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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统天下，登上皇帝宝座高祖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太宗李世民系李渊次子，足智多谋，聪明英武,虽系两代君王，但同是大唐基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李渊生于北周天和元年(566),长安是其出生地,7岁时,因其父，在北周袭封唐国公。李渊之父李昞与隋文帝杨坚在北周同为柱国大将军，联姻分别娶鲜卑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两个女儿为妻，故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在隋朝属皇亲国戚，在朝特见亲爱，由皇宫小吏渐升为地方州刺史、郡太守， 也曾任过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中央职能部门的副长官。李渊善结纳豪杰，而遭到炀帝猜忌。为生存，李渊装傻卖呆,纵酒沉湎，从而使隋炀帝解除顾虑,于大业十三年(617)任命为太原留守，远离皇帝，为其交接英俊发展势力创造了机遇与条件。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李渊被任命为陇州(今陇西县)刺史，李渊携家眷赴任途中，在武功县一座李氏别馆中李世民降生,李渊做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已20岁,别离了兄长弟弟及全家随其父在太原。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时，全国形势急剧变化，自大业七年 (611)王薄首举义旗后，群雄蜂起，有的隋将也割据一方，全国200余支反隋武装逐渐联合，形成三支主要力量，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在郑州、洛阳一带，杜伏威的起义军在江淮，窦建德的起义军在河北。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隋炀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统治阶级内部的叛隋情绪也日渐浓厚。作为皇亲国戚的李渊父子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采取了首先经营太原，在拥隋的旗帜下扩张势力，然后避实击虚直取京师夺天下的策略。
  太原是北方军事重地，兵源充足，粮饷充沛。李渊初到太原时魏刀儿自号“历山飞”举义旗反隋,义军数十万人，结营于太原之南，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多次打败隋军，势不可挡。时“历山飞”别将甄翟儿攻太原，李渊想击败“历山飞”以立威，于是亲自攻击，深入其中，李世民善于骑马，好弄弓矢，有一身精湛武艺， 在这时率轻骑突入“历山飞”大营之中，所向披靡，与其父李渊合力奋击，将“历山飞”义军彻底击溃，晋阳一带的官僚、士绅纷纷投奔李渊。李渊巩固了在太原的统治地位后，便与其子李世民在太原密招豪杰，倾心相交。当时因逃避征高丽而亡命太原的隋将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都与李世民结为心腹好友，晋阳县令刘文静，晋阳宫副监裴寂也都成了李世民的挚友。就在李渊任太原留守的这一年，马邑（治所今山西朔县）人刘武周又杀马邑郡守王仁恭，自称天子,号定阳。李渊遂以讨伐刘武周为名，自行募兵，李世民、刘文静等人四处活动，招揽人才。由于李渊打着维护隋朝的旗号，因此远近的地方武装都纷纷投奔李渊，使李渊队伍迅速壮大，这件事引起了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的怀疑，密谋在晋祠祈雨时，诱李渊参加，然后设伏兵杀之。晋阳乡长窃知高君雅之谋后，便告知李渊，于是李渊暗做准备，以除掉王、高二人。这年五月的一天，李渊事先让李世民、刘文静埋伏在留守府内，当李渊与王、高二人共同处理政务时,司马刘政会按李渊的授意状告王威、高君雅等有谋反行为,于是遂以谋反罪将王、高二人斩首。太原靠突厥很近，突厥常来侵袭骚扰，刚斩王、高二人，突厥即来入侵,众人皆以为王、高二人是引突厥作乱的内奸, 从而更提高了李渊的威望。从治民的角度讲，为了安定太原的秩序，就需要解决突厥的问题，从举义旗的角度讲，李渊势力尚不强,还需要结好突厥以求其支持。与突厥结成友好关系对李渊来说是一举两得之事，所以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突厥与李渊结好并许以支援李渊进兵长安。这个时候的中国，起义军活动更加轰轰烈烈，杜伏威、辅公祏大破隋将陈稜军攻占历阳郡（今安徽和县），在江淮一带活动;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 徐园郎攻破东平郡（今山东郓城县），在鲁南鲁东鲁西南一带割据；李密与越王杨侗、隋将王世充在洛阳相持不下；罗艺据幽州， 梁师都在朔方郡（今内蒙古托克旗东南）自称大丞相;刘武周在马邑自称王;薛举在金城（今兰州市）称帝；李轨、萧铣分别在武威郡、巴陵郡（今湖南岳阳）自立为王。这些起义军首领中，真正有头脑的是李密，深知夺取长安的重要性，当时有人建议兵分两路,一抗洛阳重敌，二进兵关中夺天下。李密深知此议很好，但他是后投瓦岗军的首领，还没有将瓦岗军所有首领团结起来，瓦岗军内部的不团结，使他担心分兵两路会使瓦岗军土崩瓦解。于是采取与隋军决战，然后进取长安的下策。隋的主力在洛阳，李密在洛阳与隋军决战最激烈。隋为消灭这支反叛劲旅，将守卫长安的主力也调至洛阳，从而造成了长安空虚。李渊、李世民父子如果只立足在晋阳经营，只能是个草头王，如果兵进东、西、北三面，不是与义军相遇,便是山险阻挡，只有南下然后西进夺取长安才是唯一岀路。