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道教道教在南城传播较早，境内的麻姑山被道家称为“第二十八洞天”，“第十福地”。相传汉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年），即有浮邱公及弟子王仙、郭仙在此炼丹修道。东晋时，道教理论集大成者葛洪又来此山设炉炼丹，并整理、阐述道术与理论，将麻姑写入《神仙传》遗留后世。麻姑仙女因此而成为民间崇拜的神像之一。
唐开元(713年-741年)年间，道士邓思璀（号紫阳真人）修道于麻姑山。曾应玄宗诏入大同殿修功德，佐玄宗退西戎兵。开元27年(739年)，邓紫阳请求立麻姑庙于仙坛侧。其弟子谭仙岩、黎琼仙、宋元白、邓德诚（紫阳侄子）均为当时著名道士。因此，麻姑山显赫一时，成为东南道教名山。山上道观庙院多达10余处，较著名者有仙都观、丹霞观、石崇观、灵仙观。唐代书法家颜真卿(709-785年)为之作《麻姑仙坛记》。大诗人刘禹锡（772-842年）也写下《登麻姑》一诗：“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云盖青山龙卧处，日临丹洞鹤归时。霜凝上界花开晚，月冷中天果熟迟。人到便须抛世事，稻田还拟种灵芝。”反映了当时麻姑山的道教活动盛况。
宋时，麻姑山仍为南方“正一教”（又称天师道）的一个活动中心。地方官员重修了仙都观、三清殿等道教活动场所。宋开庆《建昌军志》记载，当时南城有道观14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统治者大力支持道教活动。元丰六年（1083年），宋神宗特颁发《封麻姑勒》，封麻姑为“清真夫人”。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封麻姑为“妙寂真人”。宣和六年（1124年），宋徽宗又加封麻姑为“真寂冲应元君”。每年七月七日，地方官员都要携带供品进山朝拜麻姑。
崇敬麻姑始终是南城道教活动的一个特点。即使佛教盛行以后，“如来”也未能取代“麻姑”的地位。清咸丰十年（1860年）复建的麻姑庙，道、佛同殿。正殿供奉麻姑神像，并悬挂诰号：“大悲大愿大圣大慈真寂冲应仁祜妙济元君”。而以中殿、前殿供奉如来和弥勒佛像。这种格局一直沿袭至“文化大革命”止。
清末至民国年间，连年兵燹，社会动荡，道教活动逐渐衰落，至解放前夕仅城内斗姆阁有道士数人。另有一些俗家道士散布于乡间，但不再“修仙慕道，炼丹烧汞”，而专以迷信活动为业，如为入、画符念咒，“驱厄除灾”，或为死者“超度亡魂”做功德道场。建国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仅存的一些道士也放弃旧业，以劳动所得为生活来源。
第二节佛教佛教约在唐代传入南城。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寺院有：上蓝院，兴建于唐麟德二年(665年)；景云寺，兴建于唐大历年间(766-779年)；显源寺，兴建于唐天祐二年(905年)。景云寺主持景云禅师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曾与白居易、颜真卿、姜相国等名人相交往。
宋代，佛教更盛。开庆《建昌军志》所记县内寺院达103座之多。其著名者有：太平兴国禅寺、景德寺、龙潭寺、灵峰寺、宝方寺等。以道家独尊的麻姑庙也成了佛道共尊的寺院。
明正德《建昌府志》所记寺院多达120处，但大多有名无实。较著名寺院有天宁寺、玉山寺、圭峰寺、隆庆寺等。行保、深明、元谧等和尚当时颇负盛名，孤月和尚受益王推重。
清代，佛教渐衰，民国时，县城内念佛风气复起，始是一些官宦财主的眷属吃斋诵经，继则由信教士绅和工商业主在城厢设立觉群念佛林，作为佛事活动场所。民国20年（1931年），县城居士赵尘九按佛祖四十八愿而邀集城镇富商48人组成“转不退法轮林”，以水关巷毛家祠堂作林址。后男女居士增至200余人，乃集资购买学道背一所民房作林址，香火颇盛。民国31年，念佛林被日本侵略军焚毁。其后善男信女们又募捐就原址兴建大雄宝殿，经常进行念佛活动。如遇菩萨诞辰，常假北关的广度寺、柏园庵、城内的道生堂等处延请僧尼诵经纪念。每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盂兰盆会，则在十字街头搭台，点通宵烛，延僧整夜坐台诵经，拜忏，并在盱江飘放莲花灯，以及进行施斋、放生。
