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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口变化第一节人口数明正德七年（1512年）建县前后，境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受到当朝官军进剿屠杀，使全县人口长期徘徊于12～13万之间，明正德九年（1514年），全县人口122259人；以后有增有减，至清同治八年（1869年）为134020人。
  民国初，一段时期人口增长较快。随后又是战祸频临，租税交相煎逼，农民不堪其苦，相率离乡流亡，致使人口锐减。据《内政年鉴》、《江西年鉴》、《东乡统计》载：民国5年（1916年），全县人口为162116人；民国17年（1928年）为152065人；民国35年（1946年）为129942人；民国37年（1948年）为127194人。
  1949年5月解放初，流落异地人口陆续返回家乡，人口开始增加。从1949年到1985年，全县人口由148816人增加到334317人，增长1.24倍；平均每年增加5152.8人。
  全县三次人口普查数：1953年7月1日零时152715人（男76830人，女75885人）；1964年7月1日零时192913人（男100223人，女92690人）；1982年7月1日零时320288人（男165594人，女154694人）。
  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报告书及有关资料，1964-1985年，全县人口发展变化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64-1978年为人口出生高峰期，15年中，全县共出生124920人，年平均出生8328人，年平出生率32.8‰（1966年出生率高达43.l‰）；共死亡29880人，年平均死亡1992人，年平死亡率7.8‰(1970年死亡率高达9.4‰)；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24.9‰（196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5.6‰）。第二阶段，1979～1985年为控制人口生育期，7年中，全县共出生33999人，年平均出生4857人，年平出生率15.02‰（1979年出生率高达19.64‰）；共死亡13063人，年平均死亡1866人，年平均死亡率5.77‰(1979年死亡率高达7.73‰)；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8.08‰（197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1.9‰）。
  在人口变化中，民国时期，因政局动乱及战祸、天灾影响，人口流出多，迁入少；据《东乡统计》及有关资料统计，民国33年（1944年）以来的5年中，全县平均每年流出人口比迁入人口多730人。50年代以后，全县人口的变动，为迁出少，迁入多，据1970年至1 985年东乡人口统计年报资料统计，15年中，全县共迁入人口70054人，迁出人口58257人，净增11797人；迁入多的主要因素是陆续调入了各业技术人员，地质勘探人员，军队转业退伍人员，省、地厂矿从外地招工人员等。
  建国以来东乡县户口变化情况表表3-1 第二节人口密度东乡县人口密度，按全县土地面积1270平方公里计算：清同治八年（1869年）每平方公里105.5人；民国5年（1916年）每平方公里127.6人；民国37年（1948年）每平方公里100.2人；1949年每平方公里ll7.2人；1954年每平方公里124.3人；1959年每平方公里147.1人；1962年每平方公里153.9人；1978年每平方公里244.8人；1983年每平方公里257.7人；1985年每平方公里263.3人。
  1985年东乡县各乡镇人口比重和密度表表3-2 注：表中孝岗镇含水稻良种场、幸福水库、磷肥厂、铜矿、化肥厂；墟上桥镇含红星垦殖场；詹墟乡含红旗垦殖场；岗上积乡含红亮垦殖场；虎形山乡含甘坑林场；瑶墟乡含红光垦殖场。
  第二章人口结构第一节城乡居民 《东乡统计》载：民国35年(1946年)，城镇人口4185人，占全县总人口3.22%；乡村人口125757人，占全县总人口96.78%。
  建国后，工商企业陆续兴建，职工人数不断增加，扩大了城镇人口比例，相应减少了乡村人口比例。
  东乡县城镇、乡村人口农业，非农业人口选年表表3-3 第二节年龄结构清同治八年《东乡县志》载：自明正德七年（1512年）至明末，100岁以上寿星有黎墟的王佩、王叔宁、王靖、王琪，严塘村的揭德义。清同治年间，享寿80岁以上的11人；90岁以上的6人；100岁以上的寿星有黎墟的王启、七宝岭的艾庭茂、南源村的周威，锁山村的周上达、库下村的何师默。
  据《东乡统计》载，民国35年（1946年）全县人口年龄构成为：不满1岁的3386人；1-5岁的14221人；6～17岁的31091人；18～29岁的27378人；30～39岁的12901人；40～54岁的23166人；55岁以上的11799人。
