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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王朝于公元618年立国，907年灭亡，历289年，计有李姓皇帝20位,而真正有所作为的李姓皇帝也不过6位，即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宪宗李纯、武宗李炎、宣宗李忱。其余14位皇帝不是不堪其任，便是傀儡帝王，因而大唐历史近300年，朝野动荡起伏而行，按其帝王纪事，大致分为八个阶段。
  1.高祖、太宗建基业（1）一统天下，登上皇帝宝座高祖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太宗李世民系李渊次子，足智多谋，聪明英武,虽系两代君王，但同是大唐基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李渊生于北周天和元年(566),长安是其出生地,7岁时,因其父，在北周袭封唐国公。李渊之父李昞与隋文帝杨坚在北周同为柱国大将军，联姻分别娶鲜卑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两个女儿为妻，故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在隋朝属皇亲国戚，在朝特见亲爱，由皇宫小吏渐升为地方州刺史、郡太守， 也曾任过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中央职能部门的副长官。李渊善结纳豪杰，而遭到炀帝猜忌。为生存，李渊装傻卖呆,纵酒沉湎，从而使隋炀帝解除顾虑,于大业十三年(617)任命为太原留守，远离皇帝，为其交接英俊发展势力创造了机遇与条件。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李渊被任命为陇州(今陇西县)刺史，李渊携家眷赴任途中，在武功县一座李氏别馆中李世民降生,李渊做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已20岁,别离了兄长弟弟及全家随其父在太原。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时，全国形势急剧变化，自大业七年 (611)王薄首举义旗后，群雄蜂起，有的隋将也割据一方，全国200余支反隋武装逐渐联合，形成三支主要力量，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在郑州、洛阳一带，杜伏威的起义军在江淮，窦建德的起义军在河北。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隋炀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统治阶级内部的叛隋情绪也日渐浓厚。作为皇亲国戚的李渊父子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采取了首先经营太原，在拥隋的旗帜下扩张势力，然后避实击虚直取京师夺天下的策略。
  太原是北方军事重地，兵源充足，粮饷充沛。李渊初到太原时魏刀儿自号“历山飞”举义旗反隋,义军数十万人，结营于太原之南，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多次打败隋军，势不可挡。时“历山飞”别将甄翟儿攻太原，李渊想击败“历山飞”以立威，于是亲自攻击，深入其中，李世民善于骑马，好弄弓矢，有一身精湛武艺， 在这时率轻骑突入“历山飞”大营之中，所向披靡，与其父李渊合力奋击，将“历山飞”义军彻底击溃，晋阳一带的官僚、士绅纷纷投奔李渊。李渊巩固了在太原的统治地位后，便与其子李世民在太原密招豪杰，倾心相交。当时因逃避征高丽而亡命太原的隋将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都与李世民结为心腹好友，晋阳县令刘文静，晋阳宫副监裴寂也都成了李世民的挚友。就在李渊任太原留守的这一年，马邑（治所今山西朔县）人刘武周又杀马邑郡守王仁恭，自称天子,号定阳。李渊遂以讨伐刘武周为名，自行募兵，李世民、刘文静等人四处活动，招揽人才。由于李渊打着维护隋朝的旗号，因此远近的地方武装都纷纷投奔李渊，使李渊队伍迅速壮大，这件事引起了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的怀疑，密谋在晋祠祈雨时，诱李渊参加，然后设伏兵杀之。晋阳乡长窃知高君雅之谋后，便告知李渊，于是李渊暗做准备，以除掉王、高二人。这年五月的一天，李渊事先让李世民、刘文静埋伏在留守府内，当李渊与王、高二人共同处理政务时,司马刘政会按李渊的授意状告王威、高君雅等有谋反行为,于是遂以谋反罪将王、高二人斩首。太原靠突厥很近，突厥常来侵袭骚扰，刚斩王、高二人，突厥即来入侵,众人皆以为王、高二人是引突厥作乱的内奸, 从而更提高了李渊的威望。从治民的角度讲，为了安定太原的秩序，就需要解决突厥的问题，从举义旗的角度讲，李渊势力尚不强,还需要结好突厥以求其支持。与突厥结成友好关系对李渊来说是一举两得之事，所以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突厥与李渊结好并许以支援李渊进兵长安。这个时候的中国，起义军活动更加轰轰烈烈，杜伏威、辅公祏大破隋将陈稜军攻占历阳郡（今安徽和县），在江淮一带活动;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 徐园郎攻破东平郡（今山东郓城县），在鲁南鲁东鲁西南一带割据；李密与越王杨侗、隋将王世充在洛阳相持不下；罗艺据幽州， 梁师都在朔方郡（今内蒙古托克旗东南）自称大丞相;刘武周在马邑自称王;薛举在金城（今兰州市）称帝；李轨、萧铣分别在武威郡、巴陵郡（今湖南岳阳）自立为王。这些起义军首领中，真正有头脑的是李密，深知夺取长安的重要性，当时有人建议兵分两路,一抗洛阳重敌，二进兵关中夺天下。李密深知此议很好，但他是后投瓦岗军的首领，还没有将瓦岗军所有首领团结起来，瓦岗军内部的不团结，使他担心分兵两路会使瓦岗军土崩瓦解。于是采取与隋军决战，然后进取长安的下策。隋的主力在洛阳，李密在洛阳与隋军决战最激烈。隋为消灭这支反叛劲旅，将守卫长安的主力也调至洛阳，从而造成了长安空虚。李渊、李世民父子如果只立足在晋阳经营，只能是个草头王，如果兵进东、西、北三面，不是与义军相遇,便是山险阻挡，只有南下然后西进夺取长安才是唯一岀路。李密牵制隋军主力造成长安空虚为李渊夺取长安创造了好机会,于是李渊召集在河东老家居住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会师太原，然后出兵。李建成和李元吉到太原后，令李元吉留守太原，李渊率领李建成、李世民二子及众将沿汾河南下，先后夺取西河郡（今山西汾阳）、霍邑（今霍邑）、临汾、 绛郡（今绛县），直逼河东,斩隋将高儒德、宋老生,素有才学的绛郡通守陈叔达投降。在攻克诸重镇的战斗中，最艰苦也最能体现李世民有才智的战斗是霍县之战与河东之战。隋都城在长安，东都是洛阳，隋炀帝东逃扬州建行宫,而派越王侗与代王侑分别守洛阳与长安。山西人进关一般通过永济县蒲州镇过黄河西进，永济县蒲州镇在隋是河东郡治所，代王侑为防山西义军进入关中， 设关卡两道，第一防线在霍邑，第二防线在河东。李渊进兵霍邑， 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阻李渊前进，适逢霖雨连绵，粮饷不足,李渊想挥师退回太原，以图待机再起，李世民恳切谏阻说: 若遇小挫折即班师，会影响士气难成大事。李渊听从李世民谏诤，猛攻霍邑，斩宋老生，突破了隋的第一道防线。隋骁骑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久攻不下,李世民提岀兵贵神速，应避实就虚，直取关中的策略。于是李渊派相当兵力围困河东，李世民先入关，自渭北逼近长安。李建成率军渡河自渭南经新丰至㶚上，也逼近长安。随后李渊也率大军经渭北逼近长安。父子三人合兵计20万人,围攻长安城。在诱降不成功的前提下，猛攻长安城，一月而下，俘代王杨侑。这时的李渊本可以像其他农民起义那样称王，但李渊深知隋炀帝尚在,人们心目中尚有一个隋朝皇帝的影子，于是他便打着尊隋的旗号，立杨侑为皇帝，是为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而自任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军事、大丞相，晋封唐王，位在王公上，独揽军政大权。实际上杨侑是李渊的工具而已。半年后，即大业十四年(618)五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扬州)发动兵变，杀死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不久又杀死杨浩，天下无主，人人争欲为王称帝，于是李渊废恭帝，逼杨侑退位，将皇位禅让给李渊，立国号为唐，年号武德，是为高祖，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尚书令，李元吉为齐王，大唐王朝揭开了新篇章。
  李渊称帝长安时，群雄未靖，薛举、李轨、王世充、李密、窦建德、萧铳、杜伏威、梁师都等割据一方。为统一天下，李渊留皇太子李建成在京师协助自己处理各项政务，令李世民挂帅岀征，削平群雄统一中国。这时的李世民年仅22岁,统帅千军万马，采取了先西后东的战略方针，首先击败盘踞在陇右地区（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的军阀薛举，薛举暴死，其子薛仁杲投降。接着李世民挥师北进，将在武威称王的李轨灭掉。正当李世民与薛举战时，马邑军阀刘武周向太原发起攻击，太原留守、齐王李元吉逃回长安，于是李世民率得胜之师东进山西，与刘武周主力宋金刚部在柏壁（山西彩纤县西南）对峙五个月，在宋金刚粮尽撤退时，李世民奋起疾追,大败宋金刚。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不久突厥又将刘、宋二人杀死，从而收复了山西，占领了代北。在函谷关以东地区，实力最大的起义军本来是李密、窦建德、 杜伏威三大集团，但到619年,李世民打败刘武周时，李密集团已被隋将王世充彻底击溃，王世充于619年废隋皇帝，自称皇帝,国号郑，故关东实力集团便成了王世充、窦建德、杜伏威三大集团。击败刘武周后，李世民率军回长安，经两个月休整后，便于武德三年（620）三月出关东征，首先进兵洛阳。王世充初战失利即退守洛阳，闭门固守。这时窦建德率10万余大军南下为王世充解围，使李世民大军处于腹背受敌状态，形势严峻。李世民力排众议，果断决策，令其弟齐王李元吉仍围困洛阳，自率精兵 3500人阻击窦建德10万大军。窦建德刚灭宇文化及、孟海公、 徐园朗诸军，骄横心理甚盛,其救王世充的意图也在于想先和王世充合力败唐兵，然后灭王世充以取天下。所以面对少而精的唐兵，鼓噪而进，前后布阵20里,李世民却不与其接战，待其兵士饥饿疲劳争着饮水时，李世民突然出兵猛击,窦建德军大溃，窦建德受伤被俘。李世民会师洛阳城下，王世充绝望，率群臣2000 余人向唐军投降。
  窦建德战败后，其妻曹氏率部分官兵投降，其余残兵推刘黑闼为主，起兵反唐,半年间即将窦建德原占地盘恢复。唐高祖又派李世民、李元吉岀征，将刘黑闼军击溃,刘本人在逃亡中被唐兵擒获杀死，所失之地又恢复。
  李世民大军西灭薛举，北扫刘武周，又歼灭王世充、窦建德、 刘黑闼，使各小割据势力震惊恐慌，杜伏威在李世民围洛阳时即降唐，尔后自请入朝。其他小股势力，李世民派部将李靖、徐世勣一一歼灭，而自己率精兵强将于武德五年(622)七月胜利班师回朝。从武德元年(618)五月至此,四年零一个月，李世民削平群雄,为完成唐帝国的统一大业作岀了时人谁也不可与之比较的贡献。在削平群雄的战争中，李世民发挥了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其精湛的武艺,同时又收揽了一大批人才。武德四年(621)七月，李世民战胜王世充、窦建德回兵长安时，随其进京的有尉迟敬德、公孙武达、秦叔宝、程咬金、徐世勣、史大奈等25 员大将，铁马万骑、甲士3万，朝野轰动。进京后，李世民被加封为天策上将，地位在诸王之上，设立天策府，自辟官员。他将其多年收罗的谋士与学士吸收至天策府，设文学馆，谋士杜如晦、房玄龄、褚遂良等18人皆入馆，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功勋第一， 又是李渊次子，地位仅次于李渊及太子李建成，但其实力却超过了李渊、李建成父子二人，司马光说:“昔辛伯谂周桓公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①功高地位低，李世民的手下大臣大将愿奉其为主,李建成也感到功高震主,于是妒忌之心日深。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李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大势力，其弟李元吉也加入李建成集团， 兄弟二人合谋对付李世民，以至发展到李世民、李建成两集团你死我活的程度。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日，李世民集团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唐高祖李渊当政后,即已宠妃怠政，当玄武门事变发生后，这位62岁的皇帝从稳定唐王朝出发，颁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全国军队听其指挥，不到二月， 又宣布退位，当太上皇，直至71岁去世为止，从未亲政。李世民发动政变后，以稳定大局为第一要务，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 “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赦免了太子党和齐王党党羽，对太子党中的能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予以重用，从而很快稳定了局势。
