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第一节婚俗旧社会，男女婚姻皆由父母包办本人不能自主，嫁娶凭媒人说合，讲究门当户对，三担六礼，属封建买卖性质。
  据旧志记载，旧时缔婚一般须经议婚（即相亲）、过定（即定婚）、嫁娶三个阶段。“初，议婚，使媒人通庚帖，彼此意合，然后问名，谓之过允帖，又谓之过小书；然后纳采，谓之过定又谓之过匝，又谓之过大书；简者唯过小书而已。将婚之前一年，送节仪三次，谓之追节 ”（同治版《南城县志》卷一之四：风俗）。嫁娶为联姻高潮，礼仪犹为繁杂，主要有上头、起嫁、迎嫁、坐落性、拜堂、合卺、拜茶、撤帐、女家送三朝、送满月、回门等。此婚仪世代相袭，千百年来少有变更。至抗日战争时期，南城始有人仿效欧美婚仪，举办“行文明礼，结自由婚”的新式婚仪，然只限于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少数官绅之家和少数知识分子中，并不普遍。
  县内一些地方，还有招郎、抢亲、蓄童养媳和望郎媳等婚俗。
  招郎即入赘。多出现在农村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一般是女儿近成年，其父母为之觅一善于农事的男青年至家，时间2～3年或更长一些。男方劳动不取报酬，以后婚事开支则由女方负担。女方成年后，再择日完婚。
  抢亲民国初期在一些贫穷之家出现过。这些家庭因无力操办婚礼，便事先与女方家长商定，喜日黄昏时，由男方邀请至亲好友，明火执杖，涌入女家“抢”亲。男方把新人（新娘）“抢”回家后，略备酒菜，酬劳有功亲友，即算完婚。此外，也有因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导致女的不愿出嫁，或男方难以应付女方种种索取被迫抢亲的。
  童养媳少数人家在儿子尚未成年时，父母即为其择一女童抚养在家。稍大，开始家务劳动，一俟成年，即行完婚。
  望郎媳少数人家儿子尚未出生，父母即抱养一女孩，，预为将来儿媳。女孩多取名“招娣”（招弟）、“千娣”（牵弟）、“银娣”（迎弟）之类，取其吉利。这种婚姻，往往是女的比男的大许多岁，极不相配。俗语云：“十八娠姑三岁郎，牵上踏凳抱上床，一把屎来一把尿，一夜有眠到天光（亮）”。便是对这种不道德婚姻的控诉。倘若女的长大了而”新郎”仍未出世，婆家则认为该女命克夫而迁怒于她，姑娘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建国后，虽然变相买卖婚姻的现象仍有发生，但父母包办买卖婚姻作为一种劣俗已基本上被破除。一般来说，城镇青年，尤其是参加工作的，多行自由恋爱。农村青年则往往还需由父母托人介绍，再相识、来往。结婚仪式也渐行简化，婚礼减为l天，新人不再乘坐花轿，而以汽车、自行车代之。80年代初，旅行结婚颇为流行。领了结婚证的夫妻，外出游玩以后，便算完婚。但近年讲排场、摆阔气、婚事大办的现象又有所抬头。
  旧社会，寡妇改嫁，备受阻挠。新中国婚姻法颁布以后，寡妇始从封建礼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可以依自己的意愿，改嫁或不嫁。
  第二节节俗新春贺年正月初一为春节 ，是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交相庆贺，往来如织。家家户户都备有糖果烟茶。款待客人。旧俗初一至初三日，不扫除，不倾水，谓之“聚财”。亲朋至友彼此宴会。远客拜年至元宵日为度。大商号10日后开张，小店铺1～2日后即开门。解放前，有由小孩装扮“财神”的傩舞队，载歌载舞，挨家挨户贺春祝岁，建国后，此俗逐渐消失。
  上元灯舞正月十三至十六日。县城大街小巷，千家万户，张灯结彩，放花爆。各种彩灯，制作精巧，有龙灯、马灯、狮子灯及各种人物灯等等。郊区四乡农民组织龙灯进城，金鼓踏歌，比屋演玩。十五日元宵之夜，灯节达到高潮。届时，万灯上市，绚丽辉煌，人流滚滚，充街塞巷，谓之“闹元宵”。建国后，为了防范火烛，观灯活动逐渐停止，但赛龙灯和狮舞表演作为群众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仍保留下来。
