民党政府的田赋正税收入仅19701元。
  民国24年（1935年）田赋正税收入45969元。
  民国25年（1936年）田赋正税收入48500元。
  民国26年（1937年）属省的田赋正税收入57500元，契税122元，普通营业税8976元，屠宰税1821元；属县的地方财政收入包括：（1）田赋附加51510元，（2）屠宰税附加1200元，（3）公产收入380元，（4）学产收入180元，（5）房铺捐912元，（6）杂项收入24284元，合计为78466元。
  民国27年（1938年）田赋正税收入69558元，契税116元，普通营业税1371元，屠宰税939元。属县地方财政收入内容与上年无多大出入。
  民国28年（1939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县地方财政，除普通预算收入外，又增加了一种“非常时期临时收入。”当时我县的财政收入分为三种类型： 表2—58 民国28年（1939年）乐安县地方收入概算表单位：元民国29年（1940年）原属省的屠宰税改为省、县分成，即78%留县，22%解省，取销殷富乐捐项目。
  民国30年（1941年）县财政收入为税课收入73759元，惩罚及赔偿收入240元，规费收入4032元，代办项下收入6912元，租金使用费及特许费收入1620元，中央及省补助义务教育经费4137元，其他收入15478元，合计106178元，另外省库补助金133000元。
  民国31年（1942年）以后，县地方财政收入项目虽无多大变动，但由于物价飞涨，财政收入也相应追加。
  建国后，县地方的财政收入以农业税及工商税为主。
  各个时期财政实际收入比重统计见下图： 各个时期财政实际收入比重统计表2—59 乐安县历年地方财政收入总表单位：万元 （续上表） （续上表） 三、支出清同治二年（1863年），本县的财政支出项目是： 1、知县：俸食共银446.7两。
  2、典史：俸食共银67.52两。
  3、儒学：教谕、训导俸食共银130.4两。
  4、招携巡检司：俸食共银198.187两（遇闰加银12.9164两）。
  5、县学廪生20名，廪粮银40两（遇闰加银3.33两）。
  6、文庙朔望香烛银1.8两（遇闰加银0.15两）。
  7、春秋祭祀银82.2658两。
  8、备祭：关圣帝君、文昌帝君仪银66两。
  9、春冬乡饮酒礼、岁贡酒礼、迎贺新中进举贡、新进科举生员花币酒席旗扁卷资路费银共14.5两。
  10．孤贫三十五名粮布银126两（遇闰加银10.5两）。
  11．正粮正额，除留本县支给银两外，驿站解司起运开支银311.6两（遇闰加银19.32两）。
  以上总共全年开支银1484.9728两（遇闰增加银46.2194两）。
  民国时期民国元年至21年（1912—1932年），县地方支出均是由省核定拨给。民国22年（1933年）在整理地方财政中，由省指定税种征收，作为县地方武装开支，但行政经费仍是由省核定拨给。
  民国26年（1937年）建立了县地方概算制度，其岁出的概算是： 1、自治费23860元。
  2、公安费23000元。
  3、财务费1020元。
  4、教育费20298元。
  5、建设费2820元。
  6、救恤费868元。
  7、卫生费2634元。
  8、杂支费2478元。
  9、预备费1500元。
  合计78644元。
  民国28年（1939年），县地方财政分为两类，即普通岁出与非常时期临时支出，见表2—60。
  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费的开支很难稳定，因此本县的财政支出概算中机动灵活的“其他支出”及“预备金”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民国32年（1943年）这项支出在本县送省审批的岁出概算中，竟占总岁出之40%以上（见表2—61）。
  建国后，本县的财政支出情况见表2—62。
  表2—60 民国28年（1939年）乐安县地方岁出概算表单位：元表2—61 民国52年（1943年）乐安县经省审批岁出概算表单位：元表2—62 乐安县历年地方财政支出总表单位：万元 （续上表） （ 续上表） 说明：1．文教卫生科学经费：包括文化、教育、广播、文物、卫生、科学、地震、计划生育等事业费及公费医疗。
  2．“挖潜”“五小”及工商业事业费：即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县办“五小”技术改造补助费，工、交、商事业费三个项目投资总和。
  3．其他支出：即各种支出较小的项目，如简易建筑费、科技三项费、流通资金、城市维护费、预留行政事业调资补助及其他项目的开支。
  4.1981年上解支出是实际上解数，另尚有中央借款37.2万元，借券4.7万元，共60万元。
  5.1985年决算支出的其他支出中，有“行政价格补贴支出”54.64万元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