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古代汉族盛行土葬习俗，并且有着“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因此选择风景秀丽、脉势绵延、避风向阳、视野开阔的地点修造墓地或建造房屋便成了一桩大事，尤其是寻找有利于保存先人尸骸的地穴，更是子孙后代的头等大事。为了寻找藉口鞭策后人替祖先卖力，便制造了一整套迷信理论，扬言阴宅（墓室）和阳宅（房屋）的地理位置直接主宰着家族的兴衰。在这一整套迷信理论的支配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不以谋取一块好地为生平重担。这样，堪舆学这门专一服务于选择阴宅阳宅地理位置和修造时间等内容的理论也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堪舆学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其理论中也有不少地理科学的因素。所以，我们把堪舆学归属于地理学的范畴。
  古临川的堪舆学是发达的，1985年江西临川温泉乡出土的南宋墓中的罗经盘就是个明显的佐证。但在地理学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当推北宋地理学家乐史。
  唐宋时期是我国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时间。在这期间，唐王朝和北宋王朝的大一统把封建经济、文化推向新的高峰。
  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与战乱，唐朝在统一全国以后，首先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于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央统治者深感有掌握全国士地、物产、风俗以及其他情况的必要，于是令各地方政府，普遍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且要求定期奏报中央。中央朝廷则设置了主管地方志的机构和官员，同时规定了地方政府修志的上报制度：“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地理知识应用到行政管理上，也就促进了地方志的繁荣。为了维护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还亲自主持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其目的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全志以当时1 0道、47方镇为纲领，记录了政区范围内的沿革、户口、贡赋、物产、山川形势、水利、古迹等内容。
  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北宋王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首要任务亦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宋袭唐制。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唐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隋唐以来的图经到了宋代已向地方志过渡，并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格式和体裁。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是全国总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人。初仕南唐，入宋后为平原主簿，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为临川区域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历任著作郎、直史馆、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陵州、舒州、黄州、商州等地知州，晚年定居洛阳，终年78岁。他是一位地理学家、文学家。他学识渊博，“平生雅好著述”。一生著作甚多。可惜，他的这些著作后来大都失传，只有《太平寰宇记》和《广卓异记》等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中最享声誉的就是他的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系北宋地理总志，始撰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故取太平兴国年号首二字命名。全书共有200卷。不仅大量地记叙了中国的情况，而且还记叙了外域的许多情况，是现存最重要而又详尽的地理总志之一。
  《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全国性的地理方志名著，全书突出“太平”、“寰宇”两个主要内容，它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①致力于统一太平。他编写这部书动机是颂扬宋朝的统治，企图促进祖国大统一，人民过着太平生活。他认为自己“职居馆殿，志在坤舆”，应该写出这本书，让宋朝最高统治者了解“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改守利害，沿袭根源”，“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为此目的，乐史在写作过程中，力求创新体例，汲取前人成果，不囿于以前的旧志。
  ②着眼于全国“寰宇”。他在编写这部书时，着眼于祖国大地，内容包括全“寰宇”。当时宋朝的路级区划还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他便以唐朝的道为依据，起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周于海外，既叙述宋朝现管的州县，也叙述汉、唐盛时所治理过的全部地区。为了全面正确地反映出各地的情况，乐史对每一州县的沿革变化，尤其是对唐末五代以来，郡国割据，更名易地朝三暮四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整理更正，详细记述了各地的方域，山川、风俗、胜迹、物产、户口、人物、艺文等等内容，使该书成为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理著作，比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故其书名为 《太平寰宇记》。
  ③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他博采群书，进行了考证分析，征引著作达二百多种。。史料价值很高。《四库全书》的编者在《太平寰宇记》的“提要”中写道：“采摭繁富，帷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这个评价，符合实际，非常正确。
  由于该书具有以上优点，故此书一出，九百年来不断翻刻印行，确是“传之久而必不能废矣！”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称赞说：“有宋一代志兴地者，当以乐氏为巨擘。”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乐史在编撰地理总志时怀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太平寰宇记》编写时，幽、蓟十六州早已被后晋的石敬塘出卖给了契丹。为了激励人民恢复失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在书中详尽记述了当时已不属北宋版图的幽、蓟十六州，以“志未尝忘山前后也。”对此，历代史地学家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
