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佛教的传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从印度传入中国，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纳、依附、最终融汇为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国佛教传播、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隋唐，自宋而清，则进入由盛而衰的停滞时期。
江西为禅宗南宗的两系5家7宗（青原行思系之曹洞、云门、法眼3宗，南岳怀让系之沩仰、临济两宗及宋时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杨岐两宗）生成、发展的重要地方。唐代的江西佛教大盛。各地普遍建立寺院，著名高僧纷纷来江西讲经说法，传播佛教。吉安青原山的行恩，洪州的马祖道一，奉新百丈山的怀海，宜丰洞山的良价，宜黄曹山的本寂，都是江西名重一时的佛教代表人物。他们在江西建立道场，创宗立派，弘扬佛法，信徒甚多，流传极广，影响遍及朝鲜和日本。
作为江西佛教一部分的临川区域佛教，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自己的传播的。
汉至南北朝，是我国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的时期。据史载，南朝宋代谢灵运(385—433)于元嘉初年任临川内史时，曾与沙门范惠严、匡慧观同翻《涅鬃经》（南本）36卷于抚州宝应寺，颜真卿据此作《宝应寺翻经台记》叙其事。这就说明，佛教此时已传入抚州。晋太康年间(280—289)西域僧人说法于崇仁，见县城东五里许的龙岗庙后有两花鹤来翔，遂于此建松林寺（初赐额瑞相寺，南宋绍定时改松林寺），并于39都的后方山下（今礼陂乡）建圣蓉寺，内府赐铁骨金饰的佛像一尊（该寺经宋、明重修，清同治间犹存），亦是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抚州传播的一个明证。不过这个时间，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相比，已经后推了约300年。这与南方文化开发较晚是一致的。
隋唐时期，和全省一样，临川区域的佛教文化得到了大的发展，寺院纷起，僧尼众多。现抚州市的正觉寺、临川的娄山寺，广昌的定心寺、真隐寺，南丰的永安寺，金溪的白云寺（后改为疏山寺）、翠云寺，崇仁的光度寺、普安寺，乐安的石桥寺，宜黄的荷玉观（后改为曹山寺）、石巩寺，资溪的普润寺，黎川的寿昌寺、双林寺、幽楼寺、安圣寺、东林寺、南谷寺等，都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寺院。
创宗立派，研究和提出新的佛学理论，是隋唐佛教发展的重要标志。临川区域本寂禅师与宜丰洞山良价大师在这一历史活动中，共同创立曹洞宗一派，使之成为禅宗5家之1，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寂禅师(840—901)，福建莆田人氏，俗姓黄，名元证，从小聪慧好学，19岁出家，僧名本寂，6年修持， 受具足戒，25岁登戒后，慕名前往江西宜丰洞山普利寺，拜大名鼎鼎的良价禅师为师，从学数年，尽得良价心经。师徒共创“五位君臣”之说，禅风回互细密。公元870年前后，本寂拜别良价，来到树竹掩映，绿水长流的宜黄县曹山脚下的荷玉观，修持约30年，不仅继承师说，且在诸多方面有所弘扬，使宗风大振，“法席大兴，弟子云集”。洪州钟姓僧人多次邀请本寂离开曹山，前往洪州住持弘法，本寂以诗相示，谢而未去，专意传授曹洞宗禅法。本寂一生不仅奋力传扬五位铨量，且多有著述，留有《解释洞山五位显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寒山子诗》等传世。1 009年，即本寂禅师圆寂1 08年之时，佛教弟子为了不忘本寂禅师的功德，将荷玉观改建为曹山寺，殿宇雄丽，可惜“文革”被毁，现新修6方形麻石塔身的“本寂禅师塔”一座，以为纪念。
曹洞宗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佛教派别，在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千多年来，不仅国内法轮常转，至今宗风犹存，而且远播到朝鲜、日本等国。日本现设有曹洞宗研究所，信徒达一千万人。1982年秋，日本国以驹译大学教授松田文雄先生为团长的第四次佛教史迹考察团一行19人，不忘祖庭，远涉重洋，来到宜黄县曹山寺遗址，虔诚参拜本寂禅师墓塔，且在墓前启动法器，诵经唱赞，祭奠先师。这或是我区佛教界的一件盛事。
需要提出的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曹洞宗祖庭和祖师的认定，并未取得共识。一种意见，仅提洞山为曹洞宗的发祥地，良价为该宗的创立者。这自有一定的道理，但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因而是片面的。《哲学大辞典》①“曹洞宗”条说：“佛教禅宗五家之一。开创者为唐良价及其弟子本寂。”《宗教词典》②亦在有关条目中，认本寂为曹洞宗创始人之一。这就足见只提其一而不提其二，是不可取的。
宋、元、明、清四朝，临川呕域佛教，虽无新的教派产生，但寺院增多，规模扩大，佛教信仰意识更加深入民间，呈现出全面鼎盛的局面。广昌县地处边远，佛教大盛。城西大觉寺有僧众300余人，为县之名刹。黎川县宋代建寺26处，元代建寺6处，明代建寺9处，清代建寺2处。寿昌、福山、妙法、安福为县四大名寺，僧尼均在百人以上，其中，距县城40余华里的石峡香炉山村附近的寿昌寺，拥有僧众300余人，为明代江西八大名寺之一。南丰县于明代设“僧会司”，以管僧众。该县嘉靖丙寅年( 156 6)僧人心源募资建地藏寺于城西，有僧尼百余人。临川抚州镇（今抚州市）上桥寺和尚将粟账济灾民，明英宗朱祁镇大为嘉许，特赐名为“多福上桥禅寺”。资溪为山区小乒，至清同治九年(1870)，全县有寺院28处，庵65处。其他各县，寺院林立，城乡遍布，佛事极盛。区域教派主要有净土宗、禅宗、密宗（喇嘛教）、律宗等，其中尤以净土宗和禅宗中的曹洞宗、临济宗为众。
进入民国以后，临川区域佛教日趋衰微，但也有的地方采取了一些局部措施，力图复兴。如临川县于民国初成立佛教会，会址设拟岘台，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举行念经拜佛活动；1947年，“江西省佛教会”成立，“临川佛教会”易名为“临川佛教分会”；是年，晏元顺以巨资相助，购《频伽藏经》 一部414册，供佛教徒研读，并建立“佛教图书馆”，邀请南昌市佑民寺能智法师来县宣讲《心经》以扩大影响，振兴佛风；1948年，迎西藏贡噶活佛于金山寺，各地佛门弟子和省、县头面人物，蜂涌蚁集；同年12月，正觉寺举行规模盛大的受戒活动，150名和尚和80余名尼姑参加受戒。东乡、资溪等县亦先后成立佛教协会。
临川区域佛教在1700余年的发展中，涌现了一批高僧名刹。主要有： 正觉寺。座落于现抚州市东门外的犀牛山，约建于唐代初年，是抚州地区著名的千年古刹。
该寺经历代修建和扩充，殿堂雄伟壮观。寺内，前为天王殿，供四大天王巨像；中有大雄宝殿，释迦牟尼大佛居其中，两旁为在广阔的海岩飞身渡水、神态逼真的18罗汉；后有4层楼阁的方丈院，底层为住持和尚的起居之处，2、3、4层为闻名遐迩的千佛楼，供千尊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全身佛像；千佛楼的东面，建有禅堂、祖师殿、地母殿，西面建有将军殿。整座寺院占地近二万平方米，大小殿堂19座，房屋300余间，气象巍峨而错落有致，曲径通幽而景色宜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寺内那座临江面水的箨龙轩和醒泉等胜迹，更是令人神往。四季之时，登楼凭轩，可远眺群山，近观碧水，朝迎旭日，晚赏明月，全城景物，尽收眼底。历代雅士，多来游览。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每次回乡省亲，都免不了来此游览一番，伟大戏剧家汤显祖、著名僧人达观都来过这里。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旅抚时，亦曾游览此寺，饮过水味清奇的醒泉水，并作《醒泉铭》。
正觉寺初名妙觉寺，法果、园光、园明、汤月、宗月、观庵、福庵等历代住持为其发展作出了贡献。正觉寺兴旺时曾刻印佛经一百余种，僧人多达百余人，非但南来北往信徒来此参禅、拜佛，印度、日本等国高僧亦慕名来此学习禅法，可惜清末民初以来，庙宇破败，“文革”毁其残殿。1984年，抚州市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拨款在原址西侧另建。现正觉寺虽规模初具，但气象已大不如前。
疏山寺。位于金溪县西25公里处的浒湾镇南面约4公里的抚河之滨一形似座椅的山坳之中，座东北而朝西南，周围树木苍苍，竹林翠翠，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是临川区域历史悠久、规模恢宏的寺院之一。
疏山寺原名白云寺，为唐中和二年(882)白云长老所创。建寺前，相传南朝梁代大将周迪曾屯兵于此。唐朝名士何仙舟亦曾弃官隐居此山，疏山寺最初为其书屋，故号书山。唐大顺初年(890)，抚州刺史危金讽请园照大师为主持，南唐时改名为疏山寺，含开阔、畅达、怡静、雅致之意。
疏山寺系临川区域禅宗曹洞宗的法场胜地。该寺经历朝扩建，殿宇宏阔，气象巍峨。游疏山，首登“一览亭”，抚河浩浩，波光渺渺，桴鼓峰立于左，搴旗岭列于右，寺院红墙绿瓦隐于树木扶疏的锦绣谷中。再沿山径拾级而下，则步入“放生亭”。这里，古柏森森，山石嶙峋，青竹滴翠，溪流淙淙，“疏山古寺”四个苍劲挺拔的大字，赫赫然映入眼中，而其分列两旁的“野渡无人流水急，疏山有主白云闲”的石镌对联，则更把人带入了诗境，平添了人们的许多游兴。踏入寺门，弥勒佛哈哈相迎，四天王横目两侧，其造型之高大，神态之逼真，与西湖灵隐之该造像未分高下。接下是一青灰麻石铺地的两层大方坪，西边为禅房，约50余间，一罗汉松，约6人之围，浓荫如盖，陆游留有“老树苍崖多古色”①的诗句，东边为一片竹林，万杆修竹摇绿竞秀，凉气侵人。大雄宝殿在方坪之后，释迦牟尼居其杆中，阿弥陀、药王侍两侧，大殿两旁是或立、或坐、或喜、或怒的18罗汉。整个殿堂，香烟缭绕，帷帐低垂，庄严肃穆。大殿长廓上多有对联，而其“由东汉以来教传千载，自南唐而后寺历六朝”一副，则尤引人注目。大殿后为神仙崖，是老和尚讲经说法的禅房，是方丈室，是藏经阁。纵观寺院格局，层层递进，步步入深，大有曲径通幽之妙，而其殿东宽敞明亮的大膳堂，据说容纳过999个和尚；而其膳堂右泉水汩汩，终年不竭的古井，则流传着一个涌木造寺的美丽传说；而其离膳堂约半里之遥的丛林之中，又有“参公塔院”一座，历代主持和尚的骨灰，均葬于此屋之下，门前石砌台阶下更有一座7级石塔，花木悦人，“香云遍山起，花雨从天来”的对联，书写在3间白屋的粉墙之上，黑白分明，醒人眼目。
