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在临川文化的辉煌篇页上，书画艺术是颇为光彩的一笔。虽然观其全貌，莫如江浙群英纷起，巨匠辈出，却也代有其人，且不乏大家。他们富有创造性的书画艺术实践及其所达到的成就，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我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书法。书法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抽象而又内藏意蕴的线条艺术。论临川之书法，首先当提到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字。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又是文化史家眼中的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在战乱连绵不已、王朝起伏更替的险恶形势下，“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若尘露”，无意儒学而重玄理，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一时的社会心理，而由外及内，以形征神，师法自然，顺情适性，则为士人亟亟以求的美学探寻。王羲之，应时代精神之呼唤，致力书法创作，博采众长，精研诸体，在继承古法的基础上，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独创妍美流便新体，推出正书缜密奇正、行书遒媚劲健而被人赞为“龙跃天门，霓卧凤阙”，“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崭新的书法形象，并与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一起，完成了我国书法隶楷之变，树立了今草和行书的楷模，从而把我国书法艺术推上了第一座高峰。“书体之美，魏晋以后，始以为名矣。”①如果说：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那么，王羲之则是书体美的第一个自觉的开拓者。后人尊王羲之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
荀伯子《临川记》云：“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335—340)，置宅于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今旧井及墨池犹存。”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1 0传其说，曾巩《墨池记》述其事，具言墨池方位和“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之举。此说未见正史，然荀伯子系南朝宋人，去东晋不远，又为临川内史，所记或可征信。而如此说不谬，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形成和书艺成就的取得是至关重要的。王羲之任职临川当在32岁至37岁。唯因壮岁“临池学书，墨水尽黑”的刻苦磨炼，方有“羲之之书，晚乃善”的理想境界。王羲之是第一个把书艺的种子撒播在临川土地上的人。他“以精力自致”决非“天成”的治学精神，启迪、教育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临川士人。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繁荣昌盛的时代，亦是文化艺术全面发展和革新的时代。出身于书法世家而生活于盛唐之际的中国古代杰出书法家颜真卿，为蓬勃奋进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在继承前人书法遗产的基础上，总结提高民间书法革新的经验，对晋宋齐梁以来的书法在笔法、结构、布局、墨法诸多方面，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天才的创造，终于在其晚年，以毕生的精力，创造出足以反映盛唐博大气象的刚健丰伟、雄强厚重的“颜体”书法艺术。