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和文化发达的区域一样，多层次办学、多形式兴教是临川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文化的鼎盛往往来自教育的发达。《临川县志》云：“临川灵谷铜陵诸峰，环列于屏障，其俗风流儒雅，喜气而尚气，有晏元献、王文公为之乡人故，其人乐读书而好文辞。”又云：“地无乡城，家无贫富，其弟子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真所谓“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明代邓元标在《崇儒书院记》中描绘说：“抚州海内名郡也，其先多名德，大儒如晏元献、王荆国、曾文定、陆文安伯仲，吴草庐、康斋诸先生者，醇学粹行斯文，岱宗避荒远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乡乎。先是明水陈公以学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吴于临汝，已盱江近溪罗公至，每会讲禅刹，月余别去，诸缙绅继，峰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陈公、景默曾公、二瞻黄公、若士汤公、后先义日，吾抚在宋黄勉斋氏创有南湖书院，以开东学，是时人才彬彬，家有弦诵。”①由于自宋以来形成“乐读书而好文辞”的风尚，历代以来，临川官府治吏、社会名流都致力于学。特别是一些文化世族，当然是指临川的地域望族，它在家族承衍过程中，尽管其文化建树的具体实践会受到社会地位的兴衰消长的影响，但其在特定文化氛围熏陶下的积累，包涵着文化素质、精神以至各门类技艺能力的积累，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积丰厚。这就是说，一些知书达礼的大家族，往往有兼家教与师承合二为一的家学承传，即耳濡目染的熏陶、耳提面命的家教形成的良好的家风。在这种浓重的文化氛围和严谨的家庭训教中，临川弟子刻苦砥砺，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愿望十分强烈，以诗书求闻达成为临川才子的普遍心志。如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其父王益是北宋初期诗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据说王益为人诚实宽厚，家教却十分严格。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登杨寞榜进士第四名，其弟王安礼，系嘉祐六年(1061)进士。其弟王安国自幼敏悟，聪明好学，虽屡试进士不第，但由于学识渊博，神宗召试，赐进士及弟，三兄弟皆成就事业。再如著名文学家曾巩，“嘉祐初，曾巩与长弟曾布，及次弟曾牟、曾阜，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凡一门6人，俱列乡荐。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可遗者。”①一家六人，同登皇榜，可见曾氏家族的家教有方和曾氏子弟的上进意识。
  家教之上是族学。过去的乡村都以宗族为单位开办学校，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如书馆、学馆、私塾、社学、小学等。举办形式，大都由宗族出面延请教师，学校费用由族内族产支出，学校的校址大都在宗族的祠堂。这种族学在临川简直是数不胜数。元明时代临川的农村小学非常发达。当时的小学以社为单位，所以叫做“社学。”“乡村凡五十家立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②例如： 南城社学。明洪武八年(1375)奉诏立社学。每50家设一所，延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正统元年(1436)朝廷令提学官及府县官严督勤保，有俊秀向学者，许补生员。宏治年间，南城社学共十二所，提学副使邵宝竭力振兴，规定凡补生员者必须经过社学。正德七年(1512)，社学十四所，编名为礼、乐、射、御、书、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后为豪绅侵没。万历五年(1577)，知县范来恢复社学，学名仍旧，地址是：(1)礼字社学：设北隅朝京门内清和院旧址；(2)乐字社学：设西隅孔家岭；(3)射字社学：设北隅旧府治内；(4)御字社学：设北关周家湖；(5)书字社学：设北关石蹬前；(6)数字社学：设西关杜家坊；(7)格字社学：设北隅雍熙街；(8)致字社学，设东关便民仓后；(9)诚字社学：设东关太平桥头；(10)正字社学：设西关长岗上；(11)修字社学：设南关邱寺前；(12)齐字社学：设南关申明亭；(13)治字社学：设北关江家巷；(14 )平字社学，设北关罗家。清顺治元年(1644)，每乡置社学一所，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社学教师，免其差役，量给廪仡。雍正元年(1723)诏令乡子弟年12至20，有志学文者入学肄业，造名册上报提学使查考。社学中有能文进学者，社学教师从优奖赏，社学教师怠于教或系钻营滥充者，查出即行皖革开除严加议处。当时南城较为著名的社学有：（一）青绥社学。设十四都青绥里八堡。明成化年间建，后废，清康熙年间恢复。乾隆四年，八堡又捐建学宇。（二）黄山社学，道光五年(1825)，本都人呈准以黄孝子祠为学址，延请都中老成者，以训子弟，教师之束备膏火，从黄孝子祠祀余谷内分半酌给。（三）钟灵社学：设十一都，乾隆十三年(1748)建立，里人于中林寺故址筑书舍，置学田延师以课子弟，改中林为钟灵。（四）城关社学，道光十九年(1839)建，咸丰六年(1 856)毁。
