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领导学上讲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每个开国皇帝与治世英主都有一批骨干并形成核心层，大唐帝国的开业者高祖、太宗亦然。
  高祖之父李昞、祖父李虎在北周是柱国大将军，北周的统治核心是宇文泰所经营的的关陇集团，这个关陇集团的主要成员是:鲜卑贵族上层元氏、长孙氏、于氏、陆氏、源氏、窦氏、独孤氏诸族，关陇、河东一带汉族世家大族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上谷侯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柳氏、薛氏诸姓，后来部分山东士族如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顿丘李氏中个别房亦曾投奔这个关陇集团。尤其是李渊、杨坚本人及其祖数人与宇文氏联姻，所以当李渊、李世民父子举义旗时,许多关陇集团的人投奔而来，高祖、太宗对此予以重用，这些人在唐政权中势力最强，左右当时政局。高祖、太宗在反隋期间，又使许多非关陇集团又非名门士族者显名。高祖、太宗要巩固其统治、建立起领导核心，就要重用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又立下汗马功劳的新人，也要利用自己是关陇集团核心成员的身份， 拉住关陇集团。在唐初，门阀士族势力虽属强弩之末，但士族之风仍对社会有较大影响，隋文帝曾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之风，结果造成士族的不满。唐高祖即位,片面接受教训，曾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名门士人充任，不过高祖却将大中正搞成了名誉职务，将用人权归吏部，不久即废。这时的山东士族崔、卢、李、郑,江左王、谢等大族虽家势已败落，但唐开国元勋李世勣、房玄龄、魏征等与之结亲时，他们还自负门第高，多索要钱财。为了维护以功臣和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唐初统治集团的利益，自高祖起即开始采取措施，太宗更系统化，其做法有二，一是编《氏族志》,以提高新贵的地位。二是兴科举以选拔新人。
  唐太宗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证世系，根据忠贤奸逆定士族九等，于638年书成，列山东士族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看了大为不满，说：山东士族已世代衰微，靠买卖婚姻混日子，“我不解人间何以重之”。于是又令高士廉等再修，定等原则是“不许论数世以前，止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①当时修《氏族志》的四人分别是属山东士族的高士廉（渤海高氏）、关中士族的韦挺、江左士族的岑文本、河西士族的令狐德棻,四人按太宗所定原则，设定皇族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氏为第三等，唐太宗对此予以批准。该《氏族志》 共100卷,293姓，1650家，从而造成了以宗室为首，功臣（含外戚）和关陇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领导统治集团。在这个圈子中，勋贵名臣通婚，国子监及各类学校按官品招生徒，这对山东士族是个抑制，而对新贵族是种褒奖与鼓励。
  汉行察举制度，自上而下规定荐举名额及标准，下推上选。景帝、武帝时却也起用了一大批能吏，但由于操察举权者徇私枉法，至东汉竟岀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②的悲剧。曹魏沿着荐举之路向前走，将乡闾评议的旧传统官方化,设中正官，采择乡间德行结合家世，将士人分为九等,作为任官根据，也有在择人方面选择客观标准的意义，但不久即被门阀士族操纵, 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现象。士族把握大权，但又不干事，终于腐朽。南北朝时的诸皇帝如走马灯，皇帝有为，再用人得当，则政治清明，君昏用佞臣则天下乱。时至唐朝,高祖当国，尚用佞人裴寂,杀功臣刘文静，幸喜当政时短，未酿成大祸。太宗亲自目睹了隋由一个强盛富庶的大帝国倾刻而崩溃灭亡的过程，深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灭隋兴唐的过程中体会到“治安之本，惟在得人”②的道理,于是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清明的两条主要措施。
  其选人的渠道有三，其一，颁布求贤诏，要求大臣推荐和能人自荐。贞观年间，他曾五次颁布过求贤诏，他把推荐人才作为大臣的要务，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人则加以严厉批评。宰相封德彝很长时间未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太宗批评说:“治世应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才不乏贤人奇才，你不善知人，怎能诬一世无贤才呢?”其二，处处留心和査访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重用提拨。当太宗得知中郎将常何所议朝政高论是其食客马周书写的后，立即召马周进宫交谈，发现其确实有才，当即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马周办事机敏，逐步升至中书令,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其三，科举取人。科举取人有四层含义，一，分科考试;二，投牒自进;三，州郡考试交于朝廷;四,公开考试,择优录用。考试制度源于西汉的策问，东汉时左雄建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③，这即有分科考试的意思。至北齐时，已开始推行州郡先试，然后推择至中央，并且用孝廉试经、秀才试对策方法。投牒之牒即书札,类似于今日的履历表或自我鉴定表，投牒自进就是持牒自我介绍，以求录用。这个风气源于东汉，不过，在隋以前并未将投牒自进与考试制度联系起来。隋文帝时期行“分科举人”办法，以力图代替九品中正制，但当时所分科甚多，也无定制。高祖即位，即恢复隋“分科举人”制度,并开始制度化，经太宗发展，更臻于完备和系统化。