苏轼说：“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①“书至于颜鲁公，……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②近人马宗霍先生亦言：“唐初既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抬众长，……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③ 颜真卿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座宏伟的丰碑，亦是临川书坛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颜真卿于大历三年(768)，因弹劾宰相元载抑塞人言而被贬为抚州剌使。期间，他走麻姑，访华盖，广览区内名山古刹，先后写下了《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华盖山王郭二真君坛碑记》、《抚州临川井山华姑仙坛碑铭》、《南岳魏夫人仙坛记》等6篇记游文章和诸多的诗稿、题额。这些作品，多写佛迹、仙道、奇闻、异说。它们的问世和流传，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佛、道二教的发展，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书法艺术遗产。颜氏在南城撰写的碑刻“天一山”，端庄遒劲，浑厚有力，其原件已毁失，清代据原拓的重刻件，至今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而《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篇，则突出地体现了“颜体”的独创风格，是颜氏楷书的典型之作，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和完整，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书”，虽真迹失传，但其拓本仍为学生、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习字的通行法帖。更为重要的是，颜氏在抚州任上的全部活动，对临川区域书法和各个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和绵远的影响。当代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的书法创作，就深受颜鲁公书法精神的浇灌和润泽。他以颜柳之楷为本，巧取各家之长而铷造的“舒体”，结体宽博端庄，笔法内在含蓄，圆浑有力，字形雍容大方，被人们称之为“七分半”体。而所谓“七分半”体之说，指的是在结体上，篆、隶、楷、行、草各取一分；在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这个概括未必十分准确，但却反映了“舒体”字的深厚根基、面貌特征和以舒同为代表的当代临川书法的历史渊源关系。
宋代书法多学唐人，无有多少新的创造和发展，且趋于干禄，醉心“朝体”之风极甚。然终两宋之朝书法家颇众，成绩可观，繁荣景象不亚于唐。该朝上至太祖，太宗，真、仁、徽宗，下至京师郡邑众多朝臣，多能为书。刘瑗善隶，滕中、赵仲忽长草，鲍慎行书广为称颂，赵震篆体名著其时，而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巨擘，则雄视当代，延誉后世，至今为人所叹赏。
宋代临川区域，书林富茂，可言者众。
晏殊，宋文化的大为、大动者，词工字善。《书史会要》云：“元献擅豪翰，其迹杂见《群玉堂帖》中。” 王安石，非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名播朝野的书法家。《东坡题跋》云：“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张邦基《墨茬漫铩》云：“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漾，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宣和书谱》称其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初未尝略经意， 惟达其辞而已。然而使积学者，尽力莫能到。
曾纡，字公衮，号空青老人，江西南丰人，以荫补官，崇宁二年(1103)坐党籍贬零陵，与黄庭坚厚善，绍兴二年(1132)直显谟阁，善词翰。《石门题跋》云：“予观公袞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工，其神娓娓，意尽则止耳。” 赵崇惦(1198—1256)，字汉宗，号白云山人，籍南丰，宋宗室，商王元份8世孙，南宋诗人，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赵崇蟠为政清廉，诗词俱佳，尤善书法，擅写径尺以上的大字，笔法流畅，刚健有力，江、浙一带有名的题字，多出其手。
