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儒学、书院的发展宋代开始，临川逐渐成为著名的才子之乡。人才的辈出与教育的鼎盛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者，又恰恰是宋代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宋史》中曾有一句名言，精确地概括了宋代这一特点：“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①宋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②史实证明：振兴宋代教育的第一功臣是晏殊，而晏殊正是临川文化的重要奠基人。
宋天圣五年(1027)，晏殊因故被罢去枢密副使的要职，从刑部侍郎知宋州（今河南商丘）。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晏殊到河南后大兴教育的丰功伟绩，说他“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③庆历三年(10 43)，晏殊正式拜相后，与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一起，奏请宋仁宗，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育内容。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备器之制。”他指出：“经者世之常典也，无典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①可见晏殊是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的。
自晏殊奏请仁宗倡导州县立学后，庆历四年(104 4)仁宗下诏“令州各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于是州郡奉诏兴办学校。到神宗时“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②南城、临川是很早响应晏殊号召，并最早建立府学、县学的地区之一。当然，在唐代，已有一些郡县立学。县学，属政府创办的官方学校，以习儒家经典为主，故称儒学。
抚州府儒学：在城东隅文昌门之北，据大丘，东抵城，西抵大街，内有墨池朱井。抚州府学宋庆历四年(1 044)建立，明嘉靖十八年重建，清康熙二十三年、五十七年屡修，入学额为20名。
临川县儒学：宋咸平初始建于府治南青云峰下。明嘉靖十一年值城中宝应寺毁，巡抚胡岳提学徐阶从绅士议，即在寺址建学。清康熙四年、十八年、五十六年屡修。入学额为20名。
崇仁县儒学：创于宋庆历四年(1044 )。在县城开泰门内。元至正以前屡毁屡兴。明洪武重修，后诸多知县相继修葺。
金溪县儒学：初建于县南望仙门外，以后两迁。宋嘉定年间知县王衡仲迁于晁氏九经堂之故址。元至正年间毁。邑人邓零诚始加修葺，知县李子敬重修。
宜黄县儒学：宋皇佑元年，县令李详创建县学，并请曾巩写了著名的《宜黄县县学记》。明清屡加修葺。
乐安县儒学：宋绍兴间建，元末毁。明知县戴智修复，后知县尧鲁南加葺。
东乡县儒学：与孔庙同设于县城萃秀门内。始建于明正德五年(1514)。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元年(1662)知县李丹重修。
建昌府学、县学：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创办建昌军学，后军学破毁。绍兴十六年知军事蒋循祖修复，并复置学田。明代设府学。唐总章二年(669)，南城初建县学。这是临川文化区域内创办最早的县学。绍兴十二年，知县赵旦另择城南隅太平寺荒园重建县学，后又将民间绝户或亡户田产收作产田。县学学宫除大成殿、明伦堂、讲业堂外，尚有藏书楼，藏书甚丰。建昌府学、县学均设射圃，生员除习儒业外，定期习射。生员入学前，须经考试，举秀才者，方可入学。府学、县学皆有定额。
南丰县儒学：宋庆历四年(1 04 4 )建。元至正十九年( 1282)，升县学为州学。明洪武三年(1370)改州学复为县学。于历经修葺的学宫大成殿之东廊设立儒学署，有廪生20名，增生20名、附生12名。
广昌县儒学：宋绍兴八年(1138)建于县治南，寻迁县南，元毁，复修。明洪武初知县侯端弘治间修。知县黄琏继修，后佥事黄琪从诸生请，毁东狱观以拓规制。
泸溪（资溪）县儒学：初建于东城外，明万历年间知县汪谟徙县治西，明末毁。贡生付登觉协同耆民付元松、林永吉等倡修。
新城（黎川）县儒学：宋绍兴间建于邑之巽隅，明清均修葺。
临川人民一直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通过教育，培养出大量的人材。即使是穷乡僻壤，教育起步晚，但发展快，成效大。比如处交通闭塞、深山丛林中的乐安县，南宋绍兴间才开办县学，起初读书人不多，可是“其后十倍于始，迨宋季世，升国学，贡礼部，登进士科者甲诸邑。”①建昌县的新城（即今黎川）县，绍兴年间由南城析出，建县较晚，但教育发展很快，“终宋之世，乡贡士累百数，南宫首荐三人，登进士第者六十余人。”②在这样偏远荒芜县份能出如此众多人才，这是其他文化区域所不能比拟的。
江西是古代书院发达的地区之一。有人统计过，宋代共有书院397所，而江西就有140余所，居全国第一位；而临川，又是江西省书院发达的地区之一。以临川为中心，辐射南城、南丰、崇仁、金溪等县，是书院建设比较早的地区。据《南城县志》载，宋庆历三年(1043)，李觏在南城创办盱江书院。看来，这是临川文化区域创办的最早的书院。李觏是著名的哲学家，由于他的声誉，“东南闻风而至者尝数千人。”①对当地教育的影响是极大的。另外，据考证，著名文学家曾巩在入仕途前，曾在临川兴建兴鲁书院，并亲自讲学。曾巩比李觏少十岁，是李觏的学生。也就是说，嘉祐元年(1056)，曾巩及弟曾布、曾牟、曾阜以妹婿王补之、王彦深等被推荐入京，大比之前，已在临川开廷讲学。临川文化史上两位文化名人创办的盱江书院、兴鲁书院，是抚州地区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
临川是书院比较集中的地区，仅临川县城在宋代就有六所书院。
兴鲁书院：在香楠峰，宋曾巩居住并讲学之地。此后一直被邑人及地方官吏敬仰，但也几经衰败与修葺。到清乾隆五年，知府刘永锡复建，四十六年知府陈朗重修，道光二年知府郑祖琛、知府耿维祐、郡人礼部郎中杨护署、临川知县刘绳武捐修。 清代著名哲学家、乡贤李绂（字穆堂）有《兴鲁书院记》。
槐堂书院：宋州守叶梦得建，祀陆象山。
临汝书院：一名南湖书院，宋淳祐九年，冯去疾提举江西西路，以朱子常临是邦，故立书院祀之。朱熹是南宋复兴书院的杰出代表，他多次亲临抚州，对振兴临川书院教育，浓厚学术风气，无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续文献通考》载，朝廷对临汝书院非常重视，“宋元皆有官领之。”① 峨峰书院：处城南青云峰左，宋嘉定年间，参政李壁捐俸同知县黄公干建以讲堂，面峨峰故名。
碧涧书院：在县西境铜山之阳，宋知南康军晁百谈建。
红泉精舍：在县西境铜山之阳，宋曾极建。
元代明代临川书院有所衰落。元代共建一座书院，即青撼书院。元至正八年，抚州路总管周一生建，后改为汉阳张公书院。毁坏后，于清乾隆七年知府唐孝本、知县李廷友、县学教谕万物睹等更新创建，并复旧名。明代万历年间，建崇儒书院，以复南湖书院之制，祀宋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元吴澄、明吴康斋等。兴贤书院由顺治间知府纪振边建，但旧志失载。
清代临川书院有所复兴。新建青云书院和汝阳书院。青云书院在青云峰，乾隆四年诸生付钦承等请知县李廷友，于清县学旧基址建，后颓败，仅存房屋3间。嘉庆十九年邑人汪锦江重建，直到咸丰六年毁于兵火。汝阳书院在北关门，府城隍庙之右，道光五年，生员桂殿芳请于邑侯陈公云章，愿独立捐建，直到咸丰六年毁于兵火。
南城建昌府也是书院比较集中的地方。宋代除李觏的盱江书院外，还有： 龙眠书院：在毕姑山云梯岭左侧，宋庆历七年(1047)创立。宁文智、王岩谷先后讲学于此。王岩谷以博学宏儒著称，朝廷闻之，特旌《龙眠书院》额于讲堂。
曾潭讲堂：在县南21都，宋名儒傅梦泉讲学处。
明代南城有两所比较大的书院：一是凤岗书院，崇祯十一年(1638)知县王垣课士其中。道光十四年(1834)，奉文裁撤，知县黄宗宪捐银三百两购其址，复立为书院。一是紫阳书院，明崇祯十二年(1639)知县王垣建于凤凰山麓，明末毁于兵。清初，邑举人萧韵等改建于万寿宫之左，定社规12条。乾隆中毁于火。道光年间，举人梅春魁等捐资重建，咸丰六年毁。
明代南城最有影响的书院是著名哲学家、诗人罗汝芳的前峰书院。罗汝芳是王学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学术渊博，著述甚丰。先是罗汝芳的父亲在丛姑山建前峰书院，以教其宗族子弟，后罗汝芳讲学于此，改名为“丛姑山房”。罗汝芳的讲学对象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农人、樵夫、陶瓷手工艺人，不分男女与贫富，均可听讲，因此影响很大，对当时的思想发展，王学左派的传播起了不小作用。后来成为明朝著名戏剧家的汤显祖也慕名拜罗汝芳为师。旧志称“四方学者云集，名倾东南。” 明代南城还创建有圭峰书院、斗湖书院、山谷书院、道一书院、正学书院及著名的吴氏书楼等。
南丰元朝始有书院。元有南丰书院，明有紫阳书院，清有水云书院，比较有名的是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4)的寥告书院。由知县卢崧捐资与里人集资兴建，书院置重门而进为讲堂，后有先贤祠，祀曾文定，李寅清、谢程山三位乡贤。偏东有斋舍6所，前有文昌阁，后有亭，亭额书“揽胜”；偏西有斋舍4所，月池1口，庖厨3间，全院房舍大小共80余间，在当时是规模较大的一所书院。