建国后，信佛者日少，有些僧尼弃佛还俗。至1960年，全县尚存有寺庵14所，即：宝方禅寺、庆隆寺、深山寺、金楼峰寺、长岭寺、海觉寺、治平寺、广度寺、龙山寺、弥陀寺、碧涛庵、密云庵、卧云庵、大慈庵。有僧14人，尼7人。此外，党群念佛林有居士96人，至“文化大革命”中，全县寺庵仅存宝方禅寺。1985年，该寺由政府拨款和僧尼、香客捐资整修了庙宇，重塑了大雄宝殿的神像，有僧尼共15人。由于该寺邻近黎川县，故香客多来自该县。设于建昌镇的觉群念佛林，也在1978年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逐渐恢复了佛事活动。
第三节天主教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罗如望将天主教传入县内游家、渭水桥一带乡村，并在游家建有9栋8l间的教堂用房，发展教徒579人。崇祯三年（1630年），葡籍传教士费奇观在县城西门新建教堂1座，作为传教场所。以后，金尼阁、殷锋泽、马若瑟等外籍神职人员相继来县传教。18世纪中叶，南城教会由余江教区圣味增爵会所辖，先后由法籍何主教、美籍徐主教等掌管教务。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势力加紧向中国内地渗透，天主教在南城县发展很快。民国17年(1928年)，设立南城教区，由圣葛隆巴会的爱尔兰籍教士利伯高主持教务，民国26年利伯高升为主教。南城教区管辖南城、南丰、广昌、黎川、资溪5县的天主教会。南城教会除有县城大教堂外，还有游家、上唐、株良、硝石、珀玕等5所天主教堂。在县城设有启迪小学、圣路加医院、孤老残废院、修道院各1所。
建国前夕，全县有爱尔兰籍神职人员12名，内主教1人，司铎7个，修女4人；中国籍司铎3人。教徒4741人，其中80%为农民。建国后，县内天主教徒人数逐渐减少。1952年，爱国天主教徒积极参加全国性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召开教友大会，成立南城县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并发表反帝爱国革新宣言。次年，人民政府将披着宗教外衣从事违法活动的外籍神职人员遣送回国。1954年8月，成立南城县天主教爱国会，设有专职委员驻会办事。1957年，郭懋功代表南城教友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委员；1958年，又当选为江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
1958年，江西省天主教首届代表会议自选自圣了主教，决定撤销南城教区，并入余江教区，由黄曙主教主持教务。1960年，省教务委员会决定全省各教区合并为江西教区，由陈独清主教统管教务。“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宗教活动都被严禁，有些教徒受到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渐落实，教徒开始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四节耶稣教耶稣教在县内有基督教内地会和基督教卫理公会两个教派。南城县基督教内地会原名德华盟会耶稣教。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抚州教区派德籍传教士柏永年来县传教，始租赁城内雍熙街一栋民房作教堂，3年后在南大岭兴建了耶稣教堂，教徒逐渐增多。并在硝石、港口、三门石、上湖、庙岭、麻源、五郎坳等地设有传教活动点。该会还强占麻姑山风景区五郎坳建筑西式楼房，以供县内外传教士在此度假避暑。为了扩大影响，该会于民国20年（1931年）创办新生医院。抗日战争后，因德国与日本同盟，德籍传教士被驱逐回国，教务由中国籍的执事长徐星斗主持，胡名生任传道员。建国后，教徒剧减，50年末仅有数十名。
