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晏殊（991～1O55） 字同叔，谥号元献。北宋临川文港沙河村人。自幼聪慧绝伦，7岁能文，有“神童”之誉。一次对对联，塾师刚说出上联：“圣贤书中求富贵”，晏殊即接口对出下联：“龙虎榜上争魁豪”。博得塾师连声称赞：“此儿出语不凡，日后必成大器！”14岁时，由江南安抚张知白举荐进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考生同试于朝，年少才高，为真宗瞩目，赐同进士出身。后二日，复试诗、赋、论，他见所考的赋题是自己以前作过的，便如实启奏，请求改题，整个考场为之骇异。改题后，他文思如潮，挥笔疾书，锦句联珠，才华横溢，真宗更是赞赏不已，派他担任秘书省正字，留在秘阁读书。他学习勤奋，深为直史馆陈彭年所器重。
  景德三年（1006），晏殊16岁，召试中书，任太常寺奉礼郎；18岁任光禄寺丞；19岁献《大酺赋》，召试学士院，任集贤校理；23岁归守父丧，24岁回京，随真宗祭祀太清宫，赐绯衣银鱼，诏修宝训，同判太常礼院。同年丧母，未终服，再任太常寺丞；28岁为升王府记室参军；29岁任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权知制诰；30岁为翰林学士。他学识渊博，办事干练，真宗每遇疑难政事，常以“方寸小纸细书”咨询，凡所对，多获采纳，倚为股肱。
  宋仁宗即位，晏殊年32岁，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迁给事中。时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处理朝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独见奏事”，独揽大权，朝中众官，议论纷纷，但束手无策。晏殊深谋远虑，第一个提出“垂帘听政”的建议，妥善解决矛盾，防止辅臣用事，大权旁落，显示了随机应变的卓越才能。34岁任礼部侍郎，预修《真宗实录》；35岁任枢密副使，上书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章献明肃太后旨，37岁罢知宣州，改应天府，在该府大兴学校，延范仲淹以教诸生，史称“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41～43岁，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为三司使、参知政事、迁尚书左丞。后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贬知亳州、陈州；48岁时召还，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53岁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相位，兼集贤殿大学士、枢密使。值赵元昊谋反，朝廷疲于用兵陕西，节节失利。晏殊全面分析当前的军事形势，从失利中找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奏请撤销“内臣监兵”，革除“以阵图授诸将”，按照上级规定的模式被动作战的积弊，使前方将帅得以因地制宜，灵活指挥；又请拿出“宫中长物”资助军饷，因而军械充足，士气高昂，很快平定了此次叛乱。
  荐贤举能是晏殊的突出政绩和贡献。庆历三年（1043），王安石和十多个同榜进士去拜见晏殊，晏殊为王安石赠言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寄寓为官为人需胸怀宽广之意。庆历四年（1044），晏殊年54岁，因事罢相，以工部尚书贬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后又以礼部、刑部尚书徙知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60岁迁户部尚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63岁徙知河南，迁兵部尚书，封临淄公；64岁告疾回朝，次年病卒。他多年身居显位，却平易近人，到处罗收人才，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等当世知名之士都在他的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经他栽培、荐引，均得到重用，成为北宋政治上、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仁宗听到晏殊逝去的消息，伤感不已，罢朝二日，亲临丧事，敕葬许州阳翟县的麦秀山，追赠词空兼侍中，谥元献。王安石在凭吊晏殊的挽词中写下了“功名千载下，不负汉廷臣”的崇高评价。
  晏殊善作词，有“宰相词人”之称。他的词，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已《阳春集》的高超技巧，文字典雅，韵律和谐，气象雍容，华贵赡丽，开创北宋有名的“婉约词派”，被誉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所作词，既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奇联巧对，又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样的名篇佳句。风流蕴藉，淡雅有情思，是词坛公认的“小令高手”。他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词，著有诗文集240余卷，然散失殆尽，仅有《珠玉词》1330余首及清人所辑的《晏元献遗文》行世。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宰相词人”，将县城（今抚州城区）一条街命名为“同叔路”。
  王安石（1O21～1O86） 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临川。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人。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王安石从小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读书过目不忘，作文疾笔如飞，情理俱妙。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劳苦阶层，对当时国家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所了解，很早就立下“矫世变俗”的雄心壮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后，签书淮南判官。庆历七年调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他把鄞县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舞台”，雷厉风行破陈规，去陋习，办学校，修水利，扩种桑麻，发展农业生产，不到三年就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特别是在青黄不接之时，低息发放平时储粮，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度过春荒，深受当地群众爱戴。皇佑三年，改任舒州通判。