  高祖、太宗虽是唐代的一、二代皇帝，但都应算是开国皇帝， 且李渊在九年的皇帝生活中，前六年正是李世民、李元吉等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削平群雄、一统天下时期,真正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唐帝国的皇帝说实在也只应算三年。故大唐初年治国之功首在太宗，史称“贞观之治”。
  (2)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立国先立制，一个国家的机关主要是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四大机关。中国古代第一次对政体给予系统化改造的是秦汉时期,时称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制不完备，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 屡屡改革,唐加以总结又系统化，形成了三省六部制为特点的中央政体，这次系统改造的奠基人即是高祖李渊与太宗李世民。
  秦汉时期中央的三公九卿制有三大弊病。其一,集行政、司法、立法、监察于一体，分工不细。其二，丞相是百官之首,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施政渠道是:军国大事均由丞相带领百官大臣先于相府研究，然后领衔奏请,经皇帝批准后，以诏令形式下达给九卿执行，因此丞相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显赫的重臣，常形成对皇帝的威胁。其三，九卿中只有廷尉与大司农是单纯行使国家行政、司法事务的职能长官，其余不是皇族事务官就是皇帝侍卫官，只有个别卿级官兼管部分国家事务。针对三弊端,历代皇帝都予以改造，汉武帝首先对相权进行改造,汉武帝时设大司马大将军，皇帝常与大司马大将军、太傅、侍中及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在内宫议事，形成决议后，由尚书传至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去执行,形成了皇帝依靠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内朝决策，再让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在外执行的格局，史称内外朝。内朝决策，外朝执行，内朝之首大司马大将军不允许设衙署,没有直属的办事机构，所以一般不会形成小集团，从而对皇帝构成威胁。但是大司马大将军担任者一旦久在位，也往往会权倾朝廷，难以驾驭，昭帝时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就是如此。为限权臣，皇帝便又加大了其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力，并且尚书非一人，按职权分部门管理，各部门时称曹，故史称分曹治事。至东汉则由尚书台总理朝政，尚书台正长官一人，称尚书令，副长官一人称尚书仆射，也分曹治事。当时尚书令总典纲纪，无所不统，有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之称，实际上尚书令已成了真宰相。魏晋以降，为限制尚书令权力，将出纳王命、敷奏万机之权从尚书省分岀，交给皇帝另一秘书——中书，曹魏时成为一机构，后称中书省。皇帝身边还有一些高级侍从人员,在天文、文学、礼仪等方面作为皇帝的顾问官，汉称侍中，常在内宫参与决策，至晋发展成一个机构，称门下省，长官侍中。唐高祖时,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集中于一处集体议事，三省长官都是宰相，议事地点初在门下省，后至中书省，议事地点称政事堂，也就是会议厅。到唐太宗时将三省分工，中书岀诏令，门下掌封驳，军国大事由政事堂会议议定，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吏部主管官吏的考核与升降；户部主掌财政、户籍及赋税;礼部主掌礼仪及科举;兵部主掌军事;刑部主掌刑法诉讼;工部主掌土木工程。皇帝与三省长官共同议政决策,然后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所管辖的六部尚书执行，集体决策而后分工执行,这种体制克服了三公九卿制的弊端，又符合管理原理，因此该体制保持了大唐全国政务的正常运转。唐太宗时，又考虑到三省长官权重易对皇权形成威胁的问题，为了便于控制，防止大权旁落，唐初即常有三省长官缺额现象，为了能使品级低但能力强、见识广的人参与决策,太宗又给这些人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使他们有权参加政事堂会议。凡带此名号者, 都是真宰相，否则不是。
  分掌国家行政的职权移到了尚书省，则使中央行政机构又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尚书省机构庞大，二是秦汉以来的九卿地位降低且又职权变化。尚书省机构由尚书都省与六部组成，尚书都省相当于尚书省的办公厅机关，尚书省六部中每部皆下设四个司，各部正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各司长官称郎中。每司有若干工作人员，机构庞大，人员众多。
  唐代将汉代的九卿仍保留，机关仍称寺，又增加了国子监、 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五个机构，称九寺五监。汉代九卿直接隶属于丞相，唐代则将九寺五监隶属于尚书六部,从管理组织网络来讲，在汉代行政机构有两个层次，即由皇帝与丞相组成的决策层和由九卿组成的执行层。在唐代则形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政事堂会议，由皇帝与三省长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对军国大事共同研讨决策，由皇帝拍板定案，也有集体领导因素。第二层次是六部，属执行层又类似于政务官。第三层次是二十四司与九寺五监，属政务官领导下的业务官、职能部门。由于六部是九寺五监与二十四司的主管部门，所以六部尚书、侍郎有权下达指令给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而九寺五监又据其业务性质分隶二十四司代管，如宗正是掌皇族属籍的官员，“凡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之亲分五等，先定于司封，宗正受而统焉”①。司封是吏部的一个司，宗正却听其令而行之。从管理层次上讲，虽然九寺五监的长官除太常卿与六部尚书同是正三品外,其余绝大多数从三品，比六部尚书低半格，但比尚书都省的左右丞、各司郎中级别要高,但因六部是主管机关，所以九寺五监不能不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力寺五监又似乎应算第四层次。从管理层次来讲,一般应有上中下三层，上层决策, 中层辅助传递、协调、参谋，下层具体执行。从管理学角度讲，有效的管理应当是层次宝塔式，对汉代而言，如果不计丞相府及诸卿内部机构，汉代中央只有两个层次,形不成宝塔层次结构，而唐代则形成了宝塔层次结构，故唐代管理层次较汉代合理。管理学上还讲究管理幅度，一般来讲，中上层人员的管理幅度应3— 9人，而下层管理幅度可多达30人。汉代是丞相协助皇帝管理九卿及类似卿的官员，一人管诸多机构，能力难以达到，难以使权力正确使用。唐代则不然，皇帝管理三省长官及御史台、三师三公,幅度为9人左右，尚书令下管都堂及六部尚书，大致6—7 人,各部尚书下管四司郎中及有关的九寺五监，其管理幅度少者为5,多者为9人。综上可见，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总结前代中央机构设置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创立的新的中央体制,基本符合管理原理,从而使中央行政机构运转灵活，为唐帝国的行政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汉代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也曾称呼过大理,其职责就是掌刑狱，依法判罪。遇有重大案件,特别是官员谋反之类的大案，廷尉与监察官御史大夫的下属御史中丞及皇帝临时指定的官员共同审理，如贺良等反叛惑众案，皇帝责成“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①。临时指定人员判决，随机性太强，至唐则不然，使司法监察制度规范化。
  唐代在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分掌司法众务。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的领导机关，大理寺是隶属于刑部的中央审判机关,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唐时，每遇大案，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这叫做“三司推事”。对地方上报至中央的重大案件，由三司机关分别派其重要官员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大理评事，充当“三司使”前往审判。这个法度系由高祖、太宗而定，唐代二百余年未有大的变动。唐高祖、唐太宗都深知司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高祖起兵即废隋炀帝法令，并令裴寂、刘文静等依隋《开皇律》重修法律,于武德七年正式颁布新律，即《武德律》。《武德律》不完备，太宗即位，又令房玄龄重修律令。于637年太宗颁布《唐律》，该《唐律》比《隋律》减斩刑92条,减流刑71条，删繁就简，改重就轻者甚多，时长孙无忌等又对唐律令注释，成《唐律疏议》，于高宗时颁布。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律书。唐太宗不仅重定律，还重执行，经常过问刑狱情况。由于律令较前完备,皇帝又注意执法公正，从而保证了贞观年间的社会安定。
  秦汉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实质是副丞相， 主管图籍秘书、四方文书，熟知法度律令，故掌有考课、监察、弹劾百官之权。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重要属官，其职责就是“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纠察百官，举劾按章"①。汉代地方行郡县制，为检査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汉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其官员即是检察官，除京畿一带称司隶校尉以外，其余称为刺史，故又称地方监察系统为十三部州刺史, 外督州刺史就是督察管理州刺史的工作。侍御史、州刺史将不法行为向御史中丞汇报，由御史中丞依法弹劾，这种弹劾甚至不受御史大夫限制。正因为御史中丞是重要的监察官，所以一些大案也委派其与廷尉、丞相长史等共同审理。此外，由于丞相是百官之首，故丞相也有弹劾百官之权，其属官丞相司直的职责就是 “掌佐丞相,举不法”②。
  高祖、太宗继承汉以来御史监察和北周以来门下省献纳言谏的制度，并加以改造，从而使唐代的最高监察权的行使机关有两个，一个是御史台，一个是门下省。门下省是最高立法的监督机关，门下省长官武德初称纳言，武德四年(621)改称侍中，副职为门下侍郎。其主要属官有给事中、左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左补阙、右拾遗、典仪、城门郎、符玺郎等。该机构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驳正违失。凡军国大政，谕旨诏令，不经门下省审核、 议定、副置，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使是皇帝的手谕，也视为无效。贞观初年，专司献纳谏正的门下省对皇帝的诏令文告不敢谏诤,唐太宗特别强调:“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③时为门下省长官的魏征多次谏诤，太宗认真听取纠失,至今传为佳话。自高祖时，唐即设御史台,正长官御史大夫，副长官治书侍御史，其属官分隶三院，即台院、殿院、 察院。台院，负责弹举百僚，京师、诸州官、东都洛阳百僚监察工作皆由台院分专人负责。殿院司掌纠察殿廷仪节并巡察京城内外左右;监院有监察御史15人,3人分察尚书六司，12人巡按州县,御史弹劾百官可联名，也可单独弹劾，不必征求御史大夫意见。御史们纠弹百僚权限广，亲王、宰相、诸百僚皆可纠弹。贞观年间，吴王李恪好打猎,损害当地田苗，侍御史柳范奏弹其非法, 太宗对柳范纠弹之事予以肯定。
  (3)为政之要在得人领导学上讲领导集体、领导核心，每个开国皇帝与治世英主都有一批骨干并形成核心层，大唐帝国的开业者高祖、太宗亦然。
  高祖之父李昞、祖父李虎在北周是柱国大将军，北周的统治核心是宇文泰所经营的的关陇集团，这个关陇集团的主要成员是:鲜卑贵族上层元氏、长孙氏、于氏、陆氏、源氏、窦氏、独孤氏诸族，关陇、河东一带汉族世家大族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上谷侯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柳氏、薛氏诸姓，后来部分山东士族如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顿丘李氏中个别房亦曾投奔这个关陇集团。尤其是李渊、杨坚本人及其祖数人与宇文氏联姻，所以当李渊、李世民父子举义旗时,许多关陇集团的人投奔而来，高祖、太宗对此予以重用，这些人在唐政权中势力最强，左右当时政局。高祖、太宗在反隋期间，又使许多非关陇集团又非名门士族者显名。高祖、太宗要巩固其统治、建立起领导核心，就要重用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又立下汗马功劳的新人，也要利用自己是关陇集团核心成员的身份， 拉住关陇集团。在唐初，门阀士族势力虽属强弩之末，但士族之风仍对社会有较大影响，隋文帝曾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之风，结果造成士族的不满。唐高祖即位,片面接受教训，曾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名门士人充任，不过高祖却将大中正搞成了名誉职务，将用人权归吏部，不久即废。这时的山东士族崔、卢、李、郑,江左王、谢等大族虽家势已败落，但唐开国元勋李世勣、房玄龄、魏征等与之结亲时，他们还自负门第高，多索要钱财。为了维护以功臣和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唐初统治集团的利益，自高祖起即开始采取措施，太宗更系统化，其做法有二，一是编《氏族志》,以提高新贵的地位。二是兴科举以选拔新人。
