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在论述史学成就时还应提到方志。方志即地方志，它是一种记述地方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也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我国编修方志的历史悠久，早在周王朝时期，就出现了专门论述地方情况的史书，如传说中的晋《乘》、楚《椅杌》、郑《志》等。这些被称为“四方之志”的国别史，实际上就是方志的萌芽。到东汉时出现了袁康所编的《越绝书》，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这时的方志主要是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地记”，内容很简单。隋唐时期，舆图和说明文字相结合的“图经”盛行起来，这是方志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到宋代，方志进一步发展，内容趋于完备，体例基本上定型。这时，“地记”、“图经”等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志中记述的重点开始从地理情况转到社会的众多方面，“人物”和“艺文”在地方志中逐步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后来方志的一般格局。最先体现这一主要变化的是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200卷。这是一部全国性的地方总志。此书在内容和体例上突破了旧志的框框，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土产、艺文等人文历史内容，扩大了方志的记载范围。继《太平寰宇记》之后的又一部著名的全国性地方总志是《元丰九域志》。此志有10卷，是北宋王存、曾肇、李德刍等共同修纂的。此志前已有王曾、李宗谔修成的《九域图》。到元丰年间，州县有所变易，且虽名臼“图”，实只有文字而无图，因而朝廷乃命馆阁校勘曾肇，光禄丞李德刍等删定，而知制诰王存审其事。其中主要修纂者曾肇，字子开，是北宋建昌军南丰人，曾巩之弟，任崇文院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元丰时，奉旨删定《元丰九域志》。史称“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得到神宗的赏识。后又为《神宗实录》检讨官。《元丰九域志》虽法古旧章，以载地理为主，涉及人文较少，但仍是不可多得的方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它“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事亦简洁有法”。且记载了被北方外族侵占的州郡，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他们恢复我国版图的愿望。这是当时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志。
北宋临川籍文人致力于方志编修的还有著名词人晏殊和文学家吕南公。晏殊悉心志书编纂，成就卓著。他颇重志书，曾云：“周公辨九州之土壤，以莫民居；萧何收天下之图籍，以定帝业。”①认为志书可起到奠民居，定帝业的作用。他一生编纂的方志计有《天圣十八路图》（即《十八路州军图》）、《方岳志》、《舆地志》等。可惜今皆不传，惟《玉海》、《咸淳临安志》等均采其书，今犹可见其概。文学家吕南公，北宋建昌南城人，他纂有《十八路地势图》，也是一部重要的地方总志。
元代方志发达，抚州出现了一位著名方志学家朱思本。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号贞一，临川县人，元朝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他广泛涉猎经史百家之书，一生著作甚丰。大德三年(1 297)写成地方总志《九域志》。《九域志》是取《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志书中材料，参考异同，详加检校，分条析理，按《禹贡》所分九州加以记载而成。全书共80卷，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地方总志。后朱思本奉诏代祀名山大川。他趁此机会，周游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南北10省，进行了1 0年的实地调查，他将考察所得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绘成了《舆地图》2卷。《舆地图》是《海内华夷图》之后，又一重要作品，流传到明代，罗洪先改编成《广舆图》。朱思本的《九域志》和《舆地图》对方志和地图的发展，都有着重要贡献。