广昌宋代始有书院。南宋祥兴二年(1279)，县人刘群不应元代荐辟，创立馆陶书院。明代先后有东园书院、南园书院、清溪书院、意园书院、南郭书院、石岗书院等。其中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史学家、教育家饶秉镒致仕回乡后，创办了雯峰书院，四方之士不远千里，慕名求学。明代著名教育家、状元罗伦，与秉镒极为相知，经常寓居于此，并写有《雯峰书院记》，使之成为明代中叶江西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其中东园书院是清吏部尚书何文渊读书处。
金溪在南宋时书院甚为发达。陆九渊是南宋著名哲学家和杰出的书院教育家。他的槐堂书屋和象山精舍在我国古代书院史上都有重要地位。金溪后来的槐堂书院、青田书院、崇正书院、象山书院皆为邑人或县令为祀陆九渊三兄弟而创立。
东乡宋代始有书院，如汝东书院、桂山书院、黄山谷书院、下关书院、半山书院，后者为祀王安石而立。
崇仁宋代就有书院。南宋有渔墅书院、文林书院、梅峰书院。元代书院甚为发达。这与元代崇仁两位著名理学家吴澄、虞集的出现有很大关系。草庐书院既祀吴澄，邵麓书院祀虞集。吴澄的理学成就和教育事迹，《宋元学案》有“草庐学案”专章介绍。明代崇仁也出了一位名儒，那就是吴与弼（号康斋）。吴氏自学成才，虽无师承而研治儒家理学甚早。他墨守宋代程朱之学，主张静时涵养，幼时省察，作为修养的基本功。他的学术思想深受众多儒士推崇，门学凡数百人，其中有著名学者胡居仁、陈献章、胡九韶、车泰、饶烈等，形成当时一大学派——崇仁学派。关于他的教育理论及学术思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把“崇仁学案”列整个明代学案之首。吴与弼早年在崇仁创办小陂书院（后改为康斋书院），影响甚大。明清时崇仁还有巴山书院、宝塘书院、文昌书院、相山书院、育英书院、再兴书院、仙友书院、寿章书院、仰庐书院、景庐书院、毓秀书院、沸湖书院。其中以清代的相山书院规模最大，时间鼎长，影响最深。
乐安在元代有一所规模较大的书院，即邑绅夏友兰捐田500亩，在县城东门外创建的鳌溪书院，当时设山长、大学训导、直学、学正、库子各一员。夏友兰少时从理学家吴澄游，并师承吴氏理学，躬行实践。后夏友兰之子又续捐田160亩补助书院经费。旧志云鳌溪书院“赐额设官，规制与白鹿、鹅湖等。”①吴澄还有著名的《鳌溪书院记》。
新城（黎川）虽系边远山区，交通闭塞，但在宋朝即有书院。史载风月书院，曾是李觏读书所；萧曲书院，在萧曲峰，明礼部郎中黄端阳聚徒讲授之所。
宜黄较有名的书院是鹿岗书院和崇文书院。
考察临川区域的书院建制，规模和沿革，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书院的兴旺，为发展教育，传播文化，繁荣学术，培养人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书院有两类，一类是知府、知县主持修建的，基本上属官办性质；一类是由民间乡绅自办的，基本上属私办性质。不管公办私办，书院的目的就是要宣明地方教化。黄恩浩在《重建汝阳书院碑》中记载：“广教化美风俗，尤以书院为先。”这些书院为临川培养了大批人才，一时间“人才之蔚，科举之盛，他邑罕及也。”同时，书院又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场所，这就为古代人才群落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象李觏、曾巩、陆九渊、罗汝芳、吴澄、虞集、吴与弼，都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卓越思想极大地吸附了大批青年学者，使不少青年人才迅速成长。书院又是教育的中心，历代科举中，临川很多进士就是从书院出来的。临川古代书院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二，由于著名学者主持书院，使临川书院呈现档次高、规模大、质量好、时间长的特点。从每个府、县的情况看，每县都有数量不少的书院，但都有一、二所比较著名的书院。如临川的兴鲁书院、南城的盱江书院、金溪的象山精舍、崇仁的康斋书院、乐安的鳌溪书院、南城的前峰书院，都是名人创办，或者是祭祀著名乡贤，在外面都有很高声誉，甚至皇上朝廷都亲自赐额，在地方上又有很大号召力。这些书院一方面广泛传播了知识，一方面又保存了著名思想家的思想菁华和学术传统。由于书院的巨大影响，历代地方官吏都顺乎民意，增加建置，善加修葺，使书院不断得以延续发展。第三，临川文化区域，从县令、乡绅到普通邑人，都有捐资助校的优良传统。总的来说，临川文化区域一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但也有不算频繁的兵火战乱，加上栉风沐雨，书院经常衰颓，但只要社会相对稳定，从官吏到民众都热情慷慨解囊，捐助教育，有些乡绅甚至独立捐建。不少私办书院，教授者家境贫寒，宁愿过着清贫朴素的生活，也要全力办学，痴心不改。正是因为这种热爱教育的赤诚感情，才使得临川区域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历久不衰。
下面重点介绍临川三所最有名的书院，即盱江书院、兴鲁书院和象山精舍。
李觏与盱江书院。庆历三年( 104 3)，李觏创建。《续文献通考》载：书院“中有明伦堂，前有洙泗堂，左右列诚正，格致四斋。”元末毁。明正德七年(1512)改建于城西街，没收淫祠田产22 4石归书院。嘉靖九年(1530)改为小学，书院遂废。万历三十七年(1609)推官陆键以府之射圃，恢复盱江书院。明末毁。清雍正七年(1729)复置。嘉庆四年(1799)盐运使邑人曾燠捐银3000两，新增膏火20名，新增监院薪水1 1两，院长膏火银27两，新增赏银60两。咸丰六年(1856)毁。同治八年(1869)知府达春布同五邑绅士捐资修建，光绪末年改为府试考棚。
李觏，史称“俊辩能文，举茂才异”。早年应制科考试受黜，退居家乡南城后，即讲学自资。庆历二年，应郡守邀请主持南城郡学，东南闻风而至者尝数千人。在教学内容上，李觏主张按先后秩序传授给学生“六德”、“六行”和“六艺”。所谓“六德”，指的是“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指的是“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六德”和“六行”主要是属于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李觏认为，育才首先要培养思想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授以具体的技能，即“六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理。但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学，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
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曾巩少李觏十岁，幼居家乡南丰，与南城是邻县，共饮盱江之水。曾巩的父亲慕李觏大名，遂领曾巩拜其为师。由于李觏的悉心点拨，曾巩聪慧勤勉，学业猛进，在李觏弟子中，可谓出类拔萃。明正德《建昌府志》云：“学者千余人，南丰曾子固，其高弟也。”20多年后，已入仕途，并有较大影响的曾巩回家省亲时还特地到建昌拜会老师李觏，感谢先生栽培之恩。宋皇祐初，范仲淹、余靖等极力向朝廷推荐，旨授李觏将仁郎，试太学助教，后升任直讲。李觏在江南士儒中有很高威望。此后，盱江书院几经废置，院址也几次迁徙。但由于李觏的深远影响，每次复建时，皆扩大院舍，精心修葺，乡邑绅士捐赠银款，增加人员建置和先生的膏火赏银。
曾巩与兴鲁书院。书院在城香楠峰。因曾巩祖先是春秋时鲁国人，又是孔子的杰出弟子曾子的后裔，取名“兴鲁”，含有“上承曾子之家学，以继周公孔子之传者”之意。曾巩时的兴鲁书院旧貌已无从知晓。清邑人李绂在《兴鲁书院记》中描绘书院：“前为大门，中为讲堂、五楹堂，前后列黉官，为学子肄业所，后为极高明楼，暂祀先生主于楼下，将别建抚州先贤祠于楼右，俾诸生月释菜其中。楼之后有小邱曰万罗者，亦将筑小亭为登眺之所。”庆历三年春始，曾巩居临川，一面潜心钻研，一面开廷讲学。曾巩十分重视教育。他在《劝学诏》中建议皇帝“重学官之选，而厚其禄”。大张旗鼓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并自称乐育“天下之才。”①皇祐元年，宜黄县由于地理偏僻，文化落后，还不能有县学。这年，新任县令李详至，始议立学。宜黄一些学子奔走相告，“相励而趋”。县令请在兴鲁书院讲学的曾巩写一篇兴学记。曾巩欣然命笔，写下了著名的《宜黄县县学记》，深刻指出：“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他热情洋溢地称颂在很多学校不景气的情况下，宜黄县令高瞻远瞩，顺乎民意，积极办学的精神。他认为只要正心修身，加强教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才出矣。”①曾巩深刻认识到了教育与地方教化、民俗风尚的内在联系。他对儒家经典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兴鲁书院记》说：“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之后有文定公子固先生，起于抚州，实传曾子之学。抚城中香楠峰，为先生兄弟故居，有书院曰兴鲁，先生讲学其中。”由于曾巩的声誉，历朝官吏对兴鲁书院都十分重视，且几经毁坏与复置，成为临川档次很高、影响很大的一所书院。嘉庆元年(1796)，后来曾在白鹿洞、鹅湖两书院讲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清代书院教育家，被称为“诗佛”的东乡人吴嵩梁主讲兴鲁书院。他在诗题中说：“嘉庆元年主讲兴鲁书院，谒尚贤祠，祠祀晋内史王公羲之、康乐候谢公灵运，唐刺史颜公真卿、宋中书舍人曾公巩、国朝户部侍郎李公绂。”他描述兴鲁书院“距雄胜之势，左环树木，右依县学，绝纷嚣，宜讲习”。②清朝有人盛赞兴鲁书院：“抚郡兴鲁书院，元属讲学之所也，延师秉择生童，按月课试，给膏火所以奖人才，培后进，诚盛举也。人才之蔚，科名之盛，皆由于此”。③由此可见，兴鲁书院直到清代，还历盛不衰，并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材。
