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黄志信(1835—1901 年)黄志信，字守谦，别号思俭翁、福建同安县安仁里灌口乡李林村(现厦门市杏林区)人。1835年出生于家乡。黄志信9岁入私塾就学，至13岁辍学从耕。1850年7月，陈庆真在厦门发动小刀会起义，号称反清复明，起义席卷闽南一带。黄志信参加了小刀会起义，在军队中管理军粮和装备。起义几经反复终于失败，首领黄位等人退往海上，余部流散在台湾及南洋各地。1858年，黄志信与长兄黄信卓、黄卓丕乘船逃亡到印尼爪哇，后来定居于中爪哇三宝垄。后来兄弟分开，黄信卓和黄卓丕分别到格都地区的巴拉干和梭罗谋生，黄志信在三宝垄自小商贩做起，逐步发展到经营土特产进出口。至1863年3月，黄志信已拥有雄厚资产，正式创建建源栈（即建源公司前身）。建源栈出口爪哇特产蔗和烟叶， 进口中国的苏州丝绸、香料以及茶、鱼干等食品。黄志信还与荷印殖民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数间官办的当铺和鸦片销售点，并逐步获得大米经营、华人区邮政等一些专营权,从而获得厚利。从1863 年到1893年间，建源公司不断发展，成为爪哇地区最大的华侨商行之一。
  黄志信经营成功，除了他能适应当地殖民敬府的政策规定外, 在公司内部发行商业股票，办成家族式公司,拒绝外来资金进入， 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形式，与此同时黄志信善于使用人才，在公司中聘用外来能人比亲属更多。
  黄志信一生克勤克俭，艰苦创业，精心经营，对子女要求严格，谆谆教育他们不要忘记过去落泊的艰辛生活。他在《思俭翁自序》一文中写道：“余乃同邑人，生于村野僻。家惟藜霍甘，庶本无肉食。薄有数倾田，力耕是吾职。饿馑苦频仍，悬甑长叹息。 处世如白驹，守株非长策。弃农学贾胡，破浪赴西域。乃履兹垄川，言旋知不得。戴星与披月，备尝辛苦役。获利寄回家，用酬劬劳德。虚度几半生，囊中无蓄积。狡兔有三穴，嗟我无一宅。爰就窄蜗庐，仅仅堪容膝。门绝显者车，径留知音迹。奢念既不萌， 何愁夫凄寂？子瞻喜雨亭，梦得陋铭室。把笔书所遭,往事自追忆。”黄志信有三男四女。在企业发展阶段他就注意选贤任能，加以培养。经过多年考察之后，认为次子黄仲涵天资聪慧，是他事业的理想继承者，1890年，黄志信将建源公司交给黄仲涵主持。
  1901年，黄志信病逝，终年66岁，留下了 1750万荷盾遗产. 分给子女们继承。他生前安排分给长子黄仲鹏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让他另行经营，不得插手建源公司业务。黄仲鹏后来自创裕源公司，亦经营土特产进出口业务，在三宝垄市颇有地位和声望， 先后担任过当地甲必丹和玛腰职务。
  黄隆丹(1853—1913 年)黄隆丹，1853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市)，早年从厦门到荷属苏门答腊东岸的望加丽，开设金福利号，承包鸦片公卖。黄隆丹由于在当地华社深孚众望,先后被荷兰政府委任为甲必丹和玛腰等职务，长达29年。1900年获荷兰女士威廉明娜颁赐帝国勋位和金章。1893年，黄隆丹在新加坡创办金福和公司， 经营航运业务兼取佣代理，其后金福和改组为有限公司，从事批发生意和取佣代理，原公司的航运业务归由1908年成立的黄氏兄弟轮船有限公司经营。 1913年5月黄隆丹去世时，黄氏兄弟轮船公司派出船只，免费运载其亲友从新加坡赴望加丽参加黄隆丹的葬礼，在当地轰动一时。黄仲涵(1866—1924 年)黄仲涵，祖籍福建同安，1866年出生于印尼中爪哇三宝垄市， 系当地著名侨商黄志信之子。黄仲涌幼年受到中国文化传统教育， 7岁时曾随父亲回故乡同安探亲，不久即返回三宝垄市，稍长喜读 《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并尊崇孔教学说。由于所处社会环境，黄仲涵能讲一口流利的印尼语，在随其父经商过程中，由于他富有胆略，精明能干，甚得黄志信偏爱和信任，因此，被确定为建源公司接班人。1890年黄仲涵接办建源公司时年方24岁。
  1893年黄仲涵将建源公司改组成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并逐步扩大经营范围。首先，他利用殖民当局任命他为“玛腰”(管理华人事务的最高职务)的职权和雄厚财力，以最高标价向当局承包三宝垄、日惹、梭罗及泗水等地的鸦片专卖权，为期13年，从中获取1800万荷盾的厚利，接着他在经营甘蔗种植的基础上，1894 年起先后创办五间糖厂，总投资约1000万盾，其中的里约阿贡糖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设备最先进的“碳化”糖厂。从1910年至1914年间建源公司每年平均出口糖15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口量下降，战后因需求量增大价格上升，因此获得巨额的利润。1923年，黄仲涵的5间糖厂产量为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因而被誉为“爪哇糖王二1906年黄仲涵投资400 万荷盾在三宝垄创建黄仲涵银行，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并在泗水设立分行。后来又扩大经营保险业务。1911年，他在新加坡创办协荣茂轮船公司，不久又开办顺美轮船公司，拥有 3000吨级轮船9艘，成为荷印华侨航运业的一支主要力量。1918年，黄仲涵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一家木薯粉厂兼生产酒精，厂区占地2000公顷，连同种植园共达33万亩之大，年产量27万担，雇用工人3700 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暮粉厂。除上述业务外，黄仲涵的经营范围还包括橡胶、咖啡、胡椒、蓖麻和香茅草等一系列经济作物的种植。
  与经营的扩大发展相适应，黄仲涵先后在荷印的各大城市设立分行或办事处，还在荷兰的鹿特丹、英国的伦敦及新加坡、马来亚怡保、槟城等地设立分行。
