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谱牒学研究与谱载资料的利用，近一个时期以来已日益受到
  学术界的瞩目和重视。侨乡族谱中的侨史资料，对于华侨历史研究
  的深入展开、对于侨务部门的实际工作，以及海外华侨华人追寻先
  辈的历史足迹，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为了开发侨乡族谱这
  个巨大的资料宝库，我们以《侨乡族谱调查与研究》为题，先后列入
  福建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
  几年来，我们深入泉州各县（市、区）的山村海隅，开展了范围
  广泛的调访、寻觅和资料征集活动。尽管此项工作任务重、难度大，
  尤其许多谱书或因年湮代久而散失，或因保存不善而残缺，或因
  “文革”动乱而遭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现在搜求、寻访已甚不易。
  但经多方努力，迄今我们已查阅了两百多部族谱（包括支谱、分房
  谱），其中绝大部分谱书或多或少都有族人出洋的记载，多者数百
  条（人）至一千余条（人），少者数十条（人）或一、二条（人），总计汇
  入本书约有一万余条（人）之多。这些族谱绝大部分修纂于民国年
  间，也有部分是清乾隆至清末所修，以及少量于新中国成立后增
  补。其所载资料反映泉州华侨出洋的最早时间为明代成化、弘治年
  间（15世纪下半叶），出洋的地点广及东南亚、日本乃至美洲各地。
  无疑，这些资料还只是侨乡族谱中的一小部分，然则它们又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记录而弥足珍贵。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说过：“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
  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①通过几年来的调
  查研究，我们深感顾先生之言殊为确论。族谱记载的内容十分广
  泛，大凡本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居地迁徙、人口流动、山川
  形胜、族产名绩、科举仕宦、传记艺文、婚丧祀典、族规家法等等，均
  有详略不等的载述。显而易见，收藏宏富的族谱资料，对于广泛的
  社会历史之研究，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人才学、伦
  理学、方志学、乃至经济、政治、军事、地理、艺文等等方面，的确是
  个巨大的文献宝库；其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从中统计出的各
  种数据，尤其具有其他载籍所无法替代的资料价值。而侨乡族谱由
  于蕴藏着众多族人出洋侨外的原始材料，其在侨史研究以及侨务
  工作的许多方面，则更具有非侨乡族谱乃至其他载籍所没有的、独
  特的功能与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族谱资料的发
  掘与应用上，成效不大，甚至一度被视为禁区；而侨史学界运用侨
  乡族谱资料于侨史研究与著述上，更属凤毛麟角。诚然，最近一个
  时期以来这方面已有了可喜的进展，但从总的看，包括侨乡族谱在
  内的我国族谱资料，仍然是个尚待努力开发的巨大“金矿气下面谨
  就我们接触的部分侨乡族谱，谈谈谱载侨史资料的特点及其利用
  价值，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正。
  一、谱载侨史资料的基本特点
  族谱资料浩繁，可以归纳出诸多不同的特点；就侨乡族谱中的
  华侨史料而言，我们认为，谱载侨史资料较之其他侨史资料载籍，
  具有数量大，涵盖面广，可信性高等方面的主要特点。
  1、 量大
  据估计，我国存世的族谱不下2—3万种（部），而实际的数字
  恐怕还要高出许多②。侨乡的族谱有多少？虽然目前难以作出较难
  确的估算，但据林金枝先生等自五十年代以来在闽粤两省查阅的
  500部族谱，抄录到4100条（人）记载出洋的个案资料③，平均每部
  有8.2条（笔者按：应该说，在这500部族谱中，有相当一部分属非
  侨乡的族谱，如闵东、闽北等地的族谱，其中没有或极少有族人出
  洋的记载，因而所得的出洋资料总数自不能很多）；而如上所及近
  年来我们在泉州侑乡尚不全面的调查中，已查阅了 200余部族谱，
  得到万余条（人）出洋资料，平均每部约50条以上。依此估算，全国
  侨乡族谱总计在几千部，记载出洋资料在10万至几十万条（人），
