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县地方财政实行由省统收统支的体制。各年度收支项目变动频繁，数字逐步增大。民国17年(1928年)，实行《地方收支暂行标准》，县地方收支由省核定，入不敷出，需要自筹，导致税捐、摊派剧增。民国24年，实行统收统支通盘筹划。县财政科主管征收，县金库主管税收保管和经费发放，会计室主管预决算，财务委员会主管审核。经征、出纳、会计、审核，四权分立。民国28年，实行普通岁入岁出和非常时期的财政收支两种体制。民国30年，划分省、县财政，将县地方税收和行政、事业经费支出列入县地方预算。抗日战争后期，通货膨胀，民国34年预算总额为民国29年预算总额的162倍。各年度预算数见附表。
  建国初，县内的财政收支采取向抚州地区报账的办法。1953年建立县一级财政体制，由“供给制”转变为建设性财政。1953年至1957年，财政总收入224万元，财政总支出406万元。1958年至1962年，财政总收入906万元，财政总支出775万元。虽然收入增长，但因“大跃进”的影响，工业“遍地开花”，农业“高指标”，反映到财政预算上，1959年支出超过收入46万元。经过调整，1960年收入比支出多73万元，1961年收入比支出多41万元，1962年收入比支出多70万元。1963年至1965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县财政持续做到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3年财政总收入629万元，财政总支出523万元。1966年至197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许多工厂经常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生产极不正常。加上商品流通不畅，费用扩大、资金调度不灵，财政分散，控制失措等因素，县财政再次出现收支逆差。这10年财政总收入2548万元，财政总支出3052万元，支大于收504万元。
  1976年至1980年，县财政部门注意调动各单位理财的积极性，逐步克服“花钱无计划，超支向上要”的倾向。这5年财政总收入1565万元（不含弥补以前年度亏损退库227万元），财政总支出2684万元（含增补企业流动资金189万元）。剔除收支上的不可比因素，基本上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经济后遗症，县财政状况明显好转。1981年至1985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企业经济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这5年财政总收入2996万元，财政总支出4150万元，收入明显增长，但还需要上级补助。
  表20-1 民国时期几个年度预算汇总表币制：法币单位：元表20-2 民国时期几个年度预算汇总表币制：法币单位：元表20-3 建国后几个年度财政收入汇总表币制：人民币单位：万元表20-4 建国后几个年度财政支出汇总表币制：人民币单位：万元第二节财政管理民国前期，县财政部门的职责是经管收支帐目与钱谷出纳，民国24年（1935年），经征、出纳、会计、审核”四权分立”，互相制约。民国25年，成立经征处，主管全县钱粮。
  1949年至1952年，县财政实行统收统支。1953年起，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开始建立县总预算，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分配指标、逐项控制、年终余额收回”的方法，对企业财务管理推行经济核算制。1958年，明确划分地方财政收支范围，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增加地方机动财力，实行预算外资金计划管理。
  1979年按照财政分级管理的体制，进一步实行“定收定支，一年一定，收支挂钩，增收分成，下年使用”的办法。1980年财政体制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实施“分灶吃饭，五年不变”。对行政、事业的全额预算单位改为“预算包干，一年一定，结余留用，超支不补”。对差额预算单位改为“定收入、定支出、定补助，包干使用”。企业的经济核算，逐步推行承包责任制，并施行利润留成，扩大自主权。
  1983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对稳定财政收入，加强企业管理起了很好的作用。
  解放后，财政从旧社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变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30多年中，县财政从多方面资助地方工农业生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截至1985年底，地方工交企业的流动资金净额110万元，固定资金1536万元；农牧企业周转金33万元。固定资金81万元。此外，对兴修农田水利、普查与改良土壤、社队造林、优良品种试验、工业新产品试制、小型技术措施、挖潜改造等。每年都有大量拨款扶持。农业税实行低税率，增产不增税，减轻农民负担，扶助了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