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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口第一节历代人口宋朝景定年间(1260--1264)全县户口为36972户，71270人。元朝时34730户，人口无考。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30694户，15'3870人；永乐十年(1412)36951户，129983人；弘治五年(1492)27933户，72956人；嘉靖元年(1522)27054户，57498人。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56639户，204732人；嘉庆十七年(1812)58090户，213080人；道光元年(1821)57246户，218157人；咸丰元年(1851)58347户，216193人；同治八年(1869).58281户，215479人。
中华民国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饿死、冻死、逼死加上连年不断的战火，死亡率激增，人口大减。民国5年(1916)29401户，147143人，其中男79955人，女67188人；民国17年27708户，108799人，其中男59250人，女49549人；民国20年108779人；民国23年30110户，108180人，其中男61350人，女46830人；民国24年29347户，114254人；民国26年104788人；民国33年20792户，90410人，其中男45132人，女45278人；民国38年解放时，为25759户，92637人。
解放后，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生老病残有保障，人口随之增加。
表3-1 解放后全县户口表续表第二节人口构成一、年龄构成 1982年7月1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0-5岁人口为34472人，占总人口15.91%；6～19岁人口为83484人，占总人口38.52%；20～59岁人口为85560人，占总人口39.48%；60岁以上人口为13156人，占总人口6.09%。金溪为年轻人口型。
一、性别构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男性111388人，占总人口的51.41%；女性105284人，占总人口48.59%；男性比女性多6104人，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05.8：100。
三、婚姻状况构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15岁以上人口为125263人，未婚的有31647人，占25.26%，其中15～22岁的有28340人，占未婚人口的89.55%；有配偶的有82835人，占66.11%，其中15～22岁的有7237人，占8.73%；丧偶的有10019人，占已婚人数的10.7%，其中男2611人，女7408人，在丧偶人数中，60～79岁之间居多，占丧偶人数59%；离婚的有762人，占已婚人数的0.81%，其中男676人，女86人。
四、文化程度构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大学文化程度的（含肄业）有440人，占总人口的0.2%;高中文化程度的有10185人，占总人口的4.7%；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6168人，占总人口的12.08%；小学文化程度的有90407人，占总人口的41.73%；文盲、半文盲的有55000人，占总人口的25.38%；尚未入学儿童有34472人，占总人口的15.91%。
五、职业构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在业人口为97030人，其中农、牧、副、渔劳动者78363人，占从业人口总数80.78%；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9626人，占从业人口总数9.92%；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2583人，占从业人员总数2.66%；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52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4.66%；党、政、群等工作人员1933人，占从业人口总数1.98%。
表3-2 各乡、镇、场男女比例和人口密度表 （1982年7月，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续表附：九十岁以上高龄老人王二㚢，女，住石门乡涂岭村，生于1886年12月1日，1985年100岁，身体健康，牙齿完整无缺。她生活俭朴，一生勤劳，青壮年时天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到了晚年，仍整天忙个不停。