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 开元二十四年（736）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是每年举行的定期考试,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 进士、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明经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贴经，经指经书,唐太宗令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 《礼记》、《大学》五经，此外学习的还有《仪礼》、《周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等经书。贴经即把经书原文某一页隐蔽了上下部分,中间只开一行，又在那一行贴盖三个字，要求应试者读出或写出经文的全部，这是专考死记经文的功夫。进士科考诗赋和时务策，需要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进士科最难考， 录取率一般在百分之一到二，但一旦考中进士科，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再经吏部考试合格后,就可正式授官，叫做“释褐试”，褐为民衣，“释褐”即脱去民衣穿官服，因此人们称考中进士为登龙门。参加常科考试的生源有两类，一类是国子监、府、州、县学的学生，称“生徒”，二是在各地私学中读书但经州县保荐的学生， 称乡贡。制科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制科名目繁多，最著名的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应制科考试的人可以是做过官的人，也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甚至庶民百姓也可以应试。由于制科不定,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不如常科。科举考试不计门第，确也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有一次,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结队而行,不禁笑逐颜开，高兴地说:天下英才都落入我手中了。
  中国是个人治的社会，选人重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用人更重要，会用人者可改造不肖之人，不会用人者则束缚住贤人手脚，使其才无法发挥,唐太宗善选人，又在用入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用人如器，用人所长,发挥集体智慧，智能互补，是唐太宗用人的第一个特点。《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记述了唐太宗与王珪的一段对话，正反映了此点。“冬十二月，诸宰相侍宴, 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王珪回答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洽繁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如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及诸大臣都服王珪之论，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事，都说:“非如晦不能决。”及杜如晦至,才用房玄龄之策。唐太宗以为李靖是将相之才,房玄龄、戴胄是实干家,温彦博文才高妙又是人格典范，魏征执法如山，主持公道，王珪善于发现人才，知人长与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善于发现人的长与短，善于驾驭各种人才，使其智能互补，并且认识到人才互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为今日领导学上领导集团成员的智能互补理论提供了典范。
  唯才是举与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 唐太宗常和魏征、王珪等人论君道与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草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闻风而来，用一坏人，则周围坏人聚拢而来。”魏征又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 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德才兼备才可去用。”他非常赞赏魏征之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学上有一个共生效应,有一奇才，其周围必有众才相随，如众星捧月一般,太宗的好人聚好人，坏人聚坏人理论，正是人才学上的共生效应。许多人论用人,往往将“唯才是举”、“德才兼备”都称赞一番，魏征与太宗将其概括为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用人标准，确是精论。
  任人唯贤是古来用人的原则，但太宗做得更岀色。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得皇位，但太宗并没歧视太子党、齐王党的人, 反而大胆起用了太子党中许多贤人能臣,如魏征、王珪、韦挺皆是太子党中之人，都成了太宗的心腹。正因为他不计前嫌，所以贞观朝人才济济。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唐太宗命画家在凌烟阁画二十四位功臣像，这二十四位功臣中只有刘政会、长孙顺德等少数是晋阳起兵时的旧臣，大多数则是隋降将、李密部下、太子党中之人等。这二十四功臣再加上姚思廉、孔颖达、颜师古、陆德明等文学家和书法家、画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构成了贞观统治集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政治清明。
  历代统治者都讲纳谏，然而求谏最诚、纳谏最得力的帝王则应数太宗为第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②这些都是贞观君臣求谏、纳谏时的名言，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被作为座右铭。

① 《旧唐书•高士廉传》。 ② 《抱朴子•审举篇》。 ① 《晋书•柳毅传》。 ②《贞观政要•择官第七》。 ③《后汉书•左周黄传》。 ①《资治通鉴》卷193。 ②《贞观政要•论任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