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中原文化与临川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突出体现在西晋永嘉丧乱引起大量北方流民大南移。特别是唐代中叶，安史之乱骚动了整个北部中国，再度迫使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南迁移。到唐末的黄巢起义，江西已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历代北方南下的移民，通常称为“客家”，一般从河南、皖北渡江入赣，并通过临川等途径迁徙闽南、粤北。临川属丘陵地带，但河流切割山地形成峡谷，贯穿盆地形成很多冲击平原，自然条件较好，且人烟并不稠密，极易接受客家移民。所以，以并州、司州、豫州为大本营的北方人民，不少是以板块转移方式屯居江南中部，包括临川地区。正所谓“川泽衍沃，有永物之绕。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①。
  第一， 中原地区是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的摇篮，临川文化属南方农耕文化范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决定了临川人的勤劳、精明、谨慎、刻苦等特点。
  临川文化是典型的南方农耕文化型。《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汉书·地理志》又云：“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临川属丘陵地带，多江河山陵，森林密布，气候不如北方干躁爽朗，南方的农耕文化特色不像中原农耕文化，在广阔的平原上村落比较密集，而是以丘陵、河谷、丛林、沼泽为据点，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活动。中原文化区所处的黄河流域，冬季干旱，夏季多雨，因雨水多集中在夏季，故只有抗旱性较强的农作物才能生长，所以中原人民培育了粟、黍、稷等生长期短、耐旱、抗瘠、分孽力强、滋长旺等特点的旱地理想作物。而临川处江南亚热带地区，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主要是栽种适应江南特点的水稻。水稻栽种技术要求很高，在水稻生长期内要经过插秧、中耕、熵田等步骤稻田的管理也很严格，在人们没有能兴修水利设施前，水稻只宜于沼泽、低洼之地种植。临川人民勤劳刻苦，对农作物的栽种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也体现出临川文化深层底蕴中的精明、谨慎、耐心等成份。且临川的丘陵沼泽不像中原文化范围内的疏松土壤，疏松而极易开垦，所以，临川先民很多是在自己的家园范围内，从事男耕女织型的农耕文化。土地肥沃，但开垦困难，迫使人民在有限的耕地上求生存，提高粮食单产是人们长期的实践追求。在北方移民南下以后，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对江南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古代，临川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所以，商品经济发展迟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精于耕作，精于安排，生产规模小，但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的布局配置和管理却比较合理。加上江南地形远离北方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社会比较安定，人们安居乐业，畏于迁徙，并把以亲子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视为典范。除了那些世代共居的大家族之外，那些即使在经济生活上已经独立分离的小家庭，在社会生活及观念信仰上都与原来的家族密不可分，即使在生活的地域上各个小家族也习惯于聚族而居。世代定居的农业使人们无法脱离血缘习惯社会的羁绊，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社会分工，长幼尊卑的秩序结构。《临川县志》云：“世族之家，不取骄人，田主虽连阡累陌，其待佃客无役什之意，友不昵远，亦不倾险。四民皆重犯法不安，俭见讼师，亦不善舞文。”曾巩在《拟岘台记》一文中盛赞临川民俗：“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积于山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桴鼓之警，发召之役也。” 第二，中原地区是龙图腾民族繁衍生息的最早地区，洪水神话是其主要的宗教文化。临川属江南百越民族群体，系蛇、鸟图腾崇拜区，但淫祀之风不浓，更多带有世俗宗教色彩。
