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董云阁，又名董光泰，1908年出生于著名侨乡晋江县永宁镇后山村（现属石狮市）的一个华侨家庭。其父早年往菲律宾经营生意，家境颇富裕。童年的董云阁曾入家乡董氏开办的“四合成”药铺附设的私塾，念了3年书。由于他认真好学，天资聪颖，他父亲于1920年带他到菲律宾马尼拉市求学，就读于普智小学。至1925年，他随三叔父返国，就读于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 在“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集美学校内民主空气浓厚，各种团体活动活跃，马列主义在这里得以广泛传播，使该校成为闽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发源地和革命摇篮。董云阁就是从这里走上了革命征途的。 董云阁在校期间，平时不苟言笑，总是手不释卷，勤苦学习。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学校纷纷集会示威和罢课，集美学校进步学生也组织起来进行宣传活动，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以唤起民众，认清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这年6月，厦门地区第一个团支部就在集美诞生。同时，厦门市工人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活生生的反帝爱国斗争的现实使董云阁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于是他参加了“闽南文化促进会”和“平民夜校”等进步组织的活动。 1926年，北伐军入闽。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各地学生、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厦门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其间，董云阁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参加学校的学生运动和团的活动，工作十分出色。就在这年，他加入了青年团组织，随即担任了学校团支部书记。 这年寒假，党组织安排董云阁回家乡永宁开展革命工作，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家乡的劳苦大众在他的教育启发下，热情很高，纷纷报名参加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农会组织。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7年初董云阁返回厦门后，即投入组织“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组织的活动，并参予领导了学校的学生运动。他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革命事业，对革命耿耿忠心，在斗争中显示了出众的才华。他的为人和生活作风，更为同志们所称赞。不久，董云阁由团转党，成为中共党员。从此，他更是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文件和进步书刊，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在这期间，由于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而受到敌人的监视。后来他转入厦门大学当旁听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厦门市。董云阁不顾生命安危，于1927年8月毅然参加中共厦门市委领导工作。他年轻有为，有文化，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组织上分配的任务，都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是年底，他被调到福建团省委（设在厦门）工作。其间，他和苏效泉具体负责厦门市团的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学生运动，为了培养教育青年一代，他不辞辛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在省立厦门职业中学、双十中学、厦南女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还经常在中山公园、南普陀、万石岩、鼓浪屿升旗山及内厝沃海边山头等处组织团员、进步青年，学习政治形势，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在各个纪念日，他参与并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团结各行各业的青年参加革命活动。厦门职中、双十中学的张瑞菁、林瑶琼等就是在他的培养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由于董云阁在青年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显示了他的工作能力和组织才能，1929年夏，他被任命为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是时，团省委书记为王德，宣传部长为叶飞。1930年3月，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王德增补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离开团省委，由叶飞代理团省委书记。7月，叶飞不幸被捕，团省委工作由董云阁负责。 厦门市广大人民长期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盘剥和掠夺，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就在这一年，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爆发了海员工人、牛车工人反对国民党政府肆意逮捕工人的罢工斗争；大中学生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和保障人权的罢课斗争；中小学教职员反对政府裁减教育经费，要求发清欠薪的罢课斗争等，董云阁始终站在这些斗争的最前列。 董云阁在负责团省委工作期间，十分注重团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他曾经在鼓浪屿秘密举办共青团干部训练班，以提高团干素质，培养优秀的骨干，为壮大团组织和增强其战斗力作出了成绩。 1930年春夏间，董云阁的母亲深怕他在外“闹事”，想方设法要把他留在身边，便在家乡替他找了个媳妇。为了给儿子完婚，母亲真是费尽周折。因董云阁离乡多年，一直不愿家人来厦门干扰他的工作，为此他的住处从不告知家人。后来他的母亲不得不亲自到厦门友人处打听，还是一无所知。老人家思子心切，每天都到思明戏院边的十字路口去坐等，终于把他找到了。为了安慰慈母，董云阁不得不随母亲回家结婚。可是，他身在家乡，心里却总是记挂着战友和革命事业，结婚才5天就又匆匆返回厦门。