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宁元勋(1908-1928.7)中共南城县党组织创建人。1928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0岁。
   1908年，宁元勋出生于浔溪乡砖库村农民家庭。1924年，毕业于南城高等小学。1925年，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临川师范）读书，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唯物史观》、《向导》、《新青年》、《红灯》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外。还热情地在同学中进行宣传。他善于言谈，长于演讲，很受同学们欢迎。
   1927年1月，宁元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中共临川县支部的委派，回南城发展党组织。回乡后，活跃于进步青年中间，介绍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同他们谈抱负，谈理想，分析形势，灌输革命意识。很快便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建立了“列宁主义研究会”，并从中培养发展了7名党员。1927年2月，南城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成立，宁元勋担任支部书记。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宁元勋参加了国民党南城县党部的组织工作，并担任青年部长。他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同以章 巍然为头目的国民党右派、AB团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领导学生和工农运动，动员南城人民支援北伐战争。在他的领导下，一批党员和革命骨干深入到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去，帮助发展工会、农会，妇女协会等各种群众性组织。3月，这些组织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农会，在全县各地普遍建立起来。
   4月底，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南城，章 巍然等国民党右派分子有恃无恐，他们纠集流氓捣毁工会、妇女协会等机关。为了打击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宁元勋组织群众冲进县党部，活捉了章 巍然，刘达二等人，并将他们在城内游斗。5月7日，宁元勋组织了2000多名“梭标队”队员进城，和城内市民、学生一起在“天一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宁元勋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又组织群众进行游行示威。鼓舞南城人民的革命斗志。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此时，共产党南城支部遭到国民党破坏，宁元勋被迫离开南城，再次回到临川第三师范（这时更名为第八中学）读书。不久，调入临川县委工作。1928年，担任临川县委书记。当时，临川县委为赣东党组织的最高指导机关。在宁元勋的领导下，临川县委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其一，县委在临川城内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发动学生同AB团、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使县政府十分恐慌。其二，在驻赣东的国民党29师策动兵变。曾有两营士兵准备哗变；不幸事泄，长官被捕，士兵逃散。其三，派党员深入乡村，发动农民，组织暴动。当时，临川、东乡的农民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引起29师师长周志群和土豪劣绅的莫大惶恐。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在赣东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临川县委拟定以东乡为中心，发动东乡、宜黄、金溪等县总暴动。不料，负责县委交通工作的李树森叛变，致使临川县委机关被破坏，宁元勋同其他县委干部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企图逼他自首。但宁元勋宁死不屈，决不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处死宁元勋。在押往曾家园刑场的途中，宁元勋慷慨从容，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
   赵博生(1897.9-1933.1)，红军杰出将领，著名的宁都起义领导者和红五军团创始人之一。河北省盐山县（今黄骅）慈庄人。1917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3年冬加入冯玉祥部，历任团副、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在任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时，被蒋介石调至江西反共前线。同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14日，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17000余人于宁都举行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所部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后任副军团长。在赣州、龙岩和南雄水口等战斗中，屡立战功。
   1932年8月，14军建制撤销，赵博生改任红五军团副军团长兼l3军军长。12月，13军建制撤销，赵博生兼任15军军长。
   1933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第90师、27师、14师从金溪，南城一带进犯苏区。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浒湾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15军在左翼扼守长源庙，牵制4倍于己的敌周至柔师。敌军首先用火炮轰击红军阵地，然后轮番发起集团冲锋，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赵博生充分利用地形地物，灵活指挥，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部队坚持了整整一天。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连石块也拼光了，赵博生挺立在前沿阵地，指挥红军战士挥舞大刀向敌人扑去。当胜利在即的时候，突然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赵博生的右额，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就这样壮烈牺牲，把热血洒在南城的土地上。
   赵博生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红五军团，表示沉痛悼念。并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以为纪念。后来，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同志也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刘凤起（1877-1933），字：未林，少聪慧好学，7岁登矮几为人书写春联，笔力遒劲，名噪遐迩。12岁赋《登镇海楼》诗，被誉为神童。光绪二十九年（1930年）进士，入进士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旋往日本考察法政。
   归国后，见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自请退隐。江西巡抚冯汝骏，一再奏请，留其在省办学，充咨议局议绅，宪政筹备处咨议，教育总会会长，师范学堂监督。当时校风甚坏，常有纨绔子弟逐师长，哄闹课堂。凤起厉行整治，订立规章 ，驱逐为害恶少，使学风为之一新。任事三年，师生融洽。凤起为人不慕荣利，不好交接，公暇之时，惟与吴宗慈、易之门等学者切磋学问，议论时政，常至深夜不倦。
   宣统三年(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10月23日九江响应，南昌地方官绅纷纷远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凤起谓南昌省会，全省观瞻所系，倘有残破，对全省影响极大。乃邀请吴宗慈等人联络军、学、商各界共同商议，一面组织巡逻队维持社会治安，一面约见冯汝骙，力促顺应革命潮流，响应武昌首义。冯汝骥不从。不久，南昌响应武昌革命，省城兵不血刃，遂告光复。冯汝骏告退。另组都督府，分置军政、民政两部。各界公推吴介璋为都督兼主军政，吴介璋则力推风起出主民政。风起就职，际革新之时，大力整顿吏治，将昏庸无能之辈、贪污腐化之徒尽行汰去，而不以资历为限，选老成练达者代之。地方有投机政治、欲飞黄腾达者，凤起辄压抑之。当时有洪江会为地方治安隐忧，风起极力设法予以羁糜。江西洪江会首领冯宝林颇有民族意识，风起因而晓以大义，编组民团，自任团长，以冯宝林为总队长。将其部9千余人。分为10个队加以训练整顿，分别使其驻守省会附近各县，给以粮饷，即安其生，又孤其势，使全省治安得以稳定。不久，吴介璋去职，凤起亦告退。马毓宝继任都督，对洪江会驾驭不当，致越轨行为迭见。马不安于位，省临时参议会公推李烈钧继任都督。李严加治之，劳师费资方得安稳，时人皆谓：若得风起始终抚循之，必不至此。
