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第一节 “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一一一南丰傩舞傩为古人驱除疫病的禳祭。傩舞为古人一种戴着面具禳鬼、驱疫的仪礼舞。它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古中原地区，并由此发展为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宗教信仰。关于傩舞的起源，我国文化典籍早有记载。《诗·卫风·竹竿》中有“佩玉之傩”之句；《论语·乡党》中有“乡人傩”之说；《吕氏春秋·冬季》有“命有司大傩”的记述；《礼记·月令》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周代宫廷中，每逢岁除，辄行大傩之仪，由方相领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易时难（傩），以索室驱疫。”汉代宫廷傩舞在腊月前一日举行，选1 0岁以上，12岁以下的中黄门子弟120人为“保子”，赤帻皂制，唱驱鬼词，作方相与12兽舞，喧呼而察看宫廷三遍，最后“持炬火送疫出端门。”汉以后历代宫廷傩舞，沿袭汉仪而略有不同，且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向娱人方面发展，以至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娱神娱人的民间舞蹈艺术。
  傩舞作为一种文化，属于巫文化的一个支脉，是中原文化构架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尚有傩的遗存，并形成了一个包括陕、甘、川、黔、桂、湘、赣、皖的傩文化圈。
  赣傩为我国傩文化圈中的重要一环。根据吴尔泰先生考证，赣傩渊源于中原，是中原文化对江南文化长期自然浸润的产物，它起始于秦汉之间而不晚于两汉。① 南丰有傩，驰名省内，蜚声全国，瞩目世界。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起傩”，元宵后一至二日“收傩”（亦称“完傩”、“园傩”、“搜傩”）。半月之内，各傩舞班队，串村过户，出入城乡，早出晚归，巡回表演。傩队每到一处，家家摆香案，燃鞭炮，放火铳，男拥女挤，争相观看，场面甚是壮观，气氛尤为热烈。春节“跳傩”，成为南丰人民娱神娱人、纳吉消灾的一件盛事，一种沿袭3000年而不衰的习俗。
  南丰县《新建傩神殿碑序》云：南丰的跳傩“既载周礼，复志鲁范，延今历三千余年，传递勿替。”“周礼”“鲁范”均为中原文化的核心“礼”。这则“碑序”寥寥数语，既指明了南丰傩源于中原，又划出了它“延今三千余年，传递勿替”的发展轨迹。
  南丰县西溪乡余氏族谱中的《金沙余氏傩神辨记》载：“余氏之后，相传世代有傩。……辉（《辨记》作者）尝考宋时邑志旧本载：汉代吴芮将军封军山王者，昔常从陈平讨贼驻地军山，对丰人语曰：“此地不数十年，必有刀兵，盖由军峰耸峙，煞气所钟，凡尔乡民，一带介在山辄，必须祖周公之制，传傩以靖妖气。”《辨记》还记述了一方相氏掌傩神，熊皮四目，执戈扬盾，皆所以除疫”的情况。吴芮《汉书》有传：“秦时为番阳令也……天下初畔（叛）秦，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南丰秦时属越地，曾附吴芮反秦。《辨记》所言符合史实，当可征信，表明南丰傩为秦末汉初的吴芮所传无疑。这一时间与赣傩起始的时间是两相一致的。
  赣傩有傩祭与傩舞之分。尽管它们都源于古代傩，但同源异流，成为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前者继承古代傩的传统，世代相传，延绵于今。虽然现代赣傩祭仪，未必是古代傩祭的再现，但其“通神驱疫”的本质并无二致。后者在历史的演进中，另辟蹊径，逐渐向世俗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成为“歌舞娱情”的民间舞蹈艺术。南丰傩两者兼而得之，既有“傩祭”的浓重色彩，又表现出明显的舞蹈化倾向。
  纵观南丰傩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为“通神驱疫”的傩祭阶段。从先秦至汉末，傩为纯粹的宗教信仰，神秘而威严。至今尚存的南丰石邮乡傩，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日早晨，由“大伯”（主祭司）率领7名祭司在傩神庙内点烛焚香奉迎“圣像”（傩面具），举行简短庄重的“起傩”仪式，然后开始跳傩，而其“收傩”祭仪，则是在正月十六日晚上九时进行。其时，傩神殿外人群汹汹，傩神殿内巨烛高烧。主祭司率领7名祭司祭诵馥阋，内容包括将村内当年的收成、生育情况及傩班演出收入向傩神汇报，卜卦祈求傩神来年再为村民赐福消灾。祭词始而念念有词，继而诵诗，主祭司一句诵完，门外众人应和。然后由3名祭司走前（1人扮 “钟馗”，2人扮“大鬼”、“小鬼”），其余随后，头戴面具，手持铁链，高举火把，呼啸出门，开始“搜傩”。顿时金鼓齐鸣，铳声撼地，鞭炮连天，人群中“傩、傩”之声不绝。 在轰然巨响中祭司入村，逐户搜傩，一室不漏，一户不遗。“驱邪逐疫”告完后，祭司等8人持火把至村外小河（百丈溪）边，再祭面具，卜来年吉凶，最后弃火把于河中，仪式方告结束。这个极为庄重、威严的傩祭仪式，可看成是古代傩祭的残余，是对古代傩祭的继承和保存。
  二为兼具娱神、娱人双重性质的祭祀活动阶段。魏晋时代，随着社会发展和道教兴起，佛教传入，傩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被迫退居次要地位，其影响明显减弱，且每况愈下，为此，傩不得不另寻蹊径，以求生存。而其除了退守到僻远山野继续它的宗教活动外，可供选择的生存之道只有通过世俗化以适应人们的需要，于是傩便向娱神娱人双重性质方向发展了。唐代，傩的娱神娱人倾向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至宋代，道教畸形膨胀，南丰傩的娱人色彩更加明显。其老少妍陋的面具更加人格化了，而其“判官”、“牛头”、“马面”、“夜叉”、“小鬼”等角色的出现，则见出此时的南丰傩具有了更多的娱乐成分。到了元代，南丰傩的双重性质有了新的发展，傩舞的雏型已见形成。元初南丰诗人刘镗在他的诗作《观傩》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他家乡的一次傩舞表演。