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临川文化的分期，实际是探讨临川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新课题，诸多研究临川文化的学者尚未形成明确的共识。近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文化的发展不是突然的，前有前奏，后有尾声，究其主体所在，临川文化发展的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即：宋以前——临川文化发展的准备时期；宋代——临川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元代——临川文化的低谷时期；明代——临川文化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清至近代——临川文化的继续发展时期。 第一节宋代以前——临川文化发展的准备时期宋代以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之所以是临川文化的发展准备时期，是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临川文化尚未产生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和文化现象，她正处在准备阶段，处于萌芽状态。 临川文化形成之时离今很遥远。我们已查不到详实可靠的现成文献记载，不过，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发现，临川广大劳动人民在临川文化准备之初所创造的文化迄今还存在种种遗迹。抚州发现的展坪磨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南城发现的武冈山商周文化遗迹，南丰发现的田东傅家商周文化遗迹，崇仁发现的新山商周文化遗迹，都充分证明：早在8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活动在临川、南城一带，到了3000多年的商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定居在这一带劳动生息，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秦汉两代是临川文化产生神话传说的时代，流传至今的几则著名的神话传说有：麻姑服仙果成仙频赐丰年，华子期著书立说羽化登仙，王、郭兄弟行医成仙为民祛灾看病等。这说明临川人民从来就希望过那种无灾无病、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是外籍文化名人宦游临川撒布文化种子的时代。史载：最早来临川为官的是晋代大书法家、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王羲之。他于晋成帝咸康元年至六年(335—3 4 1)出任临川内史，临池学书 ，刻苦练习，享有“书圣”之称。现在抚州城“墨池”名胜，就是王羲之洗笔砚之地，宋代大文学家、乡贤曾巩为之作《墨池记》以褒其事。随后而来的是南朝宋代的文化名人谢灵运、荀伯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灵运是我国著名的山水诗人。他于宋文帝元嘉八年(432)出任临川内史，为官虽无显著政绩，但好游山水，临川各地名山大川都留下了他的胜迹遗芳，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山水诗，其中《华子冈麻源第三谷》诗更是脍炙人口的佳篇。颖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荀伯子是南朝宋代文学家。他于宋文帝时出补临川内史，在任期间写下了著名的《临川记》6卷，唐宋诸书多称引之，今不传。此书是临川郡文献之祖。唐代特别是中、晚唐和五代时期，有不少外籍文化名人宦游临川，更为早期临川文化增添了光彩。来临川为官的有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书法家颜真卿，河南洛阳人、著名古文家独孤及，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县）人、大诗人戴叔伦，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大词人冯延已等；来临川游览的有下邦 （今陕西渭南北）人、伟大诗人白居易，河南洛阳人、大诗人刘禹锡等；路过临川而驻足的有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大诗人刘长卿，京兆万年人、著名诗人韩僵，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著名词人韦庄等。他们先后来到临川，为临川旖旎的山水风光所陶醉，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对临川文化的形成、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冯延巳于南唐元宗保大六年(94 8)正月出任抚州节度使，任职四年，写下了不少词作。