  当不为过。如此巨大的数字，对于还是一门正在展开和逐渐深入的
  学科——华侨历史的研究与著述上，显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富。
  2、 面广
  上文已概略指出谱载资料广及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从侨
  乡族谱则可具体看到，在记载出洋侨外的资料中，虽然各谱、各人
  （条）记载内容不一、详略不同，但总合起来却包含有如下丰富翔实
  的素材：姓名、辈份、生卒年月日、婚配及子女、出洋时间及原因，侨
  居地点及职业、卒葬地点及原因、在海外的遭遇及建树、对故乡故
  国的联系与贡献等等；较有事迹可述者，还专门列传或以纪实入
  谱。可以说，谱载资料几乎涉及华侨历史的各个方面，诸如华侨出
  国史（包括出国时间、地点、人数、原因等），奋斗史（或曰创业史，在
  海外的职业活动、开拓建树），苦难史（或曰血泪史，在海外的悲惨
  遭遇和命运），爱国史及侨乡的发展变化史（对家乡和祖国的贡献，
  促进故乡故国的进步繁荣）等等领域，大致都可以在族谱中程度不
  等地找到根据和佐证。如果我们下大力气把所有侨乡族谱中有关的侨史资料收集起来，加以综合分类、统计整理，那么，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这将是继《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之后，又一部包容侨史方方
  面面的，十分充实而珍责的资料巨篇。
  3、可信程度较高
  谱载资料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如所周知，第一手
  资料无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之佐证，真伪史实之辨别，或者史家立
  论之依据，都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权成性。
  诚然，过去的族谱作为封建宗法统治的工具，内涵许多封建糟
  粕，以及为隐恶扬善而文过饰非等劣笔，对于族谱资料需加留心鉴
  别，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但是，谱中的主体部分，包括与侨史有关
  的基础资料（如世系繁衍、人物活动 华侨出洋的种种情况等）
  则是基本可信的。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些基本情况，既没有弄虚作
  假的必要；而族谱作为宗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修谱被视为
  尊祖敬宗的家族大事，撰谱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族人平时的登记报
  告和修谱时的汇总核实。因此，除非特别变故（如战争、离乱等），族
  人既不敢不修，也不敢怠慢（否则会被以不孝例论）；族人所提供的
  情况，一般也都能如实报告。同时，过去修谱大多有一定的年限，时
  间上的连续性有利于资料（史实）上的继承性和可靠性；并且由于
  是一家一族修谱，情况有出入容易就地核实澄清，可以说，诺载基
  本资料具有“时近迹真"、“地近易核”的优点④。因此总的说，谱中
  所收的最基本的原始材料，一般都是较为确实可信的。
  L
  二、谱载侨史资料的功能和作用
  族谱资料对于多种学科之研究，均有其特有的功能与用途；而
  谱载侨史资料对于华侨问题之研讨，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功能与作用更有一定的典型性。兹就我们初步涉猎的有关资料，综述以下几
  占：
  1、补充正史之不足,印证史家之论断
  华侨史属于较迟开发的学术领域，虽然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春
  风的吹拂，侨史研究也呈现一派生机，并已获得可观的成就。但从
  总的说，无论在深度广度上，都还是社科领域中一门较为后进的学
  科。究其原因，除了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因素外，侨史资料极其匮乏
  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史料之匮乏，主要在于过去的封建统治
  阶级，长期把出国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莠民”而“不予闻
  问”。庄炎林先生说得好：“中国人去'海外'者络绎不绝，不在少数，
  但史书里鲜有记述。中国的历代皇帝大多以闭关自守为其治国特
