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第一节临川文化的渊源及界说文化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们的存在方式。它包括人们在创造中所选择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物质存在是文化的外壳，精神存在则是文化的灵魂，它具有持久的凝聚力和广泛的影响力。临川文化是临川区域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存方式，是具有浓郁的风情和民情的区域文化。历史悠久的临川文化凝聚着临川人民的创造才能与杰出智慧，也体现了临川人民独特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在时空环境不断变化过程中，临川文化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而不断创新与发展。美国有位学者曾经说：所有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生态平衡的过程。文化生态有它独特的发育、成熟、衰朽、再生的过程，而寻找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相对稳定的文化基因，是建立临川文化概念的基础。 临川文化是在“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江南大地上崛起的一支著名的农耕型文化。临川是江南较早被开发的地区之一，它的原始文明，是由北方迁徙来的百越系统中的一支与当地土著人共同创造的。临川，春秋时属百越之地，面临川文化的最初胚芽，应当在这个复杂的百越系统中找到渊源。根据综合分析，古于越人曾迁至于此。于越，为于人与越人结合而成。越人为夏禹之裔少康之后，是百越中的一支，后来与东夷族于人结合为于越。于越的结合时间当在商代中叶。于越在商朝不断打击之下，逐渐南迁至江汉之间，随着楚人向南发展，于越只得向东南迁徙。 为什么说临川属于于越呢？因为临川文化境内有著名的盱江。《水经注·赣水》云：“盱水出南城县西北流，迳南昌县南，西注赣水。”清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四·建昌府》云：“盱江，东府城东，一名建昌江，源于广昌县南血木岭……至临川县石门，亦名汝水，下流注于赣水。”章炳麟在《春秋左传读》卷8中说：“然则南城、南昌皆有盱水，宜亦古杆国地。”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246《抚州府志》云：“盱水即汝水，音通之故。”以汝水取名的河流一是淮河支流，源出河南鲁山县大盂山，流经宝丰，襄城、上蔡、汝南而注入淮河； 一是江西的盱江，流经临川文化境内，注入赣水。以汝水取名的有汝阴，汝阳，汝南和抚州的临汝县。可见章炳麟的意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抚州”的“抚”与“汝”在上古音近或音同。可见，在盱江流域肥沃的土地上，曾有于越人迁居于此，并与当地土著一起，筚路篮缕，共同开辟临川的文明源头。 临川文化辐射的临川区域，远古乃多沼泽，丘陵，草木繁茂，气候湿润。当时虽属吴国版图，但因山陵纵横，森林密布，系吴国边远之地，所以没有被吴人同化。越王勾践灭吴，于越人所在之地，又纳入越国版图。但由于越为了争霸中原、向北迁都璋琊， 对于越的统治已经鞭长莫及，故使当地人民有比较长的时间休养生息，繁殖人口。各种文物资料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临川就有人类聚居。尽管当时土著居民还处在“火耕水耨，民食鱼稻”的时代，但异于北方的游牧民族，由渔猎进而为农田。这样，临川先民们逐渐在山坡，泽边定居下来。而从北方迁徙来的于越人，带来了比当时南方未开化地区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初步形成了原始的农耕文化特征。游耕农业生产方式的突出特征是依靠自然条件，在土地肥力不足的情况下，即行迁徙。而从临川文化圈内的大量族居或城廓遗址看，临川先民是比较早地在山坡水泽定居，特别是肥沃的盱江流域两岸，并住进了简易房屋。另外，从出土的一些家畜工艺品看，临川农耕文化的生产方式是家庭规模的男耕女织。而且，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经济的开发也是比较早的。 临川文化是在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后，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中迅速繁荣的一支典型的区域文化。临川邻近南昌，古代是进入闽粤沿海的交通要冲。在我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江西都融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这也是临川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契机。晋永嘉丧乱之后，从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开始，已有规模不小的士族南下，淮河虽然阻隔南北，但淮河的支流大都源远流长，呈西北、东南走向，而且多有舟楫之利，给河南、山东一带移民向东南移入安徽提供了方便。