刘熙载《艺概》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这说明宋代临川大词人晏殊词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同冯延巳的影响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又是临川文化名人逐渐产生、临川文化各种现象逐渐出现的时代。三国吴豫章郡西平（今临川）人邓通，南朝陈临川郡（今抚州市）人周敷，南朝陈巴山郡新建（今乐安）人黄法船，唐代南城人危全讽、危仔昌兄弟，唐代临川人杨志坚、张顶，五代吴越南城人元德昭等八人事迹灼见载于史册。他们在本地或异地为官，政绩显著，为发展所在地的文化作出了贡献。其中邓通为临川籍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名历史人物，说明创造灿烂临川文化的才子，早在三国时就在为构建中华文化大厦添砖加瓦；元德昭为临川籍的最早的一名宰相，说明远在五代时在临川才子中就出现了宰相这样杰出的人物。同时，生产始自秦汉而发展于唐代的宜黄夏布，烧造历史始于隋代而盛于唐代的临川白浒窑，始建于隋唐的两大水利灌溉工程——崇仁万金陂和临川千金陂以及起源于西汉的南丰傩舞等，均为唐代以降的临川服饰文化、陶瓷文化以及科学技术、舞蹈艺术的发展、繁荣导了先路。 总之，这一时期在临川这个区域流传的古代神话，对临川文化的形成起了拓荒作用；不少外籍文化名人宦游临川，对临川文化的形成有着推动作用；众多本地的文化名人宦游他乡或在故乡为官所创造的文化业绩，为临川文化的形成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临川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留下了迄今仍有踪迹可寻的种种文化遗址，为宋代临川文化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最充足的条件。 但是，在隋唐五代及其以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所以全国文化中心也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州文化、关洛文化、齐鲁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西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是闻名全国的区域文化，发展很早、很快，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文化，却发展较晚、较慢。所以，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临川文化一直处于准备阶段。 第二节宋代——临川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宋代之所以是临川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临川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异常繁荣的盛况。 ① 钱钟书《宋诗选注》 ② 汪辟疆《唐人小说》 宋代的临川文学在唐代的临川文学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临川以群体方式出现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词人、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晏殊、晏几道、谢逸、谢茳、俞国宝的词；李觏、曾巩、王安石、饶节、危稹、曾极、吕南公、利登的诗；曾巩、王安石的散文；乐史、吴曾、 陈郁的小说等在全国文坛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晏殊及其幼子晏几道，合称“二晏”，是北宋前期开宗立派的重要词人。晏殊是江西词派的领袖，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晏几道的词则标志着北宋前期令词的最高成就。李觏不但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①曾巩以写散文而闻名于天下，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对后世的散文影响很大，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曾巩又是一位著名诗人。王安石在文学创作上多才多艺，堪称多面手，文、诗、词均可算大家。乐史是宋初传奇小说的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杨太真外传》后人评价甚高，“读此一文，其他唐末五季之侈谈太真逸事者，皆可废也”②。吴曾是南宋著名的笔记文作家，他的《能改斋漫录》对后世文史考订工作提供了珍贵资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笔记文专著。陈郁撰有《藏一话腴》，这是一部杂录式的笔记小说集，内容多记唐宋间杂事，《博士赠盗》为其广为流传的名篇。 宋代临川的史学和地理学是两个新开辟的领域。乐史、晏殊、曾巩、曾肇、吕南公、陆九韶等在这两个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辛勤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填补了临川文化在史学、地理学方面的空白。