李密牵制隋军主力造成长安空虚为李渊夺取长安创造了好机会,于是李渊召集在河东老家居住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会师太原，然后出兵。李建成和李元吉到太原后，令李元吉留守太原，李渊率领李建成、李世民二子及众将沿汾河南下，先后夺取西河郡（今山西汾阳）、霍邑（今霍邑）、临汾、 绛郡（今绛县），直逼河东,斩隋将高儒德、宋老生,素有才学的绛郡通守陈叔达投降。在攻克诸重镇的战斗中，最艰苦也最能体现李世民有才智的战斗是霍县之战与河东之战。隋都城在长安，东都是洛阳，隋炀帝东逃扬州建行宫,而派越王侗与代王侑分别守洛阳与长安。山西人进关一般通过永济县蒲州镇过黄河西进，永济县蒲州镇在隋是河东郡治所，代王侑为防山西义军进入关中， 设关卡两道，第一防线在霍邑，第二防线在河东。李渊进兵霍邑， 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阻李渊前进，适逢霖雨连绵，粮饷不足,李渊想挥师退回太原，以图待机再起，李世民恳切谏阻说: 若遇小挫折即班师，会影响士气难成大事。李渊听从李世民谏诤，猛攻霍邑，斩宋老生，突破了隋的第一道防线。隋骁骑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久攻不下,李世民提岀兵贵神速，应避实就虚，直取关中的策略。于是李渊派相当兵力围困河东，李世民先入关，自渭北逼近长安。李建成率军渡河自渭南经新丰至㶚上，也逼近长安。随后李渊也率大军经渭北逼近长安。父子三人合兵计20万人,围攻长安城。在诱降不成功的前提下，猛攻长安城，一月而下，俘代王杨侑。这时的李渊本可以像其他农民起义那样称王，但李渊深知隋炀帝尚在,人们心目中尚有一个隋朝皇帝的影子，于是他便打着尊隋的旗号，立杨侑为皇帝，是为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而自任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军事、大丞相，晋封唐王，位在王公上，独揽军政大权。实际上杨侑是李渊的工具而已。半年后，即大业十四年(618)五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扬州)发动兵变，杀死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不久又杀死杨浩，天下无主，人人争欲为王称帝，于是李渊废恭帝，逼杨侑退位，将皇位禅让给李渊，立国号为唐，年号武德，是为高祖，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尚书令，李元吉为齐王，大唐王朝揭开了新篇章。
  李渊称帝长安时，群雄未靖，薛举、李轨、王世充、李密、窦建德、萧铳、杜伏威、梁师都等割据一方。为统一天下，李渊留皇太子李建成在京师协助自己处理各项政务，令李世民挂帅岀征，削平群雄统一中国。这时的李世民年仅22岁,统帅千军万马，采取了先西后东的战略方针，首先击败盘踞在陇右地区（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的军阀薛举，薛举暴死，其子薛仁杲投降。接着李世民挥师北进，将在武威称王的李轨灭掉。正当李世民与薛举战时，马邑军阀刘武周向太原发起攻击，太原留守、齐王李元吉逃回长安，于是李世民率得胜之师东进山西，与刘武周主力宋金刚部在柏壁（山西彩纤县西南）对峙五个月，在宋金刚粮尽撤退时，李世民奋起疾追,大败宋金刚。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不久突厥又将刘、宋二人杀死，从而收复了山西，占领了代北。在函谷关以东地区，实力最大的起义军本来是李密、窦建德、 杜伏威三大集团，但到619年,李世民打败刘武周时，李密集团已被隋将王世充彻底击溃，王世充于619年废隋皇帝，自称皇帝,国号郑，故关东实力集团便成了王世充、窦建德、杜伏威三大集团。击败刘武周后，李世民率军回长安，经两个月休整后，便于武德三年（620）三月出关东征，首先进兵洛阳。王世充初战失利即退守洛阳，闭门固守。这时窦建德率10万余大军南下为王世充解围，使李世民大军处于腹背受敌状态，形势严峻。李世民力排众议，果断决策，令其弟齐王李元吉仍围困洛阳，自率精兵 3500人阻击窦建德10万大军。窦建德刚灭宇文化及、孟海公、 徐园朗诸军，骄横心理甚盛,其救王世充的意图也在于想先和王世充合力败唐兵，然后灭王世充以取天下。所以面对少而精的唐兵，鼓噪而进，前后布阵20里,李世民却不与其接战，待其兵士饥饿疲劳争着饮水时，李世民突然出兵猛击,窦建德军大溃，窦建德受伤被俘。李世民会师洛阳城下，王世充绝望，率群臣2000 余人向唐军投降。
  窦建德战败后，其妻曹氏率部分官兵投降，其余残兵推刘黑闼为主，起兵反唐,半年间即将窦建德原占地盘恢复。唐高祖又派李世民、李元吉岀征，将刘黑闼军击溃,刘本人在逃亡中被唐兵擒获杀死，所失之地又恢复。
  李世民大军西灭薛举，北扫刘武周，又歼灭王世充、窦建德、 刘黑闼，使各小割据势力震惊恐慌，杜伏威在李世民围洛阳时即降唐，尔后自请入朝。其他小股势力，李世民派部将李靖、徐世勣一一歼灭，而自己率精兵强将于武德五年(622)七月胜利班师回朝。从武德元年(618)五月至此,四年零一个月，李世民削平群雄,为完成唐帝国的统一大业作岀了时人谁也不可与之比较的贡献。在削平群雄的战争中，李世民发挥了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其精湛的武艺,同时又收揽了一大批人才。武德四年(621)七月，李世民战胜王世充、窦建德回兵长安时，随其进京的有尉迟敬德、公孙武达、秦叔宝、程咬金、徐世勣、史大奈等25 员大将，铁马万骑、甲士3万，朝野轰动。进京后，李世民被加封为天策上将，地位在诸王之上，设立天策府，自辟官员。他将其多年收罗的谋士与学士吸收至天策府，设文学馆，谋士杜如晦、房玄龄、褚遂良等18人皆入馆，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功勋第一， 又是李渊次子，地位仅次于李渊及太子李建成，但其实力却超过了李渊、李建成父子二人，司马光说:“昔辛伯谂周桓公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①功高地位低，李世民的手下大臣大将愿奉其为主,李建成也感到功高震主,于是妒忌之心日深。