到安徽后，又涌入江西，甚至途经江西向闽粤或湘桂迁徙。这时临川地区已接受了不少北方客家移民。临川属丘陵地带，但河流切割山地形成峡谷，贯穿盆地形成很多冲积平原，自然条件较好，且人烟并不稠密，极易接受客家移民。客家进入临川的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的先进的北方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土著的生产力水平，甚至使当地的人口结构和语言音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象客家语言对临川语言的影响。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中原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当地的临川方言合流，相互渗透，长期揉杂，演变成今天这样著名的“临川音系”——既从属于赣语音系统，又同客家话有某些相同之处的独特的语言体系。 发达的生产工具，作用于优越的自然条件，逐步提高了临川人民的农业耕作技术，使抚州临川逐渐成为江西的重要粮仓。临川、金溪、南城、南丰的陶瓷窑、造纸、印刷、纺织业都比较发达，南城、黎川有重要的盐路通福建。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安宁的政治环境，对处于北方战乱中的一些大家望族，逐渐产生了吸引力。一些任官临川的官吏，看到临川淳朴的民俗和较高的文明程度，纷纷落籍临川。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其远祖为“ 有姜之裔，齐为晏氏，齐在春秋，晏显诸侯”，“其高祖讳墉，唐咸通中举进士，卒官江西，始落籍于高安……曾祖讳延昌，又徙其籍于临川”。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氏姒姓，其先鲁人，至其后世，避地迁于豫章，子孙散于江南。”②曾巩高祖曾展成，为南唐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受遣至南丰为县令，始籍南丰。北宋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③约在唐朝末年，王安石的曾祖父王永泰，“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④北宋著名哲学家李觏，其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南城。⑤以地理名作《太平寰宇记》传世的北宋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其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仍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后因弃官居家，上华山进香，路过宜黄霍源村，见其“风景秀丽，乃举家迁移于此落户”。⑥ 无论是受朝廷派遣至临川任官然后落户临川的，还是躲避北方纷纭四起的战火兵燹迁徙临川的，或是游览山河羡慕江南秀丽风光淳朴民风而移居临川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很多家族都是有一定经济政治实力的望族，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所以，他们迁徙来的不仅是家庭和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鲜的北方文化空气。先进的北方文化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交流，推动着临川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 我们从上述临川文化渊源，可以对临川文化的界定，作个简单阐述。临川文化是指以临川古治属为核心，其文化精神在临川区域12县市内辐射并发展的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点，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内涵，源远流长。 临川历来是赣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东汉永元八年(96)建临汝县，虽晚于南城县，但自三国孙吴置临川郡起，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郡扩州时， 晦川郡易名抚州，临汝县更名临川县，一直沿袭至今。在这将近500年的时间内，临汝为郡治所在地。隋唐时，临川的郡治、物产、人口、城镇、集贸、交通、商岸、邮路等基本形成轮廓并开始稳定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脉流和生存繁衍机制。临川县城（今抚州市址），历来是郡、州、路、府、区的治所和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有承春、通教、望云三市，又有青云、逍遥、桐林、香楠、天庆五峰。