陈景元，自号碧虚子，南城县人。《宣和书谱》称其平生不喜作草字，惟正书祖述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下逮欧阳询《化度寺碑》。《东观余论》云：“碧虚子小楷得丁道护笔势，所书《相鹤经》，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风概。”后世学者认为：“宋朝小楷，宋宣献后，仅陈碧虚一人。” 元代兴于蒙古，武功之盛，远震欧洲，文治一途，无暇东顾。迨仁宗、英宗二朝，渐喜文翰，至文宗更有进取。然终匆匆来去，时间过短，文艺雅章除理学、杂剧、绘画外，无大建树。书法虽有赵孟頫、鲜于枢两大家出，其他辈平平，实难与唐宋争胜。
元代临川区域书法，可道者计有4人。即： 程钜夫，名文海，南城县人，元大臣。《书史会要》云：“钜夫字体纯正，下笔暗合书法，亦工大字。” 吴徵，字幼清，临川人，宋进士，入元官至集贤学士，赠参知政事。《丰坊书诀》称其书全用篆法，而结体加方，盖程邈古隶之遗。
虞集(1271—13448)，字伯生，崇仁县人，祖籍仁寿。《书史会要》云：“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 尧介，字介之，自号华盖山樵，临川人。其书宗师张旭、怀素，上追王羲之、王献之。《书史会要》称其草书飘逸。李晔《六研斋笔记》云：“介书园劲畅朗、神追大令。”故宫博物院藏其墨迹《士行帖》、《兰亭帖》等。
中国社会步入明代，已如晚境之人。特别是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西学的传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沉暮与开新，广纳与深固的交锋异常尖锐。这是这一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明代书法，崇尚帖学，专事行草，小楷虽有可观，亦多馆阁之体，守旧多而创新少，成就不大，难与唐宋争胜。然书事颇盛，景象颇荣，以书名世者，不乏其人。文微明、董其昌、祝允明、王耦登、王世祯、刑侗、李日华，均为传世之名家。
临川区域明代书法高手可称名者，有危素（临川）、胡布（南城）、宋季子（临川）、吴余庆（宜黄）、聂大年（临川）、左赞（南城）、程南云（南城）、王英（金溪）诸人。其中： 程南云、字清轩，号远斋，永乐间以能书微，预修《永乐大典》，累官太常卿。其书尤精篆隶，大书家祝允明曰：“程氏父子篆、隶擅名，斯业既鲜，不得不兴。” 吴余庆，字彦积。《宜黄县志》云：“余庆尤善真草篆隶，评者谓其楷如美女簪花，草如瑞云飞空，流水赴壑。” 王英，字时彦，明前期诗人，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王善草书，亦长隶书，世人评论他的书法“笔意纵放，有怀素风味”，名气颇大，向他求索翰墨者每每接踵而至，以至手不停挥，难于应付。据说明成祖听到这种情况，曾下令用金钏束缚其手，并赐给金锁加封，平时不让他写字，到应制时才启封。如此宠迂，足见王氏书艺之精妙。
清代乃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在封建故道上缓慢移行，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用枪炮和条约把中国裹挟进世界市场秩序之中。在与西方文化的灵与肉，笔与剑的全面碰撞的炼狱中，中华文化扬弃、蜕变并走向新生。
清代书学，嘉、道以前，承明代帖学之末流，宣宗字尚工整，欧、虞、褚、颜代之而兴。唐碑由此盛行一时，一扫帖学纤弱衰颓之势。大家辈出，迫攀高古。小而造像墓志，大而丰碑摩崖，无体不备，无妙不臻。书学之隆，书家之众，几欲度越季唐。在这样背景下的临川区域，书运亦昌，人才亦富，临川的李瑞清、何砚青，宜黄的吴铸，南丰的赵世骏、鲁其光、张履春、谭承，东乡的艾畅、艾舟，均为一时之俊。
赵世骏，字伯声，晚清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光绪十一年拔贡，官中书，居京都数十年，辛亥革命后回归故里南丰。世骏自幼喜书法，用尽平生精力临摹唐大书法家褚遂良帖，所书几可乱真，且精于碑帖鉴赏。20世纪初，各大城市书店影印的古碑帖，常以得到他的评鉴为重，成为名噪一时的金石鉴赏家。书法与金石鉴赏之声誉，几与乾隆、嘉庆年间的翁方纲比美。