他的父亲难得从国外回家一趟，他也只是回家会会面就急返厦门。为此，父亲十分生气，骂他“六亲不认”。对于这些误解和指责，他不便解释，只好搁在一边，受些委屈。 这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作出全国各级党、团组织合并，组织行动委员会的决定。中共福建省委的代表王海萍和闽西苏区的代表郭滴人到上海参加会议。8月，他们回到厦门，在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中央精神。与会者对这个决议和决定，争议很大，但仍于8月6日成立了由罗明等13人组成的省总行动委员会，董云阁任省总行动委员会常委。这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的错误。11月，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宣布撤销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恢复原来的党、团、工会组织，董云阁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 下半年，驻漳州的国民党军张贞所部加紧“围剿”闽南工农游击队，闽南特委领导人何顺玉等不幸被捕牺牲，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危难之际，省委派陶铸和董云阁到漳州，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整顿了党的组织，于这年冬重建了中共闽南特委。特委机关设在漳州南山寺，由陶铸任特委书记，董云阁任副书记，继续领导漳属地区的革命斗争。在这期间，董云阁和陶铸经常深入市郊和附近各县农村，发动和组织工农大众，开展反对军阀和反动地主的斗争，并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实行土地革命，着手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1年3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秘书处、宣传部遭到敌人破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适、宣传部长李国珍被捕，先后牺牲。在此严竣时刻，董云阁挺身而出，在省委代理书记王海萍和互济会党团书记黄剑津专程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福建省委遭受破坏情况和请示工作期间，与蔡协民、曾志等主动担负起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他们临时负责省委工作，接受中央指示，指导各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虽然，白色恐怖笼罩着厦门，革命暂时遭受挫折，但董云阁不畏形势的险恶，处境的艰难，斗志更为坚定。母亲十分耽心他的安危，曾多次要他到菲律宾去，董云阁都婉言拒绝。他对母亲说：“没有国，哪有家？”他丝毫不留恋优裕的家庭生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临危不惧、誓死战斗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在那艰难的日子里，董云阁还经常撰写文章，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抒发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他写的《福建军阀和福建情况》一文还在新加坡《星洲时报》发表。每次所得的稿酬，都无私地奉献给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中共福建省委受破坏后，根据中央指示暂不恢复省委，分别成立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厦门中心市委于1931年7月17日成立。翌年2月，董云阁任厦门中心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他受厦门中心市委的委派，带着市委关于“由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指示，以党巡视员的身份到莆田、仙游县巡视工作，传达党的指示，并在这些地区领导发动抗捐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健全党、团和其他革命组织；指导仙游县委成立了抗捐委员会，在北区发动群众一二百人反对鸦片捐，包围收捐军队，开展游击战争；推动莆田县委在笏石、黄石等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在领导年关斗争基础上发动了抗鸦片捐的斗争。在这段时间里，莆田党、团县委都比较健全，农会、革命互济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也有一定的发展；经受挫折的仙游县委得以恢复，各级党、团组织逐步恢复完善，农会、互济会等组织也有所发展。 1932年4月20日，朱德、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极大地鼓舞了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其间，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人大都集中在漳州一带，发动漳州和周围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配合红军，协同作战。董云阁留在厦门坚持领导工作，他发动并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漳州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 5月24日拂晓，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出版发行处遭国民党厦门公安局和警察的抄查，文件（存稿、留稿）、武器、军衣及游击队旗等被敌人抄获。就在这时，董云阁正要送东西到该处。他在远处听到嘈杂的人声，发现了敌情，便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退至交通要道，隐蔽于暗处，等待就要前来送稿（“五·卅”宣言）的市委宣传部长许依华，以便向他报警。 翌日下午3时，厦门中心市委常委准备召开会议，讨论市委出版发行机关受破坏后的善后工作。不料市委书记王海萍刚参加团的会议之后，途经中山公园时不幸被敌人逮捕。得到这一消息后，董云阁和许依华等立即讨论营救王海萍和做好善后工作的问题，并约定于5月30日召开碰头会，由董云阁负责通知团组织的有关同志。 但到开会这一天，董云阁未能按时到会。事后得知，他已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始终不屈不挠，正气凛然，严守党的机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2年10月23日，董云阁被敌人杀害于厦门禾山海军司令部。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24岁。 董云阁烈士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