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社员将土地、耕牛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男女劳动力按其劳动技能评定劳动底分，实行出勤记工分。年终按照入社的土地和投入的劳动工日数，并按劳六地四或劳七地三的比例进行分红。由于管理经验不足，部分社“计划不够周到，劳动组织不健全”，“出现窝工现象，财务帐目也很混乱”。初级合作社来不及整顿，在1956年4月就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进一步将社员的土地、耕牛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对劳动、生产、计划和财务实行统一管理。国家对合作社下达指令性计划，实行粮食定产、定销和定购。1956年8月，高级社推行定额管理、按件计酬的生产、劳动管理制度，较好地纠正了窝工现象。到年终分配时，社员的全年劳动工分应先扣减本人义务投工（义务工、基建工），剩下的工分参加分配。年终分配分为现金、实物两大部分。现金分配方法是在总投入中扣除生产费用支出、管理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之后，其剩余部分（约占总收入的65%左右），按社员实际劳动工分分配到户；实物分配主要是基本口粮与食油按人口分类分配。好些合作社忽视多种经营，劳动日分值低(0.7元左右)，社员用钱有困难，故有“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的民谚。1958年8月，全县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劳动统一组织，计划统一指令，农业收入统一分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急于求纯、求公，把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公社所有制，收回社员自留地，普遍推行大队统一核算，穷队、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全县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1232个，占96.2%的农业人口都在食堂吃饭，妨碍了家庭养殖业的发展；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盛行。随意平调社员物资折款174万元（1961年调查数）；盲目地搞水稻丰产煅，移禾并丘，放所谓亩产万市斤的“卫星”。农田水利建设，实行“大兵团作战”，等等。1962年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修正草案）》，取消公共食堂，纠正“平调”，变大队核算为生产队核算，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及家庭副业。1963年按社员基本口粮，定出勤、定交肥、交糠，建立“三定”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因受产品经济的经营思想支配，单一经营的状况并未改变。
  “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发展多种经营当作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社员经营自留地和从事家庭副业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排斥商品性生产，否定按劳分配原则，搞“政治评分”。结果平均主义泛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经济管理上强调“要算政治帐，不要经济帐”，投资不讲效益，生产不计成本，使种植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效益不高，年终分配时，农村社员超支欠款的户数激增。1965年末，超支户6044户，占农户总数的25.1%，1976年增加至9370户，占总户数的35.5%，户均超支197.3元。
  广昌县农村粮食分配情况表单位：万公斤、人广昌县农村现金分配与社员超支情况表单位：万元、元、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营管理有所改变。1977年，赤水的石良、长桥的毛家窝、水南的凉山岽等少数生产队，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当年石良生产队粮食增产24%，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29元。但当时不允许推广。次年春，中共广昌县委派出工作组在古竹垦殖场的庵下生产队和头陂公社的瓦早生产队进行划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试点工作。1979年末，实行划组作业的有940个生产队，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8%。因作业组内依然存在出力不匀，分配平均的状况。农民称之为吃“中锅饭”。
  1979年，长桥公社上凡大队毛家窝生产队、砾上生产队，生产长期上不去，自发地采取定产指标到户，按产计分的做法，结果2队均增产。1980年春，全县有51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后来认为包产到户背离“大寨道路”，只准在比较落后的边远山区搞一点，大部分地区仍要坚持划组作业的生产责任制，年底，全县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减少到21个。尔后完善包产到户责任制，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定产部分统一分配的“三不变”条件下，把全部农活和产量包到户，以地定产、以产定工，产量以内统一分配，超产归己，减产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