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杜水森(1920— )杜水淼，1920年出生于福建同安，1938年南渡到马来亚瓜拉丁加奴州谋生，初在其兄杜经钗店中习商，不久在勿述恒利分栈供职。1941年12月日寇占领期间，杜水淼佐辅其兄经营民生粮食店，驾船航行于丁州、吉州和彭亨州东海岸，历尽艰险与当地百姓开展易货贸易。
  二次大战后，杜水淼在瓜拉丁加奴州中国街开设振源号，恢复民生糖油、粮米等杂货业务，兼代理"政府粮米仓库”东海岸运输管理人，并出任杜合兴兄弟公司董事长、杜振兴胶国董事长。 70年代以来，接受古德士星标汽油公司委托为丁加奴州总代理， 并在巴礼武格扩办汽油服务站。为适应各项业务的扩展，杜水淼还在丁加奴州自建办公大楼。
  杜水淼于1955年出任丁加奴州福建会馆主席，任职期间，排除了许多困难，兴建了丁州福建会馆后楼礼堂，为丁州首府杰出的建筑物。他还发起联合马来西亚、新加坡福建会馆筹组福建会馆联合会（泛马福建社团联合会）而名重一时。杜水森领导丁州福建会馆扩大义务夜学部，不分地域义务施教。他还主持整顿福建义山——鸿留亭，修葺智莪圣公庙，扩建中华维新学校校舍四大座等。蝉联两届福建会馆主席，多有建树。
  杜水淼心社会公益及体育、福利等活动，历任丁加奴州德教会紫孚阁阁长、丁加奴州马华分会副主席、瓜拉丁加奴州马华区会会长、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丁州篮球总会会长、丁州足球公会名誉会长、丁州杜氏贞义祠理事兼信托人、丁加奴儿童法庭审判员、丁加奴医院巡视员、丁加奴酒牌评议员、丁州福利会财政、丁州防痨协会副财政、丁州联盟财政、瓜拉丁加奴县联盟财政、丁州福利部老人院正财政、丁加奴中华商会副会长、丁加奴各民族善属委员会主席、丁加奴福建会馆评议长。杜水淼还曾任南洋大学委员会丁州分会财政、丁加奴中华维新国民型小学董事长以及中华维新国民型中学、巴当迈定国民型中学、巴西班让国民型小学等校童事。
  1954年，杜水森因热诚服务社会所做的贡献，被政府当局授以太平局绅(J • P)称号；1955年，荣获P•J•K勋章；1956年册封为拿督(Dato dewa—Bakti)勋衔；1963年再度荣膺封赐S • M • T勋章；1965年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封赐K • M • N勋衔。
  杜进才(1921— )杜进才，祖籍福建同安，1921年出生于马来亚毗叻州太平市。 在当地完成小学、中学学业后，进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深造。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获奖学金赴美国伦敦大学学习理科，嗣后进皇家医院攻读生理学，获博士学位，返回新加坡任教于马来亚大学 (今新加坡大学)医学院。
  杜进才在留学英国期间就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兴趣，与同期留英的李光耀、吴庆瑞等人经常讨论新、马的政治问题，并担任留英新马学生组织的马来亚论坛主席。他们在学成返国后多成为战后新马政界领袖，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反对英国殖民政策，但是在独立后却能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1954年，杜进才与李光耀、吴庆瑞等人发起组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当选为党主席。1959年6月新加坡获得自治，人民行动党执政，首次大选时，杜进才被选为立法委员兼内阁副总理, 1963年竞选获胜再度出任副总理。1965年5月，杜进才率人民行动党代表团出席由五个反对党主办的马来西亚团结大会，他首先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一主张。同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前夕，他代表新加坡政府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就新马政治冲突等问题作最后谈判。杜进才对于新马分治持激烈反对态度，但是马来西亚前总理东姑阿都•拉曼致函杜进才通知新马分治的最后决定。杜进才于8月8日复信，代表政府表示，新加坡政府是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才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独立国家的。
  1968年，杜进才改任工艺科学部部长，不久兼任新加坡大学校长，1988年9月，新加坡大选后息影政坛。
  杜祖贻（?— ）美籍华人，祖籍同安。早年肄业于香港崇正、培英及联合书院等校。1962年赴美，入研究院专修西方教育及哲学，先后于 1963、1967年获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及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4年任南伊利诺大学杜威研究所研究助理。1965年任教育哲学讲师。1967年受聘于著名的密西根大学。1976年升任该校正教授，同时兼任该校教育社会基础学系系主任。1979年10月，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教育学院院长及教育学讲座教授。曾发表论文40余篇，与他人合著的有：《美国形象：美国文化发展的比较研究》、《实验主义之辅导理论》。
  李为经（1614—1689 年）李为经，字宏论，别号君常。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出生于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市岛内）。
  明末清初，东南沿海一带不甘受异族统治的人士，飘洋过海。李为经是这些明朝义士中的一员，他到达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经商， 同时也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成为当地华社组织——青云亭的首领人物。据考证：“……青云亭乃马六甲福建帮的总机构。同时青云亭亦为历任甲必丹及亭主之治所，治理马六甲华人事务，所以青云亭也是领导全呷华人的最高机构。"青云亭是马六甲首任华人甲必丹郑芳扬（漳籍人）和第二任甲必丹李为经于1673年合作倡建的。《修青云亭碑》一文中记载：“自朝季间，郑李二公南行，悬车于此，德尊望重，为世所钦，上人推为民牧。于龙飞癸丑岁，始建此亭。”李为经任甲必丹期间，为当地华人的生存发展做许多善事，特别是出资购置三宝山大片土地作为华侨义山（公用墓地），安葬客死异乡的侨胞骨殖，此举深得当地华侨拥戴。1685年，华侨林芳开等13人勒石立碑，题为“甲必丹李公济博懋勋颂德碑”，以颂扬他的善举。李为经逝世后，青云亭内供奉他的神位和身着时代衣冠的画像。
  李为经的次女婿曾其禄任青云亭第四任甲必丹，外孙曾宽魁任第五任甲必丹。
  李登辉（1873—1947 年）李登辉，字腾飞，祖籍福建同安。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生于荷兰殖民地爪哇巴达维亚。少年时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19岁时赴美深造，半工半读，189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以后曾在槟榔屿、巴达维亚教授英文。
  1905年，李登辉回国，在上海发起成立寰球中国学生会，自任会长，颜惠庆、伍廷芳等为董事，以团结东、西洋留学生，谋求祖国政治、实业、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并鼓吹推翻帝制，改建民国。1906年，由颜惠庆、于右任介绍，他出任复旦公学英文部主任，并担任英、法、德、拉丁文、哲学、政治诸课教师，每周上课竟达27小时。
  1908年他赴北京应试，获举人，仍返复旦任教。以后曾一度出任《共和新报》主笔，并任教于中国公学，1912年兼中华书局英文部主任。
  1913年1月，李登辉被推为复旦公学校长，此后他即以办好复旦为终身事业，1915年起在江湾购地70亩筹建学校，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是私立学校，李登辉亲往南洋向侨胞募捐，并动员华侨子弟返国入学。又经唐少川介绍，得归侨中南银行黄奕住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昆仲资助，始得成功。
  1919年，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声援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受到当时任校长的李登辉的鼓励和支持。李登辉还以最大的同情心，收容因参加学运而被开除的各校学生。在上海各校举行罢课时，李登辉联同康蔚兰、朱叔源等上海教育界领袖向政府呼吁理解学生的爱国行动。
  李登辉主持复旦校务达23年之久。他以“牺牲、服务、团结"作为复旦精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李登辉教育思想的原则。他认为，教育为身、心、精神（道德）之发展，学生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一往直前的决心，吃苦耐劳的毅力，接受消骂的勇敢。复旦大学在私立大学中是佼佼者，著名学者有邵力子、 竺可桢、俞颂华、金通尹、费巩、孙越崎、孙塞冰、金国宝、章益等人。
  “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师生赴南京请愿，呼吁当局出兵抗日，李登辉校长还撰文痛斥当局因循误国，语极沉痛。复旦爱国学生运动高涨，成为上海反日救国运动的中心。1936年8月，李登辉被迫辞职。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内迁，李登辉年老力衰，留沪在租界继续办学，以复旦大学补习班名义，坚持不教日文，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补助，不受敌伪干涉，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7年11月19日，李登辉因脑溢血逝世于上海，享年75 岁，著作有《英文实用教科书》、《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等多种。
  李振殿（1874—1965 年）李振殿，字廷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生于同安积善里海沧社（现属厦门市郊区）。少时就读于私塾。1894年南渡赴沙捞越。初在诗巫从商，后在古晋市自创长城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1912年在新加坡创设长城栈经营沙捞越土产、橡胶出口业务， 长达30年之久。日占时期被迫停业，光复后重操旧业。
  李振殿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汇款2000元给福建省都督孙道仁作为军饷。侨居新加坡期间，蝉联五届任同德书报社社长，该社是早期国民党在东南亚的重要革命阵地之一。此外, 李振殿还历任国民党英属总支部指导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并创办《民国日报》。1936年，他带头倡议集资修葺晚晴园，以保存孙中山在新加坡的革命史迹。
  抗战期间，李振殿积极投身于救国运动。“济南惨案”发生后， 被推举为“新加坡山东筹赈会”财政的重要职务。“七七”事变后, 又被推举为“新加坡华侨筹赈会”财政。“南侨总会”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兼财务主任,直至星岛沦陷前夕才避居印尼苏门答腊。李振殿平素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他还担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总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福建会馆执委、代主席1929 年倡建新加坡漳州总会，蝉联主席十余届。1954年出任新加坡同济医院主席、怡和轩执委、南洋大学执委会新加坡委员等职，国民政府曾将“见义勇为”匾额奖给李振殿，以表彰他对国民革命的贡献。
  1965年2月16 日 ,李振殿以91高龄逝世于新加坡。
  李增辉(1876—1922 年)李增辉，字忠尧，1876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安仁里蔡林乡 (现属厦门市杏林区)。1895年离乡南渡，游历马来半岛各地，最后来到荷属印尼苏门答腊棉兰，在当地的荷兰“亚齐土库”任职。 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孙中山在南洋各地宣传革命。李增辉目睹各地侨胞被人侮辱虐待的情形，认识到只有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强大国家，才能提高海外侨胞的地位。于是他不顾处境的艰难，毅然加入同盟会，并尽力向侨胞宣传革命。当时印尼日里等地在殖民统治之下极度黑暗，侨胞在烟草种植园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李增辉利用他在“亚齐土库”任职之便，到各地收账期间，孜孜不倦地向侨界民众游说启发，鼓励华侨社团头面人物倡办学校以教育子女，开办阅书报社以启发民智。一时间各地开设的小学校和书报社有十多处。李增辉还在侨胞中提倡国语，以统一闽粤方言， 呼吁华社改良风俗、废除迷信、开办夜校以利失学青年的补习。李增辉还鼓励华侨集资，回国兴办实业，以实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苏门答腊东部三四十年代华文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李增辉作了贡献。
  1913年，李增辉回国休养，计划在同安县从事教育实业，旋因二次革命失败，军阀横行，社会黑暗，李增辉在家乡无法安身， 被迫再度出洋，从事海外倒袁运动，后不幸于1922年7月病逝， 终年46岁。
  李肇基（生卒年不详）李肇基，字冠山，福建省同安县人，幼年父母双亡，后弃学南渡新加坡谋生，初任书记职，后任职于万兴行。协兴号东主陈心鉴对李肇基十分赏识，聘其为总经理，后李肇基与友人合办恒利号，受理邻埠信托兑置各类货物。
  李肇基一生最大贡献，在于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支持，当孙中山1900年抵达新加坡宣传反清革命时，李肇基与诸同志前往东陵拜见孙中山，与银行家陈先进等人协助孙中山筹款作为革命经费。 当年星洲书报社曾因缺乏经费而停办，李肇基与郑聘廷牧师等人共同筹划，恢复这个作为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还曾捐款资助同德书报社（1910年成立）、振武善社、中华女子学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芽茏中华学校等。
  李吉成（1905—1993 年）李吉成，原名李礼枞，又名李松林、唐沙白，1905年出生于同安县民安乡官塘村（现内厝镇官塘村）。童年时曾在南安县水头镇观海小学念书，中学就读于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1922年考入厦门大学政治经济系。1925年在罗扬才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2月闽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厦门大学成立，时任厦门学联主席的李吉成加入中共党组织。同年冬国民革命军入闽，李吉成受罗扬才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设在泉州的兴（化）、泉 （州）、永（春）政治监察署工作，1927年初他秘密受任中共泉州特别支部书记，以监察署农运指导员的公开身份，指导兴泉永各县的农运工作。广泛宣传“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道理，发动民众反对苛捐杂税，打击土豪劣绅。3月底，李吉成、辜仲钊等以政治监察署名义,批准逮捕同安马巷商会会长陈剑经，将其击毙。
