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仍，人民不断南迁。他们把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到了南方，使江南的农业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富有“粮仓”之称的临川，更是农桑发达。这就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其他条件。唐宋以来，临川区域的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陶瓷业方面，有隋末唐初江南著名古窑临川县白浒窑，有专烧青瓷和白瓷的宋代江西瓷器重要产地南丰县白舍窑。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方面，临川县上幕镇（今属金溪县）与战坪（今展坪）、温泉铜山，东乡县小璜等地，唐宋时期即开采冶炼金、银、铜、铁。纺织业方面，唐宋时抚州的葛布为“贡品”，“莲花纱”为当时官员最喜欢的夏天衣料，宜黄的夏布更闻名省内外。明代乐安县人民制造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纺纱工具——“五锥纺车”（即一车装五锭，每纺出五纱），受到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赞许。造纸业方面，唐时临川的滑薄纸，宋代抚州的茶杉纸、牛舌纸，都是极享盛名的纸品。宋人印刷书册喜欢用抚州产的捭纸，以致金溪浒湾的刻书业和刻书技术也声名远播。食品业方面，唐时即酿造出驰名中外的南城麻姑酒，1915年曾获南洋国际赛酒会银牌奖；金溪浒湾的龙须面，曾被清代选为宫廷御品，誉为“龙须贡面”；藕丝糖也是金溪的特产，有歌谣唱道：“浒湾油面进汴梁，方河米粉去湖广，黄通冬笋满省跑，四海闻名藕丝糖。”可见，古临川无论在手工业门类，还是在制作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陶瓷业、矿冶业和夏布业。
  一、陶瓷业从临川县营门里战国遗址出土的陶猪，我们可以知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古临川人就会利用陶土造型。但真正制瓷业开始是在隋唐时期，临川县红桥镇白浒窑出土的众多陶瓷器皿和残片说明了这一点。白浒窑虽然不是规模特大的唐窑，但其窑址延绵达五里之广袤，废址上遗物很多，譬如一甲村废窑址，今尚存孤立的馒头形土堆四个，高达7—10公尺，径达40—50公尺，窑场设施比以前更有改进。白浒窑所选窑泥色不白净，质不纯赋，其陶洗、练捣亦不很精细。因此，所制瓷器胎骨较粗糙，胎泥中的杂质导致部分器壁隆鼓，凸起气泡或釉层剥脱。比起选料精细，体薄色润的景德镇窑和吉州窑要差一筹。能与他们做竞争对手的要算南丰县白舍窑。
  白舍窑位于南丰县的白舍镇。是宋元时期江西省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瓷窑之一。与景德镇窑、吉安的吉州窑、赣州的七里镇窑享誉全国。
  两宋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瓷器提出了新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要满足皇室贵族、宦官富豪们装点居室和玩赏收藏的需要，茶楼酒肆也都以器皿清洁为优势，同时又是重要的外贸物产。因此，制瓷业的新工艺得到发展。白舍窑就以产白瓷和影青瓷而著名。
  1．窑场设施规模庞大，设备齐全。白舍窑处于白舍镇前绵延的红土山岗上，以瓦子山为中心向东西方向伸展，横纵延伸3华里，形状像一条条青龙沉卧在碧绿的山坡中，颇为壮观，因而，民间俗称“龙窑”。《南丰县志·古迹》记载：“南丰宋时置官监选瓷器，窑数十处，望之如山。”从现存的古瓷窑遗址上遍布的瓷片、窑具、垫饼、垫圈、垫柱、匣钵、炭灰残渣等混合物以及窑体之间，遗存零星的小池塘来看，窑场布局合理，构筑考究，设备齐全，工序分明。