曾巩曾用“翠幕管弦三市晚，画堂烟雨五峰秋”的诗句，对古临川的繁华盛况进行生动形象的描述。现在抚州行署所辖的1 2个县市，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成县先后不一，隶属关系几经变迁，但一直是以临川为核心地位。抚河，汇流盱江、乐安河、宜黄河，自南往北，贯穿临川区域，蜿蜒数百里，最后汇鄱阳，注长江，入东海。作为古代交通和经济的命脉，抚河对于联系附近郡县，发展区域经济，荟萃地方文化，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江西古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南昌是汉代豫章郡的古城，初唐为洪州都督府治，它“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是联系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必经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从南北向说，当时由汴京，中原往来岭南，主要取道鄱阳湖、赣江、梅岭；从东西向说，由闽浙往来荆楚，也必途经江西。而抚州临川邻近南昌，又是进入闽粤沿海的交通要冲。从地理位置上说，临川处荆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闽粤文化区的交叉点上，历来官宦升迁贬谪，骚客游览观光，商人羁旅行役，途经，滞留，寓居抚州临川的不可胜数。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戴叔伦、冯延已、朱熹、陆游、黄庭坚、范成大、张孝祥、刘克庄、李贽、蒋士铨、徐霞客等都曾任官、居留或游历过临川，至今都留有珍贵的遗迹和墨宝。至于乡贤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饶节、谢逸、谢茳、汤显祖、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徐奋鹏、李来泰、李绂、纪大奎、李瑞清及陈彭年、李觏、罗汝芳、吴澄、虞集、吴与弼、陆九渊、危素、蔡上翔、何文渊、艾南英、吴嵩梁、乐史、谭伦、黄爵滋等，生活、家居、任官、游历临川的，更是无法一一叙述。可以说，中国文化史上不少档次高，名望大、贡献多，影响深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都跟临川有深厚的联系。历代的文化典籍，图书集成，都记叙了文化名人与临川的关系和临川才子的重要著作。特别是汤显祖以临川命题的《临川四梦》，不仅声震海内，而且誉满海外，扩大了临川的国际声誉。之所以要用“临川文化”来命名赣东区域文化，是因为：其一，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临川在区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临川历来都是赣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代郡治、府治都在临川，使临川成为联络区域经济，沟通区域文化，牵动区域发展的“火车头”。其二，由于临川在区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使临川的文化声誉大大提高。在语言史上，人们把长期形成的，以临川为中心的语系，称之为“临川音系”，它是赣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戏曲史上，人们把明代剧坛上汤显祖为代表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称之为“临川曲派”。由于临川的文化声誉，历史上慕名游历临川山水，瞻仰临川古迹的文化名人不计其数，至今海内外许多人士也知“临川”而不知“抚州”。其三，在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临川文化代表人物如晏殊，王安石、汤显祖等，都骄傲地自称“临川”，而后人也分别把他们称为“晏临川”、“王临川”、“汤临川”，王安石、汤显祖的著作也被人们称为《王临川文集》、《汤临川文集》。后代文人在整理临川才子的著作时，也都冠以“临川文献”之名。如清康熙三年(1664 )刘玉瓒曾辑选《临川文献六种》，清康熙十九年(1680)胡亦堂曾辑《临川文献十五种》，共25卷。 更为重要的是，以临川为龙头的赣东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源头，共同的发展历史和共同的演变规律，也体现了共同的文化精神。临川区域文化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 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文化整体，任何人为之分割都是不适宜的。 那么，为什么又不以“南城”、“抚州”，“赣东”等字样来命名临川区域文化，而要用“临川”来命名其文化呢？南城建县固然早于临川，且有过军、路、府，区治所的光荣历史，但终不能像临川那样，处在赣东的中心位置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前沿地带，更不能起到领风骚、执牛耳的作用，不像临川那样，对区域文化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而其他县（市），在历史上或从属于临川，或依附于临川，以其中某县（市）来命名赣东文化，一是文化声誉和知名度低，二是根本无法涵盖和包容博大精深的临川文化内含。