  唐太宗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证世系，根据忠贤奸逆定士族九等，于638年书成，列山东士族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看了大为不满，说：山东士族已世代衰微，靠买卖婚姻混日子，“我不解人间何以重之”。于是又令高士廉等再修，定等原则是“不许论数世以前，止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①当时修《氏族志》的四人分别是属山东士族的高士廉（渤海高氏）、关中士族的韦挺、江左士族的岑文本、河西士族的令狐德棻,四人按太宗所定原则，设定皇族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氏为第三等，唐太宗对此予以批准。该《氏族志》 共100卷,293姓，1650家，从而造成了以宗室为首，功臣（含外戚）和关陇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领导统治集团。在这个圈子中，勋贵名臣通婚，国子监及各类学校按官品招生徒，这对山东士族是个抑制，而对新贵族是种褒奖与鼓励。
  汉行察举制度，自上而下规定荐举名额及标准，下推上选。景帝、武帝时却也起用了一大批能吏，但由于操察举权者徇私枉法，至东汉竟岀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②的悲剧。曹魏沿着荐举之路向前走，将乡闾评议的旧传统官方化,设中正官，采择乡间德行结合家世，将士人分为九等,作为任官根据，也有在择人方面选择客观标准的意义，但不久即被门阀士族操纵, 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现象。士族把握大权，但又不干事，终于腐朽。南北朝时的诸皇帝如走马灯，皇帝有为，再用人得当，则政治清明，君昏用佞臣则天下乱。时至唐朝,高祖当国，尚用佞人裴寂,杀功臣刘文静，幸喜当政时短，未酿成大祸。太宗亲自目睹了隋由一个强盛富庶的大帝国倾刻而崩溃灭亡的过程，深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灭隋兴唐的过程中体会到“治安之本，惟在得人”②的道理,于是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清明的两条主要措施。
  其选人的渠道有三，其一，颁布求贤诏，要求大臣推荐和能人自荐。贞观年间，他曾五次颁布过求贤诏，他把推荐人才作为大臣的要务，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人则加以严厉批评。宰相封德彝很长时间未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太宗批评说:“治世应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才不乏贤人奇才，你不善知人，怎能诬一世无贤才呢?”其二，处处留心和査访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重用提拨。当太宗得知中郎将常何所议朝政高论是其食客马周书写的后，立即召马周进宫交谈，发现其确实有才，当即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马周办事机敏，逐步升至中书令,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其三，科举取人。科举取人有四层含义，一，分科考试;二，投牒自进;三，州郡考试交于朝廷;四,公开考试,择优录用。考试制度源于西汉的策问，东汉时左雄建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③，这即有分科考试的意思。至北齐时，已开始推行州郡先试，然后推择至中央，并且用孝廉试经、秀才试对策方法。投牒之牒即书札,类似于今日的履历表或自我鉴定表，投牒自进就是持牒自我介绍，以求录用。这个风气源于东汉，不过，在隋以前并未将投牒自进与考试制度联系起来。隋文帝时期行“分科举人”办法，以力图代替九品中正制，但当时所分科甚多，也无定制。高祖即位，即恢复隋“分科举人”制度,并开始制度化，经太宗发展，更臻于完备和系统化。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 开元二十四年（736）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是每年举行的定期考试,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 进士、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明经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贴经，经指经书,唐太宗令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 《礼记》、《大学》五经，此外学习的还有《仪礼》、《周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等经书。贴经即把经书原文某一页隐蔽了上下部分,中间只开一行，又在那一行贴盖三个字，要求应试者读出或写出经文的全部，这是专考死记经文的功夫。进士科考诗赋和时务策，需要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进士科最难考， 录取率一般在百分之一到二，但一旦考中进士科，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再经吏部考试合格后,就可正式授官，叫做“释褐试”，褐为民衣，“释褐”即脱去民衣穿官服，因此人们称考中进士为登龙门。参加常科考试的生源有两类，一类是国子监、府、州、县学的学生，称“生徒”，二是在各地私学中读书但经州县保荐的学生， 称乡贡。制科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制科名目繁多，最著名的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应制科考试的人可以是做过官的人，也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甚至庶民百姓也可以应试。由于制科不定,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不如常科。科举考试不计门第，确也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有一次,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结队而行,不禁笑逐颜开，高兴地说:天下英才都落入我手中了。
  中国是个人治的社会，选人重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用人更重要，会用人者可改造不肖之人，不会用人者则束缚住贤人手脚，使其才无法发挥,唐太宗善选人，又在用入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用人如器，用人所长,发挥集体智慧，智能互补，是唐太宗用人的第一个特点。《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记述了唐太宗与王珪的一段对话，正反映了此点。“冬十二月，诸宰相侍宴, 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王珪回答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洽繁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如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及诸大臣都服王珪之论，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事，都说:“非如晦不能决。”及杜如晦至,才用房玄龄之策。唐太宗以为李靖是将相之才,房玄龄、戴胄是实干家,温彦博文才高妙又是人格典范，魏征执法如山，主持公道，王珪善于发现人才，知人长与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善于发现人的长与短，善于驾驭各种人才，使其智能互补，并且认识到人才互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为今日领导学上领导集团成员的智能互补理论提供了典范。
  唯才是举与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 唐太宗常和魏征、王珪等人论君道与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草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闻风而来，用一坏人，则周围坏人聚拢而来。”魏征又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 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德才兼备才可去用。”他非常赞赏魏征之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学上有一个共生效应,有一奇才，其周围必有众才相随，如众星捧月一般,太宗的好人聚好人，坏人聚坏人理论，正是人才学上的共生效应。许多人论用人,往往将“唯才是举”、“德才兼备”都称赞一番，魏征与太宗将其概括为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用人标准，确是精论。
  任人唯贤是古来用人的原则，但太宗做得更岀色。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得皇位，但太宗并没歧视太子党、齐王党的人, 反而大胆起用了太子党中许多贤人能臣,如魏征、王珪、韦挺皆是太子党中之人，都成了太宗的心腹。正因为他不计前嫌，所以贞观朝人才济济。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唐太宗命画家在凌烟阁画二十四位功臣像，这二十四位功臣中只有刘政会、长孙顺德等少数是晋阳起兵时的旧臣，大多数则是隋降将、李密部下、太子党中之人等。这二十四功臣再加上姚思廉、孔颖达、颜师古、陆德明等文学家和书法家、画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构成了贞观统治集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政治清明。
  历代统治者都讲纳谏，然而求谏最诚、纳谏最得力的帝王则应数太宗为第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②这些都是贞观君臣求谏、纳谏时的名言，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被作为座右铭。
  (4)劝课农桑，轻徭薄赋高祖、太宗目睹隋亡之鉴，明白政权得而复失的原因。唐初经济破败，民户凋残，米价昂贵，饥馑遍地，摆在高祖、太宗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由于战乱,唐初有大量荒芜了的土地， 于是武德七年(624)四月李渊参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度颁布均田令,百姓计丁授田，贵族官僚按爵位、官职品级授田，此外，各级官吏还有职分田，其地租作为官俸的补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均田制使农民能在自己所授田地上勤奋耕耘，自食其力，对恢复经济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民无田则无获，民无获,统治者也得不到赋税，统治者授田的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人的赋税，于是在颁布均田令时,唐即颁布租庸调制。租即纳粟，按授田亩数交纳，调即按丁交布绢，租与调是旧制，庸是新制，即以钱代役，官府规定授田丁口每年要无偿服役若干天，遇农忙季节，怕误农,可以以钱代役，此称庸。以钱代役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为了发展生产，唐太宗大力倡导修水利。中央工部置水部郎中和员郎各一人，掌管全国水利建设。贞观年间仅在福建莆田即筑诸泉塘、沥〓塘、永丰塘、颉洋塘、横塘、国清塘等，总灌田 1200顷。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要想使农业发展，就必须少繁苛农民，使农民能倾心于耕田。唐太宗尽量减少徭役征发，非征不可的徭役,也尽量放在农闲。太子承乾行加冠礼，需征发各地府兵作仪仗队，本应在二月举行，怕影响种植，太宗改在九月举行。太宗倡简戒奢，唐初所用宫殿及隋旧宫，太宗一直未再改建。他严禁厚葬,对自己陵寝的要求也只是“以山为陵，容棺而已”。由于他本人以身作则，贞观年间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住在一座破房之中，死后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没有。魏征为官一世，家中竟无正堂屋。达官贵人乃至宫府皆讲节俭，少苛敛于民，从而保障农业经济的发展，至贞观中期，则岀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现象。