吴犄，字剑秋。《霎嵌楼笔谈》云：“剑秋先生，与临川李氏，衡阳曾氏最交笃，游处最久，曾李论书皆主三代两汉，次亦六朝，先生独主唐，以为法莫备于唐也。其书则专仿褚河南，李北海，而北海习之尤勤。晚年所诣，如秋鹰刷羽，健翮凌云，遂高出梁闻山，高邕之之上，以其胸次磊落，肝胆轮困，腕下能摄侬傥权奇之气以俱行也。” 李瑞清，字仲麟，号梅庵，临川人。晚年署名清道人，光绪进士，官翰林编修。李氏自小善书，下笔坚实，少习北碑，工于大篆、两汉碑碣，心慕手追，兼备众体，篆隶行楷无所不能，传世者以北魏碑体为时所称。后人评其书曰：“（瑞清）书法，博综汉魏六朝，上追周秦三代，各体皆备，尤工大篆今隶，然又一波三折，自成一体之誉。”《霎嵌楼笔谈》云：“清道人自负在大篆，而得名则在北碑，余独爱其仿宋四家，虽不形似，而神与之合，其行书尤得力于山谷，晚岁参与西陲木简，益臻古茂。” 绘画。绘画是以线条、色彩为造型手段的造型艺术。向为雅士之所为。临川区域古代绘画和书法一样，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清末民初，盱江两岸，画家纷出。他们或画花鸟，或事山水，各以自己的独异风姿，装点中华画苑的春色。
捡视临川文化艺术篇页，以绘画名世者，计有陈容、何乔福、吴宏、袁国栋、吴煊、陈景元、吴照、刘凤起、汤燮、谭尚忠、李瑞清等1 1人。其中，金溪1人，广昌1人，南丰3人，临川2人，南城4人。除陈容属宋，何乔福事明外，均为清代人氏。清代盱江流域画坛之昌隆，可见一斑。
陈容，字公储，自号所翁，为瑞平二年(1235)进士，是宋代的著名画家。陈性格豪放，善画龙，得变化之意。《历代名画大成》中有陈容《云龙图》，画面云蒸雾涣，隐蔽龙躯，龙首露出云端，斜睛傲睨，呈得意之态，龙尾下戏海水，搅得旋涡急转，巨浪舔云。云幻、龙腾、涛怒，构成了一幅气势非凡的图景，确非平庸画龙之笔法。陈容也画松竹，笔力垂老，可与董羽并论。偶亦画虎，曾作《坐虎图》，每染斑毛极为工细，恰与纵肆笔墨画龙成鲜明对照。其高超的画技和作品的多种风格，在宝祐间名重画坛，一时从学者甚众。据《国朝院画录》载：“乾隆丁亥，御题陈容《九龙图》。又题金廷标仿陈容《九龙图》。”足见陈容画艺之影响。
金溪著名画家吴宏，字远度，号竹史，生活于1 7世纪中后期，长期寓居南京，为“金陵八家”（明末清初生长或长期居住南京的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髓、谢孙等八个著名画家）之一。吴以画山水、竹石名噪大江南北。其好游，曾览江南名山大川和华北各地。据《国朝画识》引宋琬《安雅堂集》谓：“吴宏曾策蹇驴过大梁之墟，归而若有得，笔墨为之一变。”金陵派诸家之作，大都谨秀工稳，易于甜滞。吴宏却能为之一变，具有雄健清壮的格调，以补纤弱淡雅之不足。吴画还善于浓淡疏密的鲜明对比，画竹石，局部的竹叶密集衬以大片空白，显得格外丰茂，别有奇趣。其存世作品有年号可查的见：康熙五年作的《山水册页》、康熙十一年作的《仿元人山水图轴》，康熙十八年作的《山水册》。
乐安画家袁国栋，自幼聪慧好学，有画才。其年22岁应乡试，被破例取为“画秀才”；25岁应诏赴京考画，乾隆亲命“古井万丈深”的考题，众试者思索之余多在古井旁画长绳数捆，以示井之深，唯袁画一个人两手交撑井圈，瞪目吐舌，俯视井内，作惊骇之状。乾隆阅其卷，以其构思奇巧，录其第一，时称“画状元”。袁画或画山水，或勾人物，或写花卉，笔法老到，形态逼真，气韵生动，得其画作，如获珙璧。其手迹现极少，《隔河两双舟》、《春放汉乐水阁亭》、《日落晚洲舟不归》、《高峰远岸无人声》四幅绢裱山水画，现收藏于乐安县博物馆。
吴煊为清代南城诗人，山水画家。曾作《抱膝吾庐图》，并能以指头画山水，《墨林今话》谓之“天然玉笋排五峰，顷刻云烟变青紫。”名满江淮。
吴照，字照南，号白庵，是吴煊之弟，清诗人，书画家。照善画山水、人物，尤其兰竹。《墨香居画识》称其画作：“说者谓其画竹，笔力劲利，人比之金错刀云。” 李瑞清，非但是清末民初临川的一位大书家，而且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画家。其画初学梅道人，黄山樵，后学倪云林，晚年师法龚半千、八大山人、大涤子（石涛）等人。他善作山水人物，用笔工细。他泼墨山水，但见“参天黛色横斑斓”；命笔画松，但见“涛声浩浩翻秋空，破壁飞动来真龙。云从龙兮龙化松，时云时雨青蒙蒙。画此谁者临川李，玉梅花庵清道士。”①他作瀑布，一泓清水下泻绝壁，静穆中别有韵趣，晚年偶画木右，遒劲超逸，同时代的大词人夏敬观赞其曰：“梅庵作书技称绝，点画直造古人拙，有时画水还画松，墨花着纸磨不灭。”①李瑞清还是我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卓越开拓者。他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官至学部侍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任上，首创美术、音乐教育，开设绘画、手工（工艺）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张大干、张善行、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经亨颐等都是他的门生。