  色，又常常夜郎自大，以天下中心自居，……对去‘海夕卜'者，或掩耳
  盗铃，若无其事，或一律眨斥为‘化外之民'而弃之不顾。这样，……
  ‘御史'们（就）不敢大书特写——怎好给圣上治下的‘升平世界'抹
  黑？ ”⑤因此，在过去的史籍文献中，很难找到有几条关于华侨历史
  的记载，或者只能从有关中外关系的载籍，及少数官、商、僧人、学
  者的考察访问和游历的记述中，找到某些蛛丝马迹或片断材料。虽
  然这些史迹也极珍贵，但毕竟是零碎、少量，远不敷侨史研究之所
  需。同时，也正苦于史料之不足，在某些论著中难免存在语焉不祥、
  论证乏据之缺陷；或者不得不就仅有的几条材料辗转抄录，互相援
  引，而不问其材料确凿与否。总之，侨史资料的不足，乃是侨史学科
  繁荣和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除继续发掘中外其它方面的史料
  夕卜，蕴藏在侨乡族谱中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从中综合统计出来
  的各种数据，就不能不加以充分的重视和利用了。上文已概要指出
  谱载资料在侨史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下面我们略加举例说明。
  学界公认，1840年的鸦片找争是中国海外移民（华侨出国）的
  一大分水岭，在这之前总量不大；在这以后，则已演成高潮，华侨
  “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国外”⑥。这一结论无疑符合历史事实。但是究竟多少？高潮的根据和表现情况如何？在众多的论著中，我们通
  常只能看到一些大约的估计数字，比如：17世纪以前，华侨“人数
  估计当在10万人以上”，至鸦片战争以前，华侨“总数当在100万
  人以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总数接近1000万人”⑦。应该
  说，这些估计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又很少能够看到比较具
  体的根据（尽管不可能有准确的根据），或者比较能够体现出国浪
  潮或鸦片我争前后对比的具体数据。显然，这种美中不足根源于资
  料不足，而弥补这种不足，侨乡族谱确实可以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虽然，族谱中记载的出洋人数及有关史迹也并不完全，但其所
  记录下来的资料却是很具体而实在的，而从中综合统计出来的数
  据，则可以清楚地显现各时期的出洋情况，特别可以令人信服地看
  出鸦片成争前后华侨出国的迥然姜异。以我们披阅的《永春鹏翔郑
  氏族谱》为例（参见本书下篇《华侨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郑谱》的
  统计表），该谱记载族人出洋的时间自16世纪末年到20世纪三十
  年代，前后3个半世纪，记载出洋总数1068人。而有较具体的时间
  可稽者，约有976人，其中，16—17世纪仅有2人出洋，至鸦片战
  争以前出洋计65人，占6.66%,鸦片我争以后911人，占
  93.34%。为了进一步提供佐证，我们又统计了《桃源东熙王氏族
  谱》的有关资料，其结果完全相似（见〈表一〉）。在该《王谱》记载的
  出洋总数498人中，有时间可藉者490人，其中17世纪（含）以前
  未见出洋记录、至鸦片我争前出洋12人，占2. 45%,鸦片成争以
  后488人，占97. 55%。而如杲再把1840年至1910年间按每十年
  分段统计，则以上两表均可令人惊奇地看到出洋人数直线上升，简
  直象潮水般地涌向国外的形象数据。这就可以充分说明，鸦片战争
  以后中国的海外移民，确实有如浪潮之势这一论断的准确性；而同
  样的材料，在本书上篇及侨乡的其他族谱中，也多可见到⑧。因此，
  可以相信，倘若把全部侨乡族谱的出洋资料汇总起来，定能在相当
  程度上，为华侨出国的各种问题，提供许多可资征信的原始依据。
  再如，华侨历史既是一部有着辉煌业绩的开发创业史和爱国
  爱乡史，又是一部充满着华侨先辈的辛酸与血泪的苦难历史。对于
  前者，史家已有诸多阐述与论证，谱载资料也有不少记述，这里不
  拟多赘。而对于后者，除了有些文献的零星记载和个别专题回忆
  夕卜，一般的史书和论著则反映无多，而年青一代对此更是不甚了
  了 ；然则这又是全面认识和理解华侨及华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份。
  在侨乡族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许许多多具体而翔实的资料，
  并同样可以从中统计出足具说服力的有关数据。例如：
  《永春鹏翔郑氏族谱》有：