  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在黄仲涵的苦心经营下，克服了一战期间糖价狂跌，产品滞销的严重困难，到了 20世纪初已成为东南亚一带屈指可数的最大企业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仲涵以“轩辕后人”名义向革命党人捐款5万盾。1915年蔡得在云南发动讨袁护法战争，黄仲涵汇去25000盾支援。1916年三宝垄华侨发起创办首家华侨中学一华英中学，黄仲涵是该校的主要赞助者和担保人。在新加坡，他捐献80英亩地作为武吉知马华侨中学校址；捐资15万元为莱佛士大学建立中央大礼堂一座，捐资10万元为新加坡华侨中学建大礼堂一座；为道南学校捐建三层楼一座。1920年建源公司与日兴行等10家公司组织的华商糖局获利30万盾，他们将10万盾捐助各埠中华会馆，其余20万盾作为糖局永久基金。从1912年至1922 年，黄仲涵任三宝垄中华商会第六届第十三名誉会长.黄仲涵的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发展，使得荷印殖民政府不安, 唾涎于建源公司的巨大财富。1921年，荷印政府要黄仲涵交纳 3500万盾“战争税”及“双重收入税”企图扼杀建源有限公司，又试图以7000万盾价格收购该公司。黄仲涵对此无理要求严加拒绝，最后移居新加坡。 1924年他与黄奕住筹划返回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未料于7月6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58岁。他的遗体被运回印尼三宝垄彭基林墓地与其父母安葬在一起。按照黄仲涵的遗嘱，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由其子黄宗宣和黄宗孝主持。 1925年以后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激烈变化，建源公司在曲折中艰难发展，最终难以逃脱印尼政府排斥华侨经济政策的打击，1961年7 月，印尼政府以“偷漏重税"和“违反经济法令”为由没收并接管了建源公司,并改名“拉耶哇里•努新多有限公司，前后经营 98年曾盛极一时的建源公司从此消失，其他各地分公司则改组为私人有限公司，由黄氏家族及其子女各自独立经营。
  黄金庆（? —1916 年）黄金庆，号从龙，是出生于马来亚槟城的土生华人，祖籍福建同安锦宅乡（现龙海县灌口镇锦宅乡）。黄先世曾侨居遇罗（现泰国）等地，其父是槟榔屿的矿主，开设得昌号。黄金庆自幼受到中文教育，后继承父业，经营10余年后商名远播，创办商业性质的《槟城日报》。
  1906年，孙中山到南洋鼓吹革命，由吉隆坡抵达槟榔屿，本要拜访某资本家，但其人却避而不见，使孙中山处于尴尬境地。黄金庆与吴世荣得悉后主动出面招待孙中山，并将当地一些华侨介绍与孙认识。其后黄金庆、吴世荣、陈新政、辜立亭等人率先加入同盟会。黄金庆任同盟会槟榔屿分会副会长。1910年4月，同盟会槟榔屿分会召开《光华日报》筹备会议，决定以此代替在缅甸屡受保皇派迫害的《光华报》。会上即席公推黄金庆等4人为筹备委员。1910年12月20日该报正式创刊，成为南洋革命党人最主要的宣传机关。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授以黄金庆特别旌义状，云南总督唐萱赓、广东总督胡汉民等也都向黄金庆颁发奖章和奖状。 由于长期进行革命活动，企业疏以管理，捐资过巨，黄金庆的企业终于倒闭。1913年，黄金庆抵达上海，与在那里创办华侨联合会的吴世荣，杨汉翔等人会晤。后与友人合作成为某罐头炼乳洋行在南洋的总代理，遂往返奔波于新加坡等地，组织推销，但发现合伙人徇私，觉得十分灰心，郁郁成疾，觉得无颜回到槟榔屿， 只得困守在新加坡，病重不起于1916年与世长辞。他的后事由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诸同志代为料理，当灵柩运回槟榔屿时。到码头执绑迎接者有2000多人。
  黄金庆历任槟城平章会馆协理，槟城中华总商会发起人，还任许多社团和校董会要职。
  黄瑞坤（1867—1916 年）黄瑞坤，清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于同安县嘉禾里禾山乡薛厝社（今属厦门市郊区）。少时在村中私塾就读，1883年随其兄南渡赴菲律宾谋生。初在棉兰米示省当店员，勤奋学习西班牙语和菲律宾语。几年以后,，转往宿务辅佐其兄经营米铺，不久便自创设“金顺昌”商行，专营土产出入口贸易，经销上海、香港货物，经营得法获利甚巨，成为富商。
  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在国内开展，清政府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黄瑞坤曾回国参与投资创办粤汉新宁铁路，出任董事。黄瑞坤平素热心公益事业，被推选为禾山自治会议主席，积极主张改革婚丧奢糜的民间陋习，井作为主捐人带头创办禾山甲种商业学校，大力襄助宿务中华会所，崇华医院等公益慈善事业。辛亥时期，热忱拥护革命事业，曾捐巨款购买军政府债券，对革命军的筹饷工作多有贡献。
  1916年，黄瑞坤病逝，终年49岁。
  黄奕住(1868—1945 年)黄奕住于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金淘乡，祖先世代务农。少时家贫辍学，除帮助父亲种田之外，还学习了剃头手艺，曾到邻近的安溪县当学徒，挣钱辅助家用。
  1888年，黄奕住随乡人到南洋谋生，初到新加坡，继而去印尼棉兰，后在爪哇三宝垄定居。白天，他在路边为人剃头，夜间则寄宿在海边妈祖庙里，人们称他“剃头住”。他为谋生而学习土著语言，了解当地民情风俗。
  稍有点积蓄，黄奕住便放弃剃头业，在华侨魏嘉寿帮助下，改做肩挑小贩，贩卖杂货，收购土产。因他讲究商业信用，眼务态度又好，当地居民很爱和他做生意。不久，他用积蓄的本钱，摆摊设点作小商。黄奕住很勤劳，起早摸黑，经营也有方。为了及时收购各地的蔗糖等土产，他驾着马车走村串社，与当地居民作交易，生意一天天发达起来，从小贩到开设商店。与当地华裔女子蔡缰结婚后，经商更为发奋。夫妻俩经常劳作到午夜才就寝。每天清晨，他就匆匆赶到货仓门口等候，一开门，便抢先选购当地土产，如马铃薯、胡椒、葱、蒜，将货迅速运回店里，挑选整理, 赶应当日上市。
  到了 1907年，他已是拥有几十万资本的华侨糖业商入了。于是在三宝垄设立“日兴行”，经营土产品，由零售商转为批发商, 雇佣大批人手。1914年，又将生意扩大到印尼的泗水、雅加达、巨港、棉兰和新加坡等重要口岸，设立“日兴行”分行，资本已达 300万至500万荷兰盾，颇有名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黄奕住经商的鼎盛时期。他运用雄厚的资本，收购大批量的蔗糖等货物。到了大战结束后，糖价暴涨，大获其利，利润达千万以上。黄奕住专营糖业历30年，终于从剃头匠发迹成为赫赫有名的华侨富商。
  1919年4月5日，黄奕住将30多年所积蓄的巨资2000多万美元汇回祖国，回国定居鼓浪屿，并在厦门创立日兴银号。