书法。书法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抽象而又内藏意蕴的线条艺术。论临川之书法，首先当提到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字。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又是文化史家眼中的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在战乱连绵不已、王朝起伏更替的险恶形势下，“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若尘露”，无意儒学而重玄理，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一时的社会心理，而由外及内，以形征神，师法自然，顺情适性，则为士人亟亟以求的美学探寻。王羲之，应时代精神之呼唤，致力书法创作，博采众长，精研诸体，在继承古法的基础上，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独创妍美流便新体，推出正书缜密奇正、行书遒媚劲健而被人赞为“龙跃天门，霓卧凤阙”，“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崭新的书法形象，并与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一起，完成了我国书法隶楷之变，树立了今草和行书的楷模，从而把我国书法艺术推上了第一座高峰。“书体之美，魏晋以后，始以为名矣。”①如果说：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那么，王羲之则是书体美的第一个自觉的开拓者。后人尊王羲之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
荀伯子《临川记》云：“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335—340)，置宅于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今旧井及墨池犹存。”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1 0传其说，曾巩《墨池记》述其事，具言墨池方位和“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之举。此说未见正史，然荀伯子系南朝宋人，去东晋不远，又为临川内史，所记或可征信。而如此说不谬，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形成和书艺成就的取得是至关重要的。王羲之任职临川当在32岁至37岁。唯因壮岁“临池学书，墨水尽黑”的刻苦磨炼，方有“羲之之书，晚乃善”的理想境界。王羲之是第一个把书艺的种子撒播在临川土地上的人。他“以精力自致”决非“天成”的治学精神，启迪、教育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临川士人。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繁荣昌盛的时代，亦是文化艺术全面发展和革新的时代。出身于书法世家而生活于盛唐之际的中国古代杰出书法家颜真卿，为蓬勃奋进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在继承前人书法遗产的基础上，总结提高民间书法革新的经验，对晋宋齐梁以来的书法在笔法、结构、布局、墨法诸多方面，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天才的创造，终于在其晚年，以毕生的精力，创造出足以反映盛唐博大气象的刚健丰伟、雄强厚重的“颜体”书法艺术。苏轼说：“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①“书至于颜鲁公，……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②近人马宗霍先生亦言：“唐初既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抬众长，……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③ 颜真卿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座宏伟的丰碑，亦是临川书坛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颜真卿于大历三年(768)，因弹劾宰相元载抑塞人言而被贬为抚州剌使。