  “智朴，生成丰辛亥，卒光绪丁亥，往洋被虎噬死”，年仅
  36岁；
  “兆走，生同治壬戌，卒光绪甲辰，殁洋船内，葬大海''，年
  仅42岁。
  《桃源东山颜氏族谱》有：
  “金制，生道光己酉，卒光绪丙子，往商南洋，被夷人害
  I
  死"，年仅27岁；
  “金椅，生成丰辛酉，卒光绪丙戌，商吗六呷，被夷人害
  死"，年仅25岁。
  南安《蓬岛洪氏族谱》有“诗怡，生同治十二年，在外洋被
  番人杀害。”
  在其他族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失船”、“舟覆”、“有去无
  回''等等惨痛记录。如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有国孝、国志
  兄弟等多人因“失船"、"沉舟”而葬身海底；德化《龙浔奎兜李氏族
  谱》记载李忠廉等10人“因渡洋舟覆，殁在厦门五通港''，尤可谓华
  侨血泪史之典型事例——五通港属厦门内港，至于在重洋大海之
  险象，则更可想而知。
  华侨在海外横遭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与屠杀，有关
  史书已作了揭露，在我们收录的资料中，同样不乏这方面的记录：
  安海《金墩黄氏》等9部族谱载有24人因“吕宋夷变"，于明万
  历年间被西班牙殖民者所杀；
  石狮《洋山李氏修洋公派谱系》也记载20多位旅菲族人，在
  1900年美国侵夺菲律宾的战争中，死于非命；
  《晋邑淄江溪美陈氏家谱》记有1944年1月24日（农历大年
  除夕），陈华蔚“与继妣及五子一女，同时被倭寇所害，受祸可谓惨
  矣”！
  南安《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也记有1945年5月21日，“文
  波，字涛远，在纳卯从其父母，偕其五、六、七诸弟同遭日寇杀害。"
  谱中类似的材料不胜枚举。我们抽样统计了部分族谱中的华
  侨寿命，更可清楚地看出过去华侨胼手月氐足、茹苦含辛，在种种天
  灾人祸的摧残下，致使大多数人天不假年，短春而终的悲苦遭际
  （见〈表二〉）。
  表中的统计数字表明，过去大多数华侨正当英年有为之际，却
  过早地离了人间。在统计的人数中，年龄不到40岁就天折的华侨
  占60%以上；而且，还必须指出，族谱中有相当一部分华侨的生卒
  失考，特别是“卒葬不详”，如《永春鹏翔郑氏族谱》记载华侨1068
  人，只有736人可资统计，尚有约1/3的人生卒缺纪而无从统计；
  其他各谱的情况也多如是，有的无从统计的比例甚至更大（如鲤城
  《虹山彭氏族谱》出洋56人,仅有2人有生卒时间；南安《彭溪李氏
  族谱》出洋17人，仅有5人记载生卒时间；安溪《翰苑李氏族谱》出
  洋29人中，也只有8人可资统计等等）。估计这部分生卒不明者多
  属死于非命而早年夭折，因而族人无从查询与记录，他们的寿命一
  般都要低于其他族人。因此，如果把这部分人也考虑进去，则不到
  40岁而夭亡的华侑所占的比例，肯定还会更大。
  总之，上列资料和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广大华侨为了在海外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们走过了艰辛的历程，也遭受过极其悲惨的命
  运。同时，这也充分显示了在过去文献、档案材料极不完善的情况
  下，谱载资料及从中统计出来的有关数据，对于充实正史之不足和
  印证史家之论断，确实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表二〉泉州侨乡部分族谱华侨寿命统计表
  说明：
  1、 各部族谱均以明确记载生卒时间为统计依据，其中卒年统计截止
  1949年。
  2、 鲤城区7部即本书中鲤城区各部族谱。
  3、 惠安11部指书中惠安县可资统计的各部族谱。
  2、校勘史实之讹误，解决历史之悬案
  如上所述，由于长期以来正史方面对华侨的活动不记或少记,
  不仅使后来的史家在阐述侨史时“语焉不详”，尤其令人引以为憾
  的是，许多与侨史有关的人和事，大至重要历史事件，移民流徙，小如人物的生平事迹，年龄籍贯，下落去向等等，往往被挂漏或避而
  不谈，或者文不符实而以讹传讹，以至长期遗留下各种悬案与谜
  团。纠正这类舛错，侨乡族谱不失为解谜释疑的重要工具。
  比如，学术界曾有误认郑成功的儿子郑明是印尼华侨的事例。
  其根据是“爪哇岛上且有明武德将军郑公明墓之发现，碑上刻有
  永历‘XX仲冬立，字样"⑨这条资料。由此推断“郑公明墓”即为郑
  成功第三儿子郑明的坟墓，进而认定郑明于台湾归清时，率部南
  渡，客死爪哇。其实，郑明并没有去爪哇，而是于台湾统一后，偕同
  兄弟6人，随侄郑克塽同时归清，并最后卒葬北京。这有《郑氏宗
  谱》、《郑氏家谱》之明证：“第十三世熙之公，大木公三子，讳明，