张多㚢，女，住浒湾镇后书铺街，生于1891年6月28日，文盲，21岁结婚，生育11个子女。52岁丧偶，生活一直很贫困。一生坚持纺棉花、削蜡烛等家庭手工劳动。60岁后就不吃鸡、鸡蛋和煎的菜。睡得晚，起得早，喜吃水煮的菜。1985年95岁，说话声音宏亮，身体无大毛病，但视力很差，耳朵也聋。
江全㚢，女，原籍浙江淳安，1969年移居金溪，住双塘镇曾源垅村，生于1891年，文盲。一生坚持农业生产劳动，早起早睡，生活起居有规律，喜吃肉、蛋等荤腥食物。
傅全香，女，原籍临川，50岁时移居石门乡靖思村，生于1891年12月8日，文盲，18岁结婚，生育4男6女，一生从事家务劳动，讲卫生，爱整洁，屋里屋外天天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80岁时还能煮12人吃的饭，并养4只猪。1985年95岁还能补衣服，洗衣服，一天能吃1斤多米饭，脾气急躁，但婆媳关系处理得还可以，子孙对她照顾周详。
黄世爵，男，原籍广东台山县，生于1892年8月24日，高小文化，80岁时做过手术，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坚持定食、定量、定时，早睡早起，特别爱吃白糖。84岁在县中医院退休时身体健康，行走自如。
壬芳攸，女，住大仙岭乡彭家村，生于1894年，文盲，18岁结婚，28岁丧偶，只生一女，后未再婚。一生坚持参加农业劳动，且很节俭，92岁时听觉仍很好，牙齿齐全，走路虽要用拐杖，但能洗自己的衣服。
饶希安，男，住琉璃乡塘下村，生于1895年，文盲，一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生有一子二女，爱吃糯米、肉类、蔬菜。农业合作化时，曾被评为县劳动模范。
赵珍珠，女，住高桥林场苏溪村，生于1895年9月16日，十来岁做童养媳，18岁结婚，共生育10个子女，性情温和，很少发脾气，一生从事家务劳动，十分节俭，也没生过大病，60岁后不吃鱼，但喜吃肉，1984年开始聋耳，能扫地，抹桌子、带小孩。
龚高发，男，原籍临川，1896年7月6日生于浒湾镇，读过5年私塾，14岁与表姐结婚，生有6男7女，只养活一个女儿。年青时，衣食充裕，老年拾了20多年的猪粪，会抽黄烟，爱喝茶，晚年坚持早起早睡，饭后散步，生活起居也有规律。1985年90岁时身体仍很健康，说话声音宏亮，除听觉稍差外，不带眼镜还能看得见4号字。
丁碧玉，女，住大仙岭乡上市村，生于1896年11月12日，文盲，15岁结婚，共生育3男5女，66岁丧偶，一生坚持参加农业劳动，脾气急躁，爱清洁。1985年90岁，除视力下降外，还能煮饭、洗衣。
第三节人口控制民国时期，政府不管生育。
解放初，人民政府就开始对人民进行节制生育教育，1953年贯彻卫生部修订的科学避孕和人工流产办法。1957年，县、乡均建立和健全妇幼保健机构，重点在秀谷、浒湾两镇居民中进行有关药、具避孕和“安全期”避孕方法的宣传教育，在农村中，分期分批开展对“新法接生”和卫生、节育知识宣传员的培训工作。1972年开展计划生育和“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推行“晚、少、稀”计划生育经验。组织和培训了卫生力量，开展经常性男女结扎手术，药、具、上环等避孕节育和超生怀孕的人工流产、引产补救措施。1977年，县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和委员由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兼任，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分管专抓，下设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县直属单位和乡（镇、场）都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乡、镇、场均配备一名专职计划生育员，在小组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此外，村民委员会还配有一名计划生育宣传员。村民小组也有一名不脱产的计划生育调查员。此后，医药门市部和商店普遍设有免费避孕药、具柜台，全县大抓人口计划的落实，提倡一对夫妇终生只生育一个孩子，限制二胎生育，坚决杜绝三胎落地。1982年，全县又普遍推行了计划生育合同制，具体落实人口计划。
凡是计划生育做得好的夫妇，政府给予奖励，对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采取避孕措施不再生育的可领取《独生子女证》。至1985年止，全县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有230人，独生子女就医、入托、招干、住房等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照顾，对违反和破坏计划生育的，酌情给予处分。
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育龄夫妇节育率不断提高，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晚婚晚育率则逐年上升。1971年，全县节育人数为1254人，占总育龄妇人数的5.5%，到1985年上升到23196人，占总育龄夫妇的76.3%，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32.94%下降到1985年的13.11%。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1971年的25.3%下降到1985年的8.01%。晚婚晚育率则由1981年的27%上升到1985年的46.7%。从1972年到1985年的13年中，对计划外怀孕采取人工流产、引产补救措施的共14997例。
