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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江西是理学之乡，南宋时它的积极结果是使庐陵出现许多犯颜敢谏，英勇抗敌的慷慨忠烈之士，而陆九渊的“心学”却发展了临川文化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
《吉安府志》曾云：“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庐陵虽然是彬彬才子之乡，但庐陵君子与义士同风，有着嫉恶如仇，耿直敢谏的优秀品质。或许是颜真卿不附奸相，守全大节的忠烈壮举的深刻影响，庐陵人对颜真卿有着特殊的感情。曾主持著名的白鹭州书院的欧阳守道曾说：“此州之君子皆颜鲁公之流风遗俗也。鲁公事君有犯无隐，愠于群小，之死不回，此州之君子立朝不如此乎？鲁公远谪，所至安之，流落复归，终不惩艾；此州之君子去国不如此乎？鲁公八十元老，殒于贼手，高风劲节，谁其俪之……以鲁公为比，此州俗化，受鲁公赐多矣。”①为世人仰慕的庐陵人胡铨，系南宋名臣，被人称之为“忠诚贯金石，节义凌冰霜。”他一生忠义，与秦桧不共戴天，曾上疏《戊午上高宗封事》，反对议和，规讽高宗，乞斩王伦、秦桧、孙近3人，以谢天下，使朝庭上下为之大震。他不仅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世人感叹仰慕，而且文章也汪洋恣肆，为文人传诵。秦桧诬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 他却正义凛然，书“以身去国故求死，抗疏犯颜今独难”，表示自己与卖国贼誓不两立。特别是南宋亡国前后，庐陵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中以文天祥为代表，在他周围集聚了一批忠烈之士。民国年间的《吉安县志·序》云：“吉州自宋明迄今，人物之盛，炬烨天下，其当夫国家颠危之会，树大节、立大义者踵起。宋明季世，捍御外侮，风动一方。或转战南服，或规复郡邑，此间万千忠臣义士，烈妇贞女，其正气垂于无穷。”曾创造白鹭洲书院的吉州知府江万里，元兵陷落饶州（今波阳）时，率其妻子赴水而死，保持了自己的高尚节气。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代表南宋朝庭去与元军谈判时，被元军扣押，历尽艰难九死一生，逃出元营后继续坚持抗元，并收复赣南许多失地，后寡不敌众，在率兵突围时与家室离散，妻女被俘。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没有挫伤他的斗志。被元军俘虏后，热情不减，斗志不变，气节不屈，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诗句，慷慨赴死。与文天祥同庚同乡同窗的邓光荐，家中12口老幼死于元军屠刀之下，与文天祥患难与共，深得文天祥信任，文天祥就义前，表示死后要由邓光荐来写《墓志铭》，为了纪念当时跟随文天祥英勇抗元的英雄人物，邓光荐写下了著名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庐陵人王炎午，响应文天祥募兵抗元，元兵攻陷临安，王炎午毁家产以供军饷，文天祥就义后，他从此隐居不仕，闭门在家，致力诗文，抒发忧国情怀。这些庐陵豪杰，为救亡国，英勇斗争，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也留下许多抒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天祥，把自己跋涉鲸波，辗转斗争，万难不屈，万死不辞的经历都熔铸成诗，抒其忠怀之情，发惨恸悲愤之思，慷慨沉雄，韵调天成，为宋诗留下最后的光辉诗篇。包括文天祥在内的庐陵抗元志士中，出现了一批爱国词人，如刘辰翁、罗志仁等，作品收在《名儒草堂诗集》里，后世称“凤林书院体”。清人厉鹗在《论词绝句》中说：“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另外，明代东林党“三君子”之一、著名诗人、吉水邹元标，为官清廉耿直，因忤丞相张居正，廷杖八十，谪戍贵州；张居正病殁，元标奉诏复官，但又奏疏万言，力陈民瘼，再遭贬谪； 30年后，又进刑部右侍郎，时宦官魏忠贤揽政，邹元标属东林党人，又以耿直敢言著称，为魏忠贤所不容，辞官归里。像这样一身正气，狷介敢谏的官吏，在庐陵为数不少。明末庐陵还出现了“志寄剑锋，诗成风骨”的抗清女诗人刘淑英，她起兵复家仇，雪国耻，其志虽未遂，却造成了刚烈雄豪之诗风，一扫闺秀诗脂粉气。专记反清志士的《江人事》一书特为她立《女贞传》，赞扬她“一时文士，无出其右。” 而陆九渊的“心学”，发挥了孟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十分注重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这与临川文化内涵中的独立自守，勤奋进取思想是很吻合的。