诗人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寒云苍苍天四阴，画堂烛影红帘深。鼓声渊渊管声脆，鬼神变化供剧戏”。这里明白无误地表明，跳傩的场所并非特定的神坛或傩神殿里，而是佾人居住的“画堂”；这里进行的并非驱疫逐恶的祭祀仪式，而是有音乐伴奏，鬼神变化的“剧戏”表演。其后诗人描述了表演的全部内容和整个过程。从诗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表演已经具有简单的情节和不同的角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表演中已有唱腔和道白，如“牛娶马权两批判”，显然是牛头马面判官在宣判什么。而“白面使者竹筱枪，自夸搜扑无遗藏”，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角色是要开口说唱的。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表明，元代初年的南丰傩和其它赣傩一样，傩祭仪与傩舞，已经分道扬镳了。傩舞正在挣脱傩祭的圈囿，向无比广阔的艺术天地迅跑。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明清之时，南丰傩的娱乐性质就更加清楚。明正德十一年(1516)《建昌府志》四时土俗大略的腊月条载：南丰“小儿辈带面具戏舞于市，似古傩礼”。足见其时的傩已突破“傩仪”的范畴，而成为娱神娱人的傩舞了。
  三为歌舞娱情的民间舞蹈艺术阶段。清中期以后，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浸染和渗透，南丰傩舞的一部分，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和艺术化，最终变为表现人的审美要求和情趣的民间舞蹈艺术。该县菜溪乡、桥背乡和琴城镇被称为“新傩”的诸傩舞班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标志是，无严格的“起傩”、“收傩”仪式；在“禹步”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进了许多戏曲身段、武术动作和灯彩舞蹈；场面变化复杂，表演细腻潇洒，生活气息浓郁；增配伴奏乐器，清末民初时，增加了堂鼓、大小钹、大小锣等打击乐器，演奏“火爆”“长路”等锣鼓曲牌，民国后期，融进了民间吹打，增加了唢呐、竹笛、二胡等丝弦乐器，演奏“八板头”、“茉莉花”等曲牌；多从传奇小说、神话故事、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节目更加丰富；面具更加人4青化、性格化，如“傩公傩婆”的温顺儒雅、慈祥可亲，“关公”的红脸剑眉，凛然正气等。
  以上三个阶段彼此联系，部分重迭，因而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无严格的界限，划分只是从总体发展态势而言的。
  南丰傩舞在历史的发展中，独树一帜，形成了与他地傩舞有别的诸多特异品格。其舞姿动作粗犷，古朴有致，以面具为特殊化装表现手段，融合民俗、宗教、雕塑、彩绘，舞蹈等多方面内容，是研究殷商中国文化的珍贵资料。其特点是： 原始古朴，保存完整。这是南丰傩舞的基本特点。石邮、甘坊两地傩班，历史悠久，宗教色彩浓厚，清规戒律烦多，礼仪威严、隆重，表演雄健，保留着傩舞所固有的刚劲、简洁、豪放、粗犷、古朴风格。舞步多为“禹步”，舞时气势磅礴、情绪奔放开朗，节奏热烈明快，动作利索，扣人心弦。甘坊傩班表演中，手不离“香火诀”，较多地存留着古代傩祭“驱鬼逐疫”的原始状貌。古时傩舞的伴奏乐器仅“赦鼓一面，钲一面”。石邮傩亦仅“一面鼓，一面锣”，其鼓状如斗一边蒙皮，鼓槌用老竹削片弯成弓形，以其背击鼓，声音宏大低沉。锣用直径1.6尺的大铜锣，音色洪亮，伴奏时犹如山呼海啸，惊心动魄。南丰傩的这个极可宝贵的品格，见出其对古代傩的忠实承传和良好保存。
  品种多样，流派纷呈。这是南丰傩舞又一特别之点。南丰傩舞除我们通常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傩舞外，尚有“和合舞”、“竹马舞”、“跳八仙”这些品种。它们与傩舞一起，共同构成南丰傩系列。
  和合舞。这是一种与傩舞相似又有别的民间古典儿童舞蹈。南丰俚语云：“赓溪竹马石邮傩，水北堡里有和合”。这种舞蹈每年春节后、元宵前在县境城乡居家庭堂演出。
  竹马锺。为傩的另一分支。莱溪乡赓溪村的竹马舞誉冠全县。明初此舞传至浙江省江山县一带。春节演出，每班7人。5名演员脸带面具，腹前系木质马头，背后用篾片将长袍张开以为马的后身。演出时先由一“天神”舞旗，犹如指挥军旅；接着是一男（关索）一女（鲍二娘）对舞，枪来刀去，轮番较量，然后是两员武将红脸关羽、黑脸周仓，勇猛对阵，最后5人共舞一阵收场，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意。
  跳八仙。流传于南丰县中和乡中和、石浒一带。中和村八仙会名曰“普庆社”，刘姓据有，以德高望重者为会首主事。据传南宋时刘姓由古竹迁中和开族后即有“跳八仙”之俗，以后代代相传。演出时，演员头戴红布园帽，脸戴面具，服装，道具依角色而定。
  节目丰富，形式各异，是南丰傩舞的特点之三。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南丰傩舞的节目异常繁富。据查，共有优秀传统节目78个。这些节目除少数表现“神”的威灵外，大多数取材于古代神话、古典小说、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
  班队众多，流布面广，亦是南丰傩舞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南丰傩舞班队，每班8—20人不等。其组建形式，或同村人自愿组合而成，无固定领班人，每年轮值，由一股“坐傩”，总管该年事务；或同村人自愿组合，推举班队中德高望重者主持，称“老坐”“首士”；或由村中大姓主持，挑选人员组成，领班人的确定，论资排辈，长者为尊。领班人（主祭司）称谓，甘坊班称“正印”，石邮班称“大伯”，其余为“二伯”、“三伯”……“八伯”。
  傩舞分布面广，该县在清末民初有傩舞班队30个。因此，南丰被文化艺术界誉为“傩舞之乡”。
