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谱牒是几千年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旨在通过载祖德，立族规，明宗支，分族从，一方面藉以增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则在于宣扬封建伦理精神，让族权统治的绳索系结得更加牢固。显然，这种记述以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带有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但是，由于谱牒所载的家族史，包含了诸如姓氏来源、家族兴替、人口升降、民族迁徙、 风俗习惯、社会变故，以及族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等，内容丰富，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卷帙浩瀚，实非他种文献典籍所能比拟。因此，历代史家编纂史籍，求助于官私谱牒者，实繁有徒。今天，在史学研究中，抢救与发掘谱牒资料，并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运用，乃是一项重要而前景光明的工作。
  近几年来,我们致力于福建族谱的调查，迄今经眼者计一百五十余部，其中七十余部载有涉及闽台关系的资料，而以移民资料为最多，约十七万字。尽管这只是福建族谱中的一小部分，且族谱本身往往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它所反映的各种真确而又具体的史实，不仅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对于闽台关系，尤其是福建移民台湾问题的研究，而且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寻根认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早期移民及其开基台湾的时间福建人民移居台湾的时间，究竟始于何年，文献上确难找到具体依据。然可相信，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闽人之往台，当较他省为早。虽史称唐代浙江人施肩吾于元和元年（806）率族人到澎湖定居，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移民，但史学界持怀疑态度者颇有入在。目前见诸谱牒的最早移民，乃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德化县苏姓。据《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七世祖苏钦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撰的序文云：“（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龙溪、台湾，散居各处。”1 苏钦字伯承，北宋宣和甲辰进士，官至利州路转运判官。该序既作于南宋初，则族人之分居台湾的时间，当可上推到北宋末甚至更早。时泉州已正式设立市舶司（北宋元祐二年，1087）, 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法定港口，商人足迹，远至亚非各国，其与台澎岛屿之联系，亦较前代密切，因而德化苏姓之迁台，是完全可信的。至于上引序文中出现台湾名称（宋时仍称“琉求”）， 很可能是后人修谱时擅改的。
  迨至元代，由于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属于泉州路晋江县，闽台关系更进一步密切，移民人数也有所增加，我们在 《永春帖山陈氏族谱》、《南安丰州陈氏族谱》中，均发现有元代族人迁台的记载。然而，直至明末第一次移民高潮到来之前， 这种迁徙始终是一种毫无组织的个别的行动。特别是，明初实行海禁和一度强迫澎湖居民尽迁内地等错误政策，曾极大地妨碍了大陆人民大批前往台湾进行开发。从明洪武至万历的二百余年间，七十余部族谱仅能找到嘉靖年间迁台者三人，便多少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这些先驱者的名字是：晋江安海人颜龙源，字日盘，生嘉靖甲午年（1534），葬于台湾，在大陆有妻室郑氏和一个儿子；（《安平颜氏族谱》）惠安东园人庄诗，生嘉靖壬寅年1转引徐本章《台湾唐山是一家》,载《泉州文史》第1期，1979年。（1542）,因“少遭兵变，与兄赴台湾谋生”，其身份估计是商人。（《惠安东园庄氏族谱》） •以安海颜姓为例，自明嘉靖间颜龙源往台后，至崇祯间始有颜开誉携眷迁台，并生了两个儿子，从而成为台湾安平颜氏的开基祖。据谱载：开誉字启符，号著寰，廷撰长子，是颜氏第十二世，生万历辛亥年（1611）,往台时间无载。按生年加二十年的一般计算方法，则开誉之迁徙台湾，约在崇祯初年，距前者已有八十年左右。后开誉又返回祖籍，并于康熙壬寅年（1662）卒葬晋江紫帽山。但妻室蔡节勤同两个儿子耀、〓依旧留在台湾。蔡氏于康熙壬申年（1691）卒葬台湾大南门外水蛙潭瓦窑下，寿至七十八，估计是住在台南一带。后颜耀、颜〓在台湾传了不少子孙。
