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我国劳动人民在印刷术上的发明，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印刷术主要有雕版（木刻）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其中木板雕印是我国古代图书印刷的主要形式。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始于唐，到了宋代，已经极为昌盛，刻书地点遍布全国各地，刻书的主要中心地区有五处：即汴梁、浙江、四川、福建、江西。南宋时期，江西地区特别是吉安和抚州，官私刻书成为风气。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有《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①。临川区域印刷业主要以金溪浒湾的木刻印刷为中心。
  抚州金溪浒湾镇曾以木刻印书盛极一时而闻名。《江西省地理志》载：“金溪浒湾男女皆能刻字，所有江西全省读本，经书小说皆由此出版，名曰江西版。”抚州俗语“临川才子金溪书”就是称誉金溪浒湾木刻印书之盛。
  金溪县浒湾镇，古名金冠里，位于古金临驿道的中段，距金溪、抚州各约20余公里。它东枕疏山，西走灵谷，前濒抚河，后通驿道，交通十分便利，给旧时的浒湾木刻印书业的繁荣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印书业的发达，也相应地刺激了本地商业、交通的繁盛。驿道上车马往复，抚河里棹歌声声。运来制版的木料、印书的纸张、匠人的工具及生活之必需品；运走盈车盈船、装订一新的各种木刻印书。
  浒湾木刻印书，始于明，盛于清，鼎盛时期则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此时，凡经、史、子、集类书，在这里都能刻版刊行。随着木刻印书的兴起，在浒湾的一些街巷中，先后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铺栈、书店、作坊。为了便于藏书、搁板、印刷、经售，这些作坊、铺栈的建筑样式大同小异，均作纵深式加隔楼，高瓴格式，年深日久，就发展形成一种固定的街道格局——前、后书铺街。
  前、后书铺街街口有座拱型门，用麻石砌成，门上嵌有“籍著中华”横方匾额。门前数十步是用石柱石板咬接为栏的“洗墨池”，面积半亩有余，源头导以活水，当年是作灌洗木刻印版之用，故池水常年墨黑。池旁，有乾隆壬寅年(1782)立的高2米、宽1米并镌有如斗方大小的“聚墨”二字的石碑，碑的上部，横刻着“流芳百世”四字。池畔，是直通金临驿道的大路。进拱型门三四十步，是前书铺街与后书铺街相贯通的灞陵桥巷交会处，此处有一方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立的“严禁淫词小说”禁书碑。碑高约1.3米，宽约2米，上面列举的禁书约200种。如《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牡丹亭》、《今古奇观》、《笑林广记》等。
  后书铺街街口亦设一石拱门，上面是嵌着道光癸卯年(1843)合坊鼎建的“藻丽骶秽四字石匾一方。前后书铺街的另一街口均与浒湾大街相连接。
  前、后书铺街相向平行，两街的铺栈、书店、作坊大都首尾衔接，曲径相通。大门门面开在前书铺街的，其后门则开在后书铺街；而大门开在后书铺街的，其后门就一定开在前书铺街。这样不仅来往方便，而且加强了业务联系和信息的沟通。
  浒湾的木刻印书工艺流程分为刻板、印刷和装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刻板。 就是用写好的薄纸书稿贴在木板上面，再刻成反文的书版。书版每块刻两面，每面印成对折后变做2页，用来刻版的木料多用梨树，兼用樟荷，字体普遍采用宋体，特殊的才用隶、篆、行、草等体。如加朱批和圈点，则另刻套版。对于谱谍等类，则另刻活字检用。刻字的工具分枝凿、干凿、脚凿数种。干凿分宽狭多种，用于削坯子；脚凿用于打线格；枝凿用于刻字。刻字技术分出门与归身两种。出门刀用于刻木料的直痕，归身刀用于刻木料的横痕。运刀方法又分横刀与侧刀，运刀一般从右至左，但一个字的每一部分的分刻有时又需要从左至右，并不拘泥，以匠人能够得心应手为度。以刻“永”字为例，先将“永”字反贴于木板，后将它横铺运用横刀，再将它直铺运用侧刀，最后将它倒铺，运用取字刀，挖出木屑或字。如遇木料有节，应将全部挖出，另补入木料，遇到刻有破坏的字划，亦应挖出，其破坏部分另补木料拼刻。