  我国地方志导源于《禹贡》、《山海经》，此后虽有不少著作，但真正具备地方志书的完整体例，成为后世志书的定型者，则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该书问世后，地方志的体例大变，后世编撰地理总志所采取的体例，多以此书为依据。各地撰修方志蔚然成风。《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大。
  如果说乐史的地理总志以文为主，开创了史传派地方志的先河，那么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则在绘制图经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人。他是信州龙虎山的张真人的道徒。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大德三年(1299)，他到大都 （今北京市）协助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奉命代天子祭祀名女川，周游了今河北、山西、山东、莎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与此同时，中朝大夫还交给他编绘地图的任务：“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①这一任务与朱思本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想法正合。从此，他得到依靠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查阅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的便利，同时又亲自进行察访，“往往讯遗黎，寻古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 朱思本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据他的《自序》可看出，《舆地图》以实地考察的地区为主体，凡是不熟悉的地方，概不轻易画在图上。所以，他的材料是很真实的，不仅有官方提供的资料，而且有讯访当地父老、进行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利用前代地图的成果，最后以计里划方之法绘出了全国性的《舆地图》。其绘制方法是，先作出各地的分图，然后拼合成长宽各七尺的大图，精确程度超过前人，在我国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人们评价说：“其足迹之广，目验之多，自属突胜前人。” 朱思本的《舆地图》是科学总结与实地调查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他一生中精力荟萃之作，是他“平生之志”、“十年之力”的结晶。朱思本曾将此图刻于江西龙虎山的三华院。《舆地图》作为元、明两代地图的祖本，支配了中国地图二百多年。可惜由于地图太大，不便刻成书本式样，清康熙年间就散失了。幸好明代地理学家吉水人罗洪先(1504—1564)在此基础上加以增广，分幅绘制，成为我国当时一部大地图集，故称为《广舆图》，把我国地理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罗洪先的《广舆图》自序云：“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如一，莫之能易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 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咸具副纸，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并说：“按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方，易以编简。”所以，今天我们仍可在《广舆图》上看到《舆地图》的面貌。
  我们的先人在谈到“地理”时，往往喜欢把它和“天文”联系起来，一并称为“天文地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配属于地上的州国，让它们互相对应。《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尽管古人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但它对确定地域的方位以及气候季节等是有其科学成分的。
  在我国古代，占星术是天文学的一大内容，人们通过观测天象来推断社会事件的发生和人间的变化。元明清的史料中，记载临川精通占星术的人是不少的。如明代临川人吴英：“通天文星数之学， ……以天文累官太常少卿”。清代临川人张神峰，精星学，“著《辟谬》一书，海内星平家皆宗之”，清代临川人杨天爵，“精历法，作《七政台历法》，谈星平者悉用之”。可见，古临川以星学为主的天文学是很发达的，而且影响颇大。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揭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揭暄(1613— 1695)，字子宣，号丰斋，广昌县人。揭暄自幼聪敏好学，一览成诵，博闻强志。清兵南下时，曾随父举义兵抗清，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兵败，归乡隐居，潜心治学，执椽著述。
  《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是凝聚揭暄毕生心血的不朽之作。为了精察宇宙间的奥秘，辨明有无九重天的疑义，他博览群书，考据精核，白天运筹推步，夜晚仰观星象，整个心思无时不在日月星辰之间遨游神驰。经过50多个寒暑的观察、探讨，终于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康熙二十八年(1684)写成这部著名的天文学著作。
  《璇玑遗述》全书共10卷，数万言，皆耳濡目染之事，身体力行之言，立论新颖，内容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有力地否定了道教宣扬的所谓天有九重的说法。揭暄指出：“天不必九重也，日月星辰丽于其位，如山之宿石，或在巅，或在麓，威在其半；如人有口、目、脐、肾，虽有高下，实其一体，星之外行，如人身百脉。”“天之不落气象者为大虚空，谓之上天，故无声无实，落于气象者则有体有用。”文章譬证简绝， 质测旁微。揭暄曾将此书就正于浮山大师方以智和著名天文学家宣城梅文鼎，方审阅后说：“读此一过，快何如之。”认为揭暄的论述，“确然决千古之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辄出泰西诸儒之上”。梅文鼎在读了《璇玑遗述》初稿后，摘其精语集成1卷，名曰《璇玑尺解》，穰其“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实为古今所未发”。揭暄尝与天文学家方中通商讨过“论难日轮大小，以及古今岁差之不同”等玄穹垂象，且编成专著，名曰《揭方问答》。方中通称赞揭暄是个“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伸中土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的千古奇人。由此可见揭暄在天文学上的卓越成就是超过前人的。
  揭暄一生写作辛勤，著述丰富，实属罕见。除《璇玑遗述》外，还著有《揭子兵经》、《揭子战书》、《揭子昊书》、《射书》、《星书》、《道书》、《周易得天解》等17种。他不仅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数学家，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