  1927年4月9日厦门“四九”清党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在泉州召开闽南11县国民党联席会议，宣布“护党拥蒋”, 取谛民众运动。李吉成等人事先接到省委通知，先转移到清濛乡， 后分散到同安马巷坚持活动。1928年6月,李吉成与辜仲钊受通缉追捕而离开同安流亡海外。
  李吉成起初在越南一个小乡镇执教，不久来到印尼棉兰，他得到当地的一位老华侨邱卫才的帮助，在30年代初只身前往苏门答腊南部的巨港，在那里开办了一家制造肥皂和酱清的小工厂，并设法将妻小接到身边，夫妻俩苦心经营这个小厂。李吉成除了掌管日常事务，还得翻山越岭到各乡村推销自己的产品，生产现场的管理和财务则由其妻洪碧云承担。这一个时期李吉成也热心参与当地华侨社会活动，曾担任巨港中华小学董事，并协助该校中学部的筹建工作，积极参加陈嘉庚发起的支援祖国抗战的各种筹赈运动。在南洋日占时期，李吉成举家逃入偏僻山村农耕生活，但仍被日寇发现并逮捕入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8月印尼获得独立，但是在 1947年1月1日，印尼军队与荷兰殖民军在巨港发生激烈冲突， 战事祸及当地华侨，一时时局紧张，人心浮动。李吉成夫妇只好将恢复不久的事业放弃，避居新加坡，在朋友的帮助下经营土产生意，当时生活极不安定，只得将4个孩子分别寄放在4个朋友的家中。
  50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李吉成参与经营的坤兴贸易公司，不顾禁令向中国出售橡胶，结果公司遭当地政府查封，人被逮捕入狱，释放以后又继续经营土产买卖。当时， 正值东南亚各国开展战后经济重振，朝鲜战争的爆发又刺激了各种物资的大量需求，因此，东南亚土产价格不断高涨，使土产经营进入黄金时期。李吉成的公司得此机遇，加上经商诚实守信赢得工商各界的信任，生意好转，获利颇丰，并将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其他贸易，还兼营橡胶种植。李吉成夫妇虽然商务繁忙，但仍对当地社会公益活动持热心支持态度，积极赞助华文学校和公益社团，20多年如一日，因此他们获得新加坡总统和教育部长颁发的奖章和奖状。李吉成还任新加坡同安会馆名誉主席。
  李吉成一生勤奋、生活俭朴，视工作为生命。他曾多次回乡， 自认为到中国国内旅行是惟一享受。1987年曾回到泉州，回忆20 年代大革命时期的活动情况。1990年他捐赠60万元给同安彭厝、 沙美小学,1991年向同安县马巷教堂捐赠14万元，支持家乡的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在他去世之后，夫人洪碧云女士根据他的遗愿，于1993年向同安县美山、莲前等7所小学捐赠135万元，向同安一中捐赠140万元。洪碧云女士亦向同安一中捐赠35万元， 向同安内厝中心小学等4所学校捐赠50万元，总数430万元。
  1994年5月，同安一中以李吉成原名李松林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松林楼”举行落成典礼，李吉成在海外的遗属专程来参加剪彩仪式。该楼楼名特聘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书写，以纪念李吉成先生对同安县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
  李荣竹(1910— )李荣竹，1910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兑山乡潘土村(今西柯乡潘涂村)，少年时在集美学校读书。1928年南渡新加坡，在陈嘉庚公司属下橡胶厂当司机。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华侨掀起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李荣竹积极参加当地筹赈会发动的募捐活动，并每月捐出薪金的 10%,上交“南侨总会”汇往祖国。1939年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回国服务，李荣竹瞒着家人悄悄报名，加入第六批回国机工队。1939 年6月19日启程，经越南乘火车抵昆明，在酉南运输处司机训练班军训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四大队第十四补充中队任驾驶士, 运送弹药和军需装备物资。
  滇缅公路地形复杂，路险难行，不少南侨为国捐躯，李荣竹意志坚定，毫不动摇，与战友们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出生入死, 受到上级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荣竹复员回到新加坡，1948年回国在家乡定居，1949积极参加支前工作，荣立三等功。1959年李荣竹在杏林建委材料科担任驾驶员，1961年下放回乡。1986年荣获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待遇，在家安度晚年。李礼阁(1910—1995 年)李礼阁，福建同安县内厝镇官塘村人，1910年出生。1940年任闽南自卫团第二团政训室情报组组长；1942年任晋江专署情报处主任，并兼任侦缉队队长；1948年任闽西南“剿匪”指挥部通讯员，晋南同联防处通讯员，第四专署情报员、省新闻处联络员。 1948年曾率兵“围剿”中共地下党，在同安马巷一带的田中央村枪杀1人，在茂林村抓捕多人。
  李礼阁于1949年避居香港，后转居印尼，在其兄李吉成的资助下，与友人合资从事树胶种植，经营多年，终获厚利。60年代起印尼政府开始实施排华政策，李礼阁只得又回到香港定居，任诚信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50年代后期起，李礼阁即热心为家乡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他与陈剑敦共同向同安巷东农场捐赠3吨卡车1部，35 匹拖拉机6部。兄弟三人合捐5万元为同安二中建校舍二幢。他还捐9万元建卷东农业中学。捐4万元建马巷小学校舍。1984年他捐赠46万元建同安第十中学校舍，1985年他捐赠16万元建马巷中心小学后亭分校和马巷乖治幼儿园。
  1984年1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李礼阁金质奖章一枚和 “乐育英才”奖状，以表影他为同安县教育事业捐款达110多万元的显著成绩。李礼阁也曾向厦门、泉州的一些学校捐款。
  李礼阁先后任：香港福建商会理事会福利部主任；香港福建中学常务董事、副财务，泉州华侨中学董事；福建省政协常委，政协同安县委员会副主席、同安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
  李全寿(1914— )李全寿，祖籍福建同安，1914年出生于印尼中爪哇梭罗市，幼年在当地中华学校就读。1926—1929年在三宝垄华英中学读书， 初中未及毕业即返回梭罗，在一所华侨小学教书。以后，李全寿得到中华会馆主席叶九旺等人的资助，于1931年6月回国，在集美中学上初中。1932年夏，他考入集美航海学校，曾任归侨学生会主席，后到厦门大学旁听。因经济困难，只得于1934年回到梭罗，在当地侨团任文书。1937年后，李全寿任中学教师，并应聘担任两所华文小学的名誉校长。1942年，日寇侵占印尼，他被迫担任日军翻译，同时还举办华文补习班。1948年，在三宝垄中华中小学任教员。1949年，考入印度尼西亚大学汉学院，1951年， 获该院汉学学士学位，后专攻印尼文及马来文学，1953年，获印尼语言博士学位和马来文学学士学位，并受聘为汉学院教师，兼任院长助理。1955年4月，中国与印尼政府举行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谈判，李全寿任印尼政府代表团翻译。1958年起，李全寿任新加坡南洋大学马来语讲师，1961年升任副教授，发表专著《印尼华侨教育发展史》、《马来语语法》。
  1964年，李全寿应邀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该校印尼语与马来语研究所讲师，讲授马来语文，同时，他编写出版了《印尼语入门》第一、二册；1967年，李全寿升为该校高级讲师，并加入澳大利亚国籍。1968年编著出版《1945-1965新马文学史简介》，1975年出版《现代马来文学的进步与发展简介》，此外，还著有《近代马来文学发展史》等。1979年，李全寿应聘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客座教授，期满后回澳大利亚。1984年1月，李全寿曾抵厦作学术访问。
  李金泉(1916— )李金泉，祖籍福建同安，1916年10月出生于新加坡。李金泉的父亲是同安县马巷镇同美村人，早年因家贫而出洋谋生。1929 年，他自新加坡回乡探视病重的母亲。随后李金泉由二伯父带回故乡探望祖母，2个月后因学业关系，13岁的李金泉又返回新加坡。
  李金泉青年时代服务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新加坡沦陷时，李金泉与郭瑞人、林谋盛等人取道苏门答腊抵达巴东，撤退到印度加尔各答，之后到孟买《突击》杂志任记者。后加入东南亚盟军的136部队。当时他曾以记者身份结识了印度国大党要员甘地、尼赫鲁等人，向他们进行联合抗日的宣传。不久他奉调前往科伦坡总部。在参谋部任职，协同英军策划华裔战士潜入敌后从事抗日活动，训练由重庆调来的抗日青年并为马来亚抗日组织供应物资。战后，李金泉在新加坡殖民政府公众联络部任副主任，极力维护华人的正当权益。他曾受聘为《南洋商报》社长并兼任评论撰写工作。1953年， 陈六使发起筹办南洋大学，多费周折，李金泉挺身而出，上书新加坡政府辅政司，力陈华人自办大学的好处，打消了政府当局的种种疑虑，李金泉的独到见解得到伦敦殖民部大臣的认可，促成了南洋大学的顺利开办。嗣后李金泉弃政从商，历任新加坡树胶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文史出版社董事主席、人民保险有限公司营业经理等职。
  1983年，为编纂《新加坡同安会馆成立53周年纪念特刊》，李金泉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乡同安，汇集了大量有关同安的资料，使得该刊被誉为“了解同安的百科全书”。从此使新加坡同安会馆与故乡同安建立了经常的、全面的联系。回乡期间李金泉在亲友陪同下祭拜了已故亲人的墓地，他还回忆起1929年故乡正值大旱，年幼的他与二嫂下田戽水，这种原始笨重的劳动使他至今记忆犹新。谈及往事，他热泪盈眶、流露出对故土对亲人十分真挚的深情。
  李金泉素来热心社会活动,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不遗余力。 历任新加坡同安会馆教育股长、监察委员会主席、新加坡树胶公会副主席、同济医院监委、新声诗社社长、菲律宾寰球词苑东南亚副召集人、中华诗词学会（北京）发起人。
  李金泉领导的新加坡新声诗社，从1987年起与新加坡同安会馆联合举办中华诗词研习班，免费指导诗词爱好者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李金泉亲自授课，学员不分籍贯，男女老幼都有，几近百人。该社出版了《新加坡新声诗社诗词选集》两集，收入社员诗词作品，还与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诗社常有唱酬。李金泉还应聘担任了杭州、昌都，郑州、 韶关、玉林、东石龙吟等诗社的名誉会长或顾问。
  1987年8月，美国“国际桂冠诗人协会”向李金泉颁发了 “特别诗作杰出服务奖”奖章和奖状，以表彰他在诗歌创作和推广中国古典诗词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奖状上写道：“李金泉先生以其非凡的诗作，促进世界之和睦与和平深为本会所赞许和感激。”1991年5月，新加坡同安会馆成立60周年，李金泉负责编纂同安会馆成立60周年会刊，李金泉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 《桃乐赛》，其散文、专论和诗歌还将合集出版。李文陵(1916—1970 年)李文陵，福建省泉州市人，1916年出生，5岁丧父，幼年曾在平民工艺传习所学习竹编手艺，13岁就读泉州慈儿院。19岁在新加坡谋生。在新期间，曾多次参加争取改善待遇的工人罢工活动，并加入“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和“星洲总工会"等进步团体。1937年末，参加“南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 “民先”)，1939年秋，与其他两名“民先”成员一同被英殖民当局逮捕，1940年2月，被驱逐出境。
  回国后，即赴新四军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队伍。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苏中泰东县立发区区委书记，兴化县委社会部长、公安局长。后随解放大军南下进入福建。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李文陵参加接管和建立人民政权工作，出任厦门侨务局副局长，1950年10月任局长；1952年 10月,调市委统战部任副部长、部长，1956年12月，当选厦门市市长，直至1966年8月。在侨务局长和市长任内，积极支持筹建华侨新村，侨星化工厂、华侨印刷厂、天马华侨农场、竹坝华侨农场和倡办厦门华侨中学、华侨幼儿园等。
  李文陵1970年在上海不幸病逝，年仅54岁。李克（1923— ）李克，祖籍福建同安，192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儿童时期被送回故乡的小学读书，1935年随家人迁居新加坡，继续学习，抗战时期投身抗日运动，是新加坡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马来亚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联合会的监委会负责人，还发起组织铜锣合唱团，抗日流动宣传队等，1941年李克回到中国，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中共华中局党校、江苏盐阜地区、苏北工业专门学校等处工作。1947年一—1949年，在中长铁路局（即今哈尔滨铁路局）从事党务工作。1949年8月任铁道部处长，后任福州铁路局副局长、局长。1963年调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后称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部）局长、副局长，还兼任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总经理、董事长，1982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代表。
  李克还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一欧洲经济技术合作组织理事长，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以及全国侨联顾问。
  苏鸣岗（1580—1644 年）苏鸣岗，同安人，生于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少时念过私塾，擅武术，弱冠随乡亲10余人南渡航行数月抵达西爪哇之万丹（Bantam）经商。数载后稍有获利，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燕•彼得逊坤谛结互助条约，由万丹迁居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苏鸣岗通晓葡萄牙语及马来语，料理事务应付自如，深得当地总督的赏识。