疏山寺道广景胜，远近闻名，历来为游客向往之处，王安石、曾巩、陆象山、陆游、汤显祖、达观都曾游览过此寺，且多有吟咏纪念。宋太祖赵匡胤、真宗赵恒、仁宗赵祯、高宗赵构等历朝帝王皆有御书寺额赏赐。
然沧桑巨变，物随时迁。疏山寺在历史的风雨中时荒时茸，几度兴废，十年浩劫，备受破坏，主体犹存，面貌颓败。1983年金溪县拔款重修，1985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江西省重点开放寺庙，今后的疏山寺将以崭新的姿容迎接八路游人、香客。
石巩寺。石巩寺位于宜黄县二都乡境内的巩山之上。巩山既高、且平、又宽，一宽高20余米的天然穿山石洞矗立一旁。巩洞上方，“石巩箭开”四字书法工整。巩洞两旁，立有两块高8尺、宽4尺的青石刻碑，记载着历代石巩寺兴盛之况。巩洞之中，傍洞造屋，号称2殿，为既深且宽的3层楼阁。一层系宝殿，供千手观音、飘海观音、正直观音等六尊大观音及马祖、文殊、普贤、诃啸、兰士意、韦陀、弥勒、阿兰、伽叶、释迦牟尼诸佛像。2层门窗洞开，光线明朗，供的是18飘海罗汉、24位诸仙及1 20多尊各种神像。3层乃是各朝不同书法的题刻条幅：“千秋巩石，有月长存”，“五夜灵钟，无风自扣”，“石巩月鸣，太虚留凡景；雪滩风定，极乐悟玄机”，等等。
石巩寺之为名寺，不仅在于其石巩山洞罕见奇特，周围十八群山或狮、或象，或钟、或鼓，林木苍苍，河水湟湟，幽泉涓涓，景色奇秀，更在于其自唐以来，屡受朝廷册封，高僧、名师辈出。
相传南北朝时，有一位义泉和尚云游至此，惊慕石巩景色优美，是个参禅修道的好去处，于是在此结庐修善，是为该寺开山祖师。传至唐时，出了个著名长老——马祖。马祖是中国佛教史上颇有造诣的高僧，“洪州宗”的创始人。
马祖(709—788)姓马，名道一，世称马祖道一。他在江西好几个地方传授过佛学，故又称其为“江西马祖”。马祖系汉州什邡（今四川）人，出家于资州（今四川资中），向处寂和尚（又名唐和尚）学禅，在渝州（今重庆）园律师处受戒毕，于唐开元中期离川往湖南南岳坐禅，为名僧怀让所发现。怀让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住南岳观音台，传扬慧能学说，开南岳一系。怀让告诉马祖：“磨砖不能成镜，成佛必须坐禅”，马祖省悟，遂跟怀让学禅法，深得怀让器重。马祖就学怀让1 0年后离开南岳云游建阳佛迹岭，然后到南康龚公山、临川等地弘传禅理，大约于肃宗乾元元年(758)来到宜黄石巩寺。他在石巩禅寺大摆法席，开井汲水，垦荒种菜，广结善缘，一时学者云集，名声远播，后人为此把石巩寺称为“马祖第一道场”。唐代宗大历年间，马祖离开石巩寺赴钟陵（今南昌附近）开元寺讲授禅学。由于他佛理深博和当地官员支持，使其所创立的“洪州宗”得到迅速传播，其弟子有百丈山的怀海等139人。
马祖长老园寂以后，第1个主持石巩寺的是惠藏禅师。他原是猎人，因受马祖点化而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他“领徒四百，住山三十年”，忠于佛门，刻苦治寺，功业颇著。第2个主持长老是戒明禅师。据说他幼年悟道，精通医术，曾揭榜治好了宋仁宗皇后的恶疾，帝后喜之，收为义子，赐封“国师”，他谢辞不受，叩头请求返寺修行，皇帝和皇后都为之感动，特赐给他宜黄县一年的粮赋以为石巩寺建寺之用，并赠“赞僧诗”一首，御笔亲书“江南第一名山，石巩义泉古寺”监匾一块以送。但清光绪年间，出了个贪图利禄的园法长老。他为了捐得僧官，将寺院200余亩良田和积存财产典当一空，后又经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寺院从此凋零。近年来，宜黄县政府筹款重建，石巩寺这座千余年的古刹重放异彩，善男信女络绎不断，春秋两季，游人频频。
此外，南城的宝方寺、南丰的寿昌寺，广昌的定心寺，龙凤岩青雨寺，乐安的石桥寺等都是本区域内算得上名字的大寺。
佛教对临川区域文化的深广影响，表现是多方面的。
它在民间信仰上树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基础，吃斋念佛，修行来世，成为旧时代区内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它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神学威严，所灌输的万法皆空、人生无常、苦海无边、随缘而安、心如古井、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模式，所劝诱的顺时应世、消极避世、明心净性、涅槃寂静、皈依佛门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虽然对人性之“恶”有一定的警戒，抑制效应，但从本质上说，是要人们忍受一切现实苦难，放弃一切现实斗争，息灭一切生命欲望，对人民群众产生了极大的精神麻痹作用，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欺骗、愚弄劳动人民，以维护其统治的精神工具。
佛教对临川区域哲学特别是陆九渊“心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在思想与生活上都与佛教、道教发生了很深的关系。“二程”“出入释老者几十年”①。朱熹也承认自己好“老释者十余年”②。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③。佛道思想渗进儒家学说，是宋代思潮的主要特征。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陆九渊及其心学，和佛学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是自然的。
陆九渊在生活上与当时的僧人交谊甚厚。他在临安时和清长禅师很是相得。九渊体弱多病，清长禅师归南岳后，托人馈赠药物于他。九渊家乡有僧名允怀，为人勤诚，经营建藏，主持工役，卓有成效，陆九渊赠文，深表赞赏。
禅宗以心外无佛为宗旨，以自悟自修为教门，方法直接而易简。这对陆九渊“心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诸如： 禅学大讲心性与“佛”的关系，谓：“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心量广大，就如虚空……能含万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大地……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④。即心即佛，见性成佛。把人心看作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佛性与人性归一。
心学则大讲心性与“理”的关系，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而已”①。“仁义者，人之本心也”②。“四端者，人之本心也”③。“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①。把人心看作是万物根源性的实体，封建伦理道德与宇宙万物之“理”、与人之“心”归而为一。
禅学强调，认识自我意识这个本体，也就认识了佛性，完成了成佛的功夫，而反对别的成佛道路，所谓“直指本心”、“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⑤。“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⑥。
心学认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无有不善”⑦，此乃“天之所与，非由外铄”，因此，修养之工全在“发明本心”。
禅学以为，人性是经常清净的，只是由于有妄念浮云遮盖，使清净的佛性不能显示出来，因此主张：“明心净性”“涅粲寂静”。
心学对人性之善恶在承认有来自天然气禀的生理因素的前提下，提出“心蔽”之论，认为心蔽之因，一在“物欲”，二在“意见”，去“蔽”（心病）之途，在于“剥落”。
禅学主张“顿悟成佛”。
心学坚持“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的整体明了和直接彻悟。
所以，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对陆九渊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是起了相当大的启发、诱导作用的。陆九渊心学和禅学虽有相似和相通，但在根本精神上是有区别的。在“性”（或心）和“心”（即性）的内容上并不相同，禅宗的心性指的是无任何规定性的、无善无恶的、本然的存在（禅宗谓之“空”）。而陆九渊心学的心，则是一种先天具有伦理道德内容并能判断是非善恶的主观意识（陆九渊谓之“理”或“道”）。在修养和教育方法上，陆、禅也有不完全相同之处。禅宗归根到底在于说明“万物皆空”的宗教原理，而陆九渊之心学则在说明仁义礼智是先天的本心之所有。
佛教，不仅对本区域的哲学有影响，还深刻地影响了区域作家的人生态度和创作心态。
戏剧大师汤显祖，就是一位在人生实践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隆庆四年(1570)秋，21岁的汤显祖赴南昌参加乡试，得中第8名举人。当他去谢主考官张岳回来， 经过西山云峰寺时，天色已晚，月朗星稀。他欣然照影于莲池，不慎将头上的莲簪掉落水中，一时禅机触发，口占两首，题于壁上：“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是头上物，终是水云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①此诗不久被云游至此的“明代四大名僧”之一的达观大师所发现，其中“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或是遗簪处，因缘莲叶东”一类的诗句，引起达观的注意，认为显祖“赋性精奇，必自宿植”②，遂有度之出世之念。20年后，汤显祖初会达观于南京任上时，见面之始，达观还提及此事，脱口吟诵全诗之句。
万历十八年(1590)，汤显祖尚供职南京，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身体虚弱，精神空寂，仕途的坎坷，朝政的黑暗，使他既不愿访朋问友，也无兴饮酒赋诗，只是一心读着佛老的书，以寻求个人的精神出路，探讨宗教救世的学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前以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乃求为南署郎，得稍读二氏之书，从方外游”①。