至和三年二月，领开封群牧词判官。第二年调任常州知州，嘉祐三年三月，就任江东提典刑狱。这段时间，他先后当了18年地方官，深谙朝政得失，洞察民间疾苦，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为以后变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奉召进京，入直集贤院。次年，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其间两次上书仁宗（《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献革弊兴利、富国强兵之策，未获采纳。神宗即位初，王安石以知制诰出知江宁府。不久召回，任翰林学士兼侍讲。鉴于变法刻不容缓，而且条件逐渐成熟，他觐见神宗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申述自己“矫世变俗”的政治抱负。《札子》全面分析了宋朝初期和中期“百年无大变”的表象，抓住“内忧、外患、国弱民穷”的实质，从“祖宗之法”上找原因，提出“改弦更张，变法革新”的主张，远见卓识，高人一等，立刻引起这位年轻而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的重视。熙宁二年，升任参加政事（副相）。熙宁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在神宗的支持下，亲自主持制置三司条例词，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兵役、保马、方田等新法，从各方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特权，保护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积极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大力改革科举，整顿学校，训释《诗》、《书》、《周礼》为《三经新义》，配合变法，兴教育才；还开源节流，充实国库，训练士卒，加强战备，审时度势，派王韶用兵西夏，发动“熙河战役”，收复河湟（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失地二千里，张扬了北宋国威。他的变法，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各方面都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就。
  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执着推行新法，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新法触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诲、吕公著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由于曹太后、高太后等最高统治者的顽固梗阻，神宗信任不专，给他的变法带来重重困难。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任江宁知府。次年二月复相，虽继续实施变法，唯以用人不当，吕惠卿误事，朝野阻力增大，难以贯彻实施。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直至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嗣位，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被全部废止。身居江宁，心系朝政的王安石，看见自己苦心推行的新法前功尽弃，多年从事的改革付之东流，叹息不已，忧愤满腔，于次年三月含恨去世。他的变法虽因保守派的反对而遭到挫败，但它毕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作了可贵的努力，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列宁对他的变法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的“三不足”的唯物辩证观点和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王安石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主张“文以适用为本，务求有补于世”。“所作散文雄健峭拔，畅达而精炼”。《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长达万言，而《答司马谏议书》却不足四百字，不论是长篇还是短牍，都是议论警辟，酣畅淋漓。他的诗歌遒劲清新，《诗史》、《商鞅》、《元日》、《过瓜州》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其“春风又绿江南岸”成为千古绝句。他的词作虽少而气魄宏大，脱俗不凡，《桂枝香·金陵怀古》尤为脍炙人口。他生平著作极为丰富，除《字说》、《钟山日录》两书已经散失外，尚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多部著作传世。
  王安石为人刚正，议事敢于坚持己见，不随声附和；变法能认定目标，百折不回头，人称“拗相公”。他身居宰相高位，仍清廉自守。“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盛赞他“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声色”，是“世之伟人”。就是他的政敌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其人素养有德行，平生行止无污点”。
  他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曾先后5次回到临川，写了不少诗文，留下了许多胜迹，为“才乡”增光添彩。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乡贤，曾在其故居盐埠岭旧址建立荆公祠，并将县城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荆公路。1986年，全国许多著名学者云集抚州城，隆重纪念王安石逝世900周年。会议期间，曾就“熙宁变法”的原因、条件、主观愿望、客观效果及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等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与会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摒弃了一些历史偏见和不实之词，既谈成就又谈失误，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历史作用和巨大功绩。江西省人民政府还拨出专款，在抚州市赣东大道南端建立“王安石纪念馆”，纪念这位当年叱咤北宋政坛，至今仍然受到世人敬重的伟大历史人物。
