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大陆人民移居台湾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陆祖籍的各种联系。在这方面，族谱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1.经济往来。
  清政府统一祖国以后，台湾的封建经济蓬勃发展，百业俱兴，于是往台经商，成了大陆人民的出路之一。如晋江县石壁村林诒祥：“讳世凤，号德斋。生康熙己未（1679）,卒乾隆癸酉 （1753）。……十六岁身游东宁（台湾），建立‘泉源行'以为托迹之所，招商为贾，贸易生计，一家衣食，无忧不给，即此谋始。”（《玉山林氏宗谱》）其同族林式光（字燕晖，号白成。生乾隆三十六年，卒道光十年），一生曾四次渡台营商，“生理开张，利路渐进”。林诒铉（讳世鼎，号象州。生顺治十七年，卒康熙四十二年）则先“羁旅东宁，托迹于军伍之列"，后“辞役弃职，营谋生路，在台关帝庙口开张糖行，财源颇聚”。于是旋里婚娶，“不数月挈眷赴台，以就生意” 。（《玉山林氏宗谱》）泉州法石伍世桂、世跷兄弟（咸丰至光绪间人），则自少“往台湾经商，开成面店在大铳街，颇得兴市获利"（《法石伍氏族谱》）。泉州燕支苏宗素 （字孙贵，号绚轩。生乾隆十五年，卒嘉庆十三年）曾“业商台湾淡水新庄”（《燕支苏氏族谱》）。
  移民在台湾募众垦殖，拥有田园，从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也颇不乏人。如晋江县石壁村林式霁：“字燕明，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与有力；族中祀典，岁费周章，公首揭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金，预为买沃计。"（《玉山林氏宗谱》）从事海运业而成为巨商者，如福州人陈开夫：“讳麟书，一名肇乾。……少游台郡，补弟子员，食廪饩。……既以家贫，操贾业，巨舶往返辽东，积资巨万。” （福州《颍川陈氏族谱》）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三年（1788）,清政府先后开放台湾鹿港、淡水厅辖之八里岔口与晋江蛆江对渡，使闽台之间的交通更形频繁。这大大刺激了海峡两岸经济的繁荣与交流。在台湾西海岸的港口城市,，移民中的商人组织了南、北郊与港郊， 同大陆的宁波以北诸港，金、漳、泉、汕头、香港诸港以及岛内诸港，进行活跃的商贸往来。而当时台湾之郊商，又几乎控制在泉、漳移民手中，因而同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关系特别密切。在泉、漳一带，这种郊商组织也早已形成。其中，专营台湾生理之商行与日俱增。如道光年间，泉州仅鹿港郊一途，即达四十六家。（见泉州市文管会收藏道光十七年《泉郡鹿港郊公置铁钟铭文》）。此外，尚有淡（水）郊、笨（港）郊等。（见咸丰十一年《重修小开元准提寺记》）在厦门、漳州等地，亦均有这种郊商组织。
  道光《厦门志》云：“台湾，内地一大仓储也。”“以台地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台湾初辟，地力甚厚，三熟四熟，收获丰稔，漳泉之民趋之若鹫。"当时，从台湾运往大陆的主要是大米、白糖、油和土特产；而从大陆运往台湾的，则以各种土布、 陶瓷捋、烟草、棉花、药材等以及百货为大宗。
  随着这种民间经济往来的日益频繁，我们从族谱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德化）下涌赖氏东阳派季房三室十之孙——赖祖、 赖圭、赖兴、赖为、赖梅、赖秋桂、赖来、赖汉阳等八入 （均乾隆、嘉庆间人），俱往台湾，在台湾彰化县院务三佳春居住，经商，贩磁器到台湾贸易。”（德化《侯卿赖氏族谱》，转引徐本章“台湾唐山是一家”，载《泉州文史》第一期，1979年）“（安溪）林远芳，又名纯〓，字文发，号兰圃。生于清嘉庆丁丑（1817）。以海防出力，叠保至道员，封赠至光禄大夫。晚年业茶，有茶商林英芳号，于闽、粤、台湾各有置家。”（林辂存《族系考》）晋江林慎亭即是专做台湾生理的郊商，他先于乾隆三十三年 （1768）在南安水头开典铺，“手边计存有一百七十千”，于是转营台湾生理。其事迹如下：“越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就典铺之本，再整淡水生理。作有三年，获息合余，复整鹿郊数年，亦甚得利。…… 再整兴裕、兴胜、万顺、淡鹿三号生理，……所以数年之间，生息亦算不少。”（《玉山林氏宗谱》）海峡两岸密切的经济往来，使“海瑞弹丸，商旅辐辕，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我们从族谱资料中巳可看出，在这种商品流通中，移民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2.宗族关系。
  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族观念，是维系移民同大陆祖籍密切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这种观念，又往往表现为强烈的爱国爱多情感。