  史籍表明，自古以来黄河流域，是龙图腾民族繁衍生息的最早地区。龙图腾，包涵着典型的中原文化的最初意义，是对龙的巨大神威的凝结和浓缩。从汉民族的神话可知，在蛮荒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出现过多次洪水泛滥。具体说，在女娲时代洪水已泛滥于中国，直到禹时代才被治理。而从女娲到大禹这个时期中原主要经济形态农牧业已初步形成，特别是黄河流域原始聚落已经相当稠密，可见洪水神话是基于中原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我国最早的治水英雄是女娲，她是人蛇同体的创世大神。治水的第二个英雄是禹，他的出现标志着人的力量战胜了自然力量。大禹治水的神话，打破了传统动物神祗观念的桎梏，尽管禹还尚未彻底脱离神的属性，但他的伟大业绩和光辉形象无疑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肯定。面对洪水和强暴的共工，他不是靠超自然的神力来平息劫难和人的灾难，而是靠他的道德力量。特别是他的文化思想和苦干精神，渗透着中原民族战胜自然、顽强不息的理性精神。 从目前可考证的资料分析，百越民族三四千年前已活动于黄河中游一带，以后分批分路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缓慢地和各地的土著融合，创造灿烂的南方文化。临川文化是典型的南方文化，同样吸收和继承了炎黄的龙蛇图腾的习俗。关于蛇图腾，《说文》云：“闽、东南越，蛇种也，故字从虫。”这是广义的闽，就是东南地区的越族，也应包括古临川在内。和许多崇拜龙蛇的越族一样，古临川先民同样有断发纹身，住干栏，善用舟船等生活习俗，并有使用有段石礴，石铖的历史和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除了著名的临川河西遗址中发掘出石斧、石磷、石凿、石刀及大量的几何印纹陶片外，全区各地均有此类文化遗址发现。如最近在广昌县赤水镇三仙嵊一山岗上发现的一处商代文化遗址看，整个遗址面积约400平方米。遗址中，采取到大型石磷、小型石礴以及犁状器、尖状器、石刀、印纹陶片等，从现场采取的文物看，石器与陶片共存，其中扁平长方型大型石磷、半月型石刀与我省修水县山背遗址出土文物相似，而方格纹陶片且多见于我省清江县吴城商代文化遗址。从目前的现存资料分析，临川先民像江南百越民族一样，是以部落或族源为单位，分散在江南广大的丛林水泽之边，并依山傍水，刀耕火种，烧畲开垦。江南地湿，且多蛇，据考古工作者分析，出土陶器上的各种几何形花纹，就是蛇形和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像临川河西遗址、抚州北站商代遗址、南丰市山石仙棺商晚期西周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陶片很多，像被考古工作者考证是蛇的盘曲形状简化的云雷纹，像蛇身扭曲简化的S形纹，而回纹是从菱形纹演变而来，它们都是蛇身上花纹的图案化，可能是从五步蛇身上的花纹演变来的，波状纹更可能是蛇爬行状态的简化，曲折纹也是蛇身花纹的简化，叶脉纹是蛇身上的花纹或是蛇脊骨的模拟。可见临川先民的蛇崇拜也是相当突出的。
  荒蛮时代的长江流域同样有洪水泛滥的历史，但从北方迁徙到临川的越人，实际上已经脱离黄河、长江洪水泛滥区，而向森林密布的江南丘陵山区迁徙转移，所以临川文化的原始构成中，并没有对浩翰洪水的模拟，而临川的土著民族更从未见过铺天盖地的洪泛，所以没有洪水力量的感性认识。虽然临川先民多是北方移民南迁，并与当地土著融合，且多在河岸边，特别是盱江两岸聚族而居，但盱江流域的水流量有限，加上水道河床比较明朗平缓，每到雨期，虽也河水暴满，但不会造成江河横溢，酿成大祸。更重要的是，临川当时属江南偏僻地段，人烟相对稀少，不像上古时期的中原地区，统治集团之间或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各类战争，象炎帝和黄帝之战、黄帝和蚩尤之战、共工与祝融之战、共工与颛顼之战，这种大型的神话战争，在临川文化的最初记忆中，几乎没有储存这种印象。
  临川没有中原地区先民对洪水神话的特殊记忆和巨大的龙图腾的神话系统，更多的是带有浓郁世俗生活色彩的家族为单位的祖先崇拜。临川先民虽没有统一的对自己原始祖先的宗教图腾，但对自己族源的创始人或高祖都有相当庄严的崇拜敬仰意识。祖先崇拜在原始阶段大体还仅限于对本氏族神话中的创始者、历史上的著名英雄人物的崇拜，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成为对现实中的祖先崇拜。尤其是家族中的家长，生前是人，死后即成为家族的神，仍然是家族观念中的主宰，并且还具有保佑儿孙后辈平安幸福的力量。临川文化范围内过去的大家族都有供奉祖宗的祠堂，或者叫家庙，普通人家则在住屋的中堂供奉一个牌位叫作神主，即祖宗神灵之位，对祖宗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叫家祭。《临川县志》云：“冬十一月长至日，以少牢祀始祖于祠，惟谨岁暮、除夕，同堂之亲合室共饭，毕，乃饮设五簋酒数行，洒扫庭内，陈设昧爽，各具衣冠，诣祠拜先祖，已，拜尊长，尊长立受，卑行不得以齿贵废礼。”由此可见，临川先民对祖先的崇拜是十分虔诚的。这里要指出的是，临川文化中对祖先的崇拜已经和现实生活中的“孝悌”观念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对祖宗的祭奠深刻体现出农耕经济对家族开拓者的怀念，而对长辈的尊敬又深刻表现了浓厚的家族观念在临川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在临川，几乎没有什么典型的公众祭祀，只有清明扫墓，“道路如织，民间皆用尤豕肥鞋，先路多以鼓吹，归而饮福。”① 与中原庞大的神话体系和统一的宗教图腾截然不同，临川的宗教是带有浓郁的世俗的气氛和典型的南方农耕文化特色。临川的神话传统是人神共世，亲切而不恐怖，临川的宗教祭奠是多与农事、节日、祭诞联系在一起的，更多的是人间的生活气息和家族的团聚色彩，各种神、仙、鬼、怪的观念比较淡薄。当然，在临川，也有万人空巷的宗教活动，如祈禳求雨驱疫。《临川县志》记载：“春来秋初，乡市召师巫设坛建醮，作五彩龙舟，以送病疫，磔牲以祭，效古人傩礼。”无论青、壮、老、幼、妇孺统统参加，祭礼飨宴竟和各种娱乐游戏交织一起。《临川县志》记载说：“每年秋，迎神赛会，踵事增华，锣鼓喧阗，用十四、五岁男女扮戏，名曰儿郎会，施放单眼神铳，名曰铳会，又称其神好骑马名曰攀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