“抚州”的建制已经是隋代以后，且仍在临川县治之内，以其命名赣东区域文化，虽可对这一文化作横向的统领，且有一定的当代意义，但不足以对之作纵向的概括，更不能体现临川区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多层次结构。至于“赣东”一词，只不过是人们对江西方位的称谓，不带文化色彩，亦非政治实体，当然更不具备被命名的条件。因此，只有以“临川文化”来命名，才能广泛包容赣东区域文化的丰富领域，才能深刻体现赣东区域文化的内在精神，才能准确概括赣东区域文化的发展面貌，才能更加扩大赣东区域文化的当代声誉。 第二节临川文化的结构临川文化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也有它独特的结构。这个结构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并表现出特定的功能。 首先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物质文化结构。临川自古为农桑富庶之地，江南鱼米之乡，唐宋以来，一直是江南重要的粮赋基地之一。南城所产的红珠稻、银珠稻（麻姑米），品质精良，香软可口，是每年必备的贡品。南丰蜜桔，广昌通芯白莲，临川西瓜，金溪藕丝糖，浒湾油面，东乡蔗糖，崇仁麻鸡，南城黑猪都名扬四方。南丰蜜桔是著名的贡桔，在海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它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开元以前，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南丰蜜桔在南丰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蜜桔文化。 广昌的白莲也是临川文化区域的重要物产。始种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南宋绍定元年(1228)，就有“莲乡”之美称。历宋、元、明、清，逐步发展，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清同治《广昌县志》记载，“唐仪凤间(676—679)，居人曾延，种红莲，数载忽变为白。……延乃舍宅为寺，后数年又变为碧。”“明初……官仓前，莲池忽生异种，正德间复生黑，白两种，色味殊常。”到清代则有“满县花枝放呈祥”的盛况。由于勇于开拓的广昌莲农经验丰富，加工技术独特，因而广昌白莲独具一格，成为高档营养品和珍贵的滋补品，同时又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良药，构成了著名的莲文化。千百年来，白莲一直被誉为“广昌三大明珠”——白莲、泽泻、晒烟之首。莲文化是人类种莲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反过来， 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白莲生产的精神力量。白莲生产现已成为广昌县仅次于粮食的重要产品，种植面积，覆盖了全县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到处呈现出荷花争艳，子莲飘香的莲乡风光。它遍布国内，延伸国外，与祖国的饮食文化和医学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川文化区域内还有不少县份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但由于物产名闻遐迩，远销四海，因此名扬天下。临川陶瓷业渊源流长。宋代有著名的南丰白舍窑，临川白浒窑。明清时，宜黄、乐安等地是江西重要的夏布产地，其中尤以宜黄为最。夏布，又名苎布，用苎麻制成。夏布衣服穿起来凉快，爽汗。漂染是夏布生产中重要的环节。而宜黄的棠阴镇，河水翠绿如茵，清澈见底，四方夏布多运来棠阴漂染。经棠阴漂染的夏布有纤维细长，色泽光洁，透风凉爽，质韧耐用等特点。所以，这里是长年舟车不断，商旅繁忙，成为湘赣两省夏布的集散地。宜黄夏布在国内各大城市以及高丽（朝鲜）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构成临川服饰文化。临川服饰崇尚朴素、雅观、大方。普通百姓的女儿，纺纱织布是人生的必修课，即使是条件好的人家女儿，于琴棋书画之外，也不忘裁衣绣花。临川服饰是临川人民性格气质的外在表现，它的平易、自然、不染脂粉色彩，表现了临川人民崇真尚实的特点。 临川是早熟而发达的农耕经济地区。由于人民勤劳，整个物质文化层面极为丰富。一些重要的物产，不仅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国内外市场独占鳌头，而且成为整个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形成一系列种植、加工、运输、销售的立体网络，构成临川文化的经济优势。除上述南丰蜜桔、广昌白莲、宜黄夏布外，乐安的毛边纸，有韧、薄、白、嫩，又不褪色，耐腐蚀等特点，清朝为贡品。