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制造工具就需要技术，因此，科学技术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样久远。可以说，从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起，科学技术就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抚州市的磨盘山、雷劈石，临川县的红桥镇、青泥，崇仁县的巴山镇，广昌县的赤溪（水）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我们可以知道，早在五千年前，人类就开始在古临川区域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劳作斗争。他们发明了生产、狩猎和割肉剥皮用的石斧、石刀、石矛、石锛、纺轮，还制作了陶刀、陶罐、陶碗、陶尊、陶碟等，诞生了原始的科学技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唐宋以来，古临川人民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先后于公元581—618年在崇仁河上游支流西宁水上筑坝，开渠引水灌田，兴建了抚州最早的水利工程——“宝水渠”；公元760年在抚河上修筑“华陂”（后更名为“千金陂”），灌田数千顷。他们还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耕作技术水平，精耕细作。南宋学者陆九渊家里采用深挖速翻法，特制一种长柄锄进行深耕。结果田脚加深，旱年不旱，禾苗粗壮，每穗多者200余粒（金溪境内至今仍操此锄）。这一切都使临川区域农桑发达， 物阜粮丰。除少数灾年外，粮食一直自给有余，享有“赣抚粮仓”的誉称。丰衣足食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推动了古临川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在医学、地理学和手工业技术方面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第一节医学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发明医药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国医药学体系和其它学科一样，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形成，而且延续了二千余年，至今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体系特色。这个体系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生理、病理学，以“四诊”（望、闻、问、切）进行诊断；以“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辨症施治的治疗学；以“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甘、苦、辛、咸）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和认“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的配伍方剂学；以经络、腧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学；以及推拿术、气功、导引等治疗方法，内容极其丰富，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各方面贯串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个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中，临川的医学家们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以自己医疗实践和论著，丰富和充实了这一宝库。
宋元以来，临川的医学发展很快，达到了空前的令人为之惊叹的成就，其主要标志是医家辈出，灿若群星。自宋至清，载入各类方志与典籍的临川名医就有百余人。他们大多都有著述传世。从其地域分布来看，他们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盱江和抚河流域的南丰、南城、金溪和临川等县人氏，形成了一个医家群体。因此有人把盱江称为“江西医学之乡”。再从其影响来看，江西历史上有十大名医，临川就有七家。他们是： 陈自明(1190—1270)，临川人，南宋著名医学家。
危亦林(1277—1347)，南丰人，元代著名的骨伤学家。
龚廷贤(1522—1619)， 金溪人，明代医学家，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皆精通。因医好鲁王爱妃的臌胀瘤，获得万历皇帝钦赐双龙“医林状元”匾额。著述有《万病回春》、《寿世保元》、《小儿推拿秘旨》等。
李梃（生卒不详、大约生活在16世纪），南丰人，明代名医，行医于赣闽之间， 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医学入门》一书，是他的巨著，刊于公元1575年，至今仍为学习中医必读之书。此书早就流传到国外，日本的松下见林曾于公元1668年为其加注，抽刻单行，供初学医者参考。又据《大南会典》一书记载：有明代中医书《医学入门》等书传入越南、日本。
龚居中（明万历、崇祯年间人），金溪人，精内、外、妇、幼各科，尤擅治疗“痨瘵”，著有《红炉点雪》、《福寿丹书》、《小儿痘疹医镜》等，尤以《红炉点雪》一书对后世影响甚大。
黄宫绣（1730—1817），宜黄人，清代名医。所著《脉理求真》、《本草求真》等书，受到后世医家的推重。
谢星焕(1791—1857)，南城人，清代医学家。学问渊博，医理深邃，尤精于脉诊，凭脉辨症，吉凶立判，行医四十余年，治愈者无数。著有《得心集》行世。
七人中最负盛名的是陈自明和危亦林。
陈自明，字良甫。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尤擅妇科，是我国医学史上杰出的妇产科医学家。他的名著《妇人大全良方》，成书于嘉熙元年(1237)，为现存最早、内容完整的妇产科专著。全书共24卷，260余论。分为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及产后等八门。介绍了横产、倒产、碍产、盘肠产、偏产等难产现象的助产办法，科学地指出不劳动是酿成难产的原因之一。他还指出妇女不育的原因不全在女方。更为可贵的是陈自明的理论反对早婚早育，提倡男子三十而娶。该书号称“妇科证治，详悉无遗”，誉为“中国妇科奠基之作。”陈自明的妇科理论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为同代和后代的医家们所采用，直至今天仍焕发着光芒。
危亦林，字达斋。元代著名的医学家，对内、妇、儿、眼、骨、口腔等科均有研究，尤擅长骨伤科，是我国古代骨伤科代表人物之一。危氏因见古代医方浩如烟海，难于检索应用，遂参考元代医学13科目，将古代医方和家传五世的经验方剂分门整理，前后历时1 0年，编成《世医得效方》一书。全书19卷，50万言，经江西医学提举送太医院审阅，并于元惠宗至正五年(1345)刊行，流传于世。该书保存了大量古方及家传有效方剂，特别在正骨科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对于骨折和关节脱臼的治疗方法与现代骨科学所阐述的原理基本相近。如对骨折、脱臼的整复，主张用乌头、蔓陀罗先行麻醉，创造性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等。危氏在《世医得效方》中说：“骨节损折，肘臂腰膝出臼蹉跌，须用整顿归元，先用麻药与服，使不知痛，然后可用手。”又说：“凡坐脊骨，不可用于整复，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未直则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然后用大桑皮一片，放在背皮上，杉树皮两、三片，放在桑皮上，用软物缠夹定，莫令屈，用药治之。”这种正骨复位法，比现代英国医学家达维氏于1927年才开始用此法，要早六百余年。危氏使用蔓陀罗作为手术麻醉药物应用于临床，也比日本华冈青州氏早450年。①由此可见，古临川的医学成就不仅在江西、中国，乃至全世界郡占一席的地位。
在临川区域的医家中，其中一大类医家是精通歧黄之术， 即精通古典医学巨作《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诊病准确，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这类医生较多，如陈自明、龚廷贤等；另一类医家是精脉理，通过诊脉能辨析病症，立判吉凶，如谢星焕、黄宫绣等；再有一类是精针灸奇技，如元代针灸名医席弘（字宏达，临川人），其医著《席弘赋》被后代医家称赞：“学者潜心宜熟读，席弘治病最名高。”明代针灸名医胡朝风（字来仪，金溪人），凡民间沉疴痼疾，瘫痪风痹等疑难杂症，针之即愈。楚王赐他《医国神针》的匾额。此外，临川医家还流行气功疗法，如宋代医家黄彦远（金溪人）通过精研《易》理而著《运气要览》，显然是气功疗法的一帜。
历代临川医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中华医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纵观临川医学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大多数医家出身于中医世家，有良好的家学渊源，扎实的医学功底。陈自明的父祖辈都是临川一带有名望的医师。自明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爱好医学，随父学医。他学习非常认真，经常是书不离手，到了1 4岁，已学完了《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并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和医疗技能。他不仅善于总结父祖辈的医疗实践经验，而且善于把古人的“经典”运用于临床治疗上来。危亦林家族，祖传五世医业，在当时颇有盛名。亦林以祖国医学四大经典为指导思想，集前人百家之长，继承家传秘方及收集民间验方，编写了名闻海内外的《世医得效方》一书。龚廷贤的父亲龚信，系明代名医，精歧黄家言，曾在太医院任职，著《古今医鉴》8卷。该书汇集《内经》以至金元诸家文献，并结合个人经验撰成。廷贤幼年曾攻儒业，后随父学医，除继承家学外，更访贤请教，与名家研讨学术，著作颇丰。可以说，良好的医学家教为古临川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临床问诊，对症下药，成就高超的医术。陈自明因感宋以前妇产科方面的书很少，内容也简略，而且“纲领散漫而无论”，立志对中医妇产科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为了完成这一事业，他出游各地，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不辞劳苦，遍行东南，寻求古训，博采众方。每到一处他就察访名医，搜集有关资料。同时认真研读宋以来所有妇科病的资料，参考当代名医的丰富经验，加上自己的临床实践，审理辨析，归纳总结，历时十余载，终于编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明代名医易大艮（临川人）认为“治病贵先识病性”。他的治病特点是每症以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推究病因及其转变，定方用药，治案层层设问以分析病情、病因、病理变化及处方用药，做到“方必切病，药必对症”。南丰名医李梃特别强调问诊，他在《医学入门》中写道： 试问头身痛不痛，寒热无歇外感明， 掌热口不知食味，内伤饮食劳倦形， 五心烦热兼有咳，人疲阴虚火动情， 除此三件见杂症，如症如痢必有名， 从头至尾须详问，症候参差仔细听。
李氏诊病重在问诊求因，调查研究，一作出正确诊断来为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至今仍有指导临床的意义。
（三）行善积德，济世救人，具有高尚的医德。这是古临川医家皆具的美德，也是临川医学的优良传统。他们平生不慕富贵，以救人为急务，不计报酬之多寡，遇赤贫之家，则免费诊治，甚至慷慨解囊，代付药资。清代骨科医生郭英寿（乐安人）为永丰县罗炳发的虎伤残肢治疗，不仅不取医药费，反资助其家经营生意以维持生计。后知县和教谕闻知，分别赠以“存心济物”和“积善救生”的匾额，以表彰其医术和医德。清道光六年《金溪县志》载，龚廷贤“尝言良医济世，功与良医济世，功与良相等，遂博考古方书，自歧黄以来，莫不穷源竟委。临症设治，复以己意佐验，言人五脏症结之故，决生死，莫不奇中。闲游大梁，方病疫，连梁闾巷，有阖户虫出者，时医循古法，治弗效。廷贤以已意立方，所活无算。”“（明）鲁王妃遘疾，延医弗效，乃嘱贤治之，疾寻瘳，酬千金不受，王刻其《禁方》行世，画其像礼之。”他在《万病回春》一书中对医生的修养提出了十条要求： 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
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贵明，群书当考。
三精脉理，宜分表里，指下既明，沉疴可起。
四识病原，生死敢言，医家至此，始称专门。
五知运气，以明岁序，补泻温凉，按时处治。
六明经络，认病不错，脏腑洞然，令人扁鹊。
七识药性，立方应病，不辨温凉，恐伤性命。
八会炮制，火候详细，太过不及，安危所系。
九莫嫉妒，因人好恶，天理昭然，速当悔悟。
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药施无二。
