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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冲是李承的最小的弟弟，李宝年老时生李冲，故少孤。李承为荥阳太守时,带全家并携李冲赴任，李承对弟李冲及子李韶一律严格要求，不得与不肖之徒交游，不得与不守家教的官宦子弟交游，不得做侵乱百姓的事。孝文帝末年，李冲补为中书学生, 注意学习文章书奏和典章制度，所以初任官，即在禁中负责文秘工作，因勤奋且诏敕起草敏慧得体,很快即升为内秘书令、给事中,成为皇帝身边拾遗补缺的参谋人员和私人秘书。
  北魏初立国,不得不对豪强地主荫附宗族、宾客的行为予以承认，在地方上任命豪强地主为宗主，对其百姓予以都护，收赋税,管治安，称宗族都护制。宗族是带着氏族家长制残余的以血缘相联系的大小家庭的组合，它是农村中最牢固的组织，宗族成员间彼此承担着一种互相保护义务，还保持着一些原始的民族习惯，这些互助义务通常为宗族中的上层分子所利用。宾客不是本宗族的人或本乡人，视与宗族中上层分子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而有不同地位，高者为宾称食客，低者称佃客，佃客地位与奴婢差不多。东汉末年，由于战乱，许多豪强地主筑坞自保，宗族受其庇护，一些自耕农也自愿投奔，成为佃客，以求庇护。豪强地主庇护家族、佃客，家族中诸家和佃客向豪强交租赋，豪强地主为保护自己利益对封建国家抗交赋税、抗服徭役,这对封建国家是不利的。东汉及三国对豪强地主庇护宗族佃客是反对的,至两晋，则因豪强势力大,便颁布户调制，按官品规定荫庇的户数，国家免去被荫庇之户的赋役，多余之户则由豪强交纳。北魏的宗主督护制实质是两晋户调制的扩大化，是豪强荫庇制度的合法化。由宗主征敛赋税，上交国家，这就出现了“荫庇者皆无官役”的问题。封建国家的财政靠赋税,赋税靠编户齐民交纳，许多编户齐民在战乱中为求不受侵扰,不得不到聚坞自保的豪强地主那里当佃客，由国家之民成了豪强地主的佃客,使国家减少了赋税徭役的来源。这种现象，北魏相当严重，据记载，赵郡李氏李灵之孙李显甫为宗主，其“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①，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①。当时“民多荫置，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②，百室合户的现象司空见惯。荫附可以求得豪强的庇护，条件是荫户要向豪强交地租，受豪强剥削压迫，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③。所以当封建王权强大后，当初的编户齐民也不想再当荫户，而要回到国家的怀抱。封建王权也想把荫户再从豪强地主怀抱中夺回来,北魏孝文帝时，政权已经稳定，于是李冲上书建议调整乡村组织建设, 改变赋税制度。他的建议是: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不再按照宗主督护制下三十家、五十家甚至千余家为一户的办法,下诏按夫妻组成的户收租税，即按一夫一妇为单位收取粟和布帛，这样的做法史称三长制。三长制使民感到赋税相对减轻，但是推行的前提是捜括荫户,将荫户从豪强大地主怀抱中夺回，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对国家来讲是扩大了税源，但却是与豪强地主争利，所以李冲一上书，大地主的代表人物中书令荥阳郑羲、秘书令渤海高祐就坚决反对，史称“引见公卿议之，群臣多有不同”④。。时孝文帝年幼，其母文明太后冯氏垂帘听政，冯太后赞赏李冲的建议，坚决推行，说:“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⑤推行三长制，国家和小农都有利，史称:“遂立三长，公私便之。"⑥立三长，于国有功，李冲被文明太后所欣赏,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晋爵为陇西公，赏赐一月竟数千万，使本来一向清贫的李冲家室变为富室。但是李冲并不受宠若惊，也不居功自傲,而是谦虚谨慎，公允处世，他将赏赐分至亲戚与家族，“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⑦，因此受当时人称赞。在其宠幸无比之时，其兄李佐与河南太宗来崇有矛盾，李佐罗织罪名，将来崇下狱，来崇在狱中饿死。来崇的儿子来护为南部郎，在李冲手下为吏，怕遭陷害,再三要求辞职，李冲经常慰问安抚他。不久来护坐贪赃罪，来护以为必下狱无疑,但是李冲却为其辩解，从而洗清其冤，不曾坐罪。李冲的叔辈外甥阴始孙家贫,有人想求官， 先送马给阴始孙，让其在李冲面前美言几句，阴始孙受贿而未言，被李冲得知，竟将阴始孙坐罪处死。由于李冲处事老成，所以受人尊重，过去旧风俗，王公重臣皆呼其名，孝文帝对李冲则呼中书而不称其名字，可见尊重至极。