陆九渊与槐堂书屋及象山精舍。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书院教育家与哲学家，与朱熹齐名。明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列有“象山学案”，专章介绍陆九渊的书院教育。公元1172年，陆氏登进士第后在家候职3年，在故居辟槐堂书屋以授徒，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陆象山年谱》云：“陆象山居之东偏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犹存，乃学徒讲学之地。”据说是“远迩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益盛。”①据《宋元学案》载，陆氏在此讲学3年，比较著名的弟子有65人，包括付梦泉、邓约礼、黄叔丰、彭世昌、石斗文、陈刚等，簇拥陆氏讲席，组成陆氏“心学”学派的基本队伍。3年后，陆氏开始仕宦生涯，但基本上是过着“亦官亦教”的生活。其间，陆氏参预了两次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活动。一是1175年，应吕祖谦之邀，参加了著名的“鹅湖之会”，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论争；二是1181年，九渊率学生朱克家、陆麟芝等人亲赴白鹿洞书院拜会朱熹，朱熹率同僚与学生迎接。朱氏请陆氏登白鹿洞书院讲学，讲课极生动感人。朱熹请陆氏将其所讲书于简，并刻石为记。这就是有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与朱熹两次相会，开创了自由论辩和书院讲学之风，对后世影响甚大。
1186年，陆氏因故离开京师，返回江西金溪故里，以闲职家居。于是，从学之士，又四方云集。“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②第二年，登贵溪县应天山建象山精舍讲学， 一连五载，这是陆氏讲学授徒的鼎盛时期，也是他成为“百世大儒”的里程碑。
“象山精舍”实际上是“槐堂书屋”的继承和发展。象山精舍在贵溪应天山南麓，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陆氏顾视山形，以为宛然巨象，于是易应天山为象山，自称“象山居士”。初建时，衡宇敝漏，居用草创，蔬粥无时，不堪充肠。陆氏率弟子艰苦创业，使精舍规模不断扩大，最后建有居仁斋、由义斋、养正堂、明德、储云、佩玉、规斋、蕙林、封庵、批荆等舍，真可谓书斋遍布山坞，气象蔚为大观。后来由于权臣韩佗胄大兴“庆元党案”，学徒逐渐流散，精舍日趋衰落。到绍定四年(1231)，其再传弟子江东提刑袁甫以精舍“祠宇荒颓”和“不近通道”为由，奏请朝廷批准，将它迁建于县城南郊三峰山下的徐岩，聘钱时为山长。第二年赐额“象山书院”。从此，它成为我国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与白鹿，岳麓，丽泽齐名。
第二节社学、私塾、学堂和文化发达的区域一样，多层次办学、多形式兴教是临川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文化的鼎盛往往来自教育的发达。《临川县志》云：“临川灵谷铜陵诸峰，环列于屏障，其俗风流儒雅，喜气而尚气，有晏元献、王文公为之乡人故，其人乐读书而好文辞。”又云：“地无乡城，家无贫富，其弟子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真所谓“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明代邓元标在《崇儒书院记》中描绘说：“抚州海内名郡也，其先多名德，大儒如晏元献、王荆国、曾文定、陆文安伯仲，吴草庐、康斋诸先生者，醇学粹行斯文，岱宗避荒远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乡乎。先是明水陈公以学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吴于临汝，已盱江近溪罗公至，每会讲禅刹，月余别去，诸缙绅继，峰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陈公、景默曾公、二瞻黄公、若士汤公、后先义日，吾抚在宋黄勉斋氏创有南湖书院，以开东学，是时人才彬彬，家有弦诵。”①由于自宋以来形成“乐读书而好文辞”的风尚，历代以来，临川官府治吏、社会名流都致力于学。特别是一些文化世族，当然是指临川的地域望族，它在家族承衍过程中，尽管其文化建树的具体实践会受到社会地位的兴衰消长的影响，但其在特定文化氛围熏陶下的积累，包涵着文化素质、精神以至各门类技艺能力的积累，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积丰厚。这就是说，一些知书达礼的大家族，往往有兼家教与师承合二为一的家学承传，即耳濡目染的熏陶、耳提面命的家教形成的良好的家风。在这种浓重的文化氛围和严谨的家庭训教中，临川弟子刻苦砥砺，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愿望十分强烈，以诗书求闻达成为临川才子的普遍心志。如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其父王益是北宋初期诗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据说王益为人诚实宽厚，家教却十分严格。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登杨寞榜进士第四名，其弟王安礼，系嘉祐六年(1061)进士。其弟王安国自幼敏悟，聪明好学，虽屡试进士不第，但由于学识渊博，神宗召试，赐进士及弟，三兄弟皆成就事业。再如著名文学家曾巩，“嘉祐初，曾巩与长弟曾布，及次弟曾牟、曾阜，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凡一门6人，俱列乡荐。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可遗者。”①一家六人，同登皇榜，可见曾氏家族的家教有方和曾氏子弟的上进意识。
家教之上是族学。过去的乡村都以宗族为单位开办学校，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如书馆、学馆、私塾、社学、小学等。举办形式，大都由宗族出面延请教师，学校费用由族内族产支出，学校的校址大都在宗族的祠堂。这种族学在临川简直是数不胜数。元明时代临川的农村小学非常发达。当时的小学以社为单位，所以叫做“社学。”“乡村凡五十家立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②例如： 南城社学。明洪武八年(1375)奉诏立社学。每50家设一所，延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正统元年(1436)朝廷令提学官及府县官严督勤保，有俊秀向学者，许补生员。宏治年间，南城社学共十二所，提学副使邵宝竭力振兴，规定凡补生员者必须经过社学。正德七年(1512)，社学十四所，编名为礼、乐、射、御、书、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后为豪绅侵没。万历五年(1577)，知县范来恢复社学，学名仍旧，地址是：(1)礼字社学：设北隅朝京门内清和院旧址；(2)乐字社学：设西隅孔家岭；(3)射字社学：设北隅旧府治内；(4)御字社学：设北关周家湖；(5)书字社学：设北关石蹬前；(6)数字社学：设西关杜家坊；(7)格字社学：设北隅雍熙街；(8)致字社学，设东关便民仓后；(9)诚字社学：设东关太平桥头；(10)正字社学：设西关长岗上；(11)修字社学：设南关邱寺前；(12)齐字社学：设南关申明亭；(13)治字社学：设北关江家巷；(14 )平字社学，设北关罗家。清顺治元年(1644)，每乡置社学一所，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社学教师，免其差役，量给廪仡。雍正元年(1723)诏令乡子弟年12至20，有志学文者入学肄业，造名册上报提学使查考。社学中有能文进学者，社学教师从优奖赏，社学教师怠于教或系钻营滥充者，查出即行皖革开除严加议处。当时南城较为著名的社学有：（一）青绥社学。设十四都青绥里八堡。明成化年间建，后废，清康熙年间恢复。乾隆四年，八堡又捐建学宇。（二）黄山社学，道光五年(1825)，本都人呈准以黄孝子祠为学址，延请都中老成者，以训子弟，教师之束备膏火，从黄孝子祠祀余谷内分半酌给。（三）钟灵社学：设十一都，乾隆十三年(1748)建立，里人于中林寺故址筑书舍，置学田延师以课子弟，改中林为钟灵。（四）城关社学，道光十九年(1839)建，咸丰六年(1 856)毁。