表3-3 计划生育情况统计表第二章民族姓氏第一节民族解放前，居民为汉族，解放后，从外地来金溪工作的干部中，有一些是回、壮、满等少数民族人，但为数极少。1969年后，从浙江迁来的移民中，有少部分人为畲族、苗族。1979年，国营秀谷华侨农场安置的印支难民中，有部分是壮族、京族，另有3人为中国籍外国人（越南、老挝、柬埔寨各1人）。1982年7月1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汉族21654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9.94%；少数民族（包括中国籍外国人）131人，占0.06%。
表3-4 各民族人口分布情况表 (1982年7月，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第二节姓氏汉族姓氏，民国时期的《江西通志》载：李、王、黄、周、徐、刘、陈、胡、傅、吴、邓、张、杨、朱、许、戴、蔡、何、谢、车等20姓分布比较普遍；熊、洪、冯、龚、江、危、舒、余、涂、苏、黎、文、官、潘、全、连、肖、姚、夏、赵、饶、陶、高、曹、毛、罗、梁、唐、章、汪、庄、姜、彭、曾、丁、邹、邱、林、蓝、严、詹、吕、孔、邬、万、宋、桂、盛、郑、陆、葛、乐、叶、聂、上官等55姓次之：双、于、喻、苟、羊、游、沈、辜、尤、左、金、艾、宗、钟、支、池、韦、胥、巫、符、卢、俞、倪、梅、殷、樊、温、韩、颜、钱、包、过、华、花、常、方、康、匡、汤、程、修、裘、任、甘、董、项、伍、杜、马、范、易、魏、赖、晏、祝、郭、白等57姓为稀姓。
全县姓氏的分布，有的一村一姓，有的一村数姓，有的村以一姓居多附以少数他姓。据1982年地名普查资料，分布比较普遍的姓氏有周、李、王、黄、吴、徐、刘、张、饶、陈、余、胡、杨、郑、傅、何、曾、朱、邓、龚、熊、洪、彭、许、江等25个；分布一般的姓氏有詹、蔡、黎、戴、谢、宋、严、肖、乐、丁、邱、左、聂、高、章、车、姜、邹、潘、卢、孔、冯、全、唐、邬、谷、桂、艾、汤、石、林、夏、毛、苏、祝、廖、汪、魏、危、文、程、赖、蒋、范、万、米、叶、倪、连、蓝、陆、孙、池等53个；分布很少的姓氏有游、单、方、官、梅、姚、罗、喻、席、郭、赵、双、常、揭、涂、封、平、温、梁、上官、庞、葛、欧阳、童、荀、曹、谭、陶、庄、舒、雷、袁、盛、辜、项、闵、薛、邵、于、诸葛、伍、武、修、钟、颜、钱、白、易、马、牛、康、花、韦、过、华、杜、董、樊、殷、符、胥、支、沈、金、谬、鲁、帅、向、查、崔、超、侯、顾、辛、戈、甘、嵇、吕、宁、关、刁、冉、齐、冷、应、贺、贾、晁、戚、阎、瞿、管、史、尤、任、巫、淦、静、邝、元、凌、袱、阴、焦、尹、苑、翁、印、习、柳、鄢、芮、柯、龙、师、田、岳、闻、秦、安、韩、孟、包、奚等124个。
少数民族姓氏：畲族有雷、蓝2姓；壮族有黄、梁、张、朱、伍、曾、赵、陈、龙9姓；满族有钟、关2姓；京族有农、何2姓。
第三章人民生活第一节收入一、农民收入金溪农民历来以耕种土地获得收入为主，辅之家庭工副业。
解放前，大部分土地为封建地主剃介级占有。贫苦农民以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为业，倍受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加上名目繁多的捐税，佃耕收入难于养家糊口，只得靠砍柴、饲养及外出充当长工、短工、脚夫、挑夫、车夫等来填补生活之不足。若遇天灾人祸，有门路的靠借债度日，无路的则背井离乡，以讨饭求乞为生。
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生活开始有所依靠。但因家底薄，生产工具落后，粮食产量1不去，收入仍然很低，少数困难户仍需靠政府救济度日。农业合作化后，执行“各爆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集潍收入部分逐年增多。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令县农民集体分配人平23元，1959年增至53元，“文化大革命中”，集体分配收入人平徘徊在70元。1981年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加之国家大幅度调整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到1985年，人平纯收入达377元。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收入万元户。
表3-5 几个年份农民集体分配比较表表3-6 1985年农村住户纯收入及其构成抽样调查一、职工收入工资是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
解放前，金溪职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收入微薄。民国36年(1947)，木工、石工每个工的收入为5500元（法币、下同），仅可购买一斤铁钉（铁钉每斤5000元）；中学教师每月薪金也只有20余万元，能买2担大米；小学教师每月薪金还买不到2担稻谷；一般工友收入更低，只有小学教师的一半，还常不能按月领到薪金。