  20年代的厦门，市政建设陈旧、落后，环境污浊。当时适逢厦门进行市政改革，拆城墙、筑马路，华侨大量投资，黄奕住也颇有建树，他除了创办或组织股份公司外，还开办厦门自来水公司和电话公司。
  厦门四面环海，在没有自来水之前，大多数居民靠井水与 “船仔水”饮用，十分不便，亦不卫生。自来水公司于1920年筹办，于1920年竣工，开始向市区居民供水。
  厦门电话公司是林尔嘉于1907年创办的。开办时只有4万元资本，黄奕住于1921年接办后，资本增加到30万元。规模扩大。 1923年又买下了日本人在鼓浪屿设立的北川电话公司，合二为一，经过一番整顿，重金聘请技术人员和培训接线人员，通话线路大为增加。到了 1925年，市内电话畅通，还能和郊区及闽南大小城镇通话。
  黄奕住还十分重视厦门的市政建设。他开设的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是当时厦门较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在鼓浪屿和厦门投资200多万元，建筑和购买160多幢房屋，并投资建设海滨堤岸。 鼓浪屿有一条街的名字叫日兴街，就是黄奕住建的。黄奕住还将大量资本转向上海投资，创办中南银行和日兴行, 成为华侨在上海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实业家。
  黄奕住认为“上海为五口通商之一，外商齐聚，皆行使其国币”，为改变这一现状，于是于1921年“与商界名流组织中南银行"，资本750万银元，其中黄奕住的资本占75%。中南银行特准和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一样，可以发行钞票。为保障发行信用，该行邀集当时的盐业、金城、大陆三银行，建立“四行准备库”，厚聚四行的资金进行发行和储蓄业务的联营。该行还陆续在厦门、天津、香港、南京、杭州、苏州、汉口，北京等地设立分支行，可以说是国内华侨金融业之首。
  中南银行建立后，他又运用其雄厚的资本，先后向国内一些民用企业投资，其中较重要的企业有；上海新裕纺织公司、上海德丰毛纺织公司、上海诚孚工厂、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等。
  黄奕住还于1925年在上海创办日兴行，经营进出口业务，贸易额很大，比如进口的糖占当时全国进口量的70%。以后，又在汉口设日兴行，经营大豆出口业务，每年销售量达数千吨。
  黄奕住在厦门独资创办的黄日兴钱庄，聘戴燕新为经理。至 1934年12月1，日起，突然宣布结束营业，引起厦门各界的惊奇。 据《江声报》报道：从1919年到1934年的16年中，黄日兴钱庄获利100万元。
  《江声报》1934年12月2日报道中并谓：“黄奕住早岁经商南洋。在沪、厦各处投于股份有限公司，有中南银行、厦门自来水公司、厦门电话公司，以及手置业产，全部总共凡达两千万元。” 黄奕住“每以少时失学为憾”，因此；在他富有之后，就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并热心给予资助。1920年，他在家乡楼下乡设立斗南小学，不收学费，还发给学生学习用品。二三十年间，学校的经费一直是黄奕住独资支持的。1927年，黄奕住为纪念其母亲，在鼓浪屿创办慈勤女子中学。与此同时，新加坡爱同学校，华侨中学、厦门大同中学、英华中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都得到黄奕住的巨资帮助。
  此外，他还于1926年捐资16000银元，修缮泉州开元寺等， 著名的宋代东西塔中的东塔，塔内有勒石立碑为志；还捐助修建顺济桥等。福建、华北水旱灾害，他也慷慨捐款救灾。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图侵日亟，黄奕住避居上海租界，1945 年病逝于沪。临终感叹说：“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后于人，一入国门，而思竭涓埃之报，乃卒未酬之志“，把未尽爱国之心引为终生憾事。
  在过去，厦门和闽南一带。曾经流行一句口头禅：“若要富, 要学黄奕住。”并在形容大富翁时，也常有这么一句“富甲亲像黄奕住”。可见黄奕住是老少皆知的巨富。
  1914年出版的《世界商业名人录》里黄奕住名列其中。
  黄金泉(1885—1958 年)黄金泉，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85年出生于新加坡，幼年接受私塾教育，12岁时返回中国求学，1908年黄金泉再度南渡新加坡，任职于其昌洋行，后晋升为经理。1920年，离开该洋行，在巴耶利答一带自办工厂，从事椰果及橡胶制品加工，从而致富，乃购置椰园建屋而居，并亲自参与修桥、造路。当地政府为纪念其功绩，在巴耶利答路上段辟有金泉路、金泉道、金泉村，均以金泉为名。
  黄钦书(1893—1966 年)黄钦书系著名侨商黄奕住长子，1893年出生于印尼。1920年随父回国定居厦门鼓浪屿，协助其父在厦门创办公用事业和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并热心在当地举办社会公益事业。
  1950年黄钦书自港回沪定居，任上海中南银行童事长兼经理，该行公私合营后，任副董事长，兼任益中瓷电公司童事长，厦门电话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侨联第一、二届主席。
  1966年黄钦书，因病逝世于上海，终年73岁。
  黄景顺(1893—1955 年)黄景顺，1893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市)。及长南渡新加坡，初于文化界服务，1928年创办南顺罐头食品公司， 出品花生油、椰油、咖喱粉、中国茶叶等罐头食品，还兼酱料和肥皂制造，产品畅销马来亚及泰国等地，1932年在新加坡制造品展览会上备受各界好评。
  二战后黄景顺恢复旧业，运用新技术改进产品质量，采购新式机器，增设椰油制造厂，并从事树胶、椰干等土产出入口贸易。黄景顺平时热心社会公益，历任南洋黄氏江夏堂主席、新加坡厦门公会监察主任、南洋黄氏总会主席等职。
  1955年9月逝世，终年62岁。
