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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六年,太宗与大臣们讨论国家何事为急。有的说“养百姓最急”,有的谈“安定四夷为急”。还有的说教导人民讲礼义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太子、诸王定名分为最急。”唐太宗同意褚遂良意见，说:“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即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①可见唐太宗将定名分、慎择师作为最急的头等大事。
  为了将太子培养成皇帝的接班人，李唐王朝所建东宫官属庞大，主要成员是三师三少、太子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谕德等。三师指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少指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师三少负责教谕太子。太子宾客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太子左右庶子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左谕德掌“讽谕规谏”，右谕德掌“导引宫臣辞见及承令劳问之事”。太子詹事是太子府总管。
  除太子之外的诸皇子皆封王，王府设傅一人，掌补正过失； 咨议参军事一人,掌预谋议事;友一人，掌侍游处，规讽道义;侍读、文学一人，掌校典籍，侍从文章;东西阁祭酒各一人,掌礼贤良，导宾客。此外还有长史、司马、掾、史等王府事务官。
  太宗时重视对太子的培养和皇子的教育，他要求太子官要认真辅佐太子，常谈百姓间利害事。太子承乾嬉戏过度,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作《赞道赋》述古来储君事以诫教太子，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谏教》20卷，以讽谕太子，太宗对此称赞赏赐。李治为太子，太宗常让他陪同自己相见群臣，当场观摩对日常政务的处理。有时还有意听听他对事情处理的意见。他亲著《帝范》赐给太子，让其学习，以便成为一个真正能治理国家大事的皇帝。太宗对太子的教导、教育、训练，一直被后代皇帝视为楷模，但太子能否被培养好，关键在于君主个人是否勤政，能否为太子树立良好的形象。太宗以后的君主勤政者寡，所以培养太子建树者甚少。
  太宗皇帝曾以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 凉州总管，西讨元帅等身份削平群雄，太宗即位，便沿此俗，让亲王兼任地方军政、民政长官，所领官职有州都督、州牧、州刺史等，此俗一直沿袭。玄宗前仍有领采访使、太守、京兆尹、节度使、 行军元帅等职者,所领职的亲王唐初大多到任，是实职,如荆王元景历任刺史，以善政闻，韩王元懿历任刺史，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道王元庆历任刺史，以政清闻等等。后来则多系遥领，而且年幼即任命领职，不到任。褚遂良曾上书太宗,指出年幼皇子遥领军政、民政的弊端，太宗予以采纳，但太宗以后的皇帝们仍沿用年幼领职的办法,其意有屏藩中央之意，也有培训诸王子从政之意。然而许多藩王岀藩有军政大权后,往往结成朋党，争地位，反叛朝廷。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玄宗便采取了给诸皇子单设房第,使其养尊处优，不与政事的办法。此法溯源应至武则天时代，圣历初年(698),武则天在东都积善坊盖房，让玄宗等五王居住，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大足元年(701)又在长安兴庆坊盖房，让睿宗五子居住在里边，也叫“五王宅”。其中李隆基在兴庆坊西南盖有两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李隆基为帝后，称兴庆宫。玄宗即位，接受谯王重福出迁外藩，因失爱而反叛的教训,采用则天皇后以来盖五王宅的做法，又在安国寺东盖大宅院，让其年长的十子居住,为十王宅，令宦官管理，引词学工书之人教导。后来，诸幼子长起，又盖六宅，故号十六宅。史书曾载唐玄宗初为帝时在五王宅中与其兄弟的生活,说帝时时登楼，闻诸王作乐，必亟台至楼，与同榻相坐，同享作乐之欢。或幸诸王之邸，赋诗燕嬉，诸王每天早晨于侧门相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毬、斗鸡、驰鹰犬为乐。玄宗弟兄如此，十六宅中的皇子们也大致如此生活。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使皇子们专注于享乐，不致力于政务，自然减去了权力之争的担忧，但却难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帝王，因此自唐玄宗建十六宅后,皇子多无能。后来又给宦官专权，从十六宅中选皇帝以行废立创造了方便条件。

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