  我们已经知道，从移民在台湾各地形成最初的村落时，基本上是聚族而居或同籍入集中住在一地的。前者系血缘结合，后者系地缘结合。这种结合，对于加强初期移民的开拓力量以及排除各种入为的、自然的侵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当移民离开家乡，来到了这鸿蒙未开、遍地瘴烟的海岛时，他们为了不数典忘祖，往往以其姓氏或籍贯来命名所居住的村落，因而，在台湾出现了许多贯姓或贯籍地名。其具体地名，台湾彭桂芳先生在《“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一书中，巳作了详细统计，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在族谱中，也能看到不少象东石村、郭岑寮、麦园、白沙、 型厝、安溪寮、同安寮、诏安厝等这样的贯籍地名。
  在宗族关系方面，大陆族人在修谱时，始终没有忘记把他们徙居台湾的子孙载入族谱，说明他们从来都把这些外迁者视为本家族的成员。我们所经眼的七十余部载有这方面资料的族谱本身，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其中，如清咸丰年间续修的《东石汾阳郭氏族谱》、1925年重修的《锦江林氏丑房宗谱》、1914年续修的《玉山林氏宗谱》、1931年重修的《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新市派）》、清光绪九年（1883）重修的《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三延科公派家谱》、清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的《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等，均相当完整地把分派于台湾各地的族入记入族谱。清代以来，由于泉、漳一带迁移台湾的人数特别多，故许多乡族的修谱活动，往往有台湾族裔参加，这种海峡两岸族人共同修谱的传统习惯，也构成了闽台关系族谱中的一大特色。
  如嘉庆二十五年（1845）,晋江县石壁村玉山林氏修谱时， 在台湾淡水经商的族人林正心，曾“积金满千，公鸠佛银，交入行中，言念宗谱未修，以为修谱之用。又恐不充，自独加捐以补足”（《玉山林氏宗谱》）。1914年该族重修宗谱时，又由该族耆老林逢辰往台湾跟诸族人联系，于是，“时则有若在台诸人赞襄于外，而事乃纲举目张，又有若在乡诸人协助于内，而事乃势就功成”（同上引）。在台林氏族人，如林华注，对修谱事“心力俱奋，其尊宗敬祖之志，可谓至矣”；林士郁，“与众倡议续修公谱，一切事宜，罔不勉力办理，以期其事之厥成"。（同上引） 1947年晋江东石月窟蔡氏修谱时，台湾族人还特地派蔡钦贤为代表前来会谈，并写了一篇志文附在族谱中，介绍族人在台湾的分布情况。
  台湾移民之所以如此重视他们在大陆宗族的修谱工作，即在于藉此可以纪念水源木本，子孙后代不至于数典忘祖。这种可贵的思想感情有如南安《蓬岛郭氏家谱》中的郭腾蛟传所述者：“公名腾蛟，字治角，周遍公之曾孙也。援例为国学生。自其祖徙居台湾苗栗郡苑里庄猫盂，公生长其地，与蓬岛祖居远隔万里，生平言行事业，尚未能闻其详。惟当光绪庚寅年（1890）,我族三修谱牒，公亲率其子若侄，越重洋归来相视，并为其一派先灵填还冥库，虽云聊从俗例，亦属孝子顺孙所用心。今家乘四修，其孙木火又能慷慨赞成，捐银二百元以助经费，可见公虽身在海外，而其水源木本之念，实相传勿替，与彼视祖宗事漠不关心者，固大相径庭矣。” 族谱资料中还反映了移民在台湾各地兴建该族姓祠堂，以及回大陆修葺祖祠、祖墓的事实。此类族姓祠堂在台湾实多不胜举， 他们基本上是按照祖籍祠堂的称号而命名的，有的甚至连建筑形式也模仿祖籍祠堂。如分派于台湾鹿港的晋江县永宁鳌西林氏族人所建的“林厝祠堂”，彰化粘厝庄的晋江县衙口粘厝埔的粘氏族人所建的“桓忠堂”，台北的长泰县江都连氏族人所建的“瞻思堂”等均是。
  显然，无论是冠籍地名，抑或共修族谱、兴建祠堂等等，都寄托着台湾人民对大陆祖家的深切怀念。
  3.婚姻关系。
  清康、乾以后，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长，那种单枪匹马渡海垦殖，而把家眷留在大陆的情况也逐渐减少了，女性再也不象郑氏政权时期那样稀少了，移民社会中之互相匹配，建立家庭， 巳成普遍现象。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甚至有许多台湾妇女嫁到大陆来。七十余部族谱中，计有十一部记载这种婚姻关系，人数共八十三人。
  兹将台湾妇女嫁到大陆各姓的人数列表于下：举例如下:“（石壁林）际思，生康熙辛卯。妣谢氏，陈江乡侨居台湾凤山县谢国讳团长女。”“（石壁林）士回，生道光辛丑，卒道光癸卯。妣黄氏，名花娘，谥惠和，鹿港人。生道光庚戌。”“（莲埭林）哲山，生道光癸未。配董氏，淡水女。生嘉庆庚辰，卒咸丰癸丑。次配高氏，淡水女。生道光戊子，卒光绪丁丑。”“（莲埭林）谋泽，生光绪壬午。配黄氏，台湾同安寮黄碰长女也，名淑谦。生光绪甲申。”“（泉州虹山彭）金木，生宣统二年。娶台湾林氏悦娘。”“（厦门陈）式海，行一，即江海。娶台北溪州底三角埔仔李氏。”“（福州螺江陈）学圣，娶台湾朱氏。”.台湾妇女嫁到大陆来，使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肉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其重大意义实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