  黄添寿(1894—1972 年)黄添寿，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94年诞生于新加坡，少时受英文教育，就读于新加坡圣约瑟学校，后转学于莱佛士学院。1911 年毕业，即任职于新加坡东方电话局，5年后，因感此项职业前途较少发展机会，遂决意辞职，1916年，佐理其父所创之万隆公司业务。该公司原系代理各国烟草及罐头等物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公司即由英国输入大宗烟草，其时市上香烟因战争关系，来源断绝已久，市民对舶来香烟，如久旱之望甘霖，货到之时，利市十倍，畅销全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处，营业由此进步，信誉日孚，获利甚巨。
  1929年，黄添寿已为公司大股东之一，为使公司业务更进一步发展，于1929年10月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各种商业情况，掌握了大量商界资料。
  1932年为扩大营业范围，设分公司于槟榔屿，由于经营得法， 资本雄厚，信用卓著，不久后该地烟草零售商大半皆由其公司批发，营业鼎盛，门庭若市，自此成为新加坡与槟榔屿经营烟草业最大的代理商。
  1936年黄添寿鉴于马来亚联邦及新加坡各种商业贸易，与中国、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特亲自前往中国上海、日本神户等处， 详细考察商业状况，以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37年黄添寿分析认为投于地产事业，最为稳健，且新加坡都市已日臻繁盛，人口逐渐增加，乃必然之趋势。毅然在加东建起新式洋楼数十座，并将其建筑范围由市政局命名为“添寿村”以作纪念。
  1942年，二次世界大战波及太平洋，日本南进，马来亚与新加坡相继沦陷。黄添寿大批存货全被日军无偿征用，损失巨大，但是他却泰然处之。
  1945年秋，日冠投降，和平恢复，黄添寿迅速恢复营业，除烟草源源不断由英轮运到外，并同时扩展其他业务。
  1972年逝世，终年78岁。
  黄玉带(1897—1984 年)黄玉带，1897年出生于同安县新圩镇古宅村，因家境贫困，19 岁时南渡新加坡谋生。起初是摆摊贩卖香烟杂货.后稍有积蓄自办小杂货商店，克勤克彳佥，苦心经营，逐步发展，于1933年创办协茂商行，经营厦门一带的土特产品，兼代理民信侨汇。黄玉带信奉基督教，以“仁爱、信实”精神经商，在商界逐渐享有盛誉。 1941年新加坡失陷，在日占期间，黄玉带的协茂商行停止经营,他被旧军逮捕，并受到严刑拷打,后被罚款得以保全性命，但在额上留下了一道伤痕。抗日战争结束后，黄玉带重振旧业，1948年在厦门水仙路创办了协美茶行，并在故乡古宅村开辟前后寮茶山 100多亩，所生产加工的茶叶由茶行销新马一带。
  黄玉带对祖国，对故乡怀有很深的感情。早在1941年他就将子女送回厦门受教育。 1949年他将协茂商行交给长子黄福华掌管后，自己多次回国，在故乡兴建一座章华楼，作为回乡居住之用。 1975年，他不顾年老体弱，率儿孙返回故乡，教育他们“富贵不离祖，永记根源在中国。”晚年他慷慨捐资，兴学助教，先后捐建古宅小学校舍，同安第十一中学教学楼“光界楼”，还捐建古宅村华侨医院。1984年，同安县人民政府向黄玉带颁赠“乐育英才”金匾，以表彰他对故乡教育和医疗慈善事业的贡献。
  1984年8月，黄玉带身患重病，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决心归葬故土，于是抱病启程归国。他说，将自己的遗骨葬在家乡，子孙后代会年年回来扫墓，好让他们不忘黄家的根在中国。回乡8天后，即1984年8月15日，黄玉带病重逝世，终年88岁，葬于故乡古宅凤钟山上，墓的两旁石柱上分别刻有“我心安静”、“我心快乐” 8个金字。
  黄宗宣（1899—1944 年）黄宗宣，祖籍福建同安，是印尼著名侨商黄仲涵的次子，1899 年，出生于中爪哇三宝垄。
  黄宗宣童年时在三宝垄受荷兰文教育。中学毕业后开始辅佐父业。1921年，黄仲涵因公司税务等问题被迫移居新加坡，黄宗宣即接任黄仲涵总公司总经理职。1924年黄仲涵病逝，遗嘱将总公司交黄宗宣、黄宗孝两兄弟主持。在黄宗宣领导下，建源企业取得进一步发展。先后在加尔各答（1925）、孟买（1926）、卡拉奇（1928）、上海、厦门及香港（1929）等城市建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经营蔗糖、羊毛、黄麻、咖啡等进出口业务。1928—1930年， 黄宗宣任三宝垄中华商会董事会会长。1931年任名誉会长。然而，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总公司遭受重大损失。1931年，黄宗宣决定退出，将股份转售给其他兄弟。后率全家迁居瑞士。
  黄绿萍(1899—1982 年)黄绿萍，又名李华，笔名白云飞、白羽、鲁女。福建省永安县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1922年南渡，在缅甸仰光药房当文书，同时兼任《仰光日报》外勤记者。不久回国，经营厦门大南烟庄。1926年投身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机要秘书、中央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代宣传处长，嗣后调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处工作。1930年前往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受胡文虎之聘到汕头筹办《星华日报》，后返厦任汕头《星华日报》、新加坡《星洲日报》及吧城、爪哇等地日报社驻闽西通讯记者。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时期，出任闽西自治人员养成所教员，继又回厦门任厦门《星光日报》编辑。1940年赴新加坡、马来亚，担任《星洲日报》、《槟城日报》主笔。战后黄绿萍在槟城创办《中华公报》，并任《星槟日报》经理，后改任《现代日报》、 《现代周刊》主笔。
  新中国成立后，负责筹组中国民主同盟厦门市委员会，出任主任委员。1952年任厦门市侨务局局长，先后当选为厦门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历任厦门市第三、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政协厦门市第一届常委及第二、三、四届副主席，政协福建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常委，民盟福建省委常委及厦门市主任委员。