  建国后，据1964年和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全县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有四种情况： 年龄结构转向“年轻型”。1982年，全县7-18岁的青少年人口103777人，占总人口32.08%，比1964年55907人，增长83.83%。
  劳动年龄人口增多。1982年，全县男16～59岁的劳动人口85858人，女16～54岁的72130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26.81%和22.52%；比1964年男劳动人口54295人、女劳动人口43592人分别增加31563人和28538人，分别增长58.13%和65.46%。
  育龄妇女人口增加。1982年，全县15～49岁的育龄妇女人口7131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2.27%；比1964年41689人增加29624人，增长71.05%。
  老年人口比例增大。1982年，男60岁以上的老年人8390人，女55岁以上的老年人16007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和5%；比1964年男老年人增加3865人，女老年人增加5741人，分别增长85.41%和55.9%。其中，有80岁以上高龄的男老年人208人，女老年人506人，分别比1964年增长1.1倍和86.71%。
  1964，1982年东乡县人口普查年龄结构表表3-4 注：1964年总人口包括临川县划给东乡管辖的地域人口普查数。
  第三节文化水平 《东乡统计》载：民国35年（1946年），全县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29343人，占总人口的22.59%，其中，大专66人，中学2300人，小学12884人，私塾14093人。在各种文化程度总人口中，男性占84.35%;女性占15.65%。文盲人口8299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3.86%。
  建国后，人民文化程度提高很快，城市之间、男女之间文化程度的差距逐渐缩小，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重明显下降。1982年，县内每千人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2.94人，高中文化程度的55人，初中文化程度的125.8人，小学文化程度的386.8人。
  1964、1982年东乡县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统计表表3-5 注：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包括毕业肄业和在校人数，下同。
  1982年东乡县男女文化程度比较表表3-6 1982年东乡县城乡人民文化程度比较表表3-7 1982年东乡县文盲、半文盲人数统计表表3-8 第四节职业构成明嘉靖二年（1523年），东乡总户数29008户，其中农业户24724户，占总户数（下同）的85.22%；各色匠户1675户，占5.77%；军户2381户，占8.21%; 军官、力士校尉62户，占0.02%；儒、医户53户，占0.018%；马舡、捕户9户，占0.003%；阴阳僧道户104户，占0.35%。
  民国35年（1946年），东乡在业人口44730人，占总人口的34.43%，其中男性44198人，占男性总人口的66.58%，占在业人口的98.7%；女性532人，占女性总人口的0.84%，占在业人口的1.3%。在业人口的行业构成：农业38661人，占在业人口（下同）的86.43%；工矿业1801人，占4.02%；商业1603人，占3.58%;交通管理67人，占0.15%；公务1586人，占3.54%；自由职业525人，占1.17%；其他487人，占建国后，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在业人口156665人，占总人口的48.91%，其中男性87497人，占男性总人口的52.84%，占在业人口的55.85%；女性69168人，占女性总人口的44.71%，占在业人口的44.15%。
  在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全县农林牧渔劳动者124186人，占在业人口（下同）的79.270%%；产业工人、运输工人及有关人员18299人，占11.68%；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758人，占4.31%；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3116人，占1.99%；商业、服务人员4207人，占2.69%；其它劳动者99人，占0.06%。