曾巩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编撰的《隆平集》，内容记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君臣之事，体似会要，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史学专著。乐史写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的《太平寰宇记》，在我国地理学史和地方志发展史上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元丰九域志》是一部传至今日的重要的地方总志，曾肇为是书重要编撰者之一。《十八路州军图》，《十八路地势图》和《州郡图》为宋代三大舆图，其绘制者分别为晏殊、吕南公和陆九韶。晏殊，吕南公、陆九韶绘制地图，为帝王“奠民居”、“收天下”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的临川书、画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王羲之、颜真卿这两位书法大师在临川播下的书法种子，到了宋代结出了丰硕的果子，临川出现了自己的书画艺术家。南城的陈景元为北宋著名书画家。他淡于仕途，遂学道于名山而书画益进。一次游京师，宋神宗欣赏其字画，赐封天章阁，号真人。南丰的赵崇蟠，擅长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笔法流畅，刚健有力，名重书坛，京城和江浙一带有名的题字，多出其手笔。临川的陈容善画龙，亦画虎、竹、松之类，《云龙图》为其传世佳作。乐安的邬克诚，亦善书法艺术，为南宋擅名于书坛的书法家。 书院教育为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它始于唐代而盛于宋代。江西是宋代书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宋代全国共有书院397所，其中江西就有140所，居全国第一位，而临川又是江西书院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①。清代临川学者李绂说：“予惟抚郡书院始建于南湖之上，所谓南湖道院者也。冯仓使去疾，黄令君干改为临汝书院，以祀朱子“②。冯去疾改南湖书院为临汝书院在宋理宗淳祐九年(1250)，由此可知：临川最早的书院该是南湖书院，其创建时代应在淳祐九年以前。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最为著名。他亲自为兴鲁书院订立学规，任教讲学，由是而名声大振。以后，书院便在临川各地先后创办，出现了书院教育的高潮。 宋代临川文化的繁荣还表现在诗话、诗注、类书和音韵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蔡居厚、曾季貍、吴沆的诗话；黄希、黄鹤父子的诗注；陈彭年的编撰类书和音韵研究等，均为宋代临川文化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临川人蔡居厚所著《蔡宽夫诗话》为临川第一部诗话，在临川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丰人曾季貔所著《艇斋诗话》，以关于江西诗派诗人之遗闻逸事为多，尤称许徐俯、吕本中等，是研究江西诗派的重要资料。崇仁人吴沆所著《环溪诗话》是一部自称自赞的奇特著作，“主要是标榜作者自己的诗”③。宜黄人黄希、黄鹤父子所著《黄氏补注杜诗》，钩稽辩证，考据精核，后起注杜诸家，往往援引为证。南城人陈彭年为北宋前期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参与了北宋最大的一部类书《册府元鱼》的编撰工作，并主持重修了《大宋重修广韵》。这两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和汉语音韵学术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① 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 ② 李绂《兴鲁书院记》 ③ 钱钟书《宗诗选注》 宋代临川文化的繁荣还表现在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上。这个时期的临川，出现了各个方面的专家，生产了享誉国内外的中药、瓷器和毛边纸，建造了遐迩闻名的文昌桥。宜黄人侯叔献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他主持引黄入汴、引汴入蔡工程，督修淮河运河，既有利于灌溉、消灭水患，又大大改善了南北水利，在全国影响很大。宜黄人应重是南宋天文学家，他著天象图，又创制浑天左右全体星图。临川人陈自明是我国最早的杰出妇产科专家，他的《妇人大全良方》，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妇产科专著，书中不少方剂迄今仍广为临床使用。肇源于晋、发展于唐、兴盛于宋的南城“建昌药帮”，是全国13大药帮之一，其制中药技术蜚声药行，并饮誉东南亚诸兄弟国家。南丰白舍窑是两宋时期江西省著名瓷窑之一，其产品畅销国内外。乐安招携毛边纸，是中国毛笔的上等用纸，在乐安手工业中一直占着重要地位。以抚郡地应文昌星而得名的文昌桥，始建于南宋乾道初年，为临川城东横跨抚河的—座大石桥，其造桥技艺已载入中国桥梁史册。 