   民国7年（1918年），凤起应李烈钧之约赴粤东，在军机、政治上为李作参谋。后因粤桂党派之争激烈，人心涣散，知事不易为，便回归故乡，与子侄友人憩游于泉林山水之间。民国11年，携家赴沪，以卖书画自给，不复涉足政界。
   凤起生平好淡泊清静，喜游名山大泽，于诗、书、画颇有造诣，绘画尤擅山水，“合南北宗，苍老似迂翁，秀逸如南田”，书法“意本钟王，参与李苏，凡秦汉碑铭无不致力。晚年意境直通石庵”。为诗“率意遣兴，不事雕琢”。论者以为有东坡之风，晚年尤潜心于医学方书，为人治病，颇有奇效，当时上海行医者取值甚昂，或劝其以此为业，凤起虽生活困窘，亦不肯为，曰：“是术也，可活人，亦可杀人，吾未能信，敢因以利乎？”。
   民国22年1月20日凤起病逝于上海，终年57岁。
   吴辉南（1908-？）沙洲乡香塘人。
   他出身于富裕家庭，自小在外学习，接受了革命思想。1929年初，廖东海来资（溪）南（城）边界开辟新区，他毅然参加了秘密活动，从此投身革命。吴家有一栋宽敞的住房，花园与后山相连，便于进出，他便以自己的家作为秘密工作者碰头的场所，廖东海等领导同志就常住他家，这年冬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辉南以助人为乐，结交广泛。他频繁活动于香塘、松木岭、水口等地，介绍了许多进步群众参加秘密活动。香塘村当时只有20-30户人家，就有20多名秘密工作者，1932年1月，吴辉南引导信南游击队前往黄狮，镇压了大土豪王集昌。其后又往沙洲镇压了大恶霸孙采伍。
   游击队的频繁活动，资南边界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使敌人极为恐慌。资溪、金溪、南诚等地的反动武装纷纷纠合起来，围剿游击队，搜捕进步群众。1932年2月22日，吴辉南、孙金荣等人正在水口吴家屋内开会，国民党金溪县县长朱一民带人来搜捕。幸为吴发觉，立即从隔壁逃出。后来参加了信南游击队，在资溪嵩市作战时，光荣牺牲。
   黄科毛（？-1933.9），小竺村人。1929年，方志纯、廖东海等人在资南边界开展革命工作。
  黄科毛开始参加秘密革命活动，很快成为斗争最坚决、活动最积极的骨干，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聂显书一道创立了小竺村第一个共产党支部。
   1933年5月，金南特区分区成立，黄科毛担任分区苏维埃政府文书，不久升任小竺分区区委书记。
   1933年8月6日夜晚，小竺游击队排长周六毛叛变，煽动部分队员冲进区委，企图威逼黄科毛等区委干部一起投敌。黄科毛严词拒绝，怒斥叛徒，被周六毛捆绑，押往县城。1933年9月，黄科毛被敌人杀害于北门城外。
   夏细惠(1914-1934年)，女，龙湖乡北源村人。
   1933年初，黎川县委派人到硝石一带开辟新区，夏细惠带头参加革命活动，配合红军进行宣传。3月，贺来龙在石下主持游击队员训练班，夏细惠报名参加，成为建东地区第一个女游击队员，4月下旬，硝石区红色政权成立，夏细惠担任区妇女协会主任。由于她工作出色，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10月建东县红色政权成立，夏细惠担任妇女部长，这时敌人已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建东县很快失陷。夏细惠随建东游击队上山打游击。1934年3月，游击队在蔡家山被敌人冲散。她率领部分突围的战士坚持斗争，频繁地活动于王坪、凤州、大竺、小竺一带，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特别是镇压了恶霸地主邱龙俚、邱八俚，使一些土豪不敢肆意为非作歹。
   1934年冬天，在小竺的的一次遭遇战斗中，夏细惠为掩护战友突围，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刑拷打，企图逼问出其他游击队员的下落，但她宁死不屈。后被敌人押到竺由夏家戏台枪杀。
   胡开林（？-1934.4）铅山县河口镇人。1933年，胡开林随邵式平到建东地区（南城东部），开辟苏区。该年3-4月间，胡任资溪县鸟石区区委书记。9月底，建东县红色政权在王坪成立，胡调任建东县委书记。当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建东县的各级机构均来不及建立，干部群众就立即投入了反“围剿”的艰苦斗争。在东方军攻打硝石时，胡开林率领游击队在大竺、小竺和竺由一带频繁活动，配合主力红军的进攻。
   1933年11月，建东县、金南县和资溪中心县委联合打游击。当时干部、游击队员共有二百多人，由资溪中心县委书记陈祥堂和胡开林等人统一指挥。游击队转战于资（溪）黎（川）南（城）边界，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1934年初，游击队分散行动，胡开林率领建东游击队60余人转回大竺等地，不断打击、骚扰敌人。除夕之夜，捣毁了桃木坞山上的两个敌人碉堡。
   此时中央苏区逐渐缩小，主力红军逐渐远离，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3月间，游击队在蔡家山被敌人包围，队伍被打散。胡开林突围后，收集失散的战士，继续坚持斗争。他经常鼓励战士们：“革命一定会成功，我们要坚持斗争到底。”不久胡开林同尧小花领导的游击队又有了60多名队员。他们时分时合，转战于黎、南边界。1934年8月，队伍在石壁嵊被敌人包围，战斗中队伍受到很大的损失，胡开林、尧小花也负了伤。但他们趁着夜幕，突出重围。以后隐蔽在珀玕松木岭养伤。不幸被保长发现，引来白军将他们抓获，押往县城。
   在监狱中，胡开林受尽了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后和尧小花等同志一起英勇就义。
   梁启贤（1914-1935.1），又名：涂汝。龙湖乡人。他出生后几个月父母双亡，由邻居席大娘抚养长大。
   艰苦的生活和残酷的阶级压迫，培养了他的坚强性格，锻炼出他顽强的反抗精神。一次，他路遇地主少爷调戏本村姑娘，便怒不可遏，冲上前去将那个恶少爷狠揍了一顿。他也因此被迫逃往黎川，在舅父的介绍下，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
   1931年6月，红三军团攻克黎川。他认识了一位姓刘的连长。在刘连长的启发帮助下，报名参加了红军，并担任了宣传员。他经常活跃于街头巷尾，把刚刚接受的革命道理结合自己的经历，向群众宣讲。
   1932年春天，梁启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天，组织上派遣他回龙湖开展地下斗争。他挑着一担货郎担，走村串户，很快组织起一批劳苦群众，并先后介绍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中共龙湖村党支部。他还以做生意为名，购买了大批食盐、药品送往苏区。
   1933年春天，红军来到龙湖。梁启贤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废租债，分田地，斗争土豪劣绅。并组织游击队，打击地主武装。不久，他担任了乌石区少共书记。
   黎川失守后，梁启贤奉命留在地方坚持斗争，他率领龙湖游击队活跃于龙湖、小竺、乌石一带，不断打击敌人。游击队员先后袭击了小竺乡公所，捣毁了硝石盐库，拦截了乌石的敌人盐船。
   一个隆冬之夜，龙湖、小竺一带的党员聚在小竺村一座低矮的茅屋里，听县委领导传达上级指示。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这所房屋，梁启贤当机立断，吹灭油灯，命令其他同志保护县委领导突围，自己断后掩护。其他同志冲出包围，他却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梁启贤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
   1935年1月，梁启贤被敌人杀害于县城北门外，年仅22岁。
   危老仔（1905.8-1935.2）珀玕乡松木岭人。1929年6月方志纯、廖东海到资（溪）南（城）边界开辟新苏区，危老仔成为最早参加秘密活动的积极分子。他走村串户，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发展了大批秘密工作者，由于工作出色，他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送往赣东北苏区参加干部训练班。
   1933年3月，金南特区成立，危老仔担任第一分区（竹源）区委书记。6月担任金南特区区委书记。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由于金南苏区紧靠白区，所以他特别重视建立各种武装组织，全区各乡普遍都建立了游击队，特区军事部直接掌握一支200多人的游击队，不久发展到400多人，称为63团。
   当时，斗争十分复杂。敌人除军事围剿外，还派特务打入苏区内部，进行破坏。特务肖大罗甚至当上了特区的革命委员会主席。1933年6月16日，63团外出执行任务，南城保安队得到肖大罗的密告。趁机进攻特区机关所在地水口。200多敌人气势汹汹扑来，危老仔当机立断，一面组织群众上山，一面派人四出放风说：“63团来了”，“63团已经到南山了”。敌人信以为真，慌忙退兵。危老仔又设计抓住肖大罗，处决了这个特务分子。1933年10月，金南县建立，危老仔任县委书记。这时，中央苏区已全力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p斗争，63团也编入了红七军团。危老仔带领县委干部和游击队开展游击队活动，骚扰敌人。他们曾一度与建东县资溪中心县委合并活动，以后又分开。1934年6月，在资溪张窝村的一次遭遇战中，因敌众我寡，弹药不济，游击队被包围。在此危急关头，危老仔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他自己带领几个战士留下掩护，终于使大部分战士得以突围。1935年2月6日（正月初三），危老仔在松木岭突遭包围，他依托房屋，进行反击，后来子弹打光了突围无望，他不甘被俘，毁坏枪枝后，引颈自缢，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程希文（1879-1942.6）字：伯衡，出身于书香世家。兄弟5人，他居长。希文性格方正严谨，善于文辞。青年时代，他目睹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家江河日下局面，痛心疾首，逐渐树立起革命的志向。1911年，当他从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时，正值辛亥革命，他不避艰危，奔走策动，力促江西巡抚冯汝骥告退。江西光复后，希文任江西都督府秘书，夙夜辛苦，多有贡献。1912年，李烈钧讨袁失败，希文感到失望，便离职漫游大江南北。1915年，江西省当局拟将全省田赋税额增加，并提高附加税，用以补充军费。消息传出后，民议沸腾。希文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率先在《江西民报》上发表文章 ，对当局此举从政治、经济、法律各个方面予以严词抨击，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迫使当局不得不取消这一计划。