  1982年3月病逝，终年83岁。黄懋庭(1901—1955 年)黄懋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少年时就读于鼓浪屿寻源中学, 毕业后进入南京金陵神学院学习，1922年毕业，受聘任厦门关隘内福音堂传道。1924年应新加坡丹戎巴葛长老会的聘请担任传道，此后先后在新马两地教会服务。1946年至1947年，黄懋庭获得卫理公会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1952年至1955年任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教授。1955年7月病逝，终年54岁。
  黄宗孝(1905—1951 年)黄宗孝，祖籍福建同安，1905年出生于印尼中爪哇三宝垄，为著名侨商黄仲涵四子。幼年曾在三宝垄荷兰文小学和中学学习，因天资聪颖，甚受黄仲涌宠爱。1924年黄仲涵临终时，遗嘱指定黄宗宣和黄宗孝为黄仲涵总公司的接班主持人。黄宗孝协助黄宗宣使建源企业集团取得相当大的发展。1931年因黄宗宣退出，而接任黄仲涵总公司总经理,他领导总公司度过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后，进一步扩展了业务。1932年相继在曼谷、阿姆斯特丹、纽约、 广州、天津等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1933年，返回上海考察建厂的可能性。1934年，在上海浦东创建了第一家中国酒精厂，该厂厂房前碑上镌刻着“继父前辉”4字，以实现其父遗志。同年在三宝垄创办《太阳报》，作为华人及其企业的喉舌。同时当选为荷属东印度中华会中央理事会理事。1936年，将企业经营扩展到橡胶工业。并选派高级职员到酉欧培训。按照其父遗嘱，将7位兄弟宗节、宗燕、宗翼、宗诒、宗谋、宗雄和宗才送到欧美各国接受高等教育，后分配他们分别主持美国、荷兰、新加坡、泰国及印尼等地黄仲涵总公司所属企业的工作。印尼独立后，他曾计划将建源企业改组，吸收印尼民族资本，扩展成为印尼民族经济企业之一。
  黄望青(1913— )黄望青，原名后云，祖籍同安，世居厦门鼓浪屿，1913年出生。其父远渡重洋到爪哇在商场当书记员，家境清贫。黄望青先后就读养元小学、英华及同文中学，1931年考入厦门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1935年，因参加进步活动，成为当局迫害的对象，被迫飘泊海外。黄望青先在缅甸仰光一家华侨办的肥皂公司当簿记和推销员，其后侨居新加坡，辗转沙捞越和槟城等地，先后受聘为戏院经理、华校教员、报纸编辑。二战期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曾是马来亚抗敌后援总会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常务委员。
  战后，黄望青担任新加坡集华船务贸易有限公司协理和渣打银行营业顾问(Business Adviser)。自创集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船务和缅甸土产入口。此外，还在船务、工业、金融、保险、地产实业和进出入口业的一些公司兼任董事长、董事等职。
  战后，新加坡为谋求自身经济的发展，以保障政治上的独立, 黄望青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得到锻炼，崭露头角。他兼通中、英、日三国语文，兼懂马来语，能从理论上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成了商界称道、银行家赏识和受社会所敬重的人物，终于被政府委以重任，在新生共和国的经济与外交舞台上扮演了不凡的角色。1953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 黄望青受任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其后，他曾任义安工艺学校董事会副理事长和东南亚研究院常务理事。
  1965年3月黄望青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被委为商务主任。在会长孙炳炎的支持下。创办了经济资料研究室，出版会刊《经济月报》。
  1966年11月，黄望青作为新加坡工商代表团16位成员之一，出席在曼谷举行的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地区贸易座谈会。
  1967年3月，又参加官方贸易代表团前往印尼商谈贸易、船务、银行、移民及电讯交通等。他担任代表团顾问。1968年，新、 印之间的贸易出现障碍时，他是新加坡五人代表谈判之一。
  1967年3月至9月，中华总商会采纳树胶公司代表陈永裕、 陈共存关于打破国际船运协会对船运载费控制的建议，成立了船务及转口贸易研究小组，黄望青被推选为主任。
  同年，中华总商会成立一个关于新加坡政府财政预算的研究委员会，黄望青为七委员之一。
  60年代，黄望青数次参加工商代表团出国，访问缅甸、泰国、 菲律宾、柬埔寨、日本、香港、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1971年，黄望青被委为财政部经济发展局轻工商咨询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新加坡工业化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当年4月，他率领新加坡轻工业考察团访问日本，前后24天，受到日本朝野盛大欢迎。他分析日本经济发展形势的特点并列举新加坡的种种有利条件，欢迎日本当局和工商业家与新加坡联营合作，共图发展。
  1973年，黄望青应新加坡日本贸易振兴会与新加坡日本商工会所之邀，发表了题目为《从新加坡人的观点来看新加坡的日本商人》的演讲。他批评日本国际机构的驻外人员蔑驻在地雇员为“现地采用” (Cen Chi Sai Yo),日本人在新加坡处处显示出沙文主义与排他性，投资新加坡的是彻底地把每一分钱都赚了去， “只留几根残骨给当地人民黄望青的演讲，“在日本财界爆发了一个炸弹”，《朝日新闻》 派了通讯员要求澄清事实。他坚定地进行回答：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日本驻新加坡的商团以实际行动改掉过分贪婪的行为，刷新日本人的形象，增进与东南亚各国的友谊。