  族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考究有些姓氏在台湾的开基年代时，不应忘记他们先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时间，不知还要早多少年！早期的开拓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往往不带眷属，单入匹马，于荆棘丛莽中苦斗一生。这种情况，直至清初康、雍时代，犹甚普遍。从族谱看，移民携眷同往或在台婚娶者，在康、雍之前，占的比例很小，因而又形成这么一种情况： 被认定为某姓之开基祖者，跟他同时甚至更早往台者，还有很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再略举数例于下：晋江石壁乡玉山林氏，十一世四人于康熙初最早往台，家眷均留在大陆。至十三世族人迁台，始有携眷同往或在当地建立家庭者，但已是康熙末或雍正、乾隆年间的事了。（《玉山林氏宗谱》）晋江新市乡曾姓，于明末清初迁台者六人，只有二人携眷。
  （《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晋江衙口乡粘厝埔粘氏，于乾、嘉之际往台的粘粤、粘恩兄弟，被认为是台湾粘姓的开基祖。但仅秉珂公一派，乾隆年间往台者，还有二十二世的粘世约、粘世牵兄弟和粘德路、粘德江等人，甚至十五世的三昂、二十世的廷璋，早巳分居台湾。（《浔海粘氏秉珂公派私谱》）安溪参内黄姓，系唐初献桑园地建泉州开元寺的黄守恭之后代，三十五世黄宝于道光间到台北淡水山区定居，被认为是该地黄姓之开基祖。但族谱记载，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五十八年间， 该姓族入至少巳有三四百人迁居台湾的上、下淡水等地。（《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一、移民人数、成份及迁徙原因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历来以闽人居多；闽人之中，又以泉、 漳二府各县为最。据1926年的调查，全台湾汉族居民共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入，祖籍福建者达三百一十余万，占百分之八十三强。 其中，泉州府各县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八，漳州府各县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一。据吴壮达《台湾的开发》一书的分析，形成这种地域来源特殊集中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历史关系的密切，尤其是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发，以及后来历时逾二百年的闽台合治制度。
  我们仅从七十余部族谱中发现的迁台者姓名，巳近四千人之多。其中，晋江《玉山林氏宗谱》和《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 均达一千人左右，说明移民人数确实很多。而这尚未包括那些笼统记载“族人分居台湾”,“此派子孙均移住台湾”,以及近代的一些统计数字。
  近四千名移民可分为几个时期,其大约数字如下表：11以生年加二十年为迁台时间。表格中数字，也包括那些在台出生的移民后代在内。从族谱记载可以知道，乾、嘉之前，移民的大多数系新自大陆迁徙而来；道光之后，新移民巳渐少，而原移民生传子女，则迅速增加， 成为多数。虽然，这个数字距历代移民的总数，相去甚远，但它所表现的从郑芝龙时期到清乾、嘉时期移民人数逐步发展的趋势， 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台湾移民史上，明末郑芝龙据台时期、清初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和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的康、雍、乾、嘉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史学界把这三个时期出现的大陆人民大批迁移台湾进行开发的情况，称为三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移民高潮明天启间，以颜思齐、郑芝龙为首的海上资本集团占据台湾北港时，适值福建沿海患旱，泉、漳一带贫民竞相奔往，人数不下三千余。崇祯元年郑芝龙归降明政府，又值福建饥荒，郑氏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即招集沿海灾区饥民数万入移台开垦。“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厥土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有组织的向台湾移民，郑芝龙对开发台湾的重大贡献，其功绩实不可泯灭。