这十条医家修养的准则（即医德）对今天的医务工作者也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盱江流域医家辈出，也促进了药业的发展，出现了名播赣闽及海外的“建昌邦”中药业。
建昌府治即今之南城县。从宋代开始，南城已有官办的“药局”。在药材销售上，力求纯真道地，在药材加工上，注意遵方炮制，不参己意。这与当时一些“药不及精”，“急于牟利”的市利者截然不同。为此，南城中医药业日趋兴旺。到了明末清初，各地“商邦”、“官邦”大兴建昌药商。为了对付药材水运中的困难，乃以严格的行会规约，精湛的炮制工艺，雄厚的药业资本，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聚而成“邦”，自成体系，谓之“建昌邦”。
“建昌邦”中药业的经营范围，以闽赣两省为主，遍及40余县。闽人称“药不过建昌不行”。清代，南撼县城乡有药店100多家，以至民间有句谚语：“南城，南城，每幢大屋都有吃药饭的人”。可见南城从事药业者之多。
“建昌邦”中药业，分药栈、药房、水药店三种形式，以药栈为主。“建昌邦”编织严密，分工细致，有老板、庄客、师傅、徒弟。庄客负责坐庄联系购销业务，师傅分加工炮制和柜台两组。力加工炮制又分头刀、二刀、三刀。头刀师傅主管全面炮制技术，二刀次一等，三刀为帮衬。分工明确，邦规森严，技术保密，口传心授，不传外籍人，以防技术外流。
“建昌邦”的炮制方法分煨、炒、熏、蒸、妓。有水制（浸漂），火制（煨、炒、爆、烤），水火共制（蒸）、 药制（以药制药）。辅料投放时间、比例、方法与他邦不同，十分讲究浸润、漱腌功夫，故有“切药是徒弟，润药是师傅”之说。炮制工具主要有琢刀、雷公刨、猪肝刀石、硫磺柜、槟榔棒等。琢刀的特点是刀面宽大，刀口线直，力刃锋利省力，外邦人称为“建刀”。由于“建昌邦”积历代经验，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传统炮制技术，所制出来的饮片具有片斜、薄大、色艳、气香、味厚、低毒、效高的特点，在省内外别具一格，久享盛誉。
“建昌邦”中药业繁荣之势，直到民国初年衰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近十年，“建昌邦”药业的传统炮制技术开始振兴。1980年“建昌邦中药传统炮制技术”列为省、地、县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第二节 《太平寰宇记》和天文地理学古代汉族盛行土葬习俗，并且有着“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因此选择风景秀丽、脉势绵延、避风向阳、视野开阔的地点修造墓地或建造房屋便成了一桩大事，尤其是寻找有利于保存先人尸骸的地穴，更是子孙后代的头等大事。为了寻找藉口鞭策后人替祖先卖力，便制造了一整套迷信理论，扬言阴宅（墓室）和阳宅（房屋）的地理位置直接主宰着家族的兴衰。在这一整套迷信理论的支配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不以谋取一块好地为生平重担。这样，堪舆学这门专一服务于选择阴宅阳宅地理位置和修造时间等内容的理论也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堪舆学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其理论中也有不少地理科学的因素。所以，我们把堪舆学归属于地理学的范畴。
古临川的堪舆学是发达的，1985年江西临川温泉乡出土的南宋墓中的罗经盘就是个明显的佐证。但在地理学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当推北宋地理学家乐史。
唐宋时期是我国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时间。在这期间，唐王朝和北宋王朝的大一统把封建经济、文化推向新的高峰。
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与战乱，唐朝在统一全国以后，首先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于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央统治者深感有掌握全国士地、物产、风俗以及其他情况的必要，于是令各地方政府，普遍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且要求定期奏报中央。中央朝廷则设置了主管地方志的机构和官员，同时规定了地方政府修志的上报制度：“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地理知识应用到行政管理上，也就促进了地方志的繁荣。为了维护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还亲自主持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其目的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全志以当时1 0道、47方镇为纲领，记录了政区范围内的沿革、户口、贡赋、物产、山川形势、水利、古迹等内容。
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北宋王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首要任务亦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宋袭唐制。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唐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隋唐以来的图经到了宋代已向地方志过渡，并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格式和体裁。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是全国总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人。初仕南唐，入宋后为平原主簿，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为临川区域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历任著作郎、直史馆、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陵州、舒州、黄州、商州等地知州，晚年定居洛阳，终年78岁。他是一位地理学家、文学家。他学识渊博，“平生雅好著述”。一生著作甚多。可惜，他的这些著作后来大都失传，只有《太平寰宇记》和《广卓异记》等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中最享声誉的就是他的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系北宋地理总志，始撰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故取太平兴国年号首二字命名。全书共有200卷。不仅大量地记叙了中国的情况，而且还记叙了外域的许多情况，是现存最重要而又详尽的地理总志之一。
《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全国性的地理方志名著，全书突出“太平”、“寰宇”两个主要内容，它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①致力于统一太平。他编写这部书动机是颂扬宋朝的统治，企图促进祖国大统一，人民过着太平生活。他认为自己“职居馆殿，志在坤舆”，应该写出这本书，让宋朝最高统治者了解“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改守利害，沿袭根源”，“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为此目的，乐史在写作过程中，力求创新体例，汲取前人成果，不囿于以前的旧志。
②着眼于全国“寰宇”。他在编写这部书时，着眼于祖国大地，内容包括全“寰宇”。当时宋朝的路级区划还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他便以唐朝的道为依据，起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周于海外，既叙述宋朝现管的州县，也叙述汉、唐盛时所治理过的全部地区。为了全面正确地反映出各地的情况，乐史对每一州县的沿革变化，尤其是对唐末五代以来，郡国割据，更名易地朝三暮四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整理更正，详细记述了各地的方域，山川、风俗、胜迹、物产、户口、人物、艺文等等内容，使该书成为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理著作，比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故其书名为 《太平寰宇记》。
③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他博采群书，进行了考证分析，征引著作达二百多种。。史料价值很高。《四库全书》的编者在《太平寰宇记》的“提要”中写道：“采摭繁富，帷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这个评价，符合实际，非常正确。
由于该书具有以上优点，故此书一出，九百年来不断翻刻印行，确是“传之久而必不能废矣！”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称赞说：“有宋一代志兴地者，当以乐氏为巨擘。”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乐史在编撰地理总志时怀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太平寰宇记》编写时，幽、蓟十六州早已被后晋的石敬塘出卖给了契丹。为了激励人民恢复失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在书中详尽记述了当时已不属北宋版图的幽、蓟十六州，以“志未尝忘山前后也。”对此，历代史地学家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
我国地方志导源于《禹贡》、《山海经》，此后虽有不少著作，但真正具备地方志书的完整体例，成为后世志书的定型者，则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该书问世后，地方志的体例大变，后世编撰地理总志所采取的体例，多以此书为依据。各地撰修方志蔚然成风。《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大。
如果说乐史的地理总志以文为主，开创了史传派地方志的先河，那么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则在绘制图经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人。他是信州龙虎山的张真人的道徒。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大德三年(1299)，他到大都 （今北京市）协助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奉命代天子祭祀名女川，周游了今河北、山西、山东、莎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与此同时，中朝大夫还交给他编绘地图的任务：“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①这一任务与朱思本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想法正合。从此，他得到依靠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查阅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的便利，同时又亲自进行察访，“往往讯遗黎，寻古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 朱思本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据他的《自序》可看出，《舆地图》以实地考察的地区为主体，凡是不熟悉的地方，概不轻易画在图上。所以，他的材料是很真实的，不仅有官方提供的资料，而且有讯访当地父老、进行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利用前代地图的成果，最后以计里划方之法绘出了全国性的《舆地图》。其绘制方法是，先作出各地的分图，然后拼合成长宽各七尺的大图，精确程度超过前人，在我国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人们评价说：“其足迹之广，目验之多，自属突胜前人。” ① 朱强本《舆地图白序》 朱思本的《舆地图》是科学总结与实地调查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他一生中精力荟萃之作，是他“平生之志”、“十年之力”的结晶。朱思本曾将此图刻于江西龙虎山的三华院。《舆地图》作为元、明两代地图的祖本，支配了中国地图二百多年。可惜由于地图太大，不便刻成书本式样，清康熙年间就散失了。幸好明代地理学家吉水人罗洪先(1504—1564)在此基础上加以增广，分幅绘制，成为我国当时一部大地图集，故称为《广舆图》，把我国地理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罗洪先的《广舆图》自序云：“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如一，莫之能易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 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咸具副纸，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并说：“按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方，易以编简。”所以，今天我们仍可在《广舆图》上看到《舆地图》的面貌。