万历十八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年秋，汤显祖四会达观，谈经论佛。特别是万历十八年的南京初迂，显祖大为达观的禅理、机锋所折服，拜达观为师，达观欣然接受显祖为佛门弟子，并在高座寺为之“受记”，呼显祖为“寸虚”，谓“寸虚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②，预言“十年后，定当打破寸虚馆也”，满怀信心地打算十年后度显祖正式出家；万历二十六年底至次年初的临川之会，汤与达窥作“情”“理”关系之辩，虽两人的观点未能认同，但显祖对达观的友谊更笃，其原先就有的佛性更进，“寸虚”之名，改称为“广虚”。
万历四十二年(1614)，时年65岁的汤显祖，在精神痛苦的失意生活中，信佛思想有所滋长。他与汤宾尹、岳元声等人相约，准备结成一个研讨禅学的《栖贤莲社》，以相伴隐居庐山。他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认为自己“应须绝想人间，澄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并为此，几次到庐山等地联络，亲自将一丈六的佛像迎上庐山，安放在原来的《栖贤》故基。只因是年冬母吴氏卒，莲社之志未遂。
但是汤显祖学佛经，讲佛理，论佛性，吟佛诗，写佛戏，议佛社，又终没有真正迈入空门，这是他可贵之处。在答王相如的信中他说：“秀才念佛，如秦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后偶兴尔！”他始终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常言：“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他计议结莲社于匡庐，隐居山林，终不能“绝想人间”，“澄清觉路”，直到逝世前，作以免僧度、免奠章等“七免”为主要内容的《诀世语七首》，以为遗嘱，交待后人。这是十分令人钦敬的。
第二节道教思想的传播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形式，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分化、改造、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发展、鼎盛于隋、唐、宋、元，复盛于明代前期，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道教这种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也随之逐渐走向衰微。
江西是中国道教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之一。从西晋永嘉年间(307— 312)张道陵第四代孙张盛移居龙虎山起，以贵溪龙虎山为中心的正一派道教，承传60余代，影响遍及江南。临川区域地近贵溪，受其影响尤深。
据《建昌府志》载：“胥门之巅（即麻姑山古称），盱江西南之谷上有浮丘公者，汉昭帝时炼丹于此，遗有丹井，故日丹霞。”其他有关县志亦云，西晋时，有王（方平）、郭（族）二仙修行、炼丹于崇仁35都（今港下乡）的龙须山、乐安的华盖山、临川的仙桂峰；东晋时，吴（猛）、许（逊）二真君咒水、行药、炼丹于南丰县城北门之外。足见最晚晋时，道教已在我区传播。
隋唐两朝，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同全国各地一样，临川区域的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隋时，临川有“仙露降于仙坛松树之上”的传说，故在该县城（今抚州市）拟岘台侧建“仙露观。”唐开元时，著名女道士黄令微（黄华姑） 在临川腾桥“仙井头”、展坪“石井马家”两地开坛布道。崇仁县在唐中宗时，造景云观于巴山镇桥北的遭堂岭。 宋代，全区道事兴旺，道观（院）林立，道教的发展出现了鼎盛的局面。仅南丰县就有“清修观”、“灵都观”、 “长安观”、“紫霄观”、“炼丹观”、“妙灵观”、“南台道院”等道观（院）20余座。元代虽有元宪宗八年(1258)和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两次下令焚毁道经，打击道教的严重事件，但对本区域道教的发展未产生直接和重大影响。明代前期，道教的发展更有复兴之势，各县先后设置了“道会司”，见出朝廷加强了对道教的管理、监督和控制。明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清代，由于清政府对道教严厉抑制，道观破败，道徒减少，习道之风渐次衰微。广昌县治内，明代尚有道观（院） 8座，清代只剩下两座。临川县于清康熙年间 ，道徒多迁往玉山县，成为玉山道教中的抚州派。步入民国，区内道教几近湮灭，其某些教理、教义和仪式逐步化入风俗习惯、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中去了。
临川区域道教，主要有全真教和正一教两大教派，明代以降，基本系以符篆为主要活动的正一派，道徒们以“道士”为职业，在各自的“香门”范围内，或应地方之请，设坛斋瓣，驱瘟祈雨，保一方之平安；或为户家之求，摆设道场，念经诵戒，逐魔捉鬼，超度亡灵，除病消灾。
区内道教圣地主要有二：一为南城麻姑山，一为乐安华盖山。
南城麻姑山，是我国东南道教名山之一。道教将天下神仙居住的名山胜境分为36洞天，72福地，麻姑山被排为第28洞天，第1 0福地，洞天福地兼而得之，素有与匡庐并擅其美之誉。
麻姑山，原名胥门山，丹霞山。相传古时丹霞山有位心灵手巧的姑娘，人称麻姑。她在山中采菇拾到仙果，服果升仙后不忘乡亲，每每显灵家乡，为穷苦百姓除病消灾，频赐丰年。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仙姑，便把此山称为麻姑山。
麻姑山自古以来，道风极甚。早在汉昭帝时(公元前86—前75)，有仙人浮丘会及弟子王、郭2仙修道炼丹于此，至今留有飞升台陈迹。东晋著名道教学毒葛洪亦在此炼过丹药，其丹井至今尚存。唐开元年间，著名道士邓思璀（号紫阳）隐居于此。相传他修炼多年，一有“役神兵”之法。开元二十五年(737)，皇上诏求方士，他欣然前往，在皇帝面前焚符舞剑，呼风作法，“使神卒朱兵讨西戎之犯境，若雷霆之变法，犬戎大败。”故被称为神人，封为天师。后来他又在玄宗面前大讲麻姑仙女能“攘除灾厄”“掷米成丹”的神功，宣称自己的法术尽得麻姑的神授。玄宗大悦，御赐金龙、玉简二宝，以镇麻姑山门。开元二十七年(739)，麻姑庙落成，庙内供奉麻姑元君神像。天宝五年(74 6)，玄宗复命增修仙宇，“降赐仙姑真仪，塑立诸像，显耀词宇”。自此，本郡士宦大肆宣扬麻姑山的灵秀和麻姑仙女的仙绩，麻姑山名声大噪。
随着禅宗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南禅宗在我国南方的弘扬，麻姑山这座清幽的道教胜地，在道佛一家的思想背景下，又成为佛教思想的传播阵地。唐大历年间，南城县景云寺景云禅师在麻姑仙坛“讲四分律，度男女一万五千余人”。大历六年(771)，抚州剌史、大书法家颜真卿登游麻姑山，作记述麻姑仙女和仙人王方平在麻姑山蔡经家里相会的神话故事及麻姑山道人邓紫阳奏立麻姑庙经过的楷书字牌《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简称麻姑仙坛记），麻姑山从此声名大振。
麻姑山林茂竹秀，松奇石怪，紫霭苍岚，仙风缥渺，景色殊美，道观、寺院林立。麻姑山景观，计有36峰、13佳泉、99座庙宇、5大潭洞，备受朝廷重视。特别是赵宋一朝，麻姑山道佛两教盛极一时，影响巨大，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宁宗、理宗、高宗八代帝王对麻姑仙女及仙都观都有诰封，御封麻姑仙女为“真寂冲应仁佑妙济元君”，“真宗赐御书百余轴”藏之麻姑山仙都观，“高宗赐御书法帖十轴于仙都观”，“仁宗皇祜三年以御书明堂及明堂之内篆飞白二体藏仙都观”。
由于麻姑山道名远播，风景秀丽，历代文人学士、官宦显贵多有登游。宋代文学家刘禹锡有诗说：“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云盖青山龙卧处，日临丹洞鹤归时。霜凝上界花开晚，月冷中天果熟迟。人到便须抛世事，稻田还拟种灵芝。”①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于崇祯九年(1636)十一月初二、初三、十七月二游麻姑山，其《徐霞客游记》有章叙其事。道教南派第五祖、琼山道人白玉蟾游历麻姑山胜景时，吟诗作序，题号“小有洞天”。明代广西副使王华在《集麻姑序》中写道：“吾盱为江右之名郡，山水之秀天下称焉。而麻姑又郡山之特殊者，故晋唐宋以来逮我朝诸名公闻人，慕其名者，未必不一游。” 华盖山（别名大华山），位于乐安县东南，离城20公里，海拔996米，周边百余里，原属崇仁县，1950年划归乐安县管辖，系雩山余脉，其由宁都北向逶迤入县境，经鹿角峰至南村与太平间，山势耸拔而起，状如莲花宝盖，遂名之。
华盖山浮丘峰、五岳峰、着棋峰三峰对峙，素有江南绝顶三峰之称，相传浮丘、王、郭三仙曾在此得道飞升，而“仙弓”，乃浮丘向王、郭二仙传授”三五飞步之术，九一上清之法”的地方。唐大历四年(769)，颜真卿闻华盖山之神奇传说，命军将至山寻得隋代开皇五年(585)的旧碑文，考究其源并撰写《桥仙观记》碑记，以志其事。由是，朝野轰动，历代公卿大夫和文人墨客无不对华盖山胜迹争相仰慕，纷纷前往，一睹为快。宋工部尚书谢谔、江西转运使李冲元、德庆太守曾丰、元代理学家吴澄、虞集、揭候斯、史学家危素、诗人何中、明戏剧家汤显祖、刑部尚书董裕、兵部尚书谭纶、大学士傅冠、吴道南、状元罗伦、罗洪先、名宦朱统锯、朱谋蝉等，均留下了游览的足迹和诗篇。罗伦作《登华盖山》，云：“华盖山，几千年，三峰峨峨高插天，上有金殿凌紫烟，青鸾白鹤相往返，下有桑麻松竹参差连，风景一似桃花源 ……”。福建籍新昌知县王世昌的《登大华山读鲁公碑》则写道：“高山常仰止，华盖此登临，落日驰飞步，清风洗夙心，仙游元洞杳，人语白云深，真迹凭谁问，颜公碑可寻”。颜真卿的《桥仙观记》碑文不仅获得后世公卿名士的称颂，而且引起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华盖山道观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计有“宝仙阁”、“华顶庵”、“三官殿”、“真君坛”、“九皇宫”、“仙人楼”、“观音堂”诸殿舍。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皇帝为“华盖山”赐名，御书赐“崇仙观”匾额，敕封传说中的丘、王、郭三道士为真君道号，并下旨维修山上道观。经修复和扩建的华盖山道观，从山麓至峰顶，“园光亭”、“憩霞轩”、“天官坛”，琼楼掩映，“宾仙阁”、“三仙殿”、“崇仙观”，金碧辉煌。整座建筑，布局严谨，建造工巧，气势轩昂。
