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至1984年，金融管理经历了4个阶段，5次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1956年，全县有中国人民银行广昌县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广昌县支行2家分支机构（合署办公，详见“金融卷”），下辖7个营业所。在这时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的管理体制。县支行为预算单位，一切费用开支由总行逐级下达指标。基层营业所为报账单位。金融系统内实行行政组织、行政管理式的供给制，对外与县地方财政严格分开。这一时期，在建立、健全机构的同时，金融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发行人民币，开展货币斗争，编制现金管理计划，调节市场流通，支持国营、集体工商企业以及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1957年，对国营工、商企业和农业贷款268万元，比1951年增长66倍。
1958年开始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在金融管理上实行“存贷下放，差额管理，包干到县”体制，盲目地下放银行管理权。广昌县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集中领导、分级管理、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务包干”原则，于1959年1月将全县农村的营业所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及其人员、业务、资金，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领导和管理，营业所和信用社成为人民公社一个组成部分，财政收支列入公社核算。由于这种体制有违于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固有原则和客观经济规律，必要的信贷制度被废除，致使出现信贷膨胀。因此，同年5月，广昌县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常务扩大会议精神，将原下放给人民公社的银行等财经机构全部收回，由政府的财贸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县级银行仍没有与地方财政分开。1962年起，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银行实行“统存统贷，指标管理”的体制，组织货币回笼。1964年、1965年继续实行这一管理体制，全县经济形势和金融形势都有明显好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严重冲击金融管理。银行内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提出简化账目，简化贷款手续，主张皮包银行，扰乱金融制度和金融业务。同时，机构撤并频繁，金融与地方财政常无严格区分，经济杠杆作用遭削弱，贷款效益不高，10年中工农业贷款增加89%，而工农业总产值只增加34%。
1979年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经济核算试行办法》，逐步地进行由行政式管理向企业管理转轨的工作。实行经济核算，推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体制，确定各金融机构的资金、质量、成本、利润等4项经济指标，扩大银行自主权，逐步减少县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
到1984年“四行一司”（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保险公司）在广昌的分支机构已全部建立，各专业行根据“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体制要求和“以存定贷、差额控制”原则，采取掣区别对待，择优扶植”办法，有重点地发放贷款，通过信贷的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保证优质企业小革新、挖潜、改造项目的资金需要，严格控制对三类、四类亏损企业贷款，1984年85%工业贷款都是投向优胜企业。同时支持个体、合营和集体企业发展，对这些企业贷款，1979～1984年6年总额比1956～1978年总额增长近2倍。
1985年改革信贷资金管理，实行“实贷实存”，县人行管理信贷计划，各专业银行执行“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般、适时调节、提高效益”的指导方针，按信贷规模控制发放信贷资金。1988年上半年出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奖金供求矛盾大，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把收紧信贷、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作为首要任务。
1989～1990年，在整顿价格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中，继续控制货币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实行信贷资金倾斜政策，强化信贷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1956年，全县有中国人民银行广昌县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广昌县支行2家分支机构（合署办公，详见“金融卷”），下辖7个营业所。在这时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的管理体制。县支行为预算单位，一切费用开支由总行逐级下达指标。基层营业所为报账单位。金融系统内实行行政组织、行政管理式的供给制，对外与县地方财政严格分开。这一时期，在建立、健全机构的同时，金融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发行人民币，开展货币斗争，编制现金管理计划，调节市场流通，支持国营、集体工商企业以及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1957年，对国营工、商企业和农业贷款268万元，比1951年增长66倍。
1958年开始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在金融管理上实行“存贷下放，差额管理，包干到县”体制，盲目地下放银行管理权。广昌县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集中领导、分级管理、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务包干”原则，于1959年1月将全县农村的营业所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及其人员、业务、资金，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领导和管理，营业所和信用社成为人民公社一个组成部分，财政收支列入公社核算。由于这种体制有违于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固有原则和客观经济规律，必要的信贷制度被废除，致使出现信贷膨胀。因此，同年5月，广昌县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常务扩大会议精神，将原下放给人民公社的银行等财经机构全部收回，由政府的财贸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县级银行仍没有与地方财政分开。1962年起，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银行实行“统存统贷，指标管理”的体制，组织货币回笼。1964年、1965年继续实行这一管理体制，全县经济形势和金融形势都有明显好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严重冲击金融管理。银行内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提出简化账目，简化贷款手续，主张皮包银行，扰乱金融制度和金融业务。同时，机构撤并频繁，金融与地方财政常无严格区分，经济杠杆作用遭削弱，贷款效益不高，10年中工农业贷款增加89%，而工农业总产值只增加34%。
1979年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经济核算试行办法》，逐步地进行由行政式管理向企业管理转轨的工作。实行经济核算，推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体制，确定各金融机构的资金、质量、成本、利润等4项经济指标，扩大银行自主权，逐步减少县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
到1984年“四行一司”（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保险公司）在广昌的分支机构已全部建立，各专业行根据“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体制要求和“以存定贷、差额控制”原则，采取掣区别对待，择优扶植”办法，有重点地发放贷款，通过信贷的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保证优质企业小革新、挖潜、改造项目的资金需要，严格控制对三类、四类亏损企业贷款，1984年85%工业贷款都是投向优胜企业。同时支持个体、合营和集体企业发展，对这些企业贷款，1979～1984年6年总额比1956～1978年总额增长近2倍。
1985年改革信贷资金管理，实行“实贷实存”，县人行管理信贷计划，各专业银行执行“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般、适时调节、提高效益”的指导方针，按信贷规模控制发放信贷资金。1988年上半年出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奖金供求矛盾大，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把收紧信贷、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作为首要任务。
1989～1990年，在整顿价格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中，继续控制货币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实行信贷资金倾斜政策，强化信贷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