南丰社学。明万历十四年(1586)，南丰开始创办社学。分别于今县宾馆处立南方社学，于紫阳书院夹宝廊屋立东方社学。择通晓经书的儒者为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书，教授《大学》、《论语》、《孟子》等书并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在社学内教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清代，朝廷规定了各村社推行公学（即社学）一所，为地方初级学校，选择学优行端者任教师，以“六艺”为教学内容，并偏重教授语文读写和历史知识。
广昌社学。明洪武三年(1370)，知县侯端奉诏立学。八年，每50户设一所社学，选择学优行端的秀才为社师，教习六艺，训迪军民，官府免其差役，量给奉金。嘉靖六年(1527)，知县毛益奉例建社学于县城东面迎恩桥，学内设有听乐厅、习礼厅、句读厅、算数厅等。规模甚宏，后被兵毁。万历二十二年(1594 )知县陈时重修。清雍正元年(1723)，在大乡设社学，凡年龄12至20岁者均可入学，在校社员可免差役。此时，全县有6所社学。
崇仁社学：明初始创，于乡里凡35家或50家置一学。天顺年间，知县李祥建社学4所，即东耆社学，设无为观废址；西耆社学，设严家巷，后更址善修观；北耆社学，设招隐堂废址，后更址四贤祠；西馆社学，设铺左道旁。历经变异，俱已废矣。万历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595— 1598)，知县陈瑛复置社学于县治屏墙，后亦废。清雍正六年(1728)知县陶士黄重建社学，设在南城瓦小堆新兴寺旧址，并置学田，以其租为教学经费，是一种免费学校。
据考察、临川在明朝社学最为发达，抚州府所辖的县，包括象宜黄、乐安、黎川（新城）、资溪等边远县份，社学都比较普遍。教育基础相对较好的临川、南城、崇仁、金溪等县除了社学外，其他教育形式仍然比较发达。社学的发达，除了明朝皇帝的倡导和律定(明太祖在恢复中央国子监及府州县学之后，觉“乡社之民，未睹教化”，乃于洪武八年(1375)下诏建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更重要的是临川自宋以来形成的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和以读书扬名的民众共识。
在临川教育的众多办学层次中，还有一个基础性的教育层次不能忽略，即私塾、蒙馆和村学，这在临川基础教育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私人办学之至清朝，其盛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私人办的学统称“学塾”。学塾又有“教馆”（坐馆）、“家塾”（私塾）、“义塾”（义学）之别。塾师到有钱人家去教书的叫教馆，学生到塾师家去学的叫私塾，由地方人士集资或公堂之类出钱请塾师在公共地方教学的叫义塾。其中专教蒙童的叫蒙馆，相当于小学；专教大一些的学生的叫经馆，但没有严格的界线规定。据考证，清代临川区域的十一个县市均有数量相当的私塾，有些私塾并有相当的规模，例如： 建昌府明代即有学塾，由本府重视教育之士绅创建义塾，延师以教同族子弟。最为著名的有章氏义塾，设城南关联柱坊附近，系章前峰所建。罗汝芳《章氏前峰公义馆记》云：“凡族党子弟，无亲疏、无远近，皆集于是，而邻里之愿附者，亦得以就业焉。”私塾系由几家共请一塾师课其子弟，亦有由富贵殷实之家独办者，而比较偏僻的乡村义塾则由全村派款请塾师教本村儿童，教学内容大体相同，每日课以写字、读书。一般只点读而不讲解，对高徒方行开讲。写字须经填摹、临帖。
广昌县在清光绪年间，尖峰高观莲先后在营前西湖、包坊大吉庵创办私塾，每年学生20人左右。清末，广昌有私塾百余所。塘坊饶绪传、赤水黄炳群、谢芝生、杨溪应作霖、张儒香、王家敏及新安下坪吴锡光等人办的私塾都较有名望。到1925年，县城魏家屋、天化坛、孙家街等处均设有私塾。1934年，保学与私塾并存。1924年，国民党省府曾颁布《取缔私塾章程》，距离小学2里内的私塾均予以取缔，许多私塾就挂起保学牌子，但仍有人在县城设私塾。
崇仁私塾盛行于清代，多为蒙馆，遍及城乡。清光绪年间，庠生黄逢生创办经馆一所，址设县城彭家路，有学生28人，在本县有较大影响，光绪末年停办。到清末，崇仁有私塾7所，塾师7人，学生120多名。到民国中期，私塾骤增，1933年全县私塾竟达到47所，塾师52人，学生640人。解放初，私塾均停办。
据考查，临川区域各类型的私塾遍及城乡，但一般规模都不大，办学条件也很有限，绝大多数学校是“一校一师”，大都袭用“蒙馆”与“经馆”的传统教材和教育方法。象东乡县，解放前“一校一师”的私塾就有69所，而在宜黄县、乐安、泸溪（资溪）、新城（黎川）这样偏僻地区，很多都是同宗族或同姓氏、共祠堂的村落共同请一位塾师，学生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
私塾的教材，“蒙馆”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增广贤文》为主，“经馆”的学生大多已经是读过几年书的富家子弟，以习制艺为目的，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古刘、诗、词、歌、赋。“经馆”学生在未考入县学前，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童生”。“经馆”先生也多为社会名儒，学生同样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
从总体上说，私塾先生多为比较贫穷的知识分子，生活清苦。有的地方由学年每年给老师一定数量的大米、食油、盐、猪肉等，也有由学生家庭轮流供膳。但临川人民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不论城乡，不论贫富，人们尊师成风，每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均请先生为座上宾。学生离校就业后，对先生仍有眷念之情，回乡省亲时，都要到先生家里拜访，感谢先生的栽培之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政府更加腐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逐步形成发展。1898年“戊戌变法”，在短短103天，清政府连续颁布了几十条除旧布新的命令，其中关于教育的可归纳为二项：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各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亦一律兼习中学、西学，并向学堂过渡；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也一律改为学堂。① 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再次颁布兴学诏书，要求“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②以后，临川区域各县逐渐将书院，社学、义塾改为学堂。例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崇仁创办第一所公立高等小学堂，设于县城原相山书院旧址，学生40人；改毓秀、仰庐、沸湖书院为初等小学堂。至1906年，全县有公立高等小学堂4所，学生1 1 0人；公立初等小学堂8所、学生177人。至1908年，全县有高、初等小学堂22所。东乡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高等小学堂于龙山原汝东书院，学生30人；设初等小学堂于城内文昌宫，学童20人。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后，临川区域12个府、县全部将县学、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19 10年后，有些县还创立女子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则以府立为原则，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学制五年。抚郡学堂（即抚州市第一中学）是临川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中学堂。它创建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旋易名抚州中学堂，座落在抚州城西北端，校园古木参天，环境优雅，是清朝兴鲁书院普通学舍原址。建校以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也是临川文化区域内声誉最高的中学堂。
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从此，临川区域所有公、私立学堂一律易名，封建教育制度宣告结束。