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李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大势力，其弟李元吉也加入李建成集团， 兄弟二人合谋对付李世民，以至发展到李世民、李建成两集团你死我活的程度。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日，李世民集团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唐高祖李渊当政后,即已宠妃怠政，当玄武门事变发生后，这位62岁的皇帝从稳定唐王朝出发，颁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全国军队听其指挥，不到二月， 又宣布退位，当太上皇，直至71岁去世为止，从未亲政。李世民发动政变后，以稳定大局为第一要务，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 “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赦免了太子党和齐王党党羽，对太子党中的能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予以重用，从而很快稳定了局势。
  高祖、太宗虽是唐代的一、二代皇帝，但都应算是开国皇帝， 且李渊在九年的皇帝生活中，前六年正是李世民、李元吉等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削平群雄、一统天下时期,真正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唐帝国的皇帝说实在也只应算三年。故大唐初年治国之功首在太宗，史称“贞观之治”。
  (2)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立国先立制，一个国家的机关主要是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四大机关。中国古代第一次对政体给予系统化改造的是秦汉时期,时称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制不完备，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 屡屡改革,唐加以总结又系统化，形成了三省六部制为特点的中央政体，这次系统改造的奠基人即是高祖李渊与太宗李世民。
  秦汉时期中央的三公九卿制有三大弊病。其一,集行政、司法、立法、监察于一体，分工不细。其二，丞相是百官之首,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施政渠道是:军国大事均由丞相带领百官大臣先于相府研究，然后领衔奏请,经皇帝批准后，以诏令形式下达给九卿执行，因此丞相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显赫的重臣，常形成对皇帝的威胁。其三，九卿中只有廷尉与大司农是单纯行使国家行政、司法事务的职能长官，其余不是皇族事务官就是皇帝侍卫官，只有个别卿级官兼管部分国家事务。针对三弊端,历代皇帝都予以改造，汉武帝首先对相权进行改造,汉武帝时设大司马大将军，皇帝常与大司马大将军、太傅、侍中及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在内宫议事，形成决议后，由尚书传至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去执行,形成了皇帝依靠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内朝决策，再让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在外执行的格局，史称内外朝。内朝决策，外朝执行，内朝之首大司马大将军不允许设衙署,没有直属的办事机构，所以一般不会形成小集团，从而对皇帝构成威胁。但是大司马大将军担任者一旦久在位，也往往会权倾朝廷，难以驾驭，昭帝时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就是如此。为限权臣，皇帝便又加大了其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力，并且尚书非一人，按职权分部门管理，各部门时称曹，故史称分曹治事。至东汉则由尚书台总理朝政，尚书台正长官一人，称尚书令，副长官一人称尚书仆射，也分曹治事。当时尚书令总典纲纪，无所不统，有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之称，实际上尚书令已成了真宰相。魏晋以降，为限制尚书令权力，将出纳王命、敷奏万机之权从尚书省分岀，交给皇帝另一秘书——中书，曹魏时成为一机构，后称中书省。皇帝身边还有一些高级侍从人员,在天文、文学、礼仪等方面作为皇帝的顾问官，汉称侍中，常在内宫参与决策，至晋发展成一个机构，称门下省，长官侍中。唐高祖时,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集中于一处集体议事，三省长官都是宰相，议事地点初在门下省，后至中书省，议事地点称政事堂，也就是会议厅。到唐太宗时将三省分工，中书岀诏令，门下掌封驳，军国大事由政事堂会议议定，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吏部主管官吏的考核与升降；户部主掌财政、户籍及赋税;礼部主掌礼仪及科举;兵部主掌军事;刑部主掌刑法诉讼;工部主掌土木工程。皇帝与三省长官共同议政决策,然后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所管辖的六部尚书执行，集体决策而后分工执行,这种体制克服了三公九卿制的弊端，又符合管理原理，因此该体制保持了大唐全国政务的正常运转。唐太宗时，又考虑到三省长官权重易对皇权形成威胁的问题，为了便于控制，防止大权旁落，唐初即常有三省长官缺额现象，为了能使品级低但能力强、见识广的人参与决策,太宗又给这些人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使他们有权参加政事堂会议。凡带此名号者, 都是真宰相，否则不是。