宋代临川文化全面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的统一，局势的稳定，南北发展速度的转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有利于南方文化的发展。江西地处南方，其文化基础弱于江浙而胜于湘、粤、滇、黔，所以，江西文化发展的潜力，比南方其他省区文化发展的潜力要大。宋朝统一全国后，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首先是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临川与庐陵（今吉安）文化基础弱于浔阳（今九江）与宜春，而胜于江西其他地区，所以，临川岁化发展的潜力比江西其他地区文化发展的潜力要大，而与庐陵弋化并驾齐驰，成为宋代江西文化两大繁荣中心。临川在宋代确批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进入了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直接领导和书动了江西临…寸的兮羼如事件怖…扩亮潮的出现起了决丸怍用第三节元代——临川文化的低谷时期元代之所以是临川文化的低谷时期，是因为就文化各个方面纵向比较而言，其总体成就既不如上代的宋朝，也不如下代的明、清两朝，犹似两山夹一低谷。当然，这并不能说元代的临川文化没什么成就，其实，就同全国横向比较而言，元代的临川文化还有不少方面在全国名列前茅。 从文学角度来看，元代临川文学创作成就显然远不如宋代临川文学创作成就。但是，崇仁吴澄的诗、虞集的诗词、乐安何中的诗、南丰刘臻的词在元代文坛还是占有比较重要地位的。特别是虞集在元延祜、至顺年间，为京都最著名的文人、学者，“平生为文万篇”，尤以诗名家。诗与杨载、范桴、揭侯斯齐名，并称“元诗四大家”，诗风于典雅精切中见沉雄老练，前人尝比为“汉廷老吏”。《题渔村图》、《舟次湖口》、《挽文山丞相》等诗为其传颂的名篇。从史学角度来看，南城的程钜夫，金溪的危素和崇仁的吴澄、吴当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实录是编年史的一种体裁，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 元实录》是元代官修的历朝皇帝资料汇编。程钜夫主修了《元实录》中的《成宗实录》和《武宗实录》；吴澄主修了《元实录》中的《英宗实录》。《二十四史》是中国纪传体的正史，危素、吴当参加了《二十四史》中的《宋史》、《辽史》和《金史》的修撰工作。此外，危素还著有《元海运志》，反映元代江南的粮食由海运至京师的情况，是研究我国古代航运史的重要材料。从地理学角度来看 ，临川的朱思本是全国一流的地理学家，他编绘的《舆地图》是继《海内华夷图》之后又一重要地图，对元朝地理学中的地图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从艺术角度来看，临川的罗稚川是元代著名画家。他精于描画山水，作品广泛流传于世，《雪江图》被《历代名画集成》收录，至今仍影响着画坛。 元代临川的书院教育不够发达，只有两所书院，一所新建，一所改建。新建的是青城书院，位于郡治东，元至正八年，由抚州路总管周一山建，后改为张公书院。改建的是临汝书院，宋淳祐九年建的临汝书院到元延祐间毁于火，山长黄镇新之，重建临汝书院。同宋代比较，元代的临川书院显然大为减少。在学术著作方面重要的有刘臻的《隐居通议》。《隐居通议》为刘攥精心之作，体现了他一生的道德、经济观点和文章节义见解。全书31卷，分理学、古赋、诗歌、文章、骈俪、经史、礼乐、造化、地理、鬼神、杂录1 1门。其伦理之学尊陆九渊为正宗；评论诗文中所引者，今多不存，足以补诸家总集之不足。所以，《隐居通议》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 元代临川的科技成就在总体上不如宋代临川的科技成就，但在医学方面却比宋代有新的突破，出现了一批闻名的医学家。特别是出现了世界一流的骨伤科专家危亦林，把元代临川的医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南丰的危亦林，精于医术，尤长于骨伤科。他编著的《世医得效方》是一部通治内、外、妇、儿、伤科及五官科各种疾病的综合性著作。书中关于麻醉药的使用记载，是现今世界上已知的全身麻醉的最早记录；关于骨折复位手术中的“悬吊复位法”，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创造。此外，临川的黄大明，南城的严寿逸、吴德新和金溪的邓石、王善等均为闻名于乡里的医生。 为什么临川文化在宋代全面繁荣之后又会出现元代低谷时期呢？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其一，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兵戈相扰，中华文化地不分南北均受到了较大的破坏，文学、艺术、教育与科技当然无复宋代之盛。临川文化亦在“相扰”之列，自然繁荣不起来。 其二，元灭宋后，即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这样，全国的政治中心又从南方移至北方。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文化中心亦跟着北移，不少科技专家、文人学士和能工巧匠纷纷或归或移北方，影响了南方文化的发展。江西临川亦受其影响，以致出现文化低落的现象。 