  晏几道（1O３1～11O6） 晏殊第七子。字叔厚，号小山。自幼潜心学艺，旁及百家，文章翰墨，自立规模。虽出身于宰相之家，却从不倚仗父势或借助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督这样的小官。熙宁七年（1074），郑侠上《流民图》，请罢新法，获罪下狱，亲友悉遭株连，几道亦在其列，罪当诛。后在郑侠家搜到他写的诗：“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为神宗所欣赏，将他赦免。他秉性刚直，乐于助人，一生困窘潦倒。
  几道精音律，工小令，在词坛上与晏殊同称“临川二晏”，其词风格婉约，写男女之情缠锦悱恻，凄婉动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称他“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所作《临江仙》及另一名作《鹧鸪天》，通过几个生动、感人的画面，抒写离别之愁，相思之苦和重逢时的喜悦，情真意切，九曲回肠。其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等句，对仗工整，艳丽绝伦。著有《小山洞》1卷。
  汤显祖（155O～1616） 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别署清远道人。明代临川县城东文昌里人。
  生而颖异不群。12岁能作诗，21岁中举。工古文，尤精乐府歌赋及五七言诗，才名闻于海内。因其重名节，轻富贵，坚拒当朝宰相张居正的诱挟，遭到排斥，连续四年进京考试均不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二年，才考中进士，后又因不肯依附豪门，为当朝辅臣申时行、张四维所不容，只做到南京太常博士这样一个有职无权的闲散小官。两年后，改任詹事府主簿。万历十七年，升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年轻时曾受业于“秦州学派”创立者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思想比较激进。到南京后，又与顾完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等东林党人结识，经常在一起议论朝政，抨击时弊。万历十九年，他满怀义愤，写下洋洋万言的《论辅臣科臣疏》，列举当朝宰相申时行结党营私、专横独断、贪污受贿、败坏朝政等多种罪行，请予撤职查办。疏上，昏庸而又偏听偏信的明神宗，不但没有接受汤显祖的忠谏，反而恼羞成怒，将他贬为广东徐闻典史。
  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历时五年。这是他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五年。五年间，他兴建书院，讲学论道；消灭虎害，发展生产；抑制豪强，纾解民困；特别是春节期间，一反常制，将大批囚犯放回家中过年，看灯。囚犯及其家属无不感泣，届期自觉归狱服刑，改恶从善者甚多。他还经常下乡察访民情，根据需要和可能，在农田水利，缉盗防赌，发展农商贸易上办了很多实事，使偏僻山区成为文明昌盛之邦，达到“野无盗匪，民无怨声”，政通人和，获得“醇吏声为两浙冠”的称誉。
  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目睹朝政腐败，社会黑暗，忧心如焚，怀着极端失望和愤懑的心情，辞官归里，在山明水秀的临川从事戏曲的研究和创作。当年秋，写成流传千古的浪漫主义爱情悲剧《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后二、三年，又陆续写出传奇戏曲《邯郸记》和《南柯记》，连同早年写的《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四梦”是汤显祖的天才杰作，它以梦境为纽带，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猛烈抨击封建礼教，赞美婚姻自由，思想内涵丰富，艺术成就很高，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戏剧艺术库中的瑰宝。“四梦”中的《牡丹亭》不仅在国内舞台上盛演不衰，而且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先后被译成德、英、日、俄等多种文字，传播到国外，与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齐名。因而被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汤显祖一贯认为“戏剧来源于生活”。他不仅研究历史（包括传奇），研究社会，观察生活，从中汲取丰富的创作营养，成功地塑造了杜丽娘、柳梦梅等色彩鲜明、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且“亲掐檀板教小伶”、“自踏新词教歌舞”，指导宜黄戏（海盐腔）的排练和演出，在实践中反复琢磨、检验、发展自己的戏曲创作理论。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精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戏曲必须注重“令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的社会教育效果。强调演员要加强自己的艺术修养，要在现实生活中体验角色。他为我国戏曲表演艺术的提高作过重要贡献。
  汤显祖诗宗香山、唐山，文学南丰、临川，创作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反对拟古、拘泥声律和追求“镂字摹声”、“丽词俊音”等形式主义倾向。他的诗文成就很高，名重一时，除《临川四梦》外，尚有《玉茗堂诗文全集》行世。
  李绂（167３～175O） 字巨来，号穆堂。清代临川荣山人。
  康熙四十七年（1709）乡试第一。翌年中进士。初任翰林院编修，通读《永乐大典》二万余卷，工作成绩显著，升内阁学士，迁礼部侍郎兼左副都御史。康熙六十年担任会试主考管，出榜时，发生落第考生聚众闹事，御史上疏弹劾，康熙疑其有弊，贬谪永定河效力。李绂蒙冤，路过芦沟桥时作诗云：“身世浮沉两谬悠，且将公论付千秋；只知国事和家事，敢怨清流向浊流。”慷慨悲怆，表现他虽然蒙冤受屈，身处逆境，却仍然忍辱负重，为国事尽力的坦荡情怀。
  雍正元年（1723）正月，李绂奉召回京，任吏部右侍郎，七月间，因漕船屡遭抢劫，京城缺粮。李绂奉命以吏部侍郎身份赴天津，督催漕粮，日夜操劳，确保各地漕粮源源运京。雍正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亲书“奉国罄心”四字，予以奖励。
  次年，李绂调任广西巡抚，他惩贪肃暴，勤政爱民。时境内土苗凶杀，生产遭到破坏。他深入调查研究，抓住主要问题，从教育、诱导人手，平息争端，制止械斗，并严禁汉官、土司欺压苗民。如发现督、府、司、道擅立名目，勒索财物，即严加处置，先后查获各级官吏贪污受贿赃银82万余两，还将情节严重的南宁知府革职查办。吏风为之一新，土苗畏威感德，竞相释怨言和。他在担任广西巡抚期间，曾将节余俸银千余两寄回老家荣山，兴建义仓一所，积谷济贫，每当青黄不接，寒冬腊月或天灾人祸之时，附近缺衣少食者多得其助，口碑犹在。
  雍正四年，李绂调任直隶总督，适逢大水，民多死亡。他根据州、县要求，果断下令各地开仓救灾，然后上书朝廷，为自己擅自开仓出谷请罪，雍正认为他做得对，免于处分。
  李绂秉性刚直，不畏强暴。他得知河南巡抚田文镜横行乡里，贪赃枉法，恶迹昭著，即怒气填膺，接连上疏弹劾，不料反为田所诬，是非混淆，被雍正革职，交刑部审讯。刑部查抄他的家产，发现室内简陋，别无长物，甚至他夫人的首饰，都是铜制品，根本不像达官显宦的家属。雍正这才相信他的清廉，将他赦免，还派他纂修《八旗通志》。他杜门谢客，专心著述，历时八年。