  分掌国家行政的职权移到了尚书省，则使中央行政机构又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尚书省机构庞大，二是秦汉以来的九卿地位降低且又职权变化。尚书省机构由尚书都省与六部组成，尚书都省相当于尚书省的办公厅机关，尚书省六部中每部皆下设四个司，各部正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各司长官称郎中。每司有若干工作人员，机构庞大，人员众多。
  唐代将汉代的九卿仍保留，机关仍称寺，又增加了国子监、 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五个机构，称九寺五监。汉代九卿直接隶属于丞相，唐代则将九寺五监隶属于尚书六部,从管理组织网络来讲，在汉代行政机构有两个层次，即由皇帝与丞相组成的决策层和由九卿组成的执行层。在唐代则形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政事堂会议，由皇帝与三省长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对军国大事共同研讨决策，由皇帝拍板定案，也有集体领导因素。第二层次是六部，属执行层又类似于政务官。第三层次是二十四司与九寺五监，属政务官领导下的业务官、职能部门。由于六部是九寺五监与二十四司的主管部门，所以六部尚书、侍郎有权下达指令给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而九寺五监又据其业务性质分隶二十四司代管，如宗正是掌皇族属籍的官员，“凡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之亲分五等，先定于司封，宗正受而统焉”①。司封是吏部的一个司，宗正却听其令而行之。从管理层次上讲，虽然九寺五监的长官除太常卿与六部尚书同是正三品外,其余绝大多数从三品，比六部尚书低半格，但比尚书都省的左右丞、各司郎中级别要高,但因六部是主管机关，所以九寺五监不能不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力寺五监又似乎应算第四层次。从管理层次来讲,一般应有上中下三层，上层决策, 中层辅助传递、协调、参谋，下层具体执行。从管理学角度讲，有效的管理应当是层次宝塔式，对汉代而言，如果不计丞相府及诸卿内部机构，汉代中央只有两个层次,形不成宝塔层次结构，而唐代则形成了宝塔层次结构，故唐代管理层次较汉代合理。管理学上还讲究管理幅度，一般来讲，中上层人员的管理幅度应3— 9人，而下层管理幅度可多达30人。汉代是丞相协助皇帝管理九卿及类似卿的官员，一人管诸多机构，能力难以达到，难以使权力正确使用。唐代则不然，皇帝管理三省长官及御史台、三师三公,幅度为9人左右，尚书令下管都堂及六部尚书，大致6—7 人,各部尚书下管四司郎中及有关的九寺五监，其管理幅度少者为5,多者为9人。综上可见，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总结前代中央机构设置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创立的新的中央体制,基本符合管理原理,从而使中央行政机构运转灵活，为唐帝国的行政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汉代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也曾称呼过大理,其职责就是掌刑狱，依法判罪。遇有重大案件,特别是官员谋反之类的大案，廷尉与监察官御史大夫的下属御史中丞及皇帝临时指定的官员共同审理，如贺良等反叛惑众案，皇帝责成“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①。临时指定人员判决，随机性太强，至唐则不然，使司法监察制度规范化。
  唐代在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分掌司法众务。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的领导机关，大理寺是隶属于刑部的中央审判机关,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唐时，每遇大案，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这叫做“三司推事”。对地方上报至中央的重大案件，由三司机关分别派其重要官员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大理评事，充当“三司使”前往审判。这个法度系由高祖、太宗而定，唐代二百余年未有大的变动。唐高祖、唐太宗都深知司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高祖起兵即废隋炀帝法令，并令裴寂、刘文静等依隋《开皇律》重修法律,于武德七年正式颁布新律，即《武德律》。《武德律》不完备，太宗即位，又令房玄龄重修律令。于637年太宗颁布《唐律》，该《唐律》比《隋律》减斩刑92条,减流刑71条，删繁就简，改重就轻者甚多，时长孙无忌等又对唐律令注释，成《唐律疏议》，于高宗时颁布。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律书。唐太宗不仅重定律，还重执行，经常过问刑狱情况。由于律令较前完备,皇帝又注意执法公正，从而保证了贞观年间的社会安定。