  清明扫墓清明时节 ，柳枝新绿，家家折柳插于门前，稚童扎柳冠戴在头上，谓可避邪。当日，人们荷锄携篮，登山扫墓。在墓前摆上三牲供品，焚香、鸣爆竹、洒酒、烧纸钱、祭拜先人、挂纸、为坟堆添加草皮，称“打草壳”。旧时，一些家祠还举行集体祭祖的典礼仪式。
  解放后，每年清明节 ，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均组织队伍到河东革命烈士陵园扫墓，缅怀先烈。
  毛娘出嫁四月初八，昔有“嫁毛娘”之俗，这天早晨，家家户户将室内室外每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用红纸条书“四月初八嫁毛娘，毛虫一扫断精光”贴在厅堂显眼处。此俗虽有迷信色彩，但客观上起到搞好夏季卫生大扫除的作用。
  端午竞舟五月初五为端午节 。家家用菖蒲作剑，芹艾扎彩，悬于门前。以酒调雄黄，画“王”字符于门壁上，小孩用雄黄酒书”王”字于额，谓可避邪。又用棕叶糯米扎的三角粽、鸡蛋、田螺、大蒜为早肴。
  中午，盱江太平桥畔，有龙舟竞赛，两岸站满观众。龙舟竞赛于碧波之中，飞桨鼓浪，摇旗鸣号，呼喊喝彩，竞争上游。数里江岸，一片欢腾。
  七夕乞巧七月初七之夜，乡俗为“乞巧会”。许多妇女沐手熏香，在庭院中摆设香案，供上瓜果，罗拜月下，谓之“乞巧”。希望织女授以精巧的针线手艺和幸福机缘。
  中秋赏月八月十五，为中秋节 ，又称“团圆节 ”。当日夜晚，各家各户阖家团聚。或围聚在电视前，观赏文艺节目，或在庭院内一边吃着月饼、柚子等果品，一边观赏月亮。旧时，一些农村妇女有“摸青”之俗，即三三两两潜入地里，摸摘瓜果，以卜生男生女。儿童喜做“烧瓦子灯”的游戏，节前用碎瓦砌成小塔，内置干柴，中秋之夜由一小孩将塔内干柴点燃，其余孩子把煤油、松香，喷洒其上，霎时红光紫雾，焰火冲天，甚为壮观。
  重九登高九月初九为重阳节 。昔时，士庶喜登凤凰山眺望，今则喜欢登从姑山游玩。“家家蒸菊花糕，饮茶萸酒，宴会之盛，盛于中秋”。
  放“风筝，他处皆戏于春时，南城独行于秋月，自中秋至重九，少年争奇竞胜。夜间放者，悬灯于线，远望如繁星丽天”（据<南城县志》同治版卷一之四）。
  冬至祭祖“冬至，有祠宇祭田者则祭于祠，先一日习仪，至日序班行礼，设馔给胙；无则香烛纸欷，祭于家而已”（《南城县志》同治版卷一之四）。建国后，宗族祠堂已不存，但一些群众仍保留在家中以简单礼仪祭祖的习俗。
  小年奉灶旧俗，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王，二十四日为小年，各家用素肴祭祖。
  小年前两天，家家搞卫生，把各处打扫得千干净净，谓之“禳尘”，或谓“除残”。民俗“有丧之家不扫尘”。
  除夕祈福除夕日，家家户户贴春联、摆年糕、蒸岁饭，并奉祭祖先。夜宴，合家团聚入席，叫“吃圆年饭”。接着放焰火礼爆，并向孩童散发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当家的人通宵达旦，照料各处香火，称为”守岁”。
  又在屋内每个房间、角落以至牲畜栏厩，燃点灯火，叫做“照岁”。
  除上述节俗外，旧时南城还有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 ”、十月初一下元节给死者送寒衣两个节俗。建国后，由于破除迷信，已很少有人信奉这两个节俗。
  第三节庆寿七朝小儿出生后第7天，外婆家亲戚带小儿衣物等礼物前来祝贺，谓之开斋送七朝。
  满月小孩满月时，捧坐堂前，理去胎发。亲友邻族均登门送礼贺喜，主人设“红蛋”酒宴招待。
  拈周当小孩达周岁之日，亲朋至戚赠送衣物表示祝贺。父母在厅堂设案，摆好象征各种行业的小物品，任由小孩抓选，以测小孩将来的志趣和前程。
