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一、立宗祠清同治《广昌县志·风俗志》载：“邑遵朱文公礼，家有大宗祠堂、小宗祠堂，俱建于中央最胜之地，而子孙环处焉。”大宗祠是一族之祠，小宗祠是一房之祠，分别是供奉始祖、支祖的家庙，又是族与房议事、聚会的重地。族有族长，房有房长，作为宗法社会中的家族首领，由族房中字派辈份最高者任之，多为有权势的豪绅，不管德才如何，均实行终身制。族长节制房长，有掌握全族事务，裁决纷争，执行封建“族规”的实际权利，是封建、半封建统治的社会支柱。明代为始，各宗祠每年举行祭祖大典。“春秋各祭于小宗，冬至则合祭于大宗。”支下子孙“即散处必集，否则众攻之。”到民国初，简化祀典，只在清明节祭祖、扫墓，谓之“清明会族”。
  广昌氏族绝大多数是避战乱或从事开发而迁入的汉族中原客家人。开发初期，环境险恶，生活艰苦，迫使他们依靠集体生存，聚族而居之俗由此而兴。每一家族按字派分世系，有多层次的“房系”分支，确立“家系”的组织形式，形成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网络的社会结构。立祠、修谱、置产等是其具体习俗。
  各氏族利用立祠、祭祖，强化尊祖敬宗的宗法意识，巩固精神支柱。又在宗祠系统内以整饬“族规”为名，实施封建“族权”统治。“族规”除有一般性禁赌、禁吸鸦片烟和禁止奸盗行为的条文外，重点是标榜忠孝节义，残酷惩治犯上作乱者。其惩治手段包括肉刑和死刑。豪绅利用它压迫农民，甚至草菅人命，压制家族成员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民国中期一些豪绅利用“族权”组织“族团”武装对抗苏维埃政权，但遭到大多数贫苦族人的反对。民国后期头陂乡×姓与×姓因争水，双方聚众结队，几至械斗，经调解而罢。
  二、修族谱民国末期以前，各姓普遍修谱。谱载氏族源流、族规、世系、个人身世、人物传赞与祖宗基业（田、山、塘）。旧时藉以“明阀阅”、“收族党”，对散居国内外的后裔也可藉以“寻根”溯源，增进爱国、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旧俗修谱时，族长、管首、主（协）修、绅耆和后勤人员全部到位，起谱局，行告祖礼。接着，采访与开局同步进行，印刷工匠开始工作；各房派人采访散居异地的后裔，逐个登记、汇总，而后转送谱局。由于谱牒一贯重男轻女，人丁登记时，妇女只记某氏小名或适某姓（夫家之姓），而男丁则详记派名、别名、生卒年月日时和葬地以及学历、政历等。但男丁要分摊修谱费用，名曰“红丁钱”。谱牒装订成册，分装箱中。最后行散谱仪式，在喜爆轰鸣中，各房抬谱箱者夺路争先冲出祠堂门外，以先出为荣，俗名“抢谱”。
  三、置族田各宗祠皆有族田，即祭田、学田和义田，都出租给族人承耕。祠堂管首收集租谷作为本祠经济来源。族田中，祭田比重大，开支项目也多，有祭祀、举贺（贺族人入庠、中举、中进士或学校毕业、升官，贺六十以上老人寿诞）和儇丁（按男丁人口发丁钱，按学历发胙肉）。后二者寓“华封三祝”之意，庆贺本家系“多福多寿多男子”。学田“以半供师长膏火，半供诸生文课、饭食之资。”①（① 清魏定国：《伯庸公祠设立义田学田记》。）民国时期，驿前赖姓把学田租谷之半给清代老秀才、举人，另一半发给大、中、小学生，按人分等发放。另有义田，收贮谷物于义仓，灾年平粜施赈，或在青黄不接时借贷给族人，用以维系人心，巩固“族权”。族田在名义上属全族共有，但实际上为管首（多为豪绅）所把持。特别是义仓谷，往往被管首挪用，使贫困族人嗷嗷待哺，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饥民被迫聚众抢谷，历代多次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没收族田，分配给贫苦农民，祠堂收归公有，制止修谱活动，结束封建“族权”统治。惟每年清明照样给近支祖宗扫墓。1986年后，一些氏族又开始修谱，1990年冬全县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修谱之风稍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