  2．原料就地取材。尽力选取纯净细腻色白的瓷土，大多数器皿胎土陶得细净纯白，一度成为景德镇窑的竞争对手。白舍窑场资源丰富，生产的青白瓷别具一格，瓷胎薄质地细润，白瓷洁白坚滑，影青釉色闪光耀目。器皿中青白瓷釉色莹光润泽，介于青、白两者之间，在素白青色淡雅色釉中，泛出一种逗人喜爱的色彩，人称这种青白瓷为影青瓷。白瓷产品大部分偏白，洁白无瑕，白色色泽中略透露出浅淡黄色泽，与景德镇窑产品偏青略有不同，各显地方特色，比同期的吉安永和窑产品好得多，为群众所喜爱。据《陶记略》记载：“南丰窑对景德镇的市场均有所夺”。
  3．生产规模、制造技术和工艺艺术达到了较高水平。据方志载，白舍窑相传宋设“御窑”。“宋时置官监选瓷器，集中了不少能工巧匠，专门生产‘供上用’的瓷器，制瓷精良”。此种“御窑”在当时具有“民窑官用”的性质。从窑包中遗存出土完整的器皿来观察，产品品种多式多样，造型精致，胎质细腻，釉色晶莹，装饰华丽古朴，图案丰富。在工艺方面既有传统风格，又富于创新，别开生面，尤其采用传统的尖削器梳篦划花装饰技巧绘出的花朵、山水、人物图象，形态栩栩如生，线条流畅生动，在器物口沿上施褐釉一周的装饰也很别致，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如酒壶注子是南丰白舍窑的独特产品。酒壶注子置于六棱分格形深腹注碗中，碗壁外部饰划莲瓣纹，盖塑苞形纽，高把曲流，瓜圆鼓腹，与注碗巧妙配套使用，既是生活实用品，又是摆设的工艺品。使用时，将热水倒入注碗中，酒壶注子内装美酒即被温热，是冬季取暖用酒的上品。
  4．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宋代江南的窑炉都是斜坡式“龙窑”，这是为了“除流水湿滋之患，而火气又循级透上”①。南丰白舍窑现存的“龙窑”遗迹长度在25—35米之间，倾斜度一般在20度上下，窑门多朝西、北二向。其产品的装烧，均就地取材，充分利用陶制匣钵，以仰烧为主，也有支圈覆烧，一般采用薄而扁垫饼、垫圈、垫柱烧制，窑具充分利用泥饼或泥条筑迭而成，足见装烧技术已很成熟。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上历代战乱，白舍制瓷业逐渐衰落，成为历史遗迹。
  二、矿冶业临川区域矿冶业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唐书·地理志》：“信州上饶有金、抚州临川有金、虔州雩都有金。”到了两宋时期，采矿冶炼技术和精巧的金属品制作技术都得充分的发展。抚州、南丰都是当时采炼金银和产铜基地。《临川志·物产》载：“宋乾道间，城西（今临川县展坪乡）产铜，后无额废”。南丰大圣舍利塔地宫中出土的金、银、铜等器物精美细致，金棺、银桶、金佛像、银佛像、银塔等金银器的制作都采用了錾、雕、铆、鎏金等工艺，造型也别具匠心，是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具体表现。
  至今冶炼遗址犹在的是金溪县上幕镇。据清代《临川县志》载，唐代宝历年间(825—827)，唐敬宗曾下令在临川县上幕镇（今金溪县）东二里白面坞与银山金窟上为皇室铸造银床而开采银矿，后因亏损太大，民工逃亡，曾一度罢冶。不久又重新开始冶炼。今有矿洞遗址8处，多呈斜形浅井；炉基26座，呈弧形，用耐火砖砌成，直径约2.5米。冶炼场遗址的炉渣经化验，其含银量与现代冶炼炉渣的含银量相差无几，这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已接近现代水平。冶炼金属，尤其是冶炼贵重金属是一种复杂的科学技术。