  满童年孩子15岁生日，谓之“满童年”，进入青年时期，酒席也较隆重，亲友是日来贺，送些书籍文具、衣冠等。
  寿诞又谓之“过生日”。民俗，过30、40岁生日无人过问。年50者，亲友始来庆贺，送粉面酒肉，红烛喜爆。60、70、80为大寿，新朋至友纷来贺寿，子孙也以热闹给长辈做寿为荣。
  冥寿旧时死者逢60、70或80，后人常常为死者做冥寿，做法基本上与寿诞相同，然至百岁即止。
  第四节丧仪南城历来用土葬，并崇尚厚葬。“丧弼尚佛老，尤泥堪舆家言”（正德《建昌府志》）。葬仪繁琐，有报亡、落地摩诃、关封、开咽喉、出殡、下字、上堂等程序，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建国后，囿于旧习，多数人家丧葬仍依旧仪。70年代后渐有改革，有的放哀乐代替吹打，以佩黑纱、白花代替披麻带孝，以花圈、挽幛代替“供养人”等，简化了丧仪。火葬也开始出现。
  此外，旧时在硝石石下至竺由一带地区曾有崖葬。即把棺柩放在悬崖峭壁的洞穴内，大多是敞开式，少数以砖石封口或悬挂一把木质长剑以“镇邪”。
  第五节衣食住行衣着民国时期，农村男子习惯着对襟短上衣，质为家织棉布，用蓝靛染色。穿宽大裤腰裤腿的裤子，穿时将裤腰收紧叠于肚前，以裤带系紧。裤腿宽便于劳动时卷起。出门则常系腰布把上衣下摆扎紧，腰间可插烟竿或小件工具；解下腰布又可作拂尘、揩汗、垫坐以及代替褡裢等用途。夏时戴斗笠，入冬多戴“絮帽”（用粗棉纱勾织而成的青帽，帽沿多采用“串”字或“卍”字勾边，可翻起或拉下）。妇女喜穿右开大襟的短衣，宽大的便裤。讲究的上衣为圆摆、花边、绣襟、盘扣，花色多样，料子较好。一般妇女家居时，喜欢在襟前挂一围腰。年纪大的用青或蓝色底布，不加装饰；年轻的喜以红、绿色或花布为底子，中间绣花，周围镶边。围腰上角用带子或银链挂在颈上，侧以扁绳系于腰背。
  城镇男子在家常穿对襟短衫便裤，外出则戴礼帽、穿长衫，天寒加长袍或套马褂。公务人员和青年学生多穿4个口袋的“中山装”或左上1、下2个暗口袋的“学生装”。妇女多穿旗袍，分长、短袖两种，也有在右开大襟上衣下配以长短裙子的。或绸或缎，色彩绚丽。
  解放以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衣着有了很大的变化。50至60年代，穿中山装、列宁装、学生装的人比较普遍，“文化大革命”时期，军装一度时兴。80年代人们的衣着趋于美观、质地较好的时装，尤其是男女青年竞趋潮流，衣着花样，时见翻新，西装，直筒裤、牛仔裤、各种款式的裙子尤为县城青年所喜爱。
  食品本县群众历来喜吃水粉、粉干，至今未衰，形成一种地方风味小吃。水粉作坊，到处可见。其制作是将米浸在水中，然后带些水磨成湿米浆，榨干水分，再放入有很多细孔的铁筒内，榨成一根根细嫩的粉条煮熟，在冷水中稍微浸湿一下，理成一团团或一捆捆的水粉。吃时，先做好鱼片或肉片汤，用粉勺盛水粉在沸水中泡热后倒入碗内，再添汤加姜末、葱花，味道鲜美，素为人们早点和喜庆节日待客、自食的头一餐。另有将水粉晒或烘成干丝的粉干，大多作家庭常备食品，或煮或炒，均甚爽口，且便于贮藏和携带。为南城传统名特产品之一。
  此外，还有别具风味的年糕，重约2～3斤一大圆块的，叫糕；l～2两一小圆块的，叫糍。农村拜年，多以此互赠亲友。制法是将糯米用硷水浸泡，蒸熟后，放入大石臼内捣烂，掏出做成糕或糍，耐保存。农家在春节前夕均大量制作，普遍爱吃。吃时，糕要切成薄片，煮、蒸、炒、炸皆宜，另加佐料，香软可口。
  解放前与黎川县接壤的部分农村，尚有吃擂茶的习俗，除了自家平时饮用，还以之敬客。制法是把大半浸湿的茶叶拌以少量的炒米，加少许食盐，用木棒捣烂如湿泥状，装瓶备用，吃时冲开水，再加上一些炒熟的黄豆、花生米；讲究的还添熟芝麻或炸猪排骨碎粒。既解渴又填肚，别有风味。
  住宅解放前，城镇大户人家住宅多为明、清建筑，砖木结构，高大宽敞，雕檐翘角，古色古香，至今在上唐、新丰街、里塔等乡镇尚有留存。此外，一般是砖木结构和平房。建国后，特别是1978年后，国家实行富民政策，钢筋水泥结构多层住宅纷纷落成。