  此次移民之主要成份，显系沿海一带饥民。据族谱记载，晋江县农村，“天启七年，饥。崇祯元年春，斗米银二钱”。而所载移民，有安海颜姓、黄姓，永宁高姓，金井新市曾姓，东石郭岑郭姓，青阳庄姓，均属沿海居民，都可印证。
  族谱资料还反映了此时期移民的某些特点：其一、移民中已有携带家眷者。这些女姓共三人，她们是： 安海颜开誉之妻蔡节勤（后卒葬台湾大南门外水蛙潭瓦窑下）、新市曾宏循之妻吕氏（后卒葬台湾鬼仔山）、郭岑郭一景之妻陈氏 （后卒葬凤山港南线土名中洲仔）。这是迄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女性移民资料，很值得注意。我们知道，由于清初严厉禁止移民携眷往台，曾严重地妨碍了台湾人口的正常增殖。因此，这种女性移民，无疑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其二、有的移民往台后又返回原籍，而将眷属留在台湾，如上引之颜开誉及曾宏循。究其原因，很可能出于欲将在台开垦收成之所余带回大陆，资助亲入，而遇上清初禁海，无法返渡。这说明早期移民同家乡之关系巳十分密切。
  其三、移民中有死葬于台湾鬼仔山者。如新市曾宏璧，“即重璧，字仕楚，兴三子。生万历辛亥年（1611）,于康熙庚申年 （1680）没葬台湾鬼仔山”（《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据查 《台湾府志》卷二《义冢》：“台湾县义冢，一在宁南坊魁斗山，俗呼鬼仔山，历年久远，邱冢垒塞。”台湾县于清末改台南府，明末清初时为荷兰侵略者所窃据，曾宏璧或为荷夷招诱之移民。
  第二次移民高潮1661年4月，民族英雄郑成功挥师东渡， 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也为台湾宝岛的开发开创了新的纪元。
  郑氏进入台湾以后，即一面命各军分区屯垦，一面大力招致因“迁界"而流离失所的大陆沿海居民，组成了一支入数相当可观的开发大军。因此，在郑氏政权存在的短短二十三年中，台湾人口激增，开垦面积迅速扩大，社会经济飞跃发展起来了。
  这支开发大军的主体，仍然是福建沿海的泉、漳各县人民。 从数量上看，除了郑氏部队外，更为大量的还是被迫“迁界”的入民。自顺治末年起，清政府为禁绝沿海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援， 开始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下令北起辽东，南至广东，所有各省沿海三十里居民一律迁居内地，并严禁船只出海，于沿海地区发兵戍守，犯者处死。这种极端残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悲惨的大劫难。据族谱记载：“（晋江县东石郭岑村）迨至大清顺治庚子十七年 （1660）,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荒，父子兄弟，流离失所。”（《东石汾阳郭氏族谱》）“（晋江县衙口乡）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秋，沿海迁界，颠沛流离，虽至亲不能相保。”（《温陵浔海施氏大宗族谱》）“（晋江县石壁乡）际播迁之日，厥居拆毁，荒村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壑。” “（林姓）子姓散处四方者，不知凡几。”（《玉山林氏宗谱》）“（同安县集美村）清朝康熙二年（1663）,被大兵进剿，（陈姓）阖族裔孙数千口，失散越国者，不知去向。”（《同安集美陈氏族谱》）“（漳浦县沙岗村）继以清初郑国姓凭海为巢穴，本朝以迁界绝其交接，（蒲姓）宗族居址皆属海滨地区，是以流离逃散。”（《诏安蒲氏家谱》）此种惨况，见诸族谱，实难枚举。于是，无家可归的广大沿海居民，一部分被迫迁徙内地，一部分出洋东南亚国家谋生，一部分则渡过海峡，参加到郑氏政权开发台湾的行列中去。据史学家估计，当时来自大陆的移民当不下二十万之多。
  族谱所反映的这一移民趋势，不惟人数比前增加，且多数均来自上述沿海地区的“界外”村镇（其中安海颜、黄二姓十三名，占27%。据《安海志》载，当时安海“迁界”最惨，除龙山寺外，余尽废墟），正说明“迁界”乃造成第二次移民高潮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
  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出如下一些情况：移民携眷同往者五人，在台婚娶者四人。如东石郭岑村郭一星（乳名四，号厚斋）偕室吴氏；郭一程（乳名双，号毅斋）偕室林氏、继室吴氏同往，说明台湾妇女在逐渐增多。