宋天圣五年(1027)，晏殊因故被罢去枢密副使的要职，从刑部侍郎知宋州（今河南商丘）。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晏殊到河南后大兴教育的丰功伟绩，说他“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③庆历三年(10 43)，晏殊正式拜相后，与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一起，奏请宋仁宗，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育内容。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备器之制。”他指出：“经者世之常典也，无典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①可见晏殊是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的。
自晏殊奏请仁宗倡导州县立学后，庆历四年(104 4)仁宗下诏“令州各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于是州郡奉诏兴办学校。到神宗时“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②南城、临川是很早响应晏殊号召，并最早建立府学、县学的地区之一。当然，在唐代，已有一些郡县立学。县学，属政府创办的官方学校，以习儒家经典为主，故称儒学。
抚州府儒学：在城东隅文昌门之北，据大丘，东抵城，西抵大街，内有墨池朱井。抚州府学宋庆历四年(1 044)建立，明嘉靖十八年重建，清康熙二十三年、五十七年屡修，入学额为20名。
临川县儒学：宋咸平初始建于府治南青云峰下。明嘉靖十一年值城中宝应寺毁，巡抚胡岳提学徐阶从绅士议，即在寺址建学。清康熙四年、十八年、五十六年屡修。入学额为20名。
崇仁县儒学：创于宋庆历四年(1044 )。在县城开泰门内。元至正以前屡毁屡兴。明洪武重修，后诸多知县相继修葺。
金溪县儒学：初建于县南望仙门外，以后两迁。宋嘉定年间知县王衡仲迁于晁氏九经堂之故址。元至正年间毁。邑人邓零诚始加修葺，知县李子敬重修。
宜黄县儒学：宋皇佑元年，县令李详创建县学，并请曾巩写了著名的《宜黄县县学记》。明清屡加修葺。
乐安县儒学：宋绍兴间建，元末毁。明知县戴智修复，后知县尧鲁南加葺。
东乡县儒学：与孔庙同设于县城萃秀门内。始建于明正德五年(1514)。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元年(1662)知县李丹重修。
建昌府学、县学：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创办建昌军学，后军学破毁。绍兴十六年知军事蒋循祖修复，并复置学田。明代设府学。唐总章二年(669)，南城初建县学。这是临川文化区域内创办最早的县学。绍兴十二年，知县赵旦另择城南隅太平寺荒园重建县学，后又将民间绝户或亡户田产收作产田。县学学宫除大成殿、明伦堂、讲业堂外，尚有藏书楼，藏书甚丰。建昌府学、县学均设射圃，生员除习儒业外，定期习射。生员入学前，须经考试，举秀才者，方可入学。府学、县学皆有定额。
南丰县儒学：宋庆历四年(1 04 4 )建。元至正十九年( 1282)，升县学为州学。明洪武三年(1370)改州学复为县学。于历经修葺的学宫大成殿之东廊设立儒学署，有廪生20名，增生20名、附生12名。
广昌县儒学：宋绍兴八年(1138)建于县治南，寻迁县南，元毁，复修。明洪武初知县侯端弘治间修。知县黄琏继修，后佥事黄琪从诸生请，毁东狱观以拓规制。
泸溪（资溪）县儒学：初建于东城外，明万历年间知县汪谟徙县治西，明末毁。贡生付登觉协同耆民付元松、林永吉等倡修。
新城（黎川）县儒学：宋绍兴间建于邑之巽隅，明清均修葺。
临川人民一直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通过教育，培养出大量的人材。即使是穷乡僻壤，教育起步晚，但发展快，成效大。比如处交通闭塞、深山丛林中的乐安县，南宋绍兴间才开办县学，起初读书人不多，可是“其后十倍于始，迨宋季世，升国学，贡礼部，登进士科者甲诸邑。”①建昌县的新城（即今黎川）县，绍兴年间由南城析出，建县较晚，但教育发展很快，“终宋之世，乡贡士累百数，南宫首荐三人，登进士第者六十余人。”②在这样偏远荒芜县份能出如此众多人才，这是其他文化区域所不能比拟的。
江西是古代书院发达的地区之一。有人统计过，宋代共有书院397所，而江西就有140余所，居全国第一位；而临川，又是江西省书院发达的地区之一。以临川为中心，辐射南城、南丰、崇仁、金溪等县，是书院建设比较早的地区。据《南城县志》载，宋庆历三年(1043)，李觏在南城创办盱江书院。看来，这是临川文化区域创办的最早的书院。李觏是著名的哲学家，由于他的声誉，“东南闻风而至者尝数千人。”①对当地教育的影响是极大的。另外，据考证，著名文学家曾巩在入仕途前，曾在临川兴建兴鲁书院，并亲自讲学。曾巩比李觏少十岁，是李觏的学生。也就是说，嘉祐元年(1056)，曾巩及弟曾布、曾牟、曾阜以妹婿王补之、王彦深等被推荐入京，大比之前，已在临川开廷讲学。临川文化史上两位文化名人创办的盱江书院、兴鲁书院，是抚州地区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
临川是书院比较集中的地区，仅临川县城在宋代就有六所书院。
兴鲁书院：在香楠峰，宋曾巩居住并讲学之地。此后一直被邑人及地方官吏敬仰，但也几经衰败与修葺。到清乾隆五年，知府刘永锡复建，四十六年知府陈朗重修，道光二年知府郑祖琛、知府耿维祐、郡人礼部郎中杨护署、临川知县刘绳武捐修。 清代著名哲学家、乡贤李绂（字穆堂）有《兴鲁书院记》。
槐堂书院：宋州守叶梦得建，祀陆象山。
临汝书院：一名南湖书院，宋淳祐九年，冯去疾提举江西西路，以朱子常临是邦，故立书院祀之。朱熹是南宋复兴书院的杰出代表，他多次亲临抚州，对振兴临川书院教育，浓厚学术风气，无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续文献通考》载，朝廷对临汝书院非常重视，“宋元皆有官领之。”① 峨峰书院：处城南青云峰左，宋嘉定年间，参政李壁捐俸同知县黄公干建以讲堂，面峨峰故名。
碧涧书院：在县西境铜山之阳，宋知南康军晁百谈建。
红泉精舍：在县西境铜山之阳，宋曾极建。
元代明代临川书院有所衰落。元代共建一座书院，即青撼书院。元至正八年，抚州路总管周一生建，后改为汉阳张公书院。毁坏后，于清乾隆七年知府唐孝本、知县李廷友、县学教谕万物睹等更新创建，并复旧名。明代万历年间，建崇儒书院，以复南湖书院之制，祀宋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元吴澄、明吴康斋等。兴贤书院由顺治间知府纪振边建，但旧志失载。
清代临川书院有所复兴。新建青云书院和汝阳书院。青云书院在青云峰，乾隆四年诸生付钦承等请知县李廷友，于清县学旧基址建，后颓败，仅存房屋3间。嘉庆十九年邑人汪锦江重建，直到咸丰六年毁于兵火。汝阳书院在北关门，府城隍庙之右，道光五年，生员桂殿芳请于邑侯陈公云章，愿独立捐建，直到咸丰六年毁于兵火。
南城建昌府也是书院比较集中的地方。宋代除李觏的盱江书院外，还有： 龙眠书院：在毕姑山云梯岭左侧，宋庆历七年(1047)创立。宁文智、王岩谷先后讲学于此。王岩谷以博学宏儒著称，朝廷闻之，特旌《龙眠书院》额于讲堂。
曾潭讲堂：在县南21都，宋名儒傅梦泉讲学处。
明代南城有两所比较大的书院：一是凤岗书院，崇祯十一年(1638)知县王垣课士其中。道光十四年(1834)，奉文裁撤，知县黄宗宪捐银三百两购其址，复立为书院。一是紫阳书院，明崇祯十二年(1639)知县王垣建于凤凰山麓，明末毁于兵。清初，邑举人萧韵等改建于万寿宫之左，定社规12条。乾隆中毁于火。道光年间，举人梅春魁等捐资重建，咸丰六年毁。
明代南城最有影响的书院是著名哲学家、诗人罗汝芳的前峰书院。罗汝芳是王学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学术渊博，著述甚丰。先是罗汝芳的父亲在丛姑山建前峰书院，以教其宗族子弟，后罗汝芳讲学于此，改名为“丛姑山房”。罗汝芳的讲学对象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农人、樵夫、陶瓷手工艺人，不分男女与贫富，均可听讲，因此影响很大，对当时的思想发展，王学左派的传播起了不小作用。后来成为明朝著名戏剧家的汤显祖也慕名拜罗汝芳为师。旧志称“四方学者云集，名倾东南。” 明代南城还创建有圭峰书院、斗湖书院、山谷书院、道一书院、正学书院及著名的吴氏书楼等。
南丰元朝始有书院。元有南丰书院，明有紫阳书院，清有水云书院，比较有名的是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4)的寥告书院。由知县卢崧捐资与里人集资兴建，书院置重门而进为讲堂，后有先贤祠，祀曾文定，李寅清、谢程山三位乡贤。偏东有斋舍6所，前有文昌阁，后有亭，亭额书“揽胜”；偏西有斋舍4所，月池1口，庖厨3间，全院房舍大小共80余间，在当时是规模较大的一所书院。
广昌宋代始有书院。南宋祥兴二年(1279)，县人刘群不应元代荐辟，创立馆陶书院。明代先后有东园书院、南园书院、清溪书院、意园书院、南郭书院、石岗书院等。其中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史学家、教育家饶秉镒致仕回乡后，创办了雯峰书院，四方之士不远千里，慕名求学。明代著名教育家、状元罗伦，与秉镒极为相知，经常寓居于此，并写有《雯峰书院记》，使之成为明代中叶江西影响较大的书院之一。其中东园书院是清吏部尚书何文渊读书处。
金溪在南宋时书院甚为发达。陆九渊是南宋著名哲学家和杰出的书院教育家。他的槐堂书屋和象山精舍在我国古代书院史上都有重要地位。金溪后来的槐堂书院、青田书院、崇正书院、象山书院皆为邑人或县令为祀陆九渊三兄弟而创立。
