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人民公社成立初，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刮起了“共产风”，打乱了以高级社为单位的所有权界限，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由公社统一平调，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以村为单位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等。这种平均主义做法，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全县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
  1959年春，贯彻党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取消了公共食堂，对“平调”的生产资料、房屋作了一些退赔；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紧急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1961年又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全县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了社、队规模；健全了定额包工生产责任制，全面推行劳动、生产、计划、财务四大管理；下放了山林、水利管理权限，降低了公有化程度，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每人0.1市亩）、自留山和从事家庭副业，从而进一步稳定了人心，农村经济逐年好转。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鼓吹“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的影响下，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无人过问。1969年冬，全面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行“政治评分”，实行自报公议，不问劳动数量和质量，一律记“大概工”、吃“大锅饭”。1971年沿用过高级农业合作社“四定”、“三包”、“一奖赔”责任制。1972～1975年期间，搞了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一套，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来批判。
  1979年，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责任制。1980～1984年夏，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村经济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