  移民有举家迁徙者，如永宁高祐。谱云："九世公祐，生崇祯甲申年（1646）,卒庚寅年（1710）o娶蔡氏。生男一。甲辰年（1664）,搬住台湾。”（《永宁霁霞高氏家谱》）移民有携眷往台后又孤身到南洋去，而卒于异国者，如永宁高印柱。谱云：“九世印柱，生崇祯戊寅年（1638）,卒康熙辛巳年 （1701）,殁于番邦。娶陈氏，生崇祯癸未（1643）,葬在台湾。”（《永宁霁霞高氏家谱》）族谱记载移民的死葬地点，有：鬼仔山（一人）、台湾府演武亭前（一人）、台湾大南门外下林仔（三人）、郡东门外观音亭（一人）、承天府演武亭山（一人）、洲仔尾（一人）、凤山伶舍埠（二人）、凤山庄槺榔林（一人）、诸罗赤山（一人）、 淡水北势湖海岛（一人）。表明这时期的移民均集中在西部沿海一带，而以台南为多。
  -第三次移民高潮1683年郑氏政权结束以后，政治上统一的局面，给海峡两岸的各种联系和台湾的进一步开发都带来了新的积极的因素。尽管清政府在初期采取了一系列严厉而愚蠢的限制政策，但大陆人民，尤其是一水之隔的福建人民，还是相继不绝地涌向彼岸去。一场由南到北、由西到东的垦殖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在康、雍年间， 已能见到最初的浪头，至乾、嘉年间，则达到最高峰。据《台湾通史》的估计，到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湾的汉族人口巳超过二百万。
  族谱资料在如下几个方面，为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一是移民人数。七十余部族谱所载，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移民达一千六百人，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无生年未统计者除外)其中，康、雍时期一百八十人，乾、嘉时期一千四百人，其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再从迁台人数最多的晋江石壁乡林姓来看，该族于郑氏政权时往台者二人， 康、雍时三十二人，乾、嘉时即增至二百九十人。安溪参内黄姓的情况亦如是：郑氏政权时三人，康、雍时二十四人，乾、嘉时遂遽增至二百人。这种情况甚为普遍。还有一些族姓，如晋江永宁鳌西林姓、泉州龙笋曾姓等，甚至是到了乾隆后期，才开始他们的迁台史的。
  为什么这次移民运动，在康、雍时期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速度尚如此之缓慢？这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实行的所谓“为防台而治台”的错误方针导致的。我们知道，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十八年(1719)和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曾三次严申禁令，企图堵绝沿海人民偷渡入台。此禁令又经乾隆初年的三行三弛，至乾隆二十五(1760)以后，在移民运动的冲击下，限制政策始归于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此次移民高潮会迟至乾、嘉时期，认真地说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真正形成的重要原因。我们还注意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蜡江港对渡，五十七年（1792）又开放淡水河口的八里岔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对口通航，这个措施，不仅对闽台经济关系的进_步密切，而且对移民高潮的迅速形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蚶江港开放以后，很快便成为泉州对台交通的中心，一时 “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因而出现了 “群趋若鹫”的局面。（《新建蜡江海防官署碑记》）禁令之废弛，蚶江之开放，大大有利移民的迁徙活动。在晋江县南部，尤其是蚶江附近农村，迁台人数所以会特别多，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兹就该县几部主要族谱记载的迁台大约人数列表于下，以资说明：二是移民特点。兄弟相率，夫妻同往，甚至举家迁徙现象的普遍出现，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特点之一。在各姓族谱中都能找到这样的记载。以安溪县参内黄姓为例：该姓从康熙末年以后移居台湾的族人中，父子同往者计二十九，兄弟同往者计十七(人数不等)，夫妇同往者四十四对，全家同往者三十家。这种情况说明台湾的开垦所给予劳动者的利益，越来越吸引着大陆失掉土地或缺乏土地的人们。就参内黄姓而言，人多地少，始终是这里的一个严重问题，因而他们只有往台湾和南洋去寻找出路。(此时期参内黄姓往南洋者，也多至数百人)单身移民往台后娶妻、建立家庭现象的普遍出现，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又一特点。以晋江东石蔡氏长房三延科派迁移台湾的族人为例：从乾隆年间开始，在台娶妻者八十人，在台继娶者九人。