我们的先人在谈到“地理”时，往往喜欢把它和“天文”联系起来，一并称为“天文地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配属于地上的州国，让它们互相对应。《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尽管古人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但它对确定地域的方位以及气候季节等是有其科学成分的。
在我国古代，占星术是天文学的一大内容，人们通过观测天象来推断社会事件的发生和人间的变化。元明清的史料中，记载临川精通占星术的人是不少的。如明代临川人吴英：“通天文星数之学， ……以天文累官太常少卿”。清代临川人张神峰，精星学，“著《辟谬》一书，海内星平家皆宗之”，清代临川人杨天爵，“精历法，作《七政台历法》，谈星平者悉用之”。可见，古临川以星学为主的天文学是很发达的，而且影响颇大。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揭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揭暄(1613— 1695)，字子宣，号丰斋，广昌县人。揭暄自幼聪敏好学，一览成诵，博闻强志。清兵南下时，曾随父举义兵抗清，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兵败，归乡隐居，潜心治学，执椽著述。
《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是凝聚揭暄毕生心血的不朽之作。为了精察宇宙间的奥秘，辨明有无九重天的疑义，他博览群书，考据精核，白天运筹推步，夜晚仰观星象，整个心思无时不在日月星辰之间遨游神驰。经过50多个寒暑的观察、探讨，终于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康熙二十八年(1684)写成这部著名的天文学著作。
《璇玑遗述》全书共10卷，数万言，皆耳濡目染之事，身体力行之言，立论新颖，内容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有力地否定了道教宣扬的所谓天有九重的说法。揭暄指出：“天不必九重也，日月星辰丽于其位，如山之宿石，或在巅，或在麓，威在其半；如人有口、目、脐、肾，虽有高下，实其一体，星之外行，如人身百脉。”“天之不落气象者为大虚空，谓之上天，故无声无实，落于气象者则有体有用。”文章譬证简绝， 质测旁微。揭暄曾将此书就正于浮山大师方以智和著名天文学家宣城梅文鼎，方审阅后说：“读此一过，快何如之。”认为揭暄的论述，“确然决千古之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辄出泰西诸儒之上”。梅文鼎在读了《璇玑遗述》初稿后，摘其精语集成1卷，名曰《璇玑尺解》，穰其“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实为古今所未发”。揭暄尝与天文学家方中通商讨过“论难日轮大小，以及古今岁差之不同”等玄穹垂象，且编成专著，名曰《揭方问答》。方中通称赞揭暄是个“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伸中土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的千古奇人。由此可见揭暄在天文学上的卓越成就是超过前人的。
揭暄一生写作辛勤，著述丰富，实属罕见。除《璇玑遗述》外，还著有《揭子兵经》、《揭子战书》、《揭子昊书》、《射书》、《星书》、《道书》、《周易得天解》等17种。他不仅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数学家，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节以金溪为中心印刷业的发展我国劳动人民在印刷术上的发明，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印刷术主要有雕版（木刻）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其中木板雕印是我国古代图书印刷的主要形式。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始于唐，到了宋代，已经极为昌盛，刻书地点遍布全国各地，刻书的主要中心地区有五处：即汴梁、浙江、四川、福建、江西。南宋时期，江西地区特别是吉安和抚州，官私刻书成为风气。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有《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①。临川区域印刷业主要以金溪浒湾的木刻印刷为中心。
抚州金溪浒湾镇曾以木刻印书盛极一时而闻名。《江西省地理志》载：“金溪浒湾男女皆能刻字，所有江西全省读本，经书小说皆由此出版，名曰江西版。”抚州俗语“临川才子金溪书”就是称誉金溪浒湾木刻印书之盛。
金溪县浒湾镇，古名金冠里，位于古金临驿道的中段，距金溪、抚州各约20余公里。它东枕疏山，西走灵谷，前濒抚河，后通驿道，交通十分便利，给旧时的浒湾木刻印书业的繁荣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印书业的发达，也相应地刺激了本地商业、交通的繁盛。驿道上车马往复，抚河里棹歌声声。运来制版的木料、印书的纸张、匠人的工具及生活之必需品；运走盈车盈船、装订一新的各种木刻印书。
浒湾木刻印书，始于明，盛于清，鼎盛时期则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此时，凡经、史、子、集类书，在这里都能刻版刊行。随着木刻印书的兴起，在浒湾的一些街巷中，先后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铺栈、书店、作坊。为了便于藏书、搁板、印刷、经售，这些作坊、铺栈的建筑样式大同小异，均作纵深式加隔楼，高瓴格式，年深日久，就发展形成一种固定的街道格局——前、后书铺街。
前、后书铺街街口有座拱型门，用麻石砌成，门上嵌有“籍著中华”横方匾额。门前数十步是用石柱石板咬接为栏的“洗墨池”，面积半亩有余，源头导以活水，当年是作灌洗木刻印版之用，故池水常年墨黑。池旁，有乾隆壬寅年(1782)立的高2米、宽1米并镌有如斗方大小的“聚墨”二字的石碑，碑的上部，横刻着“流芳百世”四字。池畔，是直通金临驿道的大路。进拱型门三四十步，是前书铺街与后书铺街相贯通的灞陵桥巷交会处，此处有一方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立的“严禁淫词小说”禁书碑。碑高约1.3米，宽约2米，上面列举的禁书约200种。如《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牡丹亭》、《今古奇观》、《笑林广记》等。
后书铺街街口亦设一石拱门，上面是嵌着道光癸卯年(1843)合坊鼎建的“藻丽骶秽四字石匾一方。前后书铺街的另一街口均与浒湾大街相连接。
前、后书铺街相向平行，两街的铺栈、书店、作坊大都首尾衔接，曲径相通。大门门面开在前书铺街的，其后门则开在后书铺街；而大门开在后书铺街的，其后门就一定开在前书铺街。这样不仅来往方便，而且加强了业务联系和信息的沟通。
浒湾的木刻印书工艺流程分为刻板、印刷和装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刻板。 就是用写好的薄纸书稿贴在木板上面，再刻成反文的书版。书版每块刻两面，每面印成对折后变做2页，用来刻版的木料多用梨树，兼用樟荷，字体普遍采用宋体，特殊的才用隶、篆、行、草等体。如加朱批和圈点，则另刻套版。对于谱谍等类，则另刻活字检用。刻字的工具分枝凿、干凿、脚凿数种。干凿分宽狭多种，用于削坯子；脚凿用于打线格；枝凿用于刻字。刻字技术分出门与归身两种。出门刀用于刻木料的直痕，归身刀用于刻木料的横痕。运刀方法又分横刀与侧刀，运刀一般从右至左，但一个字的每一部分的分刻有时又需要从左至右，并不拘泥，以匠人能够得心应手为度。以刻“永”字为例，先将“永”字反贴于木板，后将它横铺运用横刀，再将它直铺运用侧刀，最后将它倒铺，运用取字刀，挖出木屑或字。如遇木料有节，应将全部挖出，另补入木料，遇到刻有破坏的字划，亦应挖出，其破坏部分另补木料拼刻。
第二阶段，印刷。将木刻板本放案面，版四角用纸层垫稳，版的前面放着裁好的印书纸，并用木条压住，版的右边则放置墨缸、棕刷、棕把子等。先以棕刷蘸墨汁擦上版面，后将印纸铺在版面上，右手握棕把子在纸背按刷，印纸着墨后即为书页。书页从印版揭开，放在版的左方，积叠成堆后移开，进入装订工序。每印刷一张，须蘸墨一次。用来印书的纸张，一般采用本地生产的毛八纸，低级的用资溪生产的京丹纸，特等的用福建生产的连四纸。印谱谍，则使用广信陈坊生产的谍纸。印封面，则多采用染色的优质纸张。印刷用的油墨，是用乡村烧松树所熏成的烟渣制成。
第三阶段，装订。有四道工序。先是折页，将印页从中缝向外折射，常用的折页方法有提折和柯折两种。提折是用两手从中缝提起捺折，柯折是在书桌上按中缝对折。次为配页，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以书页平铺在桌面上按顺序排配，这叫走配。把书页摊开如扇形，逐页理齐，称为撒齐。也有竖针为栏，把书页逐页与针碰齐，称为碰针。书页理齐后，逐本先打两个洞眼，用纸捻穿牢，然后配上前后封面，最后打洞穿线订固。线用双条，往返穿孔，连环贯串，一般书籍用棉线或麻线，精致的书籍则用丝线，纸捻衬封面掩盖后，不复显露。订眼通常是4个，为防止书角翘起，有时在上下各加一眼，合为6个，还有在两角再加一眼的，称为八针眼订。精致的书常在书背上下两角用绢或绫包裹，称为包角，兼有护角和装饰的作用。
旧时在浒湾经营书店、铺栈业务的老板，既有商人，也有出身于书香世家和科场落第文人，他们对书籍有着特殊的嗜癖。比较著名的有： 谷祥四，金溪县琉璃坪塘人。《谷氏宗谱》载：明末崇祯元年(1628)，有谷祥四者，河南新乡人，迁居浒湾开书铺，后又在琉璃附近的坪塘定居，遂为坪塘谷氏的始祖。
赵肖庵，世居浒湾，平生乐于著述，为便于付梓行世起见，则筑《红杏山房》精舍，所刻版本有《太平寰宇记》、《廿四史三表》、《历代名臣奏议选》、《武侯全书》、《史记菁华录》、《抚州五贤名集》、《陆象山全集》、《史文忠公集》、《杜晦堂稿》、《刘藏山人谱》、《西沱蠢愚录》、《汤文正公集》及篇幅最长的《佩文韵府》等。
张锦初，金溪合市联桥村落第文人。其先人道光年间(1821— 1850)开设《文奎堂》，以印《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唐诗》、《千家诗》、《声律启蒙》等书为主，所印书籍，畅销各地，并在安庆、芜湖设有分店。张锦初卒后，其子张少亭继承印书业，至清末民初衰落。
余钟祥，金溪双塘竹桥村贡生，与弟朝议大夫余致祥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开设《余大文堂》。在“文化大革命”前，竹桥村镇川公祠尚有《余大文堂》所刻的《十三经不二字》书版全套。余致祥后裔在左源村大屋书院还存有《余大文堂》刊刻的木版书六十橱。在《余大文堂》刻书房的廊柱上至今还保留着三幅表示木刻印书业特点的对联： 琅函宝籍微时瑞； 玉检金泥广国华。
宋艳班香开绮丽； 韩潮苏海溯渊源。
雨粟以来多著述； 结绳而后有文章。
王家荣，东乡上池王家人。其祖父建《两仪堂》刻书房，同时在吉安、南京设有《两仪堂》分店，早在清乾隆五十七年 1792)就刊刻了《汉魏丛书》。
谢甘盘，浒湾较有名气的学者，也是浒湾文人中的后起之秀，对书籍有着特殊嗜癖，筑有《旧学山房》精舍，广为搜集旧刻书籍重新刻版印刷以自娱。
随着木刻印书业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工艺技术较高的人才，也不断地吸收了外省来此谋生的刻字、印书匠人。他们相互交流经验，技术日益精湛。据记载，技术高的刻字匠人，每天可刻180至200个字（圈3个，点5个各抵1字），可获360至 400枚铜钱；技术熟练的印刷工人，每小时能印220— 240页。
在浒湾木刻印书的鼎盛时期，光刻字匠人就有六、七百之多，加上印刷工人，总数在千人以上。故旧版的《词源》及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地理课本《江西省》一篇中和“浒湾”条目下，都有浒湾男女善于刻字的记载。
浒湾的木刻印书，至清同治年间开始衰落，民国初年，随着铅字排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石印业等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古老的雕版印刷术逐渐被淘汰。前、后书铺街亦萧条冷落。原留下盈架充栋的木刻版，因长期滞留板架不用而遭霉烂、虫噬、鼠咬， 以至残损。1942年，日本侵略军进扰浒湾，纵火焚毁，使浒湾四分之三的店铺变成焦土，木刻书籍和木刻版也遭到践踏，几乎殆尽。解放以后，留下的木刻版本来已属凤毛麟角，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已是荡然无存，唯遗“前后书铺街”旧址。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宋代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它既能节省费用，又能缩短时间，非常经济和方便，这一创举对世界的影响十分深远。活字印刷术的技术也很快地在临川区域传播开来。19世纪初，在抚州宜黄就有人用泥活字印书。
