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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坦何坦，字少平。广昌县旴江镇人。生卒年月不详。自幼颖敏，家贫好学。宋淳祜十一年（1251年）中进士，初任宜黄县县尉。后以披陈县令臧某暴厉敛民、忤郡守竟遭罢官。坦归里之日，行李萧索，乡民闻之，“哀其穷而为之裹囊以饯之，思其贤而为之赋诗以送之。”未几，复起用为广东提刑。其时，官吏贪鄙成风，境内稽税关卡林立，讹索行人钱财，无论行李货物，均索银二至八两不等，甚有罚二十倍以上者。以致行旅往来“不敢不吞声隐忍，惟所欲求。”何坦抵任后，于各关口张贴《禁革积弊告示》，使行人对应纳税之货物一目了然。并取消府、县衙门出票时索取商户财物的陋规。他精于吏治，处事严格，常说“为政之要，在声严实宽”。英德县令贪酷，何坦即予弹劾。从此，上下欣服。属下无敢徇私舞弊者，以“廉平之行，为岭南首称。”后卒于官，谥“文定”。遗著有《南华要旨》、《西畴常言》、《百川学海》。
陈宗礼 （1203～1270） 陈宗礼，字立之，号千峰，生于广昌县杨溪乡上峰村。
幼年父亲病故，家境贫寒，仍身居陋室，躬身苦读。二十岁后，虽屡试不第，但毫不气馁，发愤力学，诗文数年，于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中进士，殿试第三——“探花”，时年四十二岁，后历官判官、知府、国子正、殿中侍御史、秘书著作佐郎、翰林侍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广东经略安抚使、刑部尚书，直至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
宗礼从政之日，正值南宋王朝危亡之祸近在旦夕之时，而孝宗却宴游取乐，置国家危安于不顾。宗礼关心生民，注意世运兴衰，慨然发论：“国家之兴衰，视其俭侈而已！”他大胆进言，指出：“人主不当循逸乐，忘忧勤，当效先人之俭约，退官吏之侈糜，君臣上下，量入为出……”洋洋万言，沥尽忠诚。宝祐六年（1258年）丁大全入相，把持朝政。贪纵淫恶，忠良被贬，宗礼忧愤不平，冒遭受陷害之风险，上言：“权臣弄权之日常多，危亡之证则来。方今丁大全阴擅威福，明毒忠良，以致贤士藏慝，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愿为宗社大计，莫但为仓廪府库之小计；愿得天下四海之心，莫但得左右戚畹之心；愿寄心腹于忠良，莫但寄耳目于卑近；愿四通八达以来正人，莫但旁蹊曲径类引贪浊。”疏上，直声流播，而宗礼亦被罢官而归。
开庆元年（1259年），丁大全罢相。宗礼被起用为太常寺少卿，后改任广东提刑，驻司韶州（今韶关市）。时贾似道挟勋入相，御使虞宓依附权贵，诬劾陈宗礼题舜帝庙诗中有“抚时几换禹山河”及与吴潜（丞相，当时被贬循州）唱和诗中有“人物多从谪籍香”两句含意讥讪朝廷，因而再度削其复官流放永州为民。
咸淳元年（1265年），度宗即位，陈宗礼被召还京，授礼部给事中。宗礼慨然以革除弊政为己任，利用进读《孝宗圣训》机会，奏言“安危治乱常起于一念，念虑少差，祸乱随见，……故须防微杜渐；而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亦不能治天下。”咸淳六年（1270年），宗礼再迁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
宗礼从政数十年，在政治上虽无突出的才能和安邦治国的良术。但他关心国家安危，敢于抨击权相擅政误国的刚直性格，博得了百姓的赞誉。
宗礼一生清廉俭朴。无论任职地方或官居枢密，其生活俭约，全无改易，任知府时，除正俸之外，无丝毫多取。夫人则在衙内“躬纺织为助”。出任广东提刑时，地方官曾以端砚相赠，宗礼看后付还，告以“我意已领矣”。故史书称赞他“牧赣不市镍钿器，使粤不蓄片香只砚。”去世之日，箧中仅旧书数卷而已。
陈宗礼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被列入中国古代文学家之林，其文以欧曾为宗“精奇磊落，风格挺拔”，其诗多仿韦体，“吐言清拔”，故有“文祖欧曾接真气，诗尚陶韦得真趣”之誉。生平著述甚多，有《寄怀斐稿》、《曲辕散木集》、《两朝奏议》、《经筵讲义》、《经史明辨》、《经史管见》、《人物论》等书并行于世。
咸淳六年（1270年），陈宗礼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吁江郡侯，赐谥“文定”。
连仲默连仲默，元至元时人。祖居古陵安里（今头陂乡）。自幼以裁缝为业，年三十尚未知学。
某日，仲默裁衣于富翁家，忽有一读书人至，主人请入中堂，以丰盛洒肴相待，而将仲默另置于别室，且饮食亦甚薄。仲默遭此奚落，慨然长叹说：“艺人，儒生竟有此天壤之别啊！””遂弃艺就读，奋勉十载，经史均通。
晚年他有感于广昌分县以来，无专志以载，数十年之后，举凡赋役风俗等等将无从稽考，遂起倡修县志之意。为搜集资料，他只身遍历县内外广征博采，上至耆年硕学，下至樵夫贩卒，随时征询，亲笔记录，以私家一人功，十一年努力不辍，于元至大元年（1308年）终于撰写出第一部广昌地方志-《广昌县志》，全书分订两册，记载了自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至元初一百七十年的史实，开广昌修志之先河。
揭祜民揭祜民，元泰定中广昌县旴江镇人。后因寓居于旴水，自号旴里子，晚年又号希韦子。
祐民为人刚直，志气豪放。任邵武经历时，他处理政务，明敏刚决，对太守之不轨，常以直言抨击。
佑民于仕途失意后，就寄情山水，恣意遨游，遍览奇山秀水，历访名胜古迹，所到之处，写下了大量描绘自然风光的山水诗篇，抒发了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也有一些洋溢着爱国爱民的诗文。元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揭傒斯称赞他的诗文“腾挪宇宙，凌铄古今”。终因怀才不遇，郁悒以终。遗著有《旴里子集》。
魏卓魏卓，字与立，号五湖。广昌县甘竹镇人。自幼胸怀大志，与人说及古代治乱兴亡，忠义节烈之事，无不慷慨系之。游张睢阳庙时，慕其忠勇，曾题诗其壁“当代扶危日，忠臣烈士心。撄城功不浅，杀敌恨犹深。气宇吞山岳，声灵亘古今。男儿有为者，效此做师箴。”又自题其团扇诗说：“入吾掌握清风生，用汝扫除天下热。”耿介疾恶，慨然以扫除“天下热”为己任。
洪武十八年（1385年）魏卓中进士。被授御史，巡视河南。平冤决狱，不徇私情，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许，召回京都，改授京城御史，特许出入佩剑，对“戚里勋阀”、怙恶不悛者，可以便宜行事。时有皇戚马某，仗内庭之势，横行京师，无恶不作。卓知后，乃上疏弹劾，友人曾以“刚直有余，易忤权贵”相劝，卓答道：“我既为监察命官，就应秉公心，以直道行事，不计个人得失，尽忠在己，何惧斧钺？”直言快语，掷地有声。
某日，马某于街市中强夺民女，恰与卓相遇，卓厉声斥责他：“辇毂之下，岂容国戚明目张胆玩法营私？吾为天子之命吏，欲畏势屈法，决不能也。”即予以正法，内庭闻后怒甚，泣请皇帝杀卓，卓乃自缚面陈其情，洪武帝赐以美酒，并说：“御酒与卿饮，锋刀不肯饶。”言下之意，希望魏卓乞求免死，但卓大义凛然，昂首应声说：“宁为忠谏死，何虑帝心焦。”帝不悦，命执金吾引出杀之。卓洋洋自若，俯仰自如，时年四十五岁。百姓为之垂涕。洪武帝为表示“追悔”，赐葬并复其官。
赖巽 （1385～1446） 赖巽，字宗启，号逊志。生于广昌县驿前镇。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中进士。
永乐十六年，赖巽官拜河南道监察御史，持身廉正，不苛不刻，察理弊端，秉公执法，颇为朝廷所器重，百姓誉之为“御史体”。后奉旨考察苏州、松江两府吏治，该地“税粮甲天下，民困吏奸”，繁剧难治，赖巽深知“法不立，则吏奸难治。而民终不得获利”。他严惩了以马良为首的贪官豪绅三百余人。两府大震，因而“猾吏殆尽，奸邪敛迹”。
赖巽为人刚直，不畏强权，敢于面对现实，直言抗争，兵部尚书李庆、礼部尚书吕震，依仗权势，动用官船私运大宗货物，赖巽不以身谋，派员截获，严加究问，明正典刑。
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选拔监察御史十六名，分赴府、州考察吏治。赖巽因精于吏治，素有清正之声，奉旨巡抚湖广。他注意裁罢劣绩官员，对躭酒渎职的参政田刚、知府赵璧等三百余人，逐一黜罢，一时风声振肃，奸宄胆落，“郡县守吏有所畏而不敢肆，田里细民有所持而得自遂”，吏风一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肃然。
宣德六年（1431年），赖巽从福建道监察御史晋升为云南按察副使（后为按察使），奉旨去吏部候选，未及行，即卒于任所，年62岁。民无老幼，相与聚哭于道。“为其素服私祭”。生前著有《滇中奏议》六卷、《清溪集》八卷。
何文渊 （1385～1456） 何文渊，字巨川，号东园，晚年又号钝庵。广昌县旴江镇人。永乐十六年（1418年）进士。官授监察御史，历官知府、侍郎、吏部尚书。由于他忧国爱民，居官清廉，被誉为“忠节名臣”。
何文渊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勤学苦读，博览群书。七岁，入社学读书时，成绩优异，师友无不敬佩。某日，与群儿游戏园中，有人偷瓜果给何文渊，渊婉言谢绝说：“童稚之年，岂能习为盗贼？”老师听后，赞其品格高起，将来“必树名节”。
洪熙元年（1425年），文渊奉旨赴四川考察吏治，他按实劾罢工部侍郎杨和、参议金文斌、副使张铭等贪官酷吏三百余人。百姓誉为“铁面御史”。
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为加强对温州、苏州等九郡“繁剧之地”的统治，特在京官中选拔一批干臣出任知府，文渊以都御史顾佐的荐举，被委为温州知府。皇帝赐给一道“凡公差官员等人，有违法害民者就提人解案”的敕书，特许何文渊的奏章可直达内阁，并赐路费千贯，驰驿到任，以示不同常格。
文渊到达温州后，兴利除弊，境内的瑞安县水利设施长久失修，渠道淤塞，农田干旱为患，文渊踏勘后，组织百姓疏浚石岗陡门，修筑瞿溪坝，拦洪引流，分溉各村，受益粮田达二千顷。群众为纪念他的功绩，命名为“何公埭”。并勒石以记，此处工程至今保存完好，仍然发挥效益。
文渊为政仁恕，能体贴人情，常以传统道德融洽真情，动容感化。其时青田县大姓叶孟圭与徐成不和，圭率数百人掠其财产，成诉之于官，官署欲乘机讨伐，文渊认为“若率大兵进剿，是以杀治杀，何时终了”。乃遣人召圭至，谕以祸福，劝其归还所掠财物，圭拜泣照办，从而纠纷平息。
文渊一生自奉俭约，从不取份外之财，宣德七年（1432年）文渊某日奉诏进京，途经括苍冯公岭，永嘉县丞于建率士民怀以黄金相赠。文渊婉言谢绝，后来县人赞颂他的廉洁，题其所居之馆舍为“却金馆”。千载留芳，遗爱人间。
文渊任温州知府六载，使积困深重的温州出现“家给人足，讼简风淳”政通人和的兴旺局面，考绩“以治行为浙东第一”，皇帝赐玺书，增秩二级，并晋升为刑部右侍郎。文渊离温州之日，百姓一万余人号泣遮留相送，自晨至暮，拥塞于道。去时行装萧索，仅旧书几箧，布衫数袭，除此别无他物。时人以诗赞之为“行囊不载温州物，惟有民情满腹中。 ”当地曾立《何公文渊画像碑》于先贤祠以示纪念。《温州府志》把他列为明代名宦。
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以疾告归。十四年（1449年），爆发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次年，代宗继立，驿召何文渊回京，任吏部左侍郎。景泰五年（1454年）升吏部尚书，旋加封为太子太保。后以佞臣当道，文渊知事难为，遂五上奏章，请求归里。
景泰七年（1456年），内廷爆发夺门之变，太上皇英宗复位，对代宗之旧臣罗织罪名，治以重罪。文渊惧而自缢，终年七十三岁。
何文渊一生不仅廉介自守，政声卓著，而且家教甚严，长子何忠好学能文，文渊任温州太守时，徒步至温省亲，布衣绳履，自甘淡泊，善诗文，尤工书法，他以自己家族的名望，充分利用人文荟萃的条件，广采故老轶闻，二修广昌县志。次子何端，宽厚待人，人多称誉。三子乔新为明一代名臣和文学家。四子乔寿，以博学名于时，“四方学者皆轻千里而至”。五子乔福，为人旷达，以绘画名重一时。
文渊学识渊博，著述甚丰，所著有《东园集》、《义庭训》、《牧民司刑二备用书》、《四书讲义》、《礼记解义》、《钝庵奏议》。
何乔福 （1434～1483） 何乔福，字廷锡。其父为吏部尚书何文渊。
乔福自幼酷爱作画。及长，善画花、竹、木、石、禽、鱼，形神兼备，悉臻其妙。尤以墨竹为佳，笔法放纵，水墨淋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评者认为“夏太常之后，可称独步”。晚年且精于草书，得颠、素笔法之妙，其笔意奔放洒脱，有“风樯车马，深着痛快 ”之誉。由于其书、画名重一时，求者接踵于户，得其画者，如获珙璧。
乔福生性旷达，自甘淡泊，慕田园诗人陶潜之为人。曾于旴江东岸建屋一所，上盖白茆（即茅草），名为“雪洞”。日以琴弈自娱，诗酒遣怀，常与人说：“吾任吾真而已”。后病逝于家中，年仅四十九岁。
饶秉鉴 （1413～1486） 饶秉鉴，字宪章，又号雯峰。甘竹镇人。明正统九年（1444年）举人。
成化元年（1465年）被任为廉州太守。廉州僻近海隅，向以政令难行，吏治败坏而闻名粤西，加之时值荒年，发不聊生，日渐逃亡。为使百姓休养生息，他认为“致理之要，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于是对属员的治绩、功过，严格考核，以区别官员的勤惰、贤愚。“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免。知县刘恕、主簿曾玖、华琛贪赃枉法，予以黜罢，而对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的同知刘渊、训导林锡等则皆悉心奖掖，后皆成为边防名臣。从此，所属吏员更加奉职。为革除“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的赋役弊政，他按土地、丁口的多少，分摊差役、田赋，并编造成册，按此缴纳，从此贫富徭役负担合理，“豪滑不得欺隐，而小民亦无虚粮。” 秉鉴在廉州任职五年，颇有政声。但因个性刚直，终受宦官诬陷，去职。其时，尚书李秉、大司马马昂、少宗伯、叶文庄等人均为秉鉴忘年之交，而秉鉴却含冤受屈、不愿求托，故刑部尚书何乔新称其：“雯峰固人英也，仕官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 秉鉴罢官回乡后，为实现他“虽不仕官，以言济世而不朽”的抱负，创设“雯峰书院”，从事教书育人。并延请当时著名教育家罗伦来院讲学。四方之士不远千里，慕名来学者不下百余人。成为明代中叶江西省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秉鉴于授业之余，潜心研究学术，对《春秋》一书究极本源，研精微探，博采众家之长，直抒胸中己见，穷尽十载，写成《春秋提要》和《春秋会传》两书。此书力破前人穿齿讹误，条分缕析，精明扼要，自成一家之言。被收入《四库全书》，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
秉鉴桑梓情深，对于家乡公益事业极为热心。挖水井、建水陂，使鹅龙塅一千三百亩耕地免除干旱之忧。井、陂至今犹存，仍然发挥效益。
何乔新 （1427～1503） 何乔新，字廷秀，号椒丘。
乔新幼年颖敏，博闻强记。年十一，随父何文渊宦游于南京。时有翰林修撰周旋至家中，乔新正读《通鉴续编》，旋问道：“书法何为纲目？”乔新对道：“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周旋听后，十分叹服说：“乔新确为清才，非奔走俗吏之徒，他日不仅为显官，而且当立盛名于世。” 景泰五年（1454年），乔新考中进士。初授礼部主事，后改任南京刑部主事。因秉公执法拒绝都指挥袁彬以讼事相托，从而名气日增。其后出任福建按察副使，莅任后，深入民间，详加考察。兴化县农民于洪武初年租官牛，百年后仍交牛租谷，乔新奏请免之，县民感激。
弘治五年（1492年），何乔新被授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提督紫荆、雁门、居庸三关要塞。其时，正逢饥荒，饿殍累累，他果断“发粟三十万石减价粜之”全活四十万人。次年，升左副都御史，奉旨往山西赈饥，奏请朝廷发内帑、卖淮盐，得银三万两；劝导富户卖米数十万石，又实行以工代赈，令民参加疏浚沟渠，“赏之以粟”，从而救活灾民四十万人。招回流亡人口十四万人。
弘治七年，何乔新被权臣万安、刘吉排斥，外放为南京刑部尚书，其时，长江沿岸芦洲良田，尽为宦官侵占，农民缺田，生活困苦，他不避风险，上疏奏言“民之无食，国将危卵，宜将芦洲良田尽还于民，以利生息。”帝准予所请，命其全权办理。何乔新将所占洲田按农户丁口多少予以发还，并对劣迹昭著的宦官，按律治罪，百姓欢声载道，乔新操守廉洁，持身以正。为工部观政时，常出使淮西等地，安徽巢县县令阎徽少时曾受业于其父何文渊，感激培育之恩，赠乔新以金银并致意“此金聊作吾师之寿礼”。乔新晓之以义“尔欲寿吾亲，他人致之则可，以吾致之则不可。”拒不收。
弘治三年（1490年），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庶弟播州宣慰使杨爱之官，诬陷弟有异谋，乔新与巡抚刘章查实真情，予以昭雪，并将杨友改迁别地，纷争顿息，边境遂安。杨爱感激他的救命之恩，于乔新归里后，派人携金银以酬，并献名梓为棺。乔新婉言谢却“乔新出仕，誓不营利，守其誓终身”。
何乔新学识渊博，举凡哲学、文学、史学典籍，莫不浏览无遗，悉心研究，从政之余，“钞录异书积三万余帙”与李靓、曾巩、罗圯、罗近溪、邓潜谷、朱大器合称“抚（州）建（昌）文章七大家””。生平著述宏富，撰有《椒丘文集》、《周礼集注》、《策府群玉》，清乾隆年间均被收入《四库全书》。此外还著有《宋元史臆见》、《文苑群玉》、《唐律群玉》、《续编百将传》、《贤琬琰集》。
曾梧 （？～1538） 曾梧，字子晹，号栋峰。广昌县旴江镇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
梧生性孝友。中进士后，曾以母老为辞，请求归里，不允，后因母病逝，返家丁忧，服满后，被授为刑部主事。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拟举行盛大郊祀，他上疏数千言，详述己见，提出“恤时艰，节财用，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至”。言辞切中要害，皇帝甚为嘉纳。嘉靖十五年（1536年），曾梧外任常德知府，辖地军官乌蒙德凭借权势，谋取私利，曾梧绳之以法。由于他强力干事，因而吏民畏服，别人不敢干以私，有称职之誉。后以疾返里，抵家未及一月而逝。遗著有《栋峰别集》、《栋峰遗稿》。
何涛 （1456～1540） 何涛，字仲平，别名平山。广昌县旴江镇人。明嘉靖四年（1525年）与兄源、弟伉同中举人，时人誉为“何氏三凤”，而涛独以文才优异取为乡试第一名——解元。
涛性情高洁，淡于名利，后纳长兄何源之劝，始出任安庆府推官。抵任五日后，适逢监司来府，门吏告知须束带参谒。何涛有感于朝政腐败，官场黑暗，愤于逢迎，遂毅然辞官归里，杜门不出。以著书自娱，远离官府，“未常轻至公庭”。终年八十四岁。
何涛，为中国古代文学家之一。其诗文一如其人，任自然，忘哀乐，皆率其所欲言，史称其“冲澹似靖节（陶渊明），雄深似少陵（杜甫）”。遗著有《平山文集》、《平山诗集》各八卷，乾隆时均被载入《四库全书总目》。
何源 （？～1589） 何源，字仲深，号心泉。广昌县旴江镇人。明吏部尚书何文渊的六世孙。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获江西省乡试第八名，三十八年中进士，即授嘉兴县令。时有乡民郭杰被诬为“杀人”罪沉冤十年。源详访细察，断明实属冤案，即予平反，并将真凶郭明拿获正法，人心大快。由于何源秉公执法，折狱明断，因而“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县人誉为““神君”。
嘉靖七年（1528年），苕溪大旱，何源上疏朝廷，请求缓征白银六千两，并赈米三千余石，使穷民免冻饿之苦。嘉靖四十一年，何源以工部主事身份，奉命考察山西吕梁单家口大堤修筑工程，漕官提出降低民工粮食标准，群众喧哗，哭声不断。何源再次上疏，慨然陈词说：“法贵有常，前规既存，不如且仍旧制。”奏上，即止。
何源病逝于北京后，家徒四壁，竟至无法入殓。群众有诗赞云：“显赫何公，清廉无比。藿食蔽衣，一毫不取。古稀谢世，囊空如洗。士民哀号，声震百里。”灵柩运抵家乡后，浙江嘉兴百姓感其生前功绩，不远千里相继来广昌吊奠。
何源在文学上亦有很深造诣，被列入中国古代文学家之林。著有《心泉集》二十五卷，已载入《四库全书总目》。
刘文卿 （1571～1603） 刘文卿，字侯如，号直洲。广昌县旴江镇人。