  (5〉治军强国，安定边疆唐以前的兵制有四种，其一，是汉代的征兵制或兵役制。因为艮户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所以除交纳赋税外，每个男子一生服兵役两次，每次一年，一次在地方上,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城，称“戍卒”。其二，三国时期出现了世兵制。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坞堡林立,大批农民为军阀豪强所荫庇，成为他们的部曲，平时种田，战时为兵，这是豪强地主的家兵。封建国家控制三种人，一是编户齐民,交租赋，户籍由郡县管理。二是屯田户，隶属于中郎将和典农校尉，是国家佃户。三是军户,军户中，父子世代为兵，户籍不属郡县管理，而由军府管理，平时种田，农闲练兵, 战时以户抽丁作战。军户地位低下，只有得到放免才是平民身份。这是一种世兵制。其三，募兵制。兵役制的基础是社会安定、 国家管理的民户多。世兵制下的军户地位低,士兵逃亡严重，至南北朝时，兵役制条件不具备，世兵制正遭破坏，只好招募兵士, 著名的北府兵即是由招募的徐、淮地区的骁勇组成。由于招募的士兵多非良善之民,素质低，个人欲望强，易哗变，故只是权宜之计。其四，府兵制，该制由宇文泰创立。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 国家编户齐民增加，兵源上仍行几丁抽一的办法，开始三丁抽一，后曾改为八丁抽一、十二丁抽一，所抽之丁皆各均田户中强壮之人，所抽之丁，免其租庸调，平时一年集训一月，战时为兵， 为兵时一切弓弩、衣仗、干粮之类，几家共备。几家共备养一兵， 既为自己子弟，又为国家出力，还不误农时，士兵又经专门训练， 战斗力也强，从兵役角度讲也是一种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较前代几种兵制来看是种创新，也有优势。北周府兵制的组织系统是由宇文泰都督中外军事,统率八柱国大将军和十二大将军，每一大将军统率二军,是为二十四军，一军设二团，是为四十八团。该编制机构源于鲜卑八部之制，故史书上说府兵制从编制上讲源于鲜卑兵制，但从兵源上讲是与均田制相结合的寓兵于民、兵农合一的制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讲一方面则是片面看法。
  隋文帝杨坚、高祖李渊都是北周府兵制下八柱国之后，府兵制本身又较其它兵制有优势，于是隋朝与唐高祖、唐太宗皆继承并发展了府兵制度。从编制来说，全国府兵制由中央十六卫大将军统率，十六卫大将军是府兵最高军阶，直接隶属于皇帝。唐太宗贞观十年，在全国设10道、634府，诸府称折冲府。各府按兵力分为三等，一等1200人，称上府;二等1000人，称中府;三等 800人，称下府。各府长官为折冲督尉，十六卫大将军所领府数量不一。府下为团，一团300士兵，团置校尉;团下为旅,百人为旅，旅有旅帅;旅下为队,50人为队，队有队正；队下为火,10人为火，火有火长。故府兵制组织系统是：卫将军府——折冲府——团——旅队 ——（卫将军） （折冲都尉） （校尉） （旅帅） （队正）火（火长）高祖、太宗时的府兵制从兵源和机构上讲与北周宇文泰时类同,不过更系统化、具体化了。当时府兵的任务有二个,其一， 冬季军事训练，战时岀兵;其二,轮番进京戍卫或守卫边疆。兵源仍然是均田农民，唐初三丁抽一时居多，战时仍是自备弓马粮食。府兵制下的士兵兵源有保障且经过训练，战斗力强，所以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国力增强后，便开始了安定边疆的战争。唐初东突厥经常骚扰侵犯唐北部边境，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唐太宗派李靖为统帅，率李世勣、柴绍、薛万彻等大将，攻打突厥，奋战八月，击溃东突厥，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 使北部边境免遭侵扰，摆脱威胁。此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地区，建立了安西都护府，从而又使西边安定。这时唐太宗又与吐蕃联姻，加强了与亚非诸国的交往。贞观时期强盛的唐帝国已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中国使者、僧人、商人遍及亚洲各国，各国以“唐家子”称呼中国人，西方各国今以“唐人”称呼中国人,即源于那时。
  李渊、李世民晋阳起兵后，直取长安，建立唐朝，然后削平群雄，建章立制，恢复经济，又治军靖边，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建设， 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都为大唐基业奠定了基础。尽管高祖执政年岁少,太宗后期有些不谨慎，但父子二人同称李唐基业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2.李治父子怯懦无能，李隆基夺位盛又衰(1)李治父子怯懦无能唐太宗时长孙皇后有三子，初立李承乾为太子，李承乾不谨慎，李泰与太子承乾争皇位，〓蚌相争渔人得利，性情温和而天赋不高的李治当了皇帝，是为高宗。高宗执政，谨守太宗治国路线，也无什么特殊作为，在太宗时的老臣辅佐下，政局平稳，然而在皇后问题上却给李氏家族带来了灾难。李治在为太子时即钟情于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即位后不久，将已削发为尼的武则天接回宫中。武则天在太宗时当才人12年，从14岁到26岁寂寞地在宫中度日。太宗驾崩，却又削发为尼,强烈的压抑感压出了武则天奋斗不息、残酷无情、刚毅果断的性格。武则天不惜杀女诬陷王皇后，又以美色加聪明能干控制了李治，李治成了武则天手中之物，竟不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反对，让武则天戴上了皇后桂冠。武则天初当皇后，对李治百依百顺,但却暗中活动，排除异己，组织了以李义府、徐敬宗为核心的统治中心， 逐渐控制李治。李治竟随武则天之欲，贬斥了许多反对武则天当皇后的大臣，如宰相褚遂良以“谋不轨”一再贬斥，死于外任。在武则天授意下，徐敬宗编造朋党案，将长孙无忌扯进去，先予以贬斥，后逼令自杀，贞观时代留下来的元老大臣除李世勣外，大部分被罢免或疏远。武则天亲信李义府、徐敬宗被擢为宰相，武则天集团控制了朝廷，控制了李治，并且将亲信安插在皇帝身边。李治这时感到武则天太专横，想反控制，支持宰相上官仪掀起废后风波，并命上官仪草拟了废后诏书,武则天得其在皇帝身边的亲信报告后,立即到李治身边申诉，李治竟将废后之事推给了上官仪，上官仪成了李治反控制的牺牲品，从此李治附首贴耳，一任武则天所为。武则天自14岁入宫，熟悉朝政，在为皇后之前，即参与朝政。显庆五年(660)冬,李治开始生病，头痛脑晕、两眼模糊,难以主持日常政务,故上朝时往往委托武则天代为处理。武则天生性聪明，又有很好的文史修养，对朝政处理得体。664年，上官仪废后风波平息后，武则天竟垂帘于后协助高宗理政，朝廷内外恭称“二圣”。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683年李治病死为止。李治从649年四月登基，时年22岁，至56岁病死，当政 34年，而实际上在长孙无忌等元老大臣辅佐下，独立当政仅14 年,在武则天控制下当傀儡皇帝20年。武则天四子，长子李弘 24岁时暴死，次子李贤文才高妙，却因母子感情不好，以谋反罪被杀。三子李显于其父李治病逝后即位，是为中宗，时年28岁。但快进入而立之年的李显却不谙政事，一上任即将其岳父韦玄贞由一个小小的普州参军升为豫州刺史，接着便要再拜侍中，当宰相，引起了宰相裴炎的坚决反对。年轻气盛的中宗皇帝却气哼哼地说:“我把天下都给韦玄贞也没有什么不可，何况一个侍中呢？”裴炎将此事告知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召集百官到乾元殿，将才当了两个月的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先徙往均州（今湖北十堰市），后徙房州（今湖北房县）。李显被废，其弟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李旦一向怯懦,举行仪式不久，即被母后武则天软禁起来，武则天临朝称制，处理一切政事,没有母后谕旨，李旦不能随意出入宫廷,李旦名为皇帝，实为囚徒，整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武则天大肆杀李唐宗室和王公大臣，准备篡唐称帝时， 李旦为寻求生计，违心地上表母后，要求赐姓武氏。公元690年， 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称神圣皇帝，将李旦降为皇嗣，赐姓武氏，迁居东宫。这时武承嗣想争皇嗣，几次加害李旦，先是诬告李旦的皇后刘氏和窦氏诅咒武后，武则天将刘、窦二氏凌迟处死。后又诬告李旦隐蓄异图，有谋反之心。武则天令酷吏来俊臣逮捕李旦左右的侍从，严刑逼供，逼其侍从承认李旦谋反,太常乐工安金藏为证明李旦确无谋反之心，在廷堂剖腹明心，以死劝谏武则天，武则天才醒悟，了结此冤案。但从此李旦心灰意冷，请求放弃皇嗣,后在狄仁杰等劝谏下，于698年三月迎立已废为庐陵王的李显为皇嗣，允李旦废皇嗣，被封为相王。
  神龙元年(705）初，武则天病情恶化，身边只有男宠张易之、 张昌宗兄弟二人，宰相、太子难得见女皇一面，诏令皆出自二张之口。为避免假传圣旨篡帝位，宰相张柬之、崔玄联络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进宫，杀死二张,迫武则天返政太子。705年正月二十日，唐中宗复位，年近50岁的李显登上阔别了 18年之久的皇位，武周帝国宣告结束，史称神龙革命。
  李显下野18年，失魂落魄，其妻韦后常以将来会有岀头之日开导他，他也常对妻子发誓说:“有朝一日，若能重见天日，将满足你的愿望和要求。”李显复辟，册立韦氏为皇后，韦后也想满足其权力欲。中宗在御座听群臣奏事，韦后在帘后听政,中宗懦弱又无任何治国思想，也巴不得韦氏扶持，因此对韦后言听计从，中宗又成了傀儡。韦后时年刚过40岁，又与武三思勾搭成奸，韦后有女皇的野心，却无武则天的政治才干,武三思在武周朝掌大权，有政治经验，于是韦氏与武氏联合掌握了中宗朝政大权，张柬之等人却糊涂地要求中宗杀武三思，然中宗却视武三思为知己，将张柬之密陈杀武之事告知武三思,武三思、韦后竟将神龙革命的五功臣张柬之等流放，并于流放途中杀死。张柬之等被杀，武三思专权，又与原武则天的心腹笔杆、中宗秘书、年约 40余的上官婉儿私通，后宫淫乱。中宗之第四女长宁公主、第七女安乐公主又纳贿卖官，朝廷政治极度腐败。突厥也趁朝乱发动进攻，进入唐境，大唐国威一落千丈。面对这种情况，太子李重俊联络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击毙武三思及其同党，韦后与上官婉儿挟持中宗躲到玄武门楼上，中宗听从上官婉儿之计， 悬赏杀死了太子和李多祚。太子和李多祚被杀后,中宗和韦后等整日沉湎于享乐奢靡之中，中宗大肆建造佛寺,韦后养着男宠马秦客和杨均。韦后想当女皇，其女安乐公主也想当女皇，二人合谋毒死了中宗，立16岁的幺子温王李重茂为皇帝，韦后临朝称制，韦氏家族控制了禁军和台阁尚书省要职。但韦后感到要易天命,最大的障碍是相王李旦及其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韦氏家族便密谋除相王李旦等。在这关键时刻，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也密谋杀韦氏家族，李隆基率羽林军万骑攻入皇宫，将韦氏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废李重茂，拥立相王李旦重登皇帝宝座。李隆基有讨逆拥立之大功，但却是李旦第三子，李旦长子李成器（后改为李宪）让贤给弟，从而立李隆基为太子。李旦二次为帝,根据李隆基建议，任命姚崇和宋璟为宰相，姚、宋二人精心辅佐，裁减冗官，整修纲纪，朝政出现一派振兴气象。但是不到一年,朝政又出现了麻烦,太平公主之所以支持李隆基，是想立睿宗，然后夺权当女皇，当立精明强干的李隆基当太子时，她是反对的，故睿宗当政，她积极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与李隆基展开激烈斗争。李旦力图在其妹太平公主和其子李隆基之间搞平衡，第一年听李隆基之言，太平公主与李旦软缠硬磨，第二年便将姚崇、宋璟罢相，任命太平公主党羽窦怀贞等四人为相，公主派在宫中占了上风。李旦想搞平衡又难平衡，早已对皇权索然无味的睿宗皇帝李旦想及早传位给李隆基，却遭太平公主反对，干是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下制书说:“凡政事皆由太子处理，然后再上奏。”李旦越想早传位给太子，太平公主越痛恨，越想及早除掉太子李隆基，于是姑侄二人矛盾激化。713年7月3日，李隆基获悉太平公主及宰相窦怀贞要发动政变,于是抢先下手，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黜逐公主党，李隆基掌权，政局稳定,进入了开元盛世。