解放后，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加，1949年末共有职工420人，到1985年末，全县就业人数达11987人（含集体所有制职工），占非农业人口的41.8%。职工工资也不断提高，1949年至1981年，在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职工年平均工资从273元增加到593元，提高了117%。1985年，人民生活消费用品的物价总指数比1981年提高，但职工收入增长幅度大于物价上升幅度，1985年，职工年平均收入达781元，比1981年提高31.7%。
表3-7 解放后几个年份职工收入对比表第二节消费一、农民消费民国时期、农家佃户多是“早稀中干晚少吃”、“半年糠菜半年粮”，干饭多给下田干活的男人吃，妇女则以稀为主，若遇天灾，则以野菜，甚至观音土充饥，农民穿着衣料主要靠手工纺织，家里生活用具粗糙简陋，居住条件也差，多为土墙瓦房，低矮破漏，阴暗潮湿。据调查，珊城乡荷塘村在民国38年(1949)解放前夕共有56户，无地和只有少量土地的就有49户，占87.5%。他们除了在秋后能吃上一点大米干饭外，其余时间都得用大米掺杂粮、野菜充饥。黄福春因无钱添置衣服，只好把野狗从坟山上拖出来的死人衣服拿回家，洗过晒过后围在自己身上。陶水生一件破棉袄穿了20多年，补了又补也舍不得丢掉。黄鸿红为了糊口，被迫卖掉亲生儿子。黄长根三兄弟则多年在外流浪。类似以上情况，全县各地都有。
解放以后，农民的食粮逐年好转，但用粮水平时高时低，解放初，人均口粮150公斤（折合稻谷，下同）左右，1958年增至197.5公斤。1963年降至174.5公斤，“文化大革命”期间，稳定在240公斤左右，1978年后，用粮水平增长较快，至1981年，人平口粮达到305公斤，1982年至1985年，农户人平口粮都在400公斤以上。农民穿着大为改观，家织土布已被细布、卡机布、灯芯绒布、化纤布等机织布所替代。80年代以后，衣着质量日趋精良。款式新颖别致，城乡差别大为缩小。农民住宅状况的改善则始于70年代后期，新建住宅多为砖木瓦结构，并有少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据调查，1985年全县平均每个农户使用房屋面积为112.64m2，其中生产用房25.17m2，生活用房87.47m2。农民家庭耐用品也不断增加，至1985年，每百户农民中，拥有自行车72.86辆，缝纫机17.14架，收音机98.57台，手表145.71只，钟22.86只，录音机1.43台，电视机2.86台，大型家具308.57件。少数农户还购买了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等高档家用电器。
表3-8 1985年农村住户生活消费支出及构成抽样调查一、职工消费民国时期，多数职工生活艰难，吃的都是粗菜便饭，一个月中若能打上一二次牙祭（即吃猪肉）就算不错；穿的多是粗布破衫，店员伙计通常比工人略为好些，但多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人穿罢交小孩。”若能每年添件长衫，添床被盖，就属上等；住的多是私房，其好坏因各人家境而异。只有商店店员伙计多在店堂搭铺。
解放后，职工生活大为改善，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国家从1953年开始对职工及其家属的口粮按标准按月定量供应。尔后，猪肉和主要副食品也按月凭票供应。1978年后，肉食和副食品先后敞开供应，职工用粮量下降，定量指标多有结余，不少职工吃饭讲究精细，注重营养成份。职工衣着大为改观。80年代后的衣着质量更为精良。款式更为新颖。不少职工夏穿丝绸，冬穿呢服，西装革履，追随潮流，十分讲究。职工住房在解放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偏紧，有的三代同室。1978年后，多数单位建起了集体宿舍，职工住房大大改善，至1985年，职工人平居住面积达6.28m2。
三、社会购买力 1949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78.1万元，人平42元；1953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增至425.6万元，人平43.6元；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541.2万元，人平49.5元；196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742.9万元。人平62元；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2350万元，人平112.4元；到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4996万元，人平222.1元。
第三节储蓄民国时期，职工和农民入不敷出，能有储蓄的极少。