东乡宋代始有书院，如汝东书院、桂山书院、黄山谷书院、下关书院、半山书院，后者为祀王安石而立。
崇仁宋代就有书院。南宋有渔墅书院、文林书院、梅峰书院。元代书院甚为发达。这与元代崇仁两位著名理学家吴澄、虞集的出现有很大关系。草庐书院既祀吴澄，邵麓书院祀虞集。吴澄的理学成就和教育事迹，《宋元学案》有“草庐学案”专章介绍。明代崇仁也出了一位名儒，那就是吴与弼（号康斋）。吴氏自学成才，虽无师承而研治儒家理学甚早。他墨守宋代程朱之学，主张静时涵养，幼时省察，作为修养的基本功。他的学术思想深受众多儒士推崇，门学凡数百人，其中有著名学者胡居仁、陈献章、胡九韶、车泰、饶烈等，形成当时一大学派——崇仁学派。关于他的教育理论及学术思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把“崇仁学案”列整个明代学案之首。吴与弼早年在崇仁创办小陂书院（后改为康斋书院），影响甚大。明清时崇仁还有巴山书院、宝塘书院、文昌书院、相山书院、育英书院、再兴书院、仙友书院、寿章书院、仰庐书院、景庐书院、毓秀书院、沸湖书院。其中以清代的相山书院规模最大，时间鼎长，影响最深。
乐安在元代有一所规模较大的书院，即邑绅夏友兰捐田500亩，在县城东门外创建的鳌溪书院，当时设山长、大学训导、直学、学正、库子各一员。夏友兰少时从理学家吴澄游，并师承吴氏理学，躬行实践。后夏友兰之子又续捐田160亩补助书院经费。旧志云鳌溪书院“赐额设官，规制与白鹿、鹅湖等。”①吴澄还有著名的《鳌溪书院记》。
新城（黎川）虽系边远山区，交通闭塞，但在宋朝即有书院。史载风月书院，曾是李觏读书所；萧曲书院，在萧曲峰，明礼部郎中黄端阳聚徒讲授之所。
宜黄较有名的书院是鹿岗书院和崇文书院。
考察临川区域的书院建制，规模和沿革，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书院的兴旺，为发展教育，传播文化，繁荣学术，培养人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书院有两类，一类是知府、知县主持修建的，基本上属官办性质；一类是由民间乡绅自办的，基本上属私办性质。不管公办私办，书院的目的就是要宣明地方教化。黄恩浩在《重建汝阳书院碑》中记载：“广教化美风俗，尤以书院为先。”这些书院为临川培养了大批人才，一时间“人才之蔚，科举之盛，他邑罕及也。”同时，书院又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场所，这就为古代人才群落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象李觏、曾巩、陆九渊、罗汝芳、吴澄、虞集、吴与弼，都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卓越思想极大地吸附了大批青年学者，使不少青年人才迅速成长。书院又是教育的中心，历代科举中，临川很多进士就是从书院出来的。临川古代书院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二，由于著名学者主持书院，使临川书院呈现档次高、规模大、质量好、时间长的特点。从每个府、县的情况看，每县都有数量不少的书院，但都有一、二所比较著名的书院。如临川的兴鲁书院、南城的盱江书院、金溪的象山精舍、崇仁的康斋书院、乐安的鳌溪书院、南城的前峰书院，都是名人创办，或者是祭祀著名乡贤，在外面都有很高声誉，甚至皇上朝廷都亲自赐额，在地方上又有很大号召力。这些书院一方面广泛传播了知识，一方面又保存了著名思想家的思想菁华和学术传统。由于书院的巨大影响，历代地方官吏都顺乎民意，增加建置，善加修葺，使书院不断得以延续发展。第三，临川文化区域，从县令、乡绅到普通邑人，都有捐资助校的优良传统。总的来说，临川文化区域一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但也有不算频繁的兵火战乱，加上栉风沐雨，书院经常衰颓，但只要社会相对稳定，从官吏到民众都热情慷慨解囊，捐助教育，有些乡绅甚至独立捐建。不少私办书院，教授者家境贫寒，宁愿过着清贫朴素的生活，也要全力办学，痴心不改。正是因为这种热爱教育的赤诚感情，才使得临川区域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历久不衰。
下面重点介绍临川三所最有名的书院，即盱江书院、兴鲁书院和象山精舍。
李觏与盱江书院。庆历三年( 104 3)，李觏创建。《续文献通考》载：书院“中有明伦堂，前有洙泗堂，左右列诚正，格致四斋。”元末毁。明正德七年(1512)改建于城西街，没收淫祠田产22 4石归书院。嘉靖九年(1530)改为小学，书院遂废。万历三十七年(1609)推官陆键以府之射圃，恢复盱江书院。明末毁。清雍正七年(1729)复置。嘉庆四年(1799)盐运使邑人曾燠捐银3000两，新增膏火20名，新增监院薪水1 1两，院长膏火银27两，新增赏银60两。咸丰六年(1856)毁。同治八年(1869)知府达春布同五邑绅士捐资修建，光绪末年改为府试考棚。
李觏，史称“俊辩能文，举茂才异”。早年应制科考试受黜，退居家乡南城后，即讲学自资。庆历二年，应郡守邀请主持南城郡学，东南闻风而至者尝数千人。在教学内容上，李觏主张按先后秩序传授给学生“六德”、“六行”和“六艺”。所谓“六德”，指的是“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指的是“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六德”和“六行”主要是属于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李觏认为，育才首先要培养思想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授以具体的技能，即“六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理。但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学，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
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曾巩少李觏十岁，幼居家乡南丰，与南城是邻县，共饮盱江之水。曾巩的父亲慕李觏大名，遂领曾巩拜其为师。由于李觏的悉心点拨，曾巩聪慧勤勉，学业猛进，在李觏弟子中，可谓出类拔萃。明正德《建昌府志》云：“学者千余人，南丰曾子固，其高弟也。”20多年后，已入仕途，并有较大影响的曾巩回家省亲时还特地到建昌拜会老师李觏，感谢先生栽培之恩。宋皇祐初，范仲淹、余靖等极力向朝廷推荐，旨授李觏将仁郎，试太学助教，后升任直讲。李觏在江南士儒中有很高威望。此后，盱江书院几经废置，院址也几次迁徙。但由于李觏的深远影响，每次复建时，皆扩大院舍，精心修葺，乡邑绅士捐赠银款，增加人员建置和先生的膏火赏银。
曾巩与兴鲁书院。书院在城香楠峰。因曾巩祖先是春秋时鲁国人，又是孔子的杰出弟子曾子的后裔，取名“兴鲁”，含有“上承曾子之家学，以继周公孔子之传者”之意。曾巩时的兴鲁书院旧貌已无从知晓。清邑人李绂在《兴鲁书院记》中描绘书院：“前为大门，中为讲堂、五楹堂，前后列黉官，为学子肄业所，后为极高明楼，暂祀先生主于楼下，将别建抚州先贤祠于楼右，俾诸生月释菜其中。楼之后有小邱曰万罗者，亦将筑小亭为登眺之所。”庆历三年春始，曾巩居临川，一面潜心钻研，一面开廷讲学。曾巩十分重视教育。他在《劝学诏》中建议皇帝“重学官之选，而厚其禄”。大张旗鼓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并自称乐育“天下之才。”①皇祐元年，宜黄县由于地理偏僻，文化落后，还不能有县学。这年，新任县令李详至，始议立学。宜黄一些学子奔走相告，“相励而趋”。县令请在兴鲁书院讲学的曾巩写一篇兴学记。曾巩欣然命笔，写下了著名的《宜黄县县学记》，深刻指出：“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他热情洋溢地称颂在很多学校不景气的情况下，宜黄县令高瞻远瞩，顺乎民意，积极办学的精神。他认为只要正心修身，加强教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才出矣。”①曾巩深刻认识到了教育与地方教化、民俗风尚的内在联系。他对儒家经典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兴鲁书院记》说：“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之后有文定公子固先生，起于抚州，实传曾子之学。抚城中香楠峰，为先生兄弟故居，有书院曰兴鲁，先生讲学其中。”由于曾巩的声誉，历朝官吏对兴鲁书院都十分重视，且几经毁坏与复置，成为临川档次很高、影响很大的一所书院。嘉庆元年(1796)，后来曾在白鹿洞、鹅湖两书院讲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清代书院教育家，被称为“诗佛”的东乡人吴嵩梁主讲兴鲁书院。他在诗题中说：“嘉庆元年主讲兴鲁书院，谒尚贤祠，祠祀晋内史王公羲之、康乐候谢公灵运，唐刺史颜公真卿、宋中书舍人曾公巩、国朝户部侍郎李公绂。”他描述兴鲁书院“距雄胜之势，左环树木，右依县学，绝纷嚣，宜讲习”。②清朝有人盛赞兴鲁书院：“抚郡兴鲁书院，元属讲学之所也，延师秉择生童，按月课试，给膏火所以奖人才，培后进，诚盛举也。人才之蔚，科名之盛，皆由于此”。③由此可见，兴鲁书院直到清代，还历盛不衰，并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材。