华盖山泉、石殊佳，风物奇秀，仙迹诱人，道声远播，历来为临川区域一大道教圣地。明清以来直至民国之时，每年农历八月，福建、安徽、浙江、湖南等省的香客，纷纷进山朝拜，名曰“朝华”。建国后，此风已无，然其旖旎的风光和众多的古迹、墨宝，仍吸引着不少人来此登临。
道教产生以后，既作为近两千年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直接发生着巨大而复杂的社会作用，又对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生发着自己的辐射影响。
道教对临川区域哲学特别是陆象山“心学”形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龙虎山第30代天师张继先作《心说》，陆九渊哲学思想体系是心论。
张氏《心说》：“夫心者，万法之宗，九窍之主，生死之本，善恶之源，与大地而并生，为神明之主宰。”①释“心”乃“宇宙之本”。
陆氏“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①，“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②，论“心”为“万物之源”。
张氏《心说》：“我之本心”，“而空劫以前本来之自有也。然则果何物哉？杳兮冥，恍兮惚，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认识。强名曰道，强名曰神，强名曰心，如此而已。”言道不外索，本心固有。
陆氏“心学”：“万物轰然于方寸之间 ，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③，“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①。去善恶为“心”之本然，无须外求。
张氏《心说》，教人无念无欲，必成真果。
陆氏“心学”，导人无思无为，乃是养性之道。
象山书院建在道教发源地之一的龙虎山区，座落于道教鼻祖张天师的眼皮底下。陆九渊为32代天师张守真写过挽词（《挽张正应》）⑤，与33代天师张景渊通过书信(《与张德清》⑥，给36代天师张嗣宗之曾孙张禹锡作过墓志（《张公墓志》）⑦。这些联系和交往，为陆九渊心学接受道教影响提供了直接条件，而唐宋以后，以儒教为主导，儒释道三教合一，并各从其他两教吸取思想，以强化自己，则是心学接受道教影响的历史原因。
道教对临川区域文学的影响极为深广。“钟旭打鬼”、“关帝显圣”、“麻姑上寿”与“八仙过海”的仙话、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
道教对民间信仰有着广泛而直接的影响。广大城乡，敬玉皇，奉财神，贴门神，供灶君，崇关帝，信土地，畏城隍，代代传承，相衍成俗， 蔚为风气。许多地方，以道观、神庙为中心，每年定期举行以迎神、演戏、产品交易为内容的庙会活动。南城县株良乡祥冈山道观，供奉许仙（许逊）真君，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举行庙会，祈神、演出、赌博、卖卖买买，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外，行业神的崇拜亦很盛行。
第三节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及一些较小的派别），早在公元7世纪时传入中国，16世纪以后在我国深入传播。
临川区域基督教主要有天主教和新教（狭义基督教）两大教派。它是基督教在江西广泛传播的大格局下，开始自己的传播史的。天主教于17世纪初传入本区；新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续在本区传播。
临川区域天主教会分设南城、抚州两大教区。
南城教区设立于1928年，原属余江教区圣味增爵会管辖，教区成立后，改由圣葛隆巴会的爱尔兰籍教士利伯高任主教。南城教区统领南城、南丰、广昌、黎川、资溪五县教务，至1948年底，区内13个堂口，计有教徒9389人，房屋96栋，土地287.6亩。其中： 南城县天主教，于1616年由葡籍罗如望传入，1630年葡籍教士费奇观在县城建立第一座教堂，随后在上唐、株良、珀歼、游家、硝石等地发展了5个堂口，爱尔兰籍教士德律亨、梅开五先后任总铎。有教徒4752人，房屋54栋，土地90亩。
南丰县天主教，于1 8世纪初传入，先后在县城北关和潋注两地建立教堂。前者由圣多明我会，圣味增爵会、爱尔兰籍莫弟仁先后主持教务，后者以法籍和主教为主教座堂。共有教徒1859人，房屋1 3栋，土地89亩。
黎川县天主教，于光绪二十年(1898)传入，先后在县城花市街头崩港洲东和宏村建立两个堂口。县城天主堂原由圣味增爵会管辖。1928年由爱尔兰籍甘润德、白若愚、黄端穆相继主持，1948年由爱尔兰籍韦立功主持。宏村天主堂，1930年由圣葛隆巴会接管后，由爱尔兰籍徐确毅主持。1935年由中国籍周以德主持。两堂共有教徒1315人，房屋11栋，土地33.6亩。
资溪县天主教，于清光绪年间传入，分别在县城和嵩市设立堂口。县城天主堂原系圣味增爵会属堂口，1928年由爱尔兰籍窦司铎任本堂，1948年由爱尔兰籍沈宏道主持。嵩市天主堂，先后由意大利、荷兰和中国神甫相继传教。1928年由爱尔兰籍韩富尔主持。两堂共有教徒659人，房屋13栋，土地66亩。
广昌县天主教，原属圣味增爵会。1928年由爱尔兰籍赵模花传教，建教堂于县城揭家堡，同时在境内麻坑（高虎脑乡）设分教堂，又有若干传教点。1948年由爱尔兰籍艾康乐主持，教徒计有804 人，房屋5栋，土地9亩。
南城天主堂，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堂口，1937年定为教区主教总堂。该堂高达10余米，面积600余平方米，哥特式结构，另有附属房屋22栋，包括主教府、修道院、学校、医院、残老院及圣物加工厂等单位，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用膳人数平时有300余人，主日（星期天）约有600余人，大占礼在千余人，在堂任职教徒亦有近百人。
南城教区还在南城县徐家乡所在地建造了一座专门培训神职人员的修道院(1914年迁入县城)，修生分大、中、小班次（相当于大专、中学、小学），学习内容除中文、数学外，主要是拉丁文和神哲学。修道院院规极严，修生一般不得擅自离院外出，亦不得随意会见亲友，来往信件须经院长查阅，长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因此 ，虽然先后培训的人数不下几百人，但最后能祝圣为神甫的却寥寥无几。
抚州天主教原为法国圣味增爵会管辖，美国教士来抚传教后，成立统教区。抚州教区为总铎区，隶属余江教区，领辖临川、宜黄、崇仁、乐安、东乡、金溪六县教务。至1948年底，区内有堂口16个，教徒7300余人。其中： 临川县天主教（含现抚州市）于清道光七年(1827)由法籍神甫董默儒传入，先在县城（今抚州市）尧家咀租一民房作经堂，后迁至城外黄泥岗及古港（今洋州乡勤光村），光绪三十年(1904)，法国教士董如葭接受教务，始在东门外正式兴建天主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不断扩大在华教会势力，先后在上顿渡、李家渡、温家圳、罗针、高坪、鹏田等地发展教徒，建立天主堂。1918年，教徒达2000余人。
宜黄县天主教传入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籍教士葛仍波为县城天主堂第一任神甫，继有荷兰籍的魏神甫，后本国余先民、李棣华、周文亟等接任教务，1939年，改由美籍董恒爱，乔儒杰相继管理教堂及全县教事。全县有天主堂4座，传教点8个，教徒1512人，土地200余亩。
崇仁县天主教于清代中期传入，宣统二年(1910)，在县城桥南东隅（今县医院内）建造天主堂1座，房屋6栋，占地753平方米。尔后，又在境内航阜、白鹭渡、大树章家和下陂村等地相继建立分堂，教徒计有1500余人。
东乡县天主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美籍教士光一幸传入，在县城北门买地构筑教堂一座，有房屋4栋，计25间，总面职为550平方米，1946年，县籍陈惠民神甫接任教务，并开始在乡村进行传教活动，解放前夕，教徒发展至2000余人。
金溪县天主教约清后期传人，境内分别在县城、许湾、琉璃建天主堂三座，计有教徒288人。
抚州天主教圣约瑟大教堂，座落于原临川县城（现抚州市）东门外灵芝山路东端，为抚州教区主教总堂。该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建，1918年竣工，历时10年，十字形布局，哥特式结构，占地385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9.5 平方米，钟楼高达28.4米，其规模之大，名列全国第3，为全国重点教堂之一。
就在天主教传入我区约两个半世纪之后，基督教的另一教派——新教中的卫理公会和内地会开始传入我区各地。先后有德、捷克、瑞士等国牧师来区内传教。他们在我区城乡建教堂，办学校，设医院，发展教徒。从1860年新教传入抚州至1948年底约90年的时间里卫理公会和内地会共建教堂10余座，拥有教徒1000余人。与天主教相比，新教传入时间既晚，规模和教徒人数亦大不如前。
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形态，基督教在本区域传播的总体特点是：时间短，发展快，教徒多，流布广，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从平原广漠，到深山老林，都有基督教的活动和行踪。这一状况，与我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态势，是相一致的。
基督教在我区传播的历史过程中，普遍重视建医院，办学校，设立各种慈善机构。南城县天主堂，1929年创办了启迪小学、圣路加医院、孤老残废院各一所①。抚州天主堂于民国初，举办“震华小学”、“育婴堂”，1930年举办教会诊所，1934年举办“德化小学”，“真光中学”。其他各地的教会组织，均程度不同的在医疗、教育和社会救济方面兴办了一些设施。这在客观社会效果上，适直了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前进的潮流，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进步不无积极意义。
