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陈仲琪，又名陈传黎，生于1909年12月，安溪县金谷乡东溪溪榜村人。他以教员为业，任东溪聚英小学校长，是安溪县早期中共党员和安南永红色边区创始人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东溪支部书记、安南永特区区委组织委员、东溪区委书记、安溪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于党的革命事业，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陈仲琪兄弟3人，他排行第二。其父陈汉，是一个勤劳朴实的种田人。仲琪少时聪慧过人，欢喜听大人们讲故事，并常常提出问题，问个究竟。父兄都盼望他长大后成为“锐刀子”，家人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筹资供他上学。他9岁在本乡聚英小学就读，勤学好问，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小学毕业后，以优秀成绩考取泉州西隅师范学校。乡亲为促其成就，腾出族中公租支持他继续升学。 陈仲琪生性好强，不但学习努力，争个好成绩，而且与同学游戏也要争个前头。他特别喜读《水浒传》，爱打抱不平。在泉州西隅师范读书时，当地纨绔子弟经常欺侮山区县同学，把他们叫做“内山仔”。有的内地同学受不了凌辱，卷铺盖准备回家。仲琪鼓励大家不要自悲，并把内地同学团结起来，争个高低，理直气壮地学习、生活。这一来，富豪子弟再也不敢恣意胡作非为了。 泉州西隅师范是所思想比较活跃的学校，周怡白等一些进步教师在该校授课，陈仲琪与他们特别亲近，受其影响。他寒暑假回家乡就积极宣传进步思想，组织青年读书会、研究会，提倡读鲁迅的书。 1928年秋，陈仲琪师范毕业后受聘为聚英小学校长。在学校里，他对教师、学生进行爱国、救国的思想教育；在社会上，他团结进步青年，关心贫苦群众，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地主豪坤的剥削和民团土匪的罪恶，进行革命宣传。1929年3月，仲琪被永春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党员。此后，他就“执教鞭举红旗，誓与工农闹革命”，白天在学校认真抓好教学，夜晚到各村落宣传组织群众。他与陈体等一起，在东溪的同榜、深洋、龙坑等村庄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他担任同榜村农会主席，领导贫苦农民开展抗租税、打土豪劣绅的革命活动，并从教师、农民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是年冬，中共永春县委在安溪发展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溪支部建立，有党员5人，由陈仲琪任书记。 陈仲琪把一生的智慧和精力献给党，把全部的身心倾注在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之中。他为了宣传党的宗旨，积极写标语，刻印传单，常常工作到深夜。他用犀利的笔，撰写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总代表，是“洪水猛兽”，吸尽了劳苦群众的血和汗，召一切劳苦群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红军，自己解放自己。仲琪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党的主张。同学结婚，他写了“废除旧礼教，组织新家庭”的新对联庆贺。在东溪搞过革命工作的同志，都称赞仲琪是党的优秀宣传员。1930年新年伊始，湖头猴山股匪郑草到东溪派捐饷，搞得群众不能安宁。仲琪为了保护群众利益，采用以毒攻毒办法，利用土匪之间的矛盾，施计使下坑股匪黄霞暗设伏兵，痛歼郑草匪部。当时东溪的豪绅地主，成立“议事会”，以破坏东溪的革命活动。1930年10月，党组织决定由陈仲琪与陈体带领安溪游击队，在永春游击队配合下攻打“议事会”，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使议事会不敢再活动。陈仲琪领导东溪各村落农会，在安溪游击队支持下，打上豪，杀地痞，进行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斗争，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1931年8月，安溪县国民党政府派官员到东溪催收钱粮，陈仲琪与陈体率陈敏捷等游击队员击毙粮胥王子微、陈吉，并当众烧毁钱粮簿。 为了办好聚英小学，增加教师的收入，减轻群众的负担，使更多的农民子弟能上学，陈仲琪发动教师和华侨、归侨合股投资，于1930年创办了校办东甲果场，把发展教育事业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今天的金谷乡乡办河东果场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陈仲琪和同志们的积极工作，安南永边区的革命斗争日益发展。1930年9月建立中共安南永特区委员会。翌年3月，仲琪任组织委员。1932年4月，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和中共安溪县委后，东溪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是年11月，安溪县委上升为中心县委，将芸溪区分设为东溪和芸区两个区，他又担任了中共东溪区委书记。1933年上半年，他认真执行安溪中心县委关于“拥红”、“红五月”、“夏收斗争”和把安南永德红色区域“四县打成一片”等的决定，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健全区、乡、村农会和妇女会，选送农会的青壮年积极分子参加红军，发动妇女会为红二支队队员缝补衣服等；成立区赤卫队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区七八支赤卫队的武装斗争活动，清除地痞、土劣和侦探，实行“赤色清乡”，使东溪区成为安溪中心县委的中心活动区域。