  第五节民族姓氏东乡素为汉族聚居之地。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汉族人口32021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9.97%；少数民族人口7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03%。按民族统计，侗族23人，回族24人，满族7人，壮族7人，蒙古族5人，苗族5人，土家族4人，瑶族2人，白族1人。这些少数民族人口都是建国后分配来东乡工作的干部和工人，分散居住在县城。
  民族姓氏，据1983年县地名办公室普查资料，全县有丁、卜、于、万、马、王、方、戈、文、邓、毛、白、史i卢、甘、叶、冯、占、艾、乐、帅、朱、孙、许、向、江、汤、刘、危、全、严、余、闵、汪、沈、吴、何、肖、邹、郑、李、宋、辛、邱、杨、张、陆、易、罗、金、范、宗、陈、周、林、钟、胥、施、俞、胡、祝、郭、姜、封、赵、洪、查、姚、饶、侯、涂、倪、秦、桂、陶、唐、顾、袁、聂、夏、徐、高、崔、游、龚、章、梁、黄、梅、曹、傅、雷、韩、程、董、童、鲁、舒、揭、彭、谢、曾、嵇、 黎、鄢、熊、颜、廖、谬、蔡、琚、戴、魏、上官、欧阳等115姓。拥有2千户以上的姓氏有下列七姓：l、李氏。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年），李行远从南城盱江书院迁至珀玕；又一支由福建省邵武花桥迁入南塘下（今詹墟乡）。迄今县境李姓繁衍到15个乡镇，75个村庄。2、王氏。 北宋建隆年间(961～963年)，王克明从抚州盐埠岭迁至上池瑶田（今虎形乡），迄今王姓在县境繁衍到14个乡镇，61个村庄。3、陈氏。北宋建隆、天圣、元祐年间(960～1086年)，先后由临川县峡山、抚州角山、余江县琯溪迁入古源、桐源（今邓家乡）、朱何陈（今小璜镇）、长林乡陈家定居；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后），一支由九江迁入西库（今邓家乡）；元代至元年间（1271～1294年），一支由九江府德化县迁入松湖（今邓家乡）；明代（1368～1644年），又先后由德化县、崇仁县华山迁入岗背、上边（今邓家乡）、雷家畲（今珀开乡）。迄今陈姓繁衍到15个乡镇，65个村庄。4·何氏。北宋初(960～976年)，先后由福建省白灵寺、进贤县迁入三房、岭子上、小将（今小璜镇）；北宋末（1120～1127年），一支由金溪县迁入何坊（今长林乡）；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一支由金溪迁入小璜村（今X璜镇）。迄今何姓在县境繁衍到11 个乡镇，44个村庄。5、乐氏。据传，早年有黎、王、李、艾四姓聚居长林，后衰败。北宋真宗年间(998～4003年)，乐氏由崇仁县霍源迁此寄居，因村南横亘着一条十多华里的山林，故名长林，后又以所处地理位置分为上市、中市、下市（今属长林乡）。迄今乐氏在县境繁衍到11个乡镇，54个村庄。6、吴氏。唐宝历年间(825～827年)，由余干县邓墩迁入礼溪（今杨桥乡）；五代十国时期，一支由崇仁县罗家桥迁入东岗（今I璜镇）；北宋建隆、天圣年间(960～1031年)，一支由余干县邓墩分别迁入赢塘、横岗（今杨桥殿乡）、城上（今愉怡乡）；南宋末年，吴壬三因父出使大金被留未归，奉老母之命从余干县迁入礼源（今小璜乡）定居。迄今县境吴姓繁衍到14个乡镇，58个村庄。7、张氏。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从南昌西山迁入竹山块（今长林乡）；清光绪年间，又一支由进贤县邱家村迁入下磨潭（今詹墟乡）。迄今张姓在县境繁衍到13个乡镇，51个村庄。
  第三章计划生育 1957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1972年，县委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84年5月改为计划生育委员会，属县人民政府常设机构，下设宣传站；各乡（镇）场、工矿企业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配计划生育专职助理员；行政村和居民委员会设计划生育小组，每个小组有计划生育协理员。
  第一节晚婚 1971年，城乡开始宣传晚婚、晚育。1974年，贯彻计划生育“晚、稀、少”的原则，提倡男25周岁、女23周岁，或男女青年年龄总和满48～50岁为晚婚年龄。1981年以来，按法定婚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推迟三年以上结婚为晚婚；女24周岁以上生育为晚育。凡男女双方实行晚婚者，县规定各增加婚假l5天；女晚育者延长产假34天，假期工资、奖金照发。20多年来，晚婚、晚育的这些规定，在城镇，80%以上的青年执行较好；在农村，由于受到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统习惯的影响，晚婚执行较差。据统计，1980年，全县初婚女青年1025人，实行晚婚的726人，晚婚率70.8%;1982年，初婚女青年1730入，实行晚婚的783人，晚婚率45.26%；1984年，初婚女青年1925人，实行晚婚的509人，晚婚率26.44%；1985年，初婚女青年1835人，实行晚婚的420人，晚婚率22.88%。