他自幼天资颖慧，勤奋好学，常以“香火或映月而读，虽隆冬严寒，手足皲裂，而仍不辍”。因而学业日进，有“仙才”之称。著名理学家罗汝芳赞他“吾国有贾子偕之大道，其河分之流耶？”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文卿举乡试第一名，次年中进士。历任推官、主事、员外郎等职。
文卿为官清廉，布衣粗食，不苟言笑。任京官十余年，不携家誉，仅以一老仆相随。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进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他耿直傲岸，不附权贵。时权奸严嵩为相，慕刘之才，欲以高官为诱，网罗致用，遣人致意文卿：“主事久次，欲以台中（御史）相处如何？”文卿横眉冷对，声裂金石道：“吾宁可泥涂穷困，也不做攀援附凤的‘蓬门浪士”。从此遂为严嵩所不容，不久，降为刑部属员。后文卿以亲老就养为由，自请改调“南都”（今南京）任职。
文卿为文“深邃奥雅，有英气”。惜于志方强、学刚进，而不幸于万历三十一年卒于南下道中，年仅三十三岁。著有《直洲文集》十卷，已载入《四库全书总目》。
揭其大 （1565～？） 揭其大，字忠泰，号约轩。广昌县旴江镇人。弱冠之年，师从广昌名儒刘石屏先生学习经学，深得其严谨、求是、务实的治学方法，因此学业大进。其大治学以“阍然为宗，实践为体”以后天为用，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客观世界。其治学举凡经史、天文、地理、礼乐、典章以及音乐等，无不悉心精究，具有独到见解。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应福建巡抚许孚远之聘，讲学于紫阳书院。其时士子学风空疏不实，其大洞识积弊，指出“学不知经世非学也”，“君子为文，无非为经世而作”他口若悬河，言之铮铮，故讲学之处，欢声鼎沸，而坐无虚席。许孚远对他备极推崇，称其“讲究图书，纵横自得，眼前学者诚为寡俦”。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揭其大辞教归里，从事著述。他以七载之精力，研究宋、元两朝十几种《四书》注释，进行辨别分析，撰成《四书传》。此外，还著有《环经易传》、《补尚书传》、《徵书》、《禹贡世义》、《图书直指》、《天文地理图说》，《约轩集》以及音乐著述《六律正音》。
殁于家，门人私谥为“莱山夫子”。
揭鹤仙揭鹤仙，女。广昌县旴江镇人。明兵部左侍郎揭稽之孙女。幼年聪慧，好读书，通晓大义。年十七，与尖峰乡廖振远结为伉俪。
乡内有河名尖峰港，宽五丈余，向无桥梁，为苦竹坑、黄坊饶家村、上下湖（今双湖）、大株等地以及福建省客坊、里心、癸阳至尖峰圩必经之路。行旅驰骤，每日不下百人之多。秋冬，水落石出，过河之人尚可徒涉，但遇春夏之时，洪水暴涨，流急如箭，冒险渡河，往往没溺。鹤仙为免除群众风险，遂变卖妆奁及尽发家中积蓄，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独资创建石桥，桥长十二丈，宽二十五尺，高二十七丈，下砌石墩三个，以疏悍流。桥上又建房十一间，使行人可避风雨。费时一载，次年四月建成，书其名为“鹤仙桥”。十九年（1591年），又在尖峰港下游五里的黄坊村复建一桥，取名“振远桥”。从此两桥连亘相望，有如双虹饮河，人无病涉，行旅称便，为纪念她终身好义，济人利物的高尚品德，至今仍有人称尖峰乡为鹤仙乡。
黄孙茂 （？～1642） 黄孙茂，字云来，号九芝。广昌白水乡（今赤水镇）人。身材魁伟，且善言辞。幼年即有杀敌救国之志。十二岁就读于社学时，曾向学友表示：“大丈夫如不能为国立功，乃造化中赘物”。
天启二年（1622年），孙茂中进士。初任浙江江山县令，有惠政。后调邵阳，因执法不阿，得罪皇室宗藩，被降为彰德府教授。不久，复升国子监助教，再升工部主事、员外郎。任虞衡司主事时，职司繁重，孙茂勤勉从事，库内积有白银七千余两，他约束司官，不得私分，务须奏明立案。后兵部以孙茂具有边才之长，推荐为山东省青（州）、登（州）、莱（州）海防兵备道副使。登、莱二州称兼山海，地势险要，历来大批海盗经常经此骚扰，烧杀抢掠，为害甚巨。孙茂抵任后，筑城设防，对通海者严加稽察，自此海盗肃清，民赖以安。
崇祯七年（1634年），朝鲜国与皮岛守帅毛文龙互相勾结，企图偷袭山东。边关报急，朝野沸腾，朝廷因黄孙茂熟谙外交，且威望著于海疆，遂赐以一品冠戴服色，命其持节代往进行安抚。孙茂抵朝鲜后，晓以大义，推行明朝政府“一视无间”的平等外交政策，宣布明天子德意、以结其心。从而兵事立解，两国亲善，实现了“从此万邦归德化”。回国前，朝鲜国王曾以黄金万两相赠。被其婉言谢绝，当地人民为缅怀他的高风亮节，立有《清德不忘碑》以记。
崇祯九年，黄孙茂改任监军加参政，驻守皮岛。皮岛又名东江，位于渤海之中，绵亘八十余里，为出入朝鲜之门户。孙茂莅任后，“公务无分巨细，事事尽心”。他亲自实地勘察，着手整顿海防，制订春秋两季士兵操练制度和通行训练章程六条，进行防卫、出击、配合、策应的训练，从而改变了海防武备松弛的面貌。崇祯十五年五月，朝鲜告急，孙茂派部将沈世魁率兵往援。清军乘隙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均为明降将）率兵偷袭皮岛。黄孙茂调登、莱二州总兵陈洪范、副总兵金日观领兵入援。不久，洪范败走，世魁、日观俱战死。孙茂急派员缴还沈世魁之将军印信。但世魁之从子沈志科竟与叛军孔有德等勾结，开门投敌，皮岛遂告陷落。清军涌入衙门，举刀威协，孙茂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以腹触刀而死。遗著有《东牟政纪谕》、《朝鲜日记》、《条边十四疏》、《适园诗集》。
黄立言 （1566～1641） 黄立言，字太次，号石函。广昌县赤水镇人。生于吏员家庭。后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为生计所迫，曾任私塾教师十年。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人。历官浙江严州府推官、达州知州、遵义知府，后升任福建盐运副使。
立言知识渊博，尤以诗才著称。二十岁赴省应乡试时，其诗稿已为当时诗坛名人郑崑岩、董崇相、冯具区等人所赏识。而与大戏剧家汤显祖私交弥切，时相过从，且多有唱和，汤写下了《送黄太次上都》等多篇诗作，记录了他们相与“扬发风雅”及相处绸缪之情。黄太次的诗作兴寄深婉，清雅醇厚，汤显祖称赞为“如珠子明月，璀灿的睬，有唐人风”。明代另一诗人朱谋玮赞誉他的诗“直超高、王、岑、孟而混一之”。“而黄太次之《揽渠本末集》，可与汤显祖的《玉茗堂》、邓侍御的《南中集》列入《江西诗选》而为天下作者奉为师法”。
黄太次重视家庭教育，对子女要求立身以正。其子中澹、中雅在潮州任职时，常谆谆告诫他们“若问衙门事，居官只是清。”后皆卓有政声。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澹曾被推举为全国六十名清官之一。“三仕潮阳，潮人感公如一日”。
黄太次不仅以诗才著称于世，而且主修过《遵义府志》，他不象旧时许多官修方志那样，因袭旧说，照录旧志，而是广征博采，求真传信，他在序言中写道：“若务速成，不计臧否，则须取前朝志书，添未交诸传，数月间亦粗可了，但恐不考据实录，纷错难信。”“数千载之往迹而次之一册，虽所考贵精，而所裁尤贵当。”足见其对修志之认真，煞费苦心。《府志》成书后，被当时名流誉为“纲举目张，简易得要”、“兼采文物，博考故实，以史氏一家之美。”他一生著述颇多，有《揽渠本末集》、《浣花锦》、《沙园居》、《百函集》、《桐江唱和》、《于越爰纪》、《俗吏考厅纪》、《郡牍政略》等书，其诗作多辑入《江西历代诗选》。
罗鸿 （1600～1648） 罗鸿，字羽玉。出生于甘竹乡。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
鸿任延平府推官时，关心民间疾苦。该地常患水灾，山洪暴发，便成泽国。百姓以水藻为食，鸿决心治水，倡修沿江大堤，疏通闽江水道，十里长堤建成后，民无水患之忧。后升任福建巡按御史，对势要强宗之违法者，亦不宽贷。
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鸿目睹“南明”小朝廷沉溺酒色，不思进取，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左右朝廷，内心极为愤慨，遂弃官归里。
明亡后，清廷对鸿多次征召，均遭拒绝，并蓄发入山，结青茅而家，名其所居为“壶天”，自号“壶中人”。足不出户，潜心攻诗，其诗作深得当时诗界名流的称赞。桐城方以智在悼罗鸿诗中写道：“高人沦丧亦何云，才绝当今一代文。抗疏功名余鹏舍，建坛骚雅敛鹅军。先型莫问风流远，遗韵空存水石分。宿草泪痕迸溅泪，几声猿叫不堪闻。” 罗鸿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病逝于家中。著有《壶天集》、《草阁阳秋》、《李延七疏》、《爰书》、《疑史》传于世。
何三省 （1611～1674） 何三省，字观我，号日唯，又号印兹。广昌县旴江镇人。
明崇祯四年（1631年），三省中进士。初任顺天府教授，后转国子监博士。当时烽烟四起，边关不靖，朝廷委命三省护送粮饷至宣化镇要塞。他日夜兼程，如期完成公差，并亲履隘口、哨所实地考察。返京后，对边关虚实，远近形势，以及进退战守之方，剖析如流。
崇祯十一年，何三省改任礼部主事，其时，权相以一品考满，赐宴礼部，三省闻后，遂上疏皇帝，指出“大臣考满赐宴，原为奸相严嵩所为，如今外寇入侵，国困民穷，自应俭约行事，不宜再陷前辙。”奏上，遂止。
崇祯十四年，何三省任广东提学使，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出“试士莫如造士，造士莫如弄士”，带头捐俸办社学，“置田产，载典籍”，各地官吏如布政使、太守、县令等亦纷纷响应，出资办学，一时全省学校林立，文风大盛。
顺治入关后，何三省目睹河山破碎，万姓流离，他满怀眷念故国之心，驰檄倡义，与邑人揭暄、骆而翔等举旗以抗清兵，并扁舟至金陵（今南京）窥察敌情，后知事不可为，遂隐居于谷深林茂之云庄，以究心经史自娱。对江西巡抚的多次荐举出仕，均力辞不就，但对乡梓办学校，建义仓等公益事业却乐与其事，并曾两次主纂广昌县志，考订纠讹，身体力行。康熙十二年（1673年），参与修撰江西省通志，将自己的博学深识，倾注于此志。
何三省主要著述有《类书大观》、《古今广微集》、《樽余集》、《梦斋诗集》、《四书翼注》。
揭暄 （1613～1695） 揭暄，字子宣，号韦纶，别名半斋。广昌县旴江镇人。
祖为郡庠生。父亦邑廪生。揭暄“少有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为县学“诸生”时，于诸子、诗赋、数术、天文、军事、岐黄等无所不究。且留心世事，“独好深湛之思”时人以“才品兼优，德学并茂”称之。
正当揭暄“而立”之年，明室覆亡。清兵长驱南下。嘉定三屠“杀人盈城”激起汉、满民族矛盾，对广昌震动很大。揭暄痛感汉民族遭受屠戮，又受封建正统观念所束缚，于是矢志勤王，遂与父亲衷熙及好友何三省（进士，广东提刑）、骆而翔（举人，顺庆府推官）“举义兵，图复兴”，在闽、赣边境的建宁、广昌、长汀抗击清兵，与南明兵部侍郎揭重熙领导的抗清大军互为犄角之势。
明隆武二年（1646年），暄率所部归唐王朱聿键节制，“上言天时、地势、人事以及攻守战御机要凡十策。”唐王皆采纳，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调江西做吴炳的副手。“甫行，又命安抚阎总诸营，及赣州，闻父难，痛哭归”。其后，唐王被执，义军失散。暄见国事匡复无望，遂隐居不仕。致力于科技、军事的著述，虽至耄耆之龄，仍焚膏继晷，全神贯注，以底于成。为精察明辨宇宙的奥秘，辨明有无九重天的疑义他博览群籍，考据精核，昼则运筹推步，夜则仰观星象，整个心思无时不在日月星辰间遨游神驰，经过五十几个春秋的拼搏，于康熙二十八年（1684年）完成了《璇玑遗述》巨著。全书共十卷，文成数万。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读后，手抄其精语另为一卷，名为《璇玑尺解》，称其“深明西算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实为古今所未发”。另有著名天文、数学家方以智、方中通则称誉揭暄是“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申中土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的千古奇人。“其论述出于大西诸儒之上”。
揭暄另有名著《揭子兵经》和《揭子战书》。《兵经》分“智”、“法”、“衍”三卷，计一百篇。《战书》前四卷述战法。中四卷述历代战例，后九卷名将言行。言兵言战，皆有创见。湘军统领花翎按察使肖启江盛赞其“《兵经》言警而核，自成一家，《战书》明畅切实、法制详备。”江西学政吴石渠读其书后惊叹说：“此异人异书也”。即撰文介绍，并捐资赞助刊行。
在数学领域内，他亦有很深的造诣，日本人编著的《数学大辞典》中还载有《揭暄》条目。
揭暄的著述除《璇玑遗述》、《揭子兵经》和《揭子战书》外，还有《揭子性书》、《揭子昊书》、《揭子二怀篇》、《道书》、《射书》、《帝王纪年》、《揭方问答》、《周易得天解》、《星图》、《星书》、《火书》、《舆地》、《水注》等十七部论著，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各个领域，真知灼见，甚为海内学者所推崇。
罗棨 （1628～1695） 罗棨，字珂雪，又号雪庵，甘竹人。祖万程，进士，士称“罗夫子”。父鸿，庶兄榘，均有文名。罗棨在家庭教育影响下，少时苦读家中藏书，常至夜分始眠，五更即起，对六经诸子百家靡不贯究，且旁及书画、篆刻、医卜、军事、杂艺，尤以诗文造诣极深，因而名噪一时，与庶兄榘齐名，有“旴水二罗”之称。
罗棨十六岁中秀才，但以后30余年却科场失意，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始为拔贡但未步入宦途，依然落拓而归。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应江西巡抚宋举之聘，罗棨出任庐山白鹿洞书院山长。他夙兴夜寐，以作育英才为己任，掌教数年，培植后进甚众。
罗棨治学严谨，务实而不务虚，反对空谈性命，提出“为文不关教事，虽工无益。”在教学方法上，他实行自习为主，先博后精；内容上则突出《易》学，重视《春秋》；提出学用必须结合，尤在力行。并自编《鹿洞讲义》十二卷，对学生进行讲授。
罗棨一生著述多至数十种、一百三十余卷，统名《耐耕堂集》。68岁时病逝于家中。
魏方泰 （1656～1727） 魏方泰，字日乾，号鲁峰。生于广昌县甘竹乡。早年父亲亡故，由慈母抚养成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方泰中乡试第一名。三十九年，继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并为醇亲王子的受业师。后累官侍讲、侍读、佥都御史，直至礼部侍郎。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地区边关不靖、军中需粮甚急，朝廷命方泰领运，大臣惊异，上疏说：“方泰为一介书生，未曾亲历戎马沙场，今命其往返于万里无人之境，何能堪此？”但方泰慨然就道，餐风露宿，日夜兼程，由于其部署周密，号令严明，人人尽心效力，终于往返沙漠，人畜军器无损。
方泰志行高洁，且好学多思，史书称他“清廉自守，语不及私，室无姬媵，门无游客。”公务之暇，即于家中捧书吟诵。其时，大将军年羹尧权势通天，骄横恣虐，百官争相趋附。方泰虽与他同列朝班，但独不交往。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下狱，在查抄其家产时，发现同朝官吏馈赠甚多，唯方泰未送一物。雍正常说：“如朱轼、张廷玉、沈近思、魏方泰四卿，均皆圣祖旧臣，惟忠惟贞，朕可信其始终不贰。” 著有《诵芬堂集》、《行年录》、《历代忠孝传》、《瀛洲馆课》等书传诸于世。
魏定国 （1678～1755） 魏定国，字步子，以取《易经》“慎独”二字之意，故又号“慎斋”。甘竹人。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定国考中进士，被授应城县知县，此地位置偏僻，民性强悍，友人告以须先示以威力，才能慑服百姓，但他认为必须“怀之以思，服之以威，结之以信”“如无德可怀，专司以威力，于政有何稗益？”莅任后，实行“革陋规、正风俗、减火耗（即加征税额），修社学”等四项恤民宽刑措施。并捐资倡修淤塞的渔子港，改善水利条件。邻邑云梦、孝感县令苛政虐民，百姓闭城罢市，群情激愤，巡抚以定国深得民心，命其前往安抚。定国只身驰往，召集乡亲父老恳切开导，至诚感悟，终使百姓悦服，风波遂平。
任河南臬司时，商邱县民妇苗氏被杀，被诬为叶生所为，定国经过明查暗访，终将真凶查出，提请为叶生开脱。但巡抚坚持不准，并以“吾不能劾汝？”相挟，定国严辞以对“畏劾而枉杀人，我不为也”。竟拂衣而去，并将叶生无罪释放。消息传出，百姓欢呼“魏青天”。
乾隆元年（1736年），定国调任安徽藩司，正值水灾，饿殍遍野。他遍历灾区，“招米商、设粥场、立医局”，为拯救饥民，并冒“擅发国仓”罪名，下令各地先行开仓放赈饥民，散出者随地留养，全活百姓二十余万人。定国因赈灾有功，晋升为安徽巡抚。后以“察吏严而不苛”转为刑部、吏部侍郎。
乾隆十七年，定国应江西巡抚宋犖之聘，至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他竭力倡导经济有用之学，对诸生谆谆晓谕，务求“学以适用为本”，培养出天下有变能起而继之的有用之士。书院现存有《力学约言小引》及《魏慎斋夫子讲义》碑刻两块，记录了当年他与诸生的讲学情景。
定国居官清廉俭朴，其居室衣服饮食，见者不知为贵人，家中仅薄田数亩，旧屋几橼，除此他无长物。乾隆十六年，奉旨入觐时，皇帝曾御书“耆年清望”匾额，以示褒奖。
乾隆二十年，定国病逝于家中，终年七十八岁。遗著有《记事诗文稿》和《教养纪事》等书。
魏允迪魏允迪，字功夏，号懋堂，广昌县甘竹镇人。为吏部侍郎魏定国之长子。
在世代书香的家风、庭训薰陶下，他自幼聪敏，有志于学，常“每夜焊汤于炉，黎明诵诗百遍。”为秀才时，诗文书画皆工，下笔数千言立就。因此蜚声乡里，才名远播。雍正元年（1723年）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以文辞优异被授予内阁侍读。
允迪工诗，其诗流畅自然，不事雕琢，与当时的著名诗人袁枚极相友善，唱和甚多。生平著有《诵芬堂诗集》十余卷、《懋堂文稿》二十卷。
饶一辛 （？～1734） 饶一辛，字近韩，号治人，又号趾斋。生于广昌县甘竹乡。
他幼年颖异，勤奋好学。九岁时，曾购得《九经解》数卷，朝夕攻读，“卷为之敝”。平生注重名节，言行均以古礼义要求。
雍正二年（1724年），一辛参加乡试时，宰相朱轼回乡省亲，闻其名，邀以共议天下大事，他侃侃而谈，条分缕析，所议六条都能通达治体，论断犀利，朱轼听后，非常赞赏，说他：“文入古大家之室，其才可以大用”。
雍正三年，一辛被授新建县教谕，他自捐俸金修建学宫，课士子于其中，口传手教，不厌其烦，以致“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与宁州危彬同有人师之目”。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时巡抚常安将一辛举荐于朝，但他力辞不就，并题其所居为“趾斋寓”，寓知止知足，不复仕进之意。
一辛毕生研究“经学”，且造诣颇深。所著有《先甲堂集》、《易说管见》、《周礼存微》等书。
黄永年 （1699～1751） 黄永年，字静山，号崧甫。广昌县赤水镇人。
他生性聪颖，勤奋好学，先师南丰人文学家梁份习经学，继而隐居白田山中十年，博览群书，潜心钻研，因而学业日进，甚为当时豫章书院山长陶成章所赏识。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镇江、常州知府。
黄永年为人端廉简重，不爱谈笑。一生友不妄交，语不妄发，不热衷于功名利禄，任主事时，刑部尚书秦惠田以其能，曾多次荐以自代，但他却落落如平常，报以谈笑置之。
永年为官清正，善恤民情。任常州知府时，僚属问以治政之要，他说：“吾蹇钝，百不如人，惟此拙诚为民之心，早夜矻矻。”他“日则敝车蹇驴”，深入民间，问民疾苦，境内武进县素苦干旱，农民甚受其害，他相度地势率领乡民作堰灌田数十处，并营建“德胜港”，四面开渠，脉落流通，全渠长达百里，渠之所经沃野弥望，自连江桥以下，溉田二十余万亩。“岁获遂倍，民受其利”。莅任三载，颇有政声。
永年一生好学深思，治学严谨，为文反对矫揉造作，逆情取宠，对一味“求之于文”的浮庸文风至为不满，主张“读书以明理也，学以适用为贵，学而不适于用，犹农植荑稗，女废蚕绩，而工纂组也”。他提出行文著述，一定要言之有物，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文章有不当者五：一为苟作；二为徇物；三为欺心；四为盅俗；五为以炫奇示人”。这些精辟的论述，对当时一些方家、名士猎取虚声，为文空言无实，确为一针见血的抨击。
永年一生著述甚多，有《希贤编》、《奉使集》、《春秋四传异同辩》、《嵩甫文类》、《南庄类稿》、《白云诗钞》、《静山日记》等刊行于世。