  （2）李隆基夺位盛又衰李隆基政变得皇位，基本上承袭了武则天时代的政局。武则天为了广收士人之心，扩大科举,多予拾遗补阙之职。同时她的用人路线是酷吏嬖臣监能臣治国，能臣如狄仁杰、姚崇、宋琛治国以忠，无隙可乘,酷吏常兴大狱，令人胆寒，诸武、男宠常兴风作浪，互相排除异己，能臣利用诸武、男宠、酷吏三者之间的矛盾，以求武则天支持治国安民之举，因此武则天以来，社会经济有发展，但冗官泛滥、法度常乱是武则天时代的一大弊病。自神龙元年(705)革命到先天元年(712)的七年中，皇宫又陷入权力之争之中，连换二帝，朝政几乎无暇顾及，人心也惶惶，国弱遭人欺，边境又不安，大片土地丧失。李隆基即位，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堆问题,百废待举,首在整顿吏制，收复失地，发展经济。
  唐太宗时重视谏官作用，凡与宰相议事，都让谏官与史官参加，以引古讽今，匡正纠违，武则天任命了许许多多“拾遗”、“补阙”之类的谏官，却作摆设，与许敬宗、李义府等宰相议事，不允谏官、史官参加，政多私弊，不敢公开。唐玄宗即位，于开元三年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一举裁汰了冗官数千员，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财政开支。接着又恢复太宗时期传统，除非特殊机密外，允史官、谏官参与宰相议事。
  武则天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为巩固地位，在人事制度上采用两手政策，一方面延用小人，以作为鹰爪和耳目，另一方面广延人才以治国。为广延人才，他提倡科举，又增加进士名额。在武则天和唐高宗统治时期，共录取千余名进士，平均每年20余人，比贞观时期增一倍。她开创了武举、南选、试官、殿试的先例。武举即招考有武艺之人，“南选”是专设名额录取岭南偏远地区人才，殿试即对科考的贡士在宫殿由她本人面试。试吏、殿试在汉代即有先例，武则天推行得更得力，故史书上讲武则天开试官之始，殿试成了科举考试中的最后一级考试。自唐朝立国，到高宗去世武则天临朝称制的683年,唐朝已度过了 65个春秋，晋阳起兵时的20岁的小伙子也已是80多岁老翁,不死也退出了政治舞台，因此朝中已无立唐时的元勋。一般一个人最有所作为的时期是在30-60岁之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30年为一代人的含义。每一代人有不同的思维，也有不同的用人方法和用人标准。可以说唐朝第一代人是元勋执政，这些人知道政权来之不易，工作尽职尽责,生活克勤克俭，这就是高祖、太宗时情形。第二代仍受着第一代的影响，少数功臣元勋仍旧执政，其子女居高位者不少，这就是高宗时期情形。到武则天时代，已进入第三个 30年,按照“富不过三代”的规律，功臣之后大都腐朽而不可用, 武则天便对李氏宗室和功臣勋旧子女大加清洗。功臣勋旧之后不可用，李氏宗室不可用，魏晋以来的门阀已腐朽，也就是说原来以关陇集团为骨干的统治基础已破坏,那就要建立一个新的统治基础，这个新的统治骨干的来源只有靠科举,所以自武则天以来扩大了科举取士，玄宗时的名相除姚崇非进士出身外，宋璟、张九龄、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不是进士及第，便是明经及第。玄宗后期听信李林甫谗言，想任用目不知书的牛仙客为宰相，便遭到宰相张九龄等人的非难。因此,唐玄宗沿用武则天以来的用人路线，并在前期选人用人较成功，使贤人在位。武则天任用酷吏在于震慑异己，因此讲不到有什么么严格规范的官吏考核制度，唐玄宗重视选拔任用官吏，更重视考核，奖惩官吏。玄宗认为郡县是国之本，即位之初曾对县官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应考者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凡考试优者即可任用，劣者即罢免。开元四年组织了一次县令考试,其中被淘汰者45人。为搞好吏治,玄宗亲自颁布《整饬吏治诏》，对地方官一年一考核， 有功者升，有过者降。营州都督宋庆礼屯田有方，民人殷富，擢升为御史中丞;刺史裴景先，非法聚敛5000匹绢，玄宗下令处死。
  唐贞观之治时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均田制。均田制推行的基础一是皇帝控制着大批无主荒地，二是政权建立之初，人心思治，政治清廉，少土地兼并之害。到武则天时代，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政府难以按足数授田。唐武德七年（624）规定，18岁以上丁男，每人授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史载武则天时，江西彭泽，“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①唐敦煌户籍残卷记载了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余善义、张玄宗、曹仁备等八户授田数，余善义一户授田最多，其授田亩数仅是应授田亩数的 1.9%。与授田不足并行的是富豪巧取豪夺，大肆吞噬田产，高宗永徽年间（650 —655）“豪富兼并.贫者失业”②严重。许多均田农民为求生存，只好将土地交给豪强，到豪强地主家中当荫客，由国家的编户齐民变成了豪强荫庇的逃避国家赋税的荫户。与此同时，武周、中宗、睿宗都信佛至甚，在全国各地大设寺院,“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③豪强兼并，横行乡里，荫户、僧人逃避赋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了财政危机。玄宗为缓解财政困难，采取了以下措施:其一，支持官吏整治不法豪强。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抢夺民田，玄宗对王仙童依法惩治。玄宗下令在开元九年（722）至十三年（725）开展检田括户运动，该运动使中央增税18万，从而一度制止了荫户和兼并现象的蔓延。其二，抑制佛教发展。唐玄宗于即位的第二年即下令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全国各地还俗者1. 2万人。唐玄宗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佛经，禁止贵族官员与僧尼交往，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抑制了僧人逃赋税和僧院浪费资金现象的发展。其三，劝课农桑。在开元年间，玄宗重视兴修水利，全国共建50大项水利工程，在一部分地区保障了水利灌溉,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业的丰收，出现了“公私仓廩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的繁荣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由于神龙革命以后，朝纲混乱，使边塞又造成危机，玄宗即位时，西域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唐安西都护府四旗之一)，北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以北以及辽西十二州，都已被突厥、契丹奴隶主贵族占领，玄宗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军旅，于开元五年收复辽西十二州，开元二十七年攻陷碎叶城， 重建安西都护府，重震国威。
  自唐玄宗即位后，励精治国，用贤人,重吏治，发展经济，靖边图强，出现了封建时代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这时的玄宗已当了 20多年皇帝，年近花甲，歌舞升平令其陶醉，直臣们喋喋不休的谏诤，国家繁多忙乱的政务令其厌倦和不耐烦，老皇帝想找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以使自己纵情娱乐享晚年。这时唐宗室之后李林甫正投机钻营想寻主子，先是求其亲戚、进士岀身的宰相源乾曜提拔，源宰相素厚李林甫。后又通过关系巴结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想以拥戴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得武惠妃信赖，从而达到升官的目的,此举果然有效，从此，武惠妃宠信李林甫。这时高力士正受玄宗信任，高力士本系武三思家奴,而武三思之女又与李林甫有旧情.于是李林甫与高力士结好，求其媚言。时宰相韩休与萧蒿有矛盾，韩休直率爱上谏，常受玄宗指责. 想请人从中斡旋，既使玄宗满意又不受制于萧蒿,于是推荐李林甫任宰相，武惠妃也吹起了枕头风，高力士又借机吹风，不久即将李林甫从国子司业之小吏职位上擢为黄门侍郎，又擢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ー,与张九龄等名相同列。张九龄等不知玄宗心思，尚一味为国亢直上谏.越上谏玄宗越讨厌。李林甫摸准了玄宗心理，以顺从玄宗心意为办事方针.从而使皇帝感到张九龄专权，而李林甫不爱权不专权,于是罢张九龄宰相，用李林甫为中书令，自此李林甫独掌宰相之权，以皇上之意行事。同时李林甫又嫉贤妒能，天宝元年(742)的科举考试，李林甫竟不录取一人，却对皇帝说这是“野无遗贤”,李林甫专权， 蔽皇帝之目，塞玄宗之耳。开元二十四年(736),56岁的玄宗又将22岁的儿媳——武惠妃之子李瑁之妃杨玉环接入宫中，朝暮相处，贪恋床第之欢，无心留意于政务，由开始放任李林甫办理政务，发展到公开委政于李林甫。这点连李林甫的推荐人高力士都为皇帝担心，对玄宗说:“天下权柄，怎能轻易给人呢？他若养成权势，一旦有变，谁还敢说个不是呢?”然而唐玄宗李隆基为纵情于与杨玉环的声色享受，却不愿理朝政。李林甫杜绝言路，谏官上书，先经李林甫，视其好恶再上奏，使皇帝再也听不到逆耳之忠言。李林甫为保住其位，一方面结好唐玄宗信任的宦官高力士以迎合上意，一方面又妒贤嫉能，排除异己。他怕忠厚持重的边关大将入朝为相，夺其专宠，提议让胡人为边关大将，因为胡人文化水平低，虽有战功，但无能力理朝政。唐玄宗也对足智多谋的边关大将存有疑心，一拍即合,任命了一批胡人如安禄山、 哥舒翰、高仙芝等为边关大将。哥、高二人尚且忠勇，唯安禄山有野心，由小军官至天宝元年（742）升任平卢节度使（治所今辽宁锦州市西），到天宝十年（752）,又兼范阳（治所今北京）河东（治所今太原）节度使，他用欺骗、献媚、贿赂等手段取得了玄宗的信任。李林甫病死以后,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任宰相，杨国忠本不学无术，为宗党所鄙视，而且也从未想过做高官,却因杨贵妃受宠之故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也想利用高官好好地享乐一番，因此便又沉湎于酒色之中，从而朝纲更混乱。在李林甫当权时，许多人都已看出安禄山必反的征兆,张九龄指出将来乱幽州者必此胡雌，不杀必生后患，名将王忠嗣、太子李亨都言安禄山必反，唐玄宗对此一概听不进去，反而一味满足安禄山的要求，从而使安禄山羽翼丰满。杨国忠为相，又嫉妒安禄山恩宠特深，派门客搜集安禄山的阴私，并贬斥安禄山亲信的官职， 想激怒安禄山，使安禄山失态,从而在玄宗面前失宠，求得个人专宠。安禄山本想在唐玄宗死后再反叛，杨国忠的激化,使其提前谋反。天宝十四年（755）11月9日，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 在范阳起兵叛乱，挥军南下，直指长安。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至长安,唐玄宗初以为是谣言，后证实消息确凿后，才委派当时在长安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赶至洛阳，让大将高仙芝率军东向御敌。封常清足智多谋，高仙芝能征善战，但却率乌合之众，封、高二人抵御不住，退守潼关。但玄宗又听信宦官边令诚谗言,将封、 高二将斩杀,派大将哥舒翰到潼关御敌。哥舒翰患有中风病，也准备屯兵潼关，以寻机出兵，但玄宗又听信杨国忠谗言，逼迫哥舒翰出兵决战，结果哥舒翰兵败被俘，潼关失守。72岁的老皇帝唐玄宗慌了神，带着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宫中近侍及几个大臣，仓皇向西南而逃,想去蜀地避难。第二天走到马嵬驿（陕西兴平西），愤怒的军士杀死了杨国忠，又逼皇帝缢杀了杨贵妃,唐玄宗如惊弓之鸟，带少数人逃亡成都。太子李亨在录武即位，挑起抗击叛军大旗，于758年初收复两京，玄宗才由成都返回长安， 先住玄宗自己当太子时的宫殿兴庆宫，因多和臣下接触,遭太子猜忌，宦官李辅国在李享的赞同下，强令玄宗李隆基搬进太极宫。玄宗在太极宫郁郁寡欢，生活二年有余,便悲惨离世。
  唐玄宗自713年当皇帝，至756年太子李亨即位，他失去皇帝位，实际在位43年。736年武惠妃去世，纳杨玉环为贵妃，在此以前的23年属励精图志期，尚算明君，在此以后的20年沉湎于酒色之中，属昏君期。从756年到762年的6年，玄宗下野，惨度晚年。一个皇帝前后判若两人，使一个唐王朝急转直下，由盛而衰,这在中国所有皇帝中是最典型的。
  3.肃代穗怯懦无能，顺宪有为无善终肃宗李亨756年即位，时年46岁，在位6年，于762年被宦官李辅国惊吓而死。就在这一年，李亨之父唐玄宗李隆基去世。代宗李豫于其父李亨去世后即位为帝，时年36岁，至779年病逝，在位17年。代宗皇帝病逝，其子李适时年38岁，即帝位，在位25年，于805年病逝。肃、代、德三帝皆中年而立，肃宗立于灵武,正值危难之际，挑起讨叛军之重任。代、德二帝为帝前都曾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担当过讨藩镇之重任，按其任帝时年龄和任帝前资历，本应扫平割据叛军，平定天下有所作为，但恰恰相反，他们都怯懦无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肃宗嫉功臣，用佞邪肃宗灵武即位时.仅是个流亡政府.文武官员不过30人，直接控制的地区不过陇右、河西、扶风、天水等地，但肃宗即位，却给了在关东抗击叛军的将士以激励。肃宗即位诏令调集各路兵马，讨伐叛军，收复两京。时河西节度使李嗣业、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河东节度使郭子仪带兵来灵武，足智多谋的李泌也离开道观到灵武，提岀了以逸待劳、两年彻底消灭叛军的御敌之策。但是李亨所想的却是两点，第一，先收复京师，故不同意李泌先扰敌，后取范阳，再收复京师的战略决策。第二，灭安史叛军，必有功臣,如何处置为妥，肃宗竟怕功高震主。一次他对谋士李泌说： 郭子仪、李光弼都做了宰相，将来克复两京，平定天下，再没有官可赏，该怎么办？李泌建议把官与爵分开，“官以任能，爵以酬功”，“赏功臣用爵不用官”，“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治”。李泌之言,肃宗无力反驳，但似乎安禄山由受宠到反叛的教训太深，他仍不喜欢用德才兼备的将帅之才，于是不听李泌忠言，任命不懂军事的房绾统帅军队，率郭子仪等将帅采取硬打硬拼办法与叛军夺长安，结果一战即败，郭子仪等只好退到武功县。肃宗不以为是指挥失误，却以为是兵力不足，竟以岀卖长安金帛、子女为条件请来回纥兵，收复长安。