  根据有关资料综合，金溪上幕银矿是这样采炼的： 自然界中银的含量不多，而且含银的辉银矿(Ag2S)往往与方铅矿(PbS)共生。我国古代的银大部分是从含银的粗铅中提炼出来的，即以方铅矿与辉银矿的共生矿石，先炼成粗铅，再提炼出银。唐司空图《诗品》中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话，说明唐代的银是由粗铅中提取的。有关银矿的采冶方法，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二中有段较详细的记载：“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锻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这段记载概要地叙述了找矿、采矿、选矿和炼银的全部工艺过程。由于铅与银能互相溶解，故在炼时要“入铅”，即加入金属铅使在冶炼中能有足够的铅把矿石中的银全部携出，待铅银混合物与渣滓分离后，继续冶炼铅银合金使铅氧化而析出银来。这种炼银方法叫“吹灰法”，金溪上幕银矿所使用的方法大致就是这样的工艺过程。吹灰法的使用提高了银的白纯度和回收率，是古代比较先进的冶炼方法。
  三、夏布业临川区域的夏布业，主要是宜黄县的夏布。有材料记载：“宜黄境内四面多山，县城如一溢地，产竺麻甚盛，所制夏布与万载齐名，行销极广。”① 夏布又名苎布，是用苎麻为原料织成的，生产工序复杂。先是将砍下来的苎麻捋去麻叶，剥皮去杆，即放在水市浸泡，不能让太阳晒。浸泡在水中的麻皮，还要刮去青皮层，露出白里带黄的纤维，这叫“粗麻”。“粗麻”要经过漂、晒两道工序，成为“精麻，，才用来捻纱、入扣，织成夏布。夏布织成后，还要经过漂布这一工序，反复漂晒，直到夏布变得精细洁白，才能印染打碾，贴好商标，打包上捆出售。
  宜黄的夏布业自宋代开始生产，到明代以后日趋发展。宜黄夏布的主要产地是离县城30华里的棠阴镇。《棠阴镇志》记载：“江西的著名特产，宜黄、万载的夏布是江西的二大珠宝，而宜黄的夏布实出自棠阴。”棠阴“常为宜黄夏布出产之中心，昔极繁盛。”棠阴夏布业的繁荣，主要是棠阴处于丘陵地带，山势平缓，雨量充沛，给发展苎麻的生产带来了有利条件，最高年产量曾达数万斤。再者，棠阴依傍宜水，宜水清澈见底，水底为皎洁的卵石，含硫磺等矿物质，每斤水要比一般水重两钱，尤宜于夏布的漂白。凡经宜水漂出的夏布特别洁白纤细，光滑柔软，深受人们的喜爱，使宜水成为漂染夏布的天然场所。这不仅刺激了本镇夏布业的发展，而且吸引了远近各县乡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携夏布来棠阴加工。据《棠阴镇志》记载：“邻乡神冈、党口、黄陂，邻县如乐安、宁都、南城等地的夏布均运来棠阴漂染、打碾、打卷、装笼，然后贴上标鉴，运往各地贩卖，外省如湖南浏阳的夏布亦运至此。”每年端午节过后，棠阴宜水西岸沙石滩上，从渣浦到索湖村，全长约16华里的河滩上，全铺满了漂晒的夏布，蔚为壮观。棠阴成为夏布业生产和加工的中心。《清续文献通考》载：“宜黄县年产夏布约十三四万匹”。足见夏布业之发达。
  夏布业的发展推动了棠阴镇经济的繁荣。棠阴镇上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居民从事夏布业生产，真是园园植竺麻，家家忙捻纱，户户响机车。每年7月庙会，是棠阴夏布销售的高潮，十里河埠，商贾云集，挤满了各地来的客户，棠阴镇异常繁荣。当地人至今仍流传“小小宜黄县，大大棠阴镇”的说法。
  宜黄夏布生产，几乎全靠手工操作，耗工大，产量低，加上幅窄，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大量洋纱洋布涌入中国市场，宜黄夏布渐渐湮没无闻。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 ① 《江西旧抚州府属田赋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