解放后，职工和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城乡储蓄存款也得以稳步上升。城镇储蓄，1949年仅0.1万元（年末余额。下同），1955年增至4.2万元，人均1.68元；1965年又增至21.6万元，人均8.64元；1976年达到76.4万元，人均30.56元；1985年上升到613.9万元，人均245.56元，比1976年增长7倍，比1965年增长27.4倍，比1955年增长57.4倍，比1949年增长6138倍。农村储蓄，1971年为11.2万元，人均0.76元；1976年增至33.8万元，人均1.93元；1985年增至858.9万元，人均44.05元，比1976年增长21.8倍，比1971年增长56.9倍。
中华民国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饿死、冻死、逼死加上连年不断的战火，死亡率激增，人口大减。民国5年(1916)29401户，147143人，其中男79955人，女67188人；民国17年27708户，108799人，其中男59250人，女49549人；民国20年108779人；民国23年30110户，108180人，其中男61350人，女46830人；民国24年29347户，114254人；民国26年104788人；民国33年20792户，90410人，其中男45132人，女45278人；民国38年解放时，为25759户，92637人。
解放后，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生老病残有保障，人口随之增加。
表3-1 解放后全县户口表续表第二节人口构成一、年龄构成 1982年7月1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0-5岁人口为34472人，占总人口15.91%；6～19岁人口为83484人，占总人口38.52%；20～59岁人口为85560人，占总人口39.48%；60岁以上人口为13156人，占总人口6.09%。金溪为年轻人口型。
一、性别构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男性111388人，占总人口的51.41%；女性105284人，占总人口48.59%；男性比女性多6104人，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05.8：100。
三、婚姻状况构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15岁以上人口为125263人，未婚的有31647人，占25.26%，其中15～22岁的有28340人，占未婚人口的89.55%；有配偶的有82835人，占66.11%，其中15～22岁的有7237人，占8.73%；丧偶的有10019人，占已婚人数的10.7%，其中男2611人，女7408人，在丧偶人数中，60～79岁之间居多，占丧偶人数59%；离婚的有762人，占已婚人数的0.81%，其中男676人，女86人。
四、文化程度构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大学文化程度的（含肄业）有440人，占总人口的0.2%;高中文化程度的有10185人，占总人口的4.7%；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6168人，占总人口的12.08%；小学文化程度的有90407人，占总人口的41.73%；文盲、半文盲的有55000人，占总人口的25.38%；尚未入学儿童有34472人，占总人口的15.91%。
五、职业构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在业人口为97030人，其中农、牧、副、渔劳动者78363人，占从业人口总数80.78%；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9626人，占从业人口总数9.92%；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2583人，占从业人员总数2.66%；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52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4.66%；党、政、群等工作人员1933人，占从业人口总数1.98%。
表3-2 各乡、镇、场男女比例和人口密度表 （1982年7月，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续表附：九十岁以上高龄老人王二㚢，女，住石门乡涂岭村，生于1886年12月1日，1985年100岁，身体健康，牙齿完整无缺。她生活俭朴，一生勤劳，青壮年时天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到了晚年，仍整天忙个不停。
张多㚢，女，住浒湾镇后书铺街，生于1891年6月28日，文盲，21岁结婚，生育11个子女。52岁丧偶，生活一直很贫困。一生坚持纺棉花、削蜡烛等家庭手工劳动。60岁后就不吃鸡、鸡蛋和煎的菜。睡得晚，起得早，喜吃水煮的菜。1985年95岁，说话声音宏亮，身体无大毛病，但视力很差，耳朵也聋。
江全㚢，女，原籍浙江淳安，1969年移居金溪，住双塘镇曾源垅村，生于1891年，文盲。一生坚持农业生产劳动，早起早睡，生活起居有规律，喜吃肉、蛋等荤腥食物。