  傩，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一份珍贵的财富，南丰傩又是这份财富中一颗璀灿的明珠。南丰傩的以上诸多特点和品质，显示了其对人类学、 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宗教学研究的巨大价值，特别是其较好地继承、保存下来的古代傩的浓重的宗教色彩和原始状貌，被誉之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活化石”。南丰傩的生成发展，对于中国的傩文化，特别是对湘、桂、黔傩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赣傩乃至中华傩文化中，南丰傩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研究中国古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傩文化，那么，研究傩文化是不能不研究南丰傩舞的。
  江西傩舞分布广阔，临川区域除南丰傩外，乐安、崇仁、宜黄等县均有傩舞。它们各有历史，自具特色，尤其是乐安傩舞，班队较多，活动经常，在省内外有一定的影响，限于篇幅，本处从略。
  第二节书法和绘画在临川文化的辉煌篇页上，书画艺术是颇为光彩的一笔。虽然观其全貌，莫如江浙群英纷起，巨匠辈出，却也代有其人，且不乏大家。他们富有创造性的书画艺术实践及其所达到的成就，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我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书法。书法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抽象而又内藏意蕴的线条艺术。论临川之书法，首先当提到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字。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又是文化史家眼中的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在战乱连绵不已、王朝起伏更替的险恶形势下，“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若尘露”，无意儒学而重玄理，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一时的社会心理，而由外及内，以形征神，师法自然，顺情适性，则为士人亟亟以求的美学探寻。王羲之，应时代精神之呼唤，致力书法创作，博采众长，精研诸体，在继承古法的基础上，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独创妍美流便新体，推出正书缜密奇正、行书遒媚劲健而被人赞为“龙跃天门，霓卧凤阙”，“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崭新的书法形象，并与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一起，完成了我国书法隶楷之变，树立了今草和行书的楷模，从而把我国书法艺术推上了第一座高峰。“书体之美，魏晋以后，始以为名矣。”①如果说：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那么，王羲之则是书体美的第一个自觉的开拓者。后人尊王羲之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
  荀伯子《临川记》云：“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335—340)，置宅于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今旧井及墨池犹存。”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1 0传其说，曾巩《墨池记》述其事，具言墨池方位和“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之举。此说未见正史，然荀伯子系南朝宋人，去东晋不远，又为临川内史，所记或可征信。而如此说不谬，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形成和书艺成就的取得是至关重要的。王羲之任职临川当在32岁至37岁。唯因壮岁“临池学书，墨水尽黑”的刻苦磨炼，方有“羲之之书，晚乃善”的理想境界。王羲之是第一个把书艺的种子撒播在临川土地上的人。他“以精力自致”决非“天成”的治学精神，启迪、教育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临川士人。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繁荣昌盛的时代，亦是文化艺术全面发展和革新的时代。出身于书法世家而生活于盛唐之际的中国古代杰出书法家颜真卿，为蓬勃奋进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在继承前人书法遗产的基础上，总结提高民间书法革新的经验，对晋宋齐梁以来的书法在笔法、结构、布局、墨法诸多方面，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天才的创造，终于在其晚年，以毕生的精力，创造出足以反映盛唐博大气象的刚健丰伟、雄强厚重的“颜体”书法艺术。苏轼说：“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①“书至于颜鲁公，……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②近人马宗霍先生亦言：“唐初既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抬众长，……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③ 颜真卿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座宏伟的丰碑，亦是临川书坛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颜真卿于大历三年(768)，因弹劾宰相元载抑塞人言而被贬为抚州剌使。