但是，在19、20世纪之交，积弱的中国正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这些活动在很长的时期内是处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理所当然遭到我区人民的反对。从1616年至1948年300余年的时间，在临川区域范围内，抗教浪潮波澜迭起，拒教、反教事件连连发生，表现了临川区域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佛教传播、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隋唐，自宋而清，则进入由盛而衰的停滞时期。
江西为禅宗南宗的两系5家7宗（青原行思系之曹洞、云门、法眼3宗，南岳怀让系之沩仰、临济两宗及宋时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杨岐两宗）生成、发展的重要地方。唐代的江西佛教大盛。各地普遍建立寺院，著名高僧纷纷来江西讲经说法，传播佛教。吉安青原山的行恩，洪州的马祖道一，奉新百丈山的怀海，宜丰洞山的良价，宜黄曹山的本寂，都是江西名重一时的佛教代表人物。他们在江西建立道场，创宗立派，弘扬佛法，信徒甚多，流传极广，影响遍及朝鲜和日本。
作为江西佛教一部分的临川区域佛教，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自己的传播的。
汉至南北朝，是我国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的时期。据史载，南朝宋代谢灵运(385—433)于元嘉初年任临川内史时，曾与沙门范惠严、匡慧观同翻《涅鬃经》（南本）36卷于抚州宝应寺，颜真卿据此作《宝应寺翻经台记》叙其事。这就说明，佛教此时已传入抚州。晋太康年间(280—289)西域僧人说法于崇仁，见县城东五里许的龙岗庙后有两花鹤来翔，遂于此建松林寺（初赐额瑞相寺，南宋绍定时改松林寺），并于39都的后方山下（今礼陂乡）建圣蓉寺，内府赐铁骨金饰的佛像一尊（该寺经宋、明重修，清同治间犹存），亦是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抚州传播的一个明证。不过这个时间，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相比，已经后推了约300年。这与南方文化开发较晚是一致的。
隋唐时期，和全省一样，临川区域的佛教文化得到了大的发展，寺院纷起，僧尼众多。现抚州市的正觉寺、临川的娄山寺，广昌的定心寺、真隐寺，南丰的永安寺，金溪的白云寺（后改为疏山寺）、翠云寺，崇仁的光度寺、普安寺，乐安的石桥寺，宜黄的荷玉观（后改为曹山寺）、石巩寺，资溪的普润寺，黎川的寿昌寺、双林寺、幽楼寺、安圣寺、东林寺、南谷寺等，都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寺院。
创宗立派，研究和提出新的佛学理论，是隋唐佛教发展的重要标志。临川区域本寂禅师与宜丰洞山良价大师在这一历史活动中，共同创立曹洞宗一派，使之成为禅宗5家之1，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寂禅师(840—901)，福建莆田人氏，俗姓黄，名元证，从小聪慧好学，19岁出家，僧名本寂，6年修持， 受具足戒，25岁登戒后，慕名前往江西宜丰洞山普利寺，拜大名鼎鼎的良价禅师为师，从学数年，尽得良价心经。师徒共创“五位君臣”之说，禅风回互细密。公元870年前后，本寂拜别良价，来到树竹掩映，绿水长流的宜黄县曹山脚下的荷玉观，修持约30年，不仅继承师说，且在诸多方面有所弘扬，使宗风大振，“法席大兴，弟子云集”。洪州钟姓僧人多次邀请本寂离开曹山，前往洪州住持弘法，本寂以诗相示，谢而未去，专意传授曹洞宗禅法。本寂一生不仅奋力传扬五位铨量，且多有著述，留有《解释洞山五位显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寒山子诗》等传世。1 009年，即本寂禅师圆寂1 08年之时，佛教弟子为了不忘本寂禅师的功德，将荷玉观改建为曹山寺，殿宇雄丽，可惜“文革”被毁，现新修6方形麻石塔身的“本寂禅师塔”一座，以为纪念。
曹洞宗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佛教派别，在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千多年来，不仅国内法轮常转，至今宗风犹存，而且远播到朝鲜、日本等国。日本现设有曹洞宗研究所，信徒达一千万人。1982年秋，日本国以驹译大学教授松田文雄先生为团长的第四次佛教史迹考察团一行19人，不忘祖庭，远涉重洋，来到宜黄县曹山寺遗址，虔诚参拜本寂禅师墓塔，且在墓前启动法器，诵经唱赞，祭奠先师。这或是我区佛教界的一件盛事。
需要提出的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曹洞宗祖庭和祖师的认定，并未取得共识。一种意见，仅提洞山为曹洞宗的发祥地，良价为该宗的创立者。这自有一定的道理，但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因而是片面的。《哲学大辞典》①“曹洞宗”条说：“佛教禅宗五家之一。开创者为唐良价及其弟子本寂。”《宗教词典》②亦在有关条目中，认本寂为曹洞宗创始人之一。这就足见只提其一而不提其二，是不可取的。
宋、元、明、清四朝，临川呕域佛教，虽无新的教派产生，但寺院增多，规模扩大，佛教信仰意识更加深入民间，呈现出全面鼎盛的局面。广昌县地处边远，佛教大盛。城西大觉寺有僧众300余人，为县之名刹。黎川县宋代建寺26处，元代建寺6处，明代建寺9处，清代建寺2处。寿昌、福山、妙法、安福为县四大名寺，僧尼均在百人以上，其中，距县城40余华里的石峡香炉山村附近的寿昌寺，拥有僧众300余人，为明代江西八大名寺之一。南丰县于明代设“僧会司”，以管僧众。该县嘉靖丙寅年( 156 6)僧人心源募资建地藏寺于城西，有僧尼百余人。临川抚州镇（今抚州市）上桥寺和尚将粟账济灾民，明英宗朱祁镇大为嘉许，特赐名为“多福上桥禅寺”。资溪为山区小乒，至清同治九年(1870)，全县有寺院28处，庵65处。其他各县，寺院林立，城乡遍布，佛事极盛。区域教派主要有净土宗、禅宗、密宗（喇嘛教）、律宗等，其中尤以净土宗和禅宗中的曹洞宗、临济宗为众。
进入民国以后，临川区域佛教日趋衰微，但也有的地方采取了一些局部措施，力图复兴。如临川县于民国初成立佛教会，会址设拟岘台，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举行念经拜佛活动；1947年，“江西省佛教会”成立，“临川佛教会”易名为“临川佛教分会”；是年，晏元顺以巨资相助，购《频伽藏经》 一部414册，供佛教徒研读，并建立“佛教图书馆”，邀请南昌市佑民寺能智法师来县宣讲《心经》以扩大影响，振兴佛风；1948年，迎西藏贡噶活佛于金山寺，各地佛门弟子和省、县头面人物，蜂涌蚁集；同年12月，正觉寺举行规模盛大的受戒活动，150名和尚和80余名尼姑参加受戒。东乡、资溪等县亦先后成立佛教协会。
临川区域佛教在1700余年的发展中，涌现了一批高僧名刹。主要有： 正觉寺。座落于现抚州市东门外的犀牛山，约建于唐代初年，是抚州地区著名的千年古刹。
该寺经历代修建和扩充，殿堂雄伟壮观。寺内，前为天王殿，供四大天王巨像；中有大雄宝殿，释迦牟尼大佛居其中，两旁为在广阔的海岩飞身渡水、神态逼真的18罗汉；后有4层楼阁的方丈院，底层为住持和尚的起居之处，2、3、4层为闻名遐迩的千佛楼，供千尊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全身佛像；千佛楼的东面，建有禅堂、祖师殿、地母殿，西面建有将军殿。整座寺院占地近二万平方米，大小殿堂19座，房屋300余间，气象巍峨而错落有致，曲径通幽而景色宜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寺内那座临江面水的箨龙轩和醒泉等胜迹，更是令人神往。四季之时，登楼凭轩，可远眺群山，近观碧水，朝迎旭日，晚赏明月，全城景物，尽收眼底。历代雅士，多来游览。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每次回乡省亲，都免不了来此游览一番，伟大戏剧家汤显祖、著名僧人达观都来过这里。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旅抚时，亦曾游览此寺，饮过水味清奇的醒泉水，并作《醒泉铭》。
正觉寺初名妙觉寺，法果、园光、园明、汤月、宗月、观庵、福庵等历代住持为其发展作出了贡献。正觉寺兴旺时曾刻印佛经一百余种，僧人多达百余人，非但南来北往信徒来此参禅、拜佛，印度、日本等国高僧亦慕名来此学习禅法，可惜清末民初以来，庙宇破败，“文革”毁其残殿。1984年，抚州市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拨款在原址西侧另建。现正觉寺虽规模初具，但气象已大不如前。
疏山寺。位于金溪县西25公里处的浒湾镇南面约4公里的抚河之滨一形似座椅的山坳之中，座东北而朝西南，周围树木苍苍，竹林翠翠，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是临川区域历史悠久、规模恢宏的寺院之一。
疏山寺原名白云寺，为唐中和二年(882)白云长老所创。建寺前，相传南朝梁代大将周迪曾屯兵于此。唐朝名士何仙舟亦曾弃官隐居此山，疏山寺最初为其书屋，故号书山。唐大顺初年(890)，抚州刺史危金讽请园照大师为主持，南唐时改名为疏山寺，含开阔、畅达、怡静、雅致之意。
疏山寺系临川区域禅宗曹洞宗的法场胜地。该寺经历朝扩建，殿宇宏阔，气象巍峨。游疏山，首登“一览亭”，抚河浩浩，波光渺渺，桴鼓峰立于左，搴旗岭列于右，寺院红墙绿瓦隐于树木扶疏的锦绣谷中。再沿山径拾级而下，则步入“放生亭”。这里，古柏森森，山石嶙峋，青竹滴翠，溪流淙淙，“疏山古寺”四个苍劲挺拔的大字，赫赫然映入眼中，而其分列两旁的“野渡无人流水急，疏山有主白云闲”的石镌对联，则更把人带入了诗境，平添了人们的许多游兴。踏入寺门，弥勒佛哈哈相迎，四天王横目两侧，其造型之高大，神态之逼真，与西湖灵隐之该造像未分高下。接下是一青灰麻石铺地的两层大方坪，西边为禅房，约50余间，一罗汉松，约6人之围，浓荫如盖，陆游留有“老树苍崖多古色”①的诗句，东边为一片竹林，万杆修竹摇绿竞秀，凉气侵人。大雄宝殿在方坪之后，释迦牟尼居其杆中，阿弥陀、药王侍两侧，大殿两旁是或立、或坐、或喜、或怒的18罗汉。整个殿堂，香烟缭绕，帷帐低垂，庄严肃穆。大殿长廓上多有对联，而其“由东汉以来教传千载，自南唐而后寺历六朝”一副，则尤引人注目。大殿后为神仙崖，是老和尚讲经说法的禅房，是方丈室，是藏经阁。纵观寺院格局，层层递进，步步入深，大有曲径通幽之妙，而其殿东宽敞明亮的大膳堂，据说容纳过999个和尚；而其膳堂右泉水汩汩，终年不竭的古井，则流传着一个涌木造寺的美丽传说；而其离膳堂约半里之遥的丛林之中，又有“参公塔院”一座，历代主持和尚的骨灰，均葬于此屋之下，门前石砌台阶下更有一座7级石塔，花木悦人，“香云遍山起，花雨从天来”的对联，书写在3间白屋的粉墙之上，黑白分明，醒人眼目。