临川的陶瓷， 胎薄釉润，造型典雅，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另外，临川的毛笔、茶叶、烟叶、药材都十分丰富，满足了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临川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礼仪文化等特征。临川的众多建筑，一方面带有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特点，即家庭规模的男耕女织在居住观念上的反映，另外一方面又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人生礼仪和居住信仰。还有一些明清建筑，则是南方建筑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临川的饮食文化也很发达。平常的家常便饭以白米为主，佐餐菜肴简朴，素食土产蔬菜、稍爱咸辣口味；而佳节喜庆则有十分精美的美味佳肴。临川菜系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是讲究菜肴的选择与搭配，荤素酸辣恰到好处；其次是刀工精细，花色齐全，讲究鲜嫩可口。临川宴席常以谷酒或米酒佐餐。李渡高梁，南城麻姑酒，都有较高的声誉。在佳节、婚嫁、寿诞、乔迁、丧葬等方面，临川都有一套独特的操作模式。 其次是在浓厚的、 普遍的较高文化水准基础上形成的临川文学、艺术、科技文化结构。从宋代开始，临川文化的主体已基本构成。在临川文化的格局中，临川文学占相当的比重。临川曾经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文学家。作家群落呈密集性、爆发性、持久性发展和发达，并且出现数量不少的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家，不得不使我们惊叹临川文化内在的巨大潜力和丰富内涵。晏殊是一个有独特贡献的临川才子领袖，也是临川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在我国诗词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曾巩和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两家，也是中国散文艺术的杰出代表。临川还涌现了象饶节、谢逸、谢莲、汪革，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艾南英、李绂，虞集等有一定影响的文学家。 临川还是南方著名的戏曲之乡。汤显祖是伟大的戏曲大师。他在“玉茗堂”完成了杰出的《临川四梦》的创作，标志着我国明代传奇戏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在中国戏曲史上也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了临川独特的戏曲文化。 临川不仅是才子之乡，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而且，科学技术在临川文化的大系统中也占重要位置。特别是在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冶炼技术上，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宋朝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的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200卷，堪称古代地理学的巨擘。著名地理学家朱思本，耗1 0年之功，绘成《舆地图》两卷，在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盱江医学”在江西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仅宋、元、明、清四代，盱江流域各县有传略可考的医学家多达200余人，医学著作100余种，是我国古代医学宝库的珍贵遗产。在陶瓷制作方面，临川在古代也非常发达。著名的《景德镇陶录》一书曾高度称赞临川的制陶艺术，南丰白舍，金溪小陂，临川白浒三窑所生产的陶瓷，可以和景德镇陶瓷媲美，因而被载入《中国陶瓷史》。 再次是作用于人们精神构架的临川宗教文化、思想文化结构。疏山寺、麻姑山、曹山寺是临川宗教文化活动比较集中的名山和名寺。处金溪浒湾疏山群岭之中的疏山寺史载为唐朝隐士何仙舟隐居之地。唐中和二年(882)始创白云寺，后抚州刺史危全讽邀请园照大师为主持，南唐时改名疏山寺。地处宜黄城南乡的曹山寺，由唐代僧人本寂禅师创立，为佛教禅宗曹洞宗发脉地之一，在佛教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南城的麻姑山，是江南名山，唐时皇帝为之立庙，于是道士争相讲道，麻姑山成为江南一带道教胜地。 临川是思想文化非常发达的地区之一。李觏是北宋中期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临川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既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又是王安石所推行新法的思想先驱者。