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临川文化是在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后，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中迅速繁荣的一支典型的区域文化。临川邻近南昌，古代是进入闽粤沿海的交通要冲。在我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江西都融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这也是临川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契机。晋永嘉丧乱之后，从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开始，已有规模不小的士族南下，淮河虽然阻隔南北，但淮河的支流大都源远流长，呈西北、东南走向，而且多有舟楫之利，给河南、山东一带移民向东南移入安徽提供了方便。到安徽后，又涌入江西，甚至途经江西向闽粤或湘桂迁徙。这时临川地区已接受了不少北方客家移民。临川属丘陵地带，但河流切割山地形成峡谷，贯穿盆地形成很多冲积平原，自然条件较好，且人烟并不稠密，极易接受客家移民。客家进入临川的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的先进的北方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土著的生产力水平，甚至使当地的人口结构和语言音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象客家语言对临川语言的影响。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中原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当地的临川方言合流，相互渗透，长期揉杂，演变成今天这样著名的“临川音系”——既从属于赣语音系统，又同客家话有某些相同之处的独特的语言体系。 发达的生产工具，作用于优越的自然条件，逐步提高了临川人民的农业耕作技术，使抚州临川逐渐成为江西的重要粮仓。临川、金溪、南城、南丰的陶瓷窑、造纸、印刷、纺织业都比较发达，南城、黎川有重要的盐路通福建。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安宁的政治环境，对处于北方战乱中的一些大家望族，逐渐产生了吸引力。一些任官临川的官吏，看到临川淳朴的民俗和较高的文明程度，纷纷落籍临川。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其远祖为“ 有姜之裔，齐为晏氏，齐在春秋，晏显诸侯”，“其高祖讳墉，唐咸通中举进士，卒官江西，始落籍于高安……曾祖讳延昌，又徙其籍于临川”。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氏姒姓，其先鲁人，至其后世，避地迁于豫章，子孙散于江南。”②曾巩高祖曾展成，为南唐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受遣至南丰为县令，始籍南丰。北宋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③约在唐朝末年，王安石的曾祖父王永泰，“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④北宋著名哲学家李觏，其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南城。⑤以地理名作《太平寰宇记》传世的北宋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其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仍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后因弃官居家，上华山进香，路过宜黄霍源村，见其“风景秀丽，乃举家迁移于此落户”。⑥ 无论是受朝廷派遣至临川任官然后落户临川的，还是躲避北方纷纭四起的战火兵燹迁徙临川的，或是游览山河羡慕江南秀丽风光淳朴民风而移居临川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很多家族都是有一定经济政治实力的望族，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所以，他们迁徙来的不仅是家庭和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鲜的北方文化空气。先进的北方文化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交流，推动着临川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 我们从上述临川文化渊源，可以对临川文化的界定，作个简单阐述。临川文化是指以临川古治属为核心，其文化精神在临川区域12县市内辐射并发展的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点，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内涵，源远流长。 临川历来是赣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东汉永元八年(96)建临汝县，虽晚于南城县，但自三国孙吴置临川郡起，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郡扩州时， 晦川郡易名抚州，临汝县更名临川县，一直沿袭至今。在这将近500年的时间内，临汝为郡治所在地。隋唐时，临川的郡治、物产、人口、城镇、集贸、交通、商岸、邮路等基本形成轮廓并开始稳定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脉流和生存繁衍机制。临川县城（今抚州市址），历来是郡、州、路、府、区的治所和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有承春、通教、望云三市，又有青云、逍遥、桐林、香楠、天庆五峰。曾巩曾用“翠幕管弦三市晚，画堂烟雨五峰秋”的诗句，对古临川的繁华盛况进行生动形象的描述。