  南丰社学。明万历十四年(1586)，南丰开始创办社学。分别于今县宾馆处立南方社学，于紫阳书院夹宝廊屋立东方社学。择通晓经书的儒者为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书，教授《大学》、《论语》、《孟子》等书并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在社学内教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清代，朝廷规定了各村社推行公学（即社学）一所，为地方初级学校，选择学优行端者任教师，以“六艺”为教学内容，并偏重教授语文读写和历史知识。
  广昌社学。明洪武三年(1370)，知县侯端奉诏立学。八年，每50户设一所社学，选择学优行端的秀才为社师，教习六艺，训迪军民，官府免其差役，量给奉金。嘉靖六年(1527)，知县毛益奉例建社学于县城东面迎恩桥，学内设有听乐厅、习礼厅、句读厅、算数厅等。规模甚宏，后被兵毁。万历二十二年(1594 )知县陈时重修。清雍正元年(1723)，在大乡设社学，凡年龄12至20岁者均可入学，在校社员可免差役。此时，全县有6所社学。
  崇仁社学：明初始创，于乡里凡35家或50家置一学。天顺年间，知县李祥建社学4所，即东耆社学，设无为观废址；西耆社学，设严家巷，后更址善修观；北耆社学，设招隐堂废址，后更址四贤祠；西馆社学，设铺左道旁。历经变异，俱已废矣。万历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595— 1598)，知县陈瑛复置社学于县治屏墙，后亦废。清雍正六年(1728)知县陶士黄重建社学，设在南城瓦小堆新兴寺旧址，并置学田，以其租为教学经费，是一种免费学校。
  据考察、临川在明朝社学最为发达，抚州府所辖的县，包括象宜黄、乐安、黎川（新城）、资溪等边远县份，社学都比较普遍。教育基础相对较好的临川、南城、崇仁、金溪等县除了社学外，其他教育形式仍然比较发达。社学的发达，除了明朝皇帝的倡导和律定(明太祖在恢复中央国子监及府州县学之后，觉“乡社之民，未睹教化”，乃于洪武八年(1375)下诏建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更重要的是临川自宋以来形成的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和以读书扬名的民众共识。
  在临川教育的众多办学层次中，还有一个基础性的教育层次不能忽略，即私塾、蒙馆和村学，这在临川基础教育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私人办学之至清朝，其盛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私人办的学统称“学塾”。学塾又有“教馆”（坐馆）、“家塾”（私塾）、“义塾”（义学）之别。塾师到有钱人家去教书的叫教馆，学生到塾师家去学的叫私塾，由地方人士集资或公堂之类出钱请塾师在公共地方教学的叫义塾。其中专教蒙童的叫蒙馆，相当于小学；专教大一些的学生的叫经馆，但没有严格的界线规定。据考证，清代临川区域的十一个县市均有数量相当的私塾，有些私塾并有相当的规模，例如： 建昌府明代即有学塾，由本府重视教育之士绅创建义塾，延师以教同族子弟。最为著名的有章氏义塾，设城南关联柱坊附近，系章前峰所建。罗汝芳《章氏前峰公义馆记》云：“凡族党子弟，无亲疏、无远近，皆集于是，而邻里之愿附者，亦得以就业焉。”私塾系由几家共请一塾师课其子弟，亦有由富贵殷实之家独办者，而比较偏僻的乡村义塾则由全村派款请塾师教本村儿童，教学内容大体相同，每日课以写字、读书。一般只点读而不讲解，对高徒方行开讲。写字须经填摹、临帖。
  广昌县在清光绪年间，尖峰高观莲先后在营前西湖、包坊大吉庵创办私塾，每年学生20人左右。清末，广昌有私塾百余所。塘坊饶绪传、赤水黄炳群、谢芝生、杨溪应作霖、张儒香、王家敏及新安下坪吴锡光等人办的私塾都较有名望。到1925年，县城魏家屋、天化坛、孙家街等处均设有私塾。1934年，保学与私塾并存。1924年，国民党省府曾颁布《取缔私塾章程》，距离小学2里内的私塾均予以取缔，许多私塾就挂起保学牌子，但仍有人在县城设私塾。
  崇仁私塾盛行于清代，多为蒙馆，遍及城乡。清光绪年间，庠生黄逢生创办经馆一所，址设县城彭家路，有学生28人，在本县有较大影响，光绪末年停办。到清末，崇仁有私塾7所，塾师7人，学生120多名。到民国中期，私塾骤增，1933年全县私塾竟达到47所，塾师52人，学生640人。解放初，私塾均停办。