  第二节节育 1957年，县内进行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开始采取避孕和其它节育方法。避孕方法有使用避孕工具和避孕药物两种。推行节育范围当时只限于县城机关单位。1964-1965年，全县售出各种避孕工具17000多只，避孕药片130瓶，安置避孕环妇女93人，采取其他避孕方法的638人。1976～1981年，全县平均每年落实节育措施的人数为7809人，占6年中年平均应落实节育措施人数(36165人)的21.85%；其间，1979年节育人数高达12734人，节育率38.69%。1983年，落实节育措施人数37575人，节育率88.8%。1985年，落实节育措施人数39720人，节育率74.57%。
  1982年起，对计划生育避孕药品，实行免费供应。县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省、地驻县厂矿及各乡镇卫生院设有避孕药品免费供应点；县医药公司药店、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站、县城街道办事处设有避孕药品专柜或避孕药箱。据统计，全县免费供应避孕药品（国家补贴）金额：1982年1.446万元；1983年1.5万元；1984年1.7475万元；1985年1.7875万元。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凡实行计划生育好的夫妇，给予奖励；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给予必要的处罚。对有生育能力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只要其采取避孕措施，保证不再生育，经自愿申请，发给《独生子女证》。1982年，全县生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共5678对，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有720人；1983年，一胎夫妇6962对，领《独生子女证》的1491人；1984年，一胎夫妇7637对，领《独生子女证》的1681人；1985年，一胎夫妇8697人，领《独生子女证》的1736人。县城机关、企事业单位一胎夫妇有70%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凡登记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发给一次性奖金；并自领证日起至子女14周岁止，每月发给儿童保健费；独生子女就医、入托、入学、招工、招干、住宅安排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
  20多年来，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发展，逐步控制了人口盲目增长。1982年，全县出生人数5258人，计划生育率73.53%，其中计划内l胎率57.16%，2胎率24.75%。1985年出生人数4248人，计划生育率71.24%，其中计划内l胎率67.33%，2胎率26.37%。
  1964-1985年东乡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表表3-9 第三节优生优育婚前检查是优生优育的基础工作。
  1953年，根据国家颁布的《婚姻法》，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凡申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以前，男女都要进行健康检查，做好优生的初筛工作，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基础。婚检时，结合宣传计划生育，介绍卫生知识和今后需落实的节育措施；婚检合格后，发给结婚合格证书和孕妇保健预约卡。对患有重度遗传性智力低下、精神病、性病和麻疯病患者未治愈前均不准结婚；对处在各种法定传染病的隔离期，慢性病活动期的病患者暂缓结婚；对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均不准婚配；对男女性生殖器畸形，经矫正手术后才准结婚；对全身白化病、垂直性侏儒症、小头畸形、全色盲、先天性聋哑、进行性营养不良、先天性成骨不全和原发性癫痫等病患者，要进行绝育手术方可登记结婚。1985年，全县接受婚检的男女青年共1348对。