期间，他走麻姑，访华盖，广览区内名山古刹，先后写下了《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华盖山王郭二真君坛碑记》、《抚州临川井山华姑仙坛碑铭》、《南岳魏夫人仙坛记》等6篇记游文章和诸多的诗稿、题额。这些作品，多写佛迹、仙道、奇闻、异说。它们的问世和流传，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佛、道二教的发展，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书法艺术遗产。颜氏在南城撰写的碑刻“天一山”，端庄遒劲，浑厚有力，其原件已毁失，清代据原拓的重刻件，至今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而《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篇，则突出地体现了“颜体”的独创风格，是颜氏楷书的典型之作，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和完整，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书”，虽真迹失传，但其拓本仍为学生、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习字的通行法帖。更为重要的是，颜氏在抚州任上的全部活动，对临川区域书法和各个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和绵远的影响。当代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的书法创作，就深受颜鲁公书法精神的浇灌和润泽。他以颜柳之楷为本，巧取各家之长而铷造的“舒体”，结体宽博端庄，笔法内在含蓄，圆浑有力，字形雍容大方，被人们称之为“七分半”体。而所谓“七分半”体之说，指的是在结体上，篆、隶、楷、行、草各取一分；在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这个概括未必十分准确，但却反映了“舒体”字的深厚根基、面貌特征和以舒同为代表的当代临川书法的历史渊源关系。
  宋代书法多学唐人，无有多少新的创造和发展，且趋于干禄，醉心“朝体”之风极甚。然终两宋之朝书法家颇众，成绩可观，繁荣景象不亚于唐。该朝上至太祖，太宗，真、仁、徽宗，下至京师郡邑众多朝臣，多能为书。刘瑗善隶，滕中、赵仲忽长草，鲍慎行书广为称颂，赵震篆体名著其时，而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巨擘，则雄视当代，延誉后世，至今为人所叹赏。
  宋代临川区域，书林富茂，可言者众。
  晏殊，宋文化的大为、大动者，词工字善。《书史会要》云：“元献擅豪翰，其迹杂见《群玉堂帖》中。” 王安石，非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名播朝野的书法家。《东坡题跋》云：“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张邦基《墨茬漫铩》云：“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漾，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宣和书谱》称其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初未尝略经意， 惟达其辞而已。然而使积学者，尽力莫能到。
  曾纡，字公衮，号空青老人，江西南丰人，以荫补官，崇宁二年(1103)坐党籍贬零陵，与黄庭坚厚善，绍兴二年(1132)直显谟阁，善词翰。《石门题跋》云：“予观公袞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工，其神娓娓，意尽则止耳。” 赵崇惦(1198—1256)，字汉宗，号白云山人，籍南丰，宋宗室，商王元份8世孙，南宋诗人，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赵崇蟠为政清廉，诗词俱佳，尤善书法，擅写径尺以上的大字，笔法流畅，刚健有力，江、浙一带有名的题字，多出其手。
  陈景元，自号碧虚子，南城县人。《宣和书谱》称其平生不喜作草字，惟正书祖述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下逮欧阳询《化度寺碑》。《东观余论》云：“碧虚子小楷得丁道护笔势，所书《相鹤经》，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风概。”后世学者认为：“宋朝小楷，宋宣献后，仅陈碧虚一人。” 元代兴于蒙古，武功之盛，远震欧洲，文治一途，无暇东顾。迨仁宗、英宗二朝，渐喜文翰，至文宗更有进取。然终匆匆来去，时间过短，文艺雅章除理学、杂剧、绘画外，无大建树。书法虽有赵孟頫、鲜于枢两大家出，其他辈平平，实难与唐宋争胜。
  元代临川区域书法，可道者计有4人。即： 程钜夫，名文海，南城县人，元大臣。《书史会要》云：“钜夫字体纯正，下笔暗合书法，亦工大字。” 吴徵，字幼清，临川人，宋进士，入元官至集贤学士，赠参知政事。《丰坊书诀》称其书全用篆法，而结体加方，盖程邈古隶之遗。
  虞集(1271—13448)，字伯生，崇仁县人，祖籍仁寿。《书史会要》云：“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 尧介，字介之，自号华盖山樵，临川人。其书宗师张旭、怀素，上追王羲之、王献之。《书史会要》称其草书飘逸。李晔《六研斋笔记》云：“介书园劲畅朗、神追大令。”故宫博物院藏其墨迹《士行帖》、《兰亭帖》等。
  中国社会步入明代，已如晚境之人。特别是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西学的传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沉暮与开新，广纳与深固的交锋异常尖锐。这是这一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明代书法，崇尚帖学，专事行草，小楷虽有可观，亦多馆阁之体，守旧多而创新少，成就不大，难与唐宋争胜。然书事颇盛，景象颇荣，以书名世者，不乏其人。文微明、董其昌、祝允明、王耦登、王世祯、刑侗、李日华，均为传世之名家。