  农村在解放前，平原多青砖灰瓦房舍，山区多杉木柱梁板壁房子。贫苦人家则夯土墙、盖茅草，聊以栖身。今则大多砖木结构，也不乏西式楼房。
  行走解放前，乡村皆为小道，一般人出门靠步行，有的妇女和孩童则坐手推独轮土车，可以一边坐人一边载物，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官绅富户，则以2人抬的轿子代步，一般为竹木制，敞开式。抗日战争后，人力车、自行车、木炭汽车在县内出现，但不普及。解放后，县境内公路渐至四通八达，大小机动车辆日益增多，自行车进入千家万户，人们外出，十分方便。
  第六节交往礼仪南城素有“礼义之邦”之誉。县民交往，注重礼仪。
  当亲友路遇时，卑、幼的先侍立一侧，向尊、长者行礼，问候起居并让行。平辈则彼此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即可。一般问语是：“你吃了饭么？”“到哪里去？”。近年来多用“您好”。
  亲友家有婚丧喜庆时，根据亲疏长幼等不同情况送礼，表示庆贺或哀悼。一般是送现金，喜庆用红纸包以偶数，丧事则用白纸包以奇数。
  吃酒坐席，妇孺不与男客同席，男宾席、女宾席的头席或上首位置，为尊贵长者所坐，一般人则在旁席或下首敬陪。
  除了拜年（春节 ）追节 （端午、中秋）之外，平时走亲戚家，亦应随带四色礼品，空手上门视为非礼。作客一般是吃了中饭就返回，倘须住下，也不宜长久。
  兄弟发生纠纷，家长解决不了时，往往请娘舅出面仲裁。
  邻里之间，注意和睦相处，即所谓“远亲不如近邻”。
  人们出门上街，走亲访友，注重衣饰，以至有人想方设法去借。有“穷里不穷外”之俗。
  建国后，社交活动富于时代气息，同志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至80年代，人际关系更是讲究文明、礼貌、卫生、秩序和道德，社会主义新风日益形成。
  第七节迷信禁忌旧时，县人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性禁忌繁多，含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大都为今人难以理解而摒弃。
  正月初一，不宜扫地，怕冒犯扫帚星；也不随地泼水，恐泼掉财水。
  逢年过节宰猪杀鸡，“杀”字忌出口，改称“放猪”、“放鸡”。
  夏夜流星多，人们看见便认为天上落一颗星，地上就死一个人。为了避凶趋吉，要吐一口痰或解开一个扣子。
  乌鸦当头呱呱叫，主祸，人们立即用竹杆或石子驱赶，并咒骂。
  婴儿在一时无人陪伴时，睡床边须放一把扫帚驱邪。并忌抱婴儿立于屋檐下或天井口见“天面”以防“天狗”逞凶。
  生人忌入产妇房间，尤其是男人。
  身死异地者，尸体或棺柩不能进入家院。
  城厢附近忌在正月初三日拜年。
  成人死亡，应隐称“老了”；夭折的则隐称”走了”，忌涉“死”字。
  至于迷信，主要有问花树和打锣鼓师两种。
  问花树巫婆装神弄鬼走阴，并以符咒香灰等欺骗病人，俗称“问花树”。旧社会，农村缺医少药，患病者多求助于问花树。许多农民不仅枉去钱物，而且延误治疗，甚至丧生。
  打锣鼓师旧时民间请神汉驱邪捉鬼，为病人抢魂的一套把戏，叫做“打锣鼓师”。神汉设坛作法，煞有介事，借以欺骗不明真相的病家，害人不浅。
  第八节社会新风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逐步树立了社会主义新风尚。