期间，他走麻姑，访华盖，广览区内名山古刹，先后写下了《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华盖山王郭二真君坛碑记》、《抚州临川井山华姑仙坛碑铭》、《南岳魏夫人仙坛记》等6篇记游文章和诸多的诗稿、题额。这些作品，多写佛迹、仙道、奇闻、异说。它们的问世和流传，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佛、道二教的发展，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书法艺术遗产。颜氏在南城撰写的碑刻“天一山”，端庄遒劲，浑厚有力，其原件已毁失，清代据原拓的重刻件，至今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而《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篇，则突出地体现了“颜体”的独创风格，是颜氏楷书的典型之作，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和完整，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书”，虽真迹失传，但其拓本仍为学生、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习字的通行法帖。更为重要的是，颜氏在抚州任上的全部活动，对临川区域书法和各个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和绵远的影响。当代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的书法创作，就深受颜鲁公书法精神的浇灌和润泽。他以颜柳之楷为本，巧取各家之长而铷造的“舒体”，结体宽博端庄，笔法内在含蓄，圆浑有力，字形雍容大方，被人们称之为“七分半”体。而所谓“七分半”体之说，指的是在结体上，篆、隶、楷、行、草各取一分；在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这个概括未必十分准确，但却反映了“舒体”字的深厚根基、面貌特征和以舒同为代表的当代临川书法的历史渊源关系。
宋代书法多学唐人，无有多少新的创造和发展，且趋于干禄，醉心“朝体”之风极甚。然终两宋之朝书法家颇众，成绩可观，繁荣景象不亚于唐。该朝上至太祖，太宗，真、仁、徽宗，下至京师郡邑众多朝臣，多能为书。刘瑗善隶，滕中、赵仲忽长草，鲍慎行书广为称颂，赵震篆体名著其时，而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巨擘，则雄视当代，延誉后世，至今为人所叹赏。
宋代临川区域，书林富茂，可言者众。
晏殊，宋文化的大为、大动者，词工字善。《书史会要》云：“元献擅豪翰，其迹杂见《群玉堂帖》中。” 王安石，非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名播朝野的书法家。《东坡题跋》云：“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张邦基《墨茬漫铩》云：“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漾，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宣和书谱》称其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初未尝略经意， 惟达其辞而已。然而使积学者，尽力莫能到。
曾纡，字公衮，号空青老人，江西南丰人，以荫补官，崇宁二年(1103)坐党籍贬零陵，与黄庭坚厚善，绍兴二年(1132)直显谟阁，善词翰。《石门题跋》云：“予观公袞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工，其神娓娓，意尽则止耳。” 赵崇惦(1198—1256)，字汉宗，号白云山人，籍南丰，宋宗室，商王元份8世孙，南宋诗人，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赵崇蟠为政清廉，诗词俱佳，尤善书法，擅写径尺以上的大字，笔法流畅，刚健有力，江、浙一带有名的题字，多出其手。
陈景元，自号碧虚子，南城县人。《宣和书谱》称其平生不喜作草字，惟正书祖述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下逮欧阳询《化度寺碑》。《东观余论》云：“碧虚子小楷得丁道护笔势，所书《相鹤经》，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风概。”后世学者认为：“宋朝小楷，宋宣献后，仅陈碧虚一人。” 元代兴于蒙古，武功之盛，远震欧洲，文治一途，无暇东顾。迨仁宗、英宗二朝，渐喜文翰，至文宗更有进取。然终匆匆来去，时间过短，文艺雅章除理学、杂剧、绘画外，无大建树。书法虽有赵孟頫、鲜于枢两大家出，其他辈平平，实难与唐宋争胜。