何在田何在田，字鹤年。广昌县旴江镇人。
在田工诗善词，其诗结构出奇，用字锤炼。乾隆二十年（1755年）著名诗人蒋士铨在南昌僧舍见其题壁诗后，誉为“吾乡黄山谷（庭坚）后无此作久矣”。并与他诗酒会谈，倾谈三日，亲自点定诗文数卷。从此名声日噪。
乾隆二十一年，在田中乡试举人后以屡试不第，遂绝意仕途，蛰居山舍，过着著书自娱，林泉共赏的田园生活。著有《至耕堂集》传于世。
饶学曙 （1720～1770） 饶学曙，字霁南，号筠圃。广昌县甘竹镇人。为饶一辛的次子。
乾隆十二年（1747年），学曙中举人。十六年，殿试为一甲第二名（榜眼），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屡官左、右中允、侍讲、武英殿通考馆、功臣馆、礼器馆纂修，日讲起居汪官等职。主管朝廷奏章、诏谕、制诰工作。居翰林院一十六年，凡国家大典礼进拟之作多出其手。乾隆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任河北、云南等省“乡试”考官四次和“会试”分校，甚能举贤用人，被当时文人学士誉为“当世之师”。
学曙虽以文学见长而为皇帝的“词臣”，但在撰述中态度认真，史家称赞他为文时“凝神精思，五官并用”故其诗文“博奥古义，而兼雅颂”。著有《研露斋集》、《使滇集》等书行诸于世。
学曙为人厚道，能孝悌，事继母如生母，继母死后，对二弟学暄谆谆教诲，植善规过，兄弟之间，友爱依依，卒使其弟于乾隆十七年考中举人，“文彩风流，辉映同辈”。他平生轻财好施，群众有急难，解衣推食救之必力。在京时，重修江西会馆，作为家乡人民雅集畅叙之处。并营购义冢，使乡人死于京都的无漂泊暴露之苦。乡人咸感其德。乾隆三十五年卒于京都，终年五十一岁。
恩云 （1886～1934） 余恩云，又名余彬。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生于尖峰乡井尾村，其父名龙荪，是当地有名的篾匠。
恩云，继承父志，幼时常劈阔篾，抽长丝，编制雀、扇、提篮、蜻蜓等小件艺术器，轻巧美观，逗人喜爱。十二岁时，即随父下乡行艺，由于勤学苦练，加之父亲的循循善教，两年后，掌握了篾器编制的各种技能。
恩云编制工艺独特，博采众长，刻意求新。其制作之“花蓝”、“柳盒”、“脚篮”、“楹联”、“匾额”、“动物篮”、“动物盘”等，编织紧密，造型美观、轻巧玲珑，他大胆改革篾器的传统制作工艺，巧妙地把生活中目视的山水、人物、花卉形象情景，纵横交织在篾器上。从布局透视到参差平衡，都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如“工钱梅”外形工字，内藏腊梅，排列密疏有致；“锁线万”、“山字万”，卐字外面以铜锁和山形包圈，大小有别，远近有序；手法细腻逼真、立体感强。“二龙戏珠”和“双凤展翅”图案，则形象生动，神态各异。寓艺术欣赏于实用之中，成为室内陈设的工艺珍品。三十岁时，曾在本乡东山村为富翁王某编一“绔筐”，结构琐杂，剔透玲珑，上盒图案为鸳鸯戏水，下底拼成对称“双喜”，神情动人，呼之欲出。至今仍在民间传颂。
余恩云不仅专于竹篾编织事业，而且广收生徒，倾心以教，使其精湛技艺，薪尽火传。1972年北京全国工艺品展销会和1978年广州冬季交流会展出的“龙凤”竹席和“二龙戏珠”水凉席，均为其再传徒孙师承他之传统工艺产品，以独特风貌博得外商的青睐和赞美。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进驻尖峰后，余恩云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乡、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秋牺牲于家乡，年仅49岁。
吴文荪 （1893～1932） 吴文荪，别名家瑜，外号伢。广昌县长桥乡聂田村人。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五。
吴幼年丧父，缺家教，自小放荡成性，不务正业，二十岁时，即伙同乡内流氓陈贺光等十余人，开设鸦片烟馆，买卖大烟，吃喝嫖赌，常在人前宣扬说：“只管今世过日子，那管来生变马牛”。其后，组织“红岗会”，自称红大爷，上通官府，下结帮派在甘竹、高洲乡交界的白露岩一带昼伏夜出，打家劫舍，抢劫行旅。
1923年，吴在白水寨（今赤水街）抢劫到鸦片烟馆老板短枪一支，次年，再抢到马枪10余支，以后又骗得尖峰乡股匪头领王香仔长枪13支。从此，各地流氓地痞，以及烟鬼无赖之徒纷纷纠集于左右。他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豢养喽啰，设立“百货捐”（就是见物抽捐，凡上市的一切商品得交纳捐税，有灶捐、猪头捐、房屋捐、人丁捐、洗衣捐、结婚捐等）。他还发行所谓“本票”的“纸币”，强迫人民使用造成通货膨胀，有行无市。
1926年，吴文荪收罗了一批广东、湖南籍游兵，组成两个分队共400余人，拥有长短枪300余支，因而势力扩张，四方无人敢与争锋。县长熊莫出于镇压农民运动和巩固自己地位的需要，于1928年8月呈报省政府批准，将吴收编组成广昌县“靖卫队”。同月，吴更名家瑜，率兵进驻县城，就任靖卫队长。1930年靖卫队改为警察队，此后吴某不断扩充实力，由3个分队扩大为7个分队，共1500余人枪。自此，他同地主武装保卫团一道，疯狂镇压农民运动。
1928年8月～1930年4月，他袭击甘竹、苦竹赤色区域，推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杀害苏维埃区乡干部及群众41人；烧毁房屋100余间；抢夺耕牛120头；其他财物更是难以数计。对被捕人员，使用“点天灯”、“烟熏火烤”、“打秋千”等各种毒刑。其手段惨绝人寰，见者不寒而栗，尧山村农协会交通员肖世谋、宣传员李孔明、官坊乡农协委员陈兆基、交通员武观音、乡主席陈链键等都是在这些酷刑摧残下牺牲。当时只要说声“吴文荪来了”连小儿也吓得不敢啼哭。
1931年2月，吴文荪的警察队从南丰窜扰千善、长桥，叫嚷“打回老家过春节”，后被红军击溃。1932年5月，吴文荪率警察千人，偷袭甘竹苏区。甘竹区游击队，县独立营配合红军独立第四师第十团，将他击毙于甘竹乡鹅龙村塔岗山下，死年四十岁。群众将尸体肢解焚烧，并编有歌谣说：“长桥吴家瑜，恶似麻老虎。万人皆切齿，一枪有余辜。” 李朋举 （1905～1934） 李朋举，又名滑女仔。柯树乡廖坑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0年1月，红军进入柯树乡，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朋举带头参加了农民协会，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成为农民协会的骨干，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李朋举一直在乡、区苏维埃政府担任财粮部长，为开辟财源，他动员群众组建消费合作社，收购苏区盛产的毛竹、木材、笋干运往白区，换取食盐、布匹、西药，以满足军民的需要。他深入农村，挨门串白，发动群众捐钱、献物，并把筹集到的钱、物运到七、八十里外的黄陂、洽村前线。
1934年端午节后，李朋举和夏万贵在枫树湾研究筹粮工作，他主动提出到最危险、最边远的铜盆下、高排村去工作，而让其他同志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筹粮。正当他走到麻源桥边时，十余名国民党军队便衣队蜂涌而上，他们从李朋举的干粮袋中搜出公文、印章，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干部。立即五花大绑，强行押往白区，国民党官员向其诱降“干红军没有出路，只要能投降，照样给你工作。”李朋举怒目相视、志坚如钢，厉声回答说：“我生是红军人，死是红军鬼，决不到白区去”。对方又威胁他说：“你现在已经是阶下囚，我随时可以叫你身首分家”。李朋举鄙夷地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死也要死在红色大地上”，敌人诱降不成，气急败坏，慌忙下令对他施酷刑，李朋举虽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仍然是一身傲骨，宁死不屈。国民党军官恼羞成怒，将他押往刑场。李朋举大步前往，神情自若，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口号，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岁。
陈阿金 （1898～1934） 陈阿金，又名建金。出生在江苏省阜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二。13岁时，为替父母分忧解难，进入了日本人开办的上海同兴纱厂做工。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后参加罢工斗争，曾率领工人群众冲进潮洲会馆，收缴军阀孙传芳某部的枪械。
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陈阿金成为工人群众领导之一，并于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按照党的指示，领导过两次纱厂罢工和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虽多次被捕入狱，但仍然矢志不渝，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27年夏，陈阿金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军事，他刻苦学习，积极钻研，曾对伍修权（莫斯科步校学生）同志深有感慨地说：“过去家里穷，无法读书，现在有这个学习机会，不拼命学怎能行”。1930年7月，阿金学完回国，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学校军事教员，兼工兵连指导员和机炮大队政委，他创立“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原则，为红军培养了6200多名连以上军政干部。
1934年春，陈阿金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后，所部奉命在驿前以北的高虎脑、黄土寨、万年亭一线布防，抗御国民党军队第三、第十纵队的进犯。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他清醒地看到，五师处于正面防守地位，是本军团防御战斗的关键。他层层召开政治人员和军人大会，对战士们说：“我们是在根据地的土地上诞生和成长的，这里的一草一木和我们都有血肉感情，我们要守住眼前阵地，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并亲临前线，精心勘察地形，指导构筑工事布置兵力。
8月5日凌晨，国民党汤恩伯、樊崧甫纵队以“羊群战术”向高虎脑大举进攻，轮番进行集团冲锋，陈阿金和李天佑亲临前线指挥红五师指战员固守阵地，从清晨至黄昏，激战十余小时，是役，击毙汤、樊部团长各一名，中校以下官兵四千余人，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对蒋介石主力部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8月14日凌晨，国民党军队以六倍于我之兵力，向高虎脑、万年亭阵地猛扑，陈阿金率领守军浴血奋战，毙敌一千余人，中华苏维埃《红星报》曾以《模范的高虎脑战斗之后，又有模范的万年亭战斗》为题，撰文盛赞“（写下）高虎脑光荣战史的是‘门师’，写下这次万年亭光荣战役的又是‘门师’，我百战百胜的‘门师’在战斗中越战越勇，显示了他们是无敌的红军，是红军的模范。” 8月28日，国民党集中十七个师的兵力，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继续猛攻我军阵地，红五师指战员以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奋起抗击。
在击退敌人一次次攻击之后，正当他跃出战壕，骑在马上观察前沿阵地指挥反冲锋时，国民党飞机扔下的炸弹同时落在他的四周，浓烟腾空冲起，吞没了他的身躯，陈阿金同志英勇牺牲在阵地上，年仅三十六岁。
揭俊勋 （1917～？） 揭俊勋，广昌县旴江镇人，出生于贫苦家庭，为求生存，十二岁便到县城一家南货店学徒，过着饥饿、劳累的生活。
苦难童年，悲惨经历，使年轻的俊勋在幼小心灵中萌发翻身求解放的欲望。
1931年1月，广昌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中，他于1932年投身于苏维埃运动，参加3月份少共广昌县委发动的青工斗争，开展“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总罢工。他积极宣传罢工斗争意义，使全县青工斗争热烈展开，终于迫使商店老板答复罢工中提出的合理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改善生活、添置新衣，工人们第一次罢工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团中央主办的《青年实话》第十四期曾撰文表扬号召各地团组织向广昌青工学习，由于他在这次斗争中表现突出，于4月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被选拔到少共广昌县委任宣传部长，7月，当选为少共广昌县委书记。
当选少共广昌县委书记后的揭俊勋更是忘我工作，夙兴夜寐，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指导全面工作，他结合本县青工特点，制定各级团组织《革命竞赛条约》、《广昌县青工斗争纲领》，发展壮大团组织，仅两个月时间，全县已发展至团支部49个，团员1090人，模范少先队员806人。
1932年9月下旬，揭俊勋调任宁都县少共县委书记，随后转调少共中央机关工作。
1934年10月，揭随少共中央机关的其他同志一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2月，他参加横山响水堡战斗，击溃国民党军的猖狂进犯，保卫党中央驻地瓦窑堡。
1936年6月，揭俊勋随中央巡视团西征甘肃、宁夏，为加强“三边”工作，7月，揭留任少共盐池县县委书记。10月调任三边（定边、安边、站边、盐池）特委少共特委书记。由于日夜操劳和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此时揭俊勋同志即已染病在身，但他仍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使身边同志无不深受感动。
抗日战争初期，揭俊勋同志终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于陕北。
张光辉 （1878～1938） 张光辉，祖籍广昌县尖峰乡南坑，出身农家，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家贫而辍学。二十岁时，经亲戚介绍至白水镇（今赤水）刘万丰苎麻行学徒。为人精明，遇事谨慎，深得店主信任。几年学艺期满后留店帮工，因其经常被派往外埠处理重大商务，从此，在商场上崭露头角。
1917年，店主刘仗荣将万丰苎麻行转让给张光辉。他雄心勃勃，邀集长兄清辉、四弟祥辉一道来店经营，立志以商业兴家。
他善经营，重管理。在店内设管事、帐房、采办、批发负责人、头柜、店员等，人手齐，分工细。在业务交往中，对于老顾主小则以茶食膳接待，大则以酒筵相款，卖主存货，尽量提供方便。店员工资高于同业三四成，且余薪可入股，附带小额买卖，年终另分红利。从而使得店内员工怀同舟共济之心，尽心招俫顾客。批发货物中，实行“广码秤”，每百市斤南杂货可升溢十余斤，商贩图其利，争相向其进货。
张光辉注意商业动态，建立省内外广泛联系。有一年，他得知广州、福州两口岸苎麻短缺，他果断决策，派胞弟祥辉长驻湖北苎麻产区，用预付定金收青苗的形式，控制苎麻货源，然后将四十万斤苎麻运往销地，获利二十余万元。
其后经营规模愈来愈大，先后在白水镇独资经营的有：恒丰南货店裕丰布店、英记苎麻行、豫孚煤油公司，合营企业有元祥国药栈，均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拥有店员100余人，旺季日夜为市。在南城的独资企业有豫孚煤油公司（抗日战争中，因交通受阻，后改营钢材）和裕丰布百商号，雇佣店员30余人，为当时南城县两家最大的商号。在樟树镇设有煤油、中药材、南杂、布匹商号。此外，在南丰、抚州、南昌、闽西数县以及广州、上海、汉口均设有行、栈、店、商号，经营布匹、南货、煤油的批发业务。赣州、闽西诸县布匹、南货、煤油、中药材等业务，皆依赖于他的商号，因而财源日盛，数年间家产已达百万元银洋，一跃成为赣闽边境七县一号商业巨子，名望显赫，被人们誉为“张百万”。
张光辉成为巨富后，生活俭朴如素，待人以诚，常与人说：“我今虽富，但不敢奢侈过度而放弃先业；也不能因财产难得而刻薄吝啬，利己损人。”他对待县内商贩采购，仅凭信用即可供货，货售完后付款，不予计息。而对于无法偿还贷款者，亦不予责索。
抗战军兴，风云突变。1937年，汉口、广州相继沦陷。张光辉在那里开设的商号之资财丧失殆尽，樟树镇栈房四十多万银元又被代理人余凤章卷逃，其他各商号代理人亦乘战乱之际，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1938年，张光辉病逝于家，终年六十一岁。
符竹庭 （1912～1943） 符竹庭，生于广昌县头陂乡的曹家边村。七岁时，父母双亡，依靠薄田一亩，与年老的祖母相依为命，十一岁至头陂街的一家杂货店学徒，苦难的童年，使他日益憎恨旧世道，盼望新社会的到来。
1927年8月16日，八一起义军抵广昌，十五岁的符竹庭毅然投军，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任独立二团政治交通员，其后，历任团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牺牲时任滨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30年，符竹庭任三军团一团政治委员，在著名的雪山栋和猫嘴峰守备战中，胜利完成了守备任务，中央军委授予该团“顽强守备”的光荣称号。1932年，竹庭同志调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师第十九团政治委员，在鸡公山战斗中，他亲率一营兵力与教师敌军激战数日，夺得鸡公山血战大捷。以军功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奖章。
1934年2月25日，符竹庭政委与团长杨得志率红一团全体战士固守黎川县西南的山岬嶂阵地，他亲率2营在主阵地顽强抗敌，激战三天，全营虽仅剩两百来人，但终于守住阵地，协同我突击部队将国民党第94师全线击溃，保障了红一军团侧翼的安全。是红军牵制部队坚决抗击和击溃数倍敌军的典型战斗。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特意写了《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起来》在第31期《红星报》发表。朱德在福建长汀的大西屋，单独接见和检阅了英雄的红一团，并授予该团“顽强守备”的锦旗，符竹庭也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符竹庭出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率领先头部队参加长征。抢关夺隘，开辟道路，为北上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10月，符竹庭同志调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与肖华（司令员兼政委）同志一道率部挺进敌后，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两个行署和十五个县的民主政权。就在冀鲁边区建立不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秉上峰旨意，率部至我方驻地乐陵，限令我军必须迅速离境，并将同情抗日的乐陵县长牟宜之撤职，竹庭运用政治手段，配合地方党委，发动群众与沈鸿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巧妙地引用蒋介石公诸于世的庐山讲话，指出“地无分南北，人不论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这是领袖之训令。如今敌寇入境，人民涂炭，你们无视生民之安危，置训令于不顾，实为国人所耻。”他言之有物辩之以理使沈理屈词穷，只好放了牟宜之，灰溜溜地撤回，这次事件的正确对策，对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救亡产生了驿定影响。