  临川区域明代书法高手可称名者，有危素（临川）、胡布（南城）、宋季子（临川）、吴余庆（宜黄）、聂大年（临川）、左赞（南城）、程南云（南城）、王英（金溪）诸人。其中： 程南云、字清轩，号远斋，永乐间以能书微，预修《永乐大典》，累官太常卿。其书尤精篆隶，大书家祝允明曰：“程氏父子篆、隶擅名，斯业既鲜，不得不兴。” 吴余庆，字彦积。《宜黄县志》云：“余庆尤善真草篆隶，评者谓其楷如美女簪花，草如瑞云飞空，流水赴壑。” 王英，字时彦，明前期诗人，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王善草书，亦长隶书，世人评论他的书法“笔意纵放，有怀素风味”，名气颇大，向他求索翰墨者每每接踵而至，以至手不停挥，难于应付。据说明成祖听到这种情况，曾下令用金钏束缚其手，并赐给金锁加封，平时不让他写字，到应制时才启封。如此宠迂，足见王氏书艺之精妙。
  清代乃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在封建故道上缓慢移行，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用枪炮和条约把中国裹挟进世界市场秩序之中。在与西方文化的灵与肉，笔与剑的全面碰撞的炼狱中，中华文化扬弃、蜕变并走向新生。
  清代书学，嘉、道以前，承明代帖学之末流，宣宗字尚工整，欧、虞、褚、颜代之而兴。唐碑由此盛行一时，一扫帖学纤弱衰颓之势。大家辈出，迫攀高古。小而造像墓志，大而丰碑摩崖，无体不备，无妙不臻。书学之隆，书家之众，几欲度越季唐。在这样背景下的临川区域，书运亦昌，人才亦富，临川的李瑞清、何砚青，宜黄的吴铸，南丰的赵世骏、鲁其光、张履春、谭承，东乡的艾畅、艾舟，均为一时之俊。
  赵世骏，字伯声，晚清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光绪十一年拔贡，官中书，居京都数十年，辛亥革命后回归故里南丰。世骏自幼喜书法，用尽平生精力临摹唐大书法家褚遂良帖，所书几可乱真，且精于碑帖鉴赏。20世纪初，各大城市书店影印的古碑帖，常以得到他的评鉴为重，成为名噪一时的金石鉴赏家。书法与金石鉴赏之声誉，几与乾隆、嘉庆年间的翁方纲比美。
  吴犄，字剑秋。《霎嵌楼笔谈》云：“剑秋先生，与临川李氏，衡阳曾氏最交笃，游处最久，曾李论书皆主三代两汉，次亦六朝，先生独主唐，以为法莫备于唐也。其书则专仿褚河南，李北海，而北海习之尤勤。晚年所诣，如秋鹰刷羽，健翮凌云，遂高出梁闻山，高邕之之上，以其胸次磊落，肝胆轮困，腕下能摄侬傥权奇之气以俱行也。” 李瑞清，字仲麟，号梅庵，临川人。晚年署名清道人，光绪进士，官翰林编修。李氏自小善书，下笔坚实，少习北碑，工于大篆、两汉碑碣，心慕手追，兼备众体，篆隶行楷无所不能，传世者以北魏碑体为时所称。后人评其书曰：“（瑞清）书法，博综汉魏六朝，上追周秦三代，各体皆备，尤工大篆今隶，然又一波三折，自成一体之誉。”《霎嵌楼笔谈》云：“清道人自负在大篆，而得名则在北碑，余独爱其仿宋四家，虽不形似，而神与之合，其行书尤得力于山谷，晚岁参与西陲木简，益臻古茂。” 绘画。绘画是以线条、色彩为造型手段的造型艺术。向为雅士之所为。临川区域古代绘画和书法一样，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清末民初，盱江两岸，画家纷出。他们或画花鸟，或事山水，各以自己的独异风姿，装点中华画苑的春色。
  捡视临川文化艺术篇页，以绘画名世者，计有陈容、何乔福、吴宏、袁国栋、吴煊、陈景元、吴照、刘凤起、汤燮、谭尚忠、李瑞清等1 1人。其中，金溪1人，广昌1人，南丰3人，临川2人，南城4人。除陈容属宋，何乔福事明外，均为清代人氏。清代盱江流域画坛之昌隆，可见一斑。
  陈容，字公储，自号所翁，为瑞平二年(1235)进士，是宋代的著名画家。陈性格豪放，善画龙，得变化之意。《历代名画大成》中有陈容《云龙图》，画面云蒸雾涣，隐蔽龙躯，龙首露出云端，斜睛傲睨，呈得意之态，龙尾下戏海水，搅得旋涡急转，巨浪舔云。云幻、龙腾、涛怒，构成了一幅气势非凡的图景，确非平庸画龙之笔法。陈容也画松竹，笔力垂老，可与董羽并论。偶亦画虎，曾作《坐虎图》，每染斑毛极为工细，恰与纵肆笔墨画龙成鲜明对照。其高超的画技和作品的多种风格，在宝祐间名重画坛，一时从学者甚众。据《国朝院画录》载：“乾隆丁亥，御题陈容《九龙图》。又题金廷标仿陈容《九龙图》。”足见陈容画艺之影响。
  金溪著名画家吴宏，字远度，号竹史，生活于1 7世纪中后期，长期寓居南京，为“金陵八家”（明末清初生长或长期居住南京的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髓、谢孙等八个著名画家）之一。吴以画山水、竹石名噪大江南北。其好游，曾览江南名山大川和华北各地。据《国朝画识》引宋琬《安雅堂集》谓：“吴宏曾策蹇驴过大梁之墟，归而若有得，笔墨为之一变。”金陵派诸家之作，大都谨秀工稳，易于甜滞。吴宏却能为之一变，具有雄健清壮的格调，以补纤弱淡雅之不足。吴画还善于浓淡疏密的鲜明对比，画竹石，局部的竹叶密集衬以大片空白，显得格外丰茂，别有奇趣。其存世作品有年号可查的见：康熙五年作的《山水册页》、康熙十一年作的《仿元人山水图轴》，康熙十八年作的《山水册》。
  乐安画家袁国栋，自幼聪慧好学，有画才。其年22岁应乡试，被破例取为“画秀才”；25岁应诏赴京考画，乾隆亲命“古井万丈深”的考题，众试者思索之余多在古井旁画长绳数捆，以示井之深，唯袁画一个人两手交撑井圈，瞪目吐舌，俯视井内，作惊骇之状。乾隆阅其卷，以其构思奇巧，录其第一，时称“画状元”。袁画或画山水，或勾人物，或写花卉，笔法老到，形态逼真，气韵生动，得其画作，如获珙璧。其手迹现极少，《隔河两双舟》、《春放汉乐水阁亭》、《日落晚洲舟不归》、《高峰远岸无人声》四幅绢裱山水画，现收藏于乐安县博物馆。
  吴煊为清代南城诗人，山水画家。曾作《抱膝吾庐图》，并能以指头画山水，《墨林今话》谓之“天然玉笋排五峰，顷刻云烟变青紫。”名满江淮。