  乾隆二年（1737）九月，李绂被起用为户部左侍郎，管理三库，又因荐人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受到朝廷斥责，贬为詹事府詹事。不久丧母，归家守孝。捐资在临川县城创办“青云书院”，并亲自主持教席，一时名士云集，重振“才乡”教育雄风。乾隆六年回京，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61岁时担任江南主考，因阅卷过多，积劳成疾，遂告老归家。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病卒。
  李绂一生精研理学，文章亦工。著有《春秋一是》、《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学谱》、《阳明学录》、《穆堂初稿·续稿》等书行世，还精研历史，所作《书〈辩奸论〉后二则》、《书〈宋名臣言行录〉后》、《书〈邵氏见闻录〉后》等文，敢于坚持真理，摒弃世俗偏见，实事求是，为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辩诬，在当时很有影响。他对地方志也很重视。任广西巡抚时，曾主修《广西通志》。归家守孝期间，又主纂《临川县志》，均以“三才”（史才、史德、史识）见称。
  纪大奎（1756～1825） 字向辰，号慎斋。清代临川龙溪人。
  幼从父读书，秉承“慎、独”家训，书之于壁，朝夕诫励。乾隆四十四年（1779）乡试中举，任《四库全书》馆誉录。京中有个大官很赏识他的才华，想请他当家庭教师，还答应以后荐他进翰林院或内阁做官。而他秉性耿介，坚辞不就。乾隆五十一年出署山东商河县知县，后改任丘县、昌乐、栖霞、福山、博平等县知县，均能廉政爱民，轻徭薄赋，深受各地群众爱戴。嘉庆十一年（1806），调任四川什邡县知县，更是办学校，兴教化，振风气，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严惩匪盗淫赌，奖励勤劳耕织。在任十余年，“岁皆大熟”，县邑大治。政绩闻于朝，提升为合州知州。道光二年，告病归家，五年后病卒。
  纪大奎一生精研程朱理学，造诣很深。对数学、考据、占卜、地理、地方志等门类，也作了长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在四川什邡任职期间，曾亲自编纂《什邡县志》54卷；告病回乡后，又在临川县城（今抚州市）主编《临川县志》32卷。他编史修志态度认真，取材严谨，史料翔实，行交流畅，是当时国内较好的县志之一。他一生著作很多，除上述两县志外，还有《观易外编》、《易问》、《双桂堂稿》、《古律经传》、《时文稿》、《地理末学》、《笔算便笔》等书刊行于世。民国期间，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循吏和学者，特将县城东门桥下至大十字街的一段街道命名为“慎斋路”，后一直沿用至今。
  李瑞清（1867～192O） 字仲麟，号梅庵。临川温圳人。
  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从小热爱学习，工古文，善书画。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自后历任翰林院庶古工、江宁提学、江苏布政使、两江师范监督、南京学使兼两江师范监督。晚年隐居上海，自称清道人，别署玉梅花庵道士。
  李瑞清一生致力教育事业，卓有声誉。任江宁提学时，采用耐心教育与恳切开导相结合的方法，平息当局颇感棘手的学潮，博得舆论好评，调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监督（相当于校长）。两江优级师范是著名的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始创于光绪二十九年。建校初期设备落后，师资不足，规模尚小。瑞清到职后，以“为国育才”为已任，积极筹措资金，扩大建筑，修改编制；添置教具，调整学科，大幅度增加现代化科学技术内容。还专程赴日，重金聘请十几名知名度很高的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增强师资力量。他率先提倡劳动教育，建立农场，供学生从事生产实践和劳动锻炼；同时，又十分重视基本技能训练，为手工、图画等专科设置工场，便于学生反复练习。几年间，他“夙兴夜寐，惨淡经营”，把两江师范办成江南地区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高等学府。李瑞清调任南京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后，仍以教学为重。辛亥革命时，革命军围困南京，清朝官吏闻风逃遁，满城皆空，只有李瑞清一人坚守岗位，留在学校督促学生上课如常。这种认真负责的办学精神，深受全校师生敬重。宣统逊位后，他以“孽子孤臣”自居，拒绝在民国政府担任官职，移居上海，以字画谋生。
  李瑞清博学多才，擅长古体诗，绝句尤为凄艳动人。陈可毅有诗赞云：“来往金陵又几时，久闻人说李梅痴；过江名士知多少，争诵临川古体诗。”汪国坦称他的诗为“天闲星人云龙公孙胜。”他还善画，花卉为其所长，画佛尤妙，常以篆作画，以画入篆，熔书画于一体，自成一家。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吴昌硕等，皆出其门下。他精于书法，上追周泰，博宗汉魏，各体皆备，尤工篆隶，秀者如妖娆美女，壮者如勇士横槊。他的书画齐名，名扬海内外，各地来沪求其墨迹者甚众。日本书画界常有人渡海东来，购求其墨宝，至今视为珍品。
  李瑞清年轻时，随父宦游湖湘，为同僚余公所钟爱。余有数女，皆慧美。先妻以长女玉仙，未几以瘵卒；又许以次女，未婚而夭；复以三女梅仙嫁之，结婚仅两年，又赋悼亡。他连遭不幸，心灰意冷，竞未再娶。以后思梅落泪，爱梅成癖，孑然一身，直到民国9年（1920）去世。享年54岁。翰林院遗老曾熙主其丧，挽葬南京牛首山。墓前植梅花300株，建玉梅花庵精舍数间，从其宿愿。后两江优级师范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易园为纪念李瑞清，曾在校内六朝松下重建“梅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又在校内专建“梅庵亭”，缅怀他的办学功绩。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负有盛名的教育家和书画家，也将他在县城住过的“府前街”命名为“梅庵路”。所著《清道人遗集》、《清道人遗集佚稿》均刊行于世。
  傅烈（1899～1928） 原名见贤，化名贺德、贺泽、吁伯凯。临川上顿渡镇人。
  1899年8月27日出生于小商家庭。傅烈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良，常常受到老师的称赞。1917年，在江西省立第七中学读完高中，又怀着“科学救国”的激情，考入九江南伟烈教会大学学习英语，学习期间，听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极大鼓舞。