陆九渊反复讲人要立志，要振作精神，“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①他对学生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立”。又说：“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他告诫学生要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趋炎附势。“自立最难，一人力抵当流俗不去，须是高眼看破流俗方可。②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就能大义勇为，自觉奋斗，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秋和个人生活的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捍卫国家和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临川才子的自尊意识和进取精神是很强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临川才子脱颖而出。他们心怀大志，废寝忘食，勤于积累，勇于突破。朱熹在《进士题名记》中称赞建昌府，“其民气刚而才武，其士多以经术论议文章致大名。”著名诗人黄庭坚称赞东乡县“处士有岩穴之雍容，文章有江山之秀发。”①明初崇仁县杰出的哲学家吴与弼，年轻时即抛弃功名利禄，谢绝世俗交往，潜心学问。他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敝履，饭粝蔬豆，一生清贫，即使家境窘困，也矢志不移，并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的诗句鼓舞自己，表现了极其顽强的奋斗精神。临川才子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化作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明代宜黄著名爱国将领、抗倭名将谭纶，与戚继光共抗倭寇，威振东南。清代宜黄著名禁烟将领黄爵滋，处清王朝国运衰微的封建社会晚期，奉朝廷之命，多次往返浙闽沿海视察禁烟情况，他频繁上奏，请求增设饱台，招募船勇，积极备战，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始终主战，反对妥协，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吉安府志》曾云：“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庐陵虽然是彬彬才子之乡，但庐陵君子与义士同风，有着嫉恶如仇，耿直敢谏的优秀品质。或许是颜真卿不附奸相，守全大节的忠烈壮举的深刻影响，庐陵人对颜真卿有着特殊的感情。曾主持著名的白鹭州书院的欧阳守道曾说：“此州之君子皆颜鲁公之流风遗俗也。鲁公事君有犯无隐，愠于群小，之死不回，此州之君子立朝不如此乎？鲁公远谪，所至安之，流落复归，终不惩艾；此州之君子去国不如此乎？鲁公八十元老，殒于贼手，高风劲节，谁其俪之……以鲁公为比，此州俗化，受鲁公赐多矣。”①为世人仰慕的庐陵人胡铨，系南宋名臣，被人称之为“忠诚贯金石，节义凌冰霜。”他一生忠义，与秦桧不共戴天，曾上疏《戊午上高宗封事》，反对议和，规讽高宗，乞斩王伦、秦桧、孙近3人，以谢天下，使朝庭上下为之大震。他不仅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世人感叹仰慕，而且文章也汪洋恣肆，为文人传诵。秦桧诬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 他却正义凛然，书“以身去国故求死，抗疏犯颜今独难”，表示自己与卖国贼誓不两立。特别是南宋亡国前后，庐陵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中以文天祥为代表，在他周围集聚了一批忠烈之士。民国年间的《吉安县志·序》云：“吉州自宋明迄今，人物之盛，炬烨天下，其当夫国家颠危之会，树大节、立大义者踵起。宋明季世，捍御外侮，风动一方。或转战南服，或规复郡邑，此间万千忠臣义士，烈妇贞女，其正气垂于无穷。”曾创造白鹭洲书院的吉州知府江万里，元兵陷落饶州（今波阳）时，率其妻子赴水而死，保持了自己的高尚节气。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代表南宋朝庭去与元军谈判时，被元军扣押，历尽艰难九死一生，逃出元营后继续坚持抗元，并收复赣南许多失地，后寡不敌众，在率兵突围时与家室离散，妻女被俘。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没有挫伤他的斗志。被元军俘虏后，热情不减，斗志不变，气节不屈，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诗句，慷慨赴死。