陆九渊与槐堂书屋及象山精舍。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书院教育家与哲学家，与朱熹齐名。明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列有“象山学案”，专章介绍陆九渊的书院教育。公元1172年，陆氏登进士第后在家候职3年，在故居辟槐堂书屋以授徒，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陆象山年谱》云：“陆象山居之东偏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犹存，乃学徒讲学之地。”据说是“远迩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益盛。”①据《宋元学案》载，陆氏在此讲学3年，比较著名的弟子有65人，包括付梦泉、邓约礼、黄叔丰、彭世昌、石斗文、陈刚等，簇拥陆氏讲席，组成陆氏“心学”学派的基本队伍。3年后，陆氏开始仕宦生涯，但基本上是过着“亦官亦教”的生活。其间，陆氏参预了两次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活动。一是1175年，应吕祖谦之邀，参加了著名的“鹅湖之会”，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论争；二是1181年，九渊率学生朱克家、陆麟芝等人亲赴白鹿洞书院拜会朱熹，朱熹率同僚与学生迎接。朱氏请陆氏登白鹿洞书院讲学，讲课极生动感人。朱熹请陆氏将其所讲书于简，并刻石为记。这就是有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与朱熹两次相会，开创了自由论辩和书院讲学之风，对后世影响甚大。
1186年，陆氏因故离开京师，返回江西金溪故里，以闲职家居。于是，从学之士，又四方云集。“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②第二年，登贵溪县应天山建象山精舍讲学， 一连五载，这是陆氏讲学授徒的鼎盛时期，也是他成为“百世大儒”的里程碑。
“象山精舍”实际上是“槐堂书屋”的继承和发展。象山精舍在贵溪应天山南麓，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陆氏顾视山形，以为宛然巨象，于是易应天山为象山，自称“象山居士”。初建时，衡宇敝漏，居用草创，蔬粥无时，不堪充肠。陆氏率弟子艰苦创业，使精舍规模不断扩大，最后建有居仁斋、由义斋、养正堂、明德、储云、佩玉、规斋、蕙林、封庵、批荆等舍，真可谓书斋遍布山坞，气象蔚为大观。后来由于权臣韩佗胄大兴“庆元党案”，学徒逐渐流散，精舍日趋衰落。到绍定四年(1231)，其再传弟子江东提刑袁甫以精舍“祠宇荒颓”和“不近通道”为由，奏请朝廷批准，将它迁建于县城南郊三峰山下的徐岩，聘钱时为山长。第二年赐额“象山书院”。从此，它成为我国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与白鹿，岳麓，丽泽齐名。
第二节社学、私塾、学堂和文化发达的区域一样，多层次办学、多形式兴教是临川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文化的鼎盛往往来自教育的发达。《临川县志》云：“临川灵谷铜陵诸峰，环列于屏障，其俗风流儒雅，喜气而尚气，有晏元献、王文公为之乡人故，其人乐读书而好文辞。”又云：“地无乡城，家无贫富，其弟子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真所谓“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明代邓元标在《崇儒书院记》中描绘说：“抚州海内名郡也，其先多名德，大儒如晏元献、王荆国、曾文定、陆文安伯仲，吴草庐、康斋诸先生者，醇学粹行斯文，岱宗避荒远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乡乎。先是明水陈公以学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吴于临汝，已盱江近溪罗公至，每会讲禅刹，月余别去，诸缙绅继，峰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陈公、景默曾公、二瞻黄公、若士汤公、后先义日，吾抚在宋黄勉斋氏创有南湖书院，以开东学，是时人才彬彬，家有弦诵。”①由于自宋以来形成“乐读书而好文辞”的风尚，历代以来，临川官府治吏、社会名流都致力于学。特别是一些文化世族，当然是指临川的地域望族，它在家族承衍过程中，尽管其文化建树的具体实践会受到社会地位的兴衰消长的影响，但其在特定文化氛围熏陶下的积累，包涵着文化素质、精神以至各门类技艺能力的积累，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积丰厚。这就是说，一些知书达礼的大家族，往往有兼家教与师承合二为一的家学承传，即耳濡目染的熏陶、耳提面命的家教形成的良好的家风。在这种浓重的文化氛围和严谨的家庭训教中，临川弟子刻苦砥砺，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愿望十分强烈，以诗书求闻达成为临川才子的普遍心志。如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其父王益是北宋初期诗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据说王益为人诚实宽厚，家教却十分严格。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登杨寞榜进士第四名，其弟王安礼，系嘉祐六年(1061)进士。其弟王安国自幼敏悟，聪明好学，虽屡试进士不第，但由于学识渊博，神宗召试，赐进士及弟，三兄弟皆成就事业。再如著名文学家曾巩，“嘉祐初，曾巩与长弟曾布，及次弟曾牟、曾阜，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凡一门6人，俱列乡荐。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可遗者。”①一家六人，同登皇榜，可见曾氏家族的家教有方和曾氏子弟的上进意识。
家教之上是族学。过去的乡村都以宗族为单位开办学校，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如书馆、学馆、私塾、社学、小学等。举办形式，大都由宗族出面延请教师，学校费用由族内族产支出，学校的校址大都在宗族的祠堂。这种族学在临川简直是数不胜数。元明时代临川的农村小学非常发达。当时的小学以社为单位，所以叫做“社学。”“乡村凡五十家立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②例如： 南城社学。明洪武八年(1375)奉诏立社学。每50家设一所，延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正统元年(1436)朝廷令提学官及府县官严督勤保，有俊秀向学者，许补生员。宏治年间，南城社学共十二所，提学副使邵宝竭力振兴，规定凡补生员者必须经过社学。正德七年(1512)，社学十四所，编名为礼、乐、射、御、书、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后为豪绅侵没。万历五年(1577)，知县范来恢复社学，学名仍旧，地址是：(1)礼字社学：设北隅朝京门内清和院旧址；(2)乐字社学：设西隅孔家岭；(3)射字社学：设北隅旧府治内；(4)御字社学：设北关周家湖；(5)书字社学：设北关石蹬前；(6)数字社学：设西关杜家坊；(7)格字社学：设北隅雍熙街；(8)致字社学，设东关便民仓后；(9)诚字社学：设东关太平桥头；(10)正字社学：设西关长岗上；(11)修字社学：设南关邱寺前；(12)齐字社学：设南关申明亭；(13)治字社学：设北关江家巷；(14 )平字社学，设北关罗家。清顺治元年(1644)，每乡置社学一所，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社学教师，免其差役，量给廪仡。雍正元年(1723)诏令乡子弟年12至20，有志学文者入学肄业，造名册上报提学使查考。社学中有能文进学者，社学教师从优奖赏，社学教师怠于教或系钻营滥充者，查出即行皖革开除严加议处。当时南城较为著名的社学有：（一）青绥社学。设十四都青绥里八堡。明成化年间建，后废，清康熙年间恢复。乾隆四年，八堡又捐建学宇。（二）黄山社学，道光五年(1825)，本都人呈准以黄孝子祠为学址，延请都中老成者，以训子弟，教师之束备膏火，从黄孝子祠祀余谷内分半酌给。（三）钟灵社学：设十一都，乾隆十三年(1748)建立，里人于中林寺故址筑书舍，置学田延师以课子弟，改中林为钟灵。（四）城关社学，道光十九年(1839)建，咸丰六年(1 856)毁。
南丰社学。明万历十四年(1586)，南丰开始创办社学。分别于今县宾馆处立南方社学，于紫阳书院夹宝廊屋立东方社学。择通晓经书的儒者为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书，教授《大学》、《论语》、《孟子》等书并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在社学内教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清代，朝廷规定了各村社推行公学（即社学）一所，为地方初级学校，选择学优行端者任教师，以“六艺”为教学内容，并偏重教授语文读写和历史知识。