  第二阶段，印刷。将木刻板本放案面，版四角用纸层垫稳，版的前面放着裁好的印书纸，并用木条压住，版的右边则放置墨缸、棕刷、棕把子等。先以棕刷蘸墨汁擦上版面，后将印纸铺在版面上，右手握棕把子在纸背按刷，印纸着墨后即为书页。书页从印版揭开，放在版的左方，积叠成堆后移开，进入装订工序。每印刷一张，须蘸墨一次。用来印书的纸张，一般采用本地生产的毛八纸，低级的用资溪生产的京丹纸，特等的用福建生产的连四纸。印谱谍，则使用广信陈坊生产的谍纸。印封面，则多采用染色的优质纸张。印刷用的油墨，是用乡村烧松树所熏成的烟渣制成。
  第三阶段，装订。有四道工序。先是折页，将印页从中缝向外折射，常用的折页方法有提折和柯折两种。提折是用两手从中缝提起捺折，柯折是在书桌上按中缝对折。次为配页，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以书页平铺在桌面上按顺序排配，这叫走配。把书页摊开如扇形，逐页理齐，称为撒齐。也有竖针为栏，把书页逐页与针碰齐，称为碰针。书页理齐后，逐本先打两个洞眼，用纸捻穿牢，然后配上前后封面，最后打洞穿线订固。线用双条，往返穿孔，连环贯串，一般书籍用棉线或麻线，精致的书籍则用丝线，纸捻衬封面掩盖后，不复显露。订眼通常是4个，为防止书角翘起，有时在上下各加一眼，合为6个，还有在两角再加一眼的，称为八针眼订。精致的书常在书背上下两角用绢或绫包裹，称为包角，兼有护角和装饰的作用。
  旧时在浒湾经营书店、铺栈业务的老板，既有商人，也有出身于书香世家和科场落第文人，他们对书籍有着特殊的嗜癖。比较著名的有： 谷祥四，金溪县琉璃坪塘人。《谷氏宗谱》载：明末崇祯元年(1628)，有谷祥四者，河南新乡人，迁居浒湾开书铺，后又在琉璃附近的坪塘定居，遂为坪塘谷氏的始祖。
  赵肖庵，世居浒湾，平生乐于著述，为便于付梓行世起见，则筑《红杏山房》精舍，所刻版本有《太平寰宇记》、《廿四史三表》、《历代名臣奏议选》、《武侯全书》、《史记菁华录》、《抚州五贤名集》、《陆象山全集》、《史文忠公集》、《杜晦堂稿》、《刘藏山人谱》、《西沱蠢愚录》、《汤文正公集》及篇幅最长的《佩文韵府》等。
  张锦初，金溪合市联桥村落第文人。其先人道光年间(1821— 1850)开设《文奎堂》，以印《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唐诗》、《千家诗》、《声律启蒙》等书为主，所印书籍，畅销各地，并在安庆、芜湖设有分店。张锦初卒后，其子张少亭继承印书业，至清末民初衰落。
  余钟祥，金溪双塘竹桥村贡生，与弟朝议大夫余致祥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开设《余大文堂》。在“文化大革命”前，竹桥村镇川公祠尚有《余大文堂》所刻的《十三经不二字》书版全套。余致祥后裔在左源村大屋书院还存有《余大文堂》刊刻的木版书六十橱。在《余大文堂》刻书房的廊柱上至今还保留着三幅表示木刻印书业特点的对联： 琅函宝籍微时瑞； 玉检金泥广国华。
  宋艳班香开绮丽； 韩潮苏海溯渊源。
  雨粟以来多著述； 结绳而后有文章。
  王家荣，东乡上池王家人。其祖父建《两仪堂》刻书房，同时在吉安、南京设有《两仪堂》分店，早在清乾隆五十七年 1792)就刊刻了《汉魏丛书》。
  谢甘盘，浒湾较有名气的学者，也是浒湾文人中的后起之秀，对书籍有着特殊嗜癖，筑有《旧学山房》精舍，广为搜集旧刻书籍重新刻版印刷以自娱。
  随着木刻印书业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工艺技术较高的人才，也不断地吸收了外省来此谋生的刻字、印书匠人。他们相互交流经验，技术日益精湛。据记载，技术高的刻字匠人，每天可刻180至200个字（圈3个，点5个各抵1字），可获360至 400枚铜钱；技术熟练的印刷工人，每小时能印220— 240页。
  在浒湾木刻印书的鼎盛时期，光刻字匠人就有六、七百之多，加上印刷工人，总数在千人以上。故旧版的《词源》及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地理课本《江西省》一篇中和“浒湾”条目下，都有浒湾男女善于刻字的记载。