清代方志编纂达到鼎盛，抚州又出觋了一名大方志学家李绂。李绂对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研究方面皆有突出成就。他主编过《八旗通志》、《广西通志》，主纂过《临川县志》、《汀州府志》，还自撰过《西江志补》、《抚州续志》，并为《八旗通志》、《临川县志》订凡例，还撰有《八旗通志》各分志序、《广西通志》序、《畿辅通志》及其各分岙序、《河套志》序、《庐陵沿革表》序等四十余序。李绂通过书信往来及诗歌唱和形式，与江西巡抚白潢等商讨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问题。关于方志的性质，他多次明确地指出：“志，固史之属也”，“邦国之志，史之属也”，“皇哉邦域志，国史所权舆也”等等，认为方志属于史学范畴。当时对于地方志性质的看法，主要有两派——地理学派、史志学派，李绂属于史志学派。关于方志的起源，李绂说：“志始见于《周礼》，小史掌邦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春秋列国皆有史，后世郡县皆有志。”认为《周礼·周官》为方志起源，是说有一定道理。关于方志的编纂，李绂主张“以诸史为宗”，并具体规定记载范围、门类设置、文辞章法等，对方志的编纂有着指导意义。关于志书的功用及特点，李绂认为志书主要应是“籍征考”与“资援据”之书，“庶几上稽前事，下协人情，籍资兴革，实关治道。”简而言之，是佐治兴文，即是用于资治，进行社会教育，保存文献，备一代之掌故，其政教之作用甚大。关于修志人员素质，李绂发前人之未发，提出“志才”与“志志”两个条件。前者指修志者必须具备的学识才干，后者指编修志书的志向、愿望及责任感。并分析二者之间关系。对修志者要求很高、很具体，认为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才能写好志书。这种主张很有见地，抓住了志书质量高低的关键。关于志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李绂认为“今昔殊形，中外异制”，理应有所侧重，各具特点。不因循守旧，很有发展进化的眼光。总之，李绂在方志编修上，硕果累累，在方志理论上，全面具体，颇具真知卓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方志学发展贡献甚大，实可称之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抚州地方志的编修，最早的是南朝刘宋时期荀伯子纂修的《临川记》。此书在金溪人王氏《汉唐地理书抄》中有辑录，在秦荣光、章宗源、李肪、王象之、李贤、张国淦等编纂的几部志书中有记载，是研究南朝临川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抚州州县志的大量编修是起于宋代。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修志的组织形式和规模都超越前代。不仅中央设立了专管修志的机构——九域图志局，而且地方也设修志局。府、州、县志由知府、知州、知县主修，文人学士或属官编写（叫纂）。方志数量大增，体例日臻全面和完备。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载，宋代抚州府志有8种之多，可惜均已失传，其中家坤翁修，周彦约纂，宋景定五年(1264)刻本的《临川志》35卷流传了很久。明人辑刻过，后也失传。今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宋代建昌军方志也有5种，都已失传。只有新安人建昌知军胡舜常修，建昌人袁州教授童宗说、建昌人抚州知府黄敷忠纂的《盱江志十卷续志十卷》，今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和刘绎的《江西通志》所载，临川县编有3部县志，崇仁县、乐安县各编有2部县志，金溪县编有1部县志，这些县志后来全部失传了。
元代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效法唐《元和郡县志》和宋《太平寰宇记》及《元丰九域志》，修纂了著称后世的《大元统一志》。但因统治时期短，政治文化状况不佳，方志数量不多。抚州府、建昌军均未修志，所修县志有南丰县志2部，崇仁县志3部，乐安县志1部，广昌县志1部。这些县志均已失传，在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均有记载，其中部分县志在刘绎《江西通志》中也有记载。
明代我国方志得到较大发展，明王朝重视提倡修志， 并颁布了《修志凡例》，方志的编修很普遍。《抚州府志》于弘治（十三年、十六年2次）、嘉靖、崇祯先后4次纂修，《建昌郡（府）志》也有景泰、正德、嘉靖、万历先后4次之多。其所属各县，县县有志，而且还是一修再修。这些府郡县志大部分失传，只有3部府郡志、3部县志留传下来了。它们是《抚州府志》28卷，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天一阁藏；《抚州府志》 16卷，嘉靖三十三年(1553)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建昌府志》19卷，正德十二年( 1517)刻本，天一阁藏； 《金溪县志》9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天一阁藏；《东乡县志》2卷，嘉靖十六年(1536)刻本，天一阁藏。这些州郡县志是本地区现存的最早的方志，是极其珍贵的地方文献。