傅全香，女，原籍临川，50岁时移居石门乡靖思村，生于1891年12月8日，文盲，18岁结婚，生育4男6女，一生从事家务劳动，讲卫生，爱整洁，屋里屋外天天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80岁时还能煮12人吃的饭，并养4只猪。1985年95岁还能补衣服，洗衣服，一天能吃1斤多米饭，脾气急躁，但婆媳关系处理得还可以，子孙对她照顾周详。
黄世爵，男，原籍广东台山县，生于1892年8月24日，高小文化，80岁时做过手术，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坚持定食、定量、定时，早睡早起，特别爱吃白糖。84岁在县中医院退休时身体健康，行走自如。
壬芳攸，女，住大仙岭乡彭家村，生于1894年，文盲，18岁结婚，28岁丧偶，只生一女，后未再婚。一生坚持参加农业劳动，且很节俭，92岁时听觉仍很好，牙齿齐全，走路虽要用拐杖，但能洗自己的衣服。
饶希安，男，住琉璃乡塘下村，生于1895年，文盲，一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生有一子二女，爱吃糯米、肉类、蔬菜。农业合作化时，曾被评为县劳动模范。
赵珍珠，女，住高桥林场苏溪村，生于1895年9月16日，十来岁做童养媳，18岁结婚，共生育10个子女，性情温和，很少发脾气，一生从事家务劳动，十分节俭，也没生过大病，60岁后不吃鱼，但喜吃肉，1984年开始聋耳，能扫地，抹桌子、带小孩。
龚高发，男，原籍临川，1896年7月6日生于浒湾镇，读过5年私塾，14岁与表姐结婚，生有6男7女，只养活一个女儿。年青时，衣食充裕，老年拾了20多年的猪粪，会抽黄烟，爱喝茶，晚年坚持早起早睡，饭后散步，生活起居也有规律。1985年90岁时身体仍很健康，说话声音宏亮，除听觉稍差外，不带眼镜还能看得见4号字。
丁碧玉，女，住大仙岭乡上市村，生于1896年11月12日，文盲，15岁结婚，共生育3男5女，66岁丧偶，一生坚持参加农业劳动，脾气急躁，爱清洁。1985年90岁，除视力下降外，还能煮饭、洗衣。
第三节人口控制民国时期，政府不管生育。
解放初，人民政府就开始对人民进行节制生育教育，1953年贯彻卫生部修订的科学避孕和人工流产办法。1957年，县、乡均建立和健全妇幼保健机构，重点在秀谷、浒湾两镇居民中进行有关药、具避孕和“安全期”避孕方法的宣传教育，在农村中，分期分批开展对“新法接生”和卫生、节育知识宣传员的培训工作。1972年开展计划生育和“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推行“晚、少、稀”计划生育经验。组织和培训了卫生力量，开展经常性男女结扎手术，药、具、上环等避孕节育和超生怀孕的人工流产、引产补救措施。1977年，县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和委员由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兼任，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分管专抓，下设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县直属单位和乡（镇、场）都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乡、镇、场均配备一名专职计划生育员，在小组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此外，村民委员会还配有一名计划生育宣传员。村民小组也有一名不脱产的计划生育调查员。此后，医药门市部和商店普遍设有免费避孕药、具柜台，全县大抓人口计划的落实，提倡一对夫妇终生只生育一个孩子，限制二胎生育，坚决杜绝三胎落地。1982年，全县又普遍推行了计划生育合同制，具体落实人口计划。
凡是计划生育做得好的夫妇，政府给予奖励，对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采取避孕措施不再生育的可领取《独生子女证》。至1985年止，全县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有230人，独生子女就医、入托、招干、住房等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照顾，对违反和破坏计划生育的，酌情给予处分。
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育龄夫妇节育率不断提高，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晚婚晚育率则逐年上升。1971年，全县节育人数为1254人，占总育龄妇人数的5.5%，到1985年上升到23196人，占总育龄夫妇的76.3%，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32.94%下降到1985年的13.11%。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1971年的25.3%下降到1985年的8.01%。晚婚晚育率则由1981年的27%上升到1985年的46.7%。从1972年到1985年的13年中，对计划外怀孕采取人工流产、引产补救措施的共14997例。