广昌社学。明洪武三年(1370)，知县侯端奉诏立学。八年，每50户设一所社学，选择学优行端的秀才为社师，教习六艺，训迪军民，官府免其差役，量给奉金。嘉靖六年(1527)，知县毛益奉例建社学于县城东面迎恩桥，学内设有听乐厅、习礼厅、句读厅、算数厅等。规模甚宏，后被兵毁。万历二十二年(1594 )知县陈时重修。清雍正元年(1723)，在大乡设社学，凡年龄12至20岁者均可入学，在校社员可免差役。此时，全县有6所社学。
崇仁社学：明初始创，于乡里凡35家或50家置一学。天顺年间，知县李祥建社学4所，即东耆社学，设无为观废址；西耆社学，设严家巷，后更址善修观；北耆社学，设招隐堂废址，后更址四贤祠；西馆社学，设铺左道旁。历经变异，俱已废矣。万历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595— 1598)，知县陈瑛复置社学于县治屏墙，后亦废。清雍正六年(1728)知县陶士黄重建社学，设在南城瓦小堆新兴寺旧址，并置学田，以其租为教学经费，是一种免费学校。
据考察、临川在明朝社学最为发达，抚州府所辖的县，包括象宜黄、乐安、黎川（新城）、资溪等边远县份，社学都比较普遍。教育基础相对较好的临川、南城、崇仁、金溪等县除了社学外，其他教育形式仍然比较发达。社学的发达，除了明朝皇帝的倡导和律定(明太祖在恢复中央国子监及府州县学之后，觉“乡社之民，未睹教化”，乃于洪武八年(1375)下诏建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更重要的是临川自宋以来形成的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和以读书扬名的民众共识。
在临川教育的众多办学层次中，还有一个基础性的教育层次不能忽略，即私塾、蒙馆和村学，这在临川基础教育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私人办学之至清朝，其盛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私人办的学统称“学塾”。学塾又有“教馆”（坐馆）、“家塾”（私塾）、“义塾”（义学）之别。塾师到有钱人家去教书的叫教馆，学生到塾师家去学的叫私塾，由地方人士集资或公堂之类出钱请塾师在公共地方教学的叫义塾。其中专教蒙童的叫蒙馆，相当于小学；专教大一些的学生的叫经馆，但没有严格的界线规定。据考证，清代临川区域的十一个县市均有数量相当的私塾，有些私塾并有相当的规模，例如： 建昌府明代即有学塾，由本府重视教育之士绅创建义塾，延师以教同族子弟。最为著名的有章氏义塾，设城南关联柱坊附近，系章前峰所建。罗汝芳《章氏前峰公义馆记》云：“凡族党子弟，无亲疏、无远近，皆集于是，而邻里之愿附者，亦得以就业焉。”私塾系由几家共请一塾师课其子弟，亦有由富贵殷实之家独办者，而比较偏僻的乡村义塾则由全村派款请塾师教本村儿童，教学内容大体相同，每日课以写字、读书。一般只点读而不讲解，对高徒方行开讲。写字须经填摹、临帖。
广昌县在清光绪年间，尖峰高观莲先后在营前西湖、包坊大吉庵创办私塾，每年学生20人左右。清末，广昌有私塾百余所。塘坊饶绪传、赤水黄炳群、谢芝生、杨溪应作霖、张儒香、王家敏及新安下坪吴锡光等人办的私塾都较有名望。到1925年，县城魏家屋、天化坛、孙家街等处均设有私塾。1934年，保学与私塾并存。1924年，国民党省府曾颁布《取缔私塾章程》，距离小学2里内的私塾均予以取缔，许多私塾就挂起保学牌子，但仍有人在县城设私塾。
崇仁私塾盛行于清代，多为蒙馆，遍及城乡。清光绪年间，庠生黄逢生创办经馆一所，址设县城彭家路，有学生28人，在本县有较大影响，光绪末年停办。到清末，崇仁有私塾7所，塾师7人，学生120多名。到民国中期，私塾骤增，1933年全县私塾竟达到47所，塾师52人，学生640人。解放初，私塾均停办。
据考查，临川区域各类型的私塾遍及城乡，但一般规模都不大，办学条件也很有限，绝大多数学校是“一校一师”，大都袭用“蒙馆”与“经馆”的传统教材和教育方法。象东乡县，解放前“一校一师”的私塾就有69所，而在宜黄县、乐安、泸溪（资溪）、新城（黎川）这样偏僻地区，很多都是同宗族或同姓氏、共祠堂的村落共同请一位塾师，学生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
私塾的教材，“蒙馆”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增广贤文》为主，“经馆”的学生大多已经是读过几年书的富家子弟，以习制艺为目的，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古刘、诗、词、歌、赋。“经馆”学生在未考入县学前，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童生”。“经馆”先生也多为社会名儒，学生同样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
从总体上说，私塾先生多为比较贫穷的知识分子，生活清苦。有的地方由学年每年给老师一定数量的大米、食油、盐、猪肉等，也有由学生家庭轮流供膳。但临川人民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不论城乡，不论贫富，人们尊师成风，每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均请先生为座上宾。学生离校就业后，对先生仍有眷念之情，回乡省亲时，都要到先生家里拜访，感谢先生的栽培之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政府更加腐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逐步形成发展。1898年“戊戌变法”，在短短103天，清政府连续颁布了几十条除旧布新的命令，其中关于教育的可归纳为二项：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各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亦一律兼习中学、西学，并向学堂过渡；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也一律改为学堂。① 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再次颁布兴学诏书，要求“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②以后，临川区域各县逐渐将书院，社学、义塾改为学堂。例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崇仁创办第一所公立高等小学堂，设于县城原相山书院旧址，学生40人；改毓秀、仰庐、沸湖书院为初等小学堂。至1906年，全县有公立高等小学堂4所，学生1 1 0人；公立初等小学堂8所、学生177人。至1908年，全县有高、初等小学堂22所。东乡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高等小学堂于龙山原汝东书院，学生30人；设初等小学堂于城内文昌宫，学童20人。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后，临川区域12个府、县全部将县学、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19 10年后，有些县还创立女子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则以府立为原则，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学制五年。抚郡学堂（即抚州市第一中学）是临川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中学堂。它创建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旋易名抚州中学堂，座落在抚州城西北端，校园古木参天，环境优雅，是清朝兴鲁书院普通学舍原址。建校以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也是临川文化区域内声誉最高的中学堂。
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从此，临川区域所有公、私立学堂一律易名，封建教育制度宣告结束。
附注
① 《宋史》卷3《太祖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欧阳永叔集》《晏公神道碑铭》商务印书馆本
① 晏殊：《答枢密范给事书》
② 《宋史》《选举三》
① 光绪《江西通志》卷71
② 光绪《江西通志》卷71
① 《南城县志》
① 《续文献通考》卷61
①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抚州府·学校》
① 《曾巩集》《劝学诏》中华书局
① 《曾巩集》《宜黄县县学记》
② 《吴嵩梁·古体诗抄》卷3
③ 清·游凤《拨天宇废寺田亩充兴鲁书院生童膏火记》
① 《陆象山年谱》
② 《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
① 《临川县志》卷28（清·乾隆本）
① 王明清《挥尘录》
② 《新元史》《食货志》
① 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② 《光绪朝东华录》卷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