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了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我工农红军反“围剿”的战斗首先在闽赣省打响。9月28日，国民党军周浑元部3个师向闽赣省会所在地黎川进攻，企图完成东北面的堡垒线，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闽赣省委和省革委会机关已奉中央命令从黎川城撤至与泰宁交界的德胜关。闽赣省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分析敌有进攻黎川的可能，曾提出不要死守黎川，应集结红军主力侧击敌人的正确建议，但遭到“左”倾冒险主者的否定。当时闽赣军区主力调福建作战，在敌向黎川推进时，黎川城内只有省军区司令部的一支70多人的教导队和部分游击队。为免遭敌人包围，肖劲光率部撤出城关，敌进占黎川城。博古、李德为保护黎川这个“国门”，夺回黎川城，命令红三军团从泰宁北上抗击敌人。10月6日，在黎川城东北面的洵口与敌吴奇伟师遭遇，闽赣军区武装配合红三军团作战。我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与敌激战两日，歼敌第六师2个团及第五师一部，生俘敌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第五次反“围剿”旗开得胜，但“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夸大它的普遍意义，进而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强令红三、五、七军团及闽赣军区武装去进攻黎川与南城间的硝石、黎川的资溪桥（实名资福桥）、金溪的浒湾等据点，使主力红军钻入敌人有重兵扼守的堡垒群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11月11日，敌主力一个师向浒湾前进，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奉命率所属的二十师等部队赴浒湾阻击，等待红三军团主力驰援。红七军团坚守阵地，英勇奋战。但是红三军团赶到向敌发起突击时，肖劲光却没有得到通知。他和二十师师长粟裕估计是主力赶到，即主动对敌攻击。至第二天，敌对我阻击阵地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伤亡太大，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不得不放弃浒湾。“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到肖劲光头上，不顾彭德怀的申诉，下令撤了肖劲光的职务，随后又追究黎川失守的责任，在闽赣省发动反肖劲光军事上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最后将肖劲光交军事法庭公审，开除党籍军籍，判处5年徒刑。（毛泽东、王稼祥坚决反对这样处罚肖劲光，使肖劲光被关押了1个月后，便到红军大学任战术教员，遵义会议之后，肖劲光得到彻底的平反。）11月始，闽赣省军区司令员由叶剑英接任。这时，闽赣省委、省革委、省军区机关从德胜关迁入建宁县城。12月12日，敌三个师向黎川东南面的团村推进，红三军团组织伏击，击溃敌12个团。但由于无后方补充，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未获得应有战果，成了消耗战。12月14日，敌4个师分左右冀向德胜关进击，红三、五、七军团等在德胜关阻击，15日夜，敌进占德胜关，主力红军撤往泰宁等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在闽赣省的黎、泰、建前线。针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的失误，彭德怀当着博古、李德的面指出：“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团村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3个军15个团，我们就能够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1个师，想消灭被围之最后1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12月16日，周恩来在前线向中央建议，中央对前线不明，团村战斗后，迭改电令，使部队运输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并很快将周恩来从前线调回瑞金。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与我党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急从“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兵力进入福建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然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反而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予配合支持，因而坐失良机。12月，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援助十九路军。12月24日，红三军团指挥机关奉命回师建宁县，同时红七军团和十九师指挥机关集中泰宁县整编，将红三十四师归红七军团建制，全归东方军指挥。1934年1月3日，东方军第二次组编后，在彭德怀、杨尚昆等指挥下，分两路向东突击。至2月下旬，先后攻克沙县、尤溪、将乐等地，重挫敌军，缴获大批物资，使闽中分区得到发展，恢复了将乐、沙县的红色政权，发展了地方武装。为阻击敌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团于2月28日返回广昌，准备投入反“围剿”的战斗。至此，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胜利结束。