  将都城由平城迁至洛阳，是孝文帝为缩小民族界限，实行汉化政策的重要一步。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即与群臣议论迁都问题,但鲜卑族元老大臣反对迁都，孝文帝为达目的，于太和十七年(493)以南伐为名，率20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正遇大雨，孝文帝仍令继续南下，实则激群臣上谏，以便留洛阳。已为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之职的李冲猜中孝文帝心意首先上谏，请求回师，孝文帝装作不听，李冲再谏，孝文帝假装发愁,大骂李冲等是儒生之见，于是大司马、安定王元休、左仆射任城王元澄等泣谏， 孝文帝才说:“大军南征行动不小，无功而还，影响太大,如果不南征，就必须将都城迁至洛阳，以示此岀师有名。”孝文帝的意见虽遭安定王元休等反对，但南安王元桢及大批汉族官僚却说： “此臣等之愿，亦苍生幸甚”，在“群臣咸呼万岁”之中，孝文帝迁都洛阳。史载“孝文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协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①“众心恋旧”指的是鲜卑贵族中的保守派，“旧人怀土”是指这些保守派习惯于游牧生活，想继续生活在平城及其以北地区。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行迁都之实，李冲等人帮君王演好了这岀戏，非心腹之人不能成此戏。李冲因在迁都中有功迁尚书左仆射。
  洛阳是西晋的都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破坏性很大。301年,匈奴贵族刘曜等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晋怀帝,洛阳破坏殆尽。孝文帝选洛阳为都，只是因为洛阳是中原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区,都洛阳能迷惑一批醉心于华夏正音的士大夫。都洛阳，就要重建都城, 于是孝文帝便对李冲“委以营构之任”。李冲确也“机敏有巧思”, 在此之前,平城为都城时，明堂与太庙都是李冲主持建造的，从而使鲜卑皇帝能在明堂中宣明政教，举行大典,能在太庙中祭祖。李冲接奠基洛阳都城的重任后，“勤志强力，孜孜无怠”，筑宫寝，堪称大任。
  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为稳定少数民族在汉族大地上所建立的政权，确定了汉化方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汉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六项，除禁鲜卑语、改鲜卑复姓两项外，其余四项改革,李冲都是主要参与者。
  禁胡服:鲜卑拓跋族起自塞外,其俗披发左衽，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即命李冲、冯诞等在宫中大致采用南朝服制议定衣冠,然后由孝文帝亲自下令推行,禁止穿鲜卑族服装，以示北魏也是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人。
  改官制:北魏初年的官吏名称,大都汉、鲜卑语杂用，如皇室子弟称直懃，尚书称俟懃地何等。既废鲜卑语,就先废鲜卑官名。北魏初年,职官机构粗俗，孝文帝执政，令李冲等厘定官制， 模仿西晋、南朝官制、军号并加以发展，形成了北魏百司职官机构,于太和十七年(493)颁布“职员令”予以推行。
  改定郊祀宗庙礼：北魏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族不一样，因此祭天的仪式也不一样。孝文帝继位，即令李冲在平城建园丘祭天，建太庙祭祖,以祖配天,标榜是华夏文化的继承人。