现在抚州行署所辖的1 2个县市，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成县先后不一，隶属关系几经变迁，但一直是以临川为核心地位。抚河，汇流盱江、乐安河、宜黄河，自南往北，贯穿临川区域，蜿蜒数百里，最后汇鄱阳，注长江，入东海。作为古代交通和经济的命脉，抚河对于联系附近郡县，发展区域经济，荟萃地方文化，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江西古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南昌是汉代豫章郡的古城，初唐为洪州都督府治，它“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是联系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必经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从南北向说，当时由汴京，中原往来岭南，主要取道鄱阳湖、赣江、梅岭；从东西向说，由闽浙往来荆楚，也必途经江西。而抚州临川邻近南昌，又是进入闽粤沿海的交通要冲。从地理位置上说，临川处荆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闽粤文化区的交叉点上，历来官宦升迁贬谪，骚客游览观光，商人羁旅行役，途经，滞留，寓居抚州临川的不可胜数。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戴叔伦、冯延已、朱熹、陆游、黄庭坚、范成大、张孝祥、刘克庄、李贽、蒋士铨、徐霞客等都曾任官、居留或游历过临川，至今都留有珍贵的遗迹和墨宝。至于乡贤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饶节、谢逸、谢茳、汤显祖、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徐奋鹏、李来泰、李绂、纪大奎、李瑞清及陈彭年、李觏、罗汝芳、吴澄、虞集、吴与弼、陆九渊、危素、蔡上翔、何文渊、艾南英、吴嵩梁、乐史、谭伦、黄爵滋等，生活、家居、任官、游历临川的，更是无法一一叙述。可以说，中国文化史上不少档次高，名望大、贡献多，影响深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都跟临川有深厚的联系。历代的文化典籍，图书集成，都记叙了文化名人与临川的关系和临川才子的重要著作。特别是汤显祖以临川命题的《临川四梦》，不仅声震海内，而且誉满海外，扩大了临川的国际声誉。之所以要用“临川文化”来命名赣东区域文化，是因为：其一，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临川在区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临川历来都是赣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代郡治、府治都在临川，使临川成为联络区域经济，沟通区域文化，牵动区域发展的“火车头”。其二，由于临川在区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使临川的文化声誉大大提高。在语言史上，人们把长期形成的，以临川为中心的语系，称之为“临川音系”，它是赣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戏曲史上，人们把明代剧坛上汤显祖为代表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称之为“临川曲派”。由于临川的文化声誉，历史上慕名游历临川山水，瞻仰临川古迹的文化名人不计其数，至今海内外许多人士也知“临川”而不知“抚州”。其三，在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临川文化代表人物如晏殊，王安石、汤显祖等，都骄傲地自称“临川”，而后人也分别把他们称为“晏临川”、“王临川”、“汤临川”，王安石、汤显祖的著作也被人们称为《王临川文集》、《汤临川文集》。后代文人在整理临川才子的著作时，也都冠以“临川文献”之名。如清康熙三年(1664 )刘玉瓒曾辑选《临川文献六种》，清康熙十九年(1680)胡亦堂曾辑《临川文献十五种》，共25卷。 更为重要的是，以临川为龙头的赣东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源头，共同的发展历史和共同的演变规律，也体现了共同的文化精神。临川区域文化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 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文化整体，任何人为之分割都是不适宜的。 那么，为什么又不以“南城”、“抚州”，“赣东”等字样来命名临川区域文化，而要用“临川”来命名其文化呢？南城建县固然早于临川，且有过军、路、府，区治所的光荣历史，但终不能像临川那样，处在赣东的中心位置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前沿地带，更不能起到领风骚、执牛耳的作用，不像临川那样，对区域文化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而其他县（市），在历史上或从属于临川，或依附于临川，以其中某县（市）来命名赣东文化，一是文化声誉和知名度低，二是根本无法涵盖和包容博大精深的临川文化内含。“抚州”的建制已经是隋代以后，且仍在临川县治之内，以其命名赣东区域文化，虽可对这一文化作横向的统领，且有一定的当代意义，但不足以对之作纵向的概括，更不能体现临川区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多层次结构。至于“赣东”一词，只不过是人们对江西方位的称谓，不带文化色彩，亦非政治实体，当然更不具备被命名的条件。因此，只有以“临川文化”来命名，才能广泛包容赣东区域文化的丰富领域，才能深刻体现赣东区域文化的内在精神，才能准确概括赣东区域文化的发展面貌，才能更加扩大赣东区域文化的当代声誉。

① 欧阳修：《神道碑铭》见《欧阳永叔集》商务印书馆本 ② 曾肇：《亡兄行状》见《曾巩集》附录中华书局 ③ 《王文公文集》卷33《先大夫述。 ④ 临川县展坪乡竹溪《王氏族谱》 ⑤ 《李规集》《李来泰宋泰伯公文集原叙》 ⑥ 《乐史十三修家谱》王安石《乐氏源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