  1933年6月，省革委发表了《关于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对会议前的各项工作都作了布置。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3年12月12日在建宁县城文庙召开。闽赣省党政军领导、各县代表和中央政府、红军总政治部、闽浙赣、满洲、山东、河南省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中央政府代表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分析，对闽赣省的工作和今后任务作了指示。省革命委员会主席邵式平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闽赣省苏维埃的任务》的报告，总结了闽赣省成立六个月以来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形势强调指出：闽赣省“是处在战争的最前线，唯一的中心任务就是战争”，“要实行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服从战争”，要坚决执行下列各个斗争任务：一、猛烈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发展独立团、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创造新的游击区域；二、坚决领导群众坚壁清野，封锁围困进占苏区的敌人；三、猛烈扩大红军，加紧扩大红七军团；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五、加紧经济动员，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充裕战争给养；六、肃清刀团匪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巩固战争阵地和后方；七、积极向苏区外发展，特别抓紧闽中等地工作；八、健全各级苏维埃政权。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告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邵式平任主席。同时选出了闽赣省出席全国第二次苏代会代表37名。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闽赣省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动员了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战争，特别是扩红支前、筹粮筹款，做出了贡献。扩红运动中，红七军团在闽赣省组建后，闽赣省又不断为红七军团输送了大批兵员。在组建和扩充“少共国际师”时，闽赣省广大青年、共青团员、少先队员踊跃报名参加，甚至出现了整个村的团支部，整个村的青年加入“少师”的典型事迹。全省有2000多优秀青年参加到“少师”，超额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至1934年秋止，宁化县在扩红运动中，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和中央的表彰。全县先后有1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3千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闽赣省人民在战争环境中，努力增产节约，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经费，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保证了红军的充裕供给。1933年闽赣军民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踊跃购买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黎川县仅2个月便完成了4万元经济建设公的认购任务，并把一、二期购买的革命战争公债连本带息捐献给政府。建宁城区群众半个月内就购买9千余元公债。为完成中央交给闽赣省筹款110万元的任务，省财政部发出《七、八、九三个月工作和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7个月筹款计划》。各地分别从分田查田、打土豪、征收土地税、营业税、反对贪污浪费、开展节省运动中筹集经费，努力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为保证红军的粮食供应，1933年9月，闽北分区粮食部一次就筹集1.5万担稻谷给红军。1934年春，建宁县筹集了2万担粮食供给前线红军。同年夏，宁化、泉上、彭湃、归化、建宁、泰宁几县收集了3.4万担粮食支援前线。1934年1月至5月，闽赣前线的建宁、泰宁、先后进行了邱家隘战斗（1月27日）、将军殿战斗（1月27日至29日）、大洋嶂战斗（3月22日至29日）、新桥战斗（3月29日）、建宁战斗（5月10日至16日）等。中央红军主力军团在这里与敌军俗血奋战，闽赣省广大军民在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参战支前，保证后勤供给。1月27日，省苏主席邵式平写信给叶剑英司令员转建宁防守部队指战员，号召闽赣武装坚决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配合主力红军作战。2月3日，少共中央局致电叶剑英司令员，表彰红四十五团在守备建宁中，艰苦奋斗，勇猛抗敌，完成守备任务。1月底至2月中旬，建宁全县工人在党和工会领导下，全体武装起来，担负起各项战斗任务，成立了战地委员会，仅3天时间便组织了1400多人参加运输队上前线支援红军。同时筹集了大量的慰劳品送给前线红军。在邱家隘战斗中，战场所在地的建宁安寅区的工农群众，尽一切力量保证红军的供给，仅3天时间就集中了1万多斤大米送到前线。正如周恩来在3月13日所说的：“事实上群众对于红军是绝对拥护的，比如某些兵团在建宁附近，计划在一个地方一天筹集1万多斤大米，结果一天功夫得到2万斤”。