表3-3 计划生育情况统计表第二章民族姓氏第一节民族解放前，居民为汉族，解放后，从外地来金溪工作的干部中，有一些是回、壮、满等少数民族人，但为数极少。1969年后，从浙江迁来的移民中，有少部分人为畲族、苗族。1979年，国营秀谷华侨农场安置的印支难民中，有部分是壮族、京族，另有3人为中国籍外国人（越南、老挝、柬埔寨各1人）。1982年7月1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汉族21654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9.94%；少数民族（包括中国籍外国人）131人，占0.06%。
表3-4 各民族人口分布情况表 (1982年7月，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第二节姓氏汉族姓氏，民国时期的《江西通志》载：李、王、黄、周、徐、刘、陈、胡、傅、吴、邓、张、杨、朱、许、戴、蔡、何、谢、车等20姓分布比较普遍；熊、洪、冯、龚、江、危、舒、余、涂、苏、黎、文、官、潘、全、连、肖、姚、夏、赵、饶、陶、高、曹、毛、罗、梁、唐、章、汪、庄、姜、彭、曾、丁、邹、邱、林、蓝、严、詹、吕、孔、邬、万、宋、桂、盛、郑、陆、葛、乐、叶、聂、上官等55姓次之：双、于、喻、苟、羊、游、沈、辜、尤、左、金、艾、宗、钟、支、池、韦、胥、巫、符、卢、俞、倪、梅、殷、樊、温、韩、颜、钱、包、过、华、花、常、方、康、匡、汤、程、修、裘、任、甘、董、项、伍、杜、马、范、易、魏、赖、晏、祝、郭、白等57姓为稀姓。
全县姓氏的分布，有的一村一姓，有的一村数姓，有的村以一姓居多附以少数他姓。据1982年地名普查资料，分布比较普遍的姓氏有周、李、王、黄、吴、徐、刘、张、饶、陈、余、胡、杨、郑、傅、何、曾、朱、邓、龚、熊、洪、彭、许、江等25个；分布一般的姓氏有詹、蔡、黎、戴、谢、宋、严、肖、乐、丁、邱、左、聂、高、章、车、姜、邹、潘、卢、孔、冯、全、唐、邬、谷、桂、艾、汤、石、林、夏、毛、苏、祝、廖、汪、魏、危、文、程、赖、蒋、范、万、米、叶、倪、连、蓝、陆、孙、池等53个；分布很少的姓氏有游、单、方、官、梅、姚、罗、喻、席、郭、赵、双、常、揭、涂、封、平、温、梁、上官、庞、葛、欧阳、童、荀、曹、谭、陶、庄、舒、雷、袁、盛、辜、项、闵、薛、邵、于、诸葛、伍、武、修、钟、颜、钱、白、易、马、牛、康、花、韦、过、华、杜、董、樊、殷、符、胥、支、沈、金、谬、鲁、帅、向、查、崔、超、侯、顾、辛、戈、甘、嵇、吕、宁、关、刁、冉、齐、冷、应、贺、贾、晁、戚、阎、瞿、管、史、尤、任、巫、淦、静、邝、元、凌、袱、阴、焦、尹、苑、翁、印、习、柳、鄢、芮、柯、龙、师、田、岳、闻、秦、安、韩、孟、包、奚等124个。
少数民族姓氏：畲族有雷、蓝2姓；壮族有黄、梁、张、朱、伍、曾、赵、陈、龙9姓；满族有钟、关2姓；京族有农、何2姓。
第三章人民生活第一节收入一、农民收入金溪农民历来以耕种土地获得收入为主，辅之家庭工副业。
解放前，大部分土地为封建地主剃介级占有。贫苦农民以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为业，倍受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加上名目繁多的捐税，佃耕收入难于养家糊口，只得靠砍柴、饲养及外出充当长工、短工、脚夫、挑夫、车夫等来填补生活之不足。若遇天灾人祸，有门路的靠借债度日，无路的则背井离乡，以讨饭求乞为生。
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生活开始有所依靠。但因家底薄，生产工具落后，粮食产量1不去，收入仍然很低，少数困难户仍需靠政府救济度日。农业合作化后，执行“各爆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集潍收入部分逐年增多。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令县农民集体分配人平23元，1959年增至53元，“文化大革命中”，集体分配收入人平徘徊在70元。1981年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加之国家大幅度调整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到1985年，人平纯收入达377元。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收入万元户。
表3-5 几个年份农民集体分配比较表表3-6 1985年农村住户纯收入及其构成抽样调查一、职工收入工资是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
解放前，金溪职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收入微薄。民国36年(1947)，木工、石工每个工的收入为5500元（法币、下同），仅可购买一斤铁钉（铁钉每斤5000元）；中学教师每月薪金也只有20余万元，能买2担大米；小学教师每月薪金还买不到2担稻谷；一般工友收入更低，只有小学教师的一半，还常不能按月领到薪金。
解放后，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加，1949年末共有职工420人，到1985年末，全县就业人数达11987人（含集体所有制职工），占非农业人口的41.8%。职工工资也不断提高，1949年至1981年，在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职工年平均工资从273元增加到593元，提高了117%。1985年，人民生活消费用品的物价总指数比1981年提高，但职工收入增长幅度大于物价上升幅度，1985年，职工年平均收入达781元，比1981年提高31.7%。