  秦汉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实质是副丞相， 主管图籍秘书、四方文书，熟知法度律令，故掌有考课、监察、弹劾百官之权。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重要属官，其职责就是“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纠察百官，举劾按章"①。汉代地方行郡县制，为检査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汉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其官员即是检察官，除京畿一带称司隶校尉以外，其余称为刺史，故又称地方监察系统为十三部州刺史, 外督州刺史就是督察管理州刺史的工作。侍御史、州刺史将不法行为向御史中丞汇报，由御史中丞依法弹劾，这种弹劾甚至不受御史大夫限制。正因为御史中丞是重要的监察官，所以一些大案也委派其与廷尉、丞相长史等共同审理。此外，由于丞相是百官之首，故丞相也有弹劾百官之权，其属官丞相司直的职责就是 “掌佐丞相,举不法”②。
  高祖、太宗继承汉以来御史监察和北周以来门下省献纳言谏的制度，并加以改造，从而使唐代的最高监察权的行使机关有两个，一个是御史台，一个是门下省。门下省是最高立法的监督机关，门下省长官武德初称纳言，武德四年(621)改称侍中，副职为门下侍郎。其主要属官有给事中、左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左补阙、右拾遗、典仪、城门郎、符玺郎等。该机构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驳正违失。凡军国大政，谕旨诏令，不经门下省审核、 议定、副置，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使是皇帝的手谕，也视为无效。贞观初年，专司献纳谏正的门下省对皇帝的诏令文告不敢谏诤,唐太宗特别强调:“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③时为门下省长官的魏征多次谏诤，太宗认真听取纠失,至今传为佳话。自高祖时，唐即设御史台,正长官御史大夫，副长官治书侍御史，其属官分隶三院，即台院、殿院、 察院。台院，负责弹举百僚，京师、诸州官、东都洛阳百僚监察工作皆由台院分专人负责。殿院司掌纠察殿廷仪节并巡察京城内外左右;监院有监察御史15人,3人分察尚书六司，12人巡按州县,御史弹劾百官可联名，也可单独弹劾，不必征求御史大夫意见。御史们纠弹百僚权限广，亲王、宰相、诸百僚皆可纠弹。贞观年间，吴王李恪好打猎,损害当地田苗，侍御史柳范奏弹其非法, 太宗对柳范纠弹之事予以肯定。
  (3)为政之要在得人领导学上讲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每个开国皇帝与治世英主都有一批骨干并形成核心层，大唐帝国的开业者高祖、太宗亦然。
  高祖之父李昞、祖父李虎在北周是柱国大将军，北周的统治核心是宇文泰所经营的的关陇集团，这个关陇集团的主要成员是:鲜卑贵族上层元氏、长孙氏、于氏、陆氏、源氏、窦氏、独孤氏诸族，关陇、河东一带汉族世家大族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上谷侯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柳氏、薛氏诸姓，后来部分山东士族如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顿丘李氏中个别房亦曾投奔这个关陇集团。尤其是李渊、杨坚本人及其祖数人与宇文氏联姻，所以当李渊、李世民父子举义旗时,许多关陇集团的人投奔而来，高祖、太宗对此予以重用，这些人在唐政权中势力最强，左右当时政局。高祖、太宗在反隋期间，又使许多非关陇集团又非名门士族者显名。高祖、太宗要巩固其统治、建立起领导核心，就要重用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又立下汗马功劳的新人，也要利用自己是关陇集团核心成员的身份， 拉住关陇集团。在唐初，门阀士族势力虽属强弩之末，但士族之风仍对社会有较大影响，隋文帝曾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之风，结果造成士族的不满。唐高祖即位,片面接受教训，曾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名门士人充任，不过高祖却将大中正搞成了名誉职务，将用人权归吏部，不久即废。这时的山东士族崔、卢、李、郑,江左王、谢等大族虽家势已败落，但唐开国元勋李世勣、房玄龄、魏征等与之结亲时，他们还自负门第高，多索要钱财。为了维护以功臣和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唐初统治集团的利益，自高祖起即开始采取措施，太宗更系统化，其做法有二，一是编《氏族志》,以提高新贵的地位。二是兴科举以选拔新人。
  唐太宗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证世系，根据忠贤奸逆定士族九等，于638年书成，列山东士族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看了大为不满，说：山东士族已世代衰微，靠买卖婚姻混日子，“我不解人间何以重之”。于是又令高士廉等再修，定等原则是“不许论数世以前，止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①当时修《氏族志》的四人分别是属山东士族的高士廉（渤海高氏）、关中士族的韦挺、江左士族的岑文本、河西士族的令狐德棻,四人按太宗所定原则，设定皇族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氏为第三等，唐太宗对此予以批准。该《氏族志》 共100卷,293姓，1650家，从而造成了以宗室为首，功臣（含外戚）和关陇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领导统治集团。在这个圈子中，勋贵名臣通婚，国子监及各类学校按官品招生徒，这对山东士族是个抑制，而对新贵族是种褒奖与鼓励。