临川区域印刷业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它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除了刻印儒家经籍外，又遍刻史书、医书、子书、名家诗文集和儿童启蒙读物等，对活跃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促进临川文化的发展以及传播临川文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金溪浒湾印书业为例，私人刻书铺栈、作坊是其印刷业的主体。由于木刻印书业的发展，浒湾的经营铺栈书店业务曾一度繁荣，其中较大的有《两仪堂》、《余大文堂》、《世德堂》、《文奎堂》、《文林堂》、《善成堂》、《可久堂》、《红杏山房》、《旧学山房》等，有的书坊主人把刻书当作终身事业，甚至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这些铺栈作坊里，所刻印的书籍范围广泛，种类繁多，除了如前所举的《太平寰宇记》、《廿四史三表》、《史记菁华录》、《陆象山全集》、《四书》、《诗经》、《易经》、《春秋》、《左传》、《汉魏丛书》、《王荆公年谱考略》、《小儿推拿秘旨》、《红炉点雪》等文史医各类重要文献著述之外，吴澄、吴康齐、吴悌、陈明水、蔡上翔等学者的著述都是从这里付梓行世的，其中《陆象山全集》、《王荆公年谱考略》、《小儿推拿秘旨》、《红炉点雪》等著述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还有《旧学山房》精舍老板谢甘盘，广为搜集旧刻书籍，重新刻制木版印刷。这些书籍的刻印和销售，既有利于本地人们学习和了解优秀的中国民族文化，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临川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木刻印书之盛是“临川自古多才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面，这也有利于临川著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使抚州诸贤的著述能刻印成册刊行于世，广为流传。
尤其是这些刻书铺栈作坊并不局限在本地销售，而是把市场扩展到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特别是地处长江中下游水路交通畅达的口岸，如南昌、九江、芜湖、安庆等均设有分号分店，南京有金东书寓，长沙有三让书屋，北京有新旧金溪会馆等筝。这些木刻印书就是这样通过多种渠道，远销全国各地，影啊很大，故有“籍著中华”、“藻丽邯姥”之誉。
总之，临川区域木刻印书业的发展繁荣了临川文化，推动了临川与全省、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通过这种印书媒介，给临川区域人们传递了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也将临川文化送出本地，传扬天下。古临川的印刷业不失为中国古代印刷业花园中的一簇鲜花。
第四节手工业和冶炼技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仍，人民不断南迁。他们把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到了南方，使江南的农业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富有“粮仓”之称的临川，更是农桑发达。这就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其他条件。唐宋以来，临川区域的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陶瓷业方面，有隋末唐初江南著名古窑临川县白浒窑，有专烧青瓷和白瓷的宋代江西瓷器重要产地南丰县白舍窑。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方面，临川县上幕镇（今属金溪县）与战坪（今展坪）、温泉铜山，东乡县小璜等地，唐宋时期即开采冶炼金、银、铜、铁。纺织业方面，唐宋时抚州的葛布为“贡品”，“莲花纱”为当时官员最喜欢的夏天衣料，宜黄的夏布更闻名省内外。明代乐安县人民制造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纺纱工具——“五锥纺车”（即一车装五锭，每纺出五纱），受到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赞许。造纸业方面，唐时临川的滑薄纸，宋代抚州的茶杉纸、牛舌纸，都是极享盛名的纸品。宋人印刷书册喜欢用抚州产的捭纸，以致金溪浒湾的刻书业和刻书技术也声名远播。食品业方面，唐时即酿造出驰名中外的南城麻姑酒，1915年曾获南洋国际赛酒会银牌奖；金溪浒湾的龙须面，曾被清代选为宫廷御品，誉为“龙须贡面”；藕丝糖也是金溪的特产，有歌谣唱道：“浒湾油面进汴梁，方河米粉去湖广，黄通冬笋满省跑，四海闻名藕丝糖。”可见，古临川无论在手工业门类，还是在制作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陶瓷业、矿冶业和夏布业。
一、陶瓷业从临川县营门里战国遗址出土的陶猪，我们可以知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古临川人就会利用陶土造型。但真正制瓷业开始是在隋唐时期，临川县红桥镇白浒窑出土的众多陶瓷器皿和残片说明了这一点。白浒窑虽然不是规模特大的唐窑，但其窑址延绵达五里之广袤，废址上遗物很多，譬如一甲村废窑址，今尚存孤立的馒头形土堆四个，高达7—10公尺，径达40—50公尺，窑场设施比以前更有改进。白浒窑所选窑泥色不白净，质不纯赋，其陶洗、练捣亦不很精细。因此，所制瓷器胎骨较粗糙，胎泥中的杂质导致部分器壁隆鼓，凸起气泡或釉层剥脱。比起选料精细，体薄色润的景德镇窑和吉州窑要差一筹。能与他们做竞争对手的要算南丰县白舍窑。
白舍窑位于南丰县的白舍镇。是宋元时期江西省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瓷窑之一。与景德镇窑、吉安的吉州窑、赣州的七里镇窑享誉全国。
两宋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瓷器提出了新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要满足皇室贵族、宦官富豪们装点居室和玩赏收藏的需要，茶楼酒肆也都以器皿清洁为优势，同时又是重要的外贸物产。因此，制瓷业的新工艺得到发展。白舍窑就以产白瓷和影青瓷而著名。
1．窑场设施规模庞大，设备齐全。白舍窑处于白舍镇前绵延的红土山岗上，以瓦子山为中心向东西方向伸展，横纵延伸3华里，形状像一条条青龙沉卧在碧绿的山坡中，颇为壮观，因而，民间俗称“龙窑”。《南丰县志·古迹》记载：“南丰宋时置官监选瓷器，窑数十处，望之如山。”从现存的古瓷窑遗址上遍布的瓷片、窑具、垫饼、垫圈、垫柱、匣钵、炭灰残渣等混合物以及窑体之间，遗存零星的小池塘来看，窑场布局合理，构筑考究，设备齐全，工序分明。
2．原料就地取材。尽力选取纯净细腻色白的瓷土，大多数器皿胎土陶得细净纯白，一度成为景德镇窑的竞争对手。白舍窑场资源丰富，生产的青白瓷别具一格，瓷胎薄质地细润，白瓷洁白坚滑，影青釉色闪光耀目。器皿中青白瓷釉色莹光润泽，介于青、白两者之间，在素白青色淡雅色釉中，泛出一种逗人喜爱的色彩，人称这种青白瓷为影青瓷。白瓷产品大部分偏白，洁白无瑕，白色色泽中略透露出浅淡黄色泽，与景德镇窑产品偏青略有不同，各显地方特色，比同期的吉安永和窑产品好得多，为群众所喜爱。据《陶记略》记载：“南丰窑对景德镇的市场均有所夺”。
3．生产规模、制造技术和工艺艺术达到了较高水平。据方志载，白舍窑相传宋设“御窑”。“宋时置官监选瓷器，集中了不少能工巧匠，专门生产‘供上用’的瓷器，制瓷精良”。此种“御窑”在当时具有“民窑官用”的性质。从窑包中遗存出土完整的器皿来观察，产品品种多式多样，造型精致，胎质细腻，釉色晶莹，装饰华丽古朴，图案丰富。在工艺方面既有传统风格，又富于创新，别开生面，尤其采用传统的尖削器梳篦划花装饰技巧绘出的花朵、山水、人物图象，形态栩栩如生，线条流畅生动，在器物口沿上施褐釉一周的装饰也很别致，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如酒壶注子是南丰白舍窑的独特产品。酒壶注子置于六棱分格形深腹注碗中，碗壁外部饰划莲瓣纹，盖塑苞形纽，高把曲流，瓜圆鼓腹，与注碗巧妙配套使用，既是生活实用品，又是摆设的工艺品。使用时，将热水倒入注碗中，酒壶注子内装美酒即被温热，是冬季取暖用酒的上品。
4．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宋代江南的窑炉都是斜坡式“龙窑”，这是为了“除流水湿滋之患，而火气又循级透上”①。南丰白舍窑现存的“龙窑”遗迹长度在25—35米之间，倾斜度一般在20度上下，窑门多朝西、北二向。其产品的装烧，均就地取材，充分利用陶制匣钵，以仰烧为主，也有支圈覆烧，一般采用薄而扁垫饼、垫圈、垫柱烧制，窑具充分利用泥饼或泥条筑迭而成，足见装烧技术已很成熟。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上历代战乱，白舍制瓷业逐渐衰落，成为历史遗迹。
二、矿冶业临川区域矿冶业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唐书·地理志》：“信州上饶有金、抚州临川有金、虔州雩都有金。”到了两宋时期，采矿冶炼技术和精巧的金属品制作技术都得充分的发展。抚州、南丰都是当时采炼金银和产铜基地。《临川志·物产》载：“宋乾道间，城西（今临川县展坪乡）产铜，后无额废”。南丰大圣舍利塔地宫中出土的金、银、铜等器物精美细致，金棺、银桶、金佛像、银佛像、银塔等金银器的制作都采用了錾、雕、铆、鎏金等工艺，造型也别具匠心，是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具体表现。
至今冶炼遗址犹在的是金溪县上幕镇。据清代《临川县志》载，唐代宝历年间(825—827)，唐敬宗曾下令在临川县上幕镇（今金溪县）东二里白面坞与银山金窟上为皇室铸造银床而开采银矿，后因亏损太大，民工逃亡，曾一度罢冶。不久又重新开始冶炼。今有矿洞遗址8处，多呈斜形浅井；炉基26座，呈弧形，用耐火砖砌成，直径约2.5米。冶炼场遗址的炉渣经化验，其含银量与现代冶炼炉渣的含银量相差无几，这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已接近现代水平。冶炼金属，尤其是冶炼贵重金属是一种复杂的科学技术。
根据有关资料综合，金溪上幕银矿是这样采炼的： 自然界中银的含量不多，而且含银的辉银矿(Ag2S)往往与方铅矿(PbS)共生。我国古代的银大部分是从含银的粗铅中提炼出来的，即以方铅矿与辉银矿的共生矿石，先炼成粗铅，再提炼出银。唐司空图《诗品》中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话，说明唐代的银是由粗铅中提取的。有关银矿的采冶方法，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二中有段较详细的记载：“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锻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这段记载概要地叙述了找矿、采矿、选矿和炼银的全部工艺过程。由于铅与银能互相溶解，故在炼时要“入铅”，即加入金属铅使在冶炼中能有足够的铅把矿石中的银全部携出，待铅银混合物与渣滓分离后，继续冶炼铅银合金使铅氧化而析出银来。这种炼银方法叫“吹灰法”，金溪上幕银矿所使用的方法大致就是这样的工艺过程。吹灰法的使用提高了银的白纯度和回收率，是古代比较先进的冶炼方法。
三、夏布业临川区域的夏布业，主要是宜黄县的夏布。有材料记载：“宜黄境内四面多山，县城如一溢地，产竺麻甚盛，所制夏布与万载齐名，行销极广。”① 夏布又名苎布，是用苎麻为原料织成的，生产工序复杂。先是将砍下来的苎麻捋去麻叶，剥皮去杆，即放在水市浸泡，不能让太阳晒。浸泡在水中的麻皮，还要刮去青皮层，露出白里带黄的纤维，这叫“粗麻”。“粗麻”要经过漂、晒两道工序，成为“精麻，，才用来捻纱、入扣，织成夏布。夏布织成后，还要经过漂布这一工序，反复漂晒，直到夏布变得精细洁白，才能印染打碾，贴好商标，打包上捆出售。
宜黄的夏布业自宋代开始生产，到明代以后日趋发展。宜黄夏布的主要产地是离县城30华里的棠阴镇。《棠阴镇志》记载：“江西的著名特产，宜黄、万载的夏布是江西的二大珠宝，而宜黄的夏布实出自棠阴。”棠阴“常为宜黄夏布出产之中心，昔极繁盛。”棠阴夏布业的繁荣，主要是棠阴处于丘陵地带，山势平缓，雨量充沛，给发展苎麻的生产带来了有利条件，最高年产量曾达数万斤。再者，棠阴依傍宜水，宜水清澈见底，水底为皎洁的卵石，含硫磺等矿物质，每斤水要比一般水重两钱，尤宜于夏布的漂白。凡经宜水漂出的夏布特别洁白纤细，光滑柔软，深受人们的喜爱，使宜水成为漂染夏布的天然场所。这不仅刺激了本镇夏布业的发展，而且吸引了远近各县乡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携夏布来棠阴加工。据《棠阴镇志》记载：“邻乡神冈、党口、黄陂，邻县如乐安、宁都、南城等地的夏布均运来棠阴漂染、打碾、打卷、装笼，然后贴上标鉴，运往各地贩卖，外省如湖南浏阳的夏布亦运至此。”每年端午节过后，棠阴宜水西岸沙石滩上，从渣浦到索湖村，全长约16华里的河滩上，全铺满了漂晒的夏布，蔚为壮观。棠阴成为夏布业生产和加工的中心。《清续文献通考》载：“宜黄县年产夏布约十三四万匹”。足见夏布业之发达。
夏布业的发展推动了棠阴镇经济的繁荣。棠阴镇上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居民从事夏布业生产，真是园园植竺麻，家家忙捻纱，户户响机车。每年7月庙会，是棠阴夏布销售的高潮，十里河埠，商贾云集，挤满了各地来的客户，棠阴镇异常繁荣。当地人至今仍流传“小小宜黄县，大大棠阴镇”的说法。