  70年代，新加坡驻日本大使这个职位空缺很久，黄望青以自身的素质和以往数年间参与社会活动及参加议政所显示出来的才干，被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推荐为驻日本大使的人选。1973年6 月，年届花甲的黄望青受命为新加坡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1978 年11月又受委兼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直到1980年9月任满为止。
  黄望青驻日大使主要的政绩如下：在工业方面：他促成了日本在新加坡工业投资的增加；在贸易方面：他促进了新加坡对日本贸易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日本总是顺差的局面；在发展旅游方面：日本到新加坡的旅游人数，从12万人增至25. 2万人；在促进文化事业发展方面：他通过日本的“在外企业协会”向日本商界争取到100多万新元，用于建设新加坡科学馆，通过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篪川良一争取到该会捐款20万元，用于新加坡国家剧场的建设。
  黄望青艰苦创建的政绩，已写在新加坡共和国发展史上了。 1978年新加坡总统向他颁授“勋绩奖章”，颂词全文如下：黄望青在1973年6月接受政府的邀请，出任我国驻日本大使的职位。当时，他已年届60,而且作为一个企业家，已经具有非常多彩多姿、富有进取精神和成功事业。他牺牲了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
  作为我国驻日本大使，他具备了外向的性格，广博的商场经验，以及对人性的确实洞察。自上任以来，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经有了透澈的了解。他在商场上的广博经验和精明能干，使他成为实事求是的外交家。他曾多方面表现出他的才华，扩展并加强了我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更促进了我国同日本在工业、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了解和合作。凭着他特有的充沛精力与随和风度，他同日本的政治和工商界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帮助扩增了日本企业家在我国的投资。他孜孜不倦的努力，帮助实现了我国的石油化学厂计划，帮助增进日本在我国的大量投资，从而把高水平的科技引入我国。他也增加了日本和我国之间的文化和科学交流， 使日本和我国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
  鉴于黄望青的忠于职守，在工作上所表现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在促进新、日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特此颁发勋绩奖章给他，以资赏识。
  日本对这位新加坡大使评价甚高。1980年9月，黄望青满任回国前，日本外交部次长高岛益郎在欢送宴会上致词说：“阁下精通日文，秉性和蔼，在各国驻日大使中，可谓最孚众望与最成功者。” “能具有阁下之活力、智慧与苦干精神者，实不多见。”高岛益郎说，由于黄望青的宏大贡献，无论在新加坡或在日本，都将永受崇敬，他希望黄望青充任驻新加坡的“荣誉日本大使”。
  进入80年代以后，新加坡以亚洲“四小龙”之一著称于世时， 黄望青却以古稀之年从大使岗位退了下来，他先是出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委员（1980年10月—1983年9月），新加坡广播局主席 （1981年2月—1984年2月），后来或许由于血统和文化渊源关系，或许更重要的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多种因素，黄望青却将他的余热倾注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培养人才的事业上。
  1984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厦门大学，应聘为客座教授， 主讲东南亚经济。1986年—1987年，应聘为西南师范大学顾问教授。他努力帮助刚刚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经验，发展经济。
  1985年，他在厦门大学作题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的讲演指出，“国家不论大小，经济发展的成功，主要还是依靠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推动科技教育已有120年的经验，使它的产品今日左右逢源，在世界各地称雄。这个道理，所谓‘百年树人'，可应用于小国新加坡，也可以应用于庞然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86年5月，他作著名的演讲：《日本战后为何能够神速复兴？》，指出在联军撤出日本不到10年，便站立起来；再经10年， 竟翻身变成使欧美侧目的经济大国。这奇迹为什么能够出现？它对今日在变革中的中国，又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和深远的意义呢？黄望青在演讲中分为五个小题概括了日本的历史经验：“改善人际关系重整家园”、“独特人事制度、公私利益一致”、“生产民主集中、增进效能”、“提倡专业精神，力争上游”和“东方文化巧妙配合西方科技气黄望青在结束其讲演时颇有感触地说，“我们是东方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不过近代科技的进步，还有待于大家加紧努力！”黄望青行世主要著作有：《从经济角度来看东南亚华人的前途》（英、中文版）、《工商业现代化诸问题》（中文版）、《经济外交在樱都》（日、英、中文版）、《他山之石》（英、中文版）。这些书都在新加坡出版。其中《他山之石》另有陈锡礼编写、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的版本。
  黄笃修（1914—1978 年）黄笃修，1914年出生于厦门市鼓浪屿，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 菲律宾等地大学，后毕业于岭南大学，获农科学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持厦门淘化大同（简称“淘大”）食品工业公司和香港淘大分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建立淘化大同分厂，致力开拓淘化大同民生食品、罐头食品， 同时还引进外资创办纽西兰奶品一新加坡有限公司，1970年，在英国设立淘化罐头公司分公司。