  1919年夏天，傅烈离开九江，来到工人、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的上海，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1920年5月，他与赵世炎等爱国青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先在“刚福朗司”公学就读，后转到“哈佛尔乐”工厂做工。不久，参加由李维汉、李富春发起组织的“工学世界社”，成为第一批社员。1921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改善学习、工作、生活条件进行的斗争，在斗争中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共产主义者。他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成为旅欧共产党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1923年2月，“少共”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支部书记，傅烈任直属巴黎支部书记。1924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苏联，傅烈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十月革命史和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提高了理论水平，增长了斗争才干。
  1925年夏，傅烈奉命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政治秘书。他和第3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清一道，采取积极措施，将新来的一批共产党员派到各团、营担任政治指导员，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机构。开办第3军军官学校，定期对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为改造这支旧军队，提高它的战斗能力作了大量的工作。当年10月，他随军平定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的叛乱。1926年春，又接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化装成豪商巨贾或军政要员，活动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等地的歌台酒肆与海港军营，搜集情报，使区委能够准确判断形势，作出部署，在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中掌握主动。7月，他参加北伐。第3军进攻南昌牛行车站时，遭到军阀孙传芳4个混成旅的拼死抵抗，当敌军援兵涌至，一些出身滇军的旧军官手足无措、四散逃命之时，傅烈挺身而出，喝住逃兵，稳住阵脚，沉着指挥部队转移到安全地带，使敌人内外夹击、全歼这支军队的计划落空。事后，军长朱培德感叹地对傅烈说：“我这班军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了，但到了关键的时刻却远不如你。” 1926年11月18日，北伐军攻下南昌，第3军留守江西。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兼第3军政治部秘书。12月，中共江西省委成立，又任省委组织部长并负责军事工作。他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将吉安、九江两个特支改为地委，派罗石冰、曾延生分别任地委书记；将南浔铁路沿钱、赣江沿岸各县原有的支部、特支大部分扩为县委。还在有条件的学校、工厂、农村增建十几个支部，大力促进工农运动，为党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创造条件。
  1927年5月，傅烈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工作。这时四川的“三·三一”惨案已经发生，杨音公，冉钧等一大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群众斗争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为此，党中央又将调来不久的傅烈派往四川，委以“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开新局面”的重任。8月，傅烈带着周植贡、刘大元、钟梦侠等同志，历尽艰险，在国民党警、特如麻的西南重镇重庆建立四川临时省委，任临时省委书记。9月，主持召开临时省委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肃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四川的影响，从实际出发，确定本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此基础上，清理遭到破坏的党组织，登记党员，重建重庆、成都2个直辖市委和万县、宣汉、达县、涪陵、蒲江、南溪、绵竹7个县委以及13个特支、4个通讯点。巴山蜀水得又飘起斧头、镰刀的战斗旗帜。
  1928年2月，临时省委在铜罐驿举行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傅烈被选为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会上，他作了题为《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的报告。会后，不辞劳苦深入川东各地，秘密组织农会，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小型分散的游击队，开展抗粮、抗租、抗捐斗争。后又联合各个游击队加以整编，建立一支几千人的川东游击军，从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万（县）达（县）大暴动”。傅烈在川东点燃的革命烈火，很快蔓延全省各地，吓得四川反动当局惶惶不可终日。
  1928年3月9日下午，傅烈在重庆兴隆巷8号参加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时，不幸被捕。凶恶的敌人用尽种种酷刑，未能得到他的任何口供。最后一次，竟兽性发生，惨无人道地将煤油灌进他的嘴里，还用铁丝穿进他的拇指，吊起来毒打，傅烈的指头被扯断，跌落在地，昏死过去。刽子手用冷水把他冲醒过来，他仍然斩钉截铁地说：“党员名单是我们党的秘密，你砍我的头，我也不说！” 傅烈被捕后，党组织曾多次营救无效，1928年4月3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当时国民党刊物《国民公报》曾详细报导傅烈牺牲的经过：“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者上。贺年二十有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面大。应点时‘到’字特别声高。押贺泽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莲花街、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该共党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 ”。他面对凶恶的敌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英勇就义。临刑前，他给妻子陈才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是知道我是怎样死和为什么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信末，还留了两句诗：“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表达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饶毓泰（1891～1968） 又名俭加，字树人。临川钟岭乡人。