符竹庭由于出身贫寒，少年时仅读过三个月私塾，党的教育和战火洗礼使他明白，战胜敌人不能只有匹夫之勇，必须注重战略战术，提高理论和指导水平。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抗大第一期高干科的学习，为领导才能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其后，尽管战斗频繁，环境恶劣，但他从抗大带回的装着《列宁文选》、毛泽东著作等书的两只木箱随身不离，见缝插针，有空就学。在冀鲁边区，他领导和创办了《挺进报》、《火花报》、《烽火报》、《斗争》、《战士报》、《挺进月刊》等抗日宣传刊物；经常撰写文章，激励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
1939年秋，符竹庭同志奉命率部转入鲁西，创建鲁西根据地。1941年1月，符竹庭率115师教导二旅由鲁南东进滨海。他与旅长曾国华同志一道，同年3月发起青口战役，激战三日，拔除海头茉日伪据点十余处，毙伤和俘获日伪军各八百余人，解放了从赣榆到柘汪的大片地区，为滨海地区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有力基础。
1943年1月，他运用“翻边战术”，解放了滨海敌伪据点郑城，摧毁了日寇的兵站基地，创造了我八路军在华北后方以攻坚战形式夺敌城池的战例。同年11月，与军区司令陈士榘同志共同制定了以“军事打击，政治争取，里应外合，全歼敌人”的战略方针和三套攻城方案。亲率突击队员，攻克赣榆城，一举俘敌三百余人。伪军旅长李亚藩困兽犹斗，竹庭雍容指挥，以钢炮摧毁敌中心炮楼，李亚藩施展诈降伎俩，以期待缓突围，但被教育反正的伪团长黄胜春生俘，伪军两千多人无一漏网，而我军仅丧亡19人。延安的《解放日报》曾以显要位置报导了这一辉煌战绩。
日伪在赣榆城惨败后，老羞成怒。复于同月二十六日清晨，集结重兵六百余人袭我本部，竹庭身先士卒，指挥反击，不幸于黑林乡马旦头村落马受伤，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一岁。
符竹庭文韬武略、智勇双全，抗日根据地军民把他与肖华等并称为“鲁南三才子”，罗荣桓评价他是“军事上政治上都比较强，很有能力的优秀干部”。
1944年冬，赣榆县人民为纪念符竹庭同志，曾将该县改名为“竹庭县”，并创作了一首《纪念符竹庭》民歌，赞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1983年11月，赣榆、广昌两昌人民隆重举行了纪念竹庭同志牺牲四十周年大会。竹庭同志的生前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曾赋诗悼念，诗云： 赣南闽西初相识，长征路上风雨同； 君赴敌后驱日寇，血洒赣榆留英名。
廖其祥 （1910～1951） 廖其祥，名荣昌，绰号“大肚子”，广昌水南圩人，为人世故圆滑，巧于逢迎。成年时经商，之后做总管，当保镖。
1927年伙同地痞潜伏于船顶隘、戈家山一带拦路抢劫成为闽赣边境山道上的“山大王”。1931年起任靖卫队中队长时，苛捐杂税，盘剥百姓，又在驿前、白水、大株等圩镇开烟馆、设赌场；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他混进区游击队当副队长，但匪性不改，破坏红军纪律，在杀害游击队干部罗磨仔后，畏罪啸聚山林，杀人越货。1934年夏投奔南丰国民党军队，被任广昌县第二区守望队长，并以清乡名义，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达130余人。1937年春火并南丰匪首唐超群，扩大了势力，率部百余人投靠南丰县政府。被受编为该县保警大队中队长。1941年串通大队副青帮头目武泉夫，贩卖烟毒、包娼包赌，要挟政府、绑架第八专署（抚州）专员张元伦，洗劫南丰县裕民银行及县城各大商号，获银洋一万余元，之后率旧部返回广昌，1944年与心腹白水警察所长余义和阴植党羽，拼命扩充实力。1945年，跻身于政界，为县参议员，又四处夤缘，继任空头职衔宁广石联防参谋室主任。1947年出任县副参议长，又与县党部书记长饶世澄、县参议长何亦纯结党组派，左右广昌政局，并将全县各乡地主武装统到手里，同时，设立地下工厂私造枪枝、假银洋。
1949年，广昌解放前夕，被任为豫章山区游击第六总队少将总队长。他绑架商富，追逼赎金，获银洋一万余元。1949年3月，廖率部一千余人，逃窜泰宁，投靠国民党闽赣边区民众自卫军司令官严正，后因严正被人民解放军击毙后，继任司令官，在建（宁）泰（宁）将（乐）明（溪）等县的深山密林负隅顽抗，偷袭戈家区政府，杀害农会主席，抢劫建（宁）泰（宁）两县货船和来往车辆。
1951年2月，廖在人民解放军的穷追猛打下，仅剩一、二百人，流窜在泰（宁）、建（宁）、明（溪）、将（乐）四县交界的龙善山区。旋又被解放军所击溃，廖只身逃脱，隐匿于龙安乡桥马坑岩洞。2月15日，被击伤捕获。正当民兵用“猪仔轿”把他抬往龙安圩时，他挣脱滚落于滕岭头水口的山坑里摔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李青 （1883～1953） 李青，又名梅轩，别号挺生。出生于广昌县尖峰乡黄坊月池村，他生性耿直，平易近人。幼时，曾就学于建昌府旧制中学，省立豫章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经济科，后又于1924年考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教育委员会学习。他勤奋好学，接受新思想较快。在校期间，即慨然有经事革兴之态。毕业后，于1926年投笔从戎，于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任少校秘书，参加北伐。其后，历任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一等书记官等职。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李以时局混乱、道路艰险为由，辞职返乡。此后，虽曾被县政府委以抗敌动员委员、财政委员、县党部党员清审委员、县志馆馆长等职。但因当时政治腐败，壮志难酬，乃悻悻脱离政界，致身于家乡教育事业，于1945年出任广昌县立中学校长。抵任后，即领导全校教职员工统一意志、规划久远、筹谋充实、整教务、肃校规，以作人育才为己任。从而扩大建筑、改进编制、增补设备、广设科目；为加强师资力量，他多方罗致人才，选聘到许多品德高尚、学识渊博，且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名教师，如：罗授时、李继远、饶航普等来校任教。不到两年，全校有班级六个，学生达三百人以上，还附设简师班二个，人数亦在近百人左右，成为当时广昌县县办第一大学府。
李青视教育若生命，视学校为家庭，视学生为子弟，身体力行，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于教育事业上，为提高教学质量，他经常听教师授课，对学生作业，亦常抽卷批阅。不仅重视智育教学，更注意德育之扶植，他常告诫诸生“用世不可无才，更不能无德，有德且才，譬如参（人参）、术（白术）、苓（茯苓）、桂（肉桂）为药剂珍品，若才而无德，则乌（乌药）、附（附子）、石（石菖蒲）、砒（砒霜）虽有一时取胜之用，而其害不可胜言。”故学生受其教育的，多能卓然成才，而洁身自好。解放后，县、区一大批中层领导干部，均系出其门下。
李青一生刚直不阿，富有正义感。1947年秋，国民党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各级官吏奔竞之士，贿赂公行，李青仗义执言，大胆抨击时弊，政府为掩盖丑闻，粉饰太平，竟以“国大代表”为饵，邀他参加竞选，李青严辞拒绝。1949年春，他目睹官场倾轧成风，是非麻起。遂愤而携眷返乡，不复涉足政界，于故里设馆（私塾）授生，维持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青虽已年近古稀，仍然热心教育工作。出任尖峰完小教师时，走访山乡村居，动员适龄儿童入学。1952年调任城关第一小学校长后，更倾心于教育事业，爱校、爱生，与教职员工筹谋规划，修整校舍，组织进修，帮助教师解决实际困难，激励学生奋发向上，并利用废旧材料，兴建儿童乐园，使学生有健身娱乐之地。时仅两载，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有班级11个，学生近400人，成为广昌县规模最大的完全小学。县人出于对其崇敬和爱戴，于1950年9月选举他为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江西省首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1年再次当选为县第五届人大常委，县第二期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
李青能文辞、工书画，其书法在当时邑中书坛独树一帜，求师者甚多。所画梅花，风格劲峭，名闻全县，时人誉为“铮铮傲骨犹如铁，不画群花独画梅”。其画流传很广，收藏者颇不乏人。
1953年8月17日，李青病逝于家中，终年七十岁。诸生纷聚追悼，挽以“春风化雨，长念恩师功德；刚直循正，难忘儒雅音容”，深切缅怀他兴学、办校以及爱校爱生的献身精神。
张厚生 （1890～1965） 张厚生，字启业，号从周，又号文郁。祖籍南城县。清光绪中期（1890年前后），其父张春林迁居广昌县甘竹街，以医为业，颇有声誉。
厚生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从小热爱医学事业。十五岁时，师南丰陈某学医，三年师满后在父亲开设的“大和春”诊所坐堂门诊，工余之暇，博览群书，钻研“灵枢”、“素问”医学经典著作；加之父亲谆谆相教，因而医学造诣日深。年届弱冠，即以善诊，被乡里誉为“童子郎中”。
正值而立之年，其父不幸病故，厚生继承父业，仍与长兄合资在镇上开设“广厚生诊所”行医。他信守“为医者首在济世活人”的宗旨，病家相求，有呼必诊。1951年秋，甘竹下街张佑荪的长子张大安，出生仅六个月，染麻疹发病，高烧十天不退，几经诊断，病症皆无起色，家人看其危在旦夕，意欲丢弃。厚生闻讯，半夜赴诊，先用针灸抢救脱险后，急返家中查阅资料，揣摩病症，于凌晨四时始定药方，黑夜不见五指，仅凭一束线香火光，一路跌跌撞撞奔赴病家，为危婴灌服汤药，终使转危为安，喜获回生。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遇到贫苦者求诊，不仅诊费分文不收，而且对无钱购药者，赠给药帐折子一本，凭折可在镇上各号药店配方取药，所需药费按月由他结算付款。口碑载道，大得人心。
他擅长针灸，医病针药兼施，疗效甚佳。1945年夏，他出诊龙淇重田村，回来时路经跃龙桥，忽闻有悲泣之声，出自国立幼稚师范学校校舍，急趋舍内，方知为我国著名教育家、幼师校长陈鹤琴先生的爱子重病多日，屡投诸医皆束手无策，他询问病史，从容切脉后随即掏出一根银针对准舌根穴道猛扎一针，顷刻患者缓缓苏醒，众人惊喜异常，奉为华佗转世。从此，声誉鹊起，门诊病人日益增多。远如南丰县境的田东、白舍、隔洲、周源等数十里外患者亦纷纷慕名前来求医。1953年冬，他调至县医院主持中医科室，其时每日就诊者多达百人，他虽已年逾半百，对病人依然细心察问，热情诊断，每日亦必诊完最后一位病员方肯休息。
张厚生不仅以行医饮誉乡里，而且热心发展中医事业，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县内培育了不少中医人才。他重视教授中医基本理论，要求入学者对医学经典著作，做到熟读精思，义理贯通，不可以一知半解为满足，遇有疑难之处，要“检阅古今名家方书，以广见闻”。告诫学生注意职业道德修养，在治病时“要仔细察脉，详问病情”，如有诊察未及者，直言说明，切不可牵强文饰，贻误时机。
厚生临床经验丰富。晚年积四十余年经验，分析整合，编著有《厚生医案纂集》和《厚生临症日记》两稿，颇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由于德高望重，1958年9月他当选为广昌县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61年2月及1963年7月，又分别当选为广昌县第二届、三届政协常务委员，并从1956年起至1966年止，历任一、三、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厚生才学广渊，为人谦虚恭让，他于岐黄之余，兼善诗文书法，1945年秋，日寇投降，他欣然赋联庆捷。感情充沛，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其书法亦秀丽俊逸，立于甘竹街头的“旴源首镇”牌坊石刻，系其手迹。他还酷爱地方戏曲，以饰演正生著称，有“正生张公”名伶的美誉。
1965年8月中旬某晚，张厚生突患脑溢血症，虽经广昌、宁都、南丰三县人民医院医师会诊抢救，终因年事已高，医治无效，于同年8月23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七岁。
谢梅生 （1907～1984） 谢梅生，号鸿恩。广昌县甘竹镇答田村人。出生于纸扎艺人之家，兄弟二人，梅生居长。十五岁时，拜甘竹地方戏“三元会”、“祥福班”刘宝东师傅学艺，主学小生。他诚心琢磨艺师动作，勤学苦练，如醉如痴，竟至于盛饭之时，拿着空碗，手舞足蹈，而忘却盛饭亦是常事。他刻苦自励，技艺日进。在“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二十岁出头，即显露才华，在主演《扒腊庙》、《罗成降唐》、《武松打虎》等剧中，声情身段表演恰到好处，而获得同仁称誉和观众的赞扬。
三十岁时，梅生成为班社挂牌的出名艺人。他不仅工于生行，而且对旦、净、末、丑诸行也都通晓，在《芦花荡》一剧中饰周瑜，发挥了《孟戏》中的傩舞表演手法，创造了一大段别具一格的“跳芦毛”身段表演，动作豪放、力度炽热，把周瑜被张飞擒纵的内心神态刻划得淋漓尽致，为吁河戏的表演艺术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
1962年冬，为挖掘古老剧种，他应邀出席全县戏曲工作会议，会同甘竹大路背刘家《孟戏》的全班人马，成功地再现了刘家《孟戏》的古朴风貌，为广昌地方戏的挖掘整理工作奠定了牢固基础。
1965年后，由于历史原因，他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此时虽身处逆境，但仍然谈笑风生，劳动之暇犹自曲不离口，练功温戏，享受艺术乐趣。
“风雨艺涯路，矢志终不渝”。1978年，谢梅生以古稀之年，重登舞台，再展才华，先后至甘竹乡龙溪和南丰县的下罗堡、田东、周源等地业余剧团传艺授徒长达三年之久。
1981年4月，经省文化厅批准，广昌地方戏正式命名为“旴河戏”，并将原县采茶剧团改为“旴河戏剧团”。为使这支古老剧种后继有人，他谢绝南丰县周源村每月一百二十元的优厚待遇，毅然返归故里，应聘至“旴河戏剧团”担任教师，以七十四岁高龄，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培育艺术后代的戏剧教育事业中去，他教戏严格认真，对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毫不含糊。不但传艺，而且以惊人之毅力，在一年的短暂时间里，回忆整理出大路背刘家《孟戏》（三夜本）高腔的脚本。并用极其工整的小楷抄录成册。同时还笔录出吁河戏传统剧目整本38本，献出老版剧本整本四本和录制了六个小时的口唱音响资料。为旴河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1984年5月，省戏曲研究所决定摄录《孟戏》录像带。他以全部精力，指导旴河戏剧团排演刘家《孟戏》。此时，老人已染沉疴，手扶拐杖，强支病躯，日夜坚持在舞台上指导，当刘家《孟戏》第二夜本快接近排完时，梅生已是腹胀如鼓，两腿脓水淋漓。但他仍置身度外，时时叫人扶着他以步履艰难地作动作示范，终因体力不支倒在舞台上。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孟戏》排练工作，以未能全部完成《孟戏》录像工作为憾。
1989年9月16日，他长辞人世。享年七十七岁。
揭斯升 （1912～1986） 揭斯升，广昌县旴江镇人。二十岁以前，先后在县城太和甡商号和白水镇（今赤水镇）福隆盛布店为学徒（后转为店员）。1933年3月起，自立门户，在白水镇上开设“升记”商号，经营布疋业务，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1951年冬，县城组建群益土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揭投资2800万元（28股，旧人民币），成为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
1953年6月，揭斯升接任群益土产公司经理，并于同年10月，被选为县工商联副主任和省工商联候补执行委员。他关注桑梓，致力经济开发，多方奔走联系，为广昌白莲、晒烟、泽泻、茵陈、故芷、香菇等大宗土特产品打开销路，并运进部分日用工业产品，从而沟通城乡经济，促进了县内商业的发展，使群益土产公司一跃而成为同业之首。
1954年起，县内开始进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其时，工商界人士大多徘徊观望，忧心忡忡。揭以县工商联主任身份，积极宣传党对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鼓励商界同仁自觉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正当经营，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
1956年2月，政府对私商的生产资料，采取了定股定息的赎买政策。揭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召开群益公司董事成员会议，开展学习讨论，作出决定，带头参加公私合营。其后，并以自身之感受，多次和商界同仁促膝恳谈，帮助其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个人出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揭斯升苦口婆心的启迪下，赤水中药业王金畴，主动交出埋存多年的990元银洋，无私奉献给国家。其他商界代表人物也纷纷向党递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书，从而使全县迅速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1957年，揭以民主人士身份被选为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和城建工作。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衷共济，妥善处理党群和其他四个县长的合作共事关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交县长办公会议决定，从不个人专断。他把身心扑在搞好爱国卫生和城市街道建设的事业上，亲自起草《积极开展卫生积肥、消灭“四害”运动》的公文，坚持突击——经常——突击的工作方法，使广昌爱国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1963年疟疾和痢疾的发病率比上年分别下降85.6%和65.5%。在改造旧有街道胜利街和新辟长1000米，宽15米的解放路过程中，从勘察设计，组织施工，到竣工验收，他都亲自指导，并参加劳动。为绿化城市，揭深入实际，坚持与机关干部、街道居民一道，挖洞、送肥、选种、培植，不知内情之人，还把他当作普通居民。
他竭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政协组织的各项活动。在从1961～1984年任职政协副主席期间，他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团结商界人士走社会主义道路。1963年他对工商业户进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答问题和自我对照教育的“三自”方法，开展文明守法，文明经商教育。1984年，在开展文明建设中，带领全体商界人士植树造林，绿化荒山。1985年，他响应县委对老区扶贫号召，以两百元购买四条崭新棉被，馈赠贫困户，备受群众称赞。