与文天祥同庚同乡同窗的邓光荐，家中12口老幼死于元军屠刀之下，与文天祥患难与共，深得文天祥信任，文天祥就义前，表示死后要由邓光荐来写《墓志铭》，为了纪念当时跟随文天祥英勇抗元的英雄人物，邓光荐写下了著名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庐陵人王炎午，响应文天祥募兵抗元，元兵攻陷临安，王炎午毁家产以供军饷，文天祥就义后，他从此隐居不仕，闭门在家，致力诗文，抒发忧国情怀。这些庐陵豪杰，为救亡国，英勇斗争，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也留下许多抒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天祥，把自己跋涉鲸波，辗转斗争，万难不屈，万死不辞的经历都熔铸成诗，抒其忠怀之情，发惨恸悲愤之思，慷慨沉雄，韵调天成，为宋诗留下最后的光辉诗篇。包括文天祥在内的庐陵抗元志士中，出现了一批爱国词人，如刘辰翁、罗志仁等，作品收在《名儒草堂诗集》里，后世称“凤林书院体”。清人厉鹗在《论词绝句》中说：“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另外，明代东林党“三君子”之一、著名诗人、吉水邹元标，为官清廉耿直，因忤丞相张居正，廷杖八十，谪戍贵州；张居正病殁，元标奉诏复官，但又奏疏万言，力陈民瘼，再遭贬谪； 30年后，又进刑部右侍郎，时宦官魏忠贤揽政，邹元标属东林党人，又以耿直敢言著称，为魏忠贤所不容，辞官归里。像这样一身正气，狷介敢谏的官吏，在庐陵为数不少。明末庐陵还出现了“志寄剑锋，诗成风骨”的抗清女诗人刘淑英，她起兵复家仇，雪国耻，其志虽未遂，却造成了刚烈雄豪之诗风，一扫闺秀诗脂粉气。专记反清志士的《江人事》一书特为她立《女贞传》，赞扬她“一时文士，无出其右。” 而陆九渊的“心学”，发挥了孟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十分注重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这与临川文化内涵中的独立自守，勤奋进取思想是很吻合的。陆九渊反复讲人要立志，要振作精神，“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①他对学生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立”。又说：“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他告诫学生要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趋炎附势。“自立最难，一人力抵当流俗不去，须是高眼看破流俗方可。②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就能大义勇为，自觉奋斗，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秋和个人生活的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捍卫国家和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临川才子的自尊意识和进取精神是很强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临川才子脱颖而出。他们心怀大志，废寝忘食，勤于积累，勇于突破。朱熹在《进士题名记》中称赞建昌府，“其民气刚而才武，其士多以经术论议文章致大名。”著名诗人黄庭坚称赞东乡县“处士有岩穴之雍容，文章有江山之秀发。”①明初崇仁县杰出的哲学家吴与弼，年轻时即抛弃功名利禄，谢绝世俗交往，潜心学问。他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敝履，饭粝蔬豆，一生清贫，即使家境窘困，也矢志不移，并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的诗句鼓舞自己，表现了极其顽强的奋斗精神。临川才子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化作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明代宜黄著名爱国将领、抗倭名将谭纶，与戚继光共抗倭寇，威振东南。清代宜黄著名禁烟将领黄爵滋，处清王朝国运衰微的封建社会晚期，奉朝廷之命，多次往返浙闽沿海视察禁烟情况，他频繁上奏，请求增设饱台，招募船勇，积极备战，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始终主战，反对妥协，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附注
① 《吉安府志·艺文志》《颜鲁公祠礼》
① 《陆九渊集》卷35
② 转引自王炳照、郭齐家《中国教育家评传》
① 《东乡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