宜黄夏布生产，几乎全靠手工操作，耗工大，产量低，加上幅窄，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大量洋纱洋布涌入中国市场，宜黄夏布渐渐湮没无闻。
从抚州市的磨盘山、雷劈石，临川县的红桥镇、青泥，崇仁县的巴山镇，广昌县的赤溪（水）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我们可以知道，早在五千年前，人类就开始在古临川区域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劳作斗争。他们发明了生产、狩猎和割肉剥皮用的石斧、石刀、石矛、石锛、纺轮，还制作了陶刀、陶罐、陶碗、陶尊、陶碟等，诞生了原始的科学技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唐宋以来，古临川人民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先后于公元581—618年在崇仁河上游支流西宁水上筑坝，开渠引水灌田，兴建了抚州最早的水利工程——“宝水渠”；公元760年在抚河上修筑“华陂”（后更名为“千金陂”），灌田数千顷。他们还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耕作技术水平，精耕细作。南宋学者陆九渊家里采用深挖速翻法，特制一种长柄锄进行深耕。结果田脚加深，旱年不旱，禾苗粗壮，每穗多者200余粒（金溪境内至今仍操此锄）。这一切都使临川区域农桑发达， 物阜粮丰。除少数灾年外，粮食一直自给有余，享有“赣抚粮仓”的誉称。丰衣足食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推动了古临川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在医学、地理学和手工业技术方面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第一节医学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发明医药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国医药学体系和其它学科一样，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形成，而且延续了二千余年，至今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体系特色。这个体系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生理、病理学，以“四诊”（望、闻、问、切）进行诊断；以“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辨症施治的治疗学；以“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甘、苦、辛、咸）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和认“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的配伍方剂学；以经络、腧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学；以及推拿术、气功、导引等治疗方法，内容极其丰富，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各方面贯串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个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中，临川的医学家们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以自己医疗实践和论著，丰富和充实了这一宝库。
宋元以来，临川的医学发展很快，达到了空前的令人为之惊叹的成就，其主要标志是医家辈出，灿若群星。自宋至清，载入各类方志与典籍的临川名医就有百余人。他们大多都有著述传世。从其地域分布来看，他们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盱江和抚河流域的南丰、南城、金溪和临川等县人氏，形成了一个医家群体。因此有人把盱江称为“江西医学之乡”。再从其影响来看，江西历史上有十大名医，临川就有七家。他们是： 陈自明(1190—1270)，临川人，南宋著名医学家。
危亦林(1277—1347)，南丰人，元代著名的骨伤学家。
龚廷贤(1522—1619)， 金溪人，明代医学家，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皆精通。因医好鲁王爱妃的臌胀瘤，获得万历皇帝钦赐双龙“医林状元”匾额。著述有《万病回春》、《寿世保元》、《小儿推拿秘旨》等。
李梃（生卒不详、大约生活在16世纪），南丰人，明代名医，行医于赣闽之间， 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医学入门》一书，是他的巨著，刊于公元1575年，至今仍为学习中医必读之书。此书早就流传到国外，日本的松下见林曾于公元1668年为其加注，抽刻单行，供初学医者参考。又据《大南会典》一书记载：有明代中医书《医学入门》等书传入越南、日本。
龚居中（明万历、崇祯年间人），金溪人，精内、外、妇、幼各科，尤擅治疗“痨瘵”，著有《红炉点雪》、《福寿丹书》、《小儿痘疹医镜》等，尤以《红炉点雪》一书对后世影响甚大。
黄宫绣（1730—1817），宜黄人，清代名医。所著《脉理求真》、《本草求真》等书，受到后世医家的推重。
谢星焕(1791—1857)，南城人，清代医学家。学问渊博，医理深邃，尤精于脉诊，凭脉辨症，吉凶立判，行医四十余年，治愈者无数。著有《得心集》行世。
七人中最负盛名的是陈自明和危亦林。
陈自明，字良甫。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尤擅妇科，是我国医学史上杰出的妇产科医学家。他的名著《妇人大全良方》，成书于嘉熙元年(1237)，为现存最早、内容完整的妇产科专著。全书共24卷，260余论。分为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及产后等八门。介绍了横产、倒产、碍产、盘肠产、偏产等难产现象的助产办法，科学地指出不劳动是酿成难产的原因之一。他还指出妇女不育的原因不全在女方。更为可贵的是陈自明的理论反对早婚早育，提倡男子三十而娶。该书号称“妇科证治，详悉无遗”，誉为“中国妇科奠基之作。”陈自明的妇科理论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为同代和后代的医家们所采用，直至今天仍焕发着光芒。
危亦林，字达斋。元代著名的医学家，对内、妇、儿、眼、骨、口腔等科均有研究，尤擅长骨伤科，是我国古代骨伤科代表人物之一。危氏因见古代医方浩如烟海，难于检索应用，遂参考元代医学13科目，将古代医方和家传五世的经验方剂分门整理，前后历时1 0年，编成《世医得效方》一书。全书19卷，50万言，经江西医学提举送太医院审阅，并于元惠宗至正五年(1345)刊行，流传于世。该书保存了大量古方及家传有效方剂，特别在正骨科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对于骨折和关节脱臼的治疗方法与现代骨科学所阐述的原理基本相近。如对骨折、脱臼的整复，主张用乌头、蔓陀罗先行麻醉，创造性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等。危氏在《世医得效方》中说：“骨节损折，肘臂腰膝出臼蹉跌，须用整顿归元，先用麻药与服，使不知痛，然后可用手。”又说：“凡坐脊骨，不可用于整复，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未直则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然后用大桑皮一片，放在背皮上，杉树皮两、三片，放在桑皮上，用软物缠夹定，莫令屈，用药治之。”这种正骨复位法，比现代英国医学家达维氏于1927年才开始用此法，要早六百余年。危氏使用蔓陀罗作为手术麻醉药物应用于临床，也比日本华冈青州氏早450年。①由此可见，古临川的医学成就不仅在江西、中国，乃至全世界郡占一席的地位。
在临川区域的医家中，其中一大类医家是精通歧黄之术， 即精通古典医学巨作《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诊病准确，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这类医生较多，如陈自明、龚廷贤等；另一类医家是精脉理，通过诊脉能辨析病症，立判吉凶，如谢星焕、黄宫绣等；再有一类是精针灸奇技，如元代针灸名医席弘（字宏达，临川人），其医著《席弘赋》被后代医家称赞：“学者潜心宜熟读，席弘治病最名高。”明代针灸名医胡朝风（字来仪，金溪人），凡民间沉疴痼疾，瘫痪风痹等疑难杂症，针之即愈。楚王赐他《医国神针》的匾额。此外，临川医家还流行气功疗法，如宋代医家黄彦远（金溪人）通过精研《易》理而著《运气要览》，显然是气功疗法的一帜。
历代临川医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中华医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纵观临川医学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大多数医家出身于中医世家，有良好的家学渊源，扎实的医学功底。陈自明的父祖辈都是临川一带有名望的医师。自明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爱好医学，随父学医。他学习非常认真，经常是书不离手，到了1 4岁，已学完了《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并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和医疗技能。他不仅善于总结父祖辈的医疗实践经验，而且善于把古人的“经典”运用于临床治疗上来。危亦林家族，祖传五世医业，在当时颇有盛名。亦林以祖国医学四大经典为指导思想，集前人百家之长，继承家传秘方及收集民间验方，编写了名闻海内外的《世医得效方》一书。龚廷贤的父亲龚信，系明代名医，精歧黄家言，曾在太医院任职，著《古今医鉴》8卷。该书汇集《内经》以至金元诸家文献，并结合个人经验撰成。廷贤幼年曾攻儒业，后随父学医，除继承家学外，更访贤请教，与名家研讨学术，著作颇丰。可以说，良好的医学家教为古临川医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临床问诊，对症下药，成就高超的医术。陈自明因感宋以前妇产科方面的书很少，内容也简略，而且“纲领散漫而无论”，立志对中医妇产科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为了完成这一事业，他出游各地，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不辞劳苦，遍行东南，寻求古训，博采众方。每到一处他就察访名医，搜集有关资料。同时认真研读宋以来所有妇科病的资料，参考当代名医的丰富经验，加上自己的临床实践，审理辨析，归纳总结，历时十余载，终于编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明代名医易大艮（临川人）认为“治病贵先识病性”。他的治病特点是每症以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推究病因及其转变，定方用药，治案层层设问以分析病情、病因、病理变化及处方用药，做到“方必切病，药必对症”。南丰名医李梃特别强调问诊，他在《医学入门》中写道： 试问头身痛不痛，寒热无歇外感明， 掌热口不知食味，内伤饮食劳倦形， 五心烦热兼有咳，人疲阴虚火动情， 除此三件见杂症，如症如痢必有名， 从头至尾须详问，症候参差仔细听。
李氏诊病重在问诊求因，调查研究，一作出正确诊断来为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至今仍有指导临床的意义。
（三）行善积德，济世救人，具有高尚的医德。这是古临川医家皆具的美德，也是临川医学的优良传统。他们平生不慕富贵，以救人为急务，不计报酬之多寡，遇赤贫之家，则免费诊治，甚至慷慨解囊，代付药资。清代骨科医生郭英寿（乐安人）为永丰县罗炳发的虎伤残肢治疗，不仅不取医药费，反资助其家经营生意以维持生计。后知县和教谕闻知，分别赠以“存心济物”和“积善救生”的匾额，以表彰其医术和医德。清道光六年《金溪县志》载，龚廷贤“尝言良医济世，功与良医济世，功与良相等，遂博考古方书，自歧黄以来，莫不穷源竟委。临症设治，复以己意佐验，言人五脏症结之故，决生死，莫不奇中。闲游大梁，方病疫，连梁闾巷，有阖户虫出者，时医循古法，治弗效。廷贤以已意立方，所活无算。”“（明）鲁王妃遘疾，延医弗效，乃嘱贤治之，疾寻瘳，酬千金不受，王刻其《禁方》行世，画其像礼之。”他在《万病回春》一书中对医生的修养提出了十条要求： 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
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贵明，群书当考。
三精脉理，宜分表里，指下既明，沉疴可起。
四识病原，生死敢言，医家至此，始称专门。
五知运气，以明岁序，补泻温凉，按时处治。
六明经络，认病不错，脏腑洞然，令人扁鹊。
七识药性，立方应病，不辨温凉，恐伤性命。
八会炮制，火候详细，太过不及，安危所系。
九莫嫉妒，因人好恶，天理昭然，速当悔悟。
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药施无二。
这十条医家修养的准则（即医德）对今天的医务工作者也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盱江流域医家辈出，也促进了药业的发展，出现了名播赣闽及海外的“建昌邦”中药业。