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表现了唯物主义所固有的战斗风格，“荆公新学”在中国思想界统治长达60余年，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中国思想宝库中一笔珍贵的遗产。陆九渊是临川哲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他建立了一个与程朱“道学”相抗衡的“心学”哲学体系。他所强调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注重思考精神，给程朱“道学”是一个冲击，在客观上起了解放思想作用，成为临川文化相当重要的精神动力。江西为理学之乡。临川同样具有十分丰富系统的理学体系。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的哲学思想渊源于陆九渊，但又参以朱熹的思想特点。他的思想可以说是从宋代程、朱理学至明代王学的过渡，具有承先启后作用。明代中叶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是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启蒙老师，是著名思想家李贽十分推崇的前辈，他是明代中叶思想家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清代临川文学家李结在《南园答问》一文中对江西历代文化的繁盛原因作了精辟独到的分析。其中在谈到文化思想相互承传及发展的关系时，特别提到临川才子是“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形象地说明了临川思想家互相启迪，继承发展的渊源关系。临川文化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它是在多种文化关系相互撞击，相互借鉴，相互汲取的过程中走向博大精深的。临川文化思想是一个丰富的结构体系，它是在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发展的背景下，以自身独特的精神构架和心理内涵独树一帜，是有独特演变规律和旺盛生命力的区域文化系统。 第三节临川文化的特质临川文化的特质之一是临川人民勤于耕作，礼于诗书，耻于聚讼，以诗书求闻达，弃自守而进取的意识十分强烈。临川是著名的才子之乡，本来，在属半封闭的内陆型地理环境中发育的农耕文化，可能由自然经济导致一系列的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追求稳定，畏惧变化，内向克制的文化心理状态，但在广泛的南北文化交流过程中，特别是北方南下落籍临川的文化世族，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积累和财富，并在临川大地生根开花，推动临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使临川人民能在特殊的文化氛围中超越农耕文化特点，表现出一种开放进取的文化眼光。临川文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在于民众能把眼光从赖以生存的朴实泥土中解放出来，以诗书求闻达，弃自守而进取。临川人不耽幻想，却有比较活跃、聪慧的思维机制；不事冲动，但又充满进取拓展的创新意识。临川人民男女耕织有别，兄弟长幼有序，臣民各司其职，同处天伦。在临川大地上，女子勤纺绩无间寒暑，男子苦读书不论城乡。不论耕读，皆心尽其力，体乏其劳，蕴含着一种内在的进取欲求和奋斗精神。临川文化最活跃的基因就是那些饱读诗书的诸多乡贤，能沟通四海信息，放眼社会潮流，吸纳时代空气，接受进步文化。清朝乾隆年间《临川县志》编纂者曾精辟分析过临川独特的文化优势和人情风貌。说临川“山泽所产无可数之珍，宫室、衣服、饮食俭啬殊甚，然予按其风土为他郡邑所不能及，其大者有三善焉：地无城乡，家无贫富，其子弟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宝皆然，一善也；女子闯藏，虽婢妾不出闺门，富贵无冶服之游，阡陌无馇饷之妇，二善也；贫富不相制，贵贱不相兼…… ，三善也。”①特别是南唐偏安江南以来，浓郁的文化气氛浸透江南，南唐二主都有许多艺术雅趣，许多重臣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雅爱艺术，尊重文人，成为一种时尚。这种“天时地利”的条件，使江南文化得到迅速普及和发展，而临川也独占风气之先。南城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主持重修《大宋重修广韵》的陈彭年，聪颖好学，十三岁即撰写《皇纲论》，洋洋洒洒，长逾万言，为时辈推赏，名扬江南。南唐后主李煜闻之，召入宫中，令其幼子仲宣与之交游。南唐宰相冯延已罢相后，出为昭武军抚州节度使，在抚州任职有3年之久。冯延已是文坛著名的花间词人，他把词这种文学技巧带到抚州，想必他的词作在当地必有不少传唱者，而晏殊正是一个非常喜欢冯延已词的青年学子。据刘艘《中山诗话》称：“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已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已。”