  黄笃修兼任香港、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淘化大同机构董事经理，香港正联企业有限公司、纽西兰奶品一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美伦酒店副董事长等职。对于社会活动黄笃修也积极参加，曾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棉织制成品厂商会、毛织业厂商会、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名誉会长、九龙华商会会长、香港大学经济学院名誉副院长、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厦门公会会长等职，1968年还曾获美国国际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黄笃修曾周游世界，著有《游踪寄语》、《东鳞西爪》、《日本到何处去》等书。1978年病逝，终年64岁。黄盛光(1916—1984 年)黄盛光，又名黄盛遭、黄重光、黄腾昭，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新坪乡后埔村。10岁时随母往柬埔寨金边市与其父团聚，成年后协助父亲掌管店务，父逝后继承父业，经营“永合源”五金行，后又开办一所铁钉厂。抗战胜利后，黄盛光热心参与各种进步活动和社会福利事业。1951年任金边市“中华医院”董事。1954年周总理访问柬埔寨，黄盛光受到接见并与周总理合影。 1955年任金边市福建中华理事会兼福利主任、福建民生中学校长、华侨青年体育会会长。1967年柬埔寨政变时，黄盛光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迁居香港，继续经商，独资或合资的公司有“东元公司”、“东联布业公司”、“长春药材有限公司”、“大成酒业有限公司”和“大中贸易公司”等。
  黄盛光先后在家乡后埔村捐建合作医疗站、小学校舍，捐资兴修水利，捐赠电影放映机、收录机、手扶拖拉机12部，捐建新坪侨联并捐赠丰田牌旅游车1部，向同安县侨联赠送丰田旅游车 1部，及摩托车、电冰箱和电风扇等。
  黄盛光曾任新圩侨联名誉主席、广东暨南大学董事、政协同安县第五届副主席等职。1984年11月18日因病在港逝世，葬于深圳华侨公墓。黄琢齐（1918— ）黄琢齐，祖籍同安县，1918年出生于厦门。其父黄廷元是厦门辛亥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著名革命人士。黄琢齐少时曾在杭州就读于清波中学附小，后来到香港求学，肄业于圣约瑟书院。 1941年从广州岭南大学毕业，获农学士学位。抗战期间，黄琢齐曾受聘任福建省政府外事科科长、福建省盟军联络处处长等职。
  1952年黄琢齐随其兄到达吉隆坡，创设淘化大同公司分厂， 主要产品为绿宝鲜橙汁。继而增设酱油部，还生产屈臣氏汽水和宝宝汽水。 1959年，淘化大同公司购进吧生黄梨厂和850英亩黄梨园，制造黄梨罐头，此举除了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外，还为当地政府增加外汇收入，黄琢齐因此被马来亚政府委任为黄梨管理局委员。在任6年期间屋提卓见，促进和改善了当地黄梨种植加工业的发展。
  6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在淡杯设立黄梨加工厂，使柔佛州一带的大量黄梨鲜果得以在成熟季节及时加工，于是特派黄琢齐为筹备委员。在该厂的建设过程中，黄琢齐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先后获得马来西亚政府当局赐封的J • M • N和K • M • N 勋衔以及吉兰丹苏丹赐封D • J•M•K拿督称号。
  黄琢齐从事工商业卓有成就，现任吉隆坡淘化大同公司董事长兼董事经理，还任佐藤淘大工程（马）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荣制钢（马）有限公司董事长、渣打银行马来西亚高级营业顾问等职，另还兼任东南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世界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马来亚通报董事等。黄琢齐曾任马来西亚政府劳工部店员工资评议会委员、马来西亚标准局常务委员、工商部物价控制委员、吧生港口局咨询委员会委员。前后数度作为马来西亚商业考察团员前往缅甸、原西德、日本、台湾等欧亚各国和地区。1966年9月黄琢齐被马来西亚内阁选派为贸易考察团成员，前往莫斯科与前苏联谈判商约。 1968年春应英国政府聘请，往英国各地作为期一个月的工商业考察，事后对于两国间贸易促进甚有成效。
  黄琢齐对当地华人社会公益活动十分热心，历任马来西亚联邦厂商公会副主席、雪兰莪州中华大会堂副主席，吧生光华中学董事长、光华独立中学董事长、国立玛拉工艺学院理事、全国麻疯救济会副会长等职，现任吉隆坡暨雪兰莪州中华工商总会会长、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署理会长、坤成女中署理董事长等职。他在任雪兰莪福建会馆副主席期间，作出了许多贡献，并领导完成, 光华独中校舍的筹建工作，获得当地政府和华社各阶层人士的好评。
  1993年10月，同盟会会员黄廷元墓被福建省同安县政府列为同安县文物保护单位。身为黄廷元七子、马来西亚丹斯里拿督黄琢齐率领来自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台湾、北京、汕头等地的黄廷元后裔，专程回到同安故乡参加了树碑仪式。
  黄登保(1918—1988 年)黄登保，厦门禾山人，1918年出生。小时就读于鼓浪屿英华中学。15岁南渡菲律宾，在其舅父经营的汽车零件商行当伙计。