   不久，希文出任浙瓯海关监督兼外交部温州特派员。他守正不阿，坚决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多次查禁了日商的犯法越轨行为，不向对方屈服。有一次，一名奸商想用万金巨资贿赂希文，请他宽松法禁，他严词拒绝，并依法严惩了这个奸商。后来，希文体弱多病，难于为国家尽心出力，便自动辞职，寓居北平，以读书自娱，同时用全部财产培养他的弟弟和子侄辈读书，期望他们努力深造，好为国家效力，后来，他的四弟希孟、儿子乃颐先后于美国学成归国，女儿乃萱也于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毕业。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北平吃紧，希文带着女儿返回南昌。两年后，九江危急，便迂回南城。他曾对家人说，我离开故乡30年，今天因为战乱回到家乡，义当与家乡共存亡，再不想迁徙外地了。这时，希孟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乃颐在嘉定任武汉大学教授，考虑到南城地处东南前线，很不安全，便力请老人入川。希文回信表示无意离开家乡。1942年初，日冠窜扰赣东，南城随时可能陷落，亲朋纷纷徙避，劝老人同往，都被老人婉言谢绝。希文曾与好友心远中学校长熊育锡慷慨话别，说：“吾老矣！当留故乡倡导抗敌，倘有不测，愿以身殉。吾赣为文章 节 义之邦，文山叠山前征不远，值此民族争生死之时，宁可无人继二先生而起乎？”不久南城形势越来越险恶，亲人们对老人的安全十分担忧。希孟多次打来电报，请老人暂避敌氛。仲弟希泰特地从新丰赶来请他离开。三弟希亮当时在黎川主办临川简易师范，也专程赶来接老人去黎川。但都被老人回绝。大家见老人与家乡共存亡的夙志不移，正商量强力拽老人离开险境，县城竟于6月12日陷落，希文和五弟希颜为日寇所获。敌指挥官田孝行企图诱降，希文兄弟拍案怒斥仇敌，慷慨饮弹。遇难时希文63岁，希颜39岁。
   李昌明(1886-1944)，字：三辰，新丰街人。
   少年时代，李昌明目睹清廷内政腐败，外患频仍，遂投笔从戒，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先后就读于江西省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最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于第一期炮兵科毕业。
   民国初年，李昌明任南昌北洋陆军第一师炮兵排、连、营长，旋调任江西陆军独立第一师炮兵营长。李烈钧任江西都督期间，他担任都督府参谋。
   民国15年（1926年）9月初，广东国民政府以江西陆军独立第一师攻克赣南有功，升该师为国民革命第14军，李昌明任该军军官团教育长。当时，军阀刘宝题仍盘踞赣东，阻挠统一，骚扰地方。第14军任命李昌明为赣东特遣支队司令，率部进剿。李部于该年9月14日从南丰进入南城境内，刘军在曾潭一带负隅顽抗，李部与之激战一下午，刘军向抚州溃逃。翌日，李昌明率部进驻县城，数千市民涌向街头，热烈欢迎北伐军。
   抗日战争时期，李昌明任国民党军第188师参谋长，随军奔赴抗日前线作战。白崇禧任军训部部长期间，李曾任该部高级参事，不时赴湘、桂等地陆军军官学校分校督察。尔后任广西军校校务主任，再任军训部驻桂办事处主任，军阶提升到中将。民国33年（1944年）3月，日本侵略军大举南犯，湘桂吃紧。李昌明随同国民党驻桂军政部门人员乘火车向贵州撤退，途中遭日机轰炸，列车被毁，交通中断，李昌明遂滞留于独山上司乡文武宫，不久冻馁病故。
   著有《最新化学战》、《孙子诂》、《三略诂》《兵器学》等书，由广西武学书局出版。还撰写过《抗倭回忆录》。
   李昌明除注重研究军事外，还钻研医术。平时又爱好收藏字画，图书，工于书法，尤擅大楷。驻广西南宁时，曾为不少商店书写招牌，字体端庄古朴。
   李昌明还热心于教育事业，乐于奖掖后进。曾任南宁豫章 小学（江西旅邕同乡会创办）校董，对该校时予资助。节 假日，常有学生、同事登门求教，他都热情接待，与他们细谈，乐此而不疲。
   邓元（1872-1951），字：勤补。光绪末，补建昌府学廪生，清季，与南昌熊育锡创办心远学堂。开南方教育之先声。近代教育史上，素称“北有南开，南有心远”，而邓元为心远元老，与心远学堂、心远中学、心远大学关系密切，数十年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海内外校友，无不崇敬他。
   邓元青年时代即致力于旧民主革命，早岁参加同盟会。民国元年（1912年）被公选为众议院首届议员。民国6年初秋，追随孙中山至广州，参加护法军政府。翌年仲夏，护法失败，返回南昌，回心远中学执教，一直至解放之初。
   1950年春，邓元年近80岁，行动渐感不便，乃面见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请求退休。由省政府批准退职。发给一笔退职金，返回家乡养老。1951年，在硝石病故。
   谢佩玉（1873-1953年），字：清舫，号：石禅居士，谢映庐之孙，民国时期的著名医生。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五日，6岁入私塾，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参加会试，名列优贡。以榜下即用知县，任江苏府院刺史。清宣统元年(1909年)以清廷腐败，毅然弃官归里，继承四代家传医学，致力钻研中医。民国2年（1913年）在南昌开业行医。民国6年编著《方论集腋》，刊印发行。民国21年与本省名医姚国美，江公铁等人创办江西国医专修院。任内经素问教授，编有《素问节 要集注》。省内名中医、教授多为其门人弟子。被誉为江西中医界“四大金刚一尊佛”中的一尊佛（四大金刚即：江公铁、张佩宜、孙福堂、姚国美）。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迁居金溪、南城等地，继续行医，并课育子辈，继承中医家传。佩玉医德高尚，对贫困患者抱济世救危之心，施诊赠银。擅长书法，1953年11月14日无疾寿终，享年80岁，葬金溪县浒湾镇蕌岭羊子山。其子庄泉，侄厚祖继其业，以医名南城。
   张力之(1914--1958.1)原名张寿椿，里塔人。1914年12月生于南昌。其父曾任法官。后回乡行医济人。力之自幼聪明，酷爱学习，颇受父母亲友爱重，为张家三房独子，家庭对他期望至殷，使力之从小得到良好的教养。
   1925年，力之进南昌心远中学读书。第二年，北伐革命军到达南昌，革命气氛十分浓烈，力之整天跟着表哥、表姐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这时，他接触到一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语丝》、《创造》等，其中鲁迅的文章 对他影响甚大。不久，国民党进行清党，他的表哥、表姐都被残酷杀害。国民党的暴行激起他的满腔愤恨，使他在思想上更加倾向革命。
   在高中学习阶段，力之读了《反杜林论》等马恩著作及介绍唯物辨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小册子，阅读了大量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 ，在同学中发表演说，宣传进步思想。他以突出的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
   1932年，力之进上海复旦大学读书。1935年春，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日本大学、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求学。在留学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左翼分子和秘密抗日活动，于1936年被日本警视厅驱逐回国。
   回国后，力之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夏，又毅然前往山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牺盟总会组训委员会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山西决死队的教导员和团政治处主任，牺盟总会宣传部长，太岳军区敌工部长、民运部长，太岳陆军中学副校长（陈赓任校长），等职，1943年陆军中学迁至陕北延安，合并于抗大，力之被任命为抗大七分校三大队副大队长。高树勋起义后，其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1946年1月，力之调任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此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冬，调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作，先后担任党派处处长，文教处处长，副秘书长等职。1956年9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力之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总是竭尽全力去做好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每天都被胃病所折磨。解放后，医生多次建议他动手术，但他毫不在意，长期带病工作，不让同志们察觉。