清朝建立后，经济、文化曾一度繁荣，方志的编纂也达到鼎盛。统治者重视修志，组织完善，各省和府、州、县都设有志局或志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方志的编纂，并对方志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产生了方志学。此时方志体例完备谨严，志书数量极多，种类齐全，在古方志的辑佚方面也很有成绩。这些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抚州府、建昌府和各县纂修了大批志书，如抚州府志有4种，建昌府志有3种，临川县志有5种，金溪县志有7种，资溪县志有7种，黎川县志有5种，南丰县志有6种，南城县志有5种，宜黄县志有4种，崇仁县志有4种，乐安县志有7种，东乡县志有6种，广昌县志有4种，这些志书大多数保存下来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江西图书馆等处有藏本。
清朝纂修了大量方志，固然功不可泯，但另一方面，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对方志的破坏也是严重的。清朝统治者曾下令各省地方官对已有志书辩论考核，不合者删除以至禁毁，并严禁私修志书，尤其是涉及明事者，争相焚弃。乾隆时大量明代方志被付之一炬，私家志书被毁销者，也不计其数。本地区历代府县志书甚多，而明以前（尤其是明代）的志书今存无几，此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可见，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里，众多的临川籍的文人学者进行了辛勤的耕耘，他们整理古籍，编校史书，纂编方志，成绩卓著，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历史遗产，大大丰富了临川文化宝库，值得今天我们很好地研究和借鉴。
北宋临川籍文人致力于方志编修的还有著名词人晏殊和文学家吕南公。晏殊悉心志书编纂，成就卓著。他颇重志书，曾云：“周公辨九州之土壤，以莫民居；萧何收天下之图籍，以定帝业。”①认为志书可起到奠民居，定帝业的作用。他一生编纂的方志计有《天圣十八路图》（即《十八路州军图》）、《方岳志》、《舆地志》等。可惜今皆不传，惟《玉海》、《咸淳临安志》等均采其书，今犹可见其概。文学家吕南公，北宋建昌南城人，他纂有《十八路地势图》，也是一部重要的地方总志。
元代方志发达，抚州出现了一位著名方志学家朱思本。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号贞一，临川县人，元朝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他广泛涉猎经史百家之书，一生著作甚丰。大德三年(1 297)写成地方总志《九域志》。《九域志》是取《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志书中材料，参考异同，详加检校，分条析理，按《禹贡》所分九州加以记载而成。全书共80卷，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地方总志。后朱思本奉诏代祀名山大川。他趁此机会，周游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南北10省，进行了1 0年的实地调查，他将考察所得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绘成了《舆地图》2卷。《舆地图》是《海内华夷图》之后，又一重要作品，流传到明代，罗洪先改编成《广舆图》。朱思本的《九域志》和《舆地图》对方志和地图的发展，都有着重要贡献。
清代方志编纂达到鼎盛，抚州又出觋了一名大方志学家李绂。李绂对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研究方面皆有突出成就。他主编过《八旗通志》、《广西通志》，主纂过《临川县志》、《汀州府志》，还自撰过《西江志补》、《抚州续志》，并为《八旗通志》、《临川县志》订凡例，还撰有《八旗通志》各分志序、《广西通志》序、《畿辅通志》及其各分岙序、《河套志》序、《庐陵沿革表》序等四十余序。李绂通过书信往来及诗歌唱和形式，与江西巡抚白潢等商讨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问题。关于方志的性质，他多次明确地指出：“志，固史之属也”，“邦国之志，史之属也”，“皇哉邦域志，国史所权舆也”等等，认为方志属于史学范畴。当时对于地方志性质的看法，主要有两派——地理学派、史志学派，李绂属于史志学派。关于方志的起源，李绂说：“志始见于《周礼》，小史掌邦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春秋列国皆有史，后世郡县皆有志。”认为《周礼·周官》为方志起源，是说有一定道理。关于方志的编纂，李绂主张“以诸史为宗”，并具体规定记载范围、门类设置、文辞章法等，对方志的编纂有着指导意义。关于志书的功用及特点，李绂认为志书主要应是“籍征考”与“资援据”之书，“庶几上稽前事，下协人情，籍资兴革，实关治道。”简而言之，是佐治兴文，即是用于资治，进行社会教育，保存文献，备一代之掌故，其政教之作用甚大。关于修志人员素质，李绂发前人之未发，提出“志才”与“志志”两个条件。前者指修志者必须具备的学识才干，后者指编修志书的志向、愿望及责任感。并分析二者之间关系。对修志者要求很高、很具体，认为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才能写好志书。这种主张很有见地，抓住了志书质量高低的关键。关于志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李绂认为“今昔殊形，中外异制”，理应有所侧重，各具特点。不因循守旧，很有发展进化的眼光。