  汉行察举制度，自上而下规定荐举名额及标准，下推上选。景帝、武帝时却也起用了一大批能吏，但由于操察举权者徇私枉法，至东汉竟岀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②的悲剧。曹魏沿着荐举之路向前走，将乡闾评议的旧传统官方化,设中正官，采择乡间德行结合家世，将士人分为九等,作为任官根据，也有在择人方面选择客观标准的意义，但不久即被门阀士族操纵, 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现象。士族把握大权，但又不干事，终于腐朽。南北朝时的诸皇帝如走马灯，皇帝有为，再用人得当，则政治清明，君昏用佞臣则天下乱。时至唐朝,高祖当国，尚用佞人裴寂,杀功臣刘文静，幸喜当政时短，未酿成大祸。太宗亲自目睹了隋由一个强盛富庶的大帝国倾刻而崩溃灭亡的过程，深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灭隋兴唐的过程中体会到“治安之本，惟在得人”②的道理,于是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清明的两条主要措施。
  其选人的渠道有三，其一，颁布求贤诏，要求大臣推荐和能人自荐。贞观年间，他曾五次颁布过求贤诏，他把推荐人才作为大臣的要务，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人则加以严厉批评。宰相封德彝很长时间未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太宗批评说:“治世应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才不乏贤人奇才，你不善知人，怎能诬一世无贤才呢?”其二，处处留心和査访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重用提拨。当太宗得知中郎将常何所议朝政高论是其食客马周书写的后，立即召马周进宫交谈，发现其确实有才，当即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马周办事机敏，逐步升至中书令,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其三，科举取人。科举取人有四层含义，一，分科考试;二，投牒自进;三，州郡考试交于朝廷;四,公开考试,择优录用。考试制度源于西汉的策问，东汉时左雄建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③，这即有分科考试的意思。至北齐时，已开始推行州郡先试，然后推择至中央，并且用孝廉试经、秀才试对策方法。投牒之牒即书札,类似于今日的履历表或自我鉴定表，投牒自进就是持牒自我介绍，以求录用。这个风气源于东汉，不过，在隋以前并未将投牒自进与考试制度联系起来。隋文帝时期行“分科举人”办法，以力图代替九品中正制，但当时所分科甚多，也无定制。高祖即位，即恢复隋“分科举人”制度,并开始制度化，经太宗发展，更臻于完备和系统化。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 开元二十四年（736）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是每年举行的定期考试,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 进士、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明经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贴经，经指经书,唐太宗令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 《礼记》、《大学》五经，此外学习的还有《仪礼》、《周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等经书。贴经即把经书原文某一页隐蔽了上下部分,中间只开一行，又在那一行贴盖三个字，要求应试者读出或写出经文的全部，这是专考死记经文的功夫。进士科考诗赋和时务策，需要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进士科最难考， 录取率一般在百分之一到二，但一旦考中进士科，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再经吏部考试合格后,就可正式授官，叫做“释褐试”，褐为民衣，“释褐”即脱去民衣穿官服，因此人们称考中进士为登龙门。参加常科考试的生源有两类，一类是国子监、府、州、县学的学生，称“生徒”，二是在各地私学中读书但经州县保荐的学生， 称乡贡。制科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制科名目繁多，最著名的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应制科考试的人可以是做过官的人，也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甚至庶民百姓也可以应试。由于制科不定,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不如常科。科举考试不计门第，确也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有一次,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结队而行,不禁笑逐颜开，高兴地说:天下英才都落入我手中了。
