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内容
汤显祖不仅是伟大的戏剧家，也是进步的思想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朝统治日趋崩溃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也是我国思想界激烈斗争的时代。汤显祖正是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站在时代思想斗争的前列，积极反对程朱理学思潮。新的时代，新的思潮，孕育了汤显祖具有个性解放意义的近代意识和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在思想上便逐渐从封建正统思想的营垒中挣脱、离异出来。他的启蒙老师徐良傅，江西东乡人，博学多才，是一位古文学家，为人耿直，敢于谏官。在徐良傅任吏科给事中期间，由于明世宗昏庸、纵欲、服丹求仙，大兴土木，修建道宫。当迎仙宫建成时，朝廷正欲大举庆贺，徐良傅却直言说：“异端充塞，不能匡救，忍从谀乎！”①因触犯权贵，险遭不测，结果被罢官归里，在临川拟岘台下设馆教学，汤显祖当即就读于其门下。3年学习，徐良傅的学识和品德给汤显祖很深的影响。并为他的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当汤显祖授业于徐良傅时，哲学大师罗汝芳由山东司主事任上回南城省亲，路经临川，即在临川讲学，汤显祖又拜罗汝芳为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三传子弟。泰州人王艮（1 483—154 1）本人当过煮盐的灶丁，后来从事商贩活动，家道日裕，便利用早年学过的知识诵读《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初步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曾到江西拜见王守仁，经过辩论，终于折服而师事之，但是他把王学理论贯穿到日常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基本思想命题是所谓“淮南格物”说和“百姓日用之道”。他把“百姓”日常生活视为“道”，否认“道”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百姓日用”是检验“道”的标准，“圣人之道”以“百姓之道”为宗旨。由于泰州学派讲学，不问对象，举凡织奴耕夫、工匠商贾，都可以学习，因此这个学派的思想在下层社会传播很广，是一个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术团体。罗汝芳以“赤子之心”为学术宗旨，以人的自然生理本能解释人性，反对人性的先天不平等说，他用自己的观点解释儒家经典，提出了一些与理学相对抗的观点。罗汝芳的进步思想和敢于坚持真理的行为深深影响了汤显祖。汤显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中，谈到罗汝芳对他的教育和影响。
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冷如也。① 在泰州学派后学中，另一个突出人物李贽(1527—1602)对汤显祖的思想影响也非常大。李贽，字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李贽少年时受到儒家教育较少，中年时在北京读王守仁的书，还听过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他先后与泰州学派罗汝芳等人交往，并以王艮之子王襞为师。但他以“异端”自居，敢于嘲笑封建统治阶级的“圣人”和儒家经典，他批评触及到当时的社会矛盾，其思想具有封建叛逆者的特色。汤显祖在思想上对李贽更为向往。万历十八年，汤显祖在友人家里看到李贽的《焚书》时，深表赞赏。他在给苏州知府石昆玉信中说：“有李百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我求其书寄我骀荡否！”②汤显祖罢官归临川第二年，曾和李贽在临川正觉寺相会。万历二十九年，李贽76岁时以“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于通州（今北京通县），不久即自杀于北京狱中。汤显祖在临川闻此噩耗，悲愤异常，立即写了《叹卓老》一诗，表示沉痛的哀悼：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 知教笑舞临刀仗，烂醉诸天雨杂花。③他高度赞扬李贽临死前那种笑舞而临刀仗，不畏强暴的勇敢战斗精神。
在汤湿祖交往中达观佛学大师给汤显祖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一个。达观(1543—1604)本姓沈，名可真，晚号紫柏，江苏吴江人，他是一位奇僧，反对程朱理学，也是思想界的一个“异端”。
汤显祖和达观遇合带有神秘色彩。汤显祖中举后拜会座师出来，恰巧他的发簪掉落在南昌西山云峰寺的莲池中，随即写了一首诗题在墙壁上。后来，达观看见了，认定诗人有出世思想，立意要使他出家。20年后，他们才在南京邹元标家初遇。汤显祖贬官徐闻，达观打算去看他。汤显祖出仕遂昌，达观登山涉水又到遂昌访问他。汤显祖罢官的那一年，达观又来临川。达观和汤显祖可说是终生挚友。达观既给汤显祖反理学思想影响，又给汤显祖佛学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八年，达观为了救憨山、止矿税，作明代《传灯录》之事来到北京进行政治活动时，正当李贽被捕入狱，因受到巡城御史康丕扬上疏弹劾，万历三十一年，神宗下诏将达观逮捕入狱，不久受刑死于狱中。汤显祖听达观死讯，悲痛欲绝，写了《西哭三首》以表哀痛。
罗汝芳、李贽和达观是汤显祖一生中最钦佩的三个人，也是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个人，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①可见汤显祖深刻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
在政治上，汤显祖与东林党站在一边。东林党利用书院会讲的形式，从事具有政治色彩的集会结社活动。东林党的主要领导者顾宪成（1550—1612）、高攀龙(1562—1626)都是江苏无锡人，因为他们以“东林书院”作为讲学和发表政见的阵地，因此史称“东林党”。他们谴责朝政的腐败黑暗，特别反对阉党及其爪牙的专权乱政，反对矿税勒索搜刮，要求惠商鄙民，轻减赋税，重视工商的发展。汤显祖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结交甚密，站在反对明朝专制统治的斗争前列，始终坚持正义，不屑于依附权贵，不愿同恶势力同流合污，秉性耿直，气节高尚。