  1911年毕业于南洋中学。1913年官费留美。1917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士学位。1922年获著名的普林斯敦大学研究院物理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等职务。194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饶毓泰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成效卓著。他对原子、分子光谱有较深的研究，是世界上早期研究“斯塔克效应”的光谱学家之一。在“气体导电”和“光谱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与自己的导师，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康普顿合写的《电子的初射速度对气体中最小跳水电压的影响》以及《水银蒸气的低压电孤和它对荧光的影响》等论文，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国内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齐名，并被称为近代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他执教高校，上课辅导，一丝不苟；一贯坚持教学与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憎恨黑暗，追求光明，解放前夕，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断然拒绝去台，坚决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出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饶毓泰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至1951年，还担任院、系领导职务。1952年以后，又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学部委员。虽年事已高，社会、学术活动增多，却仍操劳教学，为国育才。他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讲《原子光谱》、《气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为全国高等院校开设同类课程培养了一批教学、科研骨干。六十年代，他已年逾古稀，说话都很吃力，还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讲授《光磁双共振》、《光的相干性理论》等新课，帮助青年教师赶上激光问世后光学和光谱学迅速发展的步伐。这种任劳任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
  “文化大革命”初期，饶毓泰作为一位成就卓越，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科学家，曾被北京大学列为保护对象之一。但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10月16日含冤去世。1973年得到平反昭雪。北京大学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邓小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方毅、王首道等同志出席了追悼会。1979年，饶毓泰的名字列入新版《辞海》。198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光学教研组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及其弟侄的要求，将他所献的5万元存款建立“饶毓泰奖学金”，以激励后生，弘扬祖国科学事业。
  饶漱石（19O３～1975） 又名石泉。曾化名梁朴。临川钟岭乡人。
  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东北地区党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5年赴苏联，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1941年7月以后兼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1945年12月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因支持和参加高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露、批判。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1975年3月2日病死。
  李井泉（19O9～1989） 临川唱凯镇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与舒同、许瑞芳、章应昌、郭忠仁等数十人组织读书会，经常阅读《新青年》、《响导》、《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习马列主义，探讨革命真理。1926年10月，北伐军进攻临川时，他与“读书会”的同学们在城内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唤起民众觉醒，瓦解敌军士气，并动员郊区农民借梯，送弹药，支援北伐军攻城。
  1927年春，李井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朱德率“八一”起义部队路过临川。他毅然投笔从戎，随起义部队南征，任第4军25师政治部宣传员。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士兵中宣传鼓动，还爬山涉水，动员农民参军支前。转战到广东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丰顺县黄金铺区委书记、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等职，成绩显著。
  1930年夏，李井泉调到中央苏区，在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35军（后改编为红军独立第3师）政委、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第3补充师政委。在中央根据地工作期间，曾因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一伙的错误批判，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积极参加反“围剿”的战斗。