  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数月后，觉得有必要在数百名华侨中推举一名领袖来管理华人事务，苏鸣岗为人公正，素为众侨所服，1619年10月11日，东印度公司总督特命苏鸣岗为首任华侨甲必丹，并发表布告说：“缘目下已有四万名华人在吾人管理之下，故亟应由彼等中指派一人为领袖，俾能维持治安及解决纠纷。经全体华人选举之结果Bencon （即SouwBingKong）当选，于是吾人即任鸣岗为华人领袖，管理一切民事诉讼，至于其他较重大事件，则仍归吾人办理。”1620年6月荷印评政院正式成立，苏鸣岗又被任命为评政院议员。他在任职期间，凡有关华人利害事宜无不据理力争，如解决华侨聚居低洼地的恶劣条件问题，以及向荷印当局争取减少华侨工作时间等，皆颇得侨胞支持和拥护。
  苏鸣岗任甲必丹时，有驱逐外籍国民离开吧城和雇用10名免缴人头税华人的两种特权。荷印当局给予他的特权还有铸造锡钱币、承包工程、管理赌场和酿酒等。为了华商的利益，苏鸣岗注意调和万丹苏丹与巴达维亚殖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努力恢复两者之间的友谊。
  荷印当局为了繁荣新建的巴达维亚城，在极力招徕华人的同时，严禁华人自由离境，苏鸣岗提出保护华人正当利益的要求，当局同意华侨回中国时可以乘坐东印度公司赴台湾的便船。
  1635年，苏鸣岗辞去甲必丹职务、决意离开爪哇回到中国。 1636年8月5日他乘战舰抵达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台湾。他此行目的一是为了发展巴城与台湾之间的商业贸易，二是为了回同安省亲。但是他的两个目的都不能实现。发展巴台之间的商业有重重困难，而当时明朝政府对于赴洋谋生的华侨往往加以逮捕或放逐，他害怕回多受到追究。当时台湾总督府需要一华人翻译，苏鸣岗不得已受聘任职3年。1639年2月15日，他重返巴达维亚， 依然保持着声望。1640年，巴城政府设立华侨遗产局，苏鸣岗被任命为遗产局局长，专门处理华侨遗产纠纷问题。
  苏鸣岗拥有多艘沙船(即舯舡),航行于各岛之间，从事贸易。 他自己则数十年如一日，胼手胝足，不肯少休。
  1644年4月8日，苏鸣岗病逝于巴城，得到政府特别允许，在宅内停柩一月，以待坟墓的竣工。5月葬于䦮迦多罗路之芒果露亚 —(Manggaduwa)。其墓碑上书：“同邑明甲必丹苏鸣岗墓气1770 年，其后裔申请获得墓地权，于1909年加以修葺，1929年巴国公堂拨公款2500盾重新修葺，墓前建一穹门，上镌“苏鸣岗墓道” 5个大字，至今尚存。
  苏知觉(1884—1975 年)苏知觉，1884年农历9月19日出生于同安县灌口镇深青村 (现属厦门市郊区)一个私塾教师家庭。10岁双亲病逝，15岁随族亲到缅甸仰光谋生，工作勤谨，生活俭朴，至20岁时稍有积蓄， 在缅甸直塘镇经营小商贩，24岁时娶缅甸勃奥族女杜盛为妻。其时曼德勒巨商苏文章赏识苏知觉的才华，聘任为会计，从此就一直住在曼德勒，积极参与华侨社会活动，曾加入建德堂，任“正先生”职务。后得曾营人曾婴资助，开设茶叶零售店。由于夫妻辛勤经营，茶叶店扩大成为茶行，店号宏益，茶叶畅销新加坡、槟城等地。
  抗战时期，苏知觉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支持缅甸各界华侨抗日进步团体——缅华战时工作队，为战工队募捐经费。1942 年，苏知觉被汉奸出卖，为躲避日寇追捕，从云南边境逃回祖国， 先后在永安、龙岩、连城等地居住。
  1946年，返回曼德勒，重操旧业。其时子女均已长大成人，苏知觉有较多时间服务于华侨社会公益事业，他与郑汉卿、雷天辉、 谢兆丰、尹兆国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曼德勒华侨互助会”，又在该会提议创办华侨学校，后成为具有中小学规模的华校，促进了在缅甸各省籍华侨的团结。苏知觉历任曼德勒华侨中小学校长、名誉校长、缅甸华侨南会副理事长、仰光福建同乡会执委、曼德勒福建同乡会会长、仰光朱波吟社成员等职。
  1953年9月，苏知觉作为缅北地区代表，参加缅甸华侨商会回国观光团，任副团长。回国观光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参加国庆典礼后赴各地参观。
  继曼德勒华侨救济委员会成立之后，苏知觉于1954年提议由救济会开办华侨诊疗所,被选为救济会主委和诊疗所管委会主委。 1955年，他获得了缅甸政府颁发的缅中友好纪念章。
  60年代初，华侨学校因学生激增，校舍陈旧狭小，苏知觉在校董事会上倡议建新校舍，并先捐献巨款。1963年，新校舍落成， 1965年该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时，已有24个班级，学生1370 人的规模。
  1975年9月，曼德勒华侨救济委员会为充实救济经费，发动各委员外出募捐，苏知觉以91岁高龄热情参加募捐工作，成绩可观。不幸因心脏病猝逝。苏眇公（1888—1943 年）苏眇公，名维桢，字都文，入庠时号监亭。洪宪期间，因进行“倒袁活动”，被捕入狱，鞭楚之下，坏了一目，乃又自号为 “眇公祖籍福建省龙海县港尾格林村，长期在厦门从事文教工作和革命活动。
  眇公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二十三日。早年立志革命，在福建“全闽师范学堂”求学时，即和同学宋子靖、林寄南等，倡设“阅报书社”，遍购各地出版的报纸、杂志，搜罗当时遭禁的“非法”书刊，供同学阅读，以增广大家见闻，启发革命觉悟；并以此作为阵地，开展秘密宣传工作，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在他们的革命活动影响下，同学们纷纷觉醒，各项进步活动风起云涌。当局下令逮捕苏眇公。眇公事前闻讯，逃往日本。在日本时，眇公结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孙中山， 加入同盟会。
  不久，苏受孙的指派，到爪哇担任《公报》编辑。他利用该报肆力抨击清政府，宣传民族革命，并和当地民报相呼应，大造革命舆论。后为居留地政府所忌，被勒令限期离境。
  这时（1911年），国内正逢黄花岗之役失利，众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苏眇公回国后，便投入福建革命同盟会的活动，和福建革命党人一起，秘密策划“光复福建”大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福建革命党人急谋响应。眇公到了漳州，和陈智君等人密谋组织刺杀县吏（未死）。后复到福州担任《群报》编辑，努力从事革命活动。福建光复后，都督孙道仁、参事员会会长彭寿松，恃功跋扈， 争权夺利，摧残民主，嗾使其党徒暗杀同党黄家宸和同盟会会员蒋筠；还刺杀了开智小学的教师和《群报》记者，群情激愤，舆论哗然。时眇公主《群报》笔政，主持公道，为民呼吁，抨击这批“革命”新官僚，凌厉猛烈，不遗余力。因此，触怒了孙、彭， 《群报》遭封，眇公被捕，遭严酷鞭打几乎致死，在鞭笞严刑迫供之下，眇公厉声说：“要供词，拿纸笔来!"孙、彭一伙窃喜，即以笔墨付之。眇公择毫如飞，写出了一张掷地铿锵的“供状他写着：“孙策独霸江东，孙中山先生为民族起义革命，出了你这个不道不仁的糊孙！”（痛骂都督孙道仁）孙、彭阅后，怒发冲冠，定下杀意。此时，处于狱中的苏眇公却安然自若，吟出“空庭负手送斜晖”之句！“苏案”发生后，引起了京沪报界之不平，舆论极力为眇公声援，一时轰然。后海军司令杨树宗获悉，派军舰四艘，开往榕城, 行营救。杨勒令都督孙道仁，立即释放眇公，否则，将炮轰都督府。眇公因之得以出狱，由杨军舰载往上海。出狱后次日，袁世凯军阀政府头子的命令到达，批准福建都督府的决定，立即将苏眇公枪毙。所幸眇公已经脱险。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准备粉墨登基当皇帝。福建革命党人企图独立未遂。袁派爪牙李厚基、张元奇先后入闽。福建革命党人被迫四散逃避迫害。眇公也再度东奔日本。
  翌年，苏由日本到南洋，进行“倒袁”革命活动。不久，受派途经香港回福建，担任《厦门日报》编辑。任职期间，不避权势，不畏强暴，抨击大阴谋家袁世凯甚力，复触袁政府之怒，再次被捕入狱，惨遭酷刑，致损一目。后经有力友人，多方救援，幸不送命。
  1919年，眇公回乡修《海澄县志》。1921年，眇公任《集美周刊》编辑，并兼任中学国文教师。眇公革命意气尚在，时在报刊上著文抨击专制独裁的校长，鼓动学生罢课闹风潮。1922年担任《厦声报》编辑。蒋介石反共，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当上总统后，其子蒋经国当时在苏联读书， 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写信回国骂他老子反动。眇公获知此信内容，即在《厦声报》上公开发表，致触蒋介石之怒。后为保全报纸，被迫“道歉” 了事。后应陈文总之聘，到上海创办《昌言报》。直至1933年，方离沪担任厦门中学、大同中学教员。
  此时的眇公，革命雄心遇挫，爱国壮志难酬，既痛恨社会之龌龊，又深嫉反动政治之黑暗，抑郁寡合，寄情诗酒。赋闲寓厦, 曾作七绝一首，可见其境况与心情之一斑。诗云：“执笔诛奸二十年，归来寂寞拥书眠。今生生活如何了，每到开门一惘然。”自序曰：“甲戌年仲春寓厦门，起花朝，迄春尽，前后四十五年，为余生计最窘、意绪最无聊赖之时。目之所接，耳之所闻，大抵皆不如意事。惟埋头作诗，乃于此中得少佳趣，故其成就亦视昔作为多，诚所谓欢愉之言难工，想苦之音易听者也。"在此期间，眇公卖文鬻字，维持生计。穷愁潦倒，纵情诗酒。
  抗战爆发，日寇陷厦，眇公此时在厦门大同中学任教，不愿当顺民，挈眷随校内迁。先至海澄厚境，后又迁至南靖县山城镇， 1943年逝世，终年56岁。
  眇公遗诗，由其生前挚友李禧（解放前后曾任厦门市图书馆馆长）保存，近两百首。解放后曾在新加坡出版，寄回国内甚多。苏根柱（1907—1977 年）苏根柱，字砥中，1907年出生。同安县马巷澳头村人（现属新店镇）。1923年，因家乡道军阀洗劫，随父南渡安南（今越南） 谋生，同年到新加坡，在汇通树胶厂当领货员，后转入陈六使的益和公司树胶厂当车间管理员，工作努力认真，深为陈六使器重和赏识。30年代初，受陈六使委派到安南设立益和公司分行，并担任分行经理。不久，为法国树胶商人忌恨，诬告他走私，遂被判监禁3年。苏根柱在刑满后回星洲，旋又受命为益和公司到暹罗（今泰国）收购树胶。
  1945年日寇投降，苏根柱又回到新加坡，在陈六使的扶持下， 他与张两端合资创办裕诚树胶公司，不及数年，大获盈利。1947 年，苏根柱又联同陈谦来等人在暹罗开办树胶有限公司，同时在普吉投资开采锡矿。与此同时，苏根柱承接了新加坡张永福经营数十年的南洋树胶制造公司，驾轻就熟，经营有方。不久，又倾资千万巨款，在暹罗建立一家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糖厂，生产白糖 （后因苏根柱遭人诬告有赤色嫌疑，工厂遭封闭）。
  苏根柱热心公益事业，注重华文教育。他蝉联泰国福建会馆第三十四至三十八届5届理事长，第三十九至四十二届4届名誉理事长，自四十三届起荣膺永远名誉理事长。
  1953年，苏根柱慨捐巨款购入哇拉节64号作为福建会馆馆址，使该会馆有了固定办公地点，会务因此有了长足进展。1954 年，会馆选出校董会以加强对所属中心公学的管理，苏根柱理事长捐建课室十间，以容纳逐年增多的学生。除此之外，苏根柱还领导福建会馆修葺三宫一亭，筹购廊曼五号新会址，设立福利基金会，多次号召会员救灾恤难，举办各种比赛及盛会，并首次提出版会馆纪念特刊，功劳卓著。
  苏根柱曾任新加坡同安会馆第十四届、十八届、二十届监察委员，第十六、十七届监察主席。还担任过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 亦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主干之一，与陈厥祥、庄希泉关系甚密。苏根柱热心公益、扶贫济困，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在新加坡侨界享有盛誉。
  苏根柱对祖国和家乡怀有深厚感情，1949年从新加坡运载两船树胶1万吨到天津塘沽港；1951年委托广东华侨建设公司投资国内建设；1953年投资建设同安银城影剧院，他还长期汇款接济国内亲属。
  1977年12月，苏根柱病逝于新加坡，享年70岁。
  苏静山(1913—1990 年)苏静山，字安仁，1913年出生于同安县翔风里涪州屿(今金门县)后浦村。1934年南渡印尼苏门答腊，在望加丽埠“长胜土产商店”当店员。1936年返乡结婚，又重赴印尼，在双牙盆埠 “长孚土产商店”当店员，1944年往打板奴里实林洋埠自营土产, 1953年在雅加达“公大行出口商行”当职员。1955年3月回国， 定居马巷镇三乡街。1956年4月在马巷同安油厂任职员，1974年退休。
  苏静山热心公益事业，多次向同安县政协、侨联、县儿童基金会及家乡捐款赠物，并引导其兄在福建投资公司投股。1959年，苏静山被选为县归侨代表，1962年被选为马巷侨联第一届委员。 1979年主持马巷侨联分会工作。1979年5月，被选为厦门市侨联常委，7月，当选为同安县侨联会副主席，1980年10月，当选为第四届同安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任同安县建设发展公司副董事长，1981年，往香港定居。 1982年9月，当选马巷侨联分会第二届主席、任同安县侨联第五至八届(1979-1988年)副主席。
  1990年病逝于马巷，终年77岁。
  苏明坤(1920— )苏明坤，祖籍同安，1920年生于马来亚安顺坡，是第四代华裔。苏明坤自小学习成绩优秀，精通中、英及马来文字，自1954 年参加市议会竞选，连任四届市议会议员，为期12年。 1964年4 月又参加逐鹿州议会竞选，中选为州议会议员。苏明坤在任市议员、州议员16年间，对安顺市市政改善、推广城乡发展，争取公众福利做了许多工作，深为各众民众称赞。
  苏明坤经营安顺新世界游艺场，同时是大华戏院、快乐戏院经理。
  苏明坤还热心为地方社团服务，历任安顺小贩公会顾问、陶美慈善剧团社主席、福利委员会下吡叻理事、树胶酒牌礼申委员、 中央医院监察员、三民中学董事长。1966年，苏明坤荣膺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册封的AMN勋衔。苏日里(1932— )苏日里，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932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20 岁时到新加坡，随其父从商，勤俭刻苦，后自创办承基文具社.经营出入口业务。近年来尝试到中国投资旅馆业。
  苏日里历任新加坡苏氏公会总务、书业文具商公会副主席、新加坡同安会馆正交际、副主席等职。
  杨衢云(1861 — 1901 年)杨衢云，又名飞鸿，字肇春。同安角尾乡新境霞阳村人(今属杏林区)。年轻时曾在香港船厂当过学徒，任过教员、文书和洋行副经理。他目睹帝国主义凌辱中国同胞的种种暴行，极为愤慨， 于是倾心于民主革命。1892年，他与谢缵泰等人组织“辅仁文社”，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同年秋，他认识了孙中山，志同道合， 时相过从。1895年，杨衢云被推选为香港“兴中总会”首任会长， 与孙中山一起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不幸失败，后奔走于东南亚各国及印度和南非洲，在华侨中宣传民主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
  1900年8月惠州起义，他亲临前线参加战斗。起义失败后，仍回到香港教书。清朝政府悬赏3万元购买他的头颅，战友劝他出洋暂避，他慷慨激昂，毫不畏惧，说“吾人行革命，亦久置生死于度外矣!”1901年11月20日傍晚，清政府派遣的暴徒将杨衢云暗杀于香港。杨年仅40岁。孙中山闻讯十分悲痛，亲自具名向中外各界寄发讣告，并为他举行追悼会。募捐抚恤杨衢云遗孀和子女。在致谢缵泰信中说：“弟与各同志皆深为惋惜，哀悼之情，有非笔墨所能尽者矣!”杨惠平(1901—1974 年)杨惠平，1901年出生于福建厦门，其父为福建著名牧师杨怀德。杨惠平在鼓浪屿寻源中学毕业后，负笈上海中华工艺学院深造，学成后返厦，创办厦门港电镀厂，制造新式铁器家具。1939 年应新加坡欧罗拉百货公司的聘请，主持该公司所设山高公司家具业务。1942年，杨惠平辞去山高公司职务，在乌节路创办新新木器公司。曾任星洲家私公会主席、星洲幼稚园财政，任禧年堂长老及乌节路长老会礼拜堂长老，长达45年之久。逝世于1974年 6月，终年73岁。
  杨新容(1907—1982 年)杨新容，原名欣荣，龙海县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生。 1923年考入集美学校师范部，翌年参加由罗明等人组织的“革命协进社”，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入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在海澄、厦门等地小学任教，1928年赴沪学习，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其间曾任中共闸北区委宣传部联络员。1932年返厦执教、参加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组织。