反“围剿”开始后的7个月来，闽赣省军民配合主力红军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不是实行积极的防御方针，而是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使我军屡次损兵折将，处于被动地位，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红色区域日趋缩小。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黎川被敌占领。1933年底，邵武、光泽等地失守，闽北分区、信抚分区与闽赣省的联系被阻断。以黄道、曾昭铭、曾镜冰等人组成的闽赣省委工作团被阻于抚东地带。1934年1月初，红五十八团奉命护送省委工作团抵达闽北的崇安，黄道再任闽北分区委书记。此后，闽北分区重归闽浙赣省管辖。与闽北分区相邻的信抚分区各地也相继丢失。1934年5月16日，建宁城失宁，主力红军撤向江西，闽赣省委、省苏政府、省军区机关从县城撤驻建宁县都上村。闽赣省北部各县陆续丢失后，原福建省的宁化、清流、归化、泉上、彭湃五县划归闽赣省管辖。闽赣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于6月从都上村撤驻彭湃县的里坑村，8月又迁入宁化县城，此时，中共宁清归中心县委撤销。同时，闽赣省党政军领导人作了调换。省委书记顾作霖在中共临时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代总政治部主任，所任省委书记一职由邵式平代理（1月至8日）。8月，中央令邵式平前往瑞金，派赖昌作任省委书记，杨道明任省苏主席，宋清泉任省军区司令员。1934年2月至10月间，项英、张闻天等人先后到闽赣省视察工作。为了加强闽赣边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6月12日给闽赣省战地委员会发出指示信，对闽赣省党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6月26日，闽赣战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各级党组织和突击队发出指示信，强调要加强党的基础——支部组织；“从游击战争肃清刀团匪与土地斗争中吸收那积极参加斗争的先进工农分子入党”；“坚决勇敢提拔和耐心培养当地干部；发展共青团员和工会会员，使团和工会变为广大群众性的组织”。7月26日，张闻天在闽赣战委扩大会上作了《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对闽赣党组织的工作作了总结并提出具体的意见，这些，都推动了闽赣省各项工作的开展。7月初，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冲破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中央决定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进军。闽赣省委战委会作出了《关于武装保卫秋收，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在彭湃县召开了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的群众大会，9月底，针对敌军和反动地主武装向闽赣革命根据地进攻的形势，省委号召各级党组织，每个党员和干部要站在战争最前线，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闽赣省地方武装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少队，在反“围剿”中，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肃清革命根据地内的地主武装刀团匪，阻击国民党军的进犯，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11月27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发出密令，对闽赣军区和军事部建立支撑点，加强群众的自卫力量等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1934年1月5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游击队工作的训令，对闽赣省地方武装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后游击战争又作了布置。同时，中革军委命令闽赣省军区武装要迅速肃清闽赣边区地主武装，以巩固苏区和保障红军兵站线的安全。闽赣省地方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出击刀团匪，袭击与截击敌军，钳制和分散敌人的力量，进行赤色戒严，坚壁清野，拘捕敌探与打扫战场等，都取得成绩。1934年1月12日，刘伯承在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的文章中，对闽赣边区游击队出击刀团匪，巩固边区的积极行动作了肯定。同年4月26日，闽赣省苏政府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立即武装群众”，“进行灵活积极的游击战争”，“集中一切力量，抛弃一切动摇，不顾一切牺牲，坚决领导群众与敌人进行决死斗争”。为坚决肃清闽赣省周围的地主武装，巩固和发展苏区，1934年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部署闽赣军区和地方武装的具体任务。据统计，闽赣省地方武装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进行较大的战斗行动就有80多次，有力打击了反动武装的进攻，对保卫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1934年4月，建宁县地方武装连续出击刀团匪，收复失地14个乡，打通与彭湃、泰宁、康都的联系。同年6月，闽赣省游击队挺进沙县，在富口击溃团匪300余人。彭湃县营上游击队在边界连续打击刀团匪活动，保卫了秋收，保卫了彭湃苏区。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断推行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下，1933年7月，闽赣省成立不久，便在黎川、建宁、闽北大抓所谓“AB团”、“改组派”。