  长征中，李井泉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第9军政治协助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其间两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抗战期间，李井泉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副旅长、政委，绥远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晋绥联防司令部秘书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战胜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大青山地区是中国西北的一道门户，绥远的心脏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气候异常寒冷，地域辽阔，东西长300公里，居住着蒙、回、汉族，日伪军骚扰频繁，斗争情况复杂。他根据当地特点，提出以骑兵为主的灵活、快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游击战争策略，冲破重重封锁线，经过大小百余次战斗，粉碎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歼灭大量的土匪、汉奸和日伪。他还经常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的地方，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做好民族之间的团结工作，壮大抗日力量。有一次，游击支队在解放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时，俘敌180人，其中多是蒙古族。李井泉召集俘虏开会向他们讲清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政策，申明民族团结、共同对敌的大义，教诫他们同日、伪划清界线，回到人民一边，接着又把他们全部释放，连枪支也全部发还。塞外各个盟旗深受感动。他率部在大青山地区建立各级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割断敌人的电线，捣毁土围子，配合主力部队全面抗战，先后消灭日军千余人，击毙伪军600余人，俘虏500余人，建立并巩固了大青山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9年2月，李井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先后领导了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参加指挥绥包战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9年冬，李井泉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他留在西南地区工作，和邓小平、贺龙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并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50年初，李井泉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兼行署主任。1952秋，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之地，蒋介石在逃离大陆时，把许多军统特务和部分残渣余孽留在这里，与当地的恶霸、土豪、土匪相勾结，到处烧杀抢掠，情况十分复杂。他积极领导四川军民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工作中，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部队、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依靠广大群众，击退了阶级敌人无数次反扑，巩固了新生政权。在农村，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斗倒了地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把翻身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平川地带改造旧河道，开挖沟渠，发展网络化灌溉系统；在山地丘陵地带，建库蓄水，筑坝发电，以电提灌，变旱地为水田；还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从而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生产不断发展。毛泽东在视察都江堰工程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干得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1958年5月，在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9月，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政治委员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他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从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他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他大力发展四川省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教育党员和工人，以红带专，大干社会主义，以科学技术推动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建成宝成、成昆两条铁路干线和成都、重庆等一大批工业城市，初步改变了西南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1964年12月，李井泉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横遭冲击和迫害，受尽屈辱和诽谤，心身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仍保持着高风亮节。他的两位亲人也为此蒙冤而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因年老体弱，退居二线，但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连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还兼任西南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他关心群众，情系家乡。