  杨新容于1934年9月前往印尼，1936年应聘任雅加达新华学校教务主任，1940年接任新华学校校长。抗战初期，积极参与当地华侨抗日救亡活动,并三次募款汇交八路军驻穗办事处。1944 年日军逼近新加坡，他和詹倍等人发起组织“文化先锋队”，宣传发动侨校师生、店员奋起抗日和开展募捐，并以“文化先锋队”成员为基础建立“民族解放大同盟”（即“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 杨新容被推举为总支部书记兼西爪哇支部书记。1945年1月，与黄周规等人组织“雅加达中华教师公会”，并任主席。1951年雅加达华侨促进会（中华侨团总会前身）成立时，被推选为文教部主任及副主席等职。当年8月被印尼当局逮捕，驱逐出境。
  1953年，杨新容回国后参加创建“北京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先后任该校教务主任、副校长、党组书记。1956年5月，调任福建集美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杨新容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委员。福建省人大代表、政协厦门市常委、厦门市侨联副主席等职。
  1982年1月病逝，终年75岁。
  杨金殿（1913— ）杨金殿于1913年出生于马来亚怡保，祖籍同安。少年时就读于华林市明德小学和培南学校，后在吡叻育才中学读完初中三年课程，中学毕业后曾当过几个月教师，便辞去工作转到他父亲杨鸿升所开办的万源兴五金店。
  杨金殿在青年时代也和其他华侨一样，对中国的时局非常关心。1928年中国山东“五•三惨案”发生，日寇在济南屠杀无辜百姓，连中国政府特派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也未能幸免。杨金殿积极参加声讨日军暴行的抗议行动，投身于抗日斗争的行列。
  杨金殿后任万源兴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怡保市经营五金、建材、锡矿及树胶加工器材。历任怡保中华商会会长，吡叻福建公会理事、槟城同安全厦公会名誉主席、怡保培南学校董事长等职。
  1955年，马来亚毗叻州怡保市福建公会在原培南小学基础上创办培南中学。当时杨金殿担任培南学校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 筹集了 310多万元，为培南中学兴建了 20间教室。
  育才中学是吡叻州华侨于1908年创办的当地华文学校的最高学府，培育的成千上万人才遍及全马和世界各地，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63年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文中学实施改革，原育才中学被分为两部分：国立育才中学和独立育才中学。国立育才中学由政府拨给经费，用马来语和英语教学，华语处于次要地位。 而独立育才中学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并重，教学上德、智、体、美、 群五育并重，但是政府不给经费，因此育才独中困难重重，生源骤减。面对华文教育生死存亡的关头，华人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大家筹集经费维持育才独中的生存，一向热心于华文教育的杨金殿局绅，被推举为“育才独中之夜联欢宴会”筹委会主席。筹委会创造性地举办“千人宴”、“万人宴”宣传筹款方式，1977年4月 19日晚举办“千人宴”筹得31700多元；1978年4月10日晚育才独中举办名符其实的“万人宴”，盛况空前，声势浩大，共筹得 40万元巨款，大大超过原定计划。育才独中董事会在万人宴之后又动员各区及各界人士力量，发动筹款500万元活动，并成立以杨金殿局绅为主席的建校委员会，1982年6月获马来西亚教育部批准，在所购的九洞育龙岗新址建设新校舍，同年12月举行动工仪式，1985年7月，占地20英亩的育才独中新校园竣工，包括有校舍、图书馆、礼堂和学生宿舍等，环山抱水、环境幽雅、实为读书的好去处。
  在育才独中建设过程中，杨金殿年届古稀，仍不辞辛苦，欣然承担重任。他既率先捐资6万元，又亲自为兴建育才独中奔走呼吁，日夜筹划，贡献最大。育才独中在校门正堂竖立了杨金殿铜像，以褒扬他对这所华文中学所创立的功绩。
  杨金殿在谈到他自己对华文教育所倾注的关心时说:“我自小接受华文教育，而父母平时不断向我灌输民族的思想意识，以及中华文化对我的熏陶，我感到为华文教育做事是义不容辞的！ ”他还强调说，先贤陈嘉庚毁家兴学的精神对他影响很大，但是影响至深的还是他的母亲——方敦枝女士，这位鼓励自己儿子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在杨金殿的故乡同安县内厝乡新埯村，建于1957年的“敦枝小学”就是以杨金殿母亲名字命名的侨建学校。这所建筑面积 1300平方米、占地7200平方米的边远农村小学，在1983年还接受了杨金殿先生捐增的价值3000元的教学用品。
  杨朝长(1922—1993 年)杨朝长，1922年2月出生于福建同安县马巷霞美店村(现属新店镇)。其父早年南渡马来亚马六甲谋生。杨朝长5岁时随母亲及兄、嫂来到父亲身边，7岁时被送入马六甲福建会馆内的私塾接受旧式中文教育，还先后就读于德化会馆私塾和祈安街广帮开办的罗天义学。杨朝长在11岁时回到同安故乡，仍进入私塾学习古文，直至他15岁重返马六甲。这一时期的学习使杨朝长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根基，还写得一手好字。
  1937年杨朝长重新来到马六甲，即在其父与朋友合办的协和美栈树胶店当学徒，夜间在当地的晨钟夜校继续读书。后来，商店由其父独自经营，店名改为同美公司，杨朝长与兄长共同协助父亲的事业，在公司中杨朝长接任书记员，直至日寇侵占马来亚时为止。日占时期同美公司重营股业，因无销路只好改营粮油杂货，改名为长成杂货店，杨朝长的侄儿杨建谒在这时来到店中协同经营。
  战后，杨朝长继承父业，任马六甲同美有限公司董事长，继续经营树胶业及土产进出口业务，扩展迅速，并兼营种植业，70 年代以后，兼重多元化发展，开办棕油提炼厂、粒状胶厂，还经营旅馆业和建筑业等，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合资经营树胶加工业和电子制造业。由于经营有方，进入90年代以来，马六甲同美有限公司已成为马来西亚一个庞大的工商业机构。
  杨朝长以“重义轻财”的家训奉为他一生坚守的做人原则。举凡民族教育、文化艺术、慈善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他既慷慨解囊，又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深受公众赞许。
  1962年杨朝长任当地培风独立中学董事，时值马来亚国家教育政策改制，为了维护民族教育，大力支持李引卜出任该校董事长，在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延续和发展华文教育，在李因年事已高引退后，杨朝长于1982年毅然担起重任，出任培风独立中学董事长，担任此职的11年间，杨朝长十分强调学校教育必须配合时代前进步伐，重视该校发展的长远规划，因此他聘请了许多专家协助制订培风独立中学的发展计划并领导了该校的几项重大的改革，其中包括开办高中文科班和电脑科，由董事会出资保送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到台湾各大学深造后归来为母校服务。他还领导扩建培独中校舍和重建大礼堂，前者耗资120万马元，已于1992年竣工。而耗资达400万马元之巨的大礼堂,自重建工程开始之日，杨朝长便十分关心，经常抱病亲往巡视，直至逝世前两周还坐在车内到大礼堂工地视察施工进度状况。
  杨朝长对其他华校的发展也给予关注，捐地出资，有求必应。 在领导马六甲州华人教育协会的多年时间内，为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作出许多贡献。
  杨朝长自幼受其父影响，酷爱南音古乐，不但善于弹奏琵琶， 吹奏洞箫更为出色，被新马南乐界人士誉为第一箫手。工作之余， 他经常与乐友们在同安金厦馆内吹箫弹琴，彻夜尽欢。青年时代的杨朝长曾是业余戏剧演员，他于器乐方面能拉，能弹，还有一副出色嗓子，擅长唱京剧青衣。当日寇的铁蹄践踏南洋，他们举家逃难之时，许多贵重之物只得抛弃，但杨朝长没忘随身带上二胡与洞箫，可见他是多么热爱音乐艺术。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他极力推广对南音古曲的这一爱好，使之成为马六甲华人社会最具民族代表性的艺术。杨朝长于南曲造诣颇深，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南音组在他的领导下，继承传统，富有特色，20多年来不断在马来西亚电台演播节目，并组团到各地访问演出,切磋技艺。1977 年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主办首届亚细亚南音大会奏（后称东南亚南音大会奏），杨朝长对此盛会鼎力支持，出资捐助，还率领会馆南音组代表马来西亚赴会参演。1979年该南音组再度代表马来西亚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二届东南亚南音大会奏。为了进一步推广南乐，杨朝长亲自奔走，于1981年促成了马来西亚森甲柔南乐社的建立，任该社主席。该社除在本土各埠演出外，还组团访问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及香港，交流技艺，提高演出水平。杨朝长还任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文化部主任,由于他的策划和努力，第三届东南亚南音大会奏1983年6月在吉隆坡举行。同年 12月马来西亚首届全国南乐歌唱比赛拉,开帷幕。以后又连续主办多届，培养了南乐界的许多后起之秀。由于杨朝长在马来西亚推广南乐的巨大贡献，被誉为大马南乐艺术的火车头，深受海内外同行及广大听众的敬重。1988年10月他回到故乡时，还与同安县南乐研究会同行一起登台演奏。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社长丁马成，在出版《南管精华大全》和《福建南音新曲》等著作之前，苦于无内行人帮助整理。作为南音知交老友，杨朝长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日夜为丁马成赶抄曲谱，以应出版之急,自己却因用眼过度患上眼疾，只好动手术治疗，他却毫无怨言。
  马六甲的三保山是马中文化交流500多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为了使其更具历史保存价值，在杨朝长的筹划领导下，集中了全甲州华社的力量，加以整修美化,终于使一片荒冢变成为美观舒适的游览休闲场所，得到了马六甲州政府肯定。在美化三保山过程中杨朝长善于发动和鼓励热心青年参加并和他们一起劳动。他还请来专家并陪同到现场视察，制订了进一步美化三保山的长远计划。可惜这一项计划尚未开始杨朝长却与世长辞。
  1993年10月22 日,杨朝长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新加坡医院，终年72岁。由于杨朝长生前对治理三保山的巨大贡献，所以青云亭理事会特别批准他的遗骸被安葬在三保山，以表彰他的丰功伟绩。
  杨朝长生前任马六甲六校董事会主席，马六甲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副主席、新加坡同安会馆名誉主席等职，1971年荣获马六甲州元首颁赐太平局绅称号,1981年受封为拿督(D • M • S • M)。他曾婉辞担任许多社团正职负责人职位, 认为个人能力有限，华社事物须由众人共同分担才会有成就。他这种淡于名利追逐而甘愿出钱出力的精神，受到华社的一致赞扬。 治丧期间，社会各界上至达官显要、富商巨贾，下至一般工友、街坊贫民，都对他的去世深表哀悼。一位槟城工友因工作关系无法请假，只得利用周末假日，连续搭乘10多小时公共巴士赶到马六甲甘光于汝街，为的是亲自在扬朝长灵前点上两炷香以表敬悼之心，为赶赴翌日工作他又立即连夜搭车北上，挥泪回槟。
  杨朝长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热心社会公益的慈善家，也是一位推广华文教育和华族艺术的社会活动家。
  杨建谒(1923— )杨建谒，福建同安县马巷霞美店村(现新店镇霞美店)人，1923 年出生于家乡。其叔杨朝长早年南渡马六甲，创办同美公司，在日占时期停止树胶制造业，改营粮米、椰油及杂货，改店号为长成杂货店。杨建谒在此时来到长成杂货店协同经营。
  战后杨建谒协助其叔杨朝长经营同美有限公司，除出口树胶制品外，兼发展树胶园、棕油园、粒状胶厂、棕油厂、建筑业及旅游业。现任马六甲华人公立六校董事主席、马六甲中华总商会署理会长、马六甲福建会馆署理主席、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主席、 马六甲树胶公会主席、马来西亚乒乓总会副会长、马六甲同美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由于对当地公益事业的贡献，杨建谒被当局赐封“太平局绅"及“拿督"称号，曾被委任为马六甲州少年法庭顾问。
  1988年10月，杨建谒与其叔杨朝长随马来西亚代表团访问北京后回到同安故乡。1948年杨建谒回乡完婚并携眷南渡，一别 40年使他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激动万分。他们受到了故乡父老的热烈欢迎。1994年4月，以杨建谒为团长、马六甲州元首敦赛阿末及其夫人为名誉团长的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福建省友好访问团”一行23人来华作为期9天的访问，并于4月9日拜会同安县政府领导人。杨建谒团长在献词中说：“(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以服务社会、团结同乡为宗旨。这次组团除联络乡谊、观光名胜之外，着重专诚拜会福、泉、厦、莆等省市官方领导，聆听发展汇报，广泛探讨相互投资以及经贸合作机会，作为鼓励更多海外乡亲到福建省进行合资联营和合作经营的指南。以目前厦门经济特区的飞黄腾达以及各县市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我对此行所负任务的完成充满无限的信心。”1995年3月至5月，杨建谒多次回乡考察，并开始在同安投资办厂。首期投资350万美元的电子厂，是马来西亚首家在同安开设的工厂。杨建谒还对同安县的农业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意在引进高科技，在同安发展农业项目，还准备在同安兴建一座三星级宾馆。
  杨锦成(1918— )杨锦成，祖籍福建同安，1918年出生于马来亚吡叻州怡保市， 系当地著名侨商杨宽裕之子。杨锦成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剑桥大学医学专业，他先后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医科学士学位，其后他在剑桥大学医科研究院、伦敦大学研究院和圣约翰•汤姆斯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成为一名外科专家。
  杨锦成自1940年起，在长达10年时间里任职于英国的几家专科医院，1950年他载誉回到新加坡，1915年，他应聘任新加坡中央医院驻院专科医生。1955年，应聘任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教授, 多年以后他开设私人医务所，在大学授课已成兼职性质。杨锦成曾任英国皇家外科研究院与澳州外科研究院研究员，新加坡医学理事会会长，新加坡大学理事会主席。
  1966年，杨锦成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当选为如切区国会议员，1969年大选时,再度蝉联如切区国会议员。1968年7月12日， 杨锦成被选为新加坡国会副议长，1970年1月7日被选为正议长；1970年2月26日至28日，8月8日至9月8日，两次被委任为新加坡副总统。