  “世构，号纯朴，往台南路竹仔港汕岸顶居住。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嘉庆十八年(1813) 。在台娶三块厝许氏女，名澄娘，号纯慈。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道光十一年(1831),墓葬坎脚。生男四。”“文荣，号惠良。住布袋嘴庄。生乾隆四十一年(1776), 卒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娶龙蚊郑氏女，名座娘；继娶新庄刘氏女，名密娘。承男一。”“文挺，住鹿港庄。在唐先娶苏氏女，名俭娘，早殁； 在台再娶某氏女，名溅娘。生男一。”“章蜡，号章纯。生嘉庆十八年(1813),卒同治二年 (1863),在台身故，葬五股。娶下村乡张却娘，又在台娶侧室陈香炽。养男四，生男一。”这说明，早期那种妇女奇缺、移民性别不平衡的状态，至此时已经结束。而移民家庭的建立，则使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三是移民成份。随着迁台人数的发展，移民的成份也复杂起来了。当然，农民始终是移民大军的主体，对此族谱虽不特别注明，但完全可以判断。除此之外，在族谱资料中，尚可看到商人、官吏、士兵、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医生、店员、手工业者、僧侣等等，也都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他们构成了台湾社会的各个阶层，其意义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下表数字，系根据族谱有注明身份者统计的，这里着重分析一下知识分子移台问题。康熙二十二年（1683）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始立府、县学，岁科试以取生员。定例府学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癝膳二十名，增广如之。县学定额稍减。但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为容易。这给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诺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带来了获取秀才资格的好机会，于是东渡求进学者，十分普遍。晋江县林宏礼（字孙敬，号省庵，官名名世。生康熙十九年，卒乾隆二十年）即为典型一例。他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 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果也，文宗吴昌祚公岁取入泮。”（《玉山林氏宗谱》）又南安蓬岛郭姓移居台湾的家族，从十九世至二十三世，约当十八、十九世纪的一百多年中，共有十九人在台湾进学为秀才。（《蓬岛郭氏家谱》）不少移民于台湾进秀才后，即转回原籍，参加乡试。如晋江县从乾隆元年＜1736）至二十年（1765）,共有十名举人是台湾的秀才考中的。（《晋江县志》）龙溪县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 至乾隆十六年（1751）,也有十六名贡生原是台湾秀才。（《龙溪县志》）闽台文化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尚须指出，不少知识分子渡台任塾师，以及一些清廉的学官，对于传播文化知识，发展教育事业，都曾做过贡献。这方面地志记载颇多，兹引族谱中两例以作补充：清末著名状元、晋江人吴鲁的儿子吴钟善（光绪癸卯经济特科，廷试二等），曾应林姓之聘，渡台课授经文，并在台刊印其父的《正气研斋汇稿》及《百哀诗》。（吴增撰《清故徵君顽陀吴君墓志铭》）福州人陈平皋于嘉庆十二年（1817）调任台湾嘉义县学，见 “台地赌风甚炽，樗蒲辈藉学宫为逋逃薮，胥斗因而滋奸”，即 “令尽驱博徒，整肃学规，悉除陋习，分毫无所取，以故去任而行橐萧然”。（福州《颍州陈氏族谱》〉三、移民分布及其特点七十余部族谱记载族人在台湾居住或卒葬的地名，有数百个之多，这为我们考究各个族姓的分布和台湾入民寻找大陆的根，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了说明问题，兹据族谱所载，选录部分族姓分布的主要地点，列表如下：①① 表中地名均依族谱写法，加线者，系主要分布地点。（续上表）从上表可以看出，泉籍移民基本上分布于西面沿海地区的几个城市及附近农村，中部山区及台东一带，则人数极少。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即在于泉籍移民比其他地区的移民都要来的早， 他们捷足先登，居住于滨海及港口地方，因而从事工商业的人数也较他籍移民为多。清代，台湾的商业中心有：府城（今台南市）、鹿港、艋舺（今台北市万华）、淡水、沪尾、大稻堤、竹堑（今新竹市）、彰化、嘉义、凤山等，其中尤以“一府二鹿三舷胛"为最繁荣。而这些地方，居民均以泉籍为多。该籍商人组织的“外郊”、“内郊”，控制了与大陆的通商贸易，在经济上拥有雄厚实力。
