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于元和二年(807〉入相,三年九月带相职出镇淮南, 又于元和六年(812)再度入相,三年后暴死,为相计四年余,从首次入相至去世计七年。这七年正是李吉甫“知天命”的年龄,经验丰富,除了积极加强边防防务,劝解宪宗停建永昌公主祠堂外, 还在抑制藩镇割据,加强地方吏治,改善中央管理方面,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事。李吉甫办事敏捷,善于动脑,勤于思考,又在江淮一带做地方官15年,对乡里民人疾苦了解,对地方行政管理熟悉,他深知地方州刺史和县令地位的重要,下治民,上系中央, 应慎选人,也应充分授权,但更重要的是加强管理,不得让剌史成为节度使的囊中之物。他让有司选择材堪县令刺史者十余人为州刺史,让州刺史得自为政,但不得擅自见节度使,节度使也不要以巡视名义聚敛财富。同时又改变了德宗以来,藩镇节度使终身不易地方的作法,为相一年,他竟将36镇的节度使调防,从而切断了州刺史和节度使的联络网,保证了中央集权,所以考课最好。 唐中叶以来,由于藩镇割据,宦官左右朝纲,造成了冗官之弊,使本来紧张的中央财政更加困难,李吉甫力主改革此弊。他上书说:“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故生人日困,允食日滋。”①但是自安史之乱以来,兵源增加,戍兵常80余万,这些兵士服役完毕后有一半左右的人不归乡里去务农,而是去经商,或干杂役,还有些人入寺为僧,从而形成了三分劳苦大众供养七分人衣食的局面。这样,财富日寡而受禄者日多,官员资格混乱,万事办理繁琐。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李吉甫提出了三个解决措施。其一,并州县,减吏员。他说:“汉初置郡不过六十”,而“今列州三百,县千四百,以邑设州,以乡分县, 费广制轻,非致化之本。”①因此应并州县,这样“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其二,定俸禄。安史之乱后,“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②堂堂的三品大员刑部尚书颜鲁公才月俸60贯,而竟举家食粥。③代宗大历二年(767)、德宗贞元四年 (788)先后两次加京官月俸。然而,生产萎缩,物价飞涨,京官生活仍很贫困,故以权谋私现象严重。李吉甫提岀核定人数,解决官员之中“名在职废,俸存额去,闲剧之间,厚薄顿异”④的不公现象。其三,对都畿一带寺庙的祠田收税,凡经营碾磑者也收税, 将收入配给贫民。李吉甫的改革措施•减冗官八百员,吏员四百, 大家都认为处理得当。
李吉甫首次任相一年后,出现了两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是元和三年四月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县尉牛僧孺、皇甫湜和前进士李宗闵应试,在对策答卷中指陈时政得失,无所回避,主考官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三人对策答卷大加赞赏,署为上第。唐宪宗也对三人答卷欣赏,诏中书从优安排。宰相李吉甫却认为牛僧孺等人批评的矛头是对准自己,哭着对宪宗说: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负责复试,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却不回避,裴垍态度也不明朗,这是科场舞弊。当时李吉甫正受信任,宪宗也正依靠李吉甫出谋削藩镇,遂将杨於陵、韦贯之贬官远逐,裴垍、王涯不再任翰林学士,李宗闵等人长期不得升调, 这就是唐中后期牛李党争的序幕。此事怪李吉甫心胸狭窄,处世不公,翰林学士白居易等曾上书对此大加指责。
第二件不愉快的事,也是大臣要整治李吉甫。李吉甫早年很看重羊士谔,并将其升为监察御史,司封员外郎吕温有词艺,李吉甫也与之交好,窦群也与羊士谔、吕温友好,李吉甫也举荐窦群为御史中丞。窦群初拜御史中丞,即上书奏请任羊士谔为侍御史,吕温为郎中、知杂事。李吉甫又一次暴露出其心胸狭窄,他恨窦群不先告诉自己而直接上书,于是将窦群上书之事拖下不办。窦群等对此非常气愤。正巧李吉甫生病,医人陈克明夜宿李吉甫家,窦群将陈克明等抓获,以李吉甫交通术士弹劾李吉甫,宪宗大惊,询问情况不实,便将窦群贬官。李吉甫也感到树敌太多,便上书自请免相。他知道皇帝非常欣赏裴垍,于是上密札,要求裴垍代替他的职务。宪宗皇帝非常宠信裴垍,于是任裴垍为相,而让李吉甫带相职充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在地方,也不忘朝政,“每有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皆密疏论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