元代临川区域书法，可道者计有4人。即： 程钜夫，名文海，南城县人，元大臣。《书史会要》云：“钜夫字体纯正，下笔暗合书法，亦工大字。” 吴徵，字幼清，临川人，宋进士，入元官至集贤学士，赠参知政事。《丰坊书诀》称其书全用篆法，而结体加方，盖程邈古隶之遗。
虞集(1271—13448)，字伯生，崇仁县人，祖籍仁寿。《书史会要》云：“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 尧介，字介之，自号华盖山樵，临川人。其书宗师张旭、怀素，上追王羲之、王献之。《书史会要》称其草书飘逸。李晔《六研斋笔记》云：“介书园劲畅朗、神追大令。”故宫博物院藏其墨迹《士行帖》、《兰亭帖》等。
中国社会步入明代，已如晚境之人。特别是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西学的传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沉暮与开新，广纳与深固的交锋异常尖锐。这是这一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明代书法，崇尚帖学，专事行草，小楷虽有可观，亦多馆阁之体，守旧多而创新少，成就不大，难与唐宋争胜。然书事颇盛，景象颇荣，以书名世者，不乏其人。文微明、董其昌、祝允明、王耦登、王世祯、刑侗、李日华，均为传世之名家。
临川区域明代书法高手可称名者，有危素（临川）、胡布（南城）、宋季子（临川）、吴余庆（宜黄）、聂大年（临川）、左赞（南城）、程南云（南城）、王英（金溪）诸人。其中： 程南云、字清轩，号远斋，永乐间以能书微，预修《永乐大典》，累官太常卿。其书尤精篆隶，大书家祝允明曰：“程氏父子篆、隶擅名，斯业既鲜，不得不兴。” 吴余庆，字彦积。《宜黄县志》云：“余庆尤善真草篆隶，评者谓其楷如美女簪花，草如瑞云飞空，流水赴壑。” 王英，字时彦，明前期诗人，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王善草书，亦长隶书，世人评论他的书法“笔意纵放，有怀素风味”，名气颇大，向他求索翰墨者每每接踵而至，以至手不停挥，难于应付。据说明成祖听到这种情况，曾下令用金钏束缚其手，并赐给金锁加封，平时不让他写字，到应制时才启封。如此宠迂，足见王氏书艺之精妙。
清代乃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在封建故道上缓慢移行，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用枪炮和条约把中国裹挟进世界市场秩序之中。在与西方文化的灵与肉，笔与剑的全面碰撞的炼狱中，中华文化扬弃、蜕变并走向新生。
清代书学，嘉、道以前，承明代帖学之末流，宣宗字尚工整，欧、虞、褚、颜代之而兴。唐碑由此盛行一时，一扫帖学纤弱衰颓之势。大家辈出，迫攀高古。小而造像墓志，大而丰碑摩崖，无体不备，无妙不臻。书学之隆，书家之众，几欲度越季唐。在这样背景下的临川区域，书运亦昌，人才亦富，临川的李瑞清、何砚青，宜黄的吴铸，南丰的赵世骏、鲁其光、张履春、谭承，东乡的艾畅、艾舟，均为一时之俊。
赵世骏，字伯声，晚清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光绪十一年拔贡，官中书，居京都数十年，辛亥革命后回归故里南丰。世骏自幼喜书法，用尽平生精力临摹唐大书法家褚遂良帖，所书几可乱真，且精于碑帖鉴赏。20世纪初，各大城市书店影印的古碑帖，常以得到他的评鉴为重，成为名噪一时的金石鉴赏家。书法与金石鉴赏之声誉，几与乾隆、嘉庆年间的翁方纲比美。
吴犄，字剑秋。《霎嵌楼笔谈》云：“剑秋先生，与临川李氏，衡阳曾氏最交笃，游处最久，曾李论书皆主三代两汉，次亦六朝，先生独主唐，以为法莫备于唐也。其书则专仿褚河南，李北海，而北海习之尤勤。晚年所诣，如秋鹰刷羽，健翮凌云，遂高出梁闻山，高邕之之上，以其胸次磊落，肝胆轮困，腕下能摄侬傥权奇之气以俱行也。” 李瑞清，字仲麟，号梅庵，临川人。晚年署名清道人，光绪进士，官翰林编修。李氏自小善书，下笔坚实，少习北碑，工于大篆、两汉碑碣，心慕手追，兼备众体，篆隶行楷无所不能，传世者以北魏碑体为时所称。后人评其书曰：“（瑞清）书法，博综汉魏六朝，上追周秦三代，各体皆备，尤工大篆今隶，然又一波三折，自成一体之誉。”《霎嵌楼笔谈》云：“清道人自负在大篆，而得名则在北碑，余独爱其仿宋四家，虽不形似，而神与之合，其行书尤得力于山谷，晚岁参与西陲木简，益臻古茂。” 绘画。绘画是以线条、色彩为造型手段的造型艺术。向为雅士之所为。临川区域古代绘画和书法一样，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清末民初，盱江两岸，画家纷出。他们或画花鸟，或事山水，各以自己的独异风姿，装点中华画苑的春色。