  唐军在回纥兵帮助下夺回长安，当时的统帅名义上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椒（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实际上总指挥是时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的郭子仪。唐肃宗命令得胜之军攻击在邺城的叛军安庆绪集团，时唐军九节度使兵力达60万，又有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英勇善战之将,形势本来大好，但唐肃宗又怕郭子仪、李光弼功高震主，竟然60万人不设统帅，令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鱼朝恩成了统帅，但又无能力统帅。诸节度使无统帅,士气低落，史思明部援救安庆绪军，与唐军一接触，官兵一战即溃。郭子仪退守洛阳，李光弼等节度使纷纷率部归镇。鱼朝恩却将邺城战败的罪责归于郭子仪，唐肃宗黑白不分，也正想弹压一下功臣，罢免郭子仪，改用资望稍次之的李光弼，晋升郭子仪的部下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为王。唐肃宗自以为得计，觉得煞了功臣的威风,提拔了一个少数民族悍将, 好像多了一个心腹，孰不知仆国怀恩却是个小人。邺城之战的第二年，洛阳又失守，第三年即761年,鱼朝恩、仆国怀恩明知攻击洛阳时机不成熟，却进谗言，让皇帝下令，由李光弼率兵攻洛阳。李光弼不得已出兵，然仆国怀恩不听将令，导致唐军大败，李光弼在中央失去军权，大权落在了鱼朝恩和仆国怀恩手中。也就在这个时候，宦官李辅国发动宫廷政变，于762年惊死唐肃宗，立李豫为帝，是为代宗。
  （2）代宗、德宗无能限藩镇安史叛乱集团本系乌合之众，争权夺利，互相残杀，755年安史叛乱，757年安禄山即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分为安庆绪、史思明两大集团。759年九节度使攻邺城，虽唐军未胜，但史思明却进邺城杀死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叛力量。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到唐代宗即位时，安史叛乱集团已成为强弩之末。762年,代宗任命李适（即后来的德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率军攻击史朝义，763年史朝义战败自杀。自755年至763年计8年，安史叛军大多数降唐,宣告叛乱失败。从正常逻辑推理来看，代宗应赏功臣、除叛臣•恢复大唐一统天下，但从当时的形势看有四点制约着皇帝决策。
  第一，农民起义威胁朝廷，使朝廷不得不分兵镇压义军。762-763年，袁晁起义.一度控制过江浙一带。后又爆发了方清领导的起义，连克江西诸州,唐代宗只好从在前线与叛军作战的李光弼部队中抽调一大部分兵力去镇压农民起义。
  第二，西部边疆不安宁,使朝廷不得不分兵去靖边。安史叛乱时，朝廷抽调西北边境兵力参加征伐，边镇只留一些老弱兵， 吐蕃乘机夺取唐地，河西陇右为吐蕃占有。763年，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20万人入大震关（今甘肃陇西县），深入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逼近京师，代宗任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到咸阳御敌。郭子仪正在家中闲住，尚未入伍，长安已失守，郭子仪赶至京师，用少数兵卒虚张声势，将吐蕃惊吓而走，退到原州（宁夏固原县）、会州（甘肃靖远镇）、成州（甘肃成县）、渭州（甘肃平凉一带），京城始终处于吐蕃威胁之下。抗击吐蕃保卫京师成为代宗时期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宦官专政、宦官监军，朝臣、大将不服。唐初不允宦官与政，玄宗开元末年怠于政事，四方奏章先交高力士审阅，又创宦官监军之制，宦官参政又监军,军政大权皆有。宦官出身卑微， 很少有人经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修养差，自小就以察颜观色取悦于皇帝为务，而不以是非为标准。朝臣则不然，唐初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知事业之艰难,武则天以后大都是科举出身，读史书、论政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皇帝宠宦官，必塞言路用佞人，正直有为之臣被排挤，自唐开元末以来大致如此。马嵬坡之变后，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文武官员不足30人，而宦官李辅国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肃宗任命李辅国为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 政无大小均由李辅国专断。后李辅国又为兵部尚书节度使。时谋士李泌英明果断，与建宁王李倓正筹划如何消灭安史叛军， 李辅国与肃宗爱妃张良娣进谗言，逐走李泌,害死李倓。接着又逼唐玄宗迁出兴庆宫，进太极宫。肃宗惧怕宦官李辅国，不敢去看其父唐玄宗。不久李辅国又与张皇后闹翻，派兵杀了张皇后， 将肃宗惊吓而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拥立李豫为帝，是为代宗。代宗以为二位宦官有拥立之功，宠信有加，尊李辅国为尚父，加中书令，任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李辅国却不将代宗放在眼中，对代宗公开讲:“你只管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我处分。”李、 程二人在朝中弄权，排斥异己,打击正直大臣，左仆射裴冕、礼部尚书萧华与李辅国不和，皆被贬为州司马，代宗竟爱莫能助。郭子仪、李光弼作战有功而不赏，反遭猜忌。吐蕃兵入大震关时，郭子仪已解职在家,李光弼被挤出朝廷。代宗发诏书征诸道兵马， 各节度使恨程元振，无一人应诏，连李光弼也未赴京应约，只是郭子仪从家应诏出兵。皇帝用宦官，忌功臣，使武将心寒，战斗力减弱，皇帝只知多败仗，却不知根在重用宦官。
  第四，武将专兵，皇帝指挥不灵。唐初定兵制为府兵制，军府长官只有训练管理之职，而无调兵遣将之权，四方有事,统兵之将由中央临时委任派遣,军队调动也以中央的铜鱼兵符为凭。这样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很难利用兵力欺凌朝廷,这就保证了军权的集中。唐玄宗时，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已遭破坏，府兵制也无法起作用了，一有战争，只好采用募兵制。在唐玄宗以前，在边事吃紧时才临时募兵，唐玄宗将京师戍卫和边境戍兵都改为募兵。京师戍卫兵初称长从戍卫，后改称彍骑，边镇戍兵称长征兵或长征健儿。募兵制推行后，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野心将帅易与职业兵相结合，成为一个个军事集团。唐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备突厥、吐蕃、契丹、奚，在北部和西部边境设十节度使。“节度使”一词在高宗永徽年间已岀现，本是对“持节都督”的一般称呼，都督本是军事长官，持节都督是给都督在军事上有相对独立的专赏专杀大权，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方便的。在高宗时持节都督非正式官衔，也只是偶尔出现。天宝年间,又使节度使兼监察长官采访使,采访使是采访处置使的简称，采访使在唐后期又称观察使。在开元年间以前，又有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等称呼， 这些使职本是监察区——道的长官。监察长官初无常设机构，系临时派遣。开元二十一年道有了常设机构,采访使、节度使逐渐有了支配地方州县的行政权，采访使、节度使逐渐成了道一级的行政长官。为解决军费问题，戍边部队都进行屯田。屯田由屯田使或营田使负责，为了便于调度军费，开元末天宝初又让节度使兼任营田使和掌管地方财政的度支使。这样以来,节度使集地方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①安禄山之所以能造反，就是因为他是范阳、 平卢、河东节度使，控制了今晋、冀、鲁地区。范阳有兵力9.1万, 平卢有兵力3. 7万，河东有兵力5. 5万，他手握重兵20万，所以才敢与朝廷作对。763年史朝义战败自杀，安史旧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表示投降，但却仍控制黄河以北相当一部分地盘， 握有重兵，要求代宗任命他们为节度使。其他节度使，除少数忠于朝廷外，相当一部分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很难为朝廷分忧。
  朝中宦官专权，宦官与朝臣有矛盾，时时攻讦功臣郭子仪、 李光弼等;节度使权重,酿成安史之乱的教训也可能太深,肃宗、 代宗也都怕功臣权臣，从而对功臣疑心重重，千方百计掣肘功臣；史朝义被杀，安史之乱旧将投降，要惩治，国库空虚，军饷不足，郭子仪在西抗吐蕃，李光弼在南镇压起义军,也无力惩治尚握重权的安史旧将。而这时野心家仆国怀恩正以灭史朝义之大功居朝中，嫌皇帝赏赐不足，便想拉拢安史旧将作为自己的羽翼，于是建议封安史旧将降唐者为节度使，以安定其心。诸多原因使唐代宗不得不于763年7月下诏书，大赦天下,安禄山、史思明旧将家族一律不追究责任.对安史旧部降将中有实力的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和薛嵩四人封为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治原有的恒、赵、深、定、易五州，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县）;李怀仙为幽州（又称卢龙）节度使，占有幽、涿、营、平、蓟、 妫、檀、莫八州，镇幽州；田承嗣为魏博镇节度使，占有魏、博、 德、沧、瀛五州,镇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薛嵩为相卫节度使, 占有今冀南、豫东北一带。这样一来,原安史叛军所占的晋冀鲁豫一带名义上归唐,实质上仍割据自立。相卫节度使薛嵩死后, 12岁的儿子袭职，其子又让给其叔父薛萼，不久又被田承嗣兼并。朱希彩杀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又被部下所杀，推朱沎为帅，做节度使，唐代宗无力干预，只好听之任之。田承嗣曾向代宗索要宰相之职，代宗就授他为平章政事。唐代宗的羁靡政策, 形成了成德、魏博、幽州三镇,是唐中后期最大的割据势力，时称河朔三镇。史家总是埋怨唐代宗软弱无能，但这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形势逼迫他不得不这样做，非不为也，势不能也，使唐代宗不得不落个无能的结论。
  779年，唐代宗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德宗还真想作为一番，禁止官方经商，严惩贪官污吏。为改变财政困难状况,德宗将税制由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确定应纳户交税税额， 根据田亩多少征收地税，商人也要纳商税，每年分夏秋两季纳税，夏税不过6月，秋税不过11月，故称两税法。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有丁必分得田，有田即应纳税，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只好去富者家中做佃农,因此两税法符合现实，确也起到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作用。