  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6月由菲律宾经香港到延安，前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八路军炮兵团，历任炮兵班长、排长以至团长；曾参与接收日本关东军的炮兵装备， 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率部参加入城仪式，接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检阅。抗美援朝期间，率领炮兵第八师赴朝参战，是第一批进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创办炮兵系，后又受命创建炮兵学院。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历任副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
  黄登保于1979年和1984年先后当选为全国侨联常委和副主席。1988年9月逝世。
  黄仟章(1920— )黄仟章，1920年出生于同安县新坪古宅村，10岁时随父黄桧南渡马来亚，就读于大年华文学校，毕业后即在父亲店中协理商业。18岁时继父业，自创福义号商行，代理美孚行煤油、汽车等车用燃料，黄仟章广交游，多才学，善交易，业务兴旺，被誉为大年市汽油业巨子。
  黄仟章为吉中福建会馆发起人之一，筹建会馆时期出钱出力， 曾任福建会馆永远名誉会长、财政兼信托员，还任明修社社长、新民中学董事等职。黄福华(1928— )黄福华，祖籍同安县新坪镇古宅村，1928年出生于新加坡。 1941年就读于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1949年高中毕业返回新加坡，在其父黄玉带的协茂商行习商。1953年黄福华接任协茂商行董事主席兼经理，即专门从事纸品经营。1964年开办纸品加工厂, 使纸品加工贸易一体化。1977年创办商业表格公司，同年投入巨资在公司装备电脑系统，使操作和管理均纳入电脑分析、控制之下。经过多年努力，协茂公司成为新加坡纸品业的权威厂商，1985 年代表新加坡参加中东国际商业展览。协茂公司主要经销各国纸品，自设加工纸卷，提供电脑机、电报机、传真机、复印机、收银机等各种专用纸，产品风行东南亚各地。1988年协茂公司股票挂牌上市，正名为协茂股份有限公司。黄福华在东南亚研究所出版的《星马人物志》第四集一书中排名第九位，他的事迹和家庭被新加坡政府评为“三代富家”的三个典型之一，被该国的电视及报刊广为宣扬。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黄福华扩展与中国的矿产五金、化工原料及土特产的进出口贸易。1985年5月，他应新加坡阿拉伯银行邀请，参加北京“中国面对未来国际讨论会”，深感在大陆投资大有前途，随即赴上海合资成立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继而又在天津成立中外合资福龙晶体商标有限公司，在厦门同安其由个人投资成立中外合资同茂食品罐头有限公司，该公司产品名列福建省工业企业排名第四十一位，其龙眼罐头、蘑菇罐头获第二届全国果蔬罐头质量评比第一名。此外，黄福华还在大连合资成立联华石英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在江苏南通海门县合资开办麟华化工有限公司，在厦门独资兴办福星电子有限公司。1992年，协茂公司与厦门中航技合作成立厦门神州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制造激光照排机等。1993年与海南省中印公司合资成立海南新海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在北京独资设立协茂纸业(北京)有限公司。
  黄福华对在中国投资的前景始终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是大国，她的富强对东南亚、对世界有很大好处。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为促进中国进步、为第二故乡做点事。”黄福华在作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同时也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以其已故父亲为榜样，捐助故乡文化教育事业。1992年他倡导黄氏家族捐资 50万元兴建古宅小学校舍，自捐20万元新加坡币作为以其父名字命名的“黄玉带教育基金”，他表示今后将源源不断地把企业获利的一部分用于捐助家乡教育事业，以实现自己“创建一流学校， 捐资细水长流”的愿望。
  1992年8月，协茂公司在厦门成功地举办了商品展销会。黄福华的事迹、资料与协茂的商品吸引了广大顾客。黄福华表示要用自己的精力和经商经验，为故乡提供更多的服务。
  黄福华博学多才，经商之余亦能著述立说，行文富有哲理，妙趣横生，被友人戏称为“教授”。他奉信基督教，除自己认真研习教义外还极力向他人阐扬基督教理论，因此在朋友中又有“牧师”的雅称。
  梁灵光(1916— )梁灵光，福建永春人，1916年出生。1934年在上海求学期间，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6年春加入抗日青年团， 后南赴马来亚，在吉隆坡中学任教，任雪兰莪邦反帝大同盟主席、 左翼联盟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梁灵光回国，先后任苏北抗日游击队支队长、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警卫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长、军参谋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灵光先后被任命为厦门市市长、市委书记、福建省工业厅厅长。1956年3月后，升任福建省副省长兼任计委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书记。1975 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80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市长。1983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
  梁灵光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兼任暨南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