晏殊七岁能文，以神童被荐于朝廷，与千余人并试廷 ① 《临川县志》（清乾隆冷中，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展示了临川才子的杰出风范与卓越才气。自他以后，临川源源不断地涌现出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逐渐形成了一个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才子群落。浓郁的文化气氛一直浸透临川。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严谨的家庭训导中，临川弟子勤奋进取，不堕门风的愿望十分强烈。王安石著名的《伤仲永》的故事从侧面反映了临川人民对基础教育的深刻重视。曾巩的《墨池记》成为激励临川才子刻苦学习的长鸣警钟。在历代科举考试中，仅临川一县，就有近千人一领风骚，高中进士，就是与全国文化水平最高的江浙一带比较，也毫不逊色。特别是有不少临川才子是出身寒门，靠自己的艰苦努力一举成名。另外，也有不少家族是一门几代，联翩中科。在临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可谓是人才辈出，称雄江南。 临川文化的特质之二是临川人民崇实达理，秀而能文，刚而不屈，有一种新变图强的创新意识和顽强不息的自尊精神。风流儒雅，崇实达理，埋头苦干，不尚空谈是临川的基本民俗。历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游历临川，都盛赞临川不仅市肆繁密，邑屋华好，而且民风纯朴，儒雅通达。旧县志上也多有这类记载。如崇仁县志的编篡者就盛赞崇仁“山川壮丽，风气敦厚，民乐田畴，士尚文雅，弦诵之声，无间于井社，衣冠之家，联络相望，退让谦抑，习而成风”。即使像地处偏僻的黎川（新城），也被人称为“士君子敏而好学，文而有礼”。资溪（泸溪）被人称为“其地山川环耸，水洁而浅；故气高好胜而多清愫，质美好文而少财蓄”。①在临川，各县（市）域区都建有数量较多的表彰清廉官吏，仰怀著名先贤的楼、台、祠、庙。表现了临川人民热爱家乡、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朴素感情。这种良好的社会风尚，鼓舞着仕吏和民众忠于职守、安于本份、勤奋求实、锐意进取。临川才子不仅有独善其身的精神情操，而且还有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在临川文化滋润下的达官显贵和七品循吏，都有为政清廉，勤于政事、为民请命、除暴安良的特点。特别是王安石震撼四海的“熙宁变法”，突出反映了王安石改革天下，振颓发聩的锐气，也昭示了临川文化所蕴藏的政治实力和突破精神。同时，临川才子都有一种性格坚定、意志坚强、抑恶扬善、凛冽难犯的品格。特别是身处逆境时，能精神内守、安贫乐道、矢志不移。像北宋著名哲学家李觏，在科举仕途上是一再受挫，未能如愿，遂隐居著述，创立书院，培养人才。宋代江西诗派著名诗人，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临川诗人饶节，早怀大志，饱学诗书，但落魄不遇，虽然也会纵酒自溺，或数日不醒，或浩歌恸哭，但终未沉溺消极，而是苦下功夫，终成大名。宋代“临川才子”中的谢逸谢茳兄弟，都是潦倒一生，但都不肯随波逐流，自甘沉沦。谢逸两次科举未中，便重返田园，著书立说。他家境贫寒，常过着“家贫惟饭豆，肉贵但羹藜”的生活，却安贫乐道，直至老死田园。明代著名理学家，崇仁人吴与弼，家居乡间，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吴与弼常雨中披蓑笠，负耒耜，与学生一起耕作，归则饭粝、蔬豆其食。他的学生描写他是“闻道最早，身体力验，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常日淡如秋水贫中味，如似春风静后功”。①《明儒学案》评之曰“盖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可谓独得圣人之心情。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当然，克己安贫决不是自甘落后，不求进取；恰恰相反，临川才子狷介自守，独立不移，有一种追求高尚道德和清明的政治理想的精神动力。虽然有时环境恶劣，流俗不堪，但临川才子却刚正不阿，愤世嫉俗，保持操守。在政治上是如此，在事业上亦是如此。以艾南英为首的明末临川四才子看到文坛内容陈腐，形式僵化，文风衰弊，于是大声疾呼，力挽狂澜，以兴起朴质高古的文章为己任。时魏忠贤出入宫禁，把持朝政，艾南英、罗万藻讥评时政，切中时弊。明末四才子都仕途偃蹇，特别是明亡后，艾南英忧愤成疾，遗嘱不葬清朝土地。罗万藻哭而殓之，悬棺树上，随后也忧愤而死。临川文化所包含的这种顽强不息，刻意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成为临川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临川文化的特质之三是临川山川灵秀，气候温润，人民雅爱文艺，以“情”抗“理”，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十分强烈。地处江南山明水秀，四季分明的临川，历史上战乱兵燹不多，自然灾害也不严重，人民勤于劳作，逐渐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富庶安定的人间乐土。