汤显祖的思想既吸收思想家的成分，但又经过消化，形成自己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必须看到汤显祖的思想随着对现实社会的认识而又有所发展变化。他的思想是在同程朱理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汤显祖在传统哲学领域里，提出了“情至”思想作为理论武器来和当时的程朱理学相对抗，把时代的感受、深邃的哲理和飞腾的想象，融汇成奔涌的诗意，抒发对现实的愤懑和理想的憧憬。应该说，汤显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供的超越前人的东西，要比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提供的多得多。
他把哲理融铸在戏剧形象里面，使全部剧作为“情至说”的哲学思想所贯穿。他在《寄达观》信中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在《沈氏弋说序》中也说：“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情反，情在而理亡。”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5记汤显祖所说：“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他在《青莲阁记》中又说： 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以阶升，殃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① 汤显祖明确揭示了“情”与“理”、“情”与“法”的矛盾。汤显祖的“情至说”，实质上不仅是指男女之情，而且是指适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人的正常的感情和物质需求，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是与官方的反对的程朱理学相对立的，与市民阶层新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四梦”中就充分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里人民对专制主义长期压迫的憎恨与厌恶的普遍情绪，并预示了摧毁这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时刻即将到来，因而它的思想力量是震撼人心的。
汤显祖在他戏曲中广阔、深刻、真实地描绘了明末社会生活的场景，驰骋着丰富的想象，倾注着巨大的激情，借梦境的描写把“情至”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惊心动魄。他上承关（汉卿）、王（实甫），下启洪（畀）、曹（雪芹），既发展了现实主义，也发展了浪漫主义，并把两者的结合提高到相当完美的高度，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汤显祖代表了中国民族文化在前进中走向近代新倾向的进步思想家。
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在思想上便逐渐从封建正统思想的营垒中挣脱、离异出来。他的启蒙老师徐良傅，江西东乡人，博学多才，是一位古文学家，为人耿直，敢于谏官。在徐良傅任吏科给事中期间，由于明世宗昏庸、纵欲、服丹求仙，大兴土木，修建道宫。当迎仙宫建成时，朝廷正欲大举庆贺，徐良傅却直言说：“异端充塞，不能匡救，忍从谀乎！”①因触犯权贵，险遭不测，结果被罢官归里，在临川拟岘台下设馆教学，汤显祖当即就读于其门下。3年学习，徐良傅的学识和品德给汤显祖很深的影响。并为他的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当汤显祖授业于徐良傅时，哲学大师罗汝芳由山东司主事任上回南城省亲，路经临川，即在临川讲学，汤显祖又拜罗汝芳为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三传子弟。泰州人王艮（1 483—154 1）本人当过煮盐的灶丁，后来从事商贩活动，家道日裕，便利用早年学过的知识诵读《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初步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曾到江西拜见王守仁，经过辩论，终于折服而师事之，但是他把王学理论贯穿到日常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基本思想命题是所谓“淮南格物”说和“百姓日用之道”。他把“百姓”日常生活视为“道”，否认“道”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百姓日用”是检验“道”的标准，“圣人之道”以“百姓之道”为宗旨。由于泰州学派讲学，不问对象，举凡织奴耕夫、工匠商贾，都可以学习，因此这个学派的思想在下层社会传播很广，是一个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术团体。罗汝芳以“赤子之心”为学术宗旨，以人的自然生理本能解释人性，反对人性的先天不平等说，他用自己的观点解释儒家经典，提出了一些与理学相对抗的观点。罗汝芳的进步思想和敢于坚持真理的行为深深影响了汤显祖。汤显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中，谈到罗汝芳对他的教育和影响。