1955年，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被诊断为胃癌。动手术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好，但他还是以手撑着胃部顽强地坚持工作。他穿的衬衣，每一件都被手撑出了一个窟窿。直到完全咽不下食物时，他才被同志们强迫送进医院，大家无不为他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所感动。1958年1月12日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廖奇，字：大可（1904.6-1958.6），世居南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十九日出生于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儿时爱吹唢呐，少年时代又爱上笛子，后来迷上京胡，也喜欢拉二胡、板胡。在心远中学读书时，沉醉于京戏与京胡之中，忽视正课。他父亲谆谆教诲：“你有志学胡琴，我并不反对。但要精通此艺，必先学到基本学问，否则，最多只能成为一个拉胡琴混饭吃的琴油子，有什么意思呢？”大可铭记在心里，从此重视功课，取得良好成绩。又爱上篮球，善打中锋，由校队进入省队。但他并未放松拉京胡，三伏天打赤膊拉，汗流到眼睛里也不停。寒冬手指冻僵，烤烤火又拉。清早起来，从墙上取琴就拉，晚上则拉到子夜。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从小一直坚持到老。
   民国16年（1927年），大可在东南大学体育系毕业，回到江西，先后担任省立一中、私立心远中学等校音乐教员。不久，挟琴漫游天津、北平、上海、武汉等地，为京剧名角操琴，蜚声海内。大可每到一处，总是找机会观摩当地著名琴师的技艺，取长补短。上海京剧界名琴师陈彦衡，性格保守。他给演员吊嗓子伴奏时，都要关上门不让外人看。大可与其班子里的戏友密谋后，在排练《霸王别姬》时，潜藏在陈老师傅的沙发后面，偷看他的运弓和指法，为了看得真切，大可把脑袋伸得几乎靠近老师傅的后脑勺。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大可聪明绝顶，看了一回，尽得其妙。
   30年代初，大可与友人合资开办南昌德胜大舞台。著名女演员汪鸣鸾在该台挂牌唱文武老生，大可伴奏。有一回演《空城计》，汪饰诸葛亮，唱至中段，大可拉断了一根弦，鸣鸾震惊，大可镇定自若，一根弦子拉到底，观众一点也未察觉。又一回鸣鸾唱《独木关》，因患感冒嗓子有点哑，有一段戏，调门高，唱不上去，大可快得出奇地降低了一个调门，耍了个滑腔，托着鸣鸾的唱腔，让她顺溜溜地唱下去，观众还以为演员在变新腔。从此，大可与鸣鸾互为对方的超群技艺而倾倒，由敬慕发展到爱情，终于结为伉俪。
   30年代，大可在南昌声誉极高。京戏院贴出的海报，只要写明是廖大可操琴，便场场爆满。他的一把京胡，拉得出神入化，一大伙琴迷，追随左右。当时，京剧界推崇他为“江西第一把京胡”、“江西第一弦”。抗战期间，他参加了一个军人办的平剧团，担任导演兼音乐指导。民国35年（1946年）至38年，在国立中正大学杏社（平剧俱乐部）任戏剧导师。
   解放初，他为京剧名角刘筱衡、徐碧云操琴。1950年，当选为江西省文联筹委会委员兼省剧协筹委。省文联筹委会主任石凌鹤请他担任江西省赣剧团戏曲音乐指导，他因酷爱京剧，婉辞末就。50年代，他历任江西省文艺学校京剧音乐教师，南昌市工人京剧院、海南岛文工团、南昌市京剧团的音乐指导。
   1957年反右时，大可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未划上右派。不久，下放到武宁县京剧团。因患高血压等症，延误诊治，于1958年6月11日在南昌逝世。临终时，双手还紧抱着那把相依为命的的京胡。
   罗英(1890.11-1964.7)字：怀伯。株良祥岗村人。著名的桥梁建筑专家。
   罗英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7岁进私塾，1908年进上海澄中学堂读书。他勤奋学习，品学兼优，1910年经学校保送为“庚子赔款”第一批公费留美学生。1911年，罗英进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桥梁专业。该班中国学生仅3人，即罗英、茅以升、郑华。
   1916年罗英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1917年获硕士学位。先后聘在美国鲁洛斯特纽约省铁路公司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工作。1919年回国。
   回国后，先在南京河海专门学校任教，后去天津任津浦铁路养路主任，兼任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教授。1927年，设计监造京奉铁路沈阳皇姑屯机车厂。1929年，奉调入关，任北宁铁路山海关桥梁厂厂长。1932年，提升为北宁铁路天津总局技术主任工程师。
   1933年，罗英应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茅以升的邀请，任该处总工程师，与茅以升共同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自古以海潮著称，且可作桥墩受力的石层在水面以下40余米，江底为流砂复盖，游移无定，极易冲刷，素称“无底”。在如此复杂的地质水文条件下建造桥梁，称国内首创。加上战时军事上的需要，使建筑工期十分紧迫。建桥资金，虽以桥梁资产为抵押，多方贷款，仍然捉襟见肘。面对这些不利因素，罗英与茅以升密切配合，提出了新的建桥方案。比铁道部美国顾问、世界知名桥梁工程师华德尔方案造价低33%，且更切合实际。该方案设计钱塘江桥全长1453米，分两层，上层为6.1米宽的公路，下层为铁路，江面正桥长1072米，分为16孔，每孔跨度67米，上部结构为铬铜合金钢筒支桁梁，下部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桥墩。引桥用钢系杆桁拱和钢筋混凝土排架。钱塘江桥于1935年4月6日正式开工，罗英白天亲临工地，夜晚回家仍伏案工作。大桥工程后期，日本策动全面侵华。为加快工程进度，以利支援前线，茅以升和罗英率领全体工程人员，夜以继日，奋战在工地。1937年9月26日铁路通车，11月17日公路通车。可惜同年12月23日，该桥即被炸毁。
   1937年11月底，罗英调任湘桂铁路桂柳段测量队总队长，次年4月，提升为湘桂铁路桂南段工程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负责桂林到柳州段铁路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1939年12月，桂柳段通车到柳州，从勘测到竣工为时仅两年。
   桂柳线西南端的关键性工程柳江桥，原计划采用钢筋混凝土墩台，上部结构向国外定购60米钢桁梁10孔。由于武汉、广州沦陷，原计划由国外运来的钢材和水泥无法运到工地。虽有一部分水泥从香港经越南转运到柳州，但钢材仍无着落。’此时，正好有一批从南浔铁路拆下的旧钢轨和基地拆下的10至13米长的单线铁路旧钢板梁，罗英急中生智，毅然提出以这批旧钢材拼建大桥。柳江河水涨落差大，每逢山洪暴发，1日之间可陡涨十余米，流速达5-6米／秒。在这样的河上利用废旧材料建铁桥，堪称匠心独远，世无先例。柳江桥于1939年10月动工，1940年12月建成，次年元月正式通车，桥全长581米，6联18孔。大桥通车典礼时，火车司机听信危言，不敢驾驶，典礼几成僵局，苏桥机车厂厂长郎钟骤对罗英的科学创举十分钦佩，亲自驾驶机车，罗英也随机车上桥，进行试压，取得成功。事后，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嘉礅称此桥为“外国人所从未敢造的桥梁”。1944年10月，桂林沦陷，11月9日，国民党军将柳江桥炸毁。
   罗英还应桂林市建设局研究会邀请，设计建造了漓江桥。该桥因陋就简，上面采用木料结构，下部石砌墩台，基础牢实。建国后，仍利用其基础改建为双曲拱桥。
   1945年，罗英北上，任北平第八区公路管理局局长。1947年又南下云南昆明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尔后，历任广州、重庆、成都等公路总局专门委员和副总局长。
   罗英为人正直、廉洁，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任人唯贤，不徇私情。在昆明期间，国民党基层党部人员对罗英百般刁难和排挤，甚至贴出“清算罗英”的标语。局内群众对此极为气愤，在标语前添加上“做官”二字，成为“做官清，算罗英”。
   解放后，罗英任华东交通部支前公路修建委员会总工程师。后调北京，任重工业部顾问工程师兼北方交通大学结构系教授。1953年，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罗英应聘为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时参加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负责人员多系茅以升、罗英的学生。罗英大力支持新秀，为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
   1954年。罗英患膀胱癌，党和政府予以极大关怀，让罗英定居上海，在上海同仁医院进行过两次手术治疗。
   1956年，罗英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在这届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号召老一辈科学家，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把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留给后人。罗英遵奉总理指示，虽然病魔缠身，仍挥笔撰书。1956年至1958年，受中国科学社委托，写成《中国桥梁史料》一书初稿，为正式编写《中国桥梁技术史》留下了极其可贵的资料。1959年写成《中国石桥》一书，约十五万字，图片270幅（交通出版社出版）。以后又着手编写《中国石拱桥研究》一书，全书预计分9章 。在完成前4章 手稿后，不幸于1964年7月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罗英逝世后，各界人士沉痛哀悼。上海市政协举行隆重公祭，周恩来总理送来了花圈，赵祖康主祭，茅以升致悼词。