总之，李绂在方志编修上，硕果累累，在方志理论上，全面具体，颇具真知卓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方志学发展贡献甚大，实可称之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抚州地方志的编修，最早的是南朝刘宋时期荀伯子纂修的《临川记》。此书在金溪人王氏《汉唐地理书抄》中有辑录，在秦荣光、章宗源、李肪、王象之、李贤、张国淦等编纂的几部志书中有记载，是研究南朝临川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抚州州县志的大量编修是起于宋代。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修志的组织形式和规模都超越前代。不仅中央设立了专管修志的机构——九域图志局，而且地方也设修志局。府、州、县志由知府、知州、知县主修，文人学士或属官编写（叫纂）。方志数量大增，体例日臻全面和完备。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载，宋代抚州府志有8种之多，可惜均已失传，其中家坤翁修，周彦约纂，宋景定五年(1264)刻本的《临川志》35卷流传了很久。明人辑刻过，后也失传。今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宋代建昌军方志也有5种，都已失传。只有新安人建昌知军胡舜常修，建昌人袁州教授童宗说、建昌人抚州知府黄敷忠纂的《盱江志十卷续志十卷》，今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和刘绎的《江西通志》所载，临川县编有3部县志，崇仁县、乐安县各编有2部县志，金溪县编有1部县志，这些县志后来全部失传了。
元代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效法唐《元和郡县志》和宋《太平寰宇记》及《元丰九域志》，修纂了著称后世的《大元统一志》。但因统治时期短，政治文化状况不佳，方志数量不多。抚州府、建昌军均未修志，所修县志有南丰县志2部，崇仁县志3部，乐安县志1部，广昌县志1部。这些县志均已失传，在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均有记载，其中部分县志在刘绎《江西通志》中也有记载。
明代我国方志得到较大发展，明王朝重视提倡修志， 并颁布了《修志凡例》，方志的编修很普遍。《抚州府志》于弘治（十三年、十六年2次）、嘉靖、崇祯先后4次纂修，《建昌郡（府）志》也有景泰、正德、嘉靖、万历先后4次之多。其所属各县，县县有志，而且还是一修再修。这些府郡县志大部分失传，只有3部府郡志、3部县志留传下来了。它们是《抚州府志》28卷，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天一阁藏；《抚州府志》 16卷，嘉靖三十三年(1553)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建昌府志》19卷，正德十二年( 1517)刻本，天一阁藏； 《金溪县志》9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天一阁藏；《东乡县志》2卷，嘉靖十六年(1536)刻本，天一阁藏。这些州郡县志是本地区现存的最早的方志，是极其珍贵的地方文献。
清朝建立后，经济、文化曾一度繁荣，方志的编纂也达到鼎盛。统治者重视修志，组织完善，各省和府、州、县都设有志局或志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方志的编纂，并对方志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产生了方志学。此时方志体例完备谨严，志书数量极多，种类齐全，在古方志的辑佚方面也很有成绩。这些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抚州府、建昌府和各县纂修了大批志书，如抚州府志有4种，建昌府志有3种，临川县志有5种，金溪县志有7种，资溪县志有7种，黎川县志有5种，南丰县志有6种，南城县志有5种，宜黄县志有4种，崇仁县志有4种，乐安县志有7种，东乡县志有6种，广昌县志有4种，这些志书大多数保存下来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江西图书馆等处有藏本。
清朝纂修了大量方志，固然功不可泯，但另一方面，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对方志的破坏也是严重的。清朝统治者曾下令各省地方官对已有志书辩论考核，不合者删除以至禁毁，并严禁私修志书，尤其是涉及明事者，争相焚弃。乾隆时大量明代方志被付之一炬，私家志书被毁销者，也不计其数。本地区历代府县志书甚多，而明以前（尤其是明代）的志书今存无几，此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可见，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里，众多的临川籍的文人学者进行了辛勤的耕耘，他们整理古籍，编校史书，纂编方志，成绩卓著，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历史遗产，大大丰富了临川文化宝库，值得今天我们很好地研究和借鉴。
附注
① 晏殊《十八路州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