1976年1月，揭斯升退休后，仍被单位留用，主管基建工程。他深思熟虑，精打细算，深入工地车间，严格质量要求。历时九年，节约资金三万五千余元。他廉洁奉公，从不沾公家一星半点便宜，工程队队长曾提出为他制作家具，被其婉言谢绝。留用期间，每月仅领差额工资十八元五角，从未提出任何要求，而是默默工作，实现他自己常说的“饮水思源，我要多做工作，为四化建设竭尽绵薄之力”的语言。
1986年12月7日，揭斯升因患高血压病，猝然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陈宗礼 （1203～1270） 陈宗礼，字立之，号千峰，生于广昌县杨溪乡上峰村。
幼年父亲病故，家境贫寒，仍身居陋室，躬身苦读。二十岁后，虽屡试不第，但毫不气馁，发愤力学，诗文数年，于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中进士，殿试第三——“探花”，时年四十二岁，后历官判官、知府、国子正、殿中侍御史、秘书著作佐郎、翰林侍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广东经略安抚使、刑部尚书，直至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
宗礼从政之日，正值南宋王朝危亡之祸近在旦夕之时，而孝宗却宴游取乐，置国家危安于不顾。宗礼关心生民，注意世运兴衰，慨然发论：“国家之兴衰，视其俭侈而已！”他大胆进言，指出：“人主不当循逸乐，忘忧勤，当效先人之俭约，退官吏之侈糜，君臣上下，量入为出……”洋洋万言，沥尽忠诚。宝祐六年（1258年）丁大全入相，把持朝政。贪纵淫恶，忠良被贬，宗礼忧愤不平，冒遭受陷害之风险，上言：“权臣弄权之日常多，危亡之证则来。方今丁大全阴擅威福，明毒忠良，以致贤士藏慝，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愿为宗社大计，莫但为仓廪府库之小计；愿得天下四海之心，莫但得左右戚畹之心；愿寄心腹于忠良，莫但寄耳目于卑近；愿四通八达以来正人，莫但旁蹊曲径类引贪浊。”疏上，直声流播，而宗礼亦被罢官而归。
开庆元年（1259年），丁大全罢相。宗礼被起用为太常寺少卿，后改任广东提刑，驻司韶州（今韶关市）。时贾似道挟勋入相，御使虞宓依附权贵，诬劾陈宗礼题舜帝庙诗中有“抚时几换禹山河”及与吴潜（丞相，当时被贬循州）唱和诗中有“人物多从谪籍香”两句含意讥讪朝廷，因而再度削其复官流放永州为民。
咸淳元年（1265年），度宗即位，陈宗礼被召还京，授礼部给事中。宗礼慨然以革除弊政为己任，利用进读《孝宗圣训》机会，奏言“安危治乱常起于一念，念虑少差，祸乱随见，……故须防微杜渐；而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亦不能治天下。”咸淳六年（1270年），宗礼再迁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
宗礼从政数十年，在政治上虽无突出的才能和安邦治国的良术。但他关心国家安危，敢于抨击权相擅政误国的刚直性格，博得了百姓的赞誉。
宗礼一生清廉俭朴。无论任职地方或官居枢密，其生活俭约，全无改易，任知府时，除正俸之外，无丝毫多取。夫人则在衙内“躬纺织为助”。出任广东提刑时，地方官曾以端砚相赠，宗礼看后付还，告以“我意已领矣”。故史书称赞他“牧赣不市镍钿器，使粤不蓄片香只砚。”去世之日，箧中仅旧书数卷而已。
陈宗礼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被列入中国古代文学家之林，其文以欧曾为宗“精奇磊落，风格挺拔”，其诗多仿韦体，“吐言清拔”，故有“文祖欧曾接真气，诗尚陶韦得真趣”之誉。生平著述甚多，有《寄怀斐稿》、《曲辕散木集》、《两朝奏议》、《经筵讲义》、《经史明辨》、《经史管见》、《人物论》等书并行于世。
咸淳六年（1270年），陈宗礼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吁江郡侯，赐谥“文定”。
连仲默连仲默，元至元时人。祖居古陵安里（今头陂乡）。自幼以裁缝为业，年三十尚未知学。
某日，仲默裁衣于富翁家，忽有一读书人至，主人请入中堂，以丰盛洒肴相待，而将仲默另置于别室，且饮食亦甚薄。仲默遭此奚落，慨然长叹说：“艺人，儒生竟有此天壤之别啊！””遂弃艺就读，奋勉十载，经史均通。
晚年他有感于广昌分县以来，无专志以载，数十年之后，举凡赋役风俗等等将无从稽考，遂起倡修县志之意。为搜集资料，他只身遍历县内外广征博采，上至耆年硕学，下至樵夫贩卒，随时征询，亲笔记录，以私家一人功，十一年努力不辍，于元至大元年（1308年）终于撰写出第一部广昌地方志-《广昌县志》，全书分订两册，记载了自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至元初一百七十年的史实，开广昌修志之先河。
揭祜民揭祜民，元泰定中广昌县旴江镇人。后因寓居于旴水，自号旴里子，晚年又号希韦子。
祐民为人刚直，志气豪放。任邵武经历时，他处理政务，明敏刚决，对太守之不轨，常以直言抨击。
佑民于仕途失意后，就寄情山水，恣意遨游，遍览奇山秀水，历访名胜古迹，所到之处，写下了大量描绘自然风光的山水诗篇，抒发了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也有一些洋溢着爱国爱民的诗文。元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揭傒斯称赞他的诗文“腾挪宇宙，凌铄古今”。终因怀才不遇，郁悒以终。遗著有《旴里子集》。
魏卓魏卓，字与立，号五湖。广昌县甘竹镇人。自幼胸怀大志，与人说及古代治乱兴亡，忠义节烈之事，无不慷慨系之。游张睢阳庙时，慕其忠勇，曾题诗其壁“当代扶危日，忠臣烈士心。撄城功不浅，杀敌恨犹深。气宇吞山岳，声灵亘古今。男儿有为者，效此做师箴。”又自题其团扇诗说：“入吾掌握清风生，用汝扫除天下热。”耿介疾恶，慨然以扫除“天下热”为己任。
洪武十八年（1385年）魏卓中进士。被授御史，巡视河南。平冤决狱，不徇私情，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许，召回京都，改授京城御史，特许出入佩剑，对“戚里勋阀”、怙恶不悛者，可以便宜行事。时有皇戚马某，仗内庭之势，横行京师，无恶不作。卓知后，乃上疏弹劾，友人曾以“刚直有余，易忤权贵”相劝，卓答道：“我既为监察命官，就应秉公心，以直道行事，不计个人得失，尽忠在己，何惧斧钺？”直言快语，掷地有声。
某日，马某于街市中强夺民女，恰与卓相遇，卓厉声斥责他：“辇毂之下，岂容国戚明目张胆玩法营私？吾为天子之命吏，欲畏势屈法，决不能也。”即予以正法，内庭闻后怒甚，泣请皇帝杀卓，卓乃自缚面陈其情，洪武帝赐以美酒，并说：“御酒与卿饮，锋刀不肯饶。”言下之意，希望魏卓乞求免死，但卓大义凛然，昂首应声说：“宁为忠谏死，何虑帝心焦。”帝不悦，命执金吾引出杀之。卓洋洋自若，俯仰自如，时年四十五岁。百姓为之垂涕。洪武帝为表示“追悔”，赐葬并复其官。
赖巽 （1385～1446） 赖巽，字宗启，号逊志。生于广昌县驿前镇。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中进士。
永乐十六年，赖巽官拜河南道监察御史，持身廉正，不苛不刻，察理弊端，秉公执法，颇为朝廷所器重，百姓誉之为“御史体”。后奉旨考察苏州、松江两府吏治，该地“税粮甲天下，民困吏奸”，繁剧难治，赖巽深知“法不立，则吏奸难治。而民终不得获利”。他严惩了以马良为首的贪官豪绅三百余人。两府大震，因而“猾吏殆尽，奸邪敛迹”。
赖巽为人刚直，不畏强权，敢于面对现实，直言抗争，兵部尚书李庆、礼部尚书吕震，依仗权势，动用官船私运大宗货物，赖巽不以身谋，派员截获，严加究问，明正典刑。
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选拔监察御史十六名，分赴府、州考察吏治。赖巽因精于吏治，素有清正之声，奉旨巡抚湖广。他注意裁罢劣绩官员，对躭酒渎职的参政田刚、知府赵璧等三百余人，逐一黜罢，一时风声振肃，奸宄胆落，“郡县守吏有所畏而不敢肆，田里细民有所持而得自遂”，吏风一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肃然。
宣德六年（1431年），赖巽从福建道监察御史晋升为云南按察副使（后为按察使），奉旨去吏部候选，未及行，即卒于任所，年62岁。民无老幼，相与聚哭于道。“为其素服私祭”。生前著有《滇中奏议》六卷、《清溪集》八卷。
何文渊 （1385～1456） 何文渊，字巨川，号东园，晚年又号钝庵。广昌县旴江镇人。永乐十六年（1418年）进士。官授监察御史，历官知府、侍郎、吏部尚书。由于他忧国爱民，居官清廉，被誉为“忠节名臣”。
何文渊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勤学苦读，博览群书。七岁，入社学读书时，成绩优异，师友无不敬佩。某日，与群儿游戏园中，有人偷瓜果给何文渊，渊婉言谢绝说：“童稚之年，岂能习为盗贼？”老师听后，赞其品格高起，将来“必树名节”。
洪熙元年（1425年），文渊奉旨赴四川考察吏治，他按实劾罢工部侍郎杨和、参议金文斌、副使张铭等贪官酷吏三百余人。百姓誉为“铁面御史”。
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为加强对温州、苏州等九郡“繁剧之地”的统治，特在京官中选拔一批干臣出任知府，文渊以都御史顾佐的荐举，被委为温州知府。皇帝赐给一道“凡公差官员等人，有违法害民者就提人解案”的敕书，特许何文渊的奏章可直达内阁，并赐路费千贯，驰驿到任，以示不同常格。
文渊到达温州后，兴利除弊，境内的瑞安县水利设施长久失修，渠道淤塞，农田干旱为患，文渊踏勘后，组织百姓疏浚石岗陡门，修筑瞿溪坝，拦洪引流，分溉各村，受益粮田达二千顷。群众为纪念他的功绩，命名为“何公埭”。并勒石以记，此处工程至今保存完好，仍然发挥效益。
文渊为政仁恕，能体贴人情，常以传统道德融洽真情，动容感化。其时青田县大姓叶孟圭与徐成不和，圭率数百人掠其财产，成诉之于官，官署欲乘机讨伐，文渊认为“若率大兵进剿，是以杀治杀，何时终了”。乃遣人召圭至，谕以祸福，劝其归还所掠财物，圭拜泣照办，从而纠纷平息。
文渊一生自奉俭约，从不取份外之财，宣德七年（1432年）文渊某日奉诏进京，途经括苍冯公岭，永嘉县丞于建率士民怀以黄金相赠。文渊婉言谢绝，后来县人赞颂他的廉洁，题其所居之馆舍为“却金馆”。千载留芳，遗爱人间。
文渊任温州知府六载，使积困深重的温州出现“家给人足，讼简风淳”政通人和的兴旺局面，考绩“以治行为浙东第一”，皇帝赐玺书，增秩二级，并晋升为刑部右侍郎。文渊离温州之日，百姓一万余人号泣遮留相送，自晨至暮，拥塞于道。去时行装萧索，仅旧书几箧，布衫数袭，除此别无他物。时人以诗赞之为“行囊不载温州物，惟有民情满腹中。 ”当地曾立《何公文渊画像碑》于先贤祠以示纪念。《温州府志》把他列为明代名宦。
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以疾告归。十四年（1449年），爆发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次年，代宗继立，驿召何文渊回京，任吏部左侍郎。景泰五年（1454年）升吏部尚书，旋加封为太子太保。后以佞臣当道，文渊知事难为，遂五上奏章，请求归里。
景泰七年（1456年），内廷爆发夺门之变，太上皇英宗复位，对代宗之旧臣罗织罪名，治以重罪。文渊惧而自缢，终年七十三岁。
何文渊一生不仅廉介自守，政声卓著，而且家教甚严，长子何忠好学能文，文渊任温州太守时，徒步至温省亲，布衣绳履，自甘淡泊，善诗文，尤工书法，他以自己家族的名望，充分利用人文荟萃的条件，广采故老轶闻，二修广昌县志。次子何端，宽厚待人，人多称誉。三子乔新为明一代名臣和文学家。四子乔寿，以博学名于时，“四方学者皆轻千里而至”。五子乔福，为人旷达，以绘画名重一时。
文渊学识渊博，著述甚丰，所著有《东园集》、《义庭训》、《牧民司刑二备用书》、《四书讲义》、《礼记解义》、《钝庵奏议》。
何乔福 （1434～1483） 何乔福，字廷锡。其父为吏部尚书何文渊。
乔福自幼酷爱作画。及长，善画花、竹、木、石、禽、鱼，形神兼备，悉臻其妙。尤以墨竹为佳，笔法放纵，水墨淋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评者认为“夏太常之后，可称独步”。晚年且精于草书，得颠、素笔法之妙，其笔意奔放洒脱，有“风樯车马，深着痛快 ”之誉。由于其书、画名重一时，求者接踵于户，得其画者，如获珙璧。
乔福生性旷达，自甘淡泊，慕田园诗人陶潜之为人。曾于旴江东岸建屋一所，上盖白茆（即茅草），名为“雪洞”。日以琴弈自娱，诗酒遣怀，常与人说：“吾任吾真而已”。后病逝于家中，年仅四十九岁。
饶秉鉴 （1413～1486） 饶秉鉴，字宪章，又号雯峰。甘竹镇人。明正统九年（1444年）举人。
成化元年（1465年）被任为廉州太守。廉州僻近海隅，向以政令难行，吏治败坏而闻名粤西，加之时值荒年，发不聊生，日渐逃亡。为使百姓休养生息，他认为“致理之要，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于是对属员的治绩、功过，严格考核，以区别官员的勤惰、贤愚。“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免。知县刘恕、主簿曾玖、华琛贪赃枉法，予以黜罢，而对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的同知刘渊、训导林锡等则皆悉心奖掖，后皆成为边防名臣。从此，所属吏员更加奉职。为革除“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的赋役弊政，他按土地、丁口的多少，分摊差役、田赋，并编造成册，按此缴纳，从此贫富徭役负担合理，“豪滑不得欺隐，而小民亦无虚粮。” 秉鉴在廉州任职五年，颇有政声。但因个性刚直，终受宦官诬陷，去职。其时，尚书李秉、大司马马昂、少宗伯、叶文庄等人均为秉鉴忘年之交，而秉鉴却含冤受屈、不愿求托，故刑部尚书何乔新称其：“雯峰固人英也，仕官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 秉鉴罢官回乡后，为实现他“虽不仕官，以言济世而不朽”的抱负，创设“雯峰书院”，从事教书育人。并延请当时著名教育家罗伦来院讲学。四方之士不远千里，慕名来学者不下百余人。成为明代中叶江西省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秉鉴于授业之余，潜心研究学术，对《春秋》一书究极本源，研精微探，博采众家之长，直抒胸中己见，穷尽十载，写成《春秋提要》和《春秋会传》两书。此书力破前人穿齿讹误，条分缕析，精明扼要，自成一家之言。被收入《四库全书》，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
秉鉴桑梓情深，对于家乡公益事业极为热心。挖水井、建水陂，使鹅龙塅一千三百亩耕地免除干旱之忧。井、陂至今犹存，仍然发挥效益。
何乔新 （1427～1503） 何乔新，字廷秀，号椒丘。
乔新幼年颖敏，博闻强记。年十一，随父何文渊宦游于南京。时有翰林修撰周旋至家中，乔新正读《通鉴续编》，旋问道：“书法何为纲目？”乔新对道：“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周旋听后，十分叹服说：“乔新确为清才，非奔走俗吏之徒，他日不仅为显官，而且当立盛名于世。” 景泰五年（1454年），乔新考中进士。初授礼部主事，后改任南京刑部主事。因秉公执法拒绝都指挥袁彬以讼事相托，从而名气日增。其后出任福建按察副使，莅任后，深入民间，详加考察。兴化县农民于洪武初年租官牛，百年后仍交牛租谷，乔新奏请免之，县民感激。
弘治五年（1492年），何乔新被授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提督紫荆、雁门、居庸三关要塞。其时，正逢饥荒，饿殍累累，他果断“发粟三十万石减价粜之”全活四十万人。次年，升左副都御史，奉旨往山西赈饥，奏请朝廷发内帑、卖淮盐，得银三万两；劝导富户卖米数十万石，又实行以工代赈，令民参加疏浚沟渠，“赏之以粟”，从而救活灾民四十万人。招回流亡人口十四万人。
弘治七年，何乔新被权臣万安、刘吉排斥，外放为南京刑部尚书，其时，长江沿岸芦洲良田，尽为宦官侵占，农民缺田，生活困苦，他不避风险，上疏奏言“民之无食，国将危卵，宜将芦洲良田尽还于民，以利生息。”帝准予所请，命其全权办理。何乔新将所占洲田按农户丁口多少予以发还，并对劣迹昭著的宦官，按律治罪，百姓欢声载道，乔新操守廉洁，持身以正。为工部观政时，常出使淮西等地，安徽巢县县令阎徽少时曾受业于其父何文渊，感激培育之恩，赠乔新以金银并致意“此金聊作吾师之寿礼”。乔新晓之以义“尔欲寿吾亲，他人致之则可，以吾致之则不可。”拒不收。
弘治三年（1490年），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庶弟播州宣慰使杨爱之官，诬陷弟有异谋，乔新与巡抚刘章查实真情，予以昭雪，并将杨友改迁别地，纷争顿息，边境遂安。杨爱感激他的救命之恩，于乔新归里后，派人携金银以酬，并献名梓为棺。乔新婉言谢却“乔新出仕，誓不营利，守其誓终身”。
何乔新学识渊博，举凡哲学、文学、史学典籍，莫不浏览无遗，悉心研究，从政之余，“钞录异书积三万余帙”与李靓、曾巩、罗圯、罗近溪、邓潜谷、朱大器合称“抚（州）建（昌）文章七大家””。生平著述宏富，撰有《椒丘文集》、《周礼集注》、《策府群玉》，清乾隆年间均被收入《四库全书》。此外还著有《宋元史臆见》、《文苑群玉》、《唐律群玉》、《续编百将传》、《贤琬琰集》。
曾梧 （？～1538） 曾梧，字子晹，号栋峰。广昌县旴江镇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
梧生性孝友。中进士后，曾以母老为辞，请求归里，不允，后因母病逝，返家丁忧，服满后，被授为刑部主事。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拟举行盛大郊祀，他上疏数千言，详述己见，提出“恤时艰，节财用，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至”。言辞切中要害，皇帝甚为嘉纳。嘉靖十五年（1536年），曾梧外任常德知府，辖地军官乌蒙德凭借权势，谋取私利，曾梧绳之以法。由于他强力干事，因而吏民畏服，别人不敢干以私，有称职之誉。后以疾返里，抵家未及一月而逝。遗著有《栋峰别集》、《栋峰遗稿》。
何涛 （1456～1540） 何涛，字仲平，别名平山。广昌县旴江镇人。明嘉靖四年（1525年）与兄源、弟伉同中举人，时人誉为“何氏三凤”，而涛独以文才优异取为乡试第一名——解元。
涛性情高洁，淡于名利，后纳长兄何源之劝，始出任安庆府推官。抵任五日后，适逢监司来府，门吏告知须束带参谒。何涛有感于朝政腐败，官场黑暗，愤于逢迎，遂毅然辞官归里，杜门不出。以著书自娱，远离官府，“未常轻至公庭”。终年八十四岁。
何涛，为中国古代文学家之一。其诗文一如其人，任自然，忘哀乐，皆率其所欲言，史称其“冲澹似靖节（陶渊明），雄深似少陵（杜甫）”。遗著有《平山文集》、《平山诗集》各八卷，乾隆时均被载入《四库全书总目》。
何源 （？～1589） 何源，字仲深，号心泉。广昌县旴江镇人。明吏部尚书何文渊的六世孙。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获江西省乡试第八名，三十八年中进士，即授嘉兴县令。时有乡民郭杰被诬为“杀人”罪沉冤十年。源详访细察，断明实属冤案，即予平反，并将真凶郭明拿获正法，人心大快。由于何源秉公执法，折狱明断，因而“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县人誉为““神君”。
嘉靖七年（1528年），苕溪大旱，何源上疏朝廷，请求缓征白银六千两，并赈米三千余石，使穷民免冻饿之苦。嘉靖四十一年，何源以工部主事身份，奉命考察山西吕梁单家口大堤修筑工程，漕官提出降低民工粮食标准，群众喧哗，哭声不断。何源再次上疏，慨然陈词说：“法贵有常，前规既存，不如且仍旧制。”奏上，即止。
何源病逝于北京后，家徒四壁，竟至无法入殓。群众有诗赞云：“显赫何公，清廉无比。藿食蔽衣，一毫不取。古稀谢世，囊空如洗。士民哀号，声震百里。”灵柩运抵家乡后，浙江嘉兴百姓感其生前功绩，不远千里相继来广昌吊奠。
何源在文学上亦有很深造诣，被列入中国古代文学家之林。著有《心泉集》二十五卷，已载入《四库全书总目》。
刘文卿 （1571～1603） 刘文卿，字侯如，号直洲。广昌县旴江镇人。
他自幼天资颖慧，勤奋好学，常以“香火或映月而读，虽隆冬严寒，手足皲裂，而仍不辍”。因而学业日进，有“仙才”之称。著名理学家罗汝芳赞他“吾国有贾子偕之大道，其河分之流耶？”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文卿举乡试第一名，次年中进士。历任推官、主事、员外郎等职。