   张秉庭(1925-1966)，里塔乡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49年5月，被群众推选担任村贫雇农团主席，积极参加了减租、减息、剿匪及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里塔镇镇长，一区区委书记。1954年3月，在全县首次普选中当选为副县长，直到病逝。
   张秉庭担任副县长后，分管农业工作。他把全副身心都扑在全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对南城的水利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50年代，兴建石溪、麻源、下坊、徐坊、山坳等水库，从工程的勘测设计、组织施工到竣工验收，他都亲自指导，这些水库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霜晨寒夜，酣战不息。他走到哪里，就与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有一次，他没打招呼就来到一个水库施工点检查工作。夜深了，民工们争着把铺位让给他睡，他摆摆手，倒地就睡。不知内情的人，还把他当作新来的民工。为了取得领导工作的发言权，他长年累月地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夏防洪，秋抗旱，走遍了南城的山山水水。
   张秉庭最厌恶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搞特殊化。他严于律已，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主管的水利工程，投资少的有十几万元，多的近百万元，钢材、水泥等物资难以计数，但他从不沾国家一点便宜。工地上伐倒的树木、废弃的边角木料遍地都是。有一次，一位干部见他家庭生活困难，便主动提出用工地进城的汽车顺便捎上一些给他家做柴火，他得知后严肃批评了这个干部。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一家7口和许多群众一样时常吃不饱饭。有一回妻子对他说：“你就批个条子，从粮食局弄点碎米来给伢崽充充饥吧！”他严肃地回答：“权力是人民给的，怎么可以乱用呢？”张秉庭家里子女多，负担重，生活困难，但他从不向组织伸手，连机关给的福利补助，他有时也要让给生活更困难的同志。
   张秉庭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呕心沥血。艰苦的生活，过度的劳累，使他积劳成疾。1965年10月，他患病送往上海治疗，确诊为晚期肝癌。在死神面前，他泰然自若。手术前，对医生说：“放心做吧，成功了，再为党工作几年；万一失败了，就将我的尸体解剖，也好为发展医疗科学作点贡献。”手术后，他的身体极为虚弱。组织上I安排他去临川县温泉疗养半年，他闲不住，提前回县，以病弱之躯，同机关同志一道参加“一种三养”劳动，终于在一次劳动中再次病倒，被送入医院抢救。弥留之际，他难过地对县委领导同志说：“我死早了，倘能再活十几年，还能为家乡人民多修几座水库。”不久便离开人世，时为1966年8月，终年仅41岁。
   谢天华(1923.9-1968.4)，建昌镇人。祖父是清末翰林。由于战乱频仍。家道逐渐衰落。他6岁那年，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另娶，从小便由伯母照应。1930年9月进入南城县考棚小学学习。1936年9月，考进省立南城乡村师范初中部。1942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从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他目睹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立志救国救民，选择了学医，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1948年9月大学毕业，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被分配留校工作，任五官科及外科住院医师、助教。解放后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医学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医大学）任眼科住院医师、眼科总住院医师、眼科主治军医，助教、讲师。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集体转业（第六军医大学改为江西医学院），任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副主任、讲师。1965年晋升副教授。
   谢天华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刻苦钻研，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具有忘我献身的精神。他对病员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对同志亲切热情，光明磊落。从1953年至1965年曾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积极分子、标兵、劳动模范等称号，并被选为区人民代表。
   他对技术精益求精，既具有全面的理论基础知识，又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精通英语并能熟练掌握日、德等国语言。1965年被评选为中华全国眼科学会委员，中华眼科杂志编辑。同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眼科学术会议上，他的医学论文《原发性青光眼耳廓痛区导电量测定的初步总结报告》在大会上宣读，受到了高度评价和引起了极大注意；《人类弓浆虫病一例报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论文交流，此病在全国还是第一例发现；《Behcet氏病与无脉病》的论文也在这次会议上受到重视。他在《江西医药》及江西省第一届眼科年会上发表和宣读的论文有《沪述性虹膜切除术Scheie氏治疗原发性青光眼之初步观察报告》、《Tensen氏病二例报告》、《弓浆体病的眼部表现》、《Behee氏病与无脉病》。《江西日报》在1963年曾专题报道他治疗疑难病的情况及先进事迹，1966年介绍过他治疗劳模熊先返的事迹和照片。1968年4月16日，由于受诬陷，谢天华被迫害致死，年仅45岁。
   程乃颐（1900.11-1970.8），又名：乃怡。幼年性格孤僻，酷爱读书。1911年进临川罗湖小学学习。1917年毕业于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考取武昌高等师范学院生物系。1920年被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教育研究科录取。1925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专科生。1926年6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心理系获硕士学位，1929年6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回国，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系、武汉大学教育哲学系、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武汉大学哲学系任心理专业教授。1952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哲学系任心理专业教授。
   程乃颐兢兢业业致力于教育工作，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34年，他与同事一道，发起创立中国心理学学会，同时，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成立后，程乃颐被吸收为中国心理学会、中苏人民友好协会、中国新哲学学会会员。
   程乃颐博学多识，精通英、法、俄三国文字。在教学之余，悉心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倒摄抑制与相似程度的关系》（英文稿。载1929年《美国实验心理学报》），《教育心理学的领域》（载1930年北京师大《教育业刊》），《皮亚杰的研究儿童心理方法介绍》（载1931年北京师大《教育业刊》），《苏联心理学家的成就》（翻译，载《中华教育界》29卷11期）等。
   欧阳祖经（1882-1972.7），字：仙贻，别号：阳秋。祖籍南城，世居南昌。他生性聪敏，博学经史，亦工数理，善诗词，好梁启超《新民丛报》之学，自少名闻遐迩，新建进士、工部主事程志和重其才，妻以爱女。
   光绪末年（1908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数理科学，入中国同盟会，奔走革命。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处心积虑谋我中国，秘密测绘我国军用地图，无论名山大川，铁路航道，村庄寺庙，驿站桥梁，莫不详为记载。测绘工程完成后，举行日本全国性庆功大会，以表示侵略中国第一步获得成功。祖经目睹此种情景，深感亡国之祸无日，竟放声痛哭一昼夜。辛革命时他返回江西，与内弟程柏如诸人相见于南昌圆觉寺，授以算术，几何原理，并与他们纵谈天下事，并组织南昌大声日报馆，大声疾呼，鼓吹革命。报馆建立后他又东渡日本完成所学，卒业后即归国。先后任江西中学、江西师范学校、心远大学教员。江西省第一中学校长，江西省教育厅科长，秘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主任。