1980年，曾到家乡唱凯乡视察，了解到家乡的一条河上无桥，群众过往不便，洪水期时有船翻人亡的事故，于是立即召集当地干部商量，倡建一座“万年桥”，并为大桥题写“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家乡人民赞扬他“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李井泉晚年体弱多病。他在养病期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着朴素，破了又补，补了又穿。有一次，管理员见他屋里的窗帘破旧，打算换块新的，他坚决不要，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换，你们不要忘记国家的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要发挥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病情恶化后，医生给他做截肢手术，虽疼痛万分，却不吭一声，医护人员都夸他是一位顽强的老人。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李井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
  吴自强（19O1～1996） 临川县连城人。1922年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1926年东渡日本；翌年，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东京大学）教育系。1932年回国后，任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同年10月起，任南昌一中代理校长、校长，任期达18年之久。1950年9月，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教务主任、编译主任、教育实验室主任等职。1964年，调华侨大学外语系讲授日语。1979年，回福建师范大学教科所任教授，并指导、培养硕士研究生。曾担任民革福建省委员、福建省老年教育学会理事，还被聘为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顾问，《临川县志》、《崇仁县志》（新编）顾问。
  吴自强从事教育60余年，学生数以万计，遍布海内外。他的著述颇丰，见诸报刊的300多篇。专著主要有《青年与教育》；译著有《满蒙经济大观》、《苏俄印象》；编著有《日本现代教育概论》、《比较教育》；合著有《教学与课程》、《世界幼儿教育史》等。
  邓从豪（192O～1998） 著名化学物理家、中科院院士。临川崇岗人。1933年2月入临川临汝小学学习，1935年1月入临川尔瞻实习学校学习，1935年9月入南昌第一中学学习。1941年10月入厦门大学化学系读书，1945年7月毕业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到福建集美中学任教。1946年9月，到南昌第一中学当教师，同年11月，调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48年9月，调青岛山东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50年9月升为讲师。1956年9月，升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教授。1958年10月随校迁济南，为山东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63年10月，入吉林大学物质结构讨论班学习。1966年1月，回山东大学，1970年9月，调光学系任副主任，不久提为主任，1978年9月晋升为教授，1979年9月回化学系，任系主任。1980年1月，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82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1984年6月，任山东大学校长。1987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从豪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山东省激光学会理事长，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委，《分子科学》副主编，《化学物理》编委，《山东激光》主任编委。
  邓从豪著述甚丰，主要论著有《双原子分子的一个势能函数》、《配位势场的理论研究I正八面体场中dn组态的理论分析》、《化学反应速率的量子理论》、《配位场理论方法》等。1982年7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刘振群（1922～1998） 临川县城大王庙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化工系，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52年调华南工学院（后改为华南理工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1987年，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院长。1988年，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由于他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被选为广州市化学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第六、七届代表。1981年，曾两次到美国、西德考察教育。
  刘振群是当代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无机材料、应用化学与化工以及陶瓷考古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硅酸盐专业，特别是对陶瓷热工理论和窑炉尤为专长。20世纪50年代，他对改造、利用传统龙炉为现代陶瓷工业服务问题作了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资金，获得轻工业部的高度评价，被载人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书。1958～1964年，他又结合龙窑的研究，提出了圆柱料垛间的传热公式，把它运用于改造现代隧道窑，总结出完整的焙烧陶瓷稀砖、快烧、煤气化、轻型、短窑的热工理论和隧道窑热耗计算公式，获1985年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科技成果奖。在教学之余，他还勤于写作，著书立说，先后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出版了《陶瓷工业窑炉》、《硅酸盐工业设备》等4部专著。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亚、澳、太平洋地区）名人录》，并被吸收为国际名人传记协会会员。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