南城县基督教卫理公会，原名美以美福音堂。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南昌教区派中国牧师雷载宾来县建堂，利用小恩小惠引诱人们奉教。抗战期间，南昌一带难民大量涌入县内，该会乘机在尧村办了一个农村服务站，发展难民160余人为教徒，从事耕织劳务，借以渔利。建国后，该会的爱国教徒也开展了“三自革新”运动，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唐开元(713年-741年)年间，道士邓思璀（号紫阳真人）修道于麻姑山。曾应玄宗诏入大同殿修功德，佐玄宗退西戎兵。开元27年(739年)，邓紫阳请求立麻姑庙于仙坛侧。其弟子谭仙岩、黎琼仙、宋元白、邓德诚（紫阳侄子）均为当时著名道士。因此，麻姑山显赫一时，成为东南道教名山。山上道观庙院多达10余处，较著名者有仙都观、丹霞观、石崇观、灵仙观。唐代书法家颜真卿(709-785年)为之作《麻姑仙坛记》。大诗人刘禹锡（772-842年）也写下《登麻姑》一诗：“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云盖青山龙卧处，日临丹洞鹤归时。霜凝上界花开晚，月冷中天果熟迟。人到便须抛世事，稻田还拟种灵芝。”反映了当时麻姑山的道教活动盛况。
宋时，麻姑山仍为南方“正一教”（又称天师道）的一个活动中心。地方官员重修了仙都观、三清殿等道教活动场所。宋开庆《建昌军志》记载，当时南城有道观14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统治者大力支持道教活动。元丰六年（1083年），宋神宗特颁发《封麻姑勒》，封麻姑为“清真夫人”。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封麻姑为“妙寂真人”。宣和六年（1124年），宋徽宗又加封麻姑为“真寂冲应元君”。每年七月七日，地方官员都要携带供品进山朝拜麻姑。
崇敬麻姑始终是南城道教活动的一个特点。即使佛教盛行以后，“如来”也未能取代“麻姑”的地位。清咸丰十年（1860年）复建的麻姑庙，道、佛同殿。正殿供奉麻姑神像，并悬挂诰号：“大悲大愿大圣大慈真寂冲应仁祜妙济元君”。而以中殿、前殿供奉如来和弥勒佛像。这种格局一直沿袭至“文化大革命”止。
清末至民国年间，连年兵燹，社会动荡，道教活动逐渐衰落，至解放前夕仅城内斗姆阁有道士数人。另有一些俗家道士散布于乡间，但不再“修仙慕道，炼丹烧汞”，而专以迷信活动为业，如为入、画符念咒，“驱厄除灾”，或为死者“超度亡魂”做功德道场。建国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仅存的一些道士也放弃旧业，以劳动所得为生活来源。
第二节佛教佛教约在唐代传入南城。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寺院有：上蓝院，兴建于唐麟德二年(665年)；景云寺，兴建于唐大历年间(766-779年)；显源寺，兴建于唐天祐二年(905年)。景云寺主持景云禅师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曾与白居易、颜真卿、姜相国等名人相交往。
宋代，佛教更盛。开庆《建昌军志》所记县内寺院达103座之多。其著名者有：太平兴国禅寺、景德寺、龙潭寺、灵峰寺、宝方寺等。以道家独尊的麻姑庙也成了佛道共尊的寺院。
明正德《建昌府志》所记寺院多达120处，但大多有名无实。较著名寺院有天宁寺、玉山寺、圭峰寺、隆庆寺等。行保、深明、元谧等和尚当时颇负盛名，孤月和尚受益王推重。
清代，佛教渐衰，民国时，县城内念佛风气复起，始是一些官宦财主的眷属吃斋诵经，继则由信教士绅和工商业主在城厢设立觉群念佛林，作为佛事活动场所。民国20年（1931年），县城居士赵尘九按佛祖四十八愿而邀集城镇富商48人组成“转不退法轮林”，以水关巷毛家祠堂作林址。后男女居士增至200余人，乃集资购买学道背一所民房作林址，香火颇盛。民国31年，念佛林被日本侵略军焚毁。其后善男信女们又募捐就原址兴建大雄宝殿，经常进行念佛活动。如遇菩萨诞辰，常假北关的广度寺、柏园庵、城内的道生堂等处延请僧尼诵经纪念。每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盂兰盆会，则在十字街头搭台，点通宵烛，延僧整夜坐台诵经，拜忏，并在盱江飘放莲花灯，以及进行施斋、放生。