  唐德宗雄心勃勃，想整肃一下藩镇割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镇节度使田承嗣曾议定在本镇确立传子制。田承嗣死，田悦继位，李宝臣奏请，唐代宗认可。781年， 李宝臣死，李维岳继位，也想让皇帝认可，但唐德宗想革旧弊，不予承认，于是田悦、李正己、李维岳岀兵争取传子制。经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将王忠嗣旧将李晟等力战，将田悦、李维岳、李正己击溃，各回本地，守城自保。在强兵压境之时，李维岳被部将王武俊杀死，唐德宗便瓜分成德镇，任命成德节度使手下部将、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团练使，攻李维岳有功的原卢龙节度使朱滔得管德、棣二州。王武俊自以为功大， 却耻比张孝忠地位低，朱滔虽得利，但却未满足其得深州的愿望，于是王武俊先叛,接着朱滔又叛，与田悦和李正己子李纳联合反叛，同时朱滔又密约朱泚同反，因送信人被马燧查获，唐德宗才将朱泚调回长安，令宦官监视。唐德宗派马燧、李怀光讨逆，互有胜负，处于僵持状态。朱滔看到唐军不能一时取胜，与田悦、王武俊、李纳相约称王，朱滔为盟主，诸王约定相互支援，以求永保其占据的土地。朱滔等又劝淮西节度使（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反叛，李希烈兵强，被拥戴为天下都元帅，围郑州,攻洛阳，战争从河北蔓延到河南。驻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李勉在襄城与李希烈大战,李勉看到李希烈精兵在襄城，而其大本营许州（河南许昌市，战争起来后，李希烈驻此）空虚，便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派一部围许州以救襄城，结果德宗斥责李勉违背诏书计划，令撤去许州之兵，李希烈前后夹击，宣武军大败，从此一蹶不振。襄城大战失利，德宗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县）兵救襄城,泾原兵五千路过京师，遇雨，冻馁交迫,又得不到犒赏，兵士哗变入京师抢劫,唐德宗仓惶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朝野人心惶惶，直到素有威望的大将浑〓赶到，才使在奉天的皇帝及随从官员安定下来。但这时被宦官监视的朱泚却借泾原兵的实力，占据京城，自称大秦皇帝,朱滔为皇太弟，与四王及李希烈遥相呼应，并派兵攻奉天。李怀光、李晟带兵赶到长安附近，浑〓坚守奉天，三将夹攻，朱泚大败。李怀光自以为功高，也想劝皇帝杀奸相卢杞，唐德宗偏听奸相卢杞之言，令李怀光不必进奉天，直接乘胜攻长安。李怀光见不到皇帝,连连上表揭发卢杞罪恶，群臣也议论纷纷，斥责卢杞等，德宗只好贬卢杞为远州司马。李怀光逼走卢杞，又怕皇帝猜忌自己，便与朱泚联络反叛朝廷, 大将李晟驻兵渭桥，夹在朱泚、李怀光两强敌之间，英勇奋战, 许多反叛将士降李晟。唐德宗又以割安西、北庭二地为条件，请吐蕃兵助战，在李晟、浑〓奋战下，朱泚、李怀光战败自杀。逃亡 10个月的唐德宗才回到长安，曾一度雄心勃勃的唐德宗想整肃藩镇,结果连连失败，锐气皆无。回到长安，下罪己诏,赦田悦、王武俊、李纳之罪。田悦、李纳本来就是让皇帝认可其袭父职的合法化，目的已达到，于是与王武俊一起，三人去王号，上表谢罪。唐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改任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早已是魏博节度使，为赏叛臣以示安抚，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卢龙节度使朱滔于德宗回长安第二年病死，将士推刘怦为主，唐德宗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希烈于786年被其部将陈仙奇杀死，陈仙奇降,唐德宗任陈为淮西节度使；吴少诚为李希烈报仇，杀陈仙奇，自为淮西留后，朝廷也承认。唐德宗 779年即位,781年便因田悦争节度使传子制引起整肃藩镇之役,战争从河北打到河南，至786年李希烈死为止，历时五年，皇帝未讨到一点便宜，还不得不将原割据状态一一承认，直到805 年病死，唐德宗10年未敢再行整肃藩镇之事。中央对割据者姑息，藩镇俨如独立王国，自行其事。综观德宗整肃藩镇之役，从维护中央来讲是十分有道理的，其所用之将，李晟、浑〓、李怀光、 马燧、李勉等都是能征善战之将，除李怀光外，李晟等四人都是忠勇之将才，然而为何失败呢？关键在于德宗猜忌心太强，用恶人，限贤人。君王欲成大事，必须靠贤相良将,并充分信任。德宗即位，即把善刮民财的杨炎升为宰相，杨炎创两税法,有道理，但杨炎并非良吏，德宗也并非明君，本来宣布两税法之外,不得多取一钱，否则便是枉法，但第二年正碰上与田悦等作战,军费紧张，德宗竟宣布国征茶、竹、漆、木税，加征房屋税、交易税，官吏趁此敲诈搜刮，致使许多人家被抢劫一空。杨炎为相，拨弄是非, 杨炎想在原州筑城，下令泾原节度使段秀实执行。段秀实是忠厚良将,认为安边御敌，应从长计议，农忙季节不宜大兴土木。杨炎对段秀实不满，免其节度使，调至中央任司农卿，别任素来严酷、 泾州军不欢迎的李怀光代段秀实。段部下刘文信不满意,便挑拨关系，引起泾原之乱，德宗不得不发兵征讨。杨炎本系元载旧党, 元载为相时杨炎为吏部侍郎，元载败，免官为道州司马，杨炎为相后，为给自己和元载报仇，便谋害不同政见者，著名理财家刘晏即被杨炎诬陷而遭杀害。刘晏被杀，举朝喊冤,连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接连上表责问刘晏被杀原因。杨炎将责任推给德宗，德宗才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在路上将其杀死。卢杞是继李林甫、 元载之后的唐朝又一大奸相。卢杞摸准了德宗猜忌刻薄的性格， 嫉贤妒能，以德宗之意为己意，皇帝听不到逆耳忠言，自以为是， 酿成大祸，直至奉天之危，李怀光逼走卢杞,奸贼才免相。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寓言，讲的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农夫可怜冻僵了的蛇,救了蛇，蛇苏醒后却咬死了农夫。还有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德宗就好像那东郭先生与农夫，专可怜那些蛇与狼，而对忠良却猜忌。郭子仪是三朝元老,有靖乱重立唐朝之大功，德宗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却免去其一切军职，用其部下李怀光、浑〓等三人分掌兵权。李怀光早有谋夺郭子仪权力的野心，并有伪造诏书杀大将温儒雅的阴谋，被判官发觉,李怀光流汗服罪,德宗不治其罪,竟让其代郭子仪镇汾州。郭子仪的部下， 予权最重的是李怀光。相反,浑〓在郭子仪部中威望最高，却内调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予高位不予权，只是到了奉天之难时才起中流砥柱作用。李晟、浑〓、李勉在外作战，必须按唐德宗计划进行，李勉与李希烈战襄城,就因唐德宗执意执行其计划，而导致大败。奉天之危时，李晟、浑〓夺长安，唐德宗还要陆贽替他拟出指挥的规划，陆贽劝他不要“决策于九重之中，定计于千里之外”，要信任大将才能取胜，这才使李晟、浑〓二人便宜指挥而胜。德宗回长安后，吐蕃入寇，多次被李晟击败，吐蕃认为，要取得大唐，须除掉李晟、马燧、浑〓三人才行，于是用反间计，德宗竟又怀疑李晟，削其兵权。德宗如此怀疑功臣忠良之将，使武将们心灰意冷，不愿再为朝廷出力，因此德宗回长安后，再也无力号召忠臣良将，只能任藩镇之害蔓延。
  (3)顺宪二帝有为无善果德宗去世,其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在位虽只八个月，且又中风不语，但却委政给王伾、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又引用柳宗元、刘禹锡等名流直臣，立意改革时弊,夺取宦官兵权，进而限制藩镇。但二王与柳宗元、刘禹锡皆文人，未掌握兵权，且人人又都知皇帝中风不语，改革纯系二王等人所为，所以改革虽切中时弊，却无推行改革的实力。改革措施一推行，即遭宦官、守旧朝臣、藩镇的反对，在这些人的威逼下，顺宗宣布退位，禅让给太子李纯，是为宪宗。宪宗即位，不得不处理二王和柳宗元、刘禹锡等十人，二王贬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贬为州可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宪宗即位时已28岁，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两大矛盾，是中央与藩镇的矛盾，二是朝臣与宦官的矛盾。对于后者，自玄宗以来，皇帝一直信任宦官，用宦官监督朝臣，诸帝王自以为得计. 但宦官终是奴才，以顺从与取悦皇帝为己务，所以直臣、能臣常遭嫉，善于奉迎的奸人受重用，这点皇帝本人并未知其误，却造成了平藩无力的后果。宪宗虽信任宦官，但在危难时却对直臣信任不疑，知错能改，纳谏任贤。宪宗时.经济实力较前有好转，自德宗行两税法以来，税收增加,财政困难略有缓解。由于北方战争频仍，江淮地区却相对平安，经济发达,故唐财政主要依靠江淮地区。江淮赋粮靠漕运,代宗时刘晏为转运使，改革漕运，其后漕运之官杜佑、李巽等皆名臣廉吏，漕运有功，使江淮之赋米畅运到关中,这就为扫平藩镇奠定了基础。宪宗初即位，为平藩镇, 先后任用了杜黄裳、李绛、裴度、崔群等贤相，特别是李绛与裴度。李绛有谋略”熟悉天下藩镇形势，又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裴度忠勇有谋，在这批贤相推荐下，李〓、高崇文、李光颜等战将， 杜佑、白居易、韩愈等文臣得以重用,展其才，使阿谀逢迎小人及宦官难进谗言。宪宗初即位,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其节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并请为西川节度使，这本是前代先例，宪宗为平藩，特下令征刘辟入朝为给事中，另派他人为西川节度使，刘辟竟不听调令，发兵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并要求领三川节度使 （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唐宪宗采取宰相杜黄裳建议，用资历虽浅但智勇双全的高崇文为将，讨伐刘辟。高崇文不辱使命，自元和元年（806）六月出发，九月即生擒刘辟。就在高崇文讨蜀之际，夏绥节度使（治所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韩全义入朝要求退休，但却要自己的外甥杨惠琳为留后，不交兵权， 宪宗又将杨惠琳斩首，不久又镇压了镇海节度使的叛乱。西川、 夏绥、镇海三镇叛乱的被镇压，使朝臣欢欣鼓舞,也冲昏了唐宪宗的头脑,要对最早称藩、实力最雄厚的河朔三镇——成德、魏博、卢龙三节度使开刀。这时李绛劝诫不要匆忙用兵河朔，但宪宗傲气十足，听不进去。他最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也想显示一下个人能耐，自请率军讨伐。时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病死，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并望宪宗册命为节度使。宪宗下诏,削王承宗官爵，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军，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讨伐王承宗。魏博田季安、卢龙刘济、淄青李师道表面参加平叛，实则待机援助王承宗。吐突承璀在前线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宰相裴垍果断设谋，擒灭了平藩军的内奸、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王承宗见失去内应,同意宪宗妥协意见。讨伐王承宗使宪宗增强了对宰相李绛的信任。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按惯例，其11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大使，总揽军权,有人主张攻伐，李绛知魏博镇内不团结,主张静观时变，以待内讧。不久，田季安部将田兴杀田怀谏，举镇归附朝廷。宪宗封田兴为节度使，田兴完全听命于中央。魏博镇自田承嗣以来至田怀谏，历四世,49年未听命于中央，今归中央，在河朔三镇打开了缺口。
  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四处骚扰,宪宗早有平淮西之意,于是下令讨伐吴元济。此令一下, 河北诸镇纷纷表演，讲情者,威胁者，表现拥护实则探情报以通风报信者，不一而言。初讨吴元济，由于将帅用兵不力而败，裴度赴前线，用李〓为统帅，以奇袭办法，活捉吴元济，扫平淮西。淮西之胜，使淮西诸镇刮目相待，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卢龙节度使刘济之子刘综皆呈表臣服中央，宪宗又讨灭了不服中央的淄青节度使，从此河北诸藩镇归中央,天下暂一统。
  天下暂一统的大好形势，使宪宗骄傲起来，不愿纳谏，不信忠良，又起用宦官吐突承璀，重用小人皇甫镈、令狐楚，黜贤相裴度、崔群出京，还想求长生不老,派术士炼仙丹，却食仙丹造成了精神分裂症，精神不正常，被宦官杀死，立宪宗第二子李恒为帝， 是为穆宗。宪宗在位15年，前12年致力于平藩，后3年以为大功告成，讲究享乐，求长生之术，却未得善终，总体来讲，尚算唐代明君中的一位。