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井市细民都能在生活中感受到一种人际和谐，雅俗共赏的文化气氛，并逐渐形成一种尚真重情、偏爱秀美的审美心态，临川人民谦虚礼让， 文质彬彬，雅爱艺术，受骚楚浪漫精神影响深厚，表现出南方文化圈内特有的精神灵性和思想跃动。在北方以庄重肃穆为特征的祭祀傩舞，流传到临川地区时，已逐渐变成娱神娱人的艺术傩舞。典型的南方傩舞虽未完全跳出驱鬼逐疫的窠穴，但却向世俗化迈进了一大步。它不像宫廷傩祭那样有严格的偶像崇拜和角色选择，而是融合了历代民间艺术的影响，结合生活中的世俗现象，随意选择自己的傩神。这种敢于摆脱和藐视神圣约束的行为意识，体现了临川文化自由热烈的解放创新意识。特别是明清之际，市民意识在临川逐渐兴起，临川的戏曲艺术氛围逐渐浓厚，极大地丰富了临川的戏剧文化。 临川戏剧艺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决不是偶然的。本来，临川的理学非常发达，但临川理学并没有走上一条固守封建礼教道德的僵死道路。著名哲学家陆九渊在哲学上与朱熹的分歧，实质上透露出临川文化内含中重内省，重个性、重炅性，重自觉的特点。陆九渊经常教育学生要有独立思考精神，重视自我意识的开掘和创造，不能一味地迷信古人和书本。他的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亮点，甚至被朱熹指责为“狂”和“怪”，从反面说明陆九渊不受传统观念束缚，敢于突破陈规陋习的反抗精神，给后世的影响很大，也丰富了临川文化的创造精神。灵与肉，情与理，利与义，庄与儒，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立互补的深刻矛盾。临川文化是作用于宋明思想领域中理性精神与禅庄精神双重“魔圈”下的动态系统。李觏从反抗封建虚伪道学角度大胆地提出过“言利”、“言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卓有胆识地提出过功利主义的理论。临川文化圈内出现过不少反抗封建礼教束缚，并有惊世骇俗思想与行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晏几道和汤显祖就是典型的例子。晏几道天性浪漫、拓落不羁，不苟合于时。他是个在连蹇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真正觉醒并探索人生真谛的诗人，是骚人墨客与青楼歌妓舞女交往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他的精神历史，反映了临川浪漫诗人独特的精神构架。汤显祖的戏剧把临川文化源流中的抒情灵性弘扬成一股浪漫主义的洪流。他的《临川四梦》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要求交易和突破的时代心声。汤显祖深刻表达了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对旧思想和旧价值观念的突破与超越。反映了临川文化内蕴中的变革意识和汤显祖敏锐的思想触角。 临川文化的特质之四是临川属内陆性区域，文学、戏曲、工艺、建筑、 医药、图书印刷业都很发达。在思想领域，由于临川哲学文化的空前发达，加上临川才子的广泛流动，使临川成为虽不处沿海，但能广纳时代风云变迁，受惠于各种先进文化思潮的形胜之地，文化声誉非常高。但是，在经济领域，封闭性的内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商贾意识比较薄弱。应当说，临川的艺术文化是发达的，不少有文化价值的特产也发展较快。诸如茶叶、毛笔、陶瓷、印刷、雕刻、酿酒等。但这些文化商品远远没有和其他经济商品一道，形成波澜壮阔的商品经济洪流。再加上临川人读书的多，以读书获取功名的多，右价值导向上偏重于引导人民向“文化型”、“学者型”、“艺术型”发展， 而对于从事流通领域的商贾，却没有体现足够的社会地位和舆论引导。在临川，经商的气氛不浓，不足以形成发达的经济贸易关系和层次多样的商业渠道。盱江流域曾有不少规模较大的农副土特产品聚散之地和商旅居寓之所，但都未能形成对经济发展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商业口岸。特别是明清时期，东部沿海的宁波（明州）、温州、泉州等口岸开放后，江西在交通上的地位下落，临川的内陆商业更没有实力与全国连网，同时失去了与沿海地区共同发展的机遇。 临川在政治上一直比较稳定，人民纯朴，民风敦厚，对各地的绅吏百姓有强烈的吸引力。临川在宋代逐渐形成的文化声誉，一直到清代都不衰退，不仅激发了人民对家乡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使外地墨客文人都对临川文化抱有一种敬仰心理，极易被临川文化灿烂的历史和动人的魅力所吸引。临川成为全国有名的礼仪之邦和才子之乡，不仅临川人民对家乡有深厚的依恋感，就是外地人民对临川也有一种强烈的热爱。

① 欧阳修：《神道碑铭》见《欧阳永叔集》商务印书馆本 ② 曾肇：《亡兄行状》见《曾巩集》附录中华书局 ③ 《王文公文集》卷33《先大夫述。 ④ 临川县展坪乡竹溪《王氏族谱》 ⑤ 《李规集》《李来泰宋泰伯公文集原叙》 ⑥ 《乐史十三修家谱》王安石《乐氏源流序》 ① 《古今图书集成》第13卷《抚州府志》《南城府志》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