  ……于康熙二十二年归诚，奉旨授为四品官。妣林氏，合葬西便门
  外羊房店西十方院。”而且还在此两谱发现之前，已有郑氏《石井本
  宗族谱》也明确记载，郑明于“康熙二十二年，授四品之职”⑩。应该
  说，族谱资料作为原始记录，是有较高的权威性的。
  又比如，“菲律宾争取自由斗争的真正英雄''、著名的华侨将军
  刘亨〓，其在19世纪末菲律宾独立成争中，曾立下显赫我功而饮
  誉菲岛。他的西文名字、叫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Zose Ignacfo
  Pawa）,可他的中文姓名却长期没搞清楚，以致在有关的中外载籍
  中，出现“侯宝华"、“侯苞”、“侯亚保"、“侯鲍"等多种写法；同时，对
  他的籍贯、家世、何时及为何渡菲等基本情况，各家记载也多有相
  悖而令人莫衷所是。
  为了廓清刘亨赙身世的这些迷雾，郑炳山先生经过多年的努
  力，在闽南一带作了广泛的调访查证，但都一直未得要领，最后还
  是依靠族谱资料解决问题：南安《刘林刘氏族谱》不仅清楚记载刘
  亨赙的生平简历，指明其为史称的“侯聘将军”，而且专门阐析刘林
  乡侯、刘姓氏互易演变过程。这就使得刘亨赔身世疑团的核心―
  侯耶？刘耶？——得以冰释，而其名字（赙、宝、保、苞、鲍，闽南话音
  近）、籍贯、家境、渡菲等基本情节也都由此而迎刃而解。
  在事涉中国海外移民史（亦即华侨史）的上限（或曰先驱）时，人们更是经常被一件大事所困扰，即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率务女
  百工东渡“求仙”而移居日本是否真实？虽然民间传说代代相因；
  《史记》、《汉书》乃至后代国史以及有关载籍多有记载，但太简略，
  加之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因此，究竟有无其人其事，历来史学家
  多有存疑而以“传言”视之，因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成为历史的一
  大“公案”。
  80年代初，罗其湘先生颇费匠心地从方志和族谱中，发现并
  考证了苏北赣榆县的徐阜村，系由过去的徐福村演化而来，而徐福
  村则因徐福而得名，进而多方面论定泰时徐福东渡确有其事。罗先
  生所有这些论证的关键性根据，主要就是保存于徐阜村的清乾隆
  版《张氏家谱》、《王氏谱》和《壹纪堂•后徐福・韦氏支谱》等诺书。
  在这些谱书中，记有“徐福村”、“后徐福”、“徐福社”、“徐福河”等地
  名达十余处之多⑫。可见，族谱资料在解决历史悬案中，有其不可
  低估的重要作用。
  至于徐福东渡到底到了何处？学术界也同样是众说纷纭。较
  多数的看法是到了日本（中日民间传说、两国学者多持此说）⑬，但
  是也有其他多种说法，这里怒不尽述。而最后突破“徐福东渡''中的
  这一难题，也许还是有赖于收藏在日本或其他地方的中国族谱之
  深入发现。
  3、侨乡编史修志的资料宝库
  翻开族谱，人们每每可以在序言中看到这样的评述：家之有
  谱，犹邑之有志，国之有史。清代谱学家章学诚这样说：“夫家有谱，
  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⑭古人把谱、志、史三者相提并论，一
  I ・
  方面表明族谱在封建宗族制度及地方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另方面
  也反映了族谱与方志、国史，在内容的组成上有其共通之处。换言
  之，方志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情风俗、户籍人物、村
  镇坊第、祠宇碑记等基本内容，在当地各族姓的族谱中，或多或少
  都可以找到线索或依据。例如人物列传，这是不可少的一个大项。J
  但是这类地方人物资料，在正史或官方文献乃至一般的图书报刊
  上，并不容易找到；而在族谱中，有关本家族的乡贤名宦、知名人士
  的事迹，却几乎是每谱必记的。当然，其中也不无溢美之词，然而作
  为基本素材，则是编修地方史志十分难得的资料来源。
  史学大师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谱牒资料的价值：“族姓之谱，
  ……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
  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
  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
  无他途可以得到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