11月份，闽赣省保卫局发出训令，指出党和政府不能命令保卫局和肃反会，肃反机关是一个单独机关，甚至“保卫局捕共产党员不告诉特委书记”。1934年春，肃反斗争加紧进行，并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4月，原闽赣省裁判部长钟光来、建宁县委书记彭皋在肃反中被杀。1934年闽赣省机关退往宁化后，又错杀了不少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如原闽北分区委书记肖韶、妇女干部李火凤等。最后连省委主要领导人邵式平也被诬告，怀疑是“AB团”，调中央审查．后经叶剑英、李克农等人亲自调查，才给否定。肃反扩大化在闽赣省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恐怖，人人自危，造成干部逃跑事件不断发生，给闽赣省后期斗争带来严重危害。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大片苏区陆续失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此后，闽赣省的宁化、清流、归化、泉上、彭湃、将乐、沙县、建宁等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转入艰苦的游击斗争。
  四、闽赣省的后期斗争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斗争环境日益艰苦恶劣，但闽赣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
  1934年10月17日，中央和军委指示闽赣省委的总任务主要是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广泛地开展游击斗争，胜利地保卫闽赣苏区。省委和军区于11月26日召开会议，详细讨论了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信，认为中央与军委的指示非常正确，是闽赣党工作转变的一个指南针，必须立即领导全闽赣党和武装部队红色指战员为实现中央和军委指示的每一条文而斗争。
  10月，闽赣省军区对所属武装进行了整编，将建宁、泰宁、泉上、宁化、彭湃、归化、清流等县的独立团、营，闽中独立团，泉上、归化军分区和省军区直属武装编为闽赣+二、十六、十七、十八4个团。各县整编组建了基干游击队。整编后的军区武装和各游击队，积极出击进犯革命根据地之敌与地方反动刀团匪。十七、十八团在归化、清流、宁化一线阻击敌军第五十二师；十二团到建宁方向活动，抗击由建宁、泰宁方向进犯的敌军。各地游击队，一面在根据地内打击刀团匪，一面积极配合省军区主力部队，从边界侧翼攻击敌军之后勤，骚扰敌军驻地。7月12日，闽赣军区武装先后在宁清归、建泰等区域牵制了国民党军4个师（八、五十二、八十、八十八）的兵力，对掩护中央主力红军转移作了积极的努力。
  但是，由于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等人继续奉行“左”倾军事路线，命令部队“备足粮食、坚守城池”，与强敌拼消耗，致使闽赣省武装力量不断遭到损失。11月7日至12月初，归化、清流、宁化县城相继失陷。
  1934年12月，闽赣省委和武装从宁化城撤出后，先后迁驻该县泉上、枫溪、安远等地，转入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这时，省委决定将省苏、省工会机关工作人员编为省委工作团，随军行动，1935年1月，中央分局将赖昌作调回分配工作，钟循仁到闽赣省任省委书记。2月，省委机关和省军区武装又分别在彭湃、建宁、归化及广昌、石城、宁化边境与敌周旋、游击。3月底在枫溪一带与敌遭遇战后转入归化、泰宁、将乐交界的龙西山，在山上与敌相持半月之久，部队伤亡严重。
  面临强敌的围攻，斗争环境愈来愈恶化，宋清泉、彭祜、徐江汉等人串通一气，排挤和摆脱省委领导，掌握了闽赣省领导机关的实际权力，在闽赣省所存下的队伍中造成了“枪指挥党”的极其错误的严重局面。他们对中央关于“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从组织和斗争方式上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的指示置若罔闻，既不留在闽赣革命根据地的地域内坚持斗争，又不向闽西、闽北革命根据地靠拢，反而带着机关和部队转入敌人力量较强的闽中、闽南地区，流动于顺昌、尤溪、德化、永泰等地。在沙溪战斗后，他们带着省领导机关和部队继续往闽南方面撤退，途中将部队改编为闽赣新编第一团，下辖三个营。至此，闽赣省军区的武装只剩600多人。1935年5月上旬，闽赣省机关和军区第一团退至尤溪、永泰、德化、仙游交界的紫山。这时，宋清泉、彭祜、徐江汉对革命事业完全丧失了信心，加之国民党仙游民军司令部派副官前来诱降，加快了宋清泉等人叛变投敌的步伐。5月8日，宋、彭、徐谎骗部队，将600余人分两批拉下山去，投向国民党仙游民军司令部。事变中，省苏主席杨道明等少数人突出重围，省委书记钟循仁去向不明。5月11日，在仙游度尾，被宋等人带下山的600余人，包括叛徒宋、彭、徐在内，全部被国民党军第九师的部队缴械收押。闽赣省的历史至此结束。
  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宋、彭、徐一伙人叛变革命，导致闽赣省的丢失，但闽赣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息。1935年4月闽赣省军区十七、十八团的部分武装＇，在归化沙溪战斗中与省军区失去联系后，由十八团团长邱尚聪、政委温含珍率领，返回宁、清、归区域坚持斗争。7月，这支队伍转向闽西时，在连城境内与方方率领的闽西红九团会合，接着在龙岩、连城、宁洋等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初，该部被编入新四军二支队，会同闽北红军改编的新四军三支队，开赴抗日前线，转战大江南北。黄道、曾镜冰等人转到闽北后，坚持在闽北开展斗争。1936年4月，闽北与闽东力量会合，成立了新的闽赣省委和省军区（1936年4月-1938年2月），黄道任省委书记，叶飞任司令员，6月开始，黄立贵等人率领闽北红军武装分别进入邵武、将乐、泰宁、建宁和抚东地区开展武装游击斗争，成立了中共将乐县委、建泰县委、邵将泰县委。后来，曾镜冰等人又成为闽浙赣省的主要领导人，领导闽赣边人民坚持革命直至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