建昌府治即今之南城县。从宋代开始，南城已有官办的“药局”。在药材销售上，力求纯真道地，在药材加工上，注意遵方炮制，不参己意。这与当时一些“药不及精”，“急于牟利”的市利者截然不同。为此，南城中医药业日趋兴旺。到了明末清初，各地“商邦”、“官邦”大兴建昌药商。为了对付药材水运中的困难，乃以严格的行会规约，精湛的炮制工艺，雄厚的药业资本，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聚而成“邦”，自成体系，谓之“建昌邦”。
“建昌邦”中药业的经营范围，以闽赣两省为主，遍及40余县。闽人称“药不过建昌不行”。清代，南撼县城乡有药店100多家，以至民间有句谚语：“南城，南城，每幢大屋都有吃药饭的人”。可见南城从事药业者之多。
“建昌邦”中药业，分药栈、药房、水药店三种形式，以药栈为主。“建昌邦”编织严密，分工细致，有老板、庄客、师傅、徒弟。庄客负责坐庄联系购销业务，师傅分加工炮制和柜台两组。力加工炮制又分头刀、二刀、三刀。头刀师傅主管全面炮制技术，二刀次一等，三刀为帮衬。分工明确，邦规森严，技术保密，口传心授，不传外籍人，以防技术外流。
“建昌邦”的炮制方法分煨、炒、熏、蒸、妓。有水制（浸漂），火制（煨、炒、爆、烤），水火共制（蒸）、 药制（以药制药）。辅料投放时间、比例、方法与他邦不同，十分讲究浸润、漱腌功夫，故有“切药是徒弟，润药是师傅”之说。炮制工具主要有琢刀、雷公刨、猪肝刀石、硫磺柜、槟榔棒等。琢刀的特点是刀面宽大，刀口线直，力刃锋利省力，外邦人称为“建刀”。由于“建昌邦”积历代经验，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传统炮制技术，所制出来的饮片具有片斜、薄大、色艳、气香、味厚、低毒、效高的特点，在省内外别具一格，久享盛誉。
“建昌邦”中药业繁荣之势，直到民国初年衰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近十年，“建昌邦”药业的传统炮制技术开始振兴。1980年“建昌邦中药传统炮制技术”列为省、地、县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第二节 《太平寰宇记》和天文地理学古代汉族盛行土葬习俗，并且有着“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因此选择风景秀丽、脉势绵延、避风向阳、视野开阔的地点修造墓地或建造房屋便成了一桩大事，尤其是寻找有利于保存先人尸骸的地穴，更是子孙后代的头等大事。为了寻找藉口鞭策后人替祖先卖力，便制造了一整套迷信理论，扬言阴宅（墓室）和阳宅（房屋）的地理位置直接主宰着家族的兴衰。在这一整套迷信理论的支配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不以谋取一块好地为生平重担。这样，堪舆学这门专一服务于选择阴宅阳宅地理位置和修造时间等内容的理论也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尽管堪舆学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其理论中也有不少地理科学的因素。所以，我们把堪舆学归属于地理学的范畴。
古临川的堪舆学是发达的，1985年江西临川温泉乡出土的南宋墓中的罗经盘就是个明显的佐证。但在地理学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当推北宋地理学家乐史。
唐宋时期是我国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时间。在这期间，唐王朝和北宋王朝的大一统把封建经济、文化推向新的高峰。
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与战乱，唐朝在统一全国以后，首先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于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央统治者深感有掌握全国士地、物产、风俗以及其他情况的必要，于是令各地方政府，普遍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且要求定期奏报中央。中央朝廷则设置了主管地方志的机构和官员，同时规定了地方政府修志的上报制度：“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地理知识应用到行政管理上，也就促进了地方志的繁荣。为了维护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还亲自主持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其目的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全志以当时1 0道、47方镇为纲领，记录了政区范围内的沿革、户口、贡赋、物产、山川形势、水利、古迹等内容。
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北宋王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首要任务亦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宋袭唐制。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唐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隋唐以来的图经到了宋代已向地方志过渡，并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格式和体裁。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是全国总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人。初仕南唐，入宋后为平原主簿，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为临川区域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历任著作郎、直史馆、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陵州、舒州、黄州、商州等地知州，晚年定居洛阳，终年78岁。他是一位地理学家、文学家。他学识渊博，“平生雅好著述”。一生著作甚多。可惜，他的这些著作后来大都失传，只有《太平寰宇记》和《广卓异记》等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中最享声誉的就是他的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系北宋地理总志，始撰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故取太平兴国年号首二字命名。全书共有200卷。不仅大量地记叙了中国的情况，而且还记叙了外域的许多情况，是现存最重要而又详尽的地理总志之一。
《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全国性的地理方志名著，全书突出“太平”、“寰宇”两个主要内容，它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①致力于统一太平。他编写这部书动机是颂扬宋朝的统治，企图促进祖国大统一，人民过着太平生活。他认为自己“职居馆殿，志在坤舆”，应该写出这本书，让宋朝最高统治者了解“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改守利害，沿袭根源”，“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为此目的，乐史在写作过程中，力求创新体例，汲取前人成果，不囿于以前的旧志。
②着眼于全国“寰宇”。他在编写这部书时，着眼于祖国大地，内容包括全“寰宇”。当时宋朝的路级区划还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他便以唐朝的道为依据，起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周于海外，既叙述宋朝现管的州县，也叙述汉、唐盛时所治理过的全部地区。为了全面正确地反映出各地的情况，乐史对每一州县的沿革变化，尤其是对唐末五代以来，郡国割据，更名易地朝三暮四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整理更正，详细记述了各地的方域，山川、风俗、胜迹、物产、户口、人物、艺文等等内容，使该书成为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理著作，比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故其书名为 《太平寰宇记》。
③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他博采群书，进行了考证分析，征引著作达二百多种。。史料价值很高。《四库全书》的编者在《太平寰宇记》的“提要”中写道：“采摭繁富，帷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这个评价，符合实际，非常正确。
由于该书具有以上优点，故此书一出，九百年来不断翻刻印行，确是“传之久而必不能废矣！”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称赞说：“有宋一代志兴地者，当以乐氏为巨擘。”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乐史在编撰地理总志时怀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太平寰宇记》编写时，幽、蓟十六州早已被后晋的石敬塘出卖给了契丹。为了激励人民恢复失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在书中详尽记述了当时已不属北宋版图的幽、蓟十六州，以“志未尝忘山前后也。”对此，历代史地学家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
我国地方志导源于《禹贡》、《山海经》，此后虽有不少著作，但真正具备地方志书的完整体例，成为后世志书的定型者，则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该书问世后，地方志的体例大变，后世编撰地理总志所采取的体例，多以此书为依据。各地撰修方志蔚然成风。《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大。
如果说乐史的地理总志以文为主，开创了史传派地方志的先河，那么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则在绘制图经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人。他是信州龙虎山的张真人的道徒。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大德三年(1299)，他到大都 （今北京市）协助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奉命代天子祭祀名女川，周游了今河北、山西、山东、莎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与此同时，中朝大夫还交给他编绘地图的任务：“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①这一任务与朱思本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想法正合。从此，他得到依靠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查阅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的便利，同时又亲自进行察访，“往往讯遗黎，寻古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 朱思本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据他的《自序》可看出，《舆地图》以实地考察的地区为主体，凡是不熟悉的地方，概不轻易画在图上。所以，他的材料是很真实的，不仅有官方提供的资料，而且有讯访当地父老、进行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利用前代地图的成果，最后以计里划方之法绘出了全国性的《舆地图》。其绘制方法是，先作出各地的分图，然后拼合成长宽各七尺的大图，精确程度超过前人，在我国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人们评价说：“其足迹之广，目验之多，自属突胜前人。” ① 朱强本《舆地图白序》 朱思本的《舆地图》是科学总结与实地调查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他一生中精力荟萃之作，是他“平生之志”、“十年之力”的结晶。朱思本曾将此图刻于江西龙虎山的三华院。《舆地图》作为元、明两代地图的祖本，支配了中国地图二百多年。可惜由于地图太大，不便刻成书本式样，清康熙年间就散失了。幸好明代地理学家吉水人罗洪先(1504—1564)在此基础上加以增广，分幅绘制，成为我国当时一部大地图集，故称为《广舆图》，把我国地理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罗洪先的《广舆图》自序云：“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如一，莫之能易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 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咸具副纸，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并说：“按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方，易以编简。”所以，今天我们仍可在《广舆图》上看到《舆地图》的面貌。