  梁启超这段话，既是针对国史而言，尤其对于地方——包括侨乡编
  修史志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侨乡修志，当离不开“侨”的特色，而《华倚志》
  更属不可或缺。但过去侨乡的志书，既无专修华侨志，即使一般的
  侨史资料也难于寻觅，这就更加造成了侨乡修志的困难，从而也更
  加显出族谱中的华侑史料之珍贵。侨乡族谱中除大量记载着族人
  出洋的时间、地点、人数外，还分别反映出导致族人出洋的种种社
  会经济政治原因，如“田里失丈贩商外洋”、“科场失意”、“军匪
  为患"、“自卖夷人''、亲邻牵引，以及参加农民起义和革命斗争而遭
  受迫害等等；还有记载侨亲关心和贡献桑梓的许多事迹，如赡家侨
  汇，营建房舍，捐资办学，修桥造路，乐善济贫，以及支援和参加地
  方鼎革（尤其辛亥革命时期）等等。所有这些原始记录，对于考察侨
  乡社会，编修侨乡史志，显然都是无价之瑰宝。
  当前，各地侨乡在运用谱载资料于修志工作上，已取得了重要
  进展。特别是早期华侑出国的情况，几乎都是取材于族谱资料。例
  如安溪县，从一般的文献中只能找到清光绪年间有华侨的零星记
  载，而现在该县的《华侨志》却收录了许多明、清时期华侨出洋的族
  谱资料，并将该县的华侨历史上溯到明嘉靖年间“五世祖文英为商
  往日本，无还。”（安溪《尚卿福林吴氏族谱》）。即使是惠安县迄今发
  现载有侨史资料的族谱无多，但其《华侨志》能追溯到明万历间的华侨史迹仍然是得益于谱载资料：“八世长房，宝夫公……生万历
  三十七年……商游日本，籍长崎澳。”九世二房，锦殿公……籍暹
  罗国佛鄙(惠安《崇武文献黄氏族谱》)。同样，其他各地情况大都
  如是，恕不一一。完全可以相信，值此举国上下普遍重视修志的大
  好时机，随着侨乡族谱的大量发现和谱载侨史资料的广泛利用，一
  部部颇富特色的侨乡新志和前所未有的侨乡《华侑志》，必将以其
  充实的内容和崭新的风格而展现于世。
  4、华侨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
  本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寻根”热潮;1977年，
  美籍黑人亚力克斯·哈利(Alex Haley')通过实地查访和家谱档
  案，创作了世界名著《根》，进一步掀起了世界性的“寻根热”，“使到
  更多的人士急心于知晓他们的祖先来自何方''⑯。据法国部分档案
  馆统计，自1960到1970年，为寻赧而查阅档案的人数增长一倍；
  1970年至1980年则增长三倍，并且在其后仍继续增长⑰。甚至连
  赫赫大名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夫妇，也于90年代初专程前去遥远的
  祖籍地——苏格兰的佩斯利镇,“翻阅古家谱”,确认与其先祖的
  血缘关系。
  我们中华民族向来珍重“木本水源”，在世界性的寻根热潮中，
  海外的炎黄后裔尤其令人瞩目。他们虽远离故国，并且正在为住在
  国的兴旺发达竭尽所能；但是乡关之精，人皆有之，诚如古人所言，
  “纵然此地风光好，犹有思乡一片心。"广大华侨华人一面在海外以
  “根''为题，纷纷查考血缘祖籍，举办讲座会、展览会、研讨会等形式
  多样的“寻根”活动⑲；一面终绎返回故国，访故里，探故旧，稽古
  籍，多方寻觅自己的“摇篮血迹气 据了解，许多回乡寻根问祖的海
  外侨亲，正是借助族谱的记载，而找到自己的“祖根”和血缘关系
  的。
  80年代，轰动中外的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亲莅福建漳州鸿渐美村访亲谒祖，《鸿渐美许门族谱》在确定其血亲关
  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李
  远哲博士，不远万里迢迢来寻故地，几经周折，最后依靠族谱，终于
  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故乡——南安县榕桥村找到了自己的“根
  潘英章博士也是美籍华人科学家，80年代中应邀来华讲学，监行
  前老父亲谆谆嘱他顺途寻访祖地。可父亲只告诉他老家在闽南，门
  口有一个大池塘；他的曾祖父叫捷武，是前清武举人，于一百多年
  前移居台湾，后来才辗转日本到美国定居的。潘博士花了将近一个
  月时间，找遍厦门、漳州、泉州、南安等市县，最后在安溪县仅有的
  潘姓聚居地——西坪留山村，找到了门口有大池塘的祖宇，随后通
  过该村族诺，确证其曾祖父捷武系第十四世祖，“为武举人，与（弟）
  捷庄同往台湾潘博士完成了父亲的重托,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憧
  憬多年的祖籍地。年逾花甲的洪先生，6岁时被土匪从德化抓至南