  为了做好优生的基础工作，1.950年，开始推行新法接生。全县各地逐步建立了孕妇产前检查三次，产后访视三次的保健制度，控制了新生儿破伤风感染。在孕妇检查中，对有生殖系统畸形、胎位不正、前置胎盘、胎盘早期剥离、妊娠毒血症等异常情况孕妇，则护送医院及时诊治，必要时进行手术处理。1951～1959年，全县孕妇检查率30～50%，年平均新法接生率74%，产后访视率70%；1960～1982年，孕妇检查率60～80%，年平均新法接生率90%，产后访视率89%。1983年起，由单纯的新法接生发展到母子系统管理，对孕妇及0～7岁幼儿建立系统保健管理卡j定期进行检查。如孕妇在孕期、产前、产后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便及时指导处理，使优生优育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5年在詹墟乡官家、岗上积乡坪塘、愉怡乡文七位、店前乡徐坊、王桥乡王桥、长林乡窑上等6个村先后建立了妇产室，对孕妇分娩实行了“高危筛选”，经过重点监护，确保母子健康，为优生创造了良好条件。到1985年底，全县孕妇检查、新法接生、产后访视普及率均达99%以上。
  优育是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从1952年开始，全县逐步建立了“预防接种卡”制度，对幼儿按时进行预防接种。1958年后，在女职工较多的工商企业单位建立了幼托组织。1982年起，县妇联、计划生育办公室在县妇幼保健站的配合下，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后，对城镇0～7岁幼儿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根据幼儿健康和智力发育状况评出健美儿，发给奖品予以鼓励；在检查中，查出患病的幼儿，及时进行治疗。1982年，县城参加健康检查的幼儿2011人，评出健美儿116人，占应检人数的5.27%；查出体弱儿814人，占应检人数的40.4%。1985年，参检幼儿1206人，评出健美儿62人，占应检人数的5.14%；查出体弱儿318人，占应检人数26.46%。
  第四章人民生活第一节收入职工收入旧志载：清末，县署官员与役差的俸薪收入差距很大，主官（知县）年俸银45两；属官31.52～40两；役差5.9～6两。民国时期，官、役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更大。民国34年（1945年），县长月薪300～520元（法币，下同）；科长级130～200元；科员级80-140元；事务员、雇员55～100元；工役28元。民国37年（1948年），实行币制改革，物价猛涨，工务员每人增基本数100万元，月薪加4000倍；而工役只增基本数60万元，月薪不加成。据民国25年《江西年鉴》载，受雇于店东业主的手工业工人全年工资收入（伙食在外）：铁匠120元（法币，下同）；木匠85元；篾匠74元；泥水匠85元；裁缝57元；理发匠72元。建国后，县内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稳步增长，据统计，1950年为184元；1960年为361元；1970年为473元；1978年为455元；1980年为569元；1985年为837元，比1950年增长3.5倍（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85年全民职工人数由1950年的503人增加到12356人，（不含省、地驻县企业职工人数），比1950年增长24倍。由于就业面的扩大，职工赡养人口相对减少；1957年，平均每一职工赡养人口4人多，1985年减少到2人以下。
  劳保福利收入60年代，全县工商、金融企业季度综合奖金提取率占企业职工基本工资额的6%；70年代末，开始按企业经营效益，一年发给相当于职工2至3个月工资额的奖金。1979年以前，全县用于职工的劳保福利经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8～10%；1985年，县及县以下机关、全民企事业单位劳保福利费用总额316.44万元（含离、退休、退职费211.87万元）。为了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国家还补贴了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品等）的物价差额。
  由于职工多次调资升级，就业面扩大，奖金收入增加，劳保福利费增多和其他因素，使职工家庭人平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据抽样调查，1985年职工家庭人均收入150～300元的占30%，300～400元的占28.57%，400～600元的占34.28%，600-1000元的占7.15%。
  农民收入清末至民国初，农民收入主要靠经营土地和从事雇佣劳动所得。据《江西农业统计》载，民国25年（1936年），全县佃农占总农户的35.7%；自耕、半自耕农占64.3%。佃户租种客田为业，每年倾田所出，交租后，所剩不敷全家两个月的口粮，遇上灾年，还要借谷纳租。自耕农种田，扣除劳力、生产投资及国税后的年净值：上等田2～14元（法币，下同）；中等田0.5元；下等田无收益，甚至贴交国税；全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不及20元。农民失去生存的基础，或债台高筑，或背井离乡。民国26年（1937年），全县负债农民的比重，借谷户占总农户90%，借钱户占80%。民国35年（1946年），《东乡人民富力等级统计表》载，据19个乡镇抽样调查，农民家庭贫富状况为：富裕户（甲户、乙户）占3.42%；中等户（丙户）占30.63%；贫困户（丁户、戊户）占65.95%。