表3-7 解放后几个年份职工收入对比表第二节消费一、农民消费民国时期、农家佃户多是“早稀中干晚少吃”、“半年糠菜半年粮”，干饭多给下田干活的男人吃，妇女则以稀为主，若遇天灾，则以野菜，甚至观音土充饥，农民穿着衣料主要靠手工纺织，家里生活用具粗糙简陋，居住条件也差，多为土墙瓦房，低矮破漏，阴暗潮湿。据调查，珊城乡荷塘村在民国38年(1949)解放前夕共有56户，无地和只有少量土地的就有49户，占87.5%。他们除了在秋后能吃上一点大米干饭外，其余时间都得用大米掺杂粮、野菜充饥。黄福春因无钱添置衣服，只好把野狗从坟山上拖出来的死人衣服拿回家，洗过晒过后围在自己身上。陶水生一件破棉袄穿了20多年，补了又补也舍不得丢掉。黄鸿红为了糊口，被迫卖掉亲生儿子。黄长根三兄弟则多年在外流浪。类似以上情况，全县各地都有。
解放以后，农民的食粮逐年好转，但用粮水平时高时低，解放初，人均口粮150公斤（折合稻谷，下同）左右，1958年增至197.5公斤。1963年降至174.5公斤，“文化大革命”期间，稳定在240公斤左右，1978年后，用粮水平增长较快，至1981年，人平口粮达到305公斤，1982年至1985年，农户人平口粮都在400公斤以上。农民穿着大为改观，家织土布已被细布、卡机布、灯芯绒布、化纤布等机织布所替代。80年代以后，衣着质量日趋精良。款式新颖别致，城乡差别大为缩小。农民住宅状况的改善则始于70年代后期，新建住宅多为砖木瓦结构，并有少数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据调查，1985年全县平均每个农户使用房屋面积为112.64m2，其中生产用房25.17m2，生活用房87.47m2。农民家庭耐用品也不断增加，至1985年，每百户农民中，拥有自行车72.86辆，缝纫机17.14架，收音机98.57台，手表145.71只，钟22.86只，录音机1.43台，电视机2.86台，大型家具308.57件。少数农户还购买了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等高档家用电器。
表3-8 1985年农村住户生活消费支出及构成抽样调查一、职工消费民国时期，多数职工生活艰难，吃的都是粗菜便饭，一个月中若能打上一二次牙祭（即吃猪肉）就算不错；穿的多是粗布破衫，店员伙计通常比工人略为好些，但多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人穿罢交小孩。”若能每年添件长衫，添床被盖，就属上等；住的多是私房，其好坏因各人家境而异。只有商店店员伙计多在店堂搭铺。
解放后，职工生活大为改善，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国家从1953年开始对职工及其家属的口粮按标准按月定量供应。尔后，猪肉和主要副食品也按月凭票供应。1978年后，肉食和副食品先后敞开供应，职工用粮量下降，定量指标多有结余，不少职工吃饭讲究精细，注重营养成份。职工衣着大为改观。80年代后的衣着质量更为精良。款式更为新颖。不少职工夏穿丝绸，冬穿呢服，西装革履，追随潮流，十分讲究。职工住房在解放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偏紧，有的三代同室。1978年后，多数单位建起了集体宿舍，职工住房大大改善，至1985年，职工人平居住面积达6.28m2。
三、社会购买力 1949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78.1万元，人平42元；1953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增至425.6万元，人平43.6元；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541.2万元，人平49.5元；196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742.9万元。人平62元；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2350万元，人平112.4元；到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4996万元，人平222.1元。
第三节储蓄民国时期，职工和农民入不敷出，能有储蓄的极少。
解放后，职工和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城乡储蓄存款也得以稳步上升。城镇储蓄，1949年仅0.1万元（年末余额。下同），1955年增至4.2万元，人均1.68元；1965年又增至21.6万元，人均8.64元；1976年达到76.4万元，人均30.56元；1985年上升到613.9万元，人均245.56元，比1976年增长7倍，比1965年增长27.4倍，比1955年增长57.4倍，比1949年增长6138倍。农村储蓄，1971年为11.2万元，人均0.76元；1976年增至33.8万元，人均1.93元；1985年增至858.9万元，人均44.05元，比1976年增长21.8倍，比1971年增长56.9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