我们的先人在谈到“地理”时，往往喜欢把它和“天文”联系起来，一并称为“天文地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配属于地上的州国，让它们互相对应。《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尽管古人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但它对确定地域的方位以及气候季节等是有其科学成分的。
在我国古代，占星术是天文学的一大内容，人们通过观测天象来推断社会事件的发生和人间的变化。元明清的史料中，记载临川精通占星术的人是不少的。如明代临川人吴英：“通天文星数之学， ……以天文累官太常少卿”。清代临川人张神峰，精星学，“著《辟谬》一书，海内星平家皆宗之”，清代临川人杨天爵，“精历法，作《七政台历法》，谈星平者悉用之”。可见，古临川以星学为主的天文学是很发达的，而且影响颇大。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揭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揭暄(1613— 1695)，字子宣，号丰斋，广昌县人。揭暄自幼聪敏好学，一览成诵，博闻强志。清兵南下时，曾随父举义兵抗清，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兵败，归乡隐居，潜心治学，执椽著述。
《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是凝聚揭暄毕生心血的不朽之作。为了精察宇宙间的奥秘，辨明有无九重天的疑义，他博览群书，考据精核，白天运筹推步，夜晚仰观星象，整个心思无时不在日月星辰之间遨游神驰。经过50多个寒暑的观察、探讨，终于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康熙二十八年(1684)写成这部著名的天文学著作。
《璇玑遗述》全书共10卷，数万言，皆耳濡目染之事，身体力行之言，立论新颖，内容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有力地否定了道教宣扬的所谓天有九重的说法。揭暄指出：“天不必九重也，日月星辰丽于其位，如山之宿石，或在巅，或在麓，威在其半；如人有口、目、脐、肾，虽有高下，实其一体，星之外行，如人身百脉。”“天之不落气象者为大虚空，谓之上天，故无声无实，落于气象者则有体有用。”文章譬证简绝， 质测旁微。揭暄曾将此书就正于浮山大师方以智和著名天文学家宣城梅文鼎，方审阅后说：“读此一过，快何如之。”认为揭暄的论述，“确然决千古之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辄出泰西诸儒之上”。梅文鼎在读了《璇玑遗述》初稿后，摘其精语集成1卷，名曰《璇玑尺解》，穰其“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实为古今所未发”。揭暄尝与天文学家方中通商讨过“论难日轮大小，以及古今岁差之不同”等玄穹垂象，且编成专著，名曰《揭方问答》。方中通称赞揭暄是个“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伸中土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的千古奇人。由此可见揭暄在天文学上的卓越成就是超过前人的。
揭暄一生写作辛勤，著述丰富，实属罕见。除《璇玑遗述》外，还著有《揭子兵经》、《揭子战书》、《揭子昊书》、《射书》、《星书》、《道书》、《周易得天解》等17种。他不仅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数学家，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节以金溪为中心印刷业的发展我国劳动人民在印刷术上的发明，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印刷术主要有雕版（木刻）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其中木板雕印是我国古代图书印刷的主要形式。我国的雕版印刷事业，始于唐，到了宋代，已经极为昌盛，刻书地点遍布全国各地，刻书的主要中心地区有五处：即汴梁、浙江、四川、福建、江西。南宋时期，江西地区特别是吉安和抚州，官私刻书成为风气。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有《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①。临川区域印刷业主要以金溪浒湾的木刻印刷为中心。
抚州金溪浒湾镇曾以木刻印书盛极一时而闻名。《江西省地理志》载：“金溪浒湾男女皆能刻字，所有江西全省读本，经书小说皆由此出版，名曰江西版。”抚州俗语“临川才子金溪书”就是称誉金溪浒湾木刻印书之盛。
金溪县浒湾镇，古名金冠里，位于古金临驿道的中段，距金溪、抚州各约20余公里。它东枕疏山，西走灵谷，前濒抚河，后通驿道，交通十分便利，给旧时的浒湾木刻印书业的繁荣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印书业的发达，也相应地刺激了本地商业、交通的繁盛。驿道上车马往复，抚河里棹歌声声。运来制版的木料、印书的纸张、匠人的工具及生活之必需品；运走盈车盈船、装订一新的各种木刻印书。
浒湾木刻印书，始于明，盛于清，鼎盛时期则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此时，凡经、史、子、集类书，在这里都能刻版刊行。随着木刻印书的兴起，在浒湾的一些街巷中，先后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铺栈、书店、作坊。为了便于藏书、搁板、印刷、经售，这些作坊、铺栈的建筑样式大同小异，均作纵深式加隔楼，高瓴格式，年深日久，就发展形成一种固定的街道格局——前、后书铺街。
前、后书铺街街口有座拱型门，用麻石砌成，门上嵌有“籍著中华”横方匾额。门前数十步是用石柱石板咬接为栏的“洗墨池”，面积半亩有余，源头导以活水，当年是作灌洗木刻印版之用，故池水常年墨黑。池旁，有乾隆壬寅年(1782)立的高2米、宽1米并镌有如斗方大小的“聚墨”二字的石碑，碑的上部，横刻着“流芳百世”四字。池畔，是直通金临驿道的大路。进拱型门三四十步，是前书铺街与后书铺街相贯通的灞陵桥巷交会处，此处有一方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立的“严禁淫词小说”禁书碑。碑高约1.3米，宽约2米，上面列举的禁书约200种。如《水浒》、《西厢记》、《红楼梦》、《牡丹亭》、《今古奇观》、《笑林广记》等。
后书铺街街口亦设一石拱门，上面是嵌着道光癸卯年(1843)合坊鼎建的“藻丽骶秽四字石匾一方。前后书铺街的另一街口均与浒湾大街相连接。
前、后书铺街相向平行，两街的铺栈、书店、作坊大都首尾衔接，曲径相通。大门门面开在前书铺街的，其后门则开在后书铺街；而大门开在后书铺街的，其后门就一定开在前书铺街。这样不仅来往方便，而且加强了业务联系和信息的沟通。
浒湾的木刻印书工艺流程分为刻板、印刷和装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刻板。 就是用写好的薄纸书稿贴在木板上面，再刻成反文的书版。书版每块刻两面，每面印成对折后变做2页，用来刻版的木料多用梨树，兼用樟荷，字体普遍采用宋体，特殊的才用隶、篆、行、草等体。如加朱批和圈点，则另刻套版。对于谱谍等类，则另刻活字检用。刻字的工具分枝凿、干凿、脚凿数种。干凿分宽狭多种，用于削坯子；脚凿用于打线格；枝凿用于刻字。刻字技术分出门与归身两种。出门刀用于刻木料的直痕，归身刀用于刻木料的横痕。运刀方法又分横刀与侧刀，运刀一般从右至左，但一个字的每一部分的分刻有时又需要从左至右，并不拘泥，以匠人能够得心应手为度。以刻“永”字为例，先将“永”字反贴于木板，后将它横铺运用横刀，再将它直铺运用侧刀，最后将它倒铺，运用取字刀，挖出木屑或字。如遇木料有节，应将全部挖出，另补入木料，遇到刻有破坏的字划，亦应挖出，其破坏部分另补木料拼刻。
第二阶段，印刷。将木刻板本放案面，版四角用纸层垫稳，版的前面放着裁好的印书纸，并用木条压住，版的右边则放置墨缸、棕刷、棕把子等。先以棕刷蘸墨汁擦上版面，后将印纸铺在版面上，右手握棕把子在纸背按刷，印纸着墨后即为书页。书页从印版揭开，放在版的左方，积叠成堆后移开，进入装订工序。每印刷一张，须蘸墨一次。用来印书的纸张，一般采用本地生产的毛八纸，低级的用资溪生产的京丹纸，特等的用福建生产的连四纸。印谱谍，则使用广信陈坊生产的谍纸。印封面，则多采用染色的优质纸张。印刷用的油墨，是用乡村烧松树所熏成的烟渣制成。
第三阶段，装订。有四道工序。先是折页，将印页从中缝向外折射，常用的折页方法有提折和柯折两种。提折是用两手从中缝提起捺折，柯折是在书桌上按中缝对折。次为配页，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以书页平铺在桌面上按顺序排配，这叫走配。把书页摊开如扇形，逐页理齐，称为撒齐。也有竖针为栏，把书页逐页与针碰齐，称为碰针。书页理齐后，逐本先打两个洞眼，用纸捻穿牢，然后配上前后封面，最后打洞穿线订固。线用双条，往返穿孔，连环贯串，一般书籍用棉线或麻线，精致的书籍则用丝线，纸捻衬封面掩盖后，不复显露。订眼通常是4个，为防止书角翘起，有时在上下各加一眼，合为6个，还有在两角再加一眼的，称为八针眼订。精致的书常在书背上下两角用绢或绫包裹，称为包角，兼有护角和装饰的作用。
旧时在浒湾经营书店、铺栈业务的老板，既有商人，也有出身于书香世家和科场落第文人，他们对书籍有着特殊的嗜癖。比较著名的有： 谷祥四，金溪县琉璃坪塘人。《谷氏宗谱》载：明末崇祯元年(1628)，有谷祥四者，河南新乡人，迁居浒湾开书铺，后又在琉璃附近的坪塘定居，遂为坪塘谷氏的始祖。
赵肖庵，世居浒湾，平生乐于著述，为便于付梓行世起见，则筑《红杏山房》精舍，所刻版本有《太平寰宇记》、《廿四史三表》、《历代名臣奏议选》、《武侯全书》、《史记菁华录》、《抚州五贤名集》、《陆象山全集》、《史文忠公集》、《杜晦堂稿》、《刘藏山人谱》、《西沱蠢愚录》、《汤文正公集》及篇幅最长的《佩文韵府》等。
张锦初，金溪合市联桥村落第文人。其先人道光年间(1821— 1850)开设《文奎堂》，以印《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唐诗》、《千家诗》、《声律启蒙》等书为主，所印书籍，畅销各地，并在安庆、芜湖设有分店。张锦初卒后，其子张少亭继承印书业，至清末民初衰落。
余钟祥，金溪双塘竹桥村贡生，与弟朝议大夫余致祥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开设《余大文堂》。在“文化大革命”前，竹桥村镇川公祠尚有《余大文堂》所刻的《十三经不二字》书版全套。余致祥后裔在左源村大屋书院还存有《余大文堂》刊刻的木版书六十橱。在《余大文堂》刻书房的廊柱上至今还保留着三幅表示木刻印书业特点的对联： 琅函宝籍微时瑞； 玉检金泥广国华。
宋艳班香开绮丽； 韩潮苏海溯渊源。
雨粟以来多著述； 结绳而后有文章。
王家荣，东乡上池王家人。其祖父建《两仪堂》刻书房，同时在吉安、南京设有《两仪堂》分店，早在清乾隆五十七年 1792)就刊刻了《汉魏丛书》。
谢甘盘，浒湾较有名气的学者，也是浒湾文人中的后起之秀，对书籍有着特殊嗜癖，筑有《旧学山房》精舍，广为搜集旧刻书籍重新刻版印刷以自娱。
随着木刻印书业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工艺技术较高的人才，也不断地吸收了外省来此谋生的刻字、印书匠人。他们相互交流经验，技术日益精湛。据记载，技术高的刻字匠人，每天可刻180至200个字（圈3个，点5个各抵1字），可获360至 400枚铜钱；技术熟练的印刷工人，每小时能印220— 240页。
在浒湾木刻印书的鼎盛时期，光刻字匠人就有六、七百之多，加上印刷工人，总数在千人以上。故旧版的《词源》及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地理课本《江西省》一篇中和“浒湾”条目下，都有浒湾男女善于刻字的记载。
浒湾的木刻印书，至清同治年间开始衰落，民国初年，随着铅字排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石印业等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古老的雕版印刷术逐渐被淘汰。前、后书铺街亦萧条冷落。原留下盈架充栋的木刻版，因长期滞留板架不用而遭霉烂、虫噬、鼠咬， 以至残损。1942年，日本侵略军进扰浒湾，纵火焚毁，使浒湾四分之三的店铺变成焦土，木刻书籍和木刻版也遭到践踏，几乎殆尽。解放以后，留下的木刻版本来已属凤毛麟角，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已是荡然无存，唯遗“前后书铺街”旧址。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宋代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它既能节省费用，又能缩短时间，非常经济和方便，这一创举对世界的影响十分深远。活字印刷术的技术也很快地在临川区域传播开来。19世纪初，在抚州宜黄就有人用泥活字印书。