  在移民分布上，各族姓大部分人均集中于几个地点，出现了聚族而居或同籍人居于一地的现象。如晋江东石蔡姓，据1947年台湾族人蔡钦贤为晋江《月窟蔡氏家谱》写的一篇志文说：“东石十房出祖在台南之布袋、新堤、郭岑寮、虎尾寮等处者，人口总计有三万左右人。其中以玉井房之布袋为最多，其余如西霞房之在埠虎尾寮，亦有三百八十余户，东堤之虎尾寮亦有九十余户，金埔、珠泽之在北港仔婆仔寮亦各甚多，而我新塭亦有二十余户，足见我族蕃衍之盛，人丁之多矣。”这种浓厚的地缘、血缘关系，正如台湾学者所认为的，“完全是基于早期移民彼此间互相合作的需要”。对于开拓事业，以及加强移民的自卫力量和斗争力量等等，都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地缘与血缘关系，也产生了许多不良因素，最严重的就是连年不断的移民间之械斗，如闽粤籍移民械斗，漳泉籍移民械斗，甚至泉州籍中的晋南惠移民与同安移民的械斗。这些械斗， 曾经给农业生产和移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
  四、移民同大陆的关系大陆人民移居台湾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陆祖籍的各种联系。在这方面，族谱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1.经济往来。
  清政府统一祖国以后，台湾的封建经济蓬勃发展，百业俱兴，于是往台经商，成了大陆人民的出路之一。如晋江县石壁村林诒祥：“讳世凤，号德斋。生康熙己未（1679）,卒乾隆癸酉 （1753）。……十六岁身游东宁（台湾），建立‘泉源行'以为托迹之所，招商为贾，贸易生计，一家衣食，无忧不给，即此谋始。”（《玉山林氏宗谱》）其同族林式光（字燕晖，号白成。生乾隆三十六年，卒道光十年），一生曾四次渡台营商，“生理开张，利路渐进”。林诒铉（讳世鼎，号象州。生顺治十七年，卒康熙四十二年）则先“羁旅东宁，托迹于军伍之列"，后“辞役弃职，营谋生路，在台关帝庙口开张糖行，财源颇聚”。于是旋里婚娶，“不数月挈眷赴台，以就生意” 。（《玉山林氏宗谱》）泉州法石伍世桂、世跷兄弟（咸丰至光绪间人），则自少“往台湾经商，开成面店在大铳街，颇得兴市获利"（《法石伍氏族谱》）。泉州燕支苏宗素 （字孙贵，号绚轩。生乾隆十五年，卒嘉庆十三年）曾“业商台湾淡水新庄”（《燕支苏氏族谱》）。
  移民在台湾募众垦殖，拥有田园，从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也颇不乏人。如晋江县石壁村林式霁：“字燕明，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之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蓄妻子，置田园。……自是省之贡院、台之考棚、淡之城郭，公俱与有力；族中祀典，岁费周章，公首揭重金，倡建祀田。今持筹者权有二千金，预为买沃计。"（《玉山林氏宗谱》）从事海运业而成为巨商者，如福州人陈开夫：“讳麟书，一名肇乾。……少游台郡，补弟子员，食廪饩。……既以家贫，操贾业，巨舶往返辽东，积资巨万。” （福州《颍川陈氏族谱》）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三年（1788）,清政府先后开放台湾鹿港、淡水厅辖之八里岔口与晋江蛆江对渡，使闽台之间的交通更形频繁。这大大刺激了海峡两岸经济的繁荣与交流。在台湾西海岸的港口城市,，移民中的商人组织了南、北郊与港郊， 同大陆的宁波以北诸港，金、漳、泉、汕头、香港诸港以及岛内诸港，进行活跃的商贸往来。而当时台湾之郊商，又几乎控制在泉、漳移民手中，因而同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关系特别密切。在泉、漳一带，这种郊商组织也早已形成。其中，专营台湾生理之商行与日俱增。如道光年间，泉州仅鹿港郊一途，即达四十六家。（见泉州市文管会收藏道光十七年《泉郡鹿港郊公置铁钟铭文》）。此外，尚有淡（水）郊、笨（港）郊等。（见咸丰十一年《重修小开元准提寺记》）在厦门、漳州等地，亦均有这种郊商组织。
  道光《厦门志》云：“台湾，内地一大仓储也。”“以台地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台湾初辟，地力甚厚，三熟四熟，收获丰稔，漳泉之民趋之若鹫。"当时，从台湾运往大陆的主要是大米、白糖、油和土特产；而从大陆运往台湾的，则以各种土布、 陶瓷捋、烟草、棉花、药材等以及百货为大宗。
