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北洋军常德胜部在广昌境内烧杀淫掠多次。东南山区豪绅、地痞趁机立山头，扩充恶势力，绅、匪合流，10余支股匪应时而兴。他们占地开赌，买卖鸦片，抓伕抽捐，勒索工农，兼并土地。县政腐败，纵匪殃民。农民谋生艰难，纷纷逃奔他乡。1916年（民国5年）全县人口减至12.22万人。社会动荡，农村破产。1926年12月，国民党广昌县临时党部组成，口头上标榜革命，实则反对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次年1月，一些进步人士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宣传“耕者有其田”、“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开展农民运动。6月，临时党部勾引黄绍忠股匪，镇压农运。8月，周恩来、贺龙等率“八一”南昌起义军途经广昌，传播革命思想。工农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蓄势待发，进步青年踊跃参加起义军。此时，县长黄人庸收编惯匪吴文荪部组成广昌县靖卫队，加强反共武装。1929年3月2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中假道广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至1930年冬，苦竹、柯树、甘竹等地区在红军帮助下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赤卫队和中共基层组织。西北地区红一角，打土豪、分田地，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中央军、广昌靖卫队和豪绅武装的联合“清剿”，也接踵而来。他们杀人放火，抢掠耕牛，破坏生产。劫后的村庄变成瓦砾场。广大工农更加同仇敌忾，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投入反“清剿”的斗争。
  1931年1月，红四军进驻广昌，创建广昌苏区，成立中共广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组建地方武装。农村展开分田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区乡组织垦荒，兴修水利，建立劳动互助社，开展生产运动。在靖卫队（后改编为警察队）、保卫团经常骚扰的边远山区实行武装保卫生产，使农业有所发展，1933年粮食总产达18700吨。苏区保护私营工商业，开办消费合作社，收购白莲、晒烟、泽泻、香菇和夏布等土特产品，秘密销往国民党统治区，换回食盐、布匹、药品、棉花等紧缺物资，以维持军需民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乡赤卫队、区游击队配合红军打败广昌靖卫队（警察队）、保卫团与大刀会的武装骚扰，粉碎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保卫了苏区。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广昌为主要战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敌我兵力悬殊，让红军同优势之敌打阵地战，拼消耗。虽经红军浴血奋战，却未能改变战局，4月28日县城失守。8月，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一线继续抗击南进之敌，歼敌5000余人，为临时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战略转移赢得时间。广昌工农积极参军参战，参加红军的达1.54万人，其中经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达3351人。英雄的广昌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占广昌，编保甲，查户口，实行5家连保连坐，屠杀苏维埃工作人员。白色恐怖造成人心浮动，生产破坏，水稻总产下降为1.79万吨。此时，县政当局也组织信用、消费合作社，兴办小学，推行义务教育，为农民提供有限的服务，以“收民心”。兵员缓征2年，但在2年之后征兵名额翻番。1936年征兵额高达356人，到1938、1939年更跃增为1970人、2746人，分别占该年度总人口数的2.12%和3.1%。疯狂抓兵，民怨沸腾。农民躲避抓兵，“壮者散而至四方”，农业生产力受到破坏。1939年水稻总产3.37万吨。亩产仅达143.3公斤，倒退到明正德十年(1515年)的亩均产粮水平上。1942年《指导通讯》载：广昌“大宗输出烟叶、莲子、生油，输入盐、布匹……，农民就是商人，商店就是住宅”。这一年才兴办初级中学。随后日本侵略军侵占南昌，南昌、九江等沦陷区的工商业者，国立幼稚师范与南昌第一中学等学校师生避难而来广昌，带来一时之繁荣。抗战胜利后，他们相率迁回，广昌的封闭、落后如故。1946年内战爆发，国民党抓兵派款，急如星火，通货膨胀，物价飞腾。是年谷贱，粮食总产下降至最低点，仅有1.68万吨。商业萧条，全县坐商不过534户，行栈38家，从业者仅2000余人。无工厂，无电力。人口骤减，1948年全县只6.58万人，比1935年10.45万人口减少37.03%。教育衰落，文盲充斥。1949年6月，由广昌廖其祥地主武装拚凑起来的反共、反人民武装——豫章山区第六游击总队公开绑票诈财，城乡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