  据考查，临川区域各类型的私塾遍及城乡，但一般规模都不大，办学条件也很有限，绝大多数学校是“一校一师”，大都袭用“蒙馆”与“经馆”的传统教材和教育方法。象东乡县，解放前“一校一师”的私塾就有69所，而在宜黄县、乐安、泸溪（资溪）、新城（黎川）这样偏僻地区，很多都是同宗族或同姓氏、共祠堂的村落共同请一位塾师，学生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
  私塾的教材，“蒙馆”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增广贤文》为主，“经馆”的学生大多已经是读过几年书的富家子弟，以习制艺为目的，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古刘、诗、词、歌、赋。“经馆”学生在未考入县学前，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童生”。“经馆”先生也多为社会名儒，学生同样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
  从总体上说，私塾先生多为比较贫穷的知识分子，生活清苦。有的地方由学年每年给老师一定数量的大米、食油、盐、猪肉等，也有由学生家庭轮流供膳。但临川人民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不论城乡，不论贫富，人们尊师成风，每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均请先生为座上宾。学生离校就业后，对先生仍有眷念之情，回乡省亲时，都要到先生家里拜访，感谢先生的栽培之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政府更加腐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逐步形成发展。1898年“戊戌变法”，在短短103天，清政府连续颁布了几十条除旧布新的命令，其中关于教育的可归纳为二项：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各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亦一律兼习中学、西学，并向学堂过渡；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也一律改为学堂。① 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再次颁布兴学诏书，要求“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②以后，临川区域各县逐渐将书院，社学、义塾改为学堂。例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崇仁创办第一所公立高等小学堂，设于县城原相山书院旧址，学生40人；改毓秀、仰庐、沸湖书院为初等小学堂。至1906年，全县有公立高等小学堂4所，学生1 1 0人；公立初等小学堂8所、学生177人。至1908年，全县有高、初等小学堂22所。东乡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高等小学堂于龙山原汝东书院，学生30人；设初等小学堂于城内文昌宫，学童20人。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后，临川区域12个府、县全部将县学、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19 10年后，有些县还创立女子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则以府立为原则，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学制五年。抚郡学堂（即抚州市第一中学）是临川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中学堂。它创建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旋易名抚州中学堂，座落在抚州城西北端，校园古木参天，环境优雅，是清朝兴鲁书院普通学舍原址。建校以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也是临川文化区域内声誉最高的中学堂。
  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从此，临川区域所有公、私立学堂一律易名，封建教育制度宣告结束。

① 《临川县志》卷28（清·乾隆本） ① 王明清《挥尘录》 ② 《新元史》《食货志》 ① 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② 《光绪朝东华录》卷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