  随着这种民间经济往来的日益频繁，我们从族谱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德化）下涌赖氏东阳派季房三室十之孙——赖祖、 赖圭、赖兴、赖为、赖梅、赖秋桂、赖来、赖汉阳等八入 （均乾隆、嘉庆间人），俱往台湾，在台湾彰化县院务三佳春居住，经商，贩磁器到台湾贸易。”（德化《侯卿赖氏族谱》，转引徐本章“台湾唐山是一家”，载《泉州文史》第一期，1979年）“（安溪）林远芳，又名纯〓，字文发，号兰圃。生于清嘉庆丁丑（1817）。以海防出力，叠保至道员，封赠至光禄大夫。晚年业茶，有茶商林英芳号，于闽、粤、台湾各有置家。”（林辂存《族系考》）晋江林慎亭即是专做台湾生理的郊商，他先于乾隆三十三年 （1768）在南安水头开典铺，“手边计存有一百七十千”，于是转营台湾生理。其事迹如下：“越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就典铺之本，再整淡水生理。作有三年，获息合余，复整鹿郊数年，亦甚得利。…… 再整兴裕、兴胜、万顺、淡鹿三号生理，……所以数年之间，生息亦算不少。”（《玉山林氏宗谱》）海峡两岸密切的经济往来，使“海瑞弹丸，商旅辐辕，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我们从族谱资料中巳可看出，在这种商品流通中，移民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2.宗族关系。
  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族观念，是维系移民同大陆祖籍密切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这种观念，又往往表现为强烈的爱国爱多情感。
  我们已经知道，从移民在台湾各地形成最初的村落时，基本上是聚族而居或同籍入集中住在一地的。前者系血缘结合，后者系地缘结合。这种结合，对于加强初期移民的开拓力量以及排除各种入为的、自然的侵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当移民离开家乡，来到了这鸿蒙未开、遍地瘴烟的海岛时，他们为了不数典忘祖，往往以其姓氏或籍贯来命名所居住的村落，因而，在台湾出现了许多贯姓或贯籍地名。其具体地名，台湾彭桂芳先生在《“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一书中，巳作了详细统计，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在族谱中，也能看到不少象东石村、郭岑寮、麦园、白沙、 型厝、安溪寮、同安寮、诏安厝等这样的贯籍地名。
  在宗族关系方面，大陆族人在修谱时，始终没有忘记把他们徙居台湾的子孙载入族谱，说明他们从来都把这些外迁者视为本家族的成员。我们所经眼的七十余部载有这方面资料的族谱本身，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其中，如清咸丰年间续修的《东石汾阳郭氏族谱》、1925年重修的《锦江林氏丑房宗谱》、1914年续修的《玉山林氏宗谱》、1931年重修的《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新市派）》、清光绪九年（1883）重修的《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三延科公派家谱》、清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的《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等，均相当完整地把分派于台湾各地的族入记入族谱。清代以来，由于泉、漳一带迁移台湾的人数特别多，故许多乡族的修谱活动，往往有台湾族裔参加，这种海峡两岸族人共同修谱的传统习惯，也构成了闽台关系族谱中的一大特色。
  如嘉庆二十五年（1845）,晋江县石壁村玉山林氏修谱时， 在台湾淡水经商的族人林正心，曾“积金满千，公鸠佛银，交入行中，言念宗谱未修，以为修谱之用。又恐不充，自独加捐以补足”（《玉山林氏宗谱》）。1914年该族重修宗谱时，又由该族耆老林逢辰往台湾跟诸族人联系，于是，“时则有若在台诸人赞襄于外，而事乃纲举目张，又有若在乡诸人协助于内，而事乃势就功成”（同上引）。在台林氏族人，如林华注，对修谱事“心力俱奋，其尊宗敬祖之志，可谓至矣”；林士郁，“与众倡议续修公谱，一切事宜，罔不勉力办理，以期其事之厥成"。（同上引） 1947年晋江东石月窟蔡氏修谱时，台湾族人还特地派蔡钦贤为代表前来会谈，并写了一篇志文附在族谱中，介绍族人在台湾的分布情况。