  1970年11月23日，新加坡首届总统敦尤素夫•伊萨去世， 杨锦成被新加坡政府任命为代总统，直至1971年1月2日新总统薛尔思就任。
  1971年12月薛尔思总统因健康问题赴美医治期间，杨锦成再度代理总统职务。
  杨锦成曾获新加坡总统颁赐的太平局绅衔。
  杨松年(1941— )杨松年，祖籍同安，1941年8月出生于新加坡，爱同小学、华侨中学毕业后考入南洋大学中文系，1963年毕业时获文学系学士及历史辅系文凭，并获金牌奖。大学毕业后曾任劳工部执行官， 1968年获英联邦奖学金赴香港大学深造。1970年获硕士学位， 1971年受聘南洋大学讲师，1974年考获博士学位。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著有《新马华文文学论集》和《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学副刊研究(1927—1930)》。与周维介合著的《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学副刊研究》一书获1982年新加坡全国书籍理事会书籍奖。
  杨松年热心参加社会活动，曾任中容鲁公民咨询委员会秘书， 教育出版社文艺书籍出版编审委员会主席，大型文艺杂志《新加坡文艺》主编、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发起人及首任会长，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奋斗报》主编，阿裕尼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主席， 1976年获全国职工总会“劳工之友”奖章，1983年获总统颁赐的公共服务奖章（PBM）。
  1986年新加坡同安会馆开始出版《同安会馆新马体社研究丛书》，首先出版的是杨松年所著《战前星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说•甲集》和《战前新马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华工生活》。
  杨松年任新加坡同安会馆教育股长。 1991年8月，新加坡同安会馆主办东南亚华裔学者学术讨论会，主题是“亚洲地区华人传统的保留发扬”，杨松年任讨论会主席。据新加坡《联合晚报》 报导，由家乡团体主办高层次的学术讨论会，在新加坡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吴瑞甫（1872—1952 年）吴瑞甫，名锡璜，字瑞甫，号甫堂，同安县同禾乡石浔村 （现洪塘镇石浔村）人，1872年生，世居同安县城后炉街。吴家祖上七世从医，吴瑞甫自幼勤学，除承家训外，14岁起拜大田杨氏习诊痘术，同时攻读历代医林名著。18岁中秀才，旋为廩生，32 岁中举人，但遵循父训专心行医，辞去广西候补知县之职。吴瑞甫早年参加同盟会，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反清秘密活动，投身于辛亥革命。1928年他主持编纂《同安县志》。吴瑞甫潜心钻研医学，善于推陈出新，常有突出于前人的见解，其批注及著述的医书不下百部，如将宋代《圣景录》和陈无择的《三因论》加以详细批注，在上海刊印发行，除《校正圣济总录》60册，《详注陈无择三因方》8册以外，还有《中西温热串解》6册、《删补风论》2册、《新订奇验喉症明辨》8册、《中西脉学讲义》2册以及《脑髓病论》等。
  1934年吴瑞甫创办“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和“厦门中医学传习所”，自任校长，同时他还担任厦门中央国医馆馆长，先后任 《国医旬刊》、《厦门医药月刊》、《医粹》、《医统》等刊物主编。
  1938年日冠占领厦门，吴瑞甫放弃筹建厦门国医图书馆的计划，避居公共租界鼓浪屿，日寇探悉后派人前去威胁利诱，要吴瑞甫出任厦门维持会会长。吴瑞甫不愿当亡国奴，连夜逃回同安， 安顿就绪后即南渡新加坡，在新加坡同安会馆行医，屡愈危症，名震一时，远近病人纷纷上门求医。吴瑞甫还被选为同安会馆第四届文书，第六届执行委员。他对祖国的命运十分关切，积极参加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支援祖国抗战的各项活动，在医药界同人中带头捐款。新加坡沦陷后，他支持三子吴树潭加入马来亚华人抗日游击队。
  抗战胜利后，吴瑞甫虽年逾古稀，仍着手创办星州中医学院， 亲自授课，在侨胞中广泛培育中医中药人才，1947年，新加坡中医学会成立，吴瑞甫被推选为会长，他编写了《诊断学》、《身体学》、《杂病学》、《儿科学》以及儿科妇科等讲义，并著有《四时感症》和《伤寒纲要》等书。
  1952年吴瑞甫年迈劳累，病逝于新加坡同安会馆，终年80 岁。至今新加坡同安乡亲中仍流传着“单方一味挽沉疴”和“起死回生救危躯”等有关吴瑞甫医术的神奇传说。吴瑞甫培养的学生遍布东南亚各国。1982年，厦门市中医学会和晋江地区中医学会，联合成立 “吴瑞甫学术研究会”，开展对吴瑞甫医学成就的研究和继承。
  吴克俭(1885—1936 年)吴克俭，祖籍福建厦门，1885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后随其父吴文灿移居新加坡，先在莱佛士书院受英文教育，后到英国深造，在康澳尔郡雷德鲁思矿产学院修读三年课程。1904年毕业，曾以两篇有关矿业的论文，先后获得伦敦城市与行会协会的头奖(银章和奖金)与铜章。吴克俭除任和和饼干厂有限公司经理之外，还出任联东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及华商银行董事经理，亦担任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执行委员。1916年被政府委任为所得税委员会委员，1917年，出任流通银币匮缺调查委员会委员及屋租估价局委员，他是该局首名华人委员。1918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授以吴克俭太平局绅衔，后又被委任为感化院及职业学校巡视委员。 1936年9月12日，吴克俭在欧洲旅游途中不幸患病身亡，年仅51 岁。
  吴开添(1899—1987 年)吴开添，1899年出生于厦门，其父吴维钦是厦门钱庄界元老。 本世纪初银行业尚未发达，钱庄是当时主要的金融机枸。吴开添秉承父业，先任厦门“和通钱庄”出纳职务，后任“和泰钱庄”经理，并曾担任厦门市钱庄公会主席。
  1938年5月，厦门被日寇占领，吴开添举家避居新加坡，当时中国银行经理黄伯权、襄理高维廉均为吴开添旧好，于是应邀加入中国银行。1941年新加坡沦陷，中国银行业务陷于停顿，吴升添与友人合作，克服重重困难，从泰国进口稻米供应新加坡市场。日寇投降后，吴开添返回厦门，创设南丰信局并兼营土特产出入口生意。1951年，吴开添离开中国前往新加坡定居。
  经过三年的筹备，吴开添于1954年与友人合作创办一丰贸易公司，经营南洋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由于经济丰富、各方关系良好，加之子吴庆云、侄吴必昌的协助，业务发展一日千里。1968 年，一丰贸易公司改组为一丰有限公司，成为现代化企业组织，吴开添亲任该公司的董事经理，主理业务，直至1986年退休。吴开添与其子侄及裔孙所建立的机构有：一丰有限公司、成丰有限公司、联建实业有限公司、益源有限公司，并有众多的联号公司和子公司。吴开添历任新加坡厦门公会第三十届至三十四届监察委员会委员(1980—1987年)。
  吴开添于1987年5月逝世，终年89岁。
  吴村(1904—1971 年)吴村，原名吴世杰，笔名吴寄秋，1904年出生于福建厦门，早年曾任厦门延陵小学教务主任，是厦门通俗教育社话剧组最活跃的人物。1933年厦天，吴村带领剧团赴上海演出，被联华电影公司聘为导演，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是由金焰与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获得成功。继而又导演《柳浪闻莺》和《秋水伊人》。1941年，吴村执导拍摄一部反映日军铁蹄下租界生活的影片《孤岛天堂》后，即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前往印尼，加入陈永福电影公司，拍摄《血债》等电影。吴村平时擅长书法，亦善作对联，落款署名 “吴寄秋”，取闽南语“五支须”之意以自嘲。战后吴村侨居新加坡、加入新加坡厦门公会，任游艺股主任。旅新期间执导了《新加坡之星》、《第二故乡》、《渡日如年》等影片的拍摄。1948年吴村回到上海，1953年迁居北京。后于1958年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和艺术委员会委员。1966年他拍摄了最后一部电影《一串项链》。
  1971年12月16日，吴村因脑溢血逝世于西安，终年67岁。
  吴亮苍(1911— )吴亮苍，1911年11月10日诞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祖籍福建省厦门。少时入槟榔屿英华书院受教育，天资聪敏,考试每每名列前茅。
  1930年剑桥考试毕业，以优异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皇后奖学金，前往伦敦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学，1934年获法学学士学位。
  吴亮苍当求学时期，不但努力用功，而且课余爱好体育运动， 擅长羽毛球、网球，球艺出众，曾先后在该校获得该项运动胜利奖章。
  1936年，吴亮苍受任为海峡殖民地政府文官，1937年5月受任政府最高法官署职务。
  1937年至1948年又任新加坡地方刑事法庭民政审判官。
  1940年至1942年抗日期间加入新加坡义勇军服务。1946年升任为海峡殖民地行政官职。据查，当地居民能升任此职的，全马来亚仅有6人，华人仅3人，吴先生居一，诚属竿有。此官职为殖民地行政官中地位最高者，属于这个级别的官员，可被调任至英国任何殖民地任官职，此级之最高官员即为总督及辅政司等。 吴亮苍是侨界人物从政的典型代表。
  1947年新加坡总督褒扬吴亮苍在二次大战新加坡沦陷时期的端正行为及服务功绩。同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加坡警察薪金支配委员会委员。
  1948年吴亮苍升任为辅政司署助理秘书。1949年又任沦陷时期未被日军俘虏之公务人员要求沦陷时期应得之薪金仲裁法庭法官之一，同年又任义勇军咨询委员会委员。 1949年代理公众联络主任，同年又任新加坡电影娱乐政策委员会委员，及代表新加坡政府出席在印度举行之联合国文教机构召开之成人教育会议，12 月任新加坡福利部副主任。
  此外，吴亮苍又任新加坡文官公会主席，新加坡市民合作社副主席，新加坡公务人员借贷节俭合作会副主席，新加坡政府官员佐屋合作社主席等职，为华侨中官职最多之人物，其公正廉明受到中外人士的敬佩。
  吴幼楼(1906—?)吴幼楼，1906年出生于福建厦门。早年毕业于厦门中华中学高中部。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厦门治厥斋酒厂，是吴幼楼先祖所传， 该厂出品的酒类，名驰中外，特别畅销南洋一带，尤其是固本酒， 极适于马来亚锡矿开采及农林垦殖工人饮用，其后又推出万福堂卫生酒，品质更佳，独步南洋酒类市场。1936年吴幼楼抵新加坡开设办事处，继而又在吉隆坡、槟城设立分行，代理处遍布马来半岛以及泰国、缅甸等地。
  二战期间，吴幼楼的事业蒙受巨大损失。在二战后迅速重操旧业，并于1948年拓展婆罗州市场，在沙捞越古晋市开办分厂， 后在新加坡创设联合酒厂有限公司，任董事经理之职。吴幼楼历任新加坡厦门公会总务主任等职。
  吴友力（1917— ）吴友力，祖籍福建同安县石浔乡，1917年出生。吴友力在马来西亚槟城开设有：音必达无线电公司、联马发展有限公司、友力有限公司，经营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等家用电器的进出口、 建筑业、电池制造业和生产纺织品，吴友力任这些公司的董事长。
  吴友力曾任槟城同安金厦公会主席，槟城福商公会副主席，槟州中华总商会事务委员、财政等职，任槟州华人大会堂第二届至第四届执行委员。
  吴友力受当地政府赐封太平局绅（J • P •）称号和拿督（DA-TO）勋衔。
  吴必昌（?— ）吴必昌，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少时即入商界学习做生意。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渡新加坡谋生。未几跟随好友转赴印尼巨港，合资创设建丰公司，经营土产生意。日寇南侵，巨港沦陷后，吴必昌只身乘小船，冒险渡到爪哇岛井里汶，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开拓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土产生意，其后相继在巨港及新加坡两地开设成丰栈有限公司，扩展了经营范围，颇具了一定规模。抗战结束后，成丰栈的业务遍及爪哇及苏门答腊各大城市，并在香港、 厦门等地开设联号。
  1958年，吴必昌中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60年代初期他加入大华银行董事部，同年他还与好友合创大众国货有限公司， 任董事主席。1985年，吴必昌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考察团前往中国各地考察，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商业贸易。他还任新加坡益源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新加坡出入口商公会执行委员。
  吴必昌热心于华教等社会公益事业，历任华侨初级学院、南洋初级学院、华侨中学、德民中学、启蒙学校董事，还荣获新加坡政府颁发的P • B • M教育奖章。吴必昌先后任新加坡厦门公会第三十、三十一届常务委员、第三十二届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十三、三十四届监察委员会主席。
  吴庆云（?— ）吴庆云系吴开添之子，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与幼妹随母亲南渡新加坡投奔其父，入英校就读，日寇占领新加坡后，吴庆云辍学从商，与堂兄吴必昌合创成丰栈，专门从事土产品贸易，两人分工合作，艰苦奋斗了3年，生意终于初具规模，1945年抗战结束后，吴庆云即作出系统计划，将业务范围扩展东南亚各国，经营印尼土产以及中国香港的海产品与杂货，在印尼、香港、厦门均设有联号，营业情况甚为兴隆。
  1954年，吴庆云与亲友创设一丰贸易公司经销中国的罐头食品。不久，成丰栈亦开始经营中国的饲料与土产，并采购中国轻工业品及棉织品销往印尼等地。1968年，吴庆云与友人合创益源有限公司，专营销往印尼的中国货物。
  1980年吴庆云幼公子吴斯仁留美学成返回新加坡，初任职于大华银行，未几则加入一丰有限公司帮理业务，为配合时代进步， 一丰公司进行了一番改革，奠定了更巩固的基础。
  吴庆云历任新加坡延陵联合总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新加坡出入口商公会及爪哇商务公会要职，圣约翰救伤队第九区分队主席、新加坡厦门公会第三十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十一、三十二届监察委员、第三十三届监察副主席、第三十四届执委会副主席。
  陈庆真（1829—1851 年）陈庆真，同安县嘉禾里店前村人（现厦门市湖里区殿前村）， 1829年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曾参加反清复明的新加坡天地会活动。他曾与灌口人王泉合出资本，到暹罗（今泰国）收购当地土特产，贩运至广东销售，往返经营几年，后因亏本，于1845年 （清道光二十五年）歇业回家，不久在厦门英国人的商行里当职员。
  1850年6月，利用民众不满清廷统治的矛盾，陈庆真与王泉以及江源、江发等组织小刀会，以厦门旗杆脚五祖庙为据点，发动反清起义。短时间内影响遍及闽南各地，参加起义者达数千人。清政府即派兵镇压。陈庆真、王泉等率部转移，到龙溪、海澄、同安三界交界处的农村中重整旗鼓，声势更加壮大，数日间竟达数万人，并得到民众的资粮援助，波及漳泉各县以及台湾。小刀会起义军严重打击了清军闽南水师，清朝政府十分恐慌，咸丰皇帝严令闽浙总督裕泰迅速剿灭。