   民国16年(1927年)9月，受任江西省图书馆馆长。力谋建设。呈准省政府批拨南昌市中心风景地区百花洲为馆址，并由省库拨款5万余元新建馆舍。19年8月新馆落成，规模宏伟。同时，他更肆力菟集江西地方志及江西人物著作，并将嘉庆年间南昌学府所刻《十三经注疏》、江西官书局所刻《江西通志》、《五种记事本末》、《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黄山谷全集》等82种，退庐图书馆问影楼所刻《豫章 丛书》104种版片，全部集中由图书馆派专人保管。陈剑修任江西省教育厅长时，竟令图书馆缩小范围，祖经辞职。民国22年程时蝰任江西省教育厅长时，祖经受任为教育厅秘书。民国24年再任江西省图书馆馆长。他取出馆中所藏《江西通志》、《豫章 丛书》版片次第印行，以广流传。公暇并肆力访求史料，撰写《谭襄敏公年谱》。《南明赣事系年录》、《王船山黄书注》、《退思余稿》诸书，分别由馆铅印行世。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他忧心如焚，因和《庚子秋词》，谱写《晓月词》136首以见志。翌年，日军侵入江西，他携家人去桂林，将家中藏书数万册悉数捐献给浙江大学。
   民国29．年8月，江西创办国立中正大学于泰和。他应校长胡先骑之聘，任文法学院副教授，遂携家人目桂林迁居杏岭。次年3月，文法学院创刊<文史季刊》，祖经出《晓月词》刊行，至4期而毕。编者王易跋云：“仙贻先生，学富海山，心殷理乱，于民族抗战之年，为《庚子秋词》之和。运苏、辛之气骨，擅欧、晏之才华，使锦簇花团，中含剑气，阳春白雪，尽入正声。”推崇备至。9月，文法学院创设文史系，祖经遂专任该系教授，讲日本、朝鲜《东亚史》。
   1949年5月，南昌解放，学校改名南昌大学。1951年，全国大学院系进行调整，祖经被调至兰州大学历史系继续任教。1959年以年老退休迁居北京，与胡先骕、章 士钊、王易诸人诗词相唱和。1972年7月，病逝于北京，终年91岁。除上述著作外，尚有《欧美女子教育史》、《省名考》诸书行世。
   黄强(1913-1975)，土木建筑专家。共产党员。解放前参加土木工程学会，解放后曾担任《土木工程学报》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1935年于清华大学毕业。1937-1941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41年-1942年在燕京大学任教。1943年-1950年先后在上海信和纱厂任工程师、厂长等职，自1950年起，历任交通部中国建筑公司设计部主任，建筑工程部设计公司第二设计室副主任、设计院勘察室副主任兼主任工程师，建筑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基础研究室主任、地基基础研究所所长等职。黄强长期致力于我国地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曾两次主持制订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的地基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组织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基基础专业研究机构—一原建工部建筑研究院地基基础研究室(1965年改为地基基础研究所)。在黄强的领导下，该所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地基基础研究领域中心的不少空白。到1966年，地基基础研究所已发展为研究力学理论、黄土地基、软土地基、冻土地基、振动基础、地基加固技术、基础工程、地下建筑和测试技术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机构。他在研究工作中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1955年，“黄土地地基研究”工作刚起步，黄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就陆续到广大黄土地区去进行多方面的调查，完成了洛阳、太原、西安等地建筑物破坏事故的调查等研究报告。进而又重点地选择在西安、太原、兰州3个工业城市进行大型野外浸水载荷试验，这为后来主编《湿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他还很注意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他本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但他对地基基础必须与工程地质相结合的事实有着深刻的认识，1965年发表了《湿陷性黄土地基评价的商榷》的论文，使工程地质与力学指标很好地挂上了钩。他善于采用综合的分析方法，在考虑工程地质条件和力学指标的基础上，又结合建筑物的实际情况，采取综合分析方法和相应的建筑措施。这些就是他的关于“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的理论和方法，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困地制宜区别对待的哲学原则的。
   此外，他的主要论著还有：<有关地基规范问题讨论总结》（《土工汇刊》1955年第1号）、《建筑地基基础十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工程建设》1959年10月）等。黄强还从事过很多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其中有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的项目：《膨胀土地基勘察设计方法》、《湿陷性黄土的特性与处理技术》、《软土地基设计计算理论和施工处理技术》等。50年代初，他在总结我国传统地基处理经验的基础上，对灰土地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著有关于灰土地基的论文，受到普遍重视。
   黄强十分重视科技人员的培养和提高，充分信任他们，在工作中大胆放手，积极支持，从而锻炼和培养出一支地基基础专业科研队伍。他一生严于克已，勤奋钻研。他常常是手不释卷，甚至在出差的旅途中也放弃休息。在科学研究方面态度严谨，对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决不轻易表态。在学术问题上平等待人，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并注意虚心向别人学习。
   晚年，他曾多次出国进行援外工作和国际学术活动。1973年，他到索马里、几内亚、坦桑尼亚、刚果、马里五国检查我援外工程项目。1974年他还率领国家建委地震工程及基础工程考查组去罗马尼亚出席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地震区及不利土层地区建筑科学讨论会”，并对罗马尼亚进行了专业考察。
   程希孟(1901.1-1976.1)字：次敏。幼年从父家读，父母双亡后由长兄希文抚养，先后就读于临川第八中学和南昌第一中学。1918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期间受到“五四”新文化的熏陶。1922年毕业，受聘于师大附中及女高师附中任教。
   1923年，程希孟考取公费留美，次年出国，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6年9月，转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是年底，经冯寿、莫耀2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伦敦通讯部宣传委员。1927年，在巴黎出席国民党驻欧各支部代表大会，认识了当时在巴黎勤工俭学的江西同乡许德珩，并结为挚友。1928年7月，公费留学停办，程希孟辍学返国。先后在上海大陆大学及复旦大学任教，并为北新书局译书。
   1930年，江西省教育厅恢复了程希孟的留学公费，他再度赴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就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党员何松亭等人的影响下，程希孟夫妇积极参加了中共留英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声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0月，应《申报》记者戈公振之邀，赴日内瓦参加了国际联盟就日本侵华问题举行的辩论会。年底，结识了“一．二八”事变后赴欧洲考察的19路军将领陈铬枢，商定归国后协同开展抗日反蒋斗争。
   1933年春，他的毕业论文《巴贝夫的平等主义》经答辩通过，被伦敦大学授于博士学位。不久，赴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等聚首，然后同往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会合，酝酿发动福建事变。1933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程希孟在新政府中任文化委员。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因蒋介石的武装进攻和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而招致失败，程希孟悲愤离闽，退隐香港。8月应爱国将领方振武之邀同赴欧洲，先后至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参观访问。程希孟还只身赴苏联进行考察，重新寻求救国之道。
   1935年6月，程希孟离欧回国，经许德珩推荐，至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程希孟、彭道真夫妇作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成员，与徐冰、马叙伦、涂长望、许德珩、许寿裳、黄松龄、张晓梅、曾昭伦、刘尊棋、齐燕铭等联名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卖国投降，呼吁“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程希孟进一步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先后陪同许德珩奔走于晋、冀、鲁、赣等地，代表北平进步文化界或以爱国学者身份，动员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熊式辉等参加抗日，并协助熊式辉创办战时政治讲习所，宣传抗日，培养干部。