  助人为乐 50年代初期，全县各机关、学校普遍开展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教育。60年代，在广大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了“学雷锋做好事”活动；80年代大力提倡“心灵美”。这些对于倡导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1982年10月湫牛村、1984年1月余家源村、1985年10月新丰村分别发生火灾，农民群众的房屋、粮食等被烧毁，生活、生产面临困难。县属机关、工厂的职工闻讯后纷纷捐钱、捐物给予支援，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高尚风格。80年代初期，优秀共产党员、模范民兵营长朱应生和优秀共青团员曾光明舍生忘死，为抢救井下民工而英勇牺牲的事迹，更是在赣东大地广泛传诵，成为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
  妇女自立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在农村，旧社会常见的溺女婴的陋习于50年代就已革除。农村妇女除操持家务外，还同男子一样下田劳动。在城镇，就业妇女的自立程度更高于农村妇女。据统计，1985年全县全民所有制职工中，女性占近三分之一，全县有17名副局级以上女干部，有839名女党员。在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妇女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拥军优属建国后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优待军烈属，妥善安置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每逢“八一”、元旦、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各机关单位通过走访、开座谈会、办好事等方式，热烈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尊师重教解放前，教师待遇菲薄，地位低下，故有“家有隔夜粮、不做孩子王”之说。建国后，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日益受到社会的尊重。每逢重大节日，社会各界干部群众和中小学都广泛开展慰问教师的活动。振兴教育，也越来越为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所重视，从1982至1984年，全县各单位集资287.9万元用以发展教育事业。许多人还慷慨捐献钱财给教育部门，如南城一中退休教师廖秉强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4350元钱赠给本校图书馆，购买图书，受到社会的称道。
  节制生育 1979年以后，全县人民自觉响应政府的号召，采取各种措施，节制生育。”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观念爱到了强烈的冲击。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1982年后，全县普遍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涌现出大量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至1985年，全县评选出“五好家庭”1093户、文明单位33个、文明村1．个。另有获国家表彰的“五好家庭”2户。
  第五章人民生活建国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南城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7年，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