文卿为官清廉，布衣粗食，不苟言笑。任京官十余年，不携家誉，仅以一老仆相随。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进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他耿直傲岸，不附权贵。时权奸严嵩为相，慕刘之才，欲以高官为诱，网罗致用，遣人致意文卿：“主事久次，欲以台中（御史）相处如何？”文卿横眉冷对，声裂金石道：“吾宁可泥涂穷困，也不做攀援附凤的‘蓬门浪士”。从此遂为严嵩所不容，不久，降为刑部属员。后文卿以亲老就养为由，自请改调“南都”（今南京）任职。
文卿为文“深邃奥雅，有英气”。惜于志方强、学刚进，而不幸于万历三十一年卒于南下道中，年仅三十三岁。著有《直洲文集》十卷，已载入《四库全书总目》。
揭其大 （1565～？） 揭其大，字忠泰，号约轩。广昌县旴江镇人。弱冠之年，师从广昌名儒刘石屏先生学习经学，深得其严谨、求是、务实的治学方法，因此学业大进。其大治学以“阍然为宗，实践为体”以后天为用，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客观世界。其治学举凡经史、天文、地理、礼乐、典章以及音乐等，无不悉心精究，具有独到见解。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应福建巡抚许孚远之聘，讲学于紫阳书院。其时士子学风空疏不实，其大洞识积弊，指出“学不知经世非学也”，“君子为文，无非为经世而作”他口若悬河，言之铮铮，故讲学之处，欢声鼎沸，而坐无虚席。许孚远对他备极推崇，称其“讲究图书，纵横自得，眼前学者诚为寡俦”。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揭其大辞教归里，从事著述。他以七载之精力，研究宋、元两朝十几种《四书》注释，进行辨别分析，撰成《四书传》。此外，还著有《环经易传》、《补尚书传》、《徵书》、《禹贡世义》、《图书直指》、《天文地理图说》，《约轩集》以及音乐著述《六律正音》。
殁于家，门人私谥为“莱山夫子”。
揭鹤仙揭鹤仙，女。广昌县旴江镇人。明兵部左侍郎揭稽之孙女。幼年聪慧，好读书，通晓大义。年十七，与尖峰乡廖振远结为伉俪。
乡内有河名尖峰港，宽五丈余，向无桥梁，为苦竹坑、黄坊饶家村、上下湖（今双湖）、大株等地以及福建省客坊、里心、癸阳至尖峰圩必经之路。行旅驰骤，每日不下百人之多。秋冬，水落石出，过河之人尚可徒涉，但遇春夏之时，洪水暴涨，流急如箭，冒险渡河，往往没溺。鹤仙为免除群众风险，遂变卖妆奁及尽发家中积蓄，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独资创建石桥，桥长十二丈，宽二十五尺，高二十七丈，下砌石墩三个，以疏悍流。桥上又建房十一间，使行人可避风雨。费时一载，次年四月建成，书其名为“鹤仙桥”。十九年（1591年），又在尖峰港下游五里的黄坊村复建一桥，取名“振远桥”。从此两桥连亘相望，有如双虹饮河，人无病涉，行旅称便，为纪念她终身好义，济人利物的高尚品德，至今仍有人称尖峰乡为鹤仙乡。
黄孙茂 （？～1642） 黄孙茂，字云来，号九芝。广昌白水乡（今赤水镇）人。身材魁伟，且善言辞。幼年即有杀敌救国之志。十二岁就读于社学时，曾向学友表示：“大丈夫如不能为国立功，乃造化中赘物”。
天启二年（1622年），孙茂中进士。初任浙江江山县令，有惠政。后调邵阳，因执法不阿，得罪皇室宗藩，被降为彰德府教授。不久，复升国子监助教，再升工部主事、员外郎。任虞衡司主事时，职司繁重，孙茂勤勉从事，库内积有白银七千余两，他约束司官，不得私分，务须奏明立案。后兵部以孙茂具有边才之长，推荐为山东省青（州）、登（州）、莱（州）海防兵备道副使。登、莱二州称兼山海，地势险要，历来大批海盗经常经此骚扰，烧杀抢掠，为害甚巨。孙茂抵任后，筑城设防，对通海者严加稽察，自此海盗肃清，民赖以安。
崇祯七年（1634年），朝鲜国与皮岛守帅毛文龙互相勾结，企图偷袭山东。边关报急，朝野沸腾，朝廷因黄孙茂熟谙外交，且威望著于海疆，遂赐以一品冠戴服色，命其持节代往进行安抚。孙茂抵朝鲜后，晓以大义，推行明朝政府“一视无间”的平等外交政策，宣布明天子德意、以结其心。从而兵事立解，两国亲善，实现了“从此万邦归德化”。回国前，朝鲜国王曾以黄金万两相赠。被其婉言谢绝，当地人民为缅怀他的高风亮节，立有《清德不忘碑》以记。
崇祯九年，黄孙茂改任监军加参政，驻守皮岛。皮岛又名东江，位于渤海之中，绵亘八十余里，为出入朝鲜之门户。孙茂莅任后，“公务无分巨细，事事尽心”。他亲自实地勘察，着手整顿海防，制订春秋两季士兵操练制度和通行训练章程六条，进行防卫、出击、配合、策应的训练，从而改变了海防武备松弛的面貌。崇祯十五年五月，朝鲜告急，孙茂派部将沈世魁率兵往援。清军乘隙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均为明降将）率兵偷袭皮岛。黄孙茂调登、莱二州总兵陈洪范、副总兵金日观领兵入援。不久，洪范败走，世魁、日观俱战死。孙茂急派员缴还沈世魁之将军印信。但世魁之从子沈志科竟与叛军孔有德等勾结，开门投敌，皮岛遂告陷落。清军涌入衙门，举刀威协，孙茂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以腹触刀而死。遗著有《东牟政纪谕》、《朝鲜日记》、《条边十四疏》、《适园诗集》。
黄立言 （1566～1641） 黄立言，字太次，号石函。广昌县赤水镇人。生于吏员家庭。后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为生计所迫，曾任私塾教师十年。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人。历官浙江严州府推官、达州知州、遵义知府，后升任福建盐运副使。
立言知识渊博，尤以诗才著称。二十岁赴省应乡试时，其诗稿已为当时诗坛名人郑崑岩、董崇相、冯具区等人所赏识。而与大戏剧家汤显祖私交弥切，时相过从，且多有唱和，汤写下了《送黄太次上都》等多篇诗作，记录了他们相与“扬发风雅”及相处绸缪之情。黄太次的诗作兴寄深婉，清雅醇厚，汤显祖称赞为“如珠子明月，璀灿的睬，有唐人风”。明代另一诗人朱谋玮赞誉他的诗“直超高、王、岑、孟而混一之”。“而黄太次之《揽渠本末集》，可与汤显祖的《玉茗堂》、邓侍御的《南中集》列入《江西诗选》而为天下作者奉为师法”。
黄太次重视家庭教育，对子女要求立身以正。其子中澹、中雅在潮州任职时，常谆谆告诫他们“若问衙门事，居官只是清。”后皆卓有政声。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澹曾被推举为全国六十名清官之一。“三仕潮阳，潮人感公如一日”。
黄太次不仅以诗才著称于世，而且主修过《遵义府志》，他不象旧时许多官修方志那样，因袭旧说，照录旧志，而是广征博采，求真传信，他在序言中写道：“若务速成，不计臧否，则须取前朝志书，添未交诸传，数月间亦粗可了，但恐不考据实录，纷错难信。”“数千载之往迹而次之一册，虽所考贵精，而所裁尤贵当。”足见其对修志之认真，煞费苦心。《府志》成书后，被当时名流誉为“纲举目张，简易得要”、“兼采文物，博考故实，以史氏一家之美。”他一生著述颇多，有《揽渠本末集》、《浣花锦》、《沙园居》、《百函集》、《桐江唱和》、《于越爰纪》、《俗吏考厅纪》、《郡牍政略》等书，其诗作多辑入《江西历代诗选》。
罗鸿 （1600～1648） 罗鸿，字羽玉。出生于甘竹乡。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
鸿任延平府推官时，关心民间疾苦。该地常患水灾，山洪暴发，便成泽国。百姓以水藻为食，鸿决心治水，倡修沿江大堤，疏通闽江水道，十里长堤建成后，民无水患之忧。后升任福建巡按御史，对势要强宗之违法者，亦不宽贷。
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鸿目睹“南明”小朝廷沉溺酒色，不思进取，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左右朝廷，内心极为愤慨，遂弃官归里。
明亡后，清廷对鸿多次征召，均遭拒绝，并蓄发入山，结青茅而家，名其所居为“壶天”，自号“壶中人”。足不出户，潜心攻诗，其诗作深得当时诗界名流的称赞。桐城方以智在悼罗鸿诗中写道：“高人沦丧亦何云，才绝当今一代文。抗疏功名余鹏舍，建坛骚雅敛鹅军。先型莫问风流远，遗韵空存水石分。宿草泪痕迸溅泪，几声猿叫不堪闻。” 罗鸿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病逝于家中。著有《壶天集》、《草阁阳秋》、《李延七疏》、《爰书》、《疑史》传于世。
何三省 （1611～1674） 何三省，字观我，号日唯，又号印兹。广昌县旴江镇人。
明崇祯四年（1631年），三省中进士。初任顺天府教授，后转国子监博士。当时烽烟四起，边关不靖，朝廷委命三省护送粮饷至宣化镇要塞。他日夜兼程，如期完成公差，并亲履隘口、哨所实地考察。返京后，对边关虚实，远近形势，以及进退战守之方，剖析如流。
崇祯十一年，何三省改任礼部主事，其时，权相以一品考满，赐宴礼部，三省闻后，遂上疏皇帝，指出“大臣考满赐宴，原为奸相严嵩所为，如今外寇入侵，国困民穷，自应俭约行事，不宜再陷前辙。”奏上，遂止。
崇祯十四年，何三省任广东提学使，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出“试士莫如造士，造士莫如弄士”，带头捐俸办社学，“置田产，载典籍”，各地官吏如布政使、太守、县令等亦纷纷响应，出资办学，一时全省学校林立，文风大盛。
顺治入关后，何三省目睹河山破碎，万姓流离，他满怀眷念故国之心，驰檄倡义，与邑人揭暄、骆而翔等举旗以抗清兵，并扁舟至金陵（今南京）窥察敌情，后知事不可为，遂隐居于谷深林茂之云庄，以究心经史自娱。对江西巡抚的多次荐举出仕，均力辞不就，但对乡梓办学校，建义仓等公益事业却乐与其事，并曾两次主纂广昌县志，考订纠讹，身体力行。康熙十二年（1673年），参与修撰江西省通志，将自己的博学深识，倾注于此志。
何三省主要著述有《类书大观》、《古今广微集》、《樽余集》、《梦斋诗集》、《四书翼注》。
揭暄 （1613～1695） 揭暄，字子宣，号韦纶，别名半斋。广昌县旴江镇人。
祖为郡庠生。父亦邑廪生。揭暄“少有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为县学“诸生”时，于诸子、诗赋、数术、天文、军事、岐黄等无所不究。且留心世事，“独好深湛之思”时人以“才品兼优，德学并茂”称之。
正当揭暄“而立”之年，明室覆亡。清兵长驱南下。嘉定三屠“杀人盈城”激起汉、满民族矛盾，对广昌震动很大。揭暄痛感汉民族遭受屠戮，又受封建正统观念所束缚，于是矢志勤王，遂与父亲衷熙及好友何三省（进士，广东提刑）、骆而翔（举人，顺庆府推官）“举义兵，图复兴”，在闽、赣边境的建宁、广昌、长汀抗击清兵，与南明兵部侍郎揭重熙领导的抗清大军互为犄角之势。
明隆武二年（1646年），暄率所部归唐王朱聿键节制，“上言天时、地势、人事以及攻守战御机要凡十策。”唐王皆采纳，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调江西做吴炳的副手。“甫行，又命安抚阎总诸营，及赣州，闻父难，痛哭归”。其后，唐王被执，义军失散。暄见国事匡复无望，遂隐居不仕。致力于科技、军事的著述，虽至耄耆之龄，仍焚膏继晷，全神贯注，以底于成。为精察明辨宇宙的奥秘，辨明有无九重天的疑义他博览群籍，考据精核，昼则运筹推步，夜则仰观星象，整个心思无时不在日月星辰间遨游神驰，经过五十几个春秋的拼搏，于康熙二十八年（1684年）完成了《璇玑遗述》巨著。全书共十卷，文成数万。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读后，手抄其精语另为一卷，名为《璇玑尺解》，称其“深明西算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实为古今所未发”。另有著名天文、数学家方以智、方中通则称誉揭暄是“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申中土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的千古奇人。“其论述出于大西诸儒之上”。
揭暄另有名著《揭子兵经》和《揭子战书》。《兵经》分“智”、“法”、“衍”三卷，计一百篇。《战书》前四卷述战法。中四卷述历代战例，后九卷名将言行。言兵言战，皆有创见。湘军统领花翎按察使肖启江盛赞其“《兵经》言警而核，自成一家，《战书》明畅切实、法制详备。”江西学政吴石渠读其书后惊叹说：“此异人异书也”。即撰文介绍，并捐资赞助刊行。
在数学领域内，他亦有很深的造诣，日本人编著的《数学大辞典》中还载有《揭暄》条目。
揭暄的著述除《璇玑遗述》、《揭子兵经》和《揭子战书》外，还有《揭子性书》、《揭子昊书》、《揭子二怀篇》、《道书》、《射书》、《帝王纪年》、《揭方问答》、《周易得天解》、《星图》、《星书》、《火书》、《舆地》、《水注》等十七部论著，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各个领域，真知灼见，甚为海内学者所推崇。
罗棨 （1628～1695） 罗棨，字珂雪，又号雪庵，甘竹人。祖万程，进士，士称“罗夫子”。父鸿，庶兄榘，均有文名。罗棨在家庭教育影响下，少时苦读家中藏书，常至夜分始眠，五更即起，对六经诸子百家靡不贯究，且旁及书画、篆刻、医卜、军事、杂艺，尤以诗文造诣极深，因而名噪一时，与庶兄榘齐名，有“旴水二罗”之称。
罗棨十六岁中秀才，但以后30余年却科场失意，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始为拔贡但未步入宦途，依然落拓而归。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应江西巡抚宋举之聘，罗棨出任庐山白鹿洞书院山长。他夙兴夜寐，以作育英才为己任，掌教数年，培植后进甚众。
罗棨治学严谨，务实而不务虚，反对空谈性命，提出“为文不关教事，虽工无益。”在教学方法上，他实行自习为主，先博后精；内容上则突出《易》学，重视《春秋》；提出学用必须结合，尤在力行。并自编《鹿洞讲义》十二卷，对学生进行讲授。
罗棨一生著述多至数十种、一百三十余卷，统名《耐耕堂集》。68岁时病逝于家中。
魏方泰 （1656～1727） 魏方泰，字日乾，号鲁峰。生于广昌县甘竹乡。早年父亲亡故，由慈母抚养成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方泰中乡试第一名。三十九年，继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并为醇亲王子的受业师。后累官侍讲、侍读、佥都御史，直至礼部侍郎。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地区边关不靖、军中需粮甚急，朝廷命方泰领运，大臣惊异，上疏说：“方泰为一介书生，未曾亲历戎马沙场，今命其往返于万里无人之境，何能堪此？”但方泰慨然就道，餐风露宿，日夜兼程，由于其部署周密，号令严明，人人尽心效力，终于往返沙漠，人畜军器无损。
方泰志行高洁，且好学多思，史书称他“清廉自守，语不及私，室无姬媵，门无游客。”公务之暇，即于家中捧书吟诵。其时，大将军年羹尧权势通天，骄横恣虐，百官争相趋附。方泰虽与他同列朝班，但独不交往。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下狱，在查抄其家产时，发现同朝官吏馈赠甚多，唯方泰未送一物。雍正常说：“如朱轼、张廷玉、沈近思、魏方泰四卿，均皆圣祖旧臣，惟忠惟贞，朕可信其始终不贰。” 著有《诵芬堂集》、《行年录》、《历代忠孝传》、《瀛洲馆课》等书传诸于世。
魏定国 （1678～1755） 魏定国，字步子，以取《易经》“慎独”二字之意，故又号“慎斋”。甘竹人。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定国考中进士，被授应城县知县，此地位置偏僻，民性强悍，友人告以须先示以威力，才能慑服百姓，但他认为必须“怀之以思，服之以威，结之以信”“如无德可怀，专司以威力，于政有何稗益？”莅任后，实行“革陋规、正风俗、减火耗（即加征税额），修社学”等四项恤民宽刑措施。并捐资倡修淤塞的渔子港，改善水利条件。邻邑云梦、孝感县令苛政虐民，百姓闭城罢市，群情激愤，巡抚以定国深得民心，命其前往安抚。定国只身驰往，召集乡亲父老恳切开导，至诚感悟，终使百姓悦服，风波遂平。
任河南臬司时，商邱县民妇苗氏被杀，被诬为叶生所为，定国经过明查暗访，终将真凶查出，提请为叶生开脱。但巡抚坚持不准，并以“吾不能劾汝？”相挟，定国严辞以对“畏劾而枉杀人，我不为也”。竟拂衣而去，并将叶生无罪释放。消息传出，百姓欢呼“魏青天”。
乾隆元年（1736年），定国调任安徽藩司，正值水灾，饿殍遍野。他遍历灾区，“招米商、设粥场、立医局”，为拯救饥民，并冒“擅发国仓”罪名，下令各地先行开仓放赈饥民，散出者随地留养，全活百姓二十余万人。定国因赈灾有功，晋升为安徽巡抚。后以“察吏严而不苛”转为刑部、吏部侍郎。
乾隆十七年，定国应江西巡抚宋犖之聘，至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他竭力倡导经济有用之学，对诸生谆谆晓谕，务求“学以适用为本”，培养出天下有变能起而继之的有用之士。书院现存有《力学约言小引》及《魏慎斋夫子讲义》碑刻两块，记录了当年他与诸生的讲学情景。
定国居官清廉俭朴，其居室衣服饮食，见者不知为贵人，家中仅薄田数亩，旧屋几橼，除此他无长物。乾隆十六年，奉旨入觐时，皇帝曾御书“耆年清望”匾额，以示褒奖。
乾隆二十年，定国病逝于家中，终年七十八岁。遗著有《记事诗文稿》和《教养纪事》等书。
魏允迪魏允迪，字功夏，号懋堂，广昌县甘竹镇人。为吏部侍郎魏定国之长子。
在世代书香的家风、庭训薰陶下，他自幼聪敏，有志于学，常“每夜焊汤于炉，黎明诵诗百遍。”为秀才时，诗文书画皆工，下笔数千言立就。因此蜚声乡里，才名远播。雍正元年（1723年）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以文辞优异被授予内阁侍读。
允迪工诗，其诗流畅自然，不事雕琢，与当时的著名诗人袁枚极相友善，唱和甚多。生平著有《诵芬堂诗集》十余卷、《懋堂文稿》二十卷。
饶一辛 （？～1734） 饶一辛，字近韩，号治人，又号趾斋。生于广昌县甘竹乡。
他幼年颖异，勤奋好学。九岁时，曾购得《九经解》数卷，朝夕攻读，“卷为之敝”。平生注重名节，言行均以古礼义要求。
雍正二年（1724年），一辛参加乡试时，宰相朱轼回乡省亲，闻其名，邀以共议天下大事，他侃侃而谈，条分缕析，所议六条都能通达治体，论断犀利，朱轼听后，非常赞赏，说他：“文入古大家之室，其才可以大用”。
雍正三年，一辛被授新建县教谕，他自捐俸金修建学宫，课士子于其中，口传手教，不厌其烦，以致“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与宁州危彬同有人师之目”。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时巡抚常安将一辛举荐于朝，但他力辞不就，并题其所居为“趾斋寓”，寓知止知足，不复仕进之意。
一辛毕生研究“经学”，且造诣颇深。所著有《先甲堂集》、《易说管见》、《周礼存微》等书。
黄永年 （1699～1751） 黄永年，字静山，号崧甫。广昌县赤水镇人。
他生性聪颖，勤奋好学，先师南丰人文学家梁份习经学，继而隐居白田山中十年，博览群书，潜心钻研，因而学业日进，甚为当时豫章书院山长陶成章所赏识。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镇江、常州知府。
黄永年为人端廉简重，不爱谈笑。一生友不妄交，语不妄发，不热衷于功名利禄，任主事时，刑部尚书秦惠田以其能，曾多次荐以自代，但他却落落如平常，报以谈笑置之。
永年为官清正，善恤民情。任常州知府时，僚属问以治政之要，他说：“吾蹇钝，百不如人，惟此拙诚为民之心，早夜矻矻。”他“日则敝车蹇驴”，深入民间，问民疾苦，境内武进县素苦干旱，农民甚受其害，他相度地势率领乡民作堰灌田数十处，并营建“德胜港”，四面开渠，脉落流通，全渠长达百里，渠之所经沃野弥望，自连江桥以下，溉田二十余万亩。“岁获遂倍，民受其利”。莅任三载，颇有政声。
永年一生好学深思，治学严谨，为文反对矫揉造作，逆情取宠，对一味“求之于文”的浮庸文风至为不满，主张“读书以明理也，学以适用为贵，学而不适于用，犹农植荑稗，女废蚕绩，而工纂组也”。他提出行文著述，一定要言之有物，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文章有不当者五：一为苟作；二为徇物；三为欺心；四为盅俗；五为以炫奇示人”。这些精辟的论述，对当时一些方家、名士猎取虚声，为文空言无实，确为一针见血的抨击。
永年一生著述甚多，有《希贤编》、《奉使集》、《春秋四传异同辩》、《嵩甫文类》、《南庄类稿》、《白云诗钞》、《静山日记》等刊行于世。
何在田何在田，字鹤年。广昌县旴江镇人。
在田工诗善词，其诗结构出奇，用字锤炼。乾隆二十年（1755年）著名诗人蒋士铨在南昌僧舍见其题壁诗后，誉为“吾乡黄山谷（庭坚）后无此作久矣”。并与他诗酒会谈，倾谈三日，亲自点定诗文数卷。从此名声日噪。
乾隆二十一年，在田中乡试举人后以屡试不第，遂绝意仕途，蛰居山舍，过着著书自娱，林泉共赏的田园生活。著有《至耕堂集》传于世。
饶学曙 （1720～1770） 饶学曙，字霁南，号筠圃。广昌县甘竹镇人。为饶一辛的次子。