  改定律令:孝文帝以前，北魏已有五位帝王改定过律令，孝文帝一朝改定过两次，于太和十六年（492）正式颁布新律令，废夷五族（指杀犯罪者本人与其妻、子女、父母、兄弟五族）、夷三族 （指杀犯罪者本人及其妻、子女三族）之刑,罢门房之诛为只诛其身。这次刑律改革对隋、唐有深远的影响。《魏书•李冲传》曾对李冲、咸阳王元禧与孝文帝议刑律有一大段记载,《北史•序传》 也说:“及议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孝文虽自下笔，无不使访焉。”可见，李冲也是议定律令的参与者。
  人生在世，能有一事彪炳于史已实属不易，李冲一生，竭忠奉上，知无不尽，是孝文帝改革集团的中坚，改宗主都护，更立三长制，定衣冠,改郊祀宗庙礼，改官制及定律令无不融有李冲的血汗。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全力支持，建洛阳宫殿又费尽心思，可谓居官勤政，兢兢业业，因此“年才四十,而两鬓发斑白”①。故当其49岁突发病而卒时，孝文帝“发声悲泣，不能自胜”，诏书称其为“国之贤也，朝之望也”②。命靠近西晋名臣杜预之冢而葬之。后来孝文帝有病在床，仍“望坟掩泣久之，遣太常致祭”③。李冲初为官时，孝文帝年幼，冯太后掌权，受冯太后宠幸。冯太后去世，孝文帝执政又引为肱股，并嫁其女为夫人，所以李冲一族是 “显贵门族，荣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官爵，一家岁禄,万匹有余。"④其子孙受其荫恩又受其勤政之风影响，繁衍昌盛,居达官者甚众，《北史•序传》述李冲之后六辈，有官职者18人,其中子李延寔、重孙李礼成分别被《魏书》、《隋书》列传。
  李延寔三子，长子李彧，夫人为庄帝姐姐丰亭公主，官至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李彧七子，李礼成为其第五子。李礼成属善识时务之人，故在北魏变西魏、西魏变北周、北周变隋的朝代变更中,始终紧跟强者，从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北魏孝武帝元宝矩为高欢所逼，自洛阳入关，想借宇文泰势力灭高欢，李礼成选择了宇文泰,随元宝矩入关，投奔宇文泰。这时的宇文泰已在关陇地区经营多年，其部下及诸公子皆竞习弓马，讲究被服军容,然李礼成自知在关中非有根基之人，因此虽善骑射， 也着儒服,温雅谨慎处世。宇文泰建西魏以后，与高欢争地盘,时有战争，李礼成大概也从军作战，因此史载“后以军功，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①，赐爵县侯，拜州刺史。后来北周武帝宇文邕又开始了统一北方的战争，在北周灭北齐的关键一役中,李礼成从帝围晋阳（今太原），在晋阳南门与齐将席毗罗的数千精兵激战，击退席毗罗，因功加开府，并晋封县公，可以说在北周基本立足。然在这时，宇文邕去世，其子昏庸，杨坚掌大权，于是李礼成便选择杨坚,借其妻窦氏已没之故，聘杨坚之妹为夫人，与杨坚攀亲，成为杨坚心腹,杨坚为丞相时即将其晋位为上将军，称帝后，为左武卫大将军，成为重臣，善终其家。
  李冲及其子孙繁衍昌盛,究其因有三。其一,勤学勤政又聪慧识悟。李冲是最优秀代表，其重孙李义雄亦有此风，不过位仅琅邪太守而已。其二，识时务,善应变。李礼成最为突出,李礼成弟李智源仕齐为太守，智源弟信则先仕齐后仕周至隋为刺史，在走马灯式的朝代更替中,能保住一官半职，不善应变,不识时务， 则根本不可能。其三，性恭谦温雅。李冲功高,又是皇帝岳丈，但并未因此傲世傲人，反而尊古训，讲友爱,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赏赐之物分于族人，不以兄长政敌来崇之子来护为敌,反而为来护辩罪。李冲之子李延寔，史称“性温良”②，不接受因国舅之缘的赏官。李延寔之子李彧“性豪侠”③,权臣尔朱荣死后， “武毅之士，皆彧所进”④。李延寔第五子李礼成“沈深有行检，不妄通宾客”①，在西魏，贵公子皆竞习弓马，唯李礼成“虽善骑射, 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②。李礼成弟李智源“有器量”③,李智源弟李信则，“方雅廉慎”④。李延寔之弟李休纂颇有其父李冲之风，李休纂之子李昂“有才识，明剖断”⑤。满招损，谦受益，一人如此，一家亦如是，故李冲家族隆盛不衰。

① 《魏书•食货志》。 ①《通典•食货志》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②③《魏书•李冲传》。 ④⑤⑥⑦ 《北史•序传》。 ①《北史•序传》。 ①②③④ 《北史•序传》。 ① 《隋书•李礼成传》。②③④ 《北史•序传》。 ①②③④⑤《北史•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