  吴照，字照南，号白庵，是吴煊之弟，清诗人，书画家。照善画山水、人物，尤其兰竹。《墨香居画识》称其画作：“说者谓其画竹，笔力劲利，人比之金错刀云。” 李瑞清，非但是清末民初临川的一位大书家，而且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画家。其画初学梅道人，黄山樵，后学倪云林，晚年师法龚半千、八大山人、大涤子（石涛）等人。他善作山水人物，用笔工细。他泼墨山水，但见“参天黛色横斑斓”；命笔画松，但见“涛声浩浩翻秋空，破壁飞动来真龙。云从龙兮龙化松，时云时雨青蒙蒙。画此谁者临川李，玉梅花庵清道士。”①他作瀑布，一泓清水下泻绝壁，静穆中别有韵趣，晚年偶画木右，遒劲超逸，同时代的大词人夏敬观赞其曰：“梅庵作书技称绝，点画直造古人拙，有时画水还画松，墨花着纸磨不灭。”①李瑞清还是我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卓越开拓者。他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官至学部侍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任上，首创美术、音乐教育，开设绘画、手工（工艺）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张大干、张善行、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经亨颐等都是他的门生。
  第三节历代建筑和雕刻建筑和雕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窗口，时代精神的物化立体组合。
  中国古代建筑，成型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三国，高潮于隋唐五代，沉落于宋金元代，新变于明清两朝。临川区域古代建筑，和江南其他各地一样，正是在这条轨迹上向前迈步并代有成就的。唐宋之宗教、书院建筑；明代之佛塔、桥梁、官厅建筑；清代之祠宇、楼阁、民居建筑，都有大可论及的篇章。只是由于兵燹，水火和自然腐朽等原因，所毁甚多，以至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除了建于元代的东乡王桥清湖寺、建于南唐保大二年位于广昌驿前乡的盱姆桥和建于南来的沿江乡“雁塔”外，主要是明清两代建筑的极少数遗存。
  南宋“雁塔”，位于广昌沿江乡河东村古慈生寺之后，距县城约3华里，因取佛祖雁王之名，故名雁塔。据明弘治十六年《重修慈生寺塔记》碑记所载，该塔为南宋绍兴八年(1138)分县时所建。明宣德年间(1426—1435)又重新修建，从始建年代算起迄今已达8446年。
  雁塔平面八角形，塔檐七层，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全高32米，每层四门，每面外宽3米，内宽3.7米，墙厚1米，层层出檐，面面设窗，砖石结构，檐牙高啄，形态稳健，气势轩昂，每层檐角均伸出透雕花横木，系有铜铃，风吹铃响，其声清悠，是广昌古代十景之一。
  明代是临川文化的复盛时期，建筑艺术亦见辉煌。南城规模宏大的益王府宫殿群，抚河上几座大型的石拱桥，都是这个时代始建或完成的。根据县志所载和实地勘查，现在尚存的明代建筑共有31处，包括土地坛1处，书院2处，桥梁、祠宇各4处，佛塔、牌坊各6处，民居8处。它们如颗颗熠熠闪光的珍珠，散落在区内城乡的兰天白云之下，显示着昔日的气魄、风采和劳动人民的天才智慧。
  塔是佛教文化的物化形态，明代区内佛塔甚多。宜黄县棠阴乡的“迎恩塔”，是区域现存的四大名塔之一（尚有前述广昌的雁塔，临川的万魁塔，南城的聚星塔）。该塔位于宜黄棠阴北首的宜水之畔，建于明代崇祯元年(1628)，为6面7层构体，高36. 75米，周长30米，外观粉红，内为空心，除塔基为青石外，全用砖料砌成。该塔在设计上的奇巧之处在于，内外两墙夹成的宽可容人的砖梯，呈螺旋形盘旋而上。两人登塔，各从东、北方向按顺时针同时迈步，听足音，则一人在头上，一人在脚下，互不碰面，但每登上一层，又会晤于互望窗口，双方砖梯趋于平衡，而再继续前进，又复现原来的状况。塔内除每层互望窗口外，又开有对外了望窗，以供游者眺望四周景色。每年仲春之时，塔山上万木吐翠，芳草茵茵，踏青者络绎不绝。“迎恩塔”历360余年而依然巍峨壮观，毫无颓败之象，成为县里的一个旅游景点，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万年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珍品。该桥位于南城县东北约5公里处盱江黎河2水交汇的武岗潭上，始建于明崇祯7年( 163 4)，峻工于清顺治4年(1649)。结构分桥基、桥身、桥亭3部分。桥基深实、坚固，桥身自下而上全用青石发券而成，拱圈顶（古称瓮）采用纵联式垒砌法，累石如山，空隙处用卵石、石灰、砂粒填实。据《万年桥志》载：“用此筑法，不患其湿，而患其燥，土可养石，灰可胶土，卵石为灰之骨，实为妙也。”墩（古称分水尖）分前后，均用大麻条石，以砂浆座砌，前尖高仰而后墩方低矮，犹如龟座龙跃，仰首挺胸，迎击水势（古谓金刚雁翘式）。这种前后有别的砌墩方法，为一般石拱桥建筑所没有。其优点是，既可缩小洪水对桥基的冲压面，又能减轻洪流回旋对桥基的压力，实为我区古代劳动人民和工匠的天才创造。桥面中间原有一石亭，亭内置有石凳，以供行人休息（今无存）。桥上两侧还有石栏杆，雕刻精致，美观大方。全桥23孔，24墩，高10米，长4 1 1米，拱圈跨度1 4米。整座桥梁，气势恢宏，造型轻巧，工艺精湛，远远看去，如长虹卧波，苍龙戏水，蔚为壮观，堪称我国古代桥梁构筑的一大杰作。大桥建成后，曾经多次局部维修。光绪十三年，被洪水冲坏，费五年之时得以修复。抗日时期，被日寇炸毁四墩，1943年日寇败退后，修复一墩，其他几孔架木桥代用。1949年国党为了逃命，复炸毁第十八墩和木架桥。1952年，人民政府以巨资全面修复，恢复了原貌，并铺上了水泥路面。1957年，该桥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今日的万年桥，更加雄伟壮丽。
  雯峰书院为我区明书院的仅存者之一，位于广昌县甘竹乡饶家堡，为广东廉州知府尧秉鉴于明成化六年(1470)所建，面积计5032平方米，深七进，有上、中、下三厅，士子读书号房56间，大小庭院3处，配置池塘、楼阁，院中套院，园中有园，景致清幽、雅丽。抗战期间，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曾率省国立幼师迁移于此，至今保存完好，弥足珍贵。
  王氏宗祠，位于东乡虎形山乡上池源里村。据《王氏族谱》载，该祠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复建，前有半月池，门墙为砖石结构，正中大门石匾上，刻有四个斗大的石板阴刻字“王氏宗祠”四字，遒劲有力，端庄浑厚。祠宇为砖、木、石结构，宽18米，深们米，分前、中、后三厅，高大宽敞，1959年5月，因暴风雨袭击，后厅倒塌，1979年修复时，厅内采用人字梁，水泥柱，有失原貌。1985年省、地、县三级拨款再度维修，恢复原样，现内设有王安石文物陈列室，是我区明代祠宇风格的一个代表。