  安贩卖，长大后出洋谋生，凭着他儿时的依稀记忆，80年代初专程
  前来德化找到他的“摇篮血迹”——盖德乡凤山仪林村，而特别让
  他激动的是，从村中族谱查到了他的父祖、兄弟、姐妹的名字，使他
  得以同健在的亲人团聚，并为其故去的父母、兄弟扫墓，实现了他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思乡怀土、寻觅亲人的愿望。
  马华学者张汉忠先生在评述族谱对于“寻根”的作用时这样写
  道，“华族的远古先贤发明了族谱，内中详细的列明了宗族世系与
  演变，使裔孙们能藉着族谱追溯四、五千年前始祖族长们开基兴家
  的历史痕迹。”⑳可见，做好侨乡族谱的普查和整理工作，特别是将
  其中出洋族人的世系沿革、居地变迁、人口流动、族人业绩等有关
  内容汇总成编，进一步为海外侨亲寻根问祖提供方便，无疑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总上所述，族谱“村料至丰富，且甚翔实''气族谱中的华侨史
  料在侨史研究和侨务工作中，具有极可宝贵的利用价值。正如国家
  档案局等有关部门指出的：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
  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㉒。勿庸赘言的是，族谱作为宗法社会的产
  物，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深刻烙印，使用族谱资料，必须始终遵
  循“古为今用”和“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求得科
  学的结论。
  1990年9月第一稿
  1993年8月第二稿

注释：① 21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序，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② 参见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载《历史研究》1988年6期；常建华《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概况简说》，载《谱牒学研究》第1辑1989 年。 ③⑧林金枝:《闽粤侨乡族谱研究》，载《谱牒学研究》第1辑,1989年。 ④ 参见余奎元:《家（族）谱在编修方志中的价值与运用》，载《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⑤ 王京治主编:《侨务知识手册》序，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⑥⑦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绪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⑨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 ⑩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编：《郑成功族谱三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⑪周南京、郑炳山:《菲律宾华侨将军刘亨赙生平事迹考》，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⑫罗其湘：《徐福村的发现和徐福东渡》，载《从徐福到黄遵宪》，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⑬参阅陈昌福:《徐福东渡史事杂考》，载《日本华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⑭转引自艾秀柏:《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论族谱的史料价值（下）》，载《图书馆学研究》1983年第3期。 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1923年。 ⑯⑲⑳张汉忠:《你一一根扎何处？》［马］《光华日报》1990年1月5日。 ⑰邓绍兴:《简谈家谱档案及其收集》，载《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 ⑱《里根异乡寻根》，载《参考消息》1991年11月16日。 ㉒见庄为机:《论我国一部较大的华侨族谱》，载《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