  1851年1月1日，陈庆真被兴泉永兵备道张熙宁派兵捕获， 次日遭到严刑拷打死于杖下，年仅22岁。继而王泉等56名小刀会骨干亦先后被捕，起义失败。1853年4月江源、江发又率众起义，因事不密被海澄知县王世昌捕杀。5月13日黄得美、黄位再次起义，7月即遭浙江提督李廷钰镇压。闽南小刀会起义至此结束。
  陈泰（1839—1898 年）陈泰，名晋国，号砺山，又名清泰。同安嘉禾山人（现属厦门市郊区），生于道光己亥十九年八月初六日（1839年9月13 日）。少时在家乡耕读。1860年（同治年间）海氛略靖，风气渐开， 陈泰从家乡南渡往新加坡谋生。多年后，稍有积蓄，创立“合春号”，他“朝而持筹，昼而握算，夜而会计，无之为而后即安”。合春号经营木材生意，其生意网远至中国上海，他还自购地150英亩种植黄梨，并加工生产皇宫牌和松鼠牌黄梨罐头。
  1870年，陈泰在社会上已拥有一定的地位，当时新马华人社会的福建帮由漳泉集团领导。19世纪初期成立的恒山亭和天福官是福建帮的总机构。到了 1876年，漳泉内部出现分化现象，陈泰与黄良川、李仕达等人创立了浯江孚济庙（即现金门会馆），成为福建帮内一个小集团。陈泰是孚济庙八大董事之一，捐款500大元，排名第六。
  1878年，陈泰出任新加坡保赤宫宗祠的四副董事之一，与陈金钟、陈明水共同领导由不同帮派创组成的陈氏宗祠。他还捐资支持新加坡崇文阁、萃英书院等华文学校。
  19世纪末期，中国国内形势多变，清朝政府呼吁海外华侨捐款支援，陈泰“迭输巨款动以万计，直督李公江督曾公交章、奏奖议叙、道衔加三级、三代从三品”，被封为“中宪大夫”和“通奉大夫当时，新加坡殖民政府为了扩建城市，拟征用沿海岸一带地皮建码头、仓库及蓄水池，均选中了陈泰所拥有的地段，陈泰为协助建设，先后将自己的沿海地产及汤申路的600多亩菠萝种植园（约占蓄水池建筑面积的五分之一）捐献给当地政府，后来，当地政府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将上述两地先后命名为“陈泰坊"（Tan Tye place）和“陈泰巷”（Tan Tye Ailey）以作纪念。
  陈泰由于自己早年失学，对后代的教育相当重视，家教甚严， 他的儿子连水、成章、连亩、连财（即陈楚楠）从小即到私塾念书，还延师学习英文及马来文。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四（1898年7月22日），陈泰染疾，药石无灵而逝，享年60岁。
  陈谦善（1844—1910 年）陈谦善，名最，字谦善，别号乐峰。同安县嘉禾里仙岳社 （现属厦门郊区）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44年 6月6日）。少年时随族人南渡菲律宾小吕宋谋生。平时轻财尚义，乐善好施，济困扶危，经常为人排难解纷，慨然有古侠士之风，深得侨胞爱戴，被推选为侨领。其旅菲30年间，创办学校，重视华文教育，是马尼拉最早的华文报纸《华报》（1888年）和《岷报》 （1890年）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在历任华人甲必丹中，陈谦善最为著名，他曾三次出任甲必丹，为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作出一定贡献。他目睹侨胞缺医少药，贫侨病老不得回归、流落异乡的境况， 便发起兴办崇仁医院，中华善举公所和中华义冢等慈善机构，带头捐献巨款。1879年，他向清政府具呈请求在菲设立领事，以保护华侨免受当地殖民政府苛税虐政的迫害。1898年陈谦善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菲代理领事。
  1901年陈谦善病逝，旅菲华侨为了缅怀他的事迹，在菲律宾马尼拉崇仁医院竖立陈谦善全身铜像，作为永久纪念。其铜像铭曰：敬维陈太封翁，身出庶民之家，而旅南洋六域，虽依商场习贾，实怀大志佐王。旅菲之华人与各国之洋人， 咸知其品行端庄，才力颖异，上为朝廷急功好义，下为同胞乐善好施，凡有公益，不畏权势，不避险阻，无分畛域，罄力而为，实众信服，亦所敬属，不徒公正廉明， 轻财重义，创立义举等，为我华族排难解纷，济困扶危。 兴贤育才，养生安死，得以感顾德者多多。即国外穷黎， 受其博施，亦复种种，是以声名洋溢中外。曾蒙我朝政府，持旨嘉奖，赏给高衔顶戴，且小吕宋开设中国总领事，朝廷君相，亦知其能，特电派其封翁任理，以开先导，而护华民，所此大德受命，我等华族，身沐其恩，口不能言，无以为报，爰将其甘棠遗爱，公认大略，各喜捐资，为铸铜像，并勒石碑，以垂不朽。俾后华侨，得知封翁请设领事，唱首开设学堂，创设医院，增置义冢等等，与我华侨永远造福，功德奠名，复冀后世豪杰，闻风兴起，亦此物此志云泉。华侨诸同胞同立。
  陈杞柏（? —1909年）陈杞柏，字樱如。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人。 陈嘉庚、陈敬贤之父。19世纪70年代南渡新加坡，创立顺安米店， 兼营地产、种植业与工业，辟黄梨园数百公顷，并设黄梨厂。1900 年，其日新黄梨厂罐头黄梨，占全新出口之七成。是年其全部资产达40余万元。设有顺安、协安、竹安、新开茂、振安（铁店）、 源安（米店）、德安（米店）、复安（米店）、庆成（白灰店）、金胜美（经纪行）等店号。后因经营不善而破产。1904年顺安各店停业。1878年捐款助币125元建保赤宫陈氏宗祠，并长期任总理之一。1878年捐赠数百元予同济医院，并于1905年任该院总理。 1896年捐题100元予萃英书院。同年，陈杞柏被推举为闽帮代表， 与华社领袖林文庆医生、刘金榜等倡设商务局，未能成功。1903 年捐款建双林寺,并为建筑董事之一。1904年获准加入英籍。1905 年返中国定居。1909年病故。
  陈汉庆（生卒年不详）陈汉庆，福建省同安县人，出生于家乡。8岁时随其父陈日暹抵达新加坡，先就读于华文学校，两年后进入莱佛士书院攻读英文，辍学后在其父的同成号任财政，旋升为司理，并经营同发成号，大规模买卖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瓷器，后投资于房地产业，并在新加坡、马六甲等地购置胶园，从事树胶种植。陈汉庆还与友人合资，在马六甲创设开成栈，专门处理当地树胶业务。
  1900年孙中山首次抵达新加坡时，陈汉庆到晚晴园拜见了孙中山，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为星洲读报社、同德书报社社员。
  陈水蚌（生卒年不详）陈水蚌，福建省同安县人，其父陈麻粒为新加坡殷商。陈水蚌少年时在乡村私塾读书，后南渡新加坡，在父亲的复安号商行习商，旋升为书记，后擢升为总经理。数年后辞去总经理职，与友人共创恒美号，自任经理。复又与叶玉桑、张家两、杨六使等合资创办日新公司，并受委为总经理，该公司业务以制造菠萝罐头、发售欧洲为主。不久另创设振成丰号，专营树胶业，开设两座橡胶厂，专收杂胶加工制成上等胶。后又在柔佛新山购置2000 多亩橡胶园。
  陈水蚌曾捐巨款资助爱同学校（1912年创办）、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女子学校、南华女子学校、华侨女子学校等。也曾捐巨款救济中国七省水灾、潮汕水灾、天津水灾及福建省诸灾的灾民。陈日暹（生卒年不详）陈日暹，祖籍福建厦门，出生于贫穷之家。10岁时随其父陈谨南渡至新加坡。及长，自设立同成号，经营瓷器及油粮杂货买卖，从而致富起家，在马六甲购置许多不动产，曾分别向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和厦门商业学校各捐赠千元，此外对星洲善济医社、 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均多有捐助。陈日暹关心祖国和家乡，曾捐献巨款购买辛亥国民捐和救济国内灾民。
  陈东岭（生卒年不详）陈东岭，福建省厦门人。其父陈邦本在新加坡经商。陈东岭自幼随其父居住在新加坡，29岁时投资经营瓷器行业。
  陈东岭历任崇正学校总理、崇本女校总理、中华女子学校协理、新加坡福建会馆协理及顺天宫总理。1919年起担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董多届。
  陈金山（1873—1934 年）陈金山，祖籍福建同安，1873年出生于荷属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巴城福建语学校和新加坡英语学校，所以他的英文很好，但华文仅能阅读。
  1900年，陈金山与李金福、李兴濂等人共同创办巴城中华会馆，1901年，又创办巴城中华学堂（即八帝贯中华学校前身）。陈金山于1900—1901年任巴城中华会馆理事会第一秘书；1904一 1905年以及1907—1916年任会馆司仪；1918年以及1923—1924 年任会馆顾问。
  1906年中国南京暨南学堂初创之时，陈金山曾多次捐款资助，后又积极将子女送回国学习。1915年，陈金山任八帝贯中华学校董事长。
  1934年逝世，终年61岁。
  陈贵贱（生卒年不详）陈贵贱，福建省厦门人。20岁时南渡新加坡。后经营木厂，包括新加坡再兴枋木厂、甘马挽第一火锯厂、马六甲第一火锯厂，以及甘马挽造船及铁厂等，旋交由哲嗣陈明基佐理。陈贵贱热心华文教育事业，曾任崇正学校、崇本学校负责人，又赞助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始创，并担任建校委员会委员、产业信托人。1926年保赤宫陈氏宗祠重修时，为协理之一。后又担任该宗祠两届正总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参加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 （简称星华筹赈会）的募捐工作。曾购公债及捐款多达二三十万元。 1938年，游历欧洲数十国。历任新加坡禾山公会正总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闽帮会董（1933-1935, 1941）,以及新加坡福建会馆、 怡和轩俱乐部、栖鸿阁、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等董事。在新华社会声望甚高，被誉为华社中的老辈侨贤。
  陈粹芬(1873—1960 年)陈粹芬，女，又名瑞芬，原名香菱，祖籍福建同安，1873年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因排行第四，人称四姑娘。1892年，孙中山就读香港西医书院时，赁居屯门近海处的一幢红楼中。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由陈少向介绍与孙中山相识，她对孙中山的革命志向十分崇敬，也立志投身革命，志同道合使他们不久后结成伴侣。孙中山于1895年在香港设立机关筹备广州起义，事泄流亡海外，陈粹芬随同他流离转徙，以妻子名分掩护孙中山，协助日常工作。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横滨，陈粹芬担负起接待、照顾革命同志的任务，买菜做饭，缝补浆洗都由她一人忙碌。当时的革命志士胡汉民、汪精卫、居正、戴季陶、冯自由、廖仲恺、刘成禺、蒋介石都曾受到她的接待和照顾，众人都尊称她为“四姑”。日本当地社会名流宫崎寅藏、头山满、西园寺公望、犬养毅等人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对陈粹芬的贤慧细致、热情干练的品质十分赞赏。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等地策划了四次武装起义，陈粹芬随侍左右。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日本人池亨吉说陈“非常忙碌”、性格“刚毅”，有“女中丈夫”气概。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一书中记叙陈粹芬说，“看见中山先生妾侍，一表人才。中山娶她十余年，昔在镇南关起事，失败，出走安南河内，做伙头饭与众兄弟食、洗衣裳、捱尽艰苦。”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曾追随他出生入死的陈粹芬却悄然引退，于1914年，只身南渡，定居于马来西亚庇能。虽然她随侍孙中山10多年，却身无所出，在庇能抱养了一华侨女婴作养女，取名孙容。当时有人认为孙中山有负于她，陈粹芬说：“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了中华民国，我救国救民的志愿已达 ……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不是中山弃我，所以说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负我。”她与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员相处和谐，谊同姐妹。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陈粹芬说：“应当为他们祝福。”在广东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藏有孙中山 1910年12月在赴欧途中写给女儿孙蜒、孙婉的信件，内中提到 “两母亲”即卢慕员和陈粹芬。孙中山逝世后，陈粹芬设坛遥祭七日，在南洋被传为佳话。
  1931年，陈粹芬应孙科之请回到香港定居，不久迁往澳门，后又迁居广州。为的是照顾孙科之子孙治平、孙治强。1936年，蒋介石南下广州，为答谢陈粹芬当年对他流亡日本时的照料，亲自慰问，并送上10万元为其建屋以为养老之用。1949年陈粹芬与女儿一家重返香港安度晚年。
  孙氏家族所列孙中山配偶，按结合时间及年龄长幼为序，将陈粹芬列在卢慕员之后，宋庆龄之前。孙氏家族对陈粹芬十分敬重，称其为“南洋婆”、称卢慕员为“漠门婆”，称宋庆龄为“上海婆”。1957年春孙容（改名苏仲英）病逝于香港，这对陈桦芬是极大的打击，由于忧伤过度，举步维艰，1960年秋，年迈体弱的陈粹芬病逝。享年87岁，后归葬于广东翠亨村孙中山故居附近。
  陈嘉庚（1874—1961 年）陈嘉庚，字科次，福建同安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十二日诞生于同安仁德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父缨杞， 又名杞柏，字如松，侨居新加坡经商，母孙氏，居乡操持家务。
  陈嘉庚自幼由母亲一手抚育。光绪八年（1882年）入南轩私塾读书。十六年（1890年）秋，应父函召渡洋赴新加坡。在集美度过的16年少年生活中，他目睹当时外侮日深和闽南城乡经济凋敝、瘟疫流行等惨状，孕育了强烈的爱国爱乡的思想。
  陈嘉庚到新加坡后，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帮助族叔管理银钱货账，兼任书记。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接理顺安米店，代父经商，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1894年），他回乡完婚，娶妻张宝果。二十四年 （1898年）秋至次年春和二十六年（1900年）冬至二十九年（1903 年）夏，又先后回乡择地葬母和守孝。其间，他“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曾出资2000元建集美“惕斋学塾”，印送《验方新编》在闽南各乡散发。
  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因父亲商业破产，开始独立经营， 办“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将父亲与人合资的菠萝罐头厂收回自办。数年之中，由于经营得法，陈嘉庚在新加坡菠萝疆头业中独占鳌头，所产“苏丹”牌菠萝罐头占全埠之半（或云70%）,不仅代父清还了债务，还进一步把经营范围扩大到米业、橡胶业。宜统二年（1910年），陈嘉庚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六届委员会协理，道南学堂第三届总理，跻身于华侨社会上层。