疏山寺道广景胜，远近闻名，历来为游客向往之处，王安石、曾巩、陆象山、陆游、汤显祖、达观都曾游览过此寺，且多有吟咏纪念。宋太祖赵匡胤、真宗赵恒、仁宗赵祯、高宗赵构等历朝帝王皆有御书寺额赏赐。
然沧桑巨变，物随时迁。疏山寺在历史的风雨中时荒时茸，几度兴废，十年浩劫，备受破坏，主体犹存，面貌颓败。1983年金溪县拔款重修，1985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江西省重点开放寺庙，今后的疏山寺将以崭新的姿容迎接八路游人、香客。
石巩寺。石巩寺位于宜黄县二都乡境内的巩山之上。巩山既高、且平、又宽，一宽高20余米的天然穿山石洞矗立一旁。巩洞上方，“石巩箭开”四字书法工整。巩洞两旁，立有两块高8尺、宽4尺的青石刻碑，记载着历代石巩寺兴盛之况。巩洞之中，傍洞造屋，号称2殿，为既深且宽的3层楼阁。一层系宝殿，供千手观音、飘海观音、正直观音等六尊大观音及马祖、文殊、普贤、诃啸、兰士意、韦陀、弥勒、阿兰、伽叶、释迦牟尼诸佛像。2层门窗洞开，光线明朗，供的是18飘海罗汉、24位诸仙及1 20多尊各种神像。3层乃是各朝不同书法的题刻条幅：“千秋巩石，有月长存”，“五夜灵钟，无风自扣”，“石巩月鸣，太虚留凡景；雪滩风定，极乐悟玄机”，等等。
石巩寺之为名寺，不仅在于其石巩山洞罕见奇特，周围十八群山或狮、或象，或钟、或鼓，林木苍苍，河水湟湟，幽泉涓涓，景色奇秀，更在于其自唐以来，屡受朝廷册封，高僧、名师辈出。
相传南北朝时，有一位义泉和尚云游至此，惊慕石巩景色优美，是个参禅修道的好去处，于是在此结庐修善，是为该寺开山祖师。传至唐时，出了个著名长老——马祖。马祖是中国佛教史上颇有造诣的高僧，“洪州宗”的创始人。
马祖(709—788)姓马，名道一，世称马祖道一。他在江西好几个地方传授过佛学，故又称其为“江西马祖”。马祖系汉州什邡（今四川）人，出家于资州（今四川资中），向处寂和尚（又名唐和尚）学禅，在渝州（今重庆）园律师处受戒毕，于唐开元中期离川往湖南南岳坐禅，为名僧怀让所发现。怀让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住南岳观音台，传扬慧能学说，开南岳一系。怀让告诉马祖：“磨砖不能成镜，成佛必须坐禅”，马祖省悟，遂跟怀让学禅法，深得怀让器重。马祖就学怀让1 0年后离开南岳云游建阳佛迹岭，然后到南康龚公山、临川等地弘传禅理，大约于肃宗乾元元年(758)来到宜黄石巩寺。他在石巩禅寺大摆法席，开井汲水，垦荒种菜，广结善缘，一时学者云集，名声远播，后人为此把石巩寺称为“马祖第一道场”。唐代宗大历年间，马祖离开石巩寺赴钟陵（今南昌附近）开元寺讲授禅学。由于他佛理深博和当地官员支持，使其所创立的“洪州宗”得到迅速传播，其弟子有百丈山的怀海等139人。
马祖长老园寂以后，第1个主持石巩寺的是惠藏禅师。他原是猎人，因受马祖点化而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他“领徒四百，住山三十年”，忠于佛门，刻苦治寺，功业颇著。第2个主持长老是戒明禅师。据说他幼年悟道，精通医术，曾揭榜治好了宋仁宗皇后的恶疾，帝后喜之，收为义子，赐封“国师”，他谢辞不受，叩头请求返寺修行，皇帝和皇后都为之感动，特赐给他宜黄县一年的粮赋以为石巩寺建寺之用，并赠“赞僧诗”一首，御笔亲书“江南第一名山，石巩义泉古寺”监匾一块以送。但清光绪年间，出了个贪图利禄的园法长老。他为了捐得僧官，将寺院200余亩良田和积存财产典当一空，后又经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寺院从此凋零。近年来，宜黄县政府筹款重建，石巩寺这座千余年的古刹重放异彩，善男信女络绎不断，春秋两季，游人频频。
此外，南城的宝方寺、南丰的寿昌寺，广昌的定心寺，龙凤岩青雨寺，乐安的石桥寺等都是本区域内算得上名字的大寺。
佛教对临川区域文化的深广影响，表现是多方面的。
它在民间信仰上树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基础，吃斋念佛，修行来世，成为旧时代区内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它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神学威严，所灌输的万法皆空、人生无常、苦海无边、随缘而安、心如古井、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模式，所劝诱的顺时应世、消极避世、明心净性、涅槃寂静、皈依佛门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虽然对人性之“恶”有一定的警戒，抑制效应，但从本质上说，是要人们忍受一切现实苦难，放弃一切现实斗争，息灭一切生命欲望，对人民群众产生了极大的精神麻痹作用，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欺骗、愚弄劳动人民，以维护其统治的精神工具。
佛教对临川区域哲学特别是陆九渊“心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在思想与生活上都与佛教、道教发生了很深的关系。“二程”“出入释老者几十年”①。朱熹也承认自己好“老释者十余年”②。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③。佛道思想渗进儒家学说，是宋代思潮的主要特征。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陆九渊及其心学，和佛学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是自然的。
陆九渊在生活上与当时的僧人交谊甚厚。他在临安时和清长禅师很是相得。九渊体弱多病，清长禅师归南岳后，托人馈赠药物于他。九渊家乡有僧名允怀，为人勤诚，经营建藏，主持工役，卓有成效，陆九渊赠文，深表赞赏。
禅宗以心外无佛为宗旨，以自悟自修为教门，方法直接而易简。这对陆九渊“心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诸如： 禅学大讲心性与“佛”的关系，谓：“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心量广大，就如虚空……能含万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大地……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④。即心即佛，见性成佛。把人心看作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佛性与人性归一。
心学则大讲心性与“理”的关系，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而已”①。“仁义者，人之本心也”②。“四端者，人之本心也”③。“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①。把人心看作是万物根源性的实体，封建伦理道德与宇宙万物之“理”、与人之“心”归而为一。
禅学强调，认识自我意识这个本体，也就认识了佛性，完成了成佛的功夫，而反对别的成佛道路，所谓“直指本心”、“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⑤。“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⑥。
心学认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无有不善”⑦，此乃“天之所与，非由外铄”，因此，修养之工全在“发明本心”。
禅学以为，人性是经常清净的，只是由于有妄念浮云遮盖，使清净的佛性不能显示出来，因此主张：“明心净性”“涅粲寂静”。
心学对人性之善恶在承认有来自天然气禀的生理因素的前提下，提出“心蔽”之论，认为心蔽之因，一在“物欲”，二在“意见”，去“蔽”（心病）之途，在于“剥落”。
禅学主张“顿悟成佛”。
心学坚持“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的整体明了和直接彻悟。
所以，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对陆九渊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是起了相当大的启发、诱导作用的。陆九渊心学和禅学虽有相似和相通，但在根本精神上是有区别的。在“性”（或心）和“心”（即性）的内容上并不相同，禅宗的心性指的是无任何规定性的、无善无恶的、本然的存在（禅宗谓之“空”）。而陆九渊心学的心，则是一种先天具有伦理道德内容并能判断是非善恶的主观意识（陆九渊谓之“理”或“道”）。在修养和教育方法上，陆、禅也有不完全相同之处。禅宗归根到底在于说明“万物皆空”的宗教原理，而陆九渊之心学则在说明仁义礼智是先天的本心之所有。
佛教，不仅对本区域的哲学有影响，还深刻地影响了区域作家的人生态度和创作心态。
戏剧大师汤显祖，就是一位在人生实践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隆庆四年(1570)秋，21岁的汤显祖赴南昌参加乡试，得中第8名举人。当他去谢主考官张岳回来， 经过西山云峰寺时，天色已晚，月朗星稀。他欣然照影于莲池，不慎将头上的莲簪掉落水中，一时禅机触发，口占两首，题于壁上：“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是头上物，终是水云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①此诗不久被云游至此的“明代四大名僧”之一的达观大师所发现，其中“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或是遗簪处，因缘莲叶东”一类的诗句，引起达观的注意，认为显祖“赋性精奇，必自宿植”②，遂有度之出世之念。20年后，汤显祖初会达观于南京任上时，见面之始，达观还提及此事，脱口吟诵全诗之句。
万历十八年(1590)，汤显祖尚供职南京，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身体虚弱，精神空寂，仕途的坎坷，朝政的黑暗，使他既不愿访朋问友，也无兴饮酒赋诗，只是一心读着佛老的书，以寻求个人的精神出路，探讨宗教救世的学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前以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乃求为南署郎，得稍读二氏之书，从方外游”①。