中心县委和红二支队机关曾经设在东溪的陈氏祠堂，游击队医疗所、修枪所就设在东溪的苏坑村。 通过春季和夏季的斗争，安南永德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群众的情绪如火般的热烈”。安溪中心县委为巩固斗争成果，在登虎榜成立官桥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经厦门中心市委批准，于1933年8月25日在东溪召开了安（溪）南（安）永（春）德（化）4县500多人参加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宣布成立安溪苏维埃政府（安溪革命委员会，习称安南永苏维埃政府）。被推选为正、副主席的李剑光、陈仲琪在会上分别发表了就职演说，号召安南永德4县工农兵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揭破国民党、军阀“先剿共后抗日”，对工农群众进行烧杀抢掠的阴谋，开展分粮斗争，踊跃参军参战，巩固革命根据地，扩大斗争区域。 次日，陈仲琪带领苏维埃政府分粮队，没收了东溪土豪劣绅的粮食、布匹等浮财，分给贫苦民众。 正当苏维埃政府领导各区乡开展分粮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热潮中，1933年9月8日，在安溪发生了震撼闽南的温泉“青云楼事件”，安溪中心县委书记李实、红二支队政委陈凤伍、支队长李世全、官桥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傅有智等12名党政军主要干部被诱捕。安溪中心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对此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方面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此后，李剑光担负起中心县委领导担子，政府的工作由陈仲琪负责。仲琪等估计到敌人必定会乘机对中心县委、红二支队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东溪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此，他执行中心县委的决定，把红二支队的特务队和东溪区的后备队改编为苏维埃政府的警卫队，把各村赤卫队组织起来，分散在东溪边境，配合红二支队日夜戒严，实行清野计划，把粮食、牲畜、炊事工具等物资搬上山。9、10月，当敌一八一旅旅长张励率该部和安、南、永3县保安团、民团数百人，先后两次分七八路包围进攻东溪时，四周岗哨敲钟、打锣、鸣枪，村中男女老少上山隐蔽，均令敌人一无所获。在敌人两次进攻中，警卫队员怕陈仲琪会遇危险，要他赶快撤离。仲琪却对队员说：“我怎能撇下群众不管，没有人民，我们就不能生存，革命就难于成功。”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带领警卫队员，帮助群众撤退上山。他扶老携幼，总是走在群众的最后面，直至群众撤到安全的地方。 敌人费九牛二虎之力，组织大队人马“围剿”东溪扑空后，挖空心思，由陈仲琪在泉州西隅师范的同学、民团长谢新模出面，写了一信给仲琪，称仲琪年轻有知识，有才干，是个前途无量的人，只要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政府，就担保仲琪高官厚禄。陈仲琪横眉冷对，严正回信说，“兄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弟乃是共产党忠诚信徒。”给敌人当头一捧。 敌人的军事“围剿”和利诱劝降，都动摇不了陈仲琪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他作为一个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一刻不离人民群众。他组织群众，继续进行分粮斗争；带领警卫队和赤卫队镇压作恶的豪绅地主；配合红二支队反抗敌人的“围剿”，打击下乡收捐税的民团。他既是一个坚定依靠人民群众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善于调动对革命有利因素的革命者。1934年10月，陈玉堂自菲律宾返回东溪家乡，并于翌年1月被国民党安溪县政府委任为东溪联保主任。陈仲琪利用同窗学友关系，对其做工作，使陈玉堂同情贫苦农民，同情革命，为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在陈仲琪被捕后，陈玉堂亦被拘押并被处以极刑。 1935年3月12日，敌人探知陈仲琪在东溪的苏坑、大崙岭等地活动，驻安溪“剿共”的国民党二十六旅五十一团窦团长立即率部，由县保安队和民团长谢新模带路，包围东溪。并由谢新模出面指名要与陈仲琪见面。仲琪料难突围，且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昂首挺胸来到谢的面前。几个如狼似虎的匪徒，从暗处向仲琪猛扑过来，把他绑押到县城。 陈仲琪在安溪监狱和泉州国民党第九师司令部牢房里，受尽各种酷刑，冷对利诱，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恶，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在从泉州押回安溪的车上，仲琪见到同乡红二支队队员洪诗雪时，鼓励战友说，“没有什么可怕的，革命就是要有牺牲的”，体现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无私奉献和为党的事业牺牲最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大无畏精神。1935年4月26日，陈仲琪在安溪县城英勇就义，时年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