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职工收入旧志载：清末，县署官员与役差的俸薪收入差距很大，主官（知县）年俸银45两；属官31.52～40两；役差5.9～6两。民国时期，官、役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更大。民国34年（1945年），县长月薪300～520元（法币，下同）；科长级130～200元；科员级80-140元；事务员、雇员55～100元；工役28元。民国37年（1948年），实行币制改革，物价猛涨，工务员每人增基本数100万元，月薪加4000倍；而工役只增基本数60万元，月薪不加成。据民国25年《江西年鉴》载，受雇于店东业主的手工业工人全年工资收入（伙食在外）：铁匠120元（法币，下同）；木匠85元；篾匠74元；泥水匠85元；裁缝57元；理发匠72元。建国后，县内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稳步增长，据统计，1950年为184元；1960年为361元；1970年为473元；1978年为455元；1980年为569元；1985年为837元，比1950年增长3.5倍（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85年全民职工人数由1950年的503人增加到12356人，（不含省、地驻县企业职工人数），比1950年增长24倍。由于就业面的扩大，职工赡养人口相对减少；1957年，平均每一职工赡养人口4人多，1985年减少到2人以下。
  劳保福利收入60年代，全县工商、金融企业季度综合奖金提取率占企业职工基本工资额的6%；70年代末，开始按企业经营效益，一年发给相当于职工2至3个月工资额的奖金。1979年以前，全县用于职工的劳保福利经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8～10%；1985年，县及县以下机关、全民企事业单位劳保福利费用总额316.44万元（含离、退休、退职费211.87万元）。为了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国家还补贴了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品等）的物价差额。
  由于职工多次调资升级，就业面扩大，奖金收入增加，劳保福利费增多和其他因素，使职工家庭人平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据抽样调查，1985年职工家庭人均收入150～300元的占30%，300～400元的占28.57%，400～600元的占34.28%，600-1000元的占7.15%。
  农民收入清末至民国初，农民收入主要靠经营土地和从事雇佣劳动所得。据《江西农业统计》载，民国25年（1936年），全县佃农占总农户的35.7%；自耕、半自耕农占64.3%。佃户租种客田为业，每年倾田所出，交租后，所剩不敷全家两个月的口粮，遇上灾年，还要借谷纳租。自耕农种田，扣除劳力、生产投资及国税后的年净值：上等田2～14元（法币，下同）；中等田0.5元；下等田无收益，甚至贴交国税；全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不及20元。农民失去生存的基础，或债台高筑，或背井离乡。民国26年（1937年），全县负债农民的比重，借谷户占总农户90%，借钱户占80%。民国35年（1946年），《东乡人民富力等级统计表》载，据19个乡镇抽样调查，农民家庭贫富状况为：富裕户（甲户、乙户）占3.42%；中等户（丙户）占30.63%；贫困户（丁户、戊户）占65.95%。建国后，通过土地改革，少地无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在人民政府的扶助下，生产有了发展，生活开始改善。但一段时期受“左”倾路线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改善不大。1958年，全县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35.7元；1958～1963年5年间，年人均纯收入45.68元；1963～1978年15年间，年人均纯收入仍然只有74元。1979年始，随着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1979年，全县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91.68元；1982年为117元；1983年为229元；1984年为315元；1985年为362元。在人均收入中，农民从农业合作化后集体统一经营中分配得到的收入占80%以上。1979年后，由于农村逐步实行和完善了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到1985年，广辟了致富门路，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中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只占5%；家庭经营收入占90.88%；其他非借贷收入占4.12%。
  由于农业生产发展，农产品价格提高，工农业产品比价调整，使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于城镇职工的增长速度。1985年与1958年比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35.7元增加到362元，增长10倍多；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从84元增加到428.6元，增长4.1倍（均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