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冷如也。① 在泰州学派后学中，另一个突出人物李贽(1527—1602)对汤显祖的思想影响也非常大。李贽，字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李贽少年时受到儒家教育较少，中年时在北京读王守仁的书，还听过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他先后与泰州学派罗汝芳等人交往，并以王艮之子王襞为师。但他以“异端”自居，敢于嘲笑封建统治阶级的“圣人”和儒家经典，他批评触及到当时的社会矛盾，其思想具有封建叛逆者的特色。汤显祖在思想上对李贽更为向往。万历十八年，汤显祖在友人家里看到李贽的《焚书》时，深表赞赏。他在给苏州知府石昆玉信中说：“有李百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我求其书寄我骀荡否！”②汤显祖罢官归临川第二年，曾和李贽在临川正觉寺相会。万历二十九年，李贽76岁时以“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于通州（今北京通县），不久即自杀于北京狱中。汤显祖在临川闻此噩耗，悲愤异常，立即写了《叹卓老》一诗，表示沉痛的哀悼：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 知教笑舞临刀仗，烂醉诸天雨杂花。③他高度赞扬李贽临死前那种笑舞而临刀仗，不畏强暴的勇敢战斗精神。
在汤湿祖交往中达观佛学大师给汤显祖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一个。达观(1543—1604)本姓沈，名可真，晚号紫柏，江苏吴江人，他是一位奇僧，反对程朱理学，也是思想界的一个“异端”。
汤显祖和达观遇合带有神秘色彩。汤显祖中举后拜会座师出来，恰巧他的发簪掉落在南昌西山云峰寺的莲池中，随即写了一首诗题在墙壁上。后来，达观看见了，认定诗人有出世思想，立意要使他出家。20年后，他们才在南京邹元标家初遇。汤显祖贬官徐闻，达观打算去看他。汤显祖出仕遂昌，达观登山涉水又到遂昌访问他。汤显祖罢官的那一年，达观又来临川。达观和汤显祖可说是终生挚友。达观既给汤显祖反理学思想影响，又给汤显祖佛学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八年，达观为了救憨山、止矿税，作明代《传灯录》之事来到北京进行政治活动时，正当李贽被捕入狱，因受到巡城御史康丕扬上疏弹劾，万历三十一年，神宗下诏将达观逮捕入狱，不久受刑死于狱中。汤显祖听达观死讯，悲痛欲绝，写了《西哭三首》以表哀痛。
罗汝芳、李贽和达观是汤显祖一生中最钦佩的三个人，也是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个人，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①可见汤显祖深刻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
在政治上，汤显祖与东林党站在一边。东林党利用书院会讲的形式，从事具有政治色彩的集会结社活动。东林党的主要领导者顾宪成（1550—1612）、高攀龙(1562—1626)都是江苏无锡人，因为他们以“东林书院”作为讲学和发表政见的阵地，因此史称“东林党”。他们谴责朝政的腐败黑暗，特别反对阉党及其爪牙的专权乱政，反对矿税勒索搜刮，要求惠商鄙民，轻减赋税，重视工商的发展。汤显祖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结交甚密，站在反对明朝专制统治的斗争前列，始终坚持正义，不屑于依附权贵，不愿同恶势力同流合污，秉性耿直，气节高尚。
汤显祖的思想既吸收思想家的成分，但又经过消化，形成自己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必须看到汤显祖的思想随着对现实社会的认识而又有所发展变化。他的思想是在同程朱理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汤显祖在传统哲学领域里，提出了“情至”思想作为理论武器来和当时的程朱理学相对抗，把时代的感受、深邃的哲理和飞腾的想象，融汇成奔涌的诗意，抒发对现实的愤懑和理想的憧憬。应该说，汤显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供的超越前人的东西，要比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提供的多得多。
他把哲理融铸在戏剧形象里面，使全部剧作为“情至说”的哲学思想所贯穿。他在《寄达观》信中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在《沈氏弋说序》中也说：“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情反，情在而理亡。”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5记汤显祖所说：“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他在《青莲阁记》中又说： 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以阶升，殃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① 汤显祖明确揭示了“情”与“理”、“情”与“法”的矛盾。汤显祖的“情至说”，实质上不仅是指男女之情，而且是指适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人的正常的感情和物质需求，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是与官方的反对的程朱理学相对立的，与市民阶层新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四梦”中就充分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里人民对专制主义长期压迫的憎恨与厌恶的普遍情绪，并预示了摧毁这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时刻即将到来，因而它的思想力量是震撼人心的。
汤显祖在他戏曲中广阔、深刻、真实地描绘了明末社会生活的场景，驰骋着丰富的想象，倾注着巨大的激情，借梦境的描写把“情至”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惊心动魄。他上承关（汉卿）、王（实甫），下启洪（畀）、曹（雪芹），既发展了现实主义，也发展了浪漫主义，并把两者的结合提高到相当完美的高度，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汤显祖代表了中国民族文化在前进中走向近代新倾向的进步思想家。
附注
① 《抚州府志》卷50《宦业传》
① 《汤显祖诗文选》卷30
② 《汤显祖论文集》卷44 《寄石楚阳苏州》
③ 《汤显祖诗文集》卷15
① 《汤显祖论文集》卷44《答管东溟》
① 《汤显祖诗文集》卷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