   1938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程希孟经陈铭枢等推荐，被遴选为参政员。此后历任该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在此期间，程希孟还参加了一些外交学术团体的活动，发表过数篇论述中国抗战之国际意义的论文，翻译出版了《欧洲外交透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后果》等书。1942年春，出任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部总编辑，负责主编《青年文库》等。
   抗战胜利前后，程希孟除参加国民参政会活动外，还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兼职。1947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携眷赴美，参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工作。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驻外人员发出了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号召。程希孟得知这一消息，积极响应，先后委托回国友人舒舍予（老舍）、王作民，并致函国内朋友许德珩等，请他们向党和政府转达自己归国的意愿。新中国成立时，程希孟不顾自己的身份，携眷参加了纽约中国进步学生举行的庆祝晚会。国民党外交部随即解除了他的顾问职务，并电令回部。程希孟拒绝去台湾，毅然与蒋介石集团决裂。
   不久，程希孟接到许德珩的回函，得悉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回国要求表示欢迎，即着手安排回国事宜。他冲破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950年5月中旬，以去加拿大旅游为掩护，转道回国。
   回国后，程希孟目睹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由衷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于1951年12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如何回到了祖国》一文，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工作。1952年6月，他被安排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室工作。后任该室主任。负责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活动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情报等，数次出国参加经济贸易会议。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临终前，是中国国际委员会顾问。
   程希孟逝世后，有关方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姚依林、许德珩、严济慈、周培源等参加了葬礼，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纪念堂。
   陈文松(1901.5-1976.11)，字：木公。幼年熟读“四书”、“五经”，8岁能诗，9岁通文。12岁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电机工程，后转学铁路管理专业。1925年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
   陈文松虽学经济专业，但他对文史更为喜爱，且颇精通。1934年在武昌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1939年任江西省《民国日报》社总编辑。不久，因受到嫉妒排挤，愤而离开报社，返回家乡，担任江西省立南城乡村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42年在福建协和大学任副教授。J947年至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建省建阳师范学校校长、建阳县政协副主席，并当选为福建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任福建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文松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潜心于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论商初之乱——古史待问之一》，《惠铭楼诗钞》、《经学通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商周史稿》。主要论文有：《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驳议》、《山海经时地考》等。
   潘震亚(1889.6-1978.5)，原名：潘瑞荣，字：树庸。新丰街乡汾水村人。小时就学于磁龟小学。因家贫，中途辍学。15岁到九江“元记”南货店当学徒。1908年，潘震亚在汉口万利彩票处司帐，兼代办（代南昌、九江商店办货）。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潘震亚毅然剪去辫子，参加新军，随同乡回到江西，宣传反清思想，鼓动革命。
   1912年，潘震亚考入南昌法政学校，同时担任《江西民报》采访、编辑，兼上海《新闻报》、《申报》、《时报》的通讯员。他以“髯公”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 ，抨击时政，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谴责其丧权辱国的罪行。1916年，从法政学校毕业后，他辞去《江西民报》职务，承办律师业务，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活动。并创办《新共和报》，担任总编辑、总经理，致力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宣传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反对军阀的黑暗统治。1918年，报纸被查封，他机智地摆脱了军警追捕，逃至广州。
   在广州，他经罗家衡介绍，担任众议院秘书。192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先后担任国会非常．会议秘书、大理院推事等职。曾接受林伯渠的建议，在报上灌输和宣传反封建、反压迫意识，提倡妇女解放。1922年，与沈信彬在上海创办女子法政讲习所，推动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讲习所培养了不少出色的律师，史良即为该所首届毕业生。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潘震亚担任大会秘书处议事科长。1926年，被国民革命政府任命为司法行政委员会秘书，司法部第一处、第二处处长，同时兼任法官训练班主任、革命军事裁判所庭长等职，经共产党员李合林介绍，他到黄埔军校授课，认识了恽代英、熊雄等人。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下，潘震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由追求自由民主转为向往共产主义。他曾向李合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蒋介石扼杀了，李合林不幸牺牲，他的愿望暂末实现。
   1928年初，潘震亚离开广州到上海当律师，并在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公学等校兼课，先后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与张庆孚、潘梓年、胡愈之、周新民等人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参与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曾多次以律师身分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出庭辩护，配合党组织进行营救工作。该年上海人民为纪念“沙基惨案”举行游行示威，被国民党逮捕了23人，潘震亚不顾特务的威胁，据理力辩，终于使他们获释。在经济上，也经常资助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还不时通过胡愈之向党反映一些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