  明代民居、官厅建筑遗存，见有抚州市钟岭乡祝家村明代会魁、临川前四才子之一祝徽的住宅；广昌县塘坊乡营下村的“墨庄”；驿前乡驿前村的“奎壁联辉”等处，而以宜黄县棠阴乡所在地和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两个古建筑群落最为集中。流坑，座落于乐安县西南约30公里处的一块开阔而美丽的河谷地上，隶属牛田镇管辖。一面傍山，三面临水，形同半岛，悠悠乌江绕村而过，古木秀竹摇翠其间。全村793户，4200余人，基本上系董姓，为南宋大臣董德元家族的发祥之地，被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称之为“万家之市”。该村数百幢明清建筑，以东西为主轴，朝南座北，依次展开，形成东西走向的8条大巷（或言街）和南北走向的8条小巷。每大巷头建有碉楼，高数丈，全砖石结构，以为了望敌情、火情、水情之用；每巷尾，设有凉亭，以供过往行人歇脚、喘气和村民业余饭后谈今说古之需。亭旁各有池塘，栽花种柳，养鱼植荷，悦人心目。村中还各依地形物貌，添楼阁，筑庙宇，造景观，以为村人提供游览、凭吊、宗教场所。“三宫殿”，扼村南之大门，“观音堂”、“五皇阁”，控村北之咽喉。“状元楼”、“翰林阁”，显耀于当世，“三元坊”、“五桂坊”，夸荣于其时，而规模宏大的董氏家祠和秀丽雅洁的村北文馆，又令人叹妙称奇。观流坑之屋宇、祠庙、馆阁，全系青石砖木结构，明清造型，彩绘斑斑，诗词盈目，高大宽敞，气象雅丽；考流坑之格局，方正划一，俨如棋盘，封闭严谨而错落有致，分割有序而彼此勾连。这样的布局，无疑反映了封建大家族意识形态的严格规范，是封建社会大一统观念在建筑设计上的体现。据《乐安文史资料》云：流坑村是明代刑部郎中、理学家董燧亲自设计改建的。他于嘉靖中期辞官归里后，不仅规划了全村的改建蓝图，而且按照当时官邸的格式，一次亲自设计构筑了18幢官厅。它们座落于村之中央，墙连墙，门对门，由西向东，两排并列，组成了流坑的村中之村。这些房舍，历四百年之风雨，多数颓败，尚有三幢保存良好。其宽敞的天井，硕大的照壁，品字形的厅堂和柔和的线条，朴素的外形以及独特的柱墩、梁架，体现出明代建筑的特有格调，堪称宝贵。
  近年来，省内外考古学者，建筑专家纷纷来此观光、考察。
  明代的楼坊建筑亦取得了颇可称道的成绩，遗存较多，而有名者，要数乐安县罗陂乡水口的“龙图阁学士坊”。该坊为彭姓族众为缅怀五代时南唐工部尚书彭彦昭而立，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木质结构，经1984 年省文物单位拨款修缮，焕然一新。楼坊为四柱三间二楼式样。两侧为砖砌翼墙，横楼上用斗拱屋檐起楼，未用冲天柱，四柱排列整齐，中门左右柱围均为0.9米，门宽2. 80米，高3.15米，两侧门宽1.76米，高3米，楼坊全高过8米。楼为单檐歇山顶，顶有壶形刹，刹下有莲花座，承托屋顶的全为如意斗拱、每跳均出约4．5度斜拱3个，相交而成复杂的网形斗拱。斗拱底都有凹弧线。一二楼平板坊上都承托5层斗拱至撩檐坊。中间门楣以上，有大小额坊3层，小额上刻有人物浮雕像（现无），两端配有龙头。楼坊大额坊上横刻有“龙图学士”4个大字。此坊建造款式，为省内之稀有。
  区内的清代建筑并不亚于明代，且更讲究门窗的雕饰和工艺的精细。区内现存的古老宅第和规模较大的祠宇、寺庙，基本上系清代所建和重建。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区现存清建塔、门楼、堂馆各1处，楼阁、祠宇各2处，牌坊、寺庙、桥梁各4处，亭7处，民居20处，合计46处。
  东乡县城的“杨氏石祠”是清咸丰九年(1859)建造的一座颇具特色的大型祠堂。全祠除桁条、瓦楞为木料外，全部柱、梁、枋、槛等均用巨石雕琢而成。其大门为长条石牌坊，横刻“杨氏宗祠”，周围尽布人物、山水、鸟兽的浮雕形象，用笔工致，气韵生动，而其浮雕成的藏于龙口内的石珠，取出不能，风吹即动。祠宇纵分3格，横切3幢。前幢为门厅，筑戏台，两廓上方有走楼；中幢为正厅，厅后建一宽大的天井池，周筑石围，正中架一单孔曲桥，面铺条石，旁护石栏，两边各竖四支短柱，柱头雕坐狮像，中间嵌石板，镌有各种花纹，池内养鱼，供人观赏；后幢为寝殿。祠长40米，宽15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该祠虽经风雨所蚀，不无破败，但当年原貌大体存留。
  位于南城县严和乡上兰境内的“宝方寺”，建于宋，重修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一座南城与黎川交界处名声颇著的千年古刹。其庙宇基本为清建筑风格，至今保存完好。该寺由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禅房、厨库等部分构成。大雄宝殿为9檩（脊）重檐硬山顶建筑。正面廓坊立老檐柱，两侧山墙平于屋面，正殿三间，并列相通，进深11米，井格窗门。天王殿面对“山门”，“山门”面南座北，花树环抱。后殿依山傍坡，禅房、厨库走廊相连。环殿而立，整座寺院建筑布局严谨，结构紧凑，红墙黄瓦隐藏于茂林修竹之中，古雅而静穆。值得一提的是，该寺内墙上保留有宋景祐、嘉定、明万历和清乾隆铭碑六块，具体记载了寺院的兴废和历代僧人的事迹，为县之宝物。
  该寺东南山坡上大理石佛塔群，也是颇可一观的，尤其是其中的“云净禅师”佛塔，更为人们所注意。该塔为云净禅师骨灰安放处。塔身为6面柱体，通高2.2米，底径1.5米。塔基四周砌有护石，前有石阶，后3向砌有半圆形青石护墙一道。塔顶冠以双层圆球葫芦顶。球顶凸带，下接6角盘形石，6眷飘檐稍向上翘，塔座分3层，逐层外凸，塔身正面中嵌石碑，曰：“宝方曹云净大师塔记铭”，中为“本山住持曹云净禅师之塔”，年款“清康六年”，横额“洞宗三十三世”。
  清代的民宅建筑，散见于全区城乡，尤以宜黄棠阴、乐安流坑、南城磁圭、黎川下陈等古建筑群落为多。后者有一宅第，名曰“周湖大夫第”，在建筑结构上是颇为特别的。宅第面积约1 0亩，房高6米，四周均有风火墙，内为砖木结构，地面铺有方砖，1进3所，每所3层1廊，共有房舍1 08间，雕梁画栋，斗拱飞檐，檐水内滴。9个大天井，10数个小天井，无一间暗室。上层神龛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木匾一块，上刻“文元”2字。屋内有数个石水缸。该宅建于清嘉庆年间(1811— 1820)。据说是仿黎川钟贤陈氏“监司第”建造的（监司第为清乾隆时代兄弟进士、父子探花、尚书陈希祖、陈希曾、陈孚恩之府第），现为10余户农民住宅，主人虽换，原貌依存。这种封闭式的建筑格局，是封建时代大户人家聚族而居，天下一统，扬名显声思想的典型表现。类似这种建筑格局而规模较小的宅第，在下陈村还有多处，建造时间均在乾、嘉前后。