其三，元代的临川，极少有读书人进入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虽然，元代金溪有一个危素，曾累官至参加政事，但他所起的作用不大。危素没有发现、培养和引荐更多的临川才子，去从事各项文化活动。因而，进入元代的临川文化，不但不能保持以高潮的势头继续向前发展，而且从高潮的势头跌入了低谷。第四节明代——临川文化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明代之所以是临川文化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临川文化已从元代临川文化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又呈现出一派可同宋代临川文化比肩的新气象。 明代临川文化呈现高潮气象的一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明代临川文学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他写出了“临川四梦”这样世界一流的作品，形成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高峰。汤显祖被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成为16世纪世界文化名人。除汤显祖外，还有临川的黎近、聂大年，南城的郑之文，金溪的谢廷琼、吴伯宗，宜黄的涂几，乐安的王时保，广昌的何乔新和东乡的徐良傅、艾南英等一大批诗人、词人、剧作家和散文家，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郑之文、谢廷谅的戏剧；黎近、王时保、何乔新的诗；聂大年的词和涂几、吴伯宗、徐良傅、艾南英的散文等在全国文坛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临川文化中的史学和地方志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临川的徐奋鹏是著名的史学专家，他的《古今治统》对历代君王加以评价，是一部有较大学术价值的史学专著。《明实录》是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官修史料长篇，有不少在翰林院任职的临川才子参加了《明实录》的修撰工作。金溪的王英参与修《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并任《宣宗实录》总裁；黄矩参与修《英宗实录》和《宣宗实录》；徐琼参与修《英宗实录》。临川的梁萼参与修《太宗实录》和《仁宗实录》。乐安的姜洪参与修《宣宗实录》。东乡的谢德溥参与修《熹宗实录》和《思宗实录》。《明会典》为记载明代官署职掌制度的书，金溪的王懋德在万历初年曾参与修《明会典》，为该书的最后完成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明代是我国方志的兴盛时期，全国传世数量有700余种。临川是当时编写方志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有不少临川才子主修或参与了方志的编撰工作。主修或参与本地方志编撰的有：南城的夏良胜主修《正德建昌府志》；金溪的王经主修《金溪县志》；南城的左宗郢主修《续刻麻姑山志》等。主修或参与外地方志编撰的有：临川的伍福参与了湖北《咸宁县志》和《陕西通志》、《三吴水利考》、《长桥志》的编写；崇仁的吴道南主修《河渠志》并首创绘图；广昌的黄立言主修《遵义府志》；金溪的黄矩、徐琼更以才高德著被荐参加了《明一统志》的修撰工作。 明代临川的书画艺术在宋元书画艺术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涌现了一批颇有名气的书画艺术家。金溪的王英不但善草书，而且擅长八分书。世人评论他的书法“笔意纵放、有怀素风味”，在当时名气很大。南城的程南云，能书能画，而以画为长。南云善画梅竹，趣尚自异，不作柔技腴花，秀竿青叶，笔下梅竹往往置于霜雪之中，表现腊梅傲霜、劲竹凌寒的风采，以推崇气节，抒发胸臆。此外，宜黄的吴庆余，临川的伍福、聂大年，广昌的何乔福等均为明代临川书画艺术家中的佼佼者。 明代临川的书院教育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各县发展不够平衡。就书院发展的数量来说，以广昌县为第一。广昌县的书院计有：东园书院等9所；临川县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又重建了崇儒书院和兴贤书院。书院教育的发展，为临川培养了一批闻名全国的学者，临川单宇、崇仁的吴溥、南城的程南云和黎川的何澄等就是这批学者中的佼佼者。单宇以文才博学出名，著有《菊坡丛话》26卷。这是一部可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相比的古今诗文评论著作，对宋代以后的诗歌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吴溥、程南云和何澄参加了《永乐大典》的修撰工作。《永乐大典》是解缙等2000余人奉明成祖命而辑成的一部类书，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编制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一部百科全书。吴溥是解缙的主要助手，任《永乐大典》副总裁；程南云，何澄以素具文艺才干、擅长书法而参与修撰《永乐大典》。