乾隆十二年（1747年），学曙中举人。十六年，殿试为一甲第二名（榜眼），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屡官左、右中允、侍讲、武英殿通考馆、功臣馆、礼器馆纂修，日讲起居汪官等职。主管朝廷奏章、诏谕、制诰工作。居翰林院一十六年，凡国家大典礼进拟之作多出其手。乾隆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任河北、云南等省“乡试”考官四次和“会试”分校，甚能举贤用人，被当时文人学士誉为“当世之师”。
学曙虽以文学见长而为皇帝的“词臣”，但在撰述中态度认真，史家称赞他为文时“凝神精思，五官并用”故其诗文“博奥古义，而兼雅颂”。著有《研露斋集》、《使滇集》等书行诸于世。
学曙为人厚道，能孝悌，事继母如生母，继母死后，对二弟学暄谆谆教诲，植善规过，兄弟之间，友爱依依，卒使其弟于乾隆十七年考中举人，“文彩风流，辉映同辈”。他平生轻财好施，群众有急难，解衣推食救之必力。在京时，重修江西会馆，作为家乡人民雅集畅叙之处。并营购义冢，使乡人死于京都的无漂泊暴露之苦。乡人咸感其德。乾隆三十五年卒于京都，终年五十一岁。
恩云 （1886～1934） 余恩云，又名余彬。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生于尖峰乡井尾村，其父名龙荪，是当地有名的篾匠。
恩云，继承父志，幼时常劈阔篾，抽长丝，编制雀、扇、提篮、蜻蜓等小件艺术器，轻巧美观，逗人喜爱。十二岁时，即随父下乡行艺，由于勤学苦练，加之父亲的循循善教，两年后，掌握了篾器编制的各种技能。
恩云编制工艺独特，博采众长，刻意求新。其制作之“花蓝”、“柳盒”、“脚篮”、“楹联”、“匾额”、“动物篮”、“动物盘”等，编织紧密，造型美观、轻巧玲珑，他大胆改革篾器的传统制作工艺，巧妙地把生活中目视的山水、人物、花卉形象情景，纵横交织在篾器上。从布局透视到参差平衡，都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如“工钱梅”外形工字，内藏腊梅，排列密疏有致；“锁线万”、“山字万”，卐字外面以铜锁和山形包圈，大小有别，远近有序；手法细腻逼真、立体感强。“二龙戏珠”和“双凤展翅”图案，则形象生动，神态各异。寓艺术欣赏于实用之中，成为室内陈设的工艺珍品。三十岁时，曾在本乡东山村为富翁王某编一“绔筐”，结构琐杂，剔透玲珑，上盒图案为鸳鸯戏水，下底拼成对称“双喜”，神情动人，呼之欲出。至今仍在民间传颂。
余恩云不仅专于竹篾编织事业，而且广收生徒，倾心以教，使其精湛技艺，薪尽火传。1972年北京全国工艺品展销会和1978年广州冬季交流会展出的“龙凤”竹席和“二龙戏珠”水凉席，均为其再传徒孙师承他之传统工艺产品，以独特风貌博得外商的青睐和赞美。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进驻尖峰后，余恩云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乡、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秋牺牲于家乡，年仅49岁。
吴文荪 （1893～1932） 吴文荪，别名家瑜，外号伢。广昌县长桥乡聂田村人。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五。
吴幼年丧父，缺家教，自小放荡成性，不务正业，二十岁时，即伙同乡内流氓陈贺光等十余人，开设鸦片烟馆，买卖大烟，吃喝嫖赌，常在人前宣扬说：“只管今世过日子，那管来生变马牛”。其后，组织“红岗会”，自称红大爷，上通官府，下结帮派在甘竹、高洲乡交界的白露岩一带昼伏夜出，打家劫舍，抢劫行旅。
1923年，吴在白水寨（今赤水街）抢劫到鸦片烟馆老板短枪一支，次年，再抢到马枪10余支，以后又骗得尖峰乡股匪头领王香仔长枪13支。从此，各地流氓地痞，以及烟鬼无赖之徒纷纷纠集于左右。他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豢养喽啰，设立“百货捐”（就是见物抽捐，凡上市的一切商品得交纳捐税，有灶捐、猪头捐、房屋捐、人丁捐、洗衣捐、结婚捐等）。他还发行所谓“本票”的“纸币”，强迫人民使用造成通货膨胀，有行无市。
1926年，吴文荪收罗了一批广东、湖南籍游兵，组成两个分队共400余人，拥有长短枪300余支，因而势力扩张，四方无人敢与争锋。县长熊莫出于镇压农民运动和巩固自己地位的需要，于1928年8月呈报省政府批准，将吴收编组成广昌县“靖卫队”。同月，吴更名家瑜，率兵进驻县城，就任靖卫队长。1930年靖卫队改为警察队，此后吴某不断扩充实力，由3个分队扩大为7个分队，共1500余人枪。自此，他同地主武装保卫团一道，疯狂镇压农民运动。
1928年8月～1930年4月，他袭击甘竹、苦竹赤色区域，推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杀害苏维埃区乡干部及群众41人；烧毁房屋100余间；抢夺耕牛120头；其他财物更是难以数计。对被捕人员，使用“点天灯”、“烟熏火烤”、“打秋千”等各种毒刑。其手段惨绝人寰，见者不寒而栗，尧山村农协会交通员肖世谋、宣传员李孔明、官坊乡农协委员陈兆基、交通员武观音、乡主席陈链键等都是在这些酷刑摧残下牺牲。当时只要说声“吴文荪来了”连小儿也吓得不敢啼哭。
1931年2月，吴文荪的警察队从南丰窜扰千善、长桥，叫嚷“打回老家过春节”，后被红军击溃。1932年5月，吴文荪率警察千人，偷袭甘竹苏区。甘竹区游击队，县独立营配合红军独立第四师第十团，将他击毙于甘竹乡鹅龙村塔岗山下，死年四十岁。群众将尸体肢解焚烧，并编有歌谣说：“长桥吴家瑜，恶似麻老虎。万人皆切齿，一枪有余辜。” 李朋举 （1905～1934） 李朋举，又名滑女仔。柯树乡廖坑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0年1月，红军进入柯树乡，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朋举带头参加了农民协会，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成为农民协会的骨干，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李朋举一直在乡、区苏维埃政府担任财粮部长，为开辟财源，他动员群众组建消费合作社，收购苏区盛产的毛竹、木材、笋干运往白区，换取食盐、布匹、西药，以满足军民的需要。他深入农村，挨门串白，发动群众捐钱、献物，并把筹集到的钱、物运到七、八十里外的黄陂、洽村前线。
1934年端午节后，李朋举和夏万贵在枫树湾研究筹粮工作，他主动提出到最危险、最边远的铜盆下、高排村去工作，而让其他同志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筹粮。正当他走到麻源桥边时，十余名国民党军队便衣队蜂涌而上，他们从李朋举的干粮袋中搜出公文、印章，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干部。立即五花大绑，强行押往白区，国民党官员向其诱降“干红军没有出路，只要能投降，照样给你工作。”李朋举怒目相视、志坚如钢，厉声回答说：“我生是红军人，死是红军鬼，决不到白区去”。对方又威胁他说：“你现在已经是阶下囚，我随时可以叫你身首分家”。李朋举鄙夷地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死也要死在红色大地上”，敌人诱降不成，气急败坏，慌忙下令对他施酷刑，李朋举虽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仍然是一身傲骨，宁死不屈。国民党军官恼羞成怒，将他押往刑场。李朋举大步前往，神情自若，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口号，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岁。
陈阿金 （1898～1934） 陈阿金，又名建金。出生在江苏省阜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二。13岁时，为替父母分忧解难，进入了日本人开办的上海同兴纱厂做工。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后参加罢工斗争，曾率领工人群众冲进潮洲会馆，收缴军阀孙传芳某部的枪械。
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陈阿金成为工人群众领导之一，并于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按照党的指示，领导过两次纱厂罢工和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虽多次被捕入狱，但仍然矢志不渝，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27年夏，陈阿金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军事，他刻苦学习，积极钻研，曾对伍修权（莫斯科步校学生）同志深有感慨地说：“过去家里穷，无法读书，现在有这个学习机会，不拼命学怎能行”。1930年7月，阿金学完回国，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学校军事教员，兼工兵连指导员和机炮大队政委，他创立“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原则，为红军培养了6200多名连以上军政干部。
1934年春，陈阿金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后，所部奉命在驿前以北的高虎脑、黄土寨、万年亭一线布防，抗御国民党军队第三、第十纵队的进犯。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他清醒地看到，五师处于正面防守地位，是本军团防御战斗的关键。他层层召开政治人员和军人大会，对战士们说：“我们是在根据地的土地上诞生和成长的，这里的一草一木和我们都有血肉感情，我们要守住眼前阵地，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并亲临前线，精心勘察地形，指导构筑工事布置兵力。
8月5日凌晨，国民党汤恩伯、樊崧甫纵队以“羊群战术”向高虎脑大举进攻，轮番进行集团冲锋，陈阿金和李天佑亲临前线指挥红五师指战员固守阵地，从清晨至黄昏，激战十余小时，是役，击毙汤、樊部团长各一名，中校以下官兵四千余人，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对蒋介石主力部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8月14日凌晨，国民党军队以六倍于我之兵力，向高虎脑、万年亭阵地猛扑，陈阿金率领守军浴血奋战，毙敌一千余人，中华苏维埃《红星报》曾以《模范的高虎脑战斗之后，又有模范的万年亭战斗》为题，撰文盛赞“（写下）高虎脑光荣战史的是‘门师’，写下这次万年亭光荣战役的又是‘门师’，我百战百胜的‘门师’在战斗中越战越勇，显示了他们是无敌的红军，是红军的模范。” 8月28日，国民党集中十七个师的兵力，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继续猛攻我军阵地，红五师指战员以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奋起抗击。
在击退敌人一次次攻击之后，正当他跃出战壕，骑在马上观察前沿阵地指挥反冲锋时，国民党飞机扔下的炸弹同时落在他的四周，浓烟腾空冲起，吞没了他的身躯，陈阿金同志英勇牺牲在阵地上，年仅三十六岁。
揭俊勋 （1917～？） 揭俊勋，广昌县旴江镇人，出生于贫苦家庭，为求生存，十二岁便到县城一家南货店学徒，过着饥饿、劳累的生活。
苦难童年，悲惨经历，使年轻的俊勋在幼小心灵中萌发翻身求解放的欲望。
1931年1月，广昌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中，他于1932年投身于苏维埃运动，参加3月份少共广昌县委发动的青工斗争，开展“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总罢工。他积极宣传罢工斗争意义，使全县青工斗争热烈展开，终于迫使商店老板答复罢工中提出的合理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改善生活、添置新衣，工人们第一次罢工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团中央主办的《青年实话》第十四期曾撰文表扬号召各地团组织向广昌青工学习，由于他在这次斗争中表现突出，于4月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被选拔到少共广昌县委任宣传部长，7月，当选为少共广昌县委书记。
当选少共广昌县委书记后的揭俊勋更是忘我工作，夙兴夜寐，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指导全面工作，他结合本县青工特点，制定各级团组织《革命竞赛条约》、《广昌县青工斗争纲领》，发展壮大团组织，仅两个月时间，全县已发展至团支部49个，团员1090人，模范少先队员806人。
1932年9月下旬，揭俊勋调任宁都县少共县委书记，随后转调少共中央机关工作。
1934年10月，揭随少共中央机关的其他同志一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2月，他参加横山响水堡战斗，击溃国民党军的猖狂进犯，保卫党中央驻地瓦窑堡。
1936年6月，揭俊勋随中央巡视团西征甘肃、宁夏，为加强“三边”工作，7月，揭留任少共盐池县县委书记。10月调任三边（定边、安边、站边、盐池）特委少共特委书记。由于日夜操劳和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此时揭俊勋同志即已染病在身，但他仍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使身边同志无不深受感动。
抗日战争初期，揭俊勋同志终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于陕北。
张光辉 （1878～1938） 张光辉，祖籍广昌县尖峰乡南坑，出身农家，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家贫而辍学。二十岁时，经亲戚介绍至白水镇（今赤水）刘万丰苎麻行学徒。为人精明，遇事谨慎，深得店主信任。几年学艺期满后留店帮工，因其经常被派往外埠处理重大商务，从此，在商场上崭露头角。
1917年，店主刘仗荣将万丰苎麻行转让给张光辉。他雄心勃勃，邀集长兄清辉、四弟祥辉一道来店经营，立志以商业兴家。
他善经营，重管理。在店内设管事、帐房、采办、批发负责人、头柜、店员等，人手齐，分工细。在业务交往中，对于老顾主小则以茶食膳接待，大则以酒筵相款，卖主存货，尽量提供方便。店员工资高于同业三四成，且余薪可入股，附带小额买卖，年终另分红利。从而使得店内员工怀同舟共济之心，尽心招俫顾客。批发货物中，实行“广码秤”，每百市斤南杂货可升溢十余斤，商贩图其利，争相向其进货。
张光辉注意商业动态，建立省内外广泛联系。有一年，他得知广州、福州两口岸苎麻短缺，他果断决策，派胞弟祥辉长驻湖北苎麻产区，用预付定金收青苗的形式，控制苎麻货源，然后将四十万斤苎麻运往销地，获利二十余万元。
其后经营规模愈来愈大，先后在白水镇独资经营的有：恒丰南货店裕丰布店、英记苎麻行、豫孚煤油公司，合营企业有元祥国药栈，均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拥有店员100余人，旺季日夜为市。在南城的独资企业有豫孚煤油公司（抗日战争中，因交通受阻，后改营钢材）和裕丰布百商号，雇佣店员30余人，为当时南城县两家最大的商号。在樟树镇设有煤油、中药材、南杂、布匹商号。此外，在南丰、抚州、南昌、闽西数县以及广州、上海、汉口均设有行、栈、店、商号，经营布匹、南货、煤油的批发业务。赣州、闽西诸县布匹、南货、煤油、中药材等业务，皆依赖于他的商号，因而财源日盛，数年间家产已达百万元银洋，一跃成为赣闽边境七县一号商业巨子，名望显赫，被人们誉为“张百万”。
张光辉成为巨富后，生活俭朴如素，待人以诚，常与人说：“我今虽富，但不敢奢侈过度而放弃先业；也不能因财产难得而刻薄吝啬，利己损人。”他对待县内商贩采购，仅凭信用即可供货，货售完后付款，不予计息。而对于无法偿还贷款者，亦不予责索。
抗战军兴，风云突变。1937年，汉口、广州相继沦陷。张光辉在那里开设的商号之资财丧失殆尽，樟树镇栈房四十多万银元又被代理人余凤章卷逃，其他各商号代理人亦乘战乱之际，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1938年，张光辉病逝于家，终年六十一岁。
符竹庭 （1912～1943） 符竹庭，生于广昌县头陂乡的曹家边村。七岁时，父母双亡，依靠薄田一亩，与年老的祖母相依为命，十一岁至头陂街的一家杂货店学徒，苦难的童年，使他日益憎恨旧世道，盼望新社会的到来。
1927年8月16日，八一起义军抵广昌，十五岁的符竹庭毅然投军，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任独立二团政治交通员，其后，历任团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牺牲时任滨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30年，符竹庭任三军团一团政治委员，在著名的雪山栋和猫嘴峰守备战中，胜利完成了守备任务，中央军委授予该团“顽强守备”的光荣称号。1932年，竹庭同志调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师第十九团政治委员，在鸡公山战斗中，他亲率一营兵力与教师敌军激战数日，夺得鸡公山血战大捷。以军功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奖章。
1934年2月25日，符竹庭政委与团长杨得志率红一团全体战士固守黎川县西南的山岬嶂阵地，他亲率2营在主阵地顽强抗敌，激战三天，全营虽仅剩两百来人，但终于守住阵地，协同我突击部队将国民党第94师全线击溃，保障了红一军团侧翼的安全。是红军牵制部队坚决抗击和击溃数倍敌军的典型战斗。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特意写了《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起来》在第31期《红星报》发表。朱德在福建长汀的大西屋，单独接见和检阅了英雄的红一团，并授予该团“顽强守备”的锦旗，符竹庭也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符竹庭出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率领先头部队参加长征。抢关夺隘，开辟道路，为北上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10月，符竹庭同志调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与肖华（司令员兼政委）同志一道率部挺进敌后，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两个行署和十五个县的民主政权。就在冀鲁边区建立不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秉上峰旨意，率部至我方驻地乐陵，限令我军必须迅速离境，并将同情抗日的乐陵县长牟宜之撤职，竹庭运用政治手段，配合地方党委，发动群众与沈鸿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巧妙地引用蒋介石公诸于世的庐山讲话，指出“地无分南北，人不论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这是领袖之训令。如今敌寇入境，人民涂炭，你们无视生民之安危，置训令于不顾，实为国人所耻。”他言之有物辩之以理使沈理屈词穷，只好放了牟宜之，灰溜溜地撤回，这次事件的正确对策，对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救亡产生了驿定影响。