  临川区域的古代雕刻，遗存丰富、工艺高超，珍品较多，主要分布在金溪、南城、临川、崇仁、乐安等县。其代表性的作品，现存的有： 南丰宋代石佛。离县城西门关口50余步，石佛立在丈来高的石龛内，龛深5尺，宽8尺许，佛身却有1丈6—出土1丈，陷地6尺。佛身身披袈裟，胸脯坦露，表情庄重慈祥，在圈圈右旋的短发下，慧眼微睁，双唇紧闭，流露隐隐的笑容；左手托莲花于胸前，象征着苦心清正；右臂下垂，掌心向外，据说意在引导执迷不悟的苦难者登上极乐世界。整座佛像粉饰得金碧辉煌，表现出我国古代的精湛的造型艺术。
  相传该石佛是宋代雕塑。在立南丰县址时，有一园觉和尚化缘筹款，由水南村朱姓民间工匠雕刻。立佛的原因据《南丰县志》（民国13年）载，是由于石山陡削，潭边羊肠小道是西乡群众进出县城必由之路，过往行人溺水者甚多，故镌刻石佛以镇水妖。龛前建一亭以便行人歇脚，龛边刻有《金刚经》以佑民太平。
  广昌摩崖“天书”。广昌县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者，最近在该县赤水镇古沅村发现一处大面积的摩岩石刻古文字符号，经省考古专家实地勘察鉴定认为，此古文字符号面积之广、符号之古拙，堪称世界之奇，是一部神秘的石刻“天书”。古文字符号散落在古沅村后龙山大小不等的陨石上，占地约 400平方米。乌黑坚硬的石头上，古文字符号勾、勒、纵、横、漕沟粗深，人工凿刻痕迹明显。专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继连云港将军崖画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这对于江西史前考古，研究和揭示我国的古文字演变及远古人类奥秘，均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目前，有关专家正在继续进行论证考辨和研究破译。
  朱坊宋墓石雕。朱坊宋墓位金溪县何源乡境内。墓地古树参天，浓阴蔽日，围墙蜿蜒，占地约1 000平方米。墓葬座北朝南，山坡下倾，五对造型生动的石雕像分立“神道”两边，每对相距3米。第1对为武将，高2米，穿盔戴甲，颈系披风，脚登武士靴，双手握长剑交于胸前，神态刚猛冷峻，威不可犯；第2对为石羊，高一米，犄角内卷，作伏卧状；第3对为备鞍石马；第4对为前立后蹲的石狮，高1.5米，第5对手执朝笏的文官，袖长及膝，方帽长衫，老少各一，神态安详。整座石雕像群，造型古朴，刀法洗炼，线条流畅，实非一般雕像可比。由于年代久远，墓碑无存，墓主为谁，不得而知。
  明石浮雕“荷塘清趣”。此件系金溪县芦河乡肖家村肖十万家的神龛。神龛高3.2米，宽2.3米，分上、中、下3层。中层青石两端镌两片硕大舒展的荷叶，两叶之间，雕诸多形体较小的荷叶、荷花、莲蓬、水鸟，形态殊异，气韵生动。作者运用了对称，均衡、统一、多变的艺术手法，精雕细刻，匠心独运，使整幅画面动静有节，声色并茂，给人以美的亨受。此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为我区明石雕之上品。
  明砖雕壁画。乐安流坑1 8官厅之一的怀德堂宽阔的照壁上，有一方由200块雕花方砖拼成的壁画。画面绘有凤凰、花鸟、天空、明月等物，整块画幅，构思严谨、刀法老到、色调淡雅、制作精巧、形象飞动，满溢官宦人家的祥和气氛。这样的砖雕画，在流坑村尚有麒麟厅、百年老屋、敦逸祠等3处，它的出现，反映了明代江南砖雕水平的高超和临川文化的某些风貌，为省内所罕见。
  明石壁造像。该件位南城县岳口乡伏牛村盱江之畔的“潮音洞”的石壁上。洞为万年桥造桥取石而成，内呈长方形，宽 1 0米，深20余米，可容百数十人，空气清新，冬暖夏凉。洞内建有楼阁，雕梁画栋，甚是精致，其两旁的石壁上，雕凿有18罗汉佛像。他们或托腮凝思，或横眉怒目，或讲经说法，或闭目养神，或立或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尤其是那腾空而起的观音，手持云帚，脚踩莲花，衣带飘飘，神采奕奕，令人惊叹，不失为石壁造像之珍品。1959年，该洞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明摩崖石刻。此件位南城县城盱江东岸的从姑山上。此山为明代理学家罗汝芳建从姑山房读书讲学之所。山峰临江耸立，怪石嶙峋，登临绝顶，远眺平畴千顷，俯瞰双江如练，风帆远引，景色旖旎。山分东、西2峰，东曰“飞鳌”，西曰“天柱”。镌刻在二峰悬崖峭壁上的摩崖石刻达40余处。“高山仰止”、“振衣千仞”、“滴翠岩”、“双玉楼”、“玉立”、“绿雪”等题刻，历数百年风雨，仍历历在目。尤其是“飞鳌峰”3字，镌刻在30余丈高的绝壁上，每字丈余见方，笔力遒劲，构体飘逸，若有神助，为罗汝芳亲笔所书。明万历十年(1582)，益宣王朱翊矧书写的“益王潢南至此”（潢南为朱翊矧的别号）6字，镌刻在“飞鳌峰”西北侧去地30余丈的峭壁上，似有与“飞鳌峰”3字媲美之意。从姑山摩岩石刻，规模阔大，书体殊异，区内少见。多有游人观赏，1983年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清木雕神龛。此件落金溪县芦河乡彭家村彭财发家。神龛高3.2米，宽1.2米，为两层飞檐结构，中顶部刻红日一轮，霞光万道，统领全局，两侧边上，雕缕两条飞动的金龙，张口怒目，鬃鬣高扬，龙尾鳞片灿灿，各向左右甩出，势若凌空，给人“双龙捧日”之感。下层为大小方框组成，每个方框，刻有内容各异的戏文故事，周边饰以图案。整个神龛，施以金珠2漆，光彩照人。
  清木雕人像。此物为崇仁县大塘村冯氏所藏。共两件，一主一仆。像作主人端坐交椅，听人待言，仆人躬立，作禀事，待命状。前者高32厘米，后者高21厘米。两像雕工精湛，尤其是仆人像乃是巧匠利用树根的自然形态雕就，维妙维肖，形神兼备。据收藏者说，作品系冯家祖先冯元宪及其管家的雕像。
  清石雕民房。临川县青泥乡肖家村有一清代石雕民房，室内有门窗、板壁，木雕各种形态的花卉图案，涂以彩绘油漆，金碧辉煌。大门为一座石雕牌坊，所镌的各种鸟兽，活灵活现，而其石柱上雕刻的一对花篮，宛如真篮挂在柱上，牌坊上刻“龙章”2字，中刻“鸣雁中孚”，下刻“大夫第”，两旁缕一对字体工整的对联：“食德服畴恩承北阙恹先绪；杨华撷藻业继南阳裕后昆。”整座建筑雕饰斑斑，非但显示了屋主人的高贵身份，而且说明了清代民房建筑对雕饰的重视和成熟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