他们三人对《永乐大典》的成书作出了各自杰出的贡献。 明代临川的科学与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医学方面出现了“二龚一李一吴”四大医学家。他们是指：金溪的龚廷贤、龚居中和吴率正，南丰的李榧，其中龚廷贤和李桎更是杰出的医学家。龚廷贤精通内、外、妇、儿各科，被誉为“医林状元”和“医学国手”。他的《小儿推拿秘旨》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儿科推拿专著，填补了明代以前这方面的空白；他的《方林神彀》更流传海外，对世界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李梃临床经验丰富，医学理论渊博。他的《医学入门》一书，为学习中医必读之书，曾传入日本、越南等国，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天文学方面出现了号称“三吴”的三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他们是指：金溪的吴伯宗，临川的吴英、吴昊。吴伯宗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奉诏与翰林李狲同翻译日日历、经纬度和天文书等；吴英精通天文星数之学，吴昊对天文仪器和历法多有所发明与改革。他们三人均对祖国的天文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此外，浒湾的造纸印刷业、黎川黄烟制造业都有较高的生产水平，产品畅销国内外；南城万年桥的建造成功，说明临川建桥工人在建文昌桥的基础上建桥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 明代临川文化又出现一个高潮的原因是： 朱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文化落后的蒙古族的武力统治，取消了民族歧视政策，为文人们创作提供了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良好环境。同时，最高统治者对文人采取笼络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开设文华堂，广储文学人才，并亲自参与策划与督促；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撰大型类书《永乐大典》。这都有利于临川文化的发展。 位于抚河上游的临川为临川区域重镇，较之宋元时期，明代的临川日见繁荣，市民阶层相应地扩大，形成一定的社会力量。临川西部的浒湾，印刷业非常发达；临川南部的宜黄，海盐腔戏班异常活跃。这亦有利于临川文化的发展。 明代的临川出了汤显祖，宜黄出了谭纶。这两个人：一个是大戏剧家，一个是大军事家，但都是卓越的戏曲活动家。他们热爱家乡的文化事业，特别热心于家乡的戏曲活动。这样，临川文化特别是戏曲的创作与演出，就自然日愈繁荣起来。 第五节清至近代——临川文化继续发展时期清、近代之所以是临川文化继续发展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临川文化，在明代临川文化的基础上仍在继续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清、近代临川文学中的诗、词、文的创作成就不如宋、元、明三代，戏剧创作不如明代，但是，长、短篇小说的创作则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形成临川文学史上的小说创作高潮。东乡吴嵩梁、南丰谢本量和崇仁华焯的诗；宜黄符兆纶的词；南丰吴嘉宾的文， 临川吴庞、宜黄徐春的戏剧，临川章于令的传记；南城徐芳、临川乐钧和金溪乐嗣青的小说等，在全国文坛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特别是徐芳、乐钧和乐嗣青的小说创作，更填补了清、近代临川文学中短、长篇小说的空白。徐芳的笔记体文言小说集《诺皋广志》、乐钧的笔记体文言小说集《耳食录》和乐嗣青的长篇小说《精卫石》均为清代短、长篇小说中的名篇。 清代随着全国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又有不少临川才子参加了全国一统志和地方志的编撰工作，因而，清代临川地方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况。清代还有一批临川史学家参加了《明史》、《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编写工作。《明史》为24史之一，临川李来泰参与撰写《明史》，分撰人物传记百篇，人们称他独具修史“三才”（才、学、识）、不愧“鸿博”之选。《清实录》为清代官修的历朝皇帝资料汇编，南丰的汤俄参与撰修《圣祖实录》，临川的李联秀参与撰修《宣宗实录》。《大清会典》是记录清代典章文物制度的历史著作，金溪的冯谦参与了《大清会典》的编写工作。此外，金溪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南丰梁份的《帝陵图说》和黎川涂瑞的《古初地图说》等均为清代地理学、地图学专著，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清代临川书画创作队伍人数之多，远远超过宋、元两代，而可同明代比肩，同时还涌现出金石鉴赏家和音乐家，使清、近代的临川文化在更广宽的领域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临川的李宗瀚、南丰的赵世骏和崇仁的甘扬声等都是当时闻名的金石书法家。