建国后，通过土地改革，少地无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在人民政府的扶助下，生产有了发展，生活开始改善。但一段时期受“左”倾路线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改善不大。1958年，全县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35.7元；1958～1963年5年间，年人均纯收入45.68元；1963～1978年15年间，年人均纯收入仍然只有74元。1979年始，随着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1979年，全县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91.68元；1982年为117元；1983年为229元；1984年为315元；1985年为362元。在人均收入中，农民从农业合作化后集体统一经营中分配得到的收入占80%以上。1979年后，由于农村逐步实行和完善了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到1985年，广辟了致富门路，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中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只占5%；家庭经营收入占90.88%；其他非借贷收入占4.12%。
  由于农业生产发展，农产品价格提高，工农业产品比价调整，使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于城镇职工的增长速度。1985年与1958年比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35.7元增加到362元，增长10倍多；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从84元增加到428.6元，增长4.1倍（均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第二节消费明、清和民国时期，全县人民生活消费情况缺资料。
  建国后，城乡人民收入的增加带来了货币支出和实物消费量的不断增长。
  消费水平据抽样调查：1984年，城镇职工家庭全年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365.6元，比1983年增长31%，比1957年增长l倍多（均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下同），其中食品消费246元，占全年人均生活费总支出（下同）67.29%；衣着消费34.1元，占9.33%；日用品消费30.84元，占8.43%；非商品消费54.66元，占14.05%。农民家庭全年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1984年为267.82元，比1978年增长1.6倍；1985年为322.47元，比1978年增长2.1倍。在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中，1985年食品消费202.37元，占全年人均生活费总支出（下同）62.75%；衣着消费26.77元，占8.3%;住房消费54.77元，占16.98%；日用品消费24.13元，占7.49%；非商品消费14.43元，占4.47%。
  实物消费量食粮消费，城镇职工、居民以大米为主。1955年始，按国家颁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实行计划供应，延续到1985年未变。其间，对用粮标准先后进行过4次调整。1973年第四次调整后的每人每月定量标准：体力劳动者平均49斤；干部及其他脑力劳动者平均29.5斤；大、中学生平均33.5斤；一般居民及10周岁以上人口平均27.5斤；10周岁以下人口平均16.5斤。农民以自留稻谷为主粮，辅之以红薯、粟米、荞麦等杂粮。粮食统购后，1955年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口粮455斤（稻谷、下同）；1958年为512斤；1962年为361斤；1966年为546斤；1976年为520斤；1979年为607斤。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政策，当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664斤。
  猪肉和食糖，全县人均年消费量：1950年分别为0.85斤和0.52斤；1958年分别为3.8斤和2.6斤；1970年分别为7.6斤和5.6斤；1980年分别为11.9斤和5.8斤。1981年始，食糖取消定量，敞开供应。1985年，猪肉放开价格，敞开供应。