  浒湾的木刻印书，至清同治年间开始衰落，民国初年，随着铅字排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石印业等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古老的雕版印刷术逐渐被淘汰。前、后书铺街亦萧条冷落。原留下盈架充栋的木刻版，因长期滞留板架不用而遭霉烂、虫噬、鼠咬， 以至残损。1942年，日本侵略军进扰浒湾，纵火焚毁，使浒湾四分之三的店铺变成焦土，木刻书籍和木刻版也遭到践踏，几乎殆尽。解放以后，留下的木刻版本来已属凤毛麟角，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已是荡然无存，唯遗“前后书铺街”旧址。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宋代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它既能节省费用，又能缩短时间，非常经济和方便，这一创举对世界的影响十分深远。活字印刷术的技术也很快地在临川区域传播开来。19世纪初，在抚州宜黄就有人用泥活字印书。
  临川区域印刷业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它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除了刻印儒家经籍外，又遍刻史书、医书、子书、名家诗文集和儿童启蒙读物等，对活跃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促进临川文化的发展以及传播临川文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金溪浒湾印书业为例，私人刻书铺栈、作坊是其印刷业的主体。由于木刻印书业的发展，浒湾的经营铺栈书店业务曾一度繁荣，其中较大的有《两仪堂》、《余大文堂》、《世德堂》、《文奎堂》、《文林堂》、《善成堂》、《可久堂》、《红杏山房》、《旧学山房》等，有的书坊主人把刻书当作终身事业，甚至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这些铺栈作坊里，所刻印的书籍范围广泛，种类繁多，除了如前所举的《太平寰宇记》、《廿四史三表》、《史记菁华录》、《陆象山全集》、《四书》、《诗经》、《易经》、《春秋》、《左传》、《汉魏丛书》、《王荆公年谱考略》、《小儿推拿秘旨》、《红炉点雪》等文史医各类重要文献著述之外，吴澄、吴康齐、吴悌、陈明水、蔡上翔等学者的著述都是从这里付梓行世的，其中《陆象山全集》、《王荆公年谱考略》、《小儿推拿秘旨》、《红炉点雪》等著述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还有《旧学山房》精舍老板谢甘盘，广为搜集旧刻书籍，重新刻制木版印刷。这些书籍的刻印和销售，既有利于本地人们学习和了解优秀的中国民族文化，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临川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木刻印书之盛是“临川自古多才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面，这也有利于临川著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使抚州诸贤的著述能刻印成册刊行于世，广为流传。
  尤其是这些刻书铺栈作坊并不局限在本地销售，而是把市场扩展到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特别是地处长江中下游水路交通畅达的口岸，如南昌、九江、芜湖、安庆等均设有分号分店，南京有金东书寓，长沙有三让书屋，北京有新旧金溪会馆等筝。这些木刻印书就是这样通过多种渠道，远销全国各地，影啊很大，故有“籍著中华”、“藻丽邯姥”之誉。
  总之，临川区域木刻印书业的发展繁荣了临川文化，推动了临川与全省、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通过这种印书媒介，给临川区域人们传递了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也将临川文化送出本地，传扬天下。古临川的印刷业不失为中国古代印刷业花园中的一簇鲜花。

① 《中国古籍印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