   1934年，上海成立各界救国会，潘震亚为发起人之一。该会发展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时。潘震亚出任常务委员。是年，潘震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潘震亚随复旦大学迁重庆北碚，几经周折，与党失去联系。但他仍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支持民主学生运动，营救爱国进步人士。抗战胜利后，潘震亚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潘震亚与史良出任义务律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6年秋，潘震亚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教书和兼办律师业务。他积极投身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曾和张志让，李正文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支援当时的“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斗争中，有些教授被解聘，许多学生和教授被捕，“大教联”除了用舆论声援外，还进行募捐活动，按月津贴被解聘的教授和救济受迫害的学生。为了救援被捕的学生，复旦大学举行了大规模罢教活动，潘震亚起草了罢教宣言，并和其他几位教授深夜找市长吴国桢交涉，终于使被捕的教授和学生全部获释。
   上海解放后，潘震亚参加了接管复旦大学的领导工作，担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常务委员，同时兼任法学院院长，并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0年10月调任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副部长。1959年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被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
   潘震亚虽然在1937年与党失去了联系，但一直以左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身分为党工作，对党怀着坚贞不渝的赤子之心。解放后，多次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62年1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潘震亚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震亚在从事司法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先后撰写了不少法学论著，如：《刑法名论》、《刑事诉讼法论纲》、《中国继承法论》、《中国破产法论》、《中国法制史》、《中国债权法总论》。
   1978年5月22日，潘震亚病逝于上海。邓小平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朱应生(1955.8-1985.7)，曾光明（1966.8-1985.7），同为岳口乡长兴村人。1985年7月5日，为抢救打井塌方遇难的安徽民工而光荣献身。同年10月12日，他们同时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不久朱应生被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军区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和“模范民兵营长”的称号。
   朱应生，1955年8月出生。1973年毕业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南城分校。1974年1月应征入伍，先后担任过战士、班长、空压机手、拌合机手，受到部队3次嘉奖，荣立三等功1次。197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退伍回乡，担任村拖拉机驾驶员和义务电影放映员。1984年6月担任民兵营长，直至牺牲。从部队到地方，他处处做好事。在部队服役时，曾跳进湍急的河水中救起一老一少爷孙俩；长期照看部队驻地孤寡老人，主动争做分外事。退伍回家后，他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处处助人为乐，帮人解除危难。全村10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得过他的帮助，1984年，朱应生被评为乡模范民兵营长和县优秀共产党员。
   曾光明，生于1966年8月。从小具有助人为乐的的高尚品德，经常关心、帮助体力弱的同学和年迈体衰的老人。16岁时，曾跳进水塘救起1个溺水儿童。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后随其未婚妻之兄学做石匠。牺牲时年仅18周岁。
   1985年7月5日上午10时左右，由于安徽民工违章 作业，长兴村发生严重打井塌方事故。两名正在井底作业的安徽民工被泥土掩埋，生命危在旦夕。正在附近凿石的曾光明听到呼救声，立即丢下手中工具，跳下井底进行抢救。正在村委会的朱应生闻讯后也迅速赶到井口，不顾别人的劝阻，顺绳滑下井底。他们为了不碰伤泥土里的民工，用双手拼命挖土，很快将一名民工抢救出来。此时，井壁的泥土仍在大块大块塌落，随时有第二次塌方的危险。但他们临危不惧，继续挖土，双手十指鲜血淋漓。当他们把另一位民工挖出了大半个身子时，“轰”的一声闷响，第二次更大面积的塌方发生了。此时靠近井口边挖土的朱应生本来可以纵身跳出井口，保全性命。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双手将刚从泥土中救出的那位民工用力往上一托，使他借势抓住井上模子架，跳出井口得救了。然而，铺天盖地的泥土却将朱应生、曾光明埋入36米多深的井底。
   朱应生、曾光明舍已救人的英雄壮举，受到党和政府的称赞，中共抚州地委、抚州军分区党委、共青团抚州地委、中共南城县委、共青团南城县委分别作出决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民兵和青年，广泛开展向朱应生、曾光明同志学习的活动。
   吴士栋(1903-1986.5)。上唐镇源头村人，哲学家、教育家。
   士栋自幼聪明好学，14岁考入清华学堂，与闻一多、周培源、吴文藻等人为同班同学。20岁毕业于该校高等科。本可立即赴美留学，因病未能成行，遂入东南大学预科班学习1年，1942j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获学士学位。旋入哈佛大学，师事杜威，以一年时间攻读，获该校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工作，1929年由美转欧，先后去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考察。同年秋回国。1929年至1930年在河南中山大学任哲学系主任、教授。1930年至1931年在上海复旦、中公、大同诸大学任教授。1931年至193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32年与张镜宇女士（辛亥革命元老张逸之之女）结婚。1934年到厦门大学执教，为部定教授，主要讲授世界史，并兼任该校校务委员、历史系主任。1945年返赣，任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任中正大学训导处训导长。解放后，任南昌大学文史系教授，研究部研究员、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及江西师院历史系教授等。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并判刑10年。刑满后在劳改单位就业。1975年在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官员时得以释放。后分别在上铙师专、吉安师专代课。1979年平反，复任江西师院教授，直至1986年5月1日病逝于南昌。
   士栋为人刚介正直，是非分明，见义勇为，勤奋好学。1948年，蒋介石视察中正大学，召见名流，士栋避而不见。事后对人言：“蒋介石杀了闻一多，我岂能同他握手”。1949年5月，南昌解放前夕，中正大学校长及其他要员纷纷出逃。中正大学瘫痪。蒋介石派人劝他逃往台湾，他严辞拒绝。并以其声望，受众推举，担任该校“应变委员会”负责人，竭力保护学校设施，安定校内秩序，亲自进城向各商会、银行募得350块银元和150担白米，从教授到工友平均分配，从而稳定了人心。1975年，士栋被释，不久又遭夫人病故之变，悲伤不已。但他含悲忍痛，仍以古稀之年，夙夜伏案，致力中国哲学史、数理逻辑方面的著述和罗辑学、专业英语等课程的教学，深受师生敬仰。
   士栋才思敏捷，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著述颇丰，尤以逻辑学造诣甚深。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理学》是其成名之作。该书两年九版，与其《伦理学》一书同列当时高等学校教材。为此，受到哲学界推重，时人将其与北大金岳霖并称为“北金南吴”。解放后，撰有论文《实践与逻辑》等，另有译著《时间与自由意志》。此外还翻译了《古罗马史》、《认识的六种途径》等，惜未出版。1985年5月写成《逻辑新论》一书（待出），总结自己毕生研究逻辑学的精粹成果。江西大学名誉校长谷霁光教授就此评说：“许多问题均有独到之处，思想境界更高，于认识日新月异，学问高深自坎坷，唯先生之艰苦攀登方能副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续发表论文15篇。病中犹写就《对公孙龙诡辩的逻辑分析》一文，论述精密，入扣见微，极见功力。临终时，案头尚存论鬼谷子思想的写作提纲，及其待发表遗稿10余篇。他于研究哲学、历史学之暇，还编有《桥牌讲义》、《象棋谱》等书，将其辩证思想运用于娱乐之中。
   士栋尝言：“学生是教师的成果”。他执教认真，指导精微，不吝时，不厌倦，数十年如一日，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如中山大学人类学家梁钊韬，厦门大学副校长潘懋之，厦大历史系主任陈启待，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江西师大历史系黄长椿、左行培教授，美籍华裔学者叶鸣凤、邱炳，新加坡高教司司长孙一尘，以及台湾许多知名教授，当年都曾得到他的教诲或指点。士栋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