  中国是个人治的社会，选人重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用人更重要，会用人者可改造不肖之人，不会用人者则束缚住贤人手脚，使其才无法发挥,唐太宗善选人，又在用入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用人如器，用人所长,发挥集体智慧，智能互补，是唐太宗用人的第一个特点。《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记述了唐太宗与王珪的一段对话，正反映了此点。“冬十二月，诸宰相侍宴, 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王珪回答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洽繁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如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及诸大臣都服王珪之论，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事，都说:“非如晦不能决。”及杜如晦至,才用房玄龄之策。唐太宗以为李靖是将相之才,房玄龄、戴胄是实干家,温彦博文才高妙又是人格典范，魏征执法如山，主持公道，王珪善于发现人才，知人长与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善于发现人的长与短，善于驾驭各种人才，使其智能互补，并且认识到人才互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为今日领导学上领导集团成员的智能互补理论提供了典范。
  唯才是举与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 唐太宗常和魏征、王珪等人论君道与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草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闻风而来，用一坏人，则周围坏人聚拢而来。”魏征又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 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德才兼备才可去用。”他非常赞赏魏征之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学上有一个共生效应,有一奇才，其周围必有众才相随，如众星捧月一般,太宗的好人聚好人，坏人聚坏人理论，正是人才学上的共生效应。许多人论用人,往往将“唯才是举”、“德才兼备”都称赞一番，魏征与太宗将其概括为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用人标准，确是精论。
  任人唯贤是古来用人的原则，但太宗做得更岀色。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得皇位，但太宗并没歧视太子党、齐王党的人, 反而大胆起用了太子党中许多贤人能臣,如魏征、王珪、韦挺皆是太子党中之人，都成了太宗的心腹。正因为他不计前嫌，所以贞观朝人才济济。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唐太宗命画家在凌烟阁画二十四位功臣像，这二十四位功臣中只有刘政会、长孙顺德等少数是晋阳起兵时的旧臣，大多数则是隋降将、李密部下、太子党中之人等。这二十四功臣再加上姚思廉、孔颖达、颜师古、陆德明等文学家和书法家、画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构成了贞观统治集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政治清明。
  历代统治者都讲纳谏，然而求谏最诚、纳谏最得力的帝王则应数太宗为第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②这些都是贞观君臣求谏、纳谏时的名言，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被作为座右铭。
  (4)劝课农桑，轻徭薄赋高祖、太宗目睹隋亡之鉴，明白政权得而复失的原因。唐初经济破败，民户凋残，米价昂贵，饥馑遍地，摆在高祖、太宗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由于战乱,唐初有大量荒芜了的土地， 于是武德七年(624)四月李渊参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度颁布均田令,百姓计丁授田，贵族官僚按爵位、官职品级授田，此外，各级官吏还有职分田，其地租作为官俸的补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均田制使农民能在自己所授田地上勤奋耕耘，自食其力，对恢复经济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民无田则无获，民无获,统治者也得不到赋税，统治者授田的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人的赋税，于是在颁布均田令时,唐即颁布租庸调制。租即纳粟，按授田亩数交纳，调即按丁交布绢，租与调是旧制，庸是新制，即以钱代役，官府规定授田丁口每年要无偿服役若干天，遇农忙季节，怕误农,可以以钱代役，此称庸。以钱代役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为了发展生产，唐太宗大力倡导修水利。中央工部置水部郎中和员郎各一人，掌管全国水利建设。贞观年间仅在福建莆田即筑诸泉塘、沥〓塘、永丰塘、颉洋塘、横塘、国清塘等，总灌田 1200顷。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要想使农业发展，就必须少繁苛农民，使农民能倾心于耕田。唐太宗尽量减少徭役征发，非征不可的徭役,也尽量放在农闲。太子承乾行加冠礼，需征发各地府兵作仪仗队，本应在二月举行，怕影响种植，太宗改在九月举行。太宗倡简戒奢，唐初所用宫殿及隋旧宫，太宗一直未再改建。他严禁厚葬,对自己陵寝的要求也只是“以山为陵，容棺而已”。由于他本人以身作则，贞观年间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住在一座破房之中，死后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没有。魏征为官一世，家中竟无正堂屋。达官贵人乃至宫府皆讲节俭，少苛敛于民，从而保障农业经济的发展，至贞观中期，则岀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现象。