建国后，信佛者日少，有些僧尼弃佛还俗。至1960年，全县尚存有寺庵14所，即：宝方禅寺、庆隆寺、深山寺、金楼峰寺、长岭寺、海觉寺、治平寺、广度寺、龙山寺、弥陀寺、碧涛庵、密云庵、卧云庵、大慈庵。有僧14人，尼7人。此外，党群念佛林有居士96人，至“文化大革命”中，全县寺庵仅存宝方禅寺。1985年，该寺由政府拨款和僧尼、香客捐资整修了庙宇，重塑了大雄宝殿的神像，有僧尼共15人。由于该寺邻近黎川县，故香客多来自该县。设于建昌镇的觉群念佛林，也在1978年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逐渐恢复了佛事活动。
第三节天主教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罗如望将天主教传入县内游家、渭水桥一带乡村，并在游家建有9栋8l间的教堂用房，发展教徒579人。崇祯三年（1630年），葡籍传教士费奇观在县城西门新建教堂1座，作为传教场所。以后，金尼阁、殷锋泽、马若瑟等外籍神职人员相继来县传教。18世纪中叶，南城教会由余江教区圣味增爵会所辖，先后由法籍何主教、美籍徐主教等掌管教务。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势力加紧向中国内地渗透，天主教在南城县发展很快。民国17年(1928年)，设立南城教区，由圣葛隆巴会的爱尔兰籍教士利伯高主持教务，民国26年利伯高升为主教。南城教区管辖南城、南丰、广昌、黎川、资溪5县的天主教会。南城教会除有县城大教堂外，还有游家、上唐、株良、硝石、珀玕等5所天主教堂。在县城设有启迪小学、圣路加医院、孤老残废院、修道院各1所。
建国前夕，全县有爱尔兰籍神职人员12名，内主教1人，司铎7个，修女4人；中国籍司铎3人。教徒4741人，其中80%为农民。建国后，县内天主教徒人数逐渐减少。1952年，爱国天主教徒积极参加全国性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召开教友大会，成立南城县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并发表反帝爱国革新宣言。次年，人民政府将披着宗教外衣从事违法活动的外籍神职人员遣送回国。1954年8月，成立南城县天主教爱国会，设有专职委员驻会办事。1957年，郭懋功代表南城教友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委员；1958年，又当选为江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
1958年，江西省天主教首届代表会议自选自圣了主教，决定撤销南城教区，并入余江教区，由黄曙主教主持教务。1960年，省教务委员会决定全省各教区合并为江西教区，由陈独清主教统管教务。“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宗教活动都被严禁，有些教徒受到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渐落实，教徒开始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四节耶稣教耶稣教在县内有基督教内地会和基督教卫理公会两个教派。南城县基督教内地会原名德华盟会耶稣教。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抚州教区派德籍传教士柏永年来县传教，始租赁城内雍熙街一栋民房作教堂，3年后在南大岭兴建了耶稣教堂，教徒逐渐增多。并在硝石、港口、三门石、上湖、庙岭、麻源、五郎坳等地设有传教活动点。该会还强占麻姑山风景区五郎坳建筑西式楼房，以供县内外传教士在此度假避暑。为了扩大影响，该会于民国20年（1931年）创办新生医院。抗日战争后，因德国与日本同盟，德籍传教士被驱逐回国，教务由中国籍的执事长徐星斗主持，胡名生任传道员。建国后，教徒剧减，50年末仅有数十名。
南城县基督教卫理公会，原名美以美福音堂。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南昌教区派中国牧师雷载宾来县建堂，利用小恩小惠引诱人们奉教。抗战期间，南昌一带难民大量涌入县内，该会乘机在尧村办了一个农村服务站，发展难民160余人为教徒，从事耕织劳务，借以渔利。建国后，该会的爱国教徒也开展了“三自革新”运动，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