  4.穆敬文权操宦官，武宣再奋难回天(1)穆敬文权操宦官公元820年宦官杀死宪宗，拥立宪宗第二子25岁的李恒为帝，是为穆宗。不到四年，穆宗又食金石之药得暴疾而卒,穆宗长子15岁的李湛即位，是为敬宗。二年零一个月后,李湛又被宦官杀死，宦官王守澄又立17岁的李昂为帝，是为文宗。独文宗为皇帝14年,32岁少亡，三帝之中算是为帝时间最长者。穆、敬二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二皇帝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 不关心朝政，也不懂朝政，宦官掌权，引用小人，排斥正直有为的朝臣。穆宗时先后任命的宰相有肖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元稹等人。肖俛、崔植、杜元颖是庸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段文昌、王播是拉帮结派、贪图贿赂、献媚取宠的小人。元稹为一代文学宗师，在宪宗直臣掌权时具刚正之气，穆宗时小人掌权， 则又结党营私，嫉贤妒能，排挤直臣裴度等。庸人、小人、奸贼掌权，处事必不公不当。本来宪宗时已平定诸藩镇,诸藩镇已臣服唐中央，但穆宗一上台，则因不懂诸藩镇之间的关系，轻率处理， 而导致藩镇全面反叛。先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去世，其弟王承元上书朝廷,请派节度使。成德镇本是在宪宗平定魏博、淮西二镇后,被迫归顺中央的一镇，节度使王承宗及其诸部将对中央并非心悦诚服，早存有静观时变、再度割据之心，因此王承宗去世，中央应派一个能在成德镇立威的人为节度使方可使成德镇不乱， 然而穆宗却偏委任田兴去任成德镇节度使。田兴本系博镇节度使田季安部将，杀田季安子田怀谏降中央，被封为节度使，是打开藩镇缺口归顺中央的第一人，诸藩镇对田兴都心怀仇恨，并且田兴又两次带兵讨伐过成德镇,成德镇将士对田兴十分怨恨，田兴对此十分清楚,但又不能不服从调遣，结果一到任，即被杀死。 成德镇部将王庭凑反叛，接着卢龙镇又叛，唐中央派兵进讨，又大败；田兴调离博镇后,其部下又叛;河朔三镇在宪宗末年刚刚归顺，则因穆宗处理不当.又恢复割据状态。随后昭仪镇（治所今山西长治市）、武宁镇（江西武宁县）、宣武镇（治所今开封市）又叛中央而成割据。穆宗上台两年，把宪宗苦心经营的一统局面破坏殆尽，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争斗不休，穆宗无力改变。敬宗是个15岁的小孩子，只知玩耍，也无心改变，只得使其发展。敬宗昏庸，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拥立宪宗子李悟为帝，刚要准备登基，宦官王守澄又杀刘克明、李悟，拥立穆宗第二子李昂即位，是为文宗。宦官乱杀、拥立皇帝，使文宗也感到为帝朝不保夕，于是便想依靠朝官杀宦官。但当时朝官却分两派:一派以牛曾孺、李宗闵为首，史称牛党；另一派以李德裕为首，史称李党。政见不同，本是常事.搞成两个小集团，各有势力，由貌合神离到水火不容则麻烦了。牛李二党结怨始于宪宗时,808年,制科考试,牛曾孺、皇甫湜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李吉甫时为宰相，认为是指责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说考试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遭贬逐，牛曾孺等长久不予升迁，从此牛李二党结怨。文宗初即位,裴度推荐李德裕为相，李宗闵竟走宦官门路，取得宰相之位后，排挤李德裕岀朝，又引牛僧孺为相,排挤李党。文宗对牛、李二党攻击十分反感，皆不依靠,而用宋申锡为相，密谋诛杀宦官。宋申锡引用吏部侍郎王播为京兆尹，准备伺机下手，王播处理不密，被宦官王守澄发觉，便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帝，文宗将宋申锡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第一次杀宦官不成，于是又另打主意。834年文宗得中风病，王守澄荐郑注诊治，郑注成为文宗宠臣。这时王守澄又推荐心存野心的进士李训给文宗，文宗引李训、郑注为知己，又密谋杀宦官。李训、郑注经文宗批准，起用了一批亲信,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先把反对王守澄的三个权阉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处死，又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容使，使王守澄失去兵权，从而架空了王守澄，接着又将王守澄赐死。借追査宪宗被害之事，杖杀了宦官陈弘志。李训、郑注行动顺利，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835年年底，借口金吾左校院有甘露，骗宦官去看，想以此埋伏伏兵杀尽宦官，但被宦官仇士良看岀破绽.劫持文宗回宫,让禁军大肆屠杀朝臣，李训、王播、郑注皆被杀，史称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仇士良横行， 文宗被监视，只好借酒消愁，赋诗遣怨，自称受制于家奴,840年文宗忧郁而死。文宗在位，把注意力放在谋杀宦官上，虽未成功，却耗了不少精力,而对藩镇叛乱只好听之任之，对牛李党争也无可奈何，今天用李党，明天用牛党，牛李二党交互引用，所以朝中无甚举措，一生所留下的也仅仅是无可奈何而已。
  (2)武宣再奋难回天840年，文宗病逝，宦官仇士良等为了争拥立之功，违背文宗遗愿，不立太子李成美，而立穆宗第五子、文宗之弟、27岁的李炎为帝，是为武宗。武宗在为颖王时，就与文宗关系密切，文宗常对颖王讲宦官之危害，甘露之变后，文宗心情忧郁，常去颖王府,痛陈宦官之害，颖王对宦官之害非常震惊，但他沉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武宗初即位，为稳住宦官仇士良，先对仇士良等加封，又果断地把李德裕从淮南节度使任上擢为宰辅。李德裕颇有政治才能,妥善处理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回纥乱边三大问题。仇士良自以为拥立有功,要求皇帝荫补其养子，武宗置之不理。过去皇帝诏书由大宦官传递经办,而武宗即位后不允许宦官参与，仇士良愤怒地说要率领禁军兴乱示威,结果遭到武宗指责， 仇士良无奈，被迫退休，不久去世,一年后武宗追削仇士良官爵并没收其家产。李德裕分析，安史之乱后战争失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诏令自宫内至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预闻;其二，宦官监军任意指挥军事,将帅不得自为进退;其三，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监使选军中壮士为卫队，而让老弱兵岀战，战斗时监使和卫队骑马在阵后高处观望，稍有不利，便策马先走，阵上兵士望见，认为溃败，从而影响士气,使全军溃败。于是,李德裕提岀监军不得干预军政,减少监使卫队，监使不再观战，诏令不从宫中发出，将帅前线便宜行事等主张，武宗皆采纳，从而为战争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会昌三年(843),回纥乌尔可汗率军攻至云州，武宗令太原节度使刘沔等反击，大获全胜。也就在这一年，昭仪节度使刘从谏病故，其侄刘稹上表请授节度使，遭朝廷拒绝后，便聚众叛乱，武宗与李德裕力排众议，坚决讨伐,命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太原节度使刘沔及成德镇军队等讨伐叛逆，并对各路讨伐军严明军纪，诸节度使号令统一，将叛军击溃，刘稹被其部下杀死，从而顺利平定了叛乱。唐武宗还有一大政绩就是灭佛。佛教在唐中期恶性发展，宪宗迎佛骨，耗资巨大，僧徒日增， 编户齐民减少，又影响了财政收入。会昌五年(845),武宗发布了灭佛诏书，勒令50岁以下的僧尼一律还俗。会昌灭佛使国家增加了税收,也减轻了人民负担。唐武宗反佛但却好道术修炼，结果又因仙丹中毒，于33岁英年早逝。武宗在位五年，抑制宦官， 击败回纥，平藩灭佛,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可惜匆匆谢世，故清初思想家王船山非常遗憾地说:“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唐武宗病重，李德裕心急如焚，宦官们又密谋争立，以便夺回被武宗削去的权力。宦官要掌权，只能控制君主，被控制的君主只有三种人，一是儿童当皇帝，二是只知寻欢作乐的皇帝，三是痴呆之人。大宦官马元贽选中了严重口吃，人皆以为呆痴的宪宗之子李忱，李忱即位，是为宣宗。李忱为帝，处理政务非常精明，宦官们方恍然大悟，知宣宗原是有心计之人，故意装作痴呆， 宦官们深有上当之感。
  宣宗是武宗的叔父，故自己不承认是武宗的继承人,而承认是宪宗的继承人。宪宗死于非命，宪宗之子宣宗之兄李恒即位为穆宗，宣宗指责其兄穆宗为逆，其三子文宗、敬宗、武宗也都被宣宗视为逆子，因此他一反常态，凡武宗所用之人一律贬斥，凡武宗所定政策一律否定。武宗用非科举出身的李德裕为相，他一上任，即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之职,任用重科举的牛党成员白敏中、令狐绹为相。白敏中、令狐绹贬斥李德裕成员，如果说武宗朝是李德裕一党掌权，但却并未完全将牛党排挤岀朝廷，而宣宗朝则完全是牛党执政，将李党成员一律贬出朝廷，连李党领袖李德裕也一贬再贬，直至贬死崖州(今海南崇山县)为止。
  武宗灭佛，宣宗兴佛，武宗减官,宣宗增设冗官，武宗不重科举,宣宗特重科举，宣宗每次接见新任官员，都要先问有没有功名，如果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则喜形于色，谈笑大至。尽管宣宗一反武宗朝一切，但有一条对其政局影响极大，即重科举重人才, 重官吏考核，讲究恭谨节俭,因此宣宗在位13年中央朝政还算清廉，既无边患，又无内乱。而且又碰上吐蕃内乱,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在唐政府强大压力下，吐蕃还了河西走廊地区的三州七关，不久，宣宗派兵收复河西走廊，恢复河西节度使，从而使丝绸之路又畅通。
  宣宗在宫中装傻卖呆压抑多年,形成了刚愎自用性格，当了皇帝，要为父报仇，发泻他多年的积怨，因此即位以后，就惩罚那些被认为杀死宪宗的人。他诛杀一批谋害宪宗的宦官，又曾与令狐绹密谋杀宦官，令狐绹建议对宦官有罪不赦，有缺不补，宦官自然会耗尽。宣宗与令狐绹的密谋，使宦官恨之入骨，又使宦官与朝臣矛盾尖锐起来。当宣宗又食仙丹中毒身亡之后，宦官王宗实等又卷土重来,矫诏迎立宣宗长子李漼为帝，是为懿宗。
  懿宗于859年即位，就在即位的当年，浙江爆发了裘甫起义，南诏又发动了向大唐的进攻。一年后裘甫起义被镇压，四年后南诏战败，懿宗就认为天下太平了，应该享乐,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吃喝玩乐方面，上行下效，朝野上下贪弊成风，节度使、州县官吏捜刮人民不择手段，政治腐败,人民生存难保.只有铤而走险，举旗反抗了。咸通四年（863）南诏攻安南，唐政府在徐泗地区募兵2000人赴援，其中800人戍桂林，约定3年轮换，但至6年仍未换，士兵要求换防未同意，于是引起了以庞勋为首的戍兵起义。庞勋从桂林，经湖南，过浙江，入淮南,达泗州（江苏盱眙北）， 又攻下宿州（今安徽宿县），一路上杀唐官兵3000多人，许多农民纷纷参加义军,义军达万余人。唐懿宗慌了手脚，派兵10万围剿，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庞勋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经历桂、湘、浙、皖、苏诸省，在诸省声讨了唐政府罪恶，点燃了起义的火种,成了大起义的前奏。
  唐懿宗接连镇压了裘甫、庞勋两起大的起义，但他并不明白人民起义原因何在，直至873年病死为止，仍一直陶醉在声色酒迷之中°懿宗一生荒淫，自然是宦官用权的好时期。懿宗死，宦官田令孜马上拥立懿宗第五子、才11岁的李儇为帝。11岁的孩子，只知玩耍，击球、斗鸡、斗鹅、蹴鞠（一种足球游戏）、音乐、下棋，各种玩耍技艺无不精通，练就了一身玩耍的好本领，却不问政事，政事全部委托给大宦官田令孜。就在僖宗即位的这一年， 关东大旱，夏季大歉收，秋季颗粒未收，老百姓只好以树叶充饥。大旱之后多蝗灾，第二年蝗虫铺天盖地，所到之处，草叶、树叶一扫而空，人民无以为生，官吏仍催逼赋税。官逼民反，于是王仙芝在濮州（今河南范县）、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分别起义， 两支起义军相呼应，愤怒的农民恨透了贪官污吏,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所向披靡，转战黄淮、江淮、江南数年，于880年12月 5日攻逬长安,僖宗与田令孜仓惶逃窜至四川避难，宰相以下大部分官员做了起义军的俘虏。在官兵疯狂镇压下，黄巢撤离长安东行，由于黄巢起义只是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和大后方,结果奋战几年，于884年因朱温叛变而失败。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各藩镇又拥兵自立，成了一个个军阀。885年僖宗从四川回到长安,长安国库空虚，财力不能维持政府行政运转,于是策划夺回盐税权，这便侵犯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利益，王重荣与沙陀酋长联合攻长安，僖宗再次逃亡，由风翔奔宝鸡，最后至兴元。二次流亡，这时的僖宗，手中既无军队又无财富，天子权威皆无。诸军阀互相混战，在混战中王重荣、李克用发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准备迎皇帝回长安。这时僖宗已病重，怕死在外边,也急急回宫。888年僖宗病逝，宦官便立懿宗第七子、僖宗之弟李晔为帝，是为昭宗。昭宗时义军叛徒朱温与沙陀酋长李克用成了最大的割据势力，朝官、宦官、诸藩镇争权夺利，混战不已。 大唐皇帝夹在中间，先想用朝官杀宦官，未成功，又想弹压一下过于蛮横的藩镇，不仅不奏效，而且还成了军阀、华州节度使韩建的掌中物。昭宗在华州被逼解散了禁军,所有亲信被禁止入行宫，实质上昭宗已被软禁。韩建又与宦官合谋杀死诸王，昭宗成了孤家寡人后，韩建觉得皇帝已无价值,便送回长安。这时的朱温已改名为朱全忠，以为昭宗是奇货，于是进京控制了昭宗，挟天子以令诸侯。朱全忠利用了一段昭宗，感到也无价值了，于 904年将昭宗杀死，立昭宗未满5岁的儿子李柷为帝。四年后， 即907年,朱全忠导演了禅让戏，自登皇位，建后梁政权。第二年朱全忠派人杀死了李柷，故李柷为哀帝,成了唐代最后一位非常可悲的皇帝。

①《资治通鉴》卷80《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 ① 《唐六典•宗正寺》。 ① 《汉书•李寻传》。 ① 《初学记》卷12《职官下》。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 《贞观政要•论君道》。 ① 《旧唐书•高士廉传》。 ② 《抱朴子•审举篇》。 ① 《晋书•柳毅传》。 ②《贞观政要•择官第七》。 ③《后汉书•左周黄传》。 ①《资治通鉴》卷193。 ②《贞观政要•论任贤》。 ① 《新唐书•高力士传》。 ② 《新唐书•食货志》。 ③ 《新唐书•辛替香传》。 ① 《旧唐书•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