  1985年农民家庭人平主要实物消费量表表3-10 消费结构50年代，多数农民家庭经济底子薄，半数以上家境贫困，终年劳动只求温饱；直到1978年，那种吃粗菜淡饭、穿缝补布衣、两代共床同住土瓦房的情况依然存在。1979年后，通过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消费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据抽样调查，在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结构中，吃的比重下降，用的比重上升，特别是住房比重大幅度上升。1985年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结构变化较大，与1978年比较：食品支出从67%下降到62.75%；衣着、住房和日用品支出从21%上升到32.57%，其中住房支出从0.7%上升到16.98%。在城镇职工家庭生活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比重略有上升，穿着与日用品消费比重增长较快，从1978年的12%上升到17.72%。全县人民对穿着和日用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较普遍的由低档趋向中、高档。据1985年农村分点调查，全年人均购买棉布的支出为4.03元，而购买化纤布、呢绒、绸缎的支出为12.7元，购买尼龙衫、毛线及毛线织品的支出为1.34元。在全部穿着开支中，棉布和棉布服装只占22.26%。城镇中青年职工、居民与农民相比，他们所用衣料，前者选的质地较优，花色也较多。用的方面，变化更明显，多种耐用消费品已进入城乡居民家庭。据农村分点调查，1985年，对耐用消费品每百户年末拥有量为：自行车54.29辆，缝纫机22.86架，手表81.43只，沙发8.57个，大衣柜81.43只，写字台72.86张，收音机82.86台，电视机2.86台。城镇职工对家庭生活日用品更加讲究，90%以上的家庭有自行车、手表、收录机、电视机、电风扇、大型家具，少数户还有洗衣机、电冰箱。
  社会商品购买力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即已实现的社会商品购买力）：1950年为212.6万元，1978年为3164万元，1985年为6131万元，比1950年增长28.84倍，平均每年增长191万元；比1978年增长1.94倍，平均每年增长424万元。全县城乡人民已实现的消费品购买力：1950年为131万元；1978年为1961万元；1985年为4346万元。主要日用消费品社会零售量：1985年与1952年比较，棉布增长2.8倍；胶鞋增长18.5倍；毛线增长50.7倍；肥皂增长65.8倍。1985年与1963年比较，手表零售量增长6.2倍；自行车增长8.6倍；缝纫机增长7.8倍；收音机增长53.7倍。
  居住条件据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载，1950-1985年，城乡集镇和县属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新建竣工职工住宅总面积为10.7万平方米；在册职工平均每人占有住宅面积8.6平方米。其中，1979-1985年新建面积65490平方米，占竣工总面积的61.2%。1985年底，城镇职工和居民私人筹资兴建住宅面积为5万多平方米。70年代中期，农村少数农户开始改善居住条件。进入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逐步落实，农民建房者逐年增多。据1985年对县内14个乡（镇）和一个行政村抽样调查，建国后这些地方的农民共新建住房154.1万平方米（其中60%的新房是在1979～1985年中建造的）；人平占有住宅面积（包括旧房）17.1平方米。
  文化生活1949年，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5.4%；成人中的文盲率达85%左右。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适龄儿童入学率1965年上升到93%，1984年上升到97.5%。青壮年无盲率为84.4%，基本实现了无盲县的要求。全县每万人口中拥有中、小学在校学生数：1949年分别为8.4人和308.7人；1985年分别增加到417.2人和1604.3人，比1949年分别增长38.6倍和50.9倍。全县每10万人口中拥有文化馆、站：1949年为0.67个；1978年为4.1个；1985年为4.8个，比1949年增长6.1倍，比1978年增长17%。广播、电影事业从无到有，全县每10万人口中拥有广播站：1950年为0.66个；1985年为5个，比1950年增长6.5倍。1955年，全县电影放映单位只有1个，放映120场次，观众30509人次，全县每5人中只有1人看过1次电影。1975年，全县有放映单位19个，放映4600场次，观众240万人，平均每人看39次电影。1985年，全县有放映单位35个，放映7110场次，观众597万人次，平均每人看了18次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