万历十八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年秋，汤显祖四会达观，谈经论佛。特别是万历十八年的南京初迂，显祖大为达观的禅理、机锋所折服，拜达观为师，达观欣然接受显祖为佛门弟子，并在高座寺为之“受记”，呼显祖为“寸虚”，谓“寸虚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②，预言“十年后，定当打破寸虚馆也”，满怀信心地打算十年后度显祖正式出家；万历二十六年底至次年初的临川之会，汤与达窥作“情”“理”关系之辩，虽两人的观点未能认同，但显祖对达观的友谊更笃，其原先就有的佛性更进，“寸虚”之名，改称为“广虚”。
万历四十二年(1614)，时年65岁的汤显祖，在精神痛苦的失意生活中，信佛思想有所滋长。他与汤宾尹、岳元声等人相约，准备结成一个研讨禅学的《栖贤莲社》，以相伴隐居庐山。他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认为自己“应须绝想人间，澄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并为此，几次到庐山等地联络，亲自将一丈六的佛像迎上庐山，安放在原来的《栖贤》故基。只因是年冬母吴氏卒，莲社之志未遂。
但是汤显祖学佛经，讲佛理，论佛性，吟佛诗，写佛戏，议佛社，又终没有真正迈入空门，这是他可贵之处。在答王相如的信中他说：“秀才念佛，如秦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后偶兴尔！”他始终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常言：“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他计议结莲社于匡庐，隐居山林，终不能“绝想人间”，“澄清觉路”，直到逝世前，作以免僧度、免奠章等“七免”为主要内容的《诀世语七首》，以为遗嘱，交待后人。这是十分令人钦敬的。
第二节道教思想的传播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形式，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分化、改造、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发展、鼎盛于隋、唐、宋、元，复盛于明代前期，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道教这种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也随之逐渐走向衰微。
江西是中国道教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之一。从西晋永嘉年间(307— 312)张道陵第四代孙张盛移居龙虎山起，以贵溪龙虎山为中心的正一派道教，承传60余代，影响遍及江南。临川区域地近贵溪，受其影响尤深。
据《建昌府志》载：“胥门之巅（即麻姑山古称），盱江西南之谷上有浮丘公者，汉昭帝时炼丹于此，遗有丹井，故日丹霞。”其他有关县志亦云，西晋时，有王（方平）、郭（族）二仙修行、炼丹于崇仁35都（今港下乡）的龙须山、乐安的华盖山、临川的仙桂峰；东晋时，吴（猛）、许（逊）二真君咒水、行药、炼丹于南丰县城北门之外。足见最晚晋时，道教已在我区传播。
隋唐两朝，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同全国各地一样，临川区域的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隋时，临川有“仙露降于仙坛松树之上”的传说，故在该县城（今抚州市）拟岘台侧建“仙露观。”唐开元时，著名女道士黄令微（黄华姑） 在临川腾桥“仙井头”、展坪“石井马家”两地开坛布道。崇仁县在唐中宗时，造景云观于巴山镇桥北的遭堂岭。 宋代，全区道事兴旺，道观（院）林立，道教的发展出现了鼎盛的局面。仅南丰县就有“清修观”、“灵都观”、 “长安观”、“紫霄观”、“炼丹观”、“妙灵观”、“南台道院”等道观（院）20余座。元代虽有元宪宗八年(1258)和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两次下令焚毁道经，打击道教的严重事件，但对本区域道教的发展未产生直接和重大影响。明代前期，道教的发展更有复兴之势，各县先后设置了“道会司”，见出朝廷加强了对道教的管理、监督和控制。明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清代，由于清政府对道教严厉抑制，道观破败，道徒减少，习道之风渐次衰微。广昌县治内，明代尚有道观（院） 8座，清代只剩下两座。临川县于清康熙年间 ，道徒多迁往玉山县，成为玉山道教中的抚州派。步入民国，区内道教几近湮灭，其某些教理、教义和仪式逐步化入风俗习惯、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中去了。
临川区域道教，主要有全真教和正一教两大教派，明代以降，基本系以符篆为主要活动的正一派，道徒们以“道士”为职业，在各自的“香门”范围内，或应地方之请，设坛斋瓣，驱瘟祈雨，保一方之平安；或为户家之求，摆设道场，念经诵戒，逐魔捉鬼，超度亡灵，除病消灾。
区内道教圣地主要有二：一为南城麻姑山，一为乐安华盖山。
南城麻姑山，是我国东南道教名山之一。道教将天下神仙居住的名山胜境分为36洞天，72福地，麻姑山被排为第28洞天，第1 0福地，洞天福地兼而得之，素有与匡庐并擅其美之誉。
麻姑山，原名胥门山，丹霞山。相传古时丹霞山有位心灵手巧的姑娘，人称麻姑。她在山中采菇拾到仙果，服果升仙后不忘乡亲，每每显灵家乡，为穷苦百姓除病消灾，频赐丰年。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仙姑，便把此山称为麻姑山。
麻姑山自古以来，道风极甚。早在汉昭帝时(公元前86—前75)，有仙人浮丘会及弟子王、郭2仙修道炼丹于此，至今留有飞升台陈迹。东晋著名道教学毒葛洪亦在此炼过丹药，其丹井至今尚存。唐开元年间，著名道士邓思璀（号紫阳）隐居于此。相传他修炼多年，一有“役神兵”之法。开元二十五年(737)，皇上诏求方士，他欣然前往，在皇帝面前焚符舞剑，呼风作法，“使神卒朱兵讨西戎之犯境，若雷霆之变法，犬戎大败。”故被称为神人，封为天师。后来他又在玄宗面前大讲麻姑仙女能“攘除灾厄”“掷米成丹”的神功，宣称自己的法术尽得麻姑的神授。玄宗大悦，御赐金龙、玉简二宝，以镇麻姑山门。开元二十七年(739)，麻姑庙落成，庙内供奉麻姑元君神像。天宝五年(74 6)，玄宗复命增修仙宇，“降赐仙姑真仪，塑立诸像，显耀词宇”。自此，本郡士宦大肆宣扬麻姑山的灵秀和麻姑仙女的仙绩，麻姑山名声大噪。
随着禅宗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南禅宗在我国南方的弘扬，麻姑山这座清幽的道教胜地，在道佛一家的思想背景下，又成为佛教思想的传播阵地。唐大历年间，南城县景云寺景云禅师在麻姑仙坛“讲四分律，度男女一万五千余人”。大历六年(771)，抚州剌史、大书法家颜真卿登游麻姑山，作记述麻姑仙女和仙人王方平在麻姑山蔡经家里相会的神话故事及麻姑山道人邓紫阳奏立麻姑庙经过的楷书字牌《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简称麻姑仙坛记），麻姑山从此声名大振。
麻姑山林茂竹秀，松奇石怪，紫霭苍岚，仙风缥渺，景色殊美，道观、寺院林立。麻姑山景观，计有36峰、13佳泉、99座庙宇、5大潭洞，备受朝廷重视。特别是赵宋一朝，麻姑山道佛两教盛极一时，影响巨大，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宁宗、理宗、高宗八代帝王对麻姑仙女及仙都观都有诰封，御封麻姑仙女为“真寂冲应仁佑妙济元君”，“真宗赐御书百余轴”藏之麻姑山仙都观，“高宗赐御书法帖十轴于仙都观”，“仁宗皇祜三年以御书明堂及明堂之内篆飞白二体藏仙都观”。
由于麻姑山道名远播，风景秀丽，历代文人学士、官宦显贵多有登游。宋代文学家刘禹锡有诗说：“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云盖青山龙卧处，日临丹洞鹤归时。霜凝上界花开晚，月冷中天果熟迟。人到便须抛世事，稻田还拟种灵芝。”①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于崇祯九年(1636)十一月初二、初三、十七月二游麻姑山，其《徐霞客游记》有章叙其事。道教南派第五祖、琼山道人白玉蟾游历麻姑山胜景时，吟诗作序，题号“小有洞天”。明代广西副使王华在《集麻姑序》中写道：“吾盱为江右之名郡，山水之秀天下称焉。而麻姑又郡山之特殊者，故晋唐宋以来逮我朝诸名公闻人，慕其名者，未必不一游。” 华盖山（别名大华山），位于乐安县东南，离城20公里，海拔996米，周边百余里，原属崇仁县，1950年划归乐安县管辖，系雩山余脉，其由宁都北向逶迤入县境，经鹿角峰至南村与太平间，山势耸拔而起，状如莲花宝盖，遂名之。
华盖山浮丘峰、五岳峰、着棋峰三峰对峙，素有江南绝顶三峰之称，相传浮丘、王、郭三仙曾在此得道飞升，而“仙弓”，乃浮丘向王、郭二仙传授”三五飞步之术，九一上清之法”的地方。唐大历四年(769)，颜真卿闻华盖山之神奇传说，命军将至山寻得隋代开皇五年(585)的旧碑文，考究其源并撰写《桥仙观记》碑记，以志其事。由是，朝野轰动，历代公卿大夫和文人墨客无不对华盖山胜迹争相仰慕，纷纷前往，一睹为快。宋工部尚书谢谔、江西转运使李冲元、德庆太守曾丰、元代理学家吴澄、虞集、揭候斯、史学家危素、诗人何中、明戏剧家汤显祖、刑部尚书董裕、兵部尚书谭纶、大学士傅冠、吴道南、状元罗伦、罗洪先、名宦朱统锯、朱谋蝉等，均留下了游览的足迹和诗篇。罗伦作《登华盖山》，云：“华盖山，几千年，三峰峨峨高插天，上有金殿凌紫烟，青鸾白鹤相往返，下有桑麻松竹参差连，风景一似桃花源 ……”。福建籍新昌知县王世昌的《登大华山读鲁公碑》则写道：“高山常仰止，华盖此登临，落日驰飞步，清风洗夙心，仙游元洞杳，人语白云深，真迹凭谁问，颜公碑可寻”。颜真卿的《桥仙观记》碑文不仅获得后世公卿名士的称颂，而且引起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华盖山道观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计有“宝仙阁”、“华顶庵”、“三官殿”、“真君坛”、“九皇宫”、“仙人楼”、“观音堂”诸殿舍。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皇帝为“华盖山”赐名，御书赐“崇仙观”匾额，敕封传说中的丘、王、郭三道士为真君道号，并下旨维修山上道观。经修复和扩建的华盖山道观，从山麓至峰顶，“园光亭”、“憩霞轩”、“天官坛”，琼楼掩映，“宾仙阁”、“三仙殿”、“崇仙观”，金碧辉煌。整座建筑，布局严谨，建造工巧，气势轩昂。
华盖山泉、石殊佳，风物奇秀，仙迹诱人，道声远播，历来为临川区域一大道教圣地。明清以来直至民国之时，每年农历八月，福建、安徽、浙江、湖南等省的香客，纷纷进山朝拜，名曰“朝华”。建国后，此风已无，然其旖旎的风光和众多的古迹、墨宝，仍吸引着不少人来此登临。