李宗瀚癖嗜金石文字，家中所藏多名拓，书法博综唐宋各派，尤近虞、欧。赵世骏书法宗唐褚遂良，所书几可乱真，尤精古碑帖的鉴赏，其名与翁方纲相颉颃。甘扬声从小酷爱金石书法，隶书成就尤高，独冠一代风流。金溪的吴宏、吴煊， 临川的李瑞清等则是享誉全国的画家。吴宏是清初著名画派“金陵八家”之一，擅长画山水竹石，吴煊能以指头作画，技艺名扬大江南北；李瑞清为近代书画艺术祖师爷，美术大师张大千等均为他的学生。此外，临川的车是闻名于天下的音乐家和竹箫演奏家，他自制的“洞虚子箫”享誉全国。 清、近代临川的书院教育同明代临川的书院教育一样发展很不平衡，而总的趋势是走向衰落，渐被新型的学堂所代替。如明代书院数量第一的广昌县，只有两所书院，数量大为减少；临川县的书院，在清代虽有所复兴，但后来随着清政权的灭亡而成为民国，书院这种教育形式也就消亡而代之于新型的学堂。 ， 清、近代有不少临川才子主持或参与了全国性的丛书、字典和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有的还撰写了学术专著，迄今仍有较大的研究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内容极为广泛、对保存、整理古代文献有重大价值。宜黄的李崇礼，受友人之请在四库全书馆校阅史籍，南丰的胡澹，参与《四库全书》分校并汇刻禁书总目。他们两人对全书的完成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康熙字典》是清代官修的大型字典，南城的梅之珩授翰林院编修时参与了《康熙字典》的编写工作。《江西诗征》是一部卷帙浩繁的诗选巨著，开创了清代按地域论诗人的新例，对研究历代江西诗人及其作品有重大的价值。南城的曾燠主持编撰了《江西诗征》。《乡诗摭谭》评述了陶渊明以来的江西诗人340人，是研究江西诗歌发展史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它的编撰者是黎川的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研究王安石的专著，作者尊重史实，挖掘史料，力排众议，使历史的真相初步得到澄清，它的编撰者是金溪的蔡上翔。《石溪舫诗话》是一部评诗论人的诗歌理论研究专著，对清代百家诗人一一作了中肯的评价，它的作者是东乡的吴嵩梁。 清、近代临川科技总体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先进地区，各个科技领域都比较沉寂，只是在数学这个新领域里出现了一个数学家吴嘉善，在医学方面有几位有影响的医生。南丰的吴嘉善，本是一个外交家，但他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仍尽力于数学研究，精于分法、开方、平方、立方、 勾股、方程、本三角、弧三角，并撰有《算书》等专著。他的专著已编入《白芙堂算学丛书》中，大大丰富了祖国的数学宝库。此外，南丰的李如璋、临川的纪大奎也都是在数学方面有所建树的数学家。清、近代临川医家辈出，但没有出现像陈自明、危亦林、龚廷贤那样全国出名的大家，只产生了一批闻名乡里的名家。他们医德高尚，医术神妙，走村串户，为民解除病痛，普遍受到乡民的欢迎。这批医生中的佼佼者有：南丰的张效京、曾来豫，黎川的邓裴，宜黄的邹梦莲等。 为什么清、近代临川文化只是在元、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没有出现像宋代那样的又一次高潮呢？ 第一，清代统治严酷，思想控制尤其厉害。从明末开始，原来散居我国东北边疆的一支属于金朝后裔叫做建州女真的民族，进入山海关，逐渐侵占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居留地，建立起了清王朝。清代统治者对被征服者实行残酷的镇压，大兴文字狱，因而江西临川的读书人，虽有不少科举入仕的官吏，但都是唯唯诺诺奉上事官，像晏殊、王安石那样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大有作为的文化名人却没有出现一个。 第二，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北移，大大削弱了南方文化的发展。清灭明后，即定都北京，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再次移入北方，地处南方的江西临川失去了宋代那种在文化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清代临川文化虽有所发展，但要形成高潮却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江西在全国交通上的地位下降，影响了临川文化的发展。宋、元、明时期，我国海上对外贸易口岸主要是广州，江西一直是沟通中原与岭南的要道，鄱湖、赣江（含抚河）、广昌和梅岭、韶关的交通线堪称繁忙紧张。历史进入清、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萌芽、发展，全国经济重心移至东南沿海，中外贸易中心则是上海。同时，京广铁路的修建，广州直通北京，外省不再取道江西到广东。“向之冲途，今为迂道。”这样，江西在全国交通上的地位就下降了。随着江西在全国交通上的地位下降，临川文化的发展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