  是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广为传播，陈嘉庚深受影响。宣统元年（1909年），由友人林义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至是倾心于革命，次年（1910）春，他剪去辫发，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新加坡“福建保安筹款委员会”会长，发动华侨踊跃捐献，先后筹款12万元，汇给福建新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有力支持，又以救济会名义汇回巨款，支持上海军政府，还向当时回国创建民国的孙中山直接提供经济援助。在支援辛亥革命的活动中，陈嘉庚走出了经商发家的小圈子，突破了只为乡党、宗族、家乡尽社会义务的小范围，积极投身民主革命的行列，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12年秋，陈嘉庚回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在集美试办制蛙罐头厂。失败后，又以机器入股与友人合办“大同罐头食品股份公司”。他还说服社中各角房长，停办各房私塾、创办 “乡立集美两等学校”，于1913年1月正式开学。为此，他捐资购填大鱼池为校址，兴建第一批校舍。同年秋，他回新加坡继续经营实业。1916年，委托其弟陈敬贤夫妇扩充集美学校，先后创办女子小学、师范和中学。并设立教育推广部，资助同安等20个县、 市70余所中小学校。
  陈嘉庚在新加坡支持和赞助道南、爱同、崇福等小学，创办了南洋华侨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南洋华语师范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及时改变经营方向，以海运业牟利，大力发展橡胶业。1918年11月，大战结束时，他已成为拥有数百万元资产的华侨大实业家。他的橡胶公司，集农、工、商三业为一体，成为既有原料供应，又能自己加工生产和外销的一条龙的新型大企业。他深感“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 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于是决定回国久住， “以办教育为职志，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
  1919年6月，他返抵集美，筹办厦门大学。自捐开办费100 万元，常年费300万元；亲自勘定校址，组织筹备处，还亲自规划校舍建筑。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正式开学。次年在厦门演武场旧址建成了第一批校舍。与此同时，他又扩充集美学校，开办水产科、商科、女子师范部。他确定总校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分师范、中学、小学、幼稚园、女师五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是振兴南方教育的先驱，宣传科学和民主的堡垒，后来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英才。
  1922年3月，陈嘉庚重回新加坡，锐意扩展橡胶业。他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东南亚经济力量削弱的历史殊遇，善于经营管理，使企业发展突飞猛进，至1925年，已有资产1200万元，成为名震海内外的“橡胶大王他热心参加华侨社会的各项活动，于1923年被选为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总理，进入华侨社会的领导层，并任海峡殖民地政府华人参事局局员。
  自1926年起，在荷、日胶制品大量倾销、同行竞争激烈的情势下，胶价连年暴跌，陈嘉庚的企业经营出现了逆转，1928年，他的橡胶制造厂因抵制日货又被人纵火焚毁，3年之中，他的资产损失过半。而自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又给陈嘉庚以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于1931年10月，接受外国银行条件，把他的公司改组为陈嘉庚有限公司。1934年2月，迫于英国银行团的压力，陈嘉庚有限公司宣布收盘。在经济每况愈下的情况下，陈嘉庚仍极力维持集美、厦大两校的生存，直到财力竭厥，才于1937 年将厦大献给国家改为国立。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出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发动华侨捐款117万元，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抗议日本侵略。次年又发动华侨捐献，支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并大力救济1935年国内遭受水灾的灾民。当时，他把领导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曾组织购机寿蒋活动，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 “兵谏，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走在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出任“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次年10月，又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是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屡电痛斥汪精卫，并向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发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电报提案，获得通过。邹韬奋撰《来宾放炮》一文评论说： “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他所领导的“南侨总会”，在一年内募集抗日捐款达一亿四千四百余万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还组织华侨机工3200余人回国服务，投身滇缅公路运输军需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神圣的抗战。
  1940年，他组织“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亲自随团回国考察， 重庆和延安的强烈对比，使他思想上发生巨大的变化。“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悟其人乃隶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前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这是他继投身辛亥革命洪流之后，思想上一次决定性的转折。考察结束后，陈嘉庚返回家乡福建视察，不满陈仪治闽的某些行为，发动倒陈救乡运动，并向蒋介石进言，但没有被采纳。
  1941年3月，陈嘉庚当选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4月，又被推举为“南侨闽侨总会”主席。他积极领导华侨救亡运动，挫败了国民党分裂华侨的阴谋。是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2月， 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爪哇。他以“抵死无颜谄事敌”的气概，与敌周旋，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华侨坚贞斗争的业绩，赢得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戴，不愧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日本投降后，陈嘉庚返回新加坡。他为争取华侨正当权利，维护华侨社会的团结，声援祖国的解放战争，作了不懈的努力。他领导南洋华侨，开辟海外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三条战线，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7年，他倡办同安同民医院。1949年5月，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6月抵北京，即往东北参观视察，9 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返新加坡。5月回国定居。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国家大事坦诚贡献意见，并以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领导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扩充工作，团结海外侨胞，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1961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 岁。20日安葬于集美鳌园。
  陈祯祥(1874—1922 年)陈祯祥，福建省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市)人，1874年出生， 早年南渡新加坡谋生，经商有成。1912年9月4日华商银行注册成立时，为首任董事。1917年1月6日与陈若锦、余连成等14名华人领袖，代表欧籍人以外的各族人士，向政府提呈一份1200 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政府根据个人入息征收战争税，以取代政府为支援英国对德作战而准备征收的一套战争税。1919年9月华侨银行创立时，为董事之一，本世纪20年代任保赤宫陈氏宗祠总理, 曾受封太平局绅。1922年去世，其子陈振传为著名银行家。陈文烈（1878—1940 年）陈文烈，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78年出生于新加坡，就学于莱佛士书院，修完六号班，成绩名列前茅。离校后从商数年，改任缎士密洋行书记10余年，后自创设陈烈成号，经营藤业，并将生藤运销各国。1923年将陈烈成号改组为陈文烈有限公司，此外, 还拥有一法国公司及新加坡林和昌有限公司的股份，兼任林和昌公司董事，也是亚细亚酒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曾创办陈文烈书院以供贫苦人家子女就读。陈文烈还大力资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夜校，供工厂女工进修。1926年龙山禅寺创建时，陈文烈被推选为总理，带头捐资2000元。连接巴西班让的文烈台，即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陈纲（生卒年不详）陈纲，祖籍福建同安，生卒年不详，为菲律宾著名侨领、甲必丹陈谦善之哲嗣。少年奉父命回国接受正统儒学教育。陈纲天资聪颖，在乡会试中，连连中榜，登进士第，后返回菲律宾。
  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废除甲必丹制。陈纲于1899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首任驻菲律宾总领事。总领事被当地侨胞视为父母官，凡有纠纷必请其公断，而不愿往当地法庭诉讼。
  1899年4月，陈纲在领事馆（即原甲必丹衙署）内创办“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以署中收入和私人捐款为该校经费，该校是菲律宾第一所华侨学校。陈纲四年的总领事任期满后，该校移设善举公所，改名为大清中西学堂，教授中英文课程。
  陈新政(1881—1924 年)陈新政，同安禾山殿前社人，1881年出生。1899年南渡马来亚槟榔屿，辅佐父亲从事航运业，因刚毅灵敏，善于理财，不久于海墘街自创宝成号，经营土产进出口生意，数载之间遂成殷商。 后扩展在橡胶业，在槟州二条路口开设竟进胶厂，并兼营船业，购置广顺号、竞隆号二艘轮船，航行槟城、太平、实勿董之间。
  清朝末年，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以及黄克强等人先后到南洋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陈新政与黄庆金、吴世荣、邱明昶等率先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是孙中山避难马来亚槟榔屿时的挚友。孙中山发动镇南关、河口诸役，都得到陈新政等人踊跃输将，以济军需。每逢起义失败，则妥善安排流亡将士，陈新政时值盛年，精力充沛，为革命奔走呼号。1910年冬， 孙、黄、赵等人聚于槟城，共商闽粤大计，会上孙中山慷慨陈词， 号召华侨捐资以支持革命事业，陈新政接着演说，呼吁各界人士为武装起义斗争出钱出力。武昌起义成功后，华侨欢欣鼓舞，陈新政与槟城的革命同志努力筹款，汇数十万元至香港，支持闽粤两省光复，接着陈新政又被推任为代表回到中国，抵闽后即致电南洋各埠，旋又汇来数十万元。后陈新政被委托代表福建省到南洋劝募公债，积极劝募，得款甚巨。
  陈新政以为，宣传革命，发扬中华文化，非以报纸为喉舌不可，因此于1910年在槟榔屿创办《光华日报》，1914年于新加坡创办《国民日报》，1916年于厦门创办《民钟报》。陈新政发表了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文章，宣传民主革命，受到殖民当局的注意。
  1921年，英海峡殖民地政府颁布华文学校注册系例，意在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陈新政在报上发表言论，反对殖民当局的对华文教育的限制，据理力争。英当局以反抗条例的罪名将陈新政逮捕递解出境。虽经槟城华侨社团侨领以至新加坡陈嘉庚、林推迁等人出力呼援，皆告无效。
  陈新政回到中国后，抱着一番为国效力的雄心，但见军阀割据横行，政治腐败，经济萧条，认定时局无可救药，不胜悲愤，复又南渡。
  1922年林森出任福建省主席，电邀陈新政回闽为国效劳。他应命抵榕，耳闻目睹军阀混战，贪污成风的腐败政治，大失所望， 拒不同污，于是又出洋到遇罗（今泰国）佛头廊，经营稻米加工业。于1924年逝世，终年44岁。
  陈延谦（1881—1943 年）陈延谦，字逊南，又字益吾，1881年出生于同安县莲花乡澳溪村。10岁入私塾，曾随父仲款赴仰光一年，至18岁辍学，南渡新加坡，在商店打杂。其办事能力渐受陈杞柏（陈嘉庚先生之父）的赏识，遂擢升要职。
  1909年，陈延谦与友人合办索料店，后扩大至土产进出口贸易,成立裕源公司。其时正值南洋橡胶业蓬勃发展阶段。1912年起亦兼营橡胶买卖，两三年间胶园由1000多亩发展到3000多亩，自办的橡胶厂分设于各埠。1917年胶价因供过于求而直线下跌， 裕源公司停业并于1919年拆股，陈延谦接收后独自经营。
  20年代初胶价开始回升，陈延谦看准时机，与蒋骥甫、洪镜湖等合创信诚橡胶厂，大量收购胶园和成胶，恰逢殖民当局制定限制橡胶出口政策，胶价大升，信诚因此获得厚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同业的激烈竞争，尤以三家最大企业——陈嘉庚的谦益公司、 陈水蚌的振成丰行和信诚公司三家为甚。陈延谦吸取先前橡胶业危机的教训，极力倡议三公司合作，以控制橡胶的产销。1924年三家公司宣告合作，设办事处于信诚公司。将五间胶厂关闭生产， 以减少橡胶厂上市量。这一大胆的尝试既保证三家公司的利益，又为加强华侨资本的团结并提高与西方商界竞争的能力上迈出一步。但由于传统的狭隘观念的影响，三家公司合不到一年便告终止。这使陈延谦悟出：“南洋事业盛衰，每经三五年恒有一变。余每触机预防，以应潮流，故不致受失过大。”（《止园集》“我生平之自学”）因此他“审察事机”，奉行“谨慎”作为经商之道。20 年代末期橡胶业又出现不景气征候，陈延谦果断地于1939年关闭信诚公司。