道教产生以后，既作为近两千年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直接发生着巨大而复杂的社会作用，又对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生发着自己的辐射影响。
道教对临川区域哲学特别是陆象山“心学”形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龙虎山第30代天师张继先作《心说》，陆九渊哲学思想体系是心论。
张氏《心说》：“夫心者，万法之宗，九窍之主，生死之本，善恶之源，与大地而并生，为神明之主宰。”①释“心”乃“宇宙之本”。
陆氏“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①，“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②，论“心”为“万物之源”。
张氏《心说》：“我之本心”，“而空劫以前本来之自有也。然则果何物哉？杳兮冥，恍兮惚，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认识。强名曰道，强名曰神，强名曰心，如此而已。”言道不外索，本心固有。
陆氏“心学”：“万物轰然于方寸之间 ，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③，“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①。去善恶为“心”之本然，无须外求。
张氏《心说》，教人无念无欲，必成真果。
陆氏“心学”，导人无思无为，乃是养性之道。
象山书院建在道教发源地之一的龙虎山区，座落于道教鼻祖张天师的眼皮底下。陆九渊为32代天师张守真写过挽词（《挽张正应》）⑤，与33代天师张景渊通过书信(《与张德清》⑥，给36代天师张嗣宗之曾孙张禹锡作过墓志（《张公墓志》）⑦。这些联系和交往，为陆九渊心学接受道教影响提供了直接条件，而唐宋以后，以儒教为主导，儒释道三教合一，并各从其他两教吸取思想，以强化自己，则是心学接受道教影响的历史原因。
道教对临川区域文学的影响极为深广。“钟旭打鬼”、“关帝显圣”、“麻姑上寿”与“八仙过海”的仙话、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
道教对民间信仰有着广泛而直接的影响。广大城乡，敬玉皇，奉财神，贴门神，供灶君，崇关帝，信土地，畏城隍，代代传承，相衍成俗， 蔚为风气。许多地方，以道观、神庙为中心，每年定期举行以迎神、演戏、产品交易为内容的庙会活动。南城县株良乡祥冈山道观，供奉许仙（许逊）真君，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举行庙会，祈神、演出、赌博、卖卖买买，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外，行业神的崇拜亦很盛行。
第三节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及一些较小的派别），早在公元7世纪时传入中国，16世纪以后在我国深入传播。
临川区域基督教主要有天主教和新教（狭义基督教）两大教派。它是基督教在江西广泛传播的大格局下，开始自己的传播史的。天主教于17世纪初传入本区；新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续在本区传播。
临川区域天主教会分设南城、抚州两大教区。
南城教区设立于1928年，原属余江教区圣味增爵会管辖，教区成立后，改由圣葛隆巴会的爱尔兰籍教士利伯高任主教。南城教区统领南城、南丰、广昌、黎川、资溪五县教务，至1948年底，区内13个堂口，计有教徒9389人，房屋96栋，土地287.6亩。其中： 南城县天主教，于1616年由葡籍罗如望传入，1630年葡籍教士费奇观在县城建立第一座教堂，随后在上唐、株良、珀歼、游家、硝石等地发展了5个堂口，爱尔兰籍教士德律亨、梅开五先后任总铎。有教徒4752人，房屋54栋，土地90亩。
南丰县天主教，于1 8世纪初传入，先后在县城北关和潋注两地建立教堂。前者由圣多明我会，圣味增爵会、爱尔兰籍莫弟仁先后主持教务，后者以法籍和主教为主教座堂。共有教徒1859人，房屋1 3栋，土地89亩。
黎川县天主教，于光绪二十年(1898)传入，先后在县城花市街头崩港洲东和宏村建立两个堂口。县城天主堂原由圣味增爵会管辖。1928年由爱尔兰籍甘润德、白若愚、黄端穆相继主持，1948年由爱尔兰籍韦立功主持。宏村天主堂，1930年由圣葛隆巴会接管后，由爱尔兰籍徐确毅主持。1935年由中国籍周以德主持。两堂共有教徒1315人，房屋11栋，土地33.6亩。
资溪县天主教，于清光绪年间传入，分别在县城和嵩市设立堂口。县城天主堂原系圣味增爵会属堂口，1928年由爱尔兰籍窦司铎任本堂，1948年由爱尔兰籍沈宏道主持。嵩市天主堂，先后由意大利、荷兰和中国神甫相继传教。1928年由爱尔兰籍韩富尔主持。两堂共有教徒659人，房屋13栋，土地66亩。
广昌县天主教，原属圣味增爵会。1928年由爱尔兰籍赵模花传教，建教堂于县城揭家堡，同时在境内麻坑（高虎脑乡）设分教堂，又有若干传教点。1948年由爱尔兰籍艾康乐主持，教徒计有804 人，房屋5栋，土地9亩。
南城天主堂，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堂口，1937年定为教区主教总堂。该堂高达10余米，面积600余平方米，哥特式结构，另有附属房屋22栋，包括主教府、修道院、学校、医院、残老院及圣物加工厂等单位，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用膳人数平时有300余人，主日（星期天）约有600余人，大占礼在千余人，在堂任职教徒亦有近百人。
南城教区还在南城县徐家乡所在地建造了一座专门培训神职人员的修道院(1914年迁入县城)，修生分大、中、小班次（相当于大专、中学、小学），学习内容除中文、数学外，主要是拉丁文和神哲学。修道院院规极严，修生一般不得擅自离院外出，亦不得随意会见亲友，来往信件须经院长查阅，长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因此 ，虽然先后培训的人数不下几百人，但最后能祝圣为神甫的却寥寥无几。
抚州天主教原为法国圣味增爵会管辖，美国教士来抚传教后，成立统教区。抚州教区为总铎区，隶属余江教区，领辖临川、宜黄、崇仁、乐安、东乡、金溪六县教务。至1948年底，区内有堂口16个，教徒7300余人。其中： 临川县天主教（含现抚州市）于清道光七年(1827)由法籍神甫董默儒传入，先在县城（今抚州市）尧家咀租一民房作经堂，后迁至城外黄泥岗及古港（今洋州乡勤光村），光绪三十年(1904)，法国教士董如葭接受教务，始在东门外正式兴建天主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不断扩大在华教会势力，先后在上顿渡、李家渡、温家圳、罗针、高坪、鹏田等地发展教徒，建立天主堂。1918年，教徒达2000余人。
宜黄县天主教传入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籍教士葛仍波为县城天主堂第一任神甫，继有荷兰籍的魏神甫，后本国余先民、李棣华、周文亟等接任教务，1939年，改由美籍董恒爱，乔儒杰相继管理教堂及全县教事。全县有天主堂4座，传教点8个，教徒1512人，土地200余亩。
崇仁县天主教于清代中期传入，宣统二年(1910)，在县城桥南东隅（今县医院内）建造天主堂1座，房屋6栋，占地753平方米。尔后，又在境内航阜、白鹭渡、大树章家和下陂村等地相继建立分堂，教徒计有1500余人。
东乡县天主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美籍教士光一幸传入，在县城北门买地构筑教堂一座，有房屋4栋，计25间，总面职为550平方米，1946年，县籍陈惠民神甫接任教务，并开始在乡村进行传教活动，解放前夕，教徒发展至2000余人。
金溪县天主教约清后期传人，境内分别在县城、许湾、琉璃建天主堂三座，计有教徒288人。
抚州天主教圣约瑟大教堂，座落于原临川县城（现抚州市）东门外灵芝山路东端，为抚州教区主教总堂。该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建，1918年竣工，历时10年，十字形布局，哥特式结构，占地385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9.5 平方米，钟楼高达28.4米，其规模之大，名列全国第3，为全国重点教堂之一。
就在天主教传入我区约两个半世纪之后，基督教的另一教派——新教中的卫理公会和内地会开始传入我区各地。先后有德、捷克、瑞士等国牧师来区内传教。他们在我区城乡建教堂，办学校，设医院，发展教徒。从1860年新教传入抚州至1948年底约90年的时间里卫理公会和内地会共建教堂10余座，拥有教徒1000余人。与天主教相比，新教传入时间既晚，规模和教徒人数亦大不如前。
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形态，基督教在本区域传播的总体特点是：时间短，发展快，教徒多，流布广，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从平原广漠，到深山老林，都有基督教的活动和行踪。这一状况，与我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态势，是相一致的。
基督教在我区传播的历史过程中，普遍重视建医院，办学校，设立各种慈善机构。南城县天主堂，1929年创办了启迪小学、圣路加医院、孤老残废院各一所①。抚州天主堂于民国初，举办“震华小学”、“育婴堂”，1930年举办教会诊所，1934年举办“德化小学”，“真光中学”。其他各地的教会组织，均程度不同的在医疗、教育和社会救济方面兴办了一些设施。这在客观社会效果上，适直了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前进的潮流，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进步不无积极意义。
但是，在19、20世纪之交，积弱的中国正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这些活动在很长的时期内是处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理所当然遭到我区人民的反对。从1616年至1948年300余年的时间，在临川区域范围内，抗教浪潮波澜迭起，拒教、反教事件连连发生，表现了临川区域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