临川区域印刷业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它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除了刻印儒家经籍外，又遍刻史书、医书、子书、名家诗文集和儿童启蒙读物等，对活跃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促进临川文化的发展以及传播临川文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金溪浒湾印书业为例，私人刻书铺栈、作坊是其印刷业的主体。由于木刻印书业的发展，浒湾的经营铺栈书店业务曾一度繁荣，其中较大的有《两仪堂》、《余大文堂》、《世德堂》、《文奎堂》、《文林堂》、《善成堂》、《可久堂》、《红杏山房》、《旧学山房》等，有的书坊主人把刻书当作终身事业，甚至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这些铺栈作坊里，所刻印的书籍范围广泛，种类繁多，除了如前所举的《太平寰宇记》、《廿四史三表》、《史记菁华录》、《陆象山全集》、《四书》、《诗经》、《易经》、《春秋》、《左传》、《汉魏丛书》、《王荆公年谱考略》、《小儿推拿秘旨》、《红炉点雪》等文史医各类重要文献著述之外，吴澄、吴康齐、吴悌、陈明水、蔡上翔等学者的著述都是从这里付梓行世的，其中《陆象山全集》、《王荆公年谱考略》、《小儿推拿秘旨》、《红炉点雪》等著述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还有《旧学山房》精舍老板谢甘盘，广为搜集旧刻书籍，重新刻制木版印刷。这些书籍的刻印和销售，既有利于本地人们学习和了解优秀的中国民族文化，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临川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木刻印书之盛是“临川自古多才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面，这也有利于临川著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使抚州诸贤的著述能刻印成册刊行于世，广为流传。
尤其是这些刻书铺栈作坊并不局限在本地销售，而是把市场扩展到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特别是地处长江中下游水路交通畅达的口岸，如南昌、九江、芜湖、安庆等均设有分号分店，南京有金东书寓，长沙有三让书屋，北京有新旧金溪会馆等筝。这些木刻印书就是这样通过多种渠道，远销全国各地，影啊很大，故有“籍著中华”、“藻丽邯姥”之誉。
总之，临川区域木刻印书业的发展繁荣了临川文化，推动了临川与全省、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通过这种印书媒介，给临川区域人们传递了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也将临川文化送出本地，传扬天下。古临川的印刷业不失为中国古代印刷业花园中的一簇鲜花。
第四节手工业和冶炼技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仍，人民不断南迁。他们把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到了南方，使江南的农业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富有“粮仓”之称的临川，更是农桑发达。这就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其他条件。唐宋以来，临川区域的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陶瓷业方面，有隋末唐初江南著名古窑临川县白浒窑，有专烧青瓷和白瓷的宋代江西瓷器重要产地南丰县白舍窑。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方面，临川县上幕镇（今属金溪县）与战坪（今展坪）、温泉铜山，东乡县小璜等地，唐宋时期即开采冶炼金、银、铜、铁。纺织业方面，唐宋时抚州的葛布为“贡品”，“莲花纱”为当时官员最喜欢的夏天衣料，宜黄的夏布更闻名省内外。明代乐安县人民制造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纺纱工具——“五锥纺车”（即一车装五锭，每纺出五纱），受到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赞许。造纸业方面，唐时临川的滑薄纸，宋代抚州的茶杉纸、牛舌纸，都是极享盛名的纸品。宋人印刷书册喜欢用抚州产的捭纸，以致金溪浒湾的刻书业和刻书技术也声名远播。食品业方面，唐时即酿造出驰名中外的南城麻姑酒，1915年曾获南洋国际赛酒会银牌奖；金溪浒湾的龙须面，曾被清代选为宫廷御品，誉为“龙须贡面”；藕丝糖也是金溪的特产，有歌谣唱道：“浒湾油面进汴梁，方河米粉去湖广，黄通冬笋满省跑，四海闻名藕丝糖。”可见，古临川无论在手工业门类，还是在制作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陶瓷业、矿冶业和夏布业。
一、陶瓷业从临川县营门里战国遗址出土的陶猪，我们可以知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古临川人就会利用陶土造型。但真正制瓷业开始是在隋唐时期，临川县红桥镇白浒窑出土的众多陶瓷器皿和残片说明了这一点。白浒窑虽然不是规模特大的唐窑，但其窑址延绵达五里之广袤，废址上遗物很多，譬如一甲村废窑址，今尚存孤立的馒头形土堆四个，高达7—10公尺，径达40—50公尺，窑场设施比以前更有改进。白浒窑所选窑泥色不白净，质不纯赋，其陶洗、练捣亦不很精细。因此，所制瓷器胎骨较粗糙，胎泥中的杂质导致部分器壁隆鼓，凸起气泡或釉层剥脱。比起选料精细，体薄色润的景德镇窑和吉州窑要差一筹。能与他们做竞争对手的要算南丰县白舍窑。
白舍窑位于南丰县的白舍镇。是宋元时期江西省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瓷窑之一。与景德镇窑、吉安的吉州窑、赣州的七里镇窑享誉全国。
两宋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瓷器提出了新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要满足皇室贵族、宦官富豪们装点居室和玩赏收藏的需要，茶楼酒肆也都以器皿清洁为优势，同时又是重要的外贸物产。因此，制瓷业的新工艺得到发展。白舍窑就以产白瓷和影青瓷而著名。
1．窑场设施规模庞大，设备齐全。白舍窑处于白舍镇前绵延的红土山岗上，以瓦子山为中心向东西方向伸展，横纵延伸3华里，形状像一条条青龙沉卧在碧绿的山坡中，颇为壮观，因而，民间俗称“龙窑”。《南丰县志·古迹》记载：“南丰宋时置官监选瓷器，窑数十处，望之如山。”从现存的古瓷窑遗址上遍布的瓷片、窑具、垫饼、垫圈、垫柱、匣钵、炭灰残渣等混合物以及窑体之间，遗存零星的小池塘来看，窑场布局合理，构筑考究，设备齐全，工序分明。
2．原料就地取材。尽力选取纯净细腻色白的瓷土，大多数器皿胎土陶得细净纯白，一度成为景德镇窑的竞争对手。白舍窑场资源丰富，生产的青白瓷别具一格，瓷胎薄质地细润，白瓷洁白坚滑，影青釉色闪光耀目。器皿中青白瓷釉色莹光润泽，介于青、白两者之间，在素白青色淡雅色釉中，泛出一种逗人喜爱的色彩，人称这种青白瓷为影青瓷。白瓷产品大部分偏白，洁白无瑕，白色色泽中略透露出浅淡黄色泽，与景德镇窑产品偏青略有不同，各显地方特色，比同期的吉安永和窑产品好得多，为群众所喜爱。据《陶记略》记载：“南丰窑对景德镇的市场均有所夺”。
3．生产规模、制造技术和工艺艺术达到了较高水平。据方志载，白舍窑相传宋设“御窑”。“宋时置官监选瓷器，集中了不少能工巧匠，专门生产‘供上用’的瓷器，制瓷精良”。此种“御窑”在当时具有“民窑官用”的性质。从窑包中遗存出土完整的器皿来观察，产品品种多式多样，造型精致，胎质细腻，釉色晶莹，装饰华丽古朴，图案丰富。在工艺方面既有传统风格，又富于创新，别开生面，尤其采用传统的尖削器梳篦划花装饰技巧绘出的花朵、山水、人物图象，形态栩栩如生，线条流畅生动，在器物口沿上施褐釉一周的装饰也很别致，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如酒壶注子是南丰白舍窑的独特产品。酒壶注子置于六棱分格形深腹注碗中，碗壁外部饰划莲瓣纹，盖塑苞形纽，高把曲流，瓜圆鼓腹，与注碗巧妙配套使用，既是生活实用品，又是摆设的工艺品。使用时，将热水倒入注碗中，酒壶注子内装美酒即被温热，是冬季取暖用酒的上品。
4．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宋代江南的窑炉都是斜坡式“龙窑”，这是为了“除流水湿滋之患，而火气又循级透上”①。南丰白舍窑现存的“龙窑”遗迹长度在25—35米之间，倾斜度一般在20度上下，窑门多朝西、北二向。其产品的装烧，均就地取材，充分利用陶制匣钵，以仰烧为主，也有支圈覆烧，一般采用薄而扁垫饼、垫圈、垫柱烧制，窑具充分利用泥饼或泥条筑迭而成，足见装烧技术已很成熟。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上历代战乱，白舍制瓷业逐渐衰落，成为历史遗迹。
二、矿冶业临川区域矿冶业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唐书·地理志》：“信州上饶有金、抚州临川有金、虔州雩都有金。”到了两宋时期，采矿冶炼技术和精巧的金属品制作技术都得充分的发展。抚州、南丰都是当时采炼金银和产铜基地。《临川志·物产》载：“宋乾道间，城西（今临川县展坪乡）产铜，后无额废”。南丰大圣舍利塔地宫中出土的金、银、铜等器物精美细致，金棺、银桶、金佛像、银佛像、银塔等金银器的制作都采用了錾、雕、铆、鎏金等工艺，造型也别具匠心，是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具体表现。
至今冶炼遗址犹在的是金溪县上幕镇。据清代《临川县志》载，唐代宝历年间(825—827)，唐敬宗曾下令在临川县上幕镇（今金溪县）东二里白面坞与银山金窟上为皇室铸造银床而开采银矿，后因亏损太大，民工逃亡，曾一度罢冶。不久又重新开始冶炼。今有矿洞遗址8处，多呈斜形浅井；炉基26座，呈弧形，用耐火砖砌成，直径约2.5米。冶炼场遗址的炉渣经化验，其含银量与现代冶炼炉渣的含银量相差无几，这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已接近现代水平。冶炼金属，尤其是冶炼贵重金属是一种复杂的科学技术。
根据有关资料综合，金溪上幕银矿是这样采炼的： 自然界中银的含量不多，而且含银的辉银矿(Ag2S)往往与方铅矿(PbS)共生。我国古代的银大部分是从含银的粗铅中提炼出来的，即以方铅矿与辉银矿的共生矿石，先炼成粗铅，再提炼出银。唐司空图《诗品》中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话，说明唐代的银是由粗铅中提取的。有关银矿的采冶方法，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二中有段较详细的记载：“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锻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这段记载概要地叙述了找矿、采矿、选矿和炼银的全部工艺过程。由于铅与银能互相溶解，故在炼时要“入铅”，即加入金属铅使在冶炼中能有足够的铅把矿石中的银全部携出，待铅银混合物与渣滓分离后，继续冶炼铅银合金使铅氧化而析出银来。这种炼银方法叫“吹灰法”，金溪上幕银矿所使用的方法大致就是这样的工艺过程。吹灰法的使用提高了银的白纯度和回收率，是古代比较先进的冶炼方法。
三、夏布业临川区域的夏布业，主要是宜黄县的夏布。有材料记载：“宜黄境内四面多山，县城如一溢地，产竺麻甚盛，所制夏布与万载齐名，行销极广。”① 夏布又名苎布，是用苎麻为原料织成的，生产工序复杂。先是将砍下来的苎麻捋去麻叶，剥皮去杆，即放在水市浸泡，不能让太阳晒。浸泡在水中的麻皮，还要刮去青皮层，露出白里带黄的纤维，这叫“粗麻”。“粗麻”要经过漂、晒两道工序，成为“精麻，，才用来捻纱、入扣，织成夏布。夏布织成后，还要经过漂布这一工序，反复漂晒，直到夏布变得精细洁白，才能印染打碾，贴好商标，打包上捆出售。
宜黄的夏布业自宋代开始生产，到明代以后日趋发展。宜黄夏布的主要产地是离县城30华里的棠阴镇。《棠阴镇志》记载：“江西的著名特产，宜黄、万载的夏布是江西的二大珠宝，而宜黄的夏布实出自棠阴。”棠阴“常为宜黄夏布出产之中心，昔极繁盛。”棠阴夏布业的繁荣，主要是棠阴处于丘陵地带，山势平缓，雨量充沛，给发展苎麻的生产带来了有利条件，最高年产量曾达数万斤。再者，棠阴依傍宜水，宜水清澈见底，水底为皎洁的卵石，含硫磺等矿物质，每斤水要比一般水重两钱，尤宜于夏布的漂白。凡经宜水漂出的夏布特别洁白纤细，光滑柔软，深受人们的喜爱，使宜水成为漂染夏布的天然场所。这不仅刺激了本镇夏布业的发展，而且吸引了远近各县乡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携夏布来棠阴加工。据《棠阴镇志》记载：“邻乡神冈、党口、黄陂，邻县如乐安、宁都、南城等地的夏布均运来棠阴漂染、打碾、打卷、装笼，然后贴上标鉴，运往各地贩卖，外省如湖南浏阳的夏布亦运至此。”每年端午节过后，棠阴宜水西岸沙石滩上，从渣浦到索湖村，全长约16华里的河滩上，全铺满了漂晒的夏布，蔚为壮观。棠阴成为夏布业生产和加工的中心。《清续文献通考》载：“宜黄县年产夏布约十三四万匹”。足见夏布业之发达。
夏布业的发展推动了棠阴镇经济的繁荣。棠阴镇上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居民从事夏布业生产，真是园园植竺麻，家家忙捻纱，户户响机车。每年7月庙会，是棠阴夏布销售的高潮，十里河埠，商贾云集，挤满了各地来的客户，棠阴镇异常繁荣。当地人至今仍流传“小小宜黄县，大大棠阴镇”的说法。
宜黄夏布生产，几乎全靠手工操作，耗工大，产量低，加上幅窄，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大量洋纱洋布涌入中国市场，宜黄夏布渐渐湮没无闻。
附注
① 日本外科专家华冈青州于1805年应用蔓陀罗花为主的制剂，长期以来被误认为世界最早应用的麻醉剂
① 《中国古籍印刷史》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
① 《江西旧抚州府属田赋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