符竹庭由于出身贫寒，少年时仅读过三个月私塾，党的教育和战火洗礼使他明白，战胜敌人不能只有匹夫之勇，必须注重战略战术，提高理论和指导水平。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抗大第一期高干科的学习，为领导才能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其后，尽管战斗频繁，环境恶劣，但他从抗大带回的装着《列宁文选》、毛泽东著作等书的两只木箱随身不离，见缝插针，有空就学。在冀鲁边区，他领导和创办了《挺进报》、《火花报》、《烽火报》、《斗争》、《战士报》、《挺进月刊》等抗日宣传刊物；经常撰写文章，激励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
1939年秋，符竹庭同志奉命率部转入鲁西，创建鲁西根据地。1941年1月，符竹庭率115师教导二旅由鲁南东进滨海。他与旅长曾国华同志一道，同年3月发起青口战役，激战三日，拔除海头茉日伪据点十余处，毙伤和俘获日伪军各八百余人，解放了从赣榆到柘汪的大片地区，为滨海地区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有力基础。
1943年1月，他运用“翻边战术”，解放了滨海敌伪据点郑城，摧毁了日寇的兵站基地，创造了我八路军在华北后方以攻坚战形式夺敌城池的战例。同年11月，与军区司令陈士榘同志共同制定了以“军事打击，政治争取，里应外合，全歼敌人”的战略方针和三套攻城方案。亲率突击队员，攻克赣榆城，一举俘敌三百余人。伪军旅长李亚藩困兽犹斗，竹庭雍容指挥，以钢炮摧毁敌中心炮楼，李亚藩施展诈降伎俩，以期待缓突围，但被教育反正的伪团长黄胜春生俘，伪军两千多人无一漏网，而我军仅丧亡19人。延安的《解放日报》曾以显要位置报导了这一辉煌战绩。
日伪在赣榆城惨败后，老羞成怒。复于同月二十六日清晨，集结重兵六百余人袭我本部，竹庭身先士卒，指挥反击，不幸于黑林乡马旦头村落马受伤，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一岁。
符竹庭文韬武略、智勇双全，抗日根据地军民把他与肖华等并称为“鲁南三才子”，罗荣桓评价他是“军事上政治上都比较强，很有能力的优秀干部”。
1944年冬，赣榆县人民为纪念符竹庭同志，曾将该县改名为“竹庭县”，并创作了一首《纪念符竹庭》民歌，赞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1983年11月，赣榆、广昌两昌人民隆重举行了纪念竹庭同志牺牲四十周年大会。竹庭同志的生前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曾赋诗悼念，诗云： 赣南闽西初相识，长征路上风雨同； 君赴敌后驱日寇，血洒赣榆留英名。
廖其祥 （1910～1951） 廖其祥，名荣昌，绰号“大肚子”，广昌水南圩人，为人世故圆滑，巧于逢迎。成年时经商，之后做总管，当保镖。
1927年伙同地痞潜伏于船顶隘、戈家山一带拦路抢劫成为闽赣边境山道上的“山大王”。1931年起任靖卫队中队长时，苛捐杂税，盘剥百姓，又在驿前、白水、大株等圩镇开烟馆、设赌场；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他混进区游击队当副队长，但匪性不改，破坏红军纪律，在杀害游击队干部罗磨仔后，畏罪啸聚山林，杀人越货。1934年夏投奔南丰国民党军队，被任广昌县第二区守望队长，并以清乡名义，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达130余人。1937年春火并南丰匪首唐超群，扩大了势力，率部百余人投靠南丰县政府。被受编为该县保警大队中队长。1941年串通大队副青帮头目武泉夫，贩卖烟毒、包娼包赌，要挟政府、绑架第八专署（抚州）专员张元伦，洗劫南丰县裕民银行及县城各大商号，获银洋一万余元，之后率旧部返回广昌，1944年与心腹白水警察所长余义和阴植党羽，拼命扩充实力。1945年，跻身于政界，为县参议员，又四处夤缘，继任空头职衔宁广石联防参谋室主任。1947年出任县副参议长，又与县党部书记长饶世澄、县参议长何亦纯结党组派，左右广昌政局，并将全县各乡地主武装统到手里，同时，设立地下工厂私造枪枝、假银洋。
1949年，广昌解放前夕，被任为豫章山区游击第六总队少将总队长。他绑架商富，追逼赎金，获银洋一万余元。1949年3月，廖率部一千余人，逃窜泰宁，投靠国民党闽赣边区民众自卫军司令官严正，后因严正被人民解放军击毙后，继任司令官，在建（宁）泰（宁）将（乐）明（溪）等县的深山密林负隅顽抗，偷袭戈家区政府，杀害农会主席，抢劫建（宁）泰（宁）两县货船和来往车辆。
1951年2月，廖在人民解放军的穷追猛打下，仅剩一、二百人，流窜在泰（宁）、建（宁）、明（溪）、将（乐）四县交界的龙善山区。旋又被解放军所击溃，廖只身逃脱，隐匿于龙安乡桥马坑岩洞。2月15日，被击伤捕获。正当民兵用“猪仔轿”把他抬往龙安圩时，他挣脱滚落于滕岭头水口的山坑里摔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李青 （1883～1953） 李青，又名梅轩，别号挺生。出生于广昌县尖峰乡黄坊月池村，他生性耿直，平易近人。幼时，曾就学于建昌府旧制中学，省立豫章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经济科，后又于1924年考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教育委员会学习。他勤奋好学，接受新思想较快。在校期间，即慨然有经事革兴之态。毕业后，于1926年投笔从戎，于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任少校秘书，参加北伐。其后，历任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一等书记官等职。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李以时局混乱、道路艰险为由，辞职返乡。此后，虽曾被县政府委以抗敌动员委员、财政委员、县党部党员清审委员、县志馆馆长等职。但因当时政治腐败，壮志难酬，乃悻悻脱离政界，致身于家乡教育事业，于1945年出任广昌县立中学校长。抵任后，即领导全校教职员工统一意志、规划久远、筹谋充实、整教务、肃校规，以作人育才为己任。从而扩大建筑、改进编制、增补设备、广设科目；为加强师资力量，他多方罗致人才，选聘到许多品德高尚、学识渊博，且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名教师，如：罗授时、李继远、饶航普等来校任教。不到两年，全校有班级六个，学生达三百人以上，还附设简师班二个，人数亦在近百人左右，成为当时广昌县县办第一大学府。
李青视教育若生命，视学校为家庭，视学生为子弟，身体力行，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于教育事业上，为提高教学质量，他经常听教师授课，对学生作业，亦常抽卷批阅。不仅重视智育教学，更注意德育之扶植，他常告诫诸生“用世不可无才，更不能无德，有德且才，譬如参（人参）、术（白术）、苓（茯苓）、桂（肉桂）为药剂珍品，若才而无德，则乌（乌药）、附（附子）、石（石菖蒲）、砒（砒霜）虽有一时取胜之用，而其害不可胜言。”故学生受其教育的，多能卓然成才，而洁身自好。解放后，县、区一大批中层领导干部，均系出其门下。
李青一生刚直不阿，富有正义感。1947年秋，国民党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各级官吏奔竞之士，贿赂公行，李青仗义执言，大胆抨击时弊，政府为掩盖丑闻，粉饰太平，竟以“国大代表”为饵，邀他参加竞选，李青严辞拒绝。1949年春，他目睹官场倾轧成风，是非麻起。遂愤而携眷返乡，不复涉足政界，于故里设馆（私塾）授生，维持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青虽已年近古稀，仍然热心教育工作。出任尖峰完小教师时，走访山乡村居，动员适龄儿童入学。1952年调任城关第一小学校长后，更倾心于教育事业，爱校、爱生，与教职员工筹谋规划，修整校舍，组织进修，帮助教师解决实际困难，激励学生奋发向上，并利用废旧材料，兴建儿童乐园，使学生有健身娱乐之地。时仅两载，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有班级11个，学生近400人，成为广昌县规模最大的完全小学。县人出于对其崇敬和爱戴，于1950年9月选举他为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江西省首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1年再次当选为县第五届人大常委，县第二期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
李青能文辞、工书画，其书法在当时邑中书坛独树一帜，求师者甚多。所画梅花，风格劲峭，名闻全县，时人誉为“铮铮傲骨犹如铁，不画群花独画梅”。其画流传很广，收藏者颇不乏人。
1953年8月17日，李青病逝于家中，终年七十岁。诸生纷聚追悼，挽以“春风化雨，长念恩师功德；刚直循正，难忘儒雅音容”，深切缅怀他兴学、办校以及爱校爱生的献身精神。
张厚生 （1890～1965） 张厚生，字启业，号从周，又号文郁。祖籍南城县。清光绪中期（1890年前后），其父张春林迁居广昌县甘竹街，以医为业，颇有声誉。
厚生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从小热爱医学事业。十五岁时，师南丰陈某学医，三年师满后在父亲开设的“大和春”诊所坐堂门诊，工余之暇，博览群书，钻研“灵枢”、“素问”医学经典著作；加之父亲谆谆相教，因而医学造诣日深。年届弱冠，即以善诊，被乡里誉为“童子郎中”。
正值而立之年，其父不幸病故，厚生继承父业，仍与长兄合资在镇上开设“广厚生诊所”行医。他信守“为医者首在济世活人”的宗旨，病家相求，有呼必诊。1951年秋，甘竹下街张佑荪的长子张大安，出生仅六个月，染麻疹发病，高烧十天不退，几经诊断，病症皆无起色，家人看其危在旦夕，意欲丢弃。厚生闻讯，半夜赴诊，先用针灸抢救脱险后，急返家中查阅资料，揣摩病症，于凌晨四时始定药方，黑夜不见五指，仅凭一束线香火光，一路跌跌撞撞奔赴病家，为危婴灌服汤药，终使转危为安，喜获回生。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遇到贫苦者求诊，不仅诊费分文不收，而且对无钱购药者，赠给药帐折子一本，凭折可在镇上各号药店配方取药，所需药费按月由他结算付款。口碑载道，大得人心。
他擅长针灸，医病针药兼施，疗效甚佳。1945年夏，他出诊龙淇重田村，回来时路经跃龙桥，忽闻有悲泣之声，出自国立幼稚师范学校校舍，急趋舍内，方知为我国著名教育家、幼师校长陈鹤琴先生的爱子重病多日，屡投诸医皆束手无策，他询问病史，从容切脉后随即掏出一根银针对准舌根穴道猛扎一针，顷刻患者缓缓苏醒，众人惊喜异常，奉为华佗转世。从此，声誉鹊起，门诊病人日益增多。远如南丰县境的田东、白舍、隔洲、周源等数十里外患者亦纷纷慕名前来求医。1953年冬，他调至县医院主持中医科室，其时每日就诊者多达百人，他虽已年逾半百，对病人依然细心察问，热情诊断，每日亦必诊完最后一位病员方肯休息。
张厚生不仅以行医饮誉乡里，而且热心发展中医事业，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县内培育了不少中医人才。他重视教授中医基本理论，要求入学者对医学经典著作，做到熟读精思，义理贯通，不可以一知半解为满足，遇有疑难之处，要“检阅古今名家方书，以广见闻”。告诫学生注意职业道德修养，在治病时“要仔细察脉，详问病情”，如有诊察未及者，直言说明，切不可牵强文饰，贻误时机。
厚生临床经验丰富。晚年积四十余年经验，分析整合，编著有《厚生医案纂集》和《厚生临症日记》两稿，颇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由于德高望重，1958年9月他当选为广昌县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61年2月及1963年7月，又分别当选为广昌县第二届、三届政协常务委员，并从1956年起至1966年止，历任一、三、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厚生才学广渊，为人谦虚恭让，他于岐黄之余，兼善诗文书法，1945年秋，日寇投降，他欣然赋联庆捷。感情充沛，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其书法亦秀丽俊逸，立于甘竹街头的“旴源首镇”牌坊石刻，系其手迹。他还酷爱地方戏曲，以饰演正生著称，有“正生张公”名伶的美誉。
1965年8月中旬某晚，张厚生突患脑溢血症，虽经广昌、宁都、南丰三县人民医院医师会诊抢救，终因年事已高，医治无效，于同年8月23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七岁。
谢梅生 （1907～1984） 谢梅生，号鸿恩。广昌县甘竹镇答田村人。出生于纸扎艺人之家，兄弟二人，梅生居长。十五岁时，拜甘竹地方戏“三元会”、“祥福班”刘宝东师傅学艺，主学小生。他诚心琢磨艺师动作，勤学苦练，如醉如痴，竟至于盛饭之时，拿着空碗，手舞足蹈，而忘却盛饭亦是常事。他刻苦自励，技艺日进。在“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二十岁出头，即显露才华，在主演《扒腊庙》、《罗成降唐》、《武松打虎》等剧中，声情身段表演恰到好处，而获得同仁称誉和观众的赞扬。
三十岁时，梅生成为班社挂牌的出名艺人。他不仅工于生行，而且对旦、净、末、丑诸行也都通晓，在《芦花荡》一剧中饰周瑜，发挥了《孟戏》中的傩舞表演手法，创造了一大段别具一格的“跳芦毛”身段表演，动作豪放、力度炽热，把周瑜被张飞擒纵的内心神态刻划得淋漓尽致，为吁河戏的表演艺术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
1962年冬，为挖掘古老剧种，他应邀出席全县戏曲工作会议，会同甘竹大路背刘家《孟戏》的全班人马，成功地再现了刘家《孟戏》的古朴风貌，为广昌地方戏的挖掘整理工作奠定了牢固基础。
1965年后，由于历史原因，他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此时虽身处逆境，但仍然谈笑风生，劳动之暇犹自曲不离口，练功温戏，享受艺术乐趣。
“风雨艺涯路，矢志终不渝”。1978年，谢梅生以古稀之年，重登舞台，再展才华，先后至甘竹乡龙溪和南丰县的下罗堡、田东、周源等地业余剧团传艺授徒长达三年之久。
1981年4月，经省文化厅批准，广昌地方戏正式命名为“旴河戏”，并将原县采茶剧团改为“旴河戏剧团”。为使这支古老剧种后继有人，他谢绝南丰县周源村每月一百二十元的优厚待遇，毅然返归故里，应聘至“旴河戏剧团”担任教师，以七十四岁高龄，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培育艺术后代的戏剧教育事业中去，他教戏严格认真，对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毫不含糊。不但传艺，而且以惊人之毅力，在一年的短暂时间里，回忆整理出大路背刘家《孟戏》（三夜本）高腔的脚本。并用极其工整的小楷抄录成册。同时还笔录出吁河戏传统剧目整本38本，献出老版剧本整本四本和录制了六个小时的口唱音响资料。为旴河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1984年5月，省戏曲研究所决定摄录《孟戏》录像带。他以全部精力，指导旴河戏剧团排演刘家《孟戏》。此时，老人已染沉疴，手扶拐杖，强支病躯，日夜坚持在舞台上指导，当刘家《孟戏》第二夜本快接近排完时，梅生已是腹胀如鼓，两腿脓水淋漓。但他仍置身度外，时时叫人扶着他以步履艰难地作动作示范，终因体力不支倒在舞台上。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孟戏》排练工作，以未能全部完成《孟戏》录像工作为憾。
1989年9月16日，他长辞人世。享年七十七岁。
揭斯升 （1912～1986） 揭斯升，广昌县旴江镇人。二十岁以前，先后在县城太和甡商号和白水镇（今赤水镇）福隆盛布店为学徒（后转为店员）。1933年3月起，自立门户，在白水镇上开设“升记”商号，经营布疋业务，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1951年冬，县城组建群益土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揭投资2800万元（28股，旧人民币），成为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
1953年6月，揭斯升接任群益土产公司经理，并于同年10月，被选为县工商联副主任和省工商联候补执行委员。他关注桑梓，致力经济开发，多方奔走联系，为广昌白莲、晒烟、泽泻、茵陈、故芷、香菇等大宗土特产品打开销路，并运进部分日用工业产品，从而沟通城乡经济，促进了县内商业的发展，使群益土产公司一跃而成为同业之首。
1954年起，县内开始进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其时，工商界人士大多徘徊观望，忧心忡忡。揭以县工商联主任身份，积极宣传党对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鼓励商界同仁自觉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正当经营，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
1956年2月，政府对私商的生产资料，采取了定股定息的赎买政策。揭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召开群益公司董事成员会议，开展学习讨论，作出决定，带头参加公私合营。其后，并以自身之感受，多次和商界同仁促膝恳谈，帮助其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个人出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揭斯升苦口婆心的启迪下，赤水中药业王金畴，主动交出埋存多年的990元银洋，无私奉献给国家。其他商界代表人物也纷纷向党递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书，从而使全县迅速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1957年，揭以民主人士身份被选为副县长，分管文教卫生和城建工作。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衷共济，妥善处理党群和其他四个县长的合作共事关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交县长办公会议决定，从不个人专断。他把身心扑在搞好爱国卫生和城市街道建设的事业上，亲自起草《积极开展卫生积肥、消灭“四害”运动》的公文，坚持突击——经常——突击的工作方法，使广昌爱国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1963年疟疾和痢疾的发病率比上年分别下降85.6%和65.5%。在改造旧有街道胜利街和新辟长1000米，宽15米的解放路过程中，从勘察设计，组织施工，到竣工验收，他都亲自指导，并参加劳动。为绿化城市，揭深入实际，坚持与机关干部、街道居民一道，挖洞、送肥、选种、培植，不知内情之人，还把他当作普通居民。
他竭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政协组织的各项活动。在从1961～1984年任职政协副主席期间，他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团结商界人士走社会主义道路。1963年他对工商业户进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答问题和自我对照教育的“三自”方法，开展文明守法，文明经商教育。1984年，在开展文明建设中，带领全体商界人士植树造林，绿化荒山。1985年，他响应县委对老区扶贫号召，以两百元购买四条崭新棉被，馈赠贫困户，备受群众称赞。
1976年1月，揭斯升退休后，仍被单位留用，主管基建工程。他深思熟虑，精打细算，深入工地车间，严格质量要求。历时九年，节约资金三万五千余元。他廉洁奉公，从不沾公家一星半点便宜，工程队队长曾提出为他制作家具，被其婉言谢绝。留用期间，每月仅领差额工资十八元五角，从未提出任何要求，而是默默工作，实现他自己常说的“饮水思源，我要多做工作，为四化建设竭尽绵薄之力”的语言。
1986年12月7日，揭斯升因患高血压病，猝然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