捡视临川文化艺术篇页，以绘画名世者，计有陈容、何乔福、吴宏、袁国栋、吴煊、陈景元、吴照、刘凤起、汤燮、谭尚忠、李瑞清等1 1人。其中，金溪1人，广昌1人，南丰3人，临川2人，南城4人。除陈容属宋，何乔福事明外，均为清代人氏。清代盱江流域画坛之昌隆，可见一斑。
陈容，字公储，自号所翁，为瑞平二年(1235)进士，是宋代的著名画家。陈性格豪放，善画龙，得变化之意。《历代名画大成》中有陈容《云龙图》，画面云蒸雾涣，隐蔽龙躯，龙首露出云端，斜睛傲睨，呈得意之态，龙尾下戏海水，搅得旋涡急转，巨浪舔云。云幻、龙腾、涛怒，构成了一幅气势非凡的图景，确非平庸画龙之笔法。陈容也画松竹，笔力垂老，可与董羽并论。偶亦画虎，曾作《坐虎图》，每染斑毛极为工细，恰与纵肆笔墨画龙成鲜明对照。其高超的画技和作品的多种风格，在宝祐间名重画坛，一时从学者甚众。据《国朝院画录》载：“乾隆丁亥，御题陈容《九龙图》。又题金廷标仿陈容《九龙图》。”足见陈容画艺之影响。
金溪著名画家吴宏，字远度，号竹史，生活于1 7世纪中后期，长期寓居南京，为“金陵八家”（明末清初生长或长期居住南京的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髓、谢孙等八个著名画家）之一。吴以画山水、竹石名噪大江南北。其好游，曾览江南名山大川和华北各地。据《国朝画识》引宋琬《安雅堂集》谓：“吴宏曾策蹇驴过大梁之墟，归而若有得，笔墨为之一变。”金陵派诸家之作，大都谨秀工稳，易于甜滞。吴宏却能为之一变，具有雄健清壮的格调，以补纤弱淡雅之不足。吴画还善于浓淡疏密的鲜明对比，画竹石，局部的竹叶密集衬以大片空白，显得格外丰茂，别有奇趣。其存世作品有年号可查的见：康熙五年作的《山水册页》、康熙十一年作的《仿元人山水图轴》，康熙十八年作的《山水册》。
乐安画家袁国栋，自幼聪慧好学，有画才。其年22岁应乡试，被破例取为“画秀才”；25岁应诏赴京考画，乾隆亲命“古井万丈深”的考题，众试者思索之余多在古井旁画长绳数捆，以示井之深，唯袁画一个人两手交撑井圈，瞪目吐舌，俯视井内，作惊骇之状。乾隆阅其卷，以其构思奇巧，录其第一，时称“画状元”。袁画或画山水，或勾人物，或写花卉，笔法老到，形态逼真，气韵生动，得其画作，如获珙璧。其手迹现极少，《隔河两双舟》、《春放汉乐水阁亭》、《日落晚洲舟不归》、《高峰远岸无人声》四幅绢裱山水画，现收藏于乐安县博物馆。
吴煊为清代南城诗人，山水画家。曾作《抱膝吾庐图》，并能以指头画山水，《墨林今话》谓之“天然玉笋排五峰，顷刻云烟变青紫。”名满江淮。
吴照，字照南，号白庵，是吴煊之弟，清诗人，书画家。照善画山水、人物，尤其兰竹。《墨香居画识》称其画作：“说者谓其画竹，笔力劲利，人比之金错刀云。” 李瑞清，非但是清末民初临川的一位大书家，而且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画家。其画初学梅道人，黄山樵，后学倪云林，晚年师法龚半千、八大山人、大涤子（石涛）等人。他善作山水人物，用笔工细。他泼墨山水，但见“参天黛色横斑斓”；命笔画松，但见“涛声浩浩翻秋空，破壁飞动来真龙。云从龙兮龙化松，时云时雨青蒙蒙。画此谁者临川李，玉梅花庵清道士。”①他作瀑布，一泓清水下泻绝壁，静穆中别有韵趣，晚年偶画木右，遒劲超逸，同时代的大词人夏敬观赞其曰：“梅庵作书技称绝，点画直造古人拙，有时画水还画松，墨花着纸磨不灭。”①李瑞清还是我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卓越开拓者。他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官至学部侍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任上，首创美术、音乐教育，开设绘画、手工（工艺）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张大干、张善行、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经亨颐等都是他的门生。
附注
① 龚自珍《说刻石》
①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首》
②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
③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8
① 吴昌硕《清道人画松歌》
① 夏敬观《赠李梅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