  台湾移民之所以如此重视他们在大陆宗族的修谱工作，即在于藉此可以纪念水源木本，子孙后代不至于数典忘祖。这种可贵的思想感情有如南安《蓬岛郭氏家谱》中的郭腾蛟传所述者：“公名腾蛟，字治角，周遍公之曾孙也。援例为国学生。自其祖徙居台湾苗栗郡苑里庄猫盂，公生长其地，与蓬岛祖居远隔万里，生平言行事业，尚未能闻其详。惟当光绪庚寅年（1890）,我族三修谱牒，公亲率其子若侄，越重洋归来相视，并为其一派先灵填还冥库，虽云聊从俗例，亦属孝子顺孙所用心。今家乘四修，其孙木火又能慷慨赞成，捐银二百元以助经费，可见公虽身在海外，而其水源木本之念，实相传勿替，与彼视祖宗事漠不关心者，固大相径庭矣。” 族谱资料中还反映了移民在台湾各地兴建该族姓祠堂，以及回大陆修葺祖祠、祖墓的事实。此类族姓祠堂在台湾实多不胜举， 他们基本上是按照祖籍祠堂的称号而命名的，有的甚至连建筑形式也模仿祖籍祠堂。如分派于台湾鹿港的晋江县永宁鳌西林氏族人所建的“林厝祠堂”，彰化粘厝庄的晋江县衙口粘厝埔的粘氏族人所建的“桓忠堂”，台北的长泰县江都连氏族人所建的“瞻思堂”等均是。
  显然，无论是冠籍地名，抑或共修族谱、兴建祠堂等等，都寄托着台湾人民对大陆祖家的深切怀念。
  3.婚姻关系。
  清康、乾以后，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长，那种单枪匹马渡海垦殖，而把家眷留在大陆的情况也逐渐减少了，女性再也不象郑氏政权时期那样稀少了，移民社会中之互相匹配，建立家庭， 巳成普遍现象。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甚至有许多台湾妇女嫁到大陆来。七十余部族谱中，计有十一部记载这种婚姻关系，人数共八十三人。
  兹将台湾妇女嫁到大陆各姓的人数列表于下：举例如下:“（石壁林）际思，生康熙辛卯。妣谢氏，陈江乡侨居台湾凤山县谢国讳团长女。”“（石壁林）士回，生道光辛丑，卒道光癸卯。妣黄氏，名花娘，谥惠和，鹿港人。生道光庚戌。”“（莲埭林）哲山，生道光癸未。配董氏，淡水女。生嘉庆庚辰，卒咸丰癸丑。次配高氏，淡水女。生道光戊子，卒光绪丁丑。”“（莲埭林）谋泽，生光绪壬午。配黄氏，台湾同安寮黄碰长女也，名淑谦。生光绪甲申。”“（泉州虹山彭）金木，生宣统二年。娶台湾林氏悦娘。”“（厦门陈）式海，行一，即江海。娶台北溪州底三角埔仔李氏。”“（福州螺江陈）学圣，娶台湾朱氏。”.台湾妇女嫁到大陆来，使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肉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其重大意义实不容忽视。
  结语族谱资料所提供的大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自古属中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千百年来，以郑成功为优秀代表的大陆人民，同台湾高山族入民一起，历尽千辛万苦， 把台湾开发成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人民的祖家在大陆。他们同大陆人民根连根，这种血肉关系，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任何力量也分离不了的。三十多年来，大陆人民无限怀念他们在台湾的亲人，台湾人民也日夜思忆着大陆祖家。我们深信，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必定要统一，亲入一定会团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庄为玑王连茂1983年2月于泉州附言：此文系1983年2月为参加“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而作，由王连茂执笔。撰成以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二十余部族谱，从而使本书所收录之福建各姓谱牒增至百部，所记载之迁台移民达到七千人左右。这些新搜集的族谱，如龙海县的《圭海许氏世谱》、《闽漳龙邑莆山林氏家谱世纪》，永春县的《官林李氏七修族谱》、《桃源凤山康氏族谱》，南安县的《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等，均极具价值，为我们在文章中所论述的问题，提供了许多新的例证。由于时间匆促，我们未作修改补充，一些统计数字也未予改动，只在新搜集的族谱按语中作些必要的介绍。特此说明。

此文系1983年2月为参加“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而作，由王连茂执笔。撰成以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二十余部族谱，从而使本书所收录之福建各姓谱牒增至百部，所记载之迁台移民达到七千人左右。这些新搜集的族谱，如龙海县的《圭海许氏世谱》、《闽漳龙邑莆山林氏家谱世纪》，永春县的《官林李氏七修族谱》、《桃源凤山康氏族谱》，南安县的《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等，均极具价值，为我们在文章中所论述的问题，提供了许多新的例证。由于时间匆促，我们未作修改补充，一些统计数字也未予改动，只在新搜集的族谱按语中作些必要的介绍。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