  (5〉治军强国，安定边疆唐以前的兵制有四种，其一，是汉代的征兵制或兵役制。因为艮户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所以除交纳赋税外，每个男子一生服兵役两次，每次一年，一次在地方上,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城，称“戍卒”。其二，三国时期出现了世兵制。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坞堡林立,大批农民为军阀豪强所荫庇，成为他们的部曲，平时种田，战时为兵，这是豪强地主的家兵。封建国家控制三种人，一是编户齐民,交租赋，户籍由郡县管理。二是屯田户，隶属于中郎将和典农校尉，是国家佃户。三是军户,军户中，父子世代为兵，户籍不属郡县管理，而由军府管理，平时种田，农闲练兵, 战时以户抽丁作战。军户地位低下，只有得到放免才是平民身份。这是一种世兵制。其三，募兵制。兵役制的基础是社会安定、 国家管理的民户多。世兵制下的军户地位低,士兵逃亡严重，至南北朝时，兵役制条件不具备，世兵制正遭破坏，只好招募兵士, 著名的北府兵即是由招募的徐、淮地区的骁勇组成。由于招募的士兵多非良善之民,素质低，个人欲望强，易哗变，故只是权宜之计。其四，府兵制，该制由宇文泰创立。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 国家编户齐民增加，兵源上仍行几丁抽一的办法，开始三丁抽一，后曾改为八丁抽一、十二丁抽一，所抽之丁皆各均田户中强壮之人，所抽之丁，免其租庸调，平时一年集训一月，战时为兵， 为兵时一切弓弩、衣仗、干粮之类，几家共备。几家共备养一兵， 既为自己子弟，又为国家出力，还不误农时，士兵又经专门训练， 战斗力也强，从兵役角度讲也是一种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较前代几种兵制来看是种创新，也有优势。北周府兵制的组织系统是由宇文泰都督中外军事,统率八柱国大将军和十二大将军，每一大将军统率二军,是为二十四军，一军设二团，是为四十八团。该编制机构源于鲜卑八部之制，故史书上说府兵制从编制上讲源于鲜卑兵制，但从兵源上讲是与均田制相结合的寓兵于民、兵农合一的制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讲一方面则是片面看法。
  隋文帝杨坚、高祖李渊都是北周府兵制下八柱国之后，府兵制本身又较其它兵制有优势，于是隋朝与唐高祖、唐太宗皆继承并发展了府兵制度。从编制来说，全国府兵制由中央十六卫大将军统率，十六卫大将军是府兵最高军阶，直接隶属于皇帝。唐太宗贞观十年，在全国设10道、634府，诸府称折冲府。各府按兵力分为三等，一等1200人，称上府;二等1000人，称中府;三等 800人，称下府。各府长官为折冲督尉，十六卫大将军所领府数量不一。府下为团，一团300士兵，团置校尉;团下为旅,百人为旅，旅有旅帅;旅下为队,50人为队，队有队正；队下为火,10人为火，火有火长。故府兵制组织系统是：卫将军府——折冲府——团——旅队 ——（卫将军） （折冲都尉） （校尉） （旅帅） （队正）火（火长）高祖、太宗时的府兵制从兵源和机构上讲与北周宇文泰时类同,不过更系统化、具体化了。当时府兵的任务有二个,其一， 冬季军事训练，战时岀兵;其二,轮番进京戍卫或守卫边疆。兵源仍然是均田农民，唐初三丁抽一时居多，战时仍是自备弓马粮食。府兵制下的士兵兵源有保障且经过训练，战斗力强，所以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国力增强后，便开始了安定边疆的战争。唐初东突厥经常骚扰侵犯唐北部边境，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唐太宗派李靖为统帅，率李世勣、柴绍、薛万彻等大将，攻打突厥，奋战八月，击溃东突厥，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 使北部边境免遭侵扰，摆脱威胁。此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地区，建立了安西都护府，从而又使西边安定。这时唐太宗又与吐蕃联姻，加强了与亚非诸国的交往。贞观时期强盛的唐帝国已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中国使者、僧人、商人遍及亚洲各国，各国以“唐家子”称呼中国人，西方各国今以“唐人”称呼中国人,即源于那时。
  李渊、李世民晋阳起兵后，直取长安，建立唐朝，然后削平群雄，建章立制，恢复经济，又治军靖边，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建设， 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都为大唐基业奠定了基础。尽管高祖执政年岁少,太宗后期有些不谨慎，但父子二人同称李唐基业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①《资治通鉴》卷80《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 ① 《唐六典•宗正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