  作为企业家，陈延谦深感银行的重要作用。他发现华商经营方式较为保守，很少介入金融界，不重视交易所作用，常因资金的筹集、调动与周转为西方商人所制约，为此他深深领悟到“非结合群力组织有限公司，不能充实吾侨势力，提高商业地位，遑论欲与外商争一日之胜负。”（《止园集》“自述”）基于这种思想， 陈延谦不辞劳苦、四出奔走，宣传联合投资成立大企业的新概念， 带头成立资本为25万元的“树胶实业有限公司”。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先后又有七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成立。1919年6月，陈延谦与林文庆、殷雪村等人联合创办“华侨银行”，招股时得到印尼华侨巨商黄仲涵和黄奕住响应，加股100万元。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分行遍布槟城、吉隆坡、马六甲、仰光、占卑、厦门等地, 陈延谦任董事总理。
  虽然经济局势大有改观，但陈延谦却清醒地认识到：“处此竞争世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南洋又成为各民族角逐之商场。挟雄厚资本、科学知识以临我者，白人之外复有唱南进论之日本。而土著民族亦渐觉悟，吾侨倘无所恃，诚难与之抗衡。”（《止园集》“论星洲华侨之事业与将来"）30年代初期世界性经济萧条，使南洋工商业也陷入困境，陈延谦在“数年来不景气弥漫全球，经济枯竭，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为形应时势，审慎规划”（《止园集》“自述”）通过他一番“颇费心力”的筹备，1932年陈延谦代表华侨银行与李光前、叶玉堆的华商银行及徐垂青的和丰银行达成三行合并协议，合并后仍取名“华侨银行”，注册资本4000万元，于1933年1月2日正式开业。这次合并的成功对扭转南洋华侨经济危机及保持华侨在银行界中的地位有着重大的意义,据载, 当时海峡殖民地公司注册人员称该银行所拥有资金是其他银行难于匹敌的。
  陈延谦与广大华侨一样，对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十分关心。他支持孙中山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曾一度任新加坡同盟分会会长。1916年汇款1000元往云南支持蔡锷的倒袁运动。1928年参加陈嘉庚发起的山东筹赈会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5月发起组织同安救济会，持续数年赈济家乡难民。同时带领新加坡同安籍乡亲按期向南侨总会捐献抗日义款，被选为南侨总会常务委员。“七七”抗战一周年时，他捐资1万元支持祖国抗战。 1940年3月陈嘉庚回国考察，陈延谦出任南侨总会代主席。陈嘉庚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政策和消极抗战方针，因此，国民政府派吴铁成配合驻新加坡领事高凌百四处活动，力图使陈嘉庚不能再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延谦却不支持这一做法，使筹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41年，陈嘉庚再度当选为南侨总会主席。
  陈延谦对家乡建设作过许多贡献。他倡办同美车路公司，督修同安至集美公路，独资捐办澳溪小学，开拓云埔至漠溪公路，建造“延谦桥”、“定胜桥”。1929年起被南京政府聘为财政部顾问， 1938年任中国交通部名誉顾问。
  1935年，他以企业家的敏锐目光，在其《倡建集厦铁桥计划书》中向福建省建设厅及厦门政商各界阐述了建造集（美）厦 （门）铁桥对于发展厦门经济的重要意义：“以厦门三十里小岛，孤悬海中，欲成繁冲之区，更非接连大陆不可。此种计划，鄙人前年旅厦，口虽未道及而胸中已有蓄意：曾于高崎集美之间察勘数次，观其潮水之涨落，可于高崎与集美学村之对港造一长桥。” “至民国廿三年旅厦，俟初三、十八潮时期，亲邀王国磐、黄伯权、 林工程师一齐往高崎集美勘察。”此种计划如果成功,从此厦门或可长久寸地黄金，自在意料之中。而漳、泉、永、龙各地土产之发达更可言喻，而对全省治安、年事之进行尤为无上之辅助也。” 这项精心盘算多年的庞大计划，因日寇侵略未能实施。
  在侨居地，陈延谦也同样热心服务社会。1920年在加东购地， 建成一列店屋，一座市场及百家村排屋，历时六年，即今之“延谦坊”。他曾任多年华文学校董事长、董事。1919年至1930年任中华总商会第六届董事。1919年发起组织新加坡树胶公会，1931 年发起组织新加坡同安会馆，首任主席，并亲自为会馆撰写对联： “同为泛宅浮家，到此地留些萍踪，千里因缘欣聚首；安若泰山磐石，睹今朝建斯华屋，百年事业话从头。”1924年至1942年任吾庐俱乐部总理； 1937年至1942年任海峡殖民地华人参事局局员及保良局委员。
  在经商和从政之余，陈延谦还醉心于诗文写作，诗文集《止园集》于1938年出版，他的诗歌格律严谨，对仗工整，直抒胸臆。1939年，徐悲鸿到新加坡举办画展，义卖作品捐助抗战，得到各界华侨热烈支持，陈延谦当时所购的作品至今有的还保留在安祥山吾庐俱乐部，徐悲鸿还特意按陈延谦的意愿为他画了一幅国画肖像，画中陈延谦戴斗笠、穿蓑衣，在满天霜雪中孤舟独钓， 他自题诗一首：蓑笠本家风，生涯淡如水。孤舟霜雪中，独钓寒江里。
  陈延谦的诗作表达了对沧桑变幻、事物循环的历史规律的感受。邱寂园、黄孟圭、张明慈以及徐悲鸿、郁达夫都曾是他的诗友。
  1943年3月陈延谦因心脏病复发去世。
  陈仲赫（1883—1931 年）陈仲赫，字希周，清光绪九年（1883年）11月出生于同安县阳翟村。6岁起在村中私塾就读，12岁即辍学从父习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南渡缅甸仰光谋生。
  陈仲赫在仰光初随同乡邵某学习修理钟表手艺，其间结识了庄银安、徐赞周等同乡。1904年受聘主持庄银安等人创办的益商学校校务。1908年3月，陈仲赫与徐赞周、陈钟灵率先加入缅甸中国同盟会，8月，任缅甸中国同盟会7位主盟人之一，在缅甸榜地、勃生、卑谬、瓦城等处建立同盟会支会，宣传革命，发展会员。
  1911年初，陈仲赫回到同安，继续鼓吹革命，协助灌口同盟会发展外围组织——青年自治会，以壮大革命力量。武昌起义后， 陈仲赫与知名人士陈延香等率青年自治会会员和灌口天然农场工人大队攻打同安县城。光复同安后，发动乡民剪辫易服，使民主革命影响深入人心。
  1915年3月，陈仲赫与陈延香在鼓浪屿加入中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复辟。1917年10月，北洋军阀厦门镇守使唐国谟以“暗中联络孙中山图谋不轨”罪名，密令军警追缉，陈闻讯避走广州， 翌年9月返回家乡同安。
  陈仲赫致力于家乡实业建设和公益事业，民国初年与陈延香共同筹办阳翟学校，曾四次出任代校长职务。他还出任同安汽车公司董事，参与泉安公路的筹划和建议，嗣后又协助陈敬贤筹建同美公路，民国十二年（1923年）倡议开辟同（安）（安）溪公路， 成立同溪汽车路有限公司，出任首任经理。
  1931年5月，陈仲赫病逝，年仅48岁。
  陈楚楠（1884-1971 年）陈楚楠，原名连才，别号“思明州之少年”。1884年出生于新加坡，原籍同安县仁德里禾山乡（现属厦门市郊区），其父陈泰为新加坡著名富商。
  陈楚楠幼年即与其兄连亩在私塾学习中文，还在当地学校学习英文和马来文，少年时兄弟二人即在合春号中随父习商。陈泰去世后，该号店由兄弟俩共同掌管。1905年，在斯里达郊区种植橡胶，定名合春园，与林文庆的武林园、洛阳园、陈嘉庚的福山园齐名，成为星马早期橡胶种植业的著名人物。陈楚楠还从事大规模的菠萝种植和加工。
  陈楚楠受新加坡维新派首领邱菽园的影响，一度对康有为等人颇为敬重，参与当地声援康梁的保皇立宪活动，曾以“思明州之少年”的署名，在维新派的《天南新报》和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几篇文章，阐述爱国思想。但是保皇党的腐败堕落在汉口起义的失败中彻底暴露，陈楚楠风闻康有为盗用华侨捐献的起义军用款，对保皇党彻底失望。邹容的《革命军》和王秀楚《扬州十日记》对他思想触动很大。从此转向革命，结识了兴中会员尤列后，逐步成为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
  1903年7月，邹容、章炳麟因“苏报案”被捕，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以“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英国驻沪领事，请援引保护国事犯案例，勿将邹、章二人引渡给清政府。不久后他们集资将邹容《革命军》改名《图存篇》翻印数千册在闽南粤东一带广为散发宣传。同年冬，陈楚楠与张永福合资创办《图南日报》，为东南亚第一家革命报纸，聘尤列为名誉编辑，陈楚楠自任报社经理。正式发刊时由尤列撰写发刊词，鼓吹反清革命。当时南洋一带华侨社会仍是保守沉寂,许多自认为保持中国传统美德、 忠君爱国的华侨商人，视革命为大逆不道，维新派也将它视为政敌，《图南日报》被诽谤为“无父无君，谋反大逆的报纸社会上广泛禁止阅读。因此，该报长期订户只有30多户，平日印数也只千份左右，多属暗中赠阅性质，即偷偷地塞进各店铺的门缝里。 不久该报亏损严重，陈楚楠、张永福等用征文、征诗，征联等办法吸引读者，扩大影响和发行量。在1905年元旦前，陈楚楠特地印制精美月份牌分随报赠读者，上印有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对联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以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中间印有自由钟和独立旗。以这种新颖形式宣传爱国思想，受到东南亚各地华侨工商界及群众团体的欢迎，《图南日报》的销量也达2000多份。 这种月份牌很快流传到美国檀香山，孙中山见了大为赞赏，汇20美元向《图南日报》购买20份月份牌，同时还致函陈楚楠加以勉励。
  《图南日报》因大量赠送，经费已难维持，加上陈楚楠，张永福商业经营受挫，该报出版两年后被迫停刊。其后，陈、张二人又与沈联芳、许子麟、陈云秋等联合创办《南洋总汇报》，但只出了两个月，由于股东间政见不同，报社拆股转让，陈云秋等人抽中，该报转变为维新保皇派报纸。陈楚楠革命活动再遭挫折。
  1905年6月，孙中山自欧洲至日本途经新加坡，行前通知尤列要会见陈楚楠等人。船至新加坡时，尤列介绍陈楚楠、张永福、 林义顺等上船拜访孙中山。这次会见使陈楚楠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更为理解，决心追随他革命。
  1906年6月孙中山再次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召开大会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批会员14人，陈楚楠被推选为分会会长。 侨界许多著名人物如邱灿文、黄乃裳、林文庆、陈嘉庚等陆续加入同盟会。受到孙中山委派，陈楚楠与林义顺、李竹痴等还到槟榔屿以及缅甸仰光等地设立同盟分会。其后，芙蓉、怡保、瓜〓毗拉、麻坡等地分会相继成立。南洋同盟会在组织广大华侨支援祖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7年8月，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创办《中兴日报》作为南洋同盟会机关报，发刊不久即与保皇党控制的《南洋总汇报》就革命与君主立宪问题展开大论战。1908年3月孙中山从越南河内移居槟榔屿途经新加坡，东京《民报》记者也群集南洋，参与论战，痛斥保皇谬论，揭露清朝政府晚期华侨政策的伪善实质。 《中兴日报》发行量猛增至4000多份，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在华侨社会中广为传扬。《中兴日报》后来也发生经费困难，虽有同盟会员捐助，但难以维持。陈楚楠长期投身革命后，无力兼顾商务，因动用公司款项作革命活动经费，导致兄弟纠纷而引出诉讼之事。张永福商业亏折几致破产，《中兴日报》因此于1910年春被迫停刊。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于1907年至1908年两年中，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发动多次起义，陈楚捕遵照孙中山的函电要求，积极筹款助饷。黄花岗起义首领余既成败退香港，被清吏逮捕入狱， 陈楚楠筹资汇交香港《中国日报》代聘律师，辩护获胜而出狱。河口之役失败后，义军将士韦云卿等400多人被越南政府遣送出境抵达新加坡，遭新加坡政府拘押，陈楚楠延聘律师交涉，并出面为每人交200元担保费，共计8万多元，事后还捐出三层大楼三间房屋作为这批人的宿地。接着还和林受之在蔡厝港创办中兴石山公司加以安置，有一部分则介绍到槟城、吉隆坡、霹雳等地工矿、农场就业。
  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海外华侨。福建省光复后，省库空虚，积欠军饷，时任福建筹饷局总办的黄乃裳通电南洋请求支援。陈楚楠以同盟会长身份与福建会馆共同组织福建保安会，在一个月内筹得新加坡币20多万元，以保安会长陈嘉庚名义汇回福建。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立法机构中特设华侨参政员数名，在上海办有华侨联合会，由汪精卫任会长，以马来亚槟榔屿毁家革命的著名侨领吴世荣任副会长，负责实际工作，但吴世荣因商务繁忙无法顾及，陈楚捕被公推代吴上任。到任后，他开设华侨公寓， 代办华侨事务，为回国的华侨提供便利，同时在《国民新闻》开辟报道海外华侨动态的专栏，增进国内人民对侨胞的了解。
  1917年，陈楚楠到广州渴见孙中山.受聘为军政府参议。1928 年至1933年，任福建省政府委员，一度兼任实业厅长，他曾计划创办银行，开发矿业和水产资源。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视福建为本国势力范围，陈楚楠在处处被横加掣肘的状态下自然无法施展其抱负，终于以郁郁不得志的心情返回新加坡，息影家园，不问外事。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派人妄图劝诱陈楚楠加入伪政权。陈楚楠不因私情，严以拒绝，并向来人晓以民族大义。同年，陈楚楠与吉隆坡华侨陈占梅，发起捐资赎回几经易主的晚晴园重新修聋，陈楚楠还发表《晚晴园与革命史略》以纪念孙中山和同盟会。
  1971年9月陈楚楠病逝于新加坡，终年87岁。
  陈文确（1886—1966 年）陈文确，同安县仁德里集美社人（现厦门市集美镇），1886年生。少时就读于私垫，后肄业于集美学校。因父母劳累病逝，家境贫困，兄弟7人相依为命，陈文确排行第三，与四弟科斗南渡至新加坡谋生，在陈嘉庚谦益橡胶公司做工。1925年，陈文确与六弟陈六使合创益和树胶公司，发展成为新马十六橡胶企业之一。 1938年，益和注册为有限公司，业务扩展到东南亚各地。陈文确又自创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任董事主席。
  陈文确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曾任陈氏大宗祠保赤官主席。 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被推选为第七届同安会馆主席，领导会员开展各项活动，主持在家乡同安创办同民医院，带头捐款，获得广大同安籍侨胞的热烈支持，促成同民医院和灌口、马巷两分院先后建成。1947年同安流行疟疾，陈文确领导会馆募捐，购得药品金鸡纳霜34万多粒送抵同安医治乡亲。1953年，他率先响应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倡议，发动众乡亲踊跃捐资。1958年提倡议扩建同安会馆大厦。陈文确蝉联同安会馆主席至1964年（第七届至第十四届）。
  1966年1月14日，陈文确逝世于新加坡，终年80岁。
  陈四美（1887—1964 年）陈四美，字清标，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市）,1887 年出生。幼年就读于华文学校，亦习英文。16岁毕业于莱佛士学院。旋担任丰裕轮船书记。19岁为丰远轮船总巡，21岁时升为船长。26岁创设永美号。越年，又创永美树胶厂。继后又设和美号， 专营建筑材料及椰干等。陈四美历任怡和轩俱乐部财政、倚南亭总司理。樟宜区的惹兰四美就是为纪念陈四美而命名的。
  陈敬贤（1889—1936 年）陈敬贤，1889年1月出生于福建同安县仁德里集美乡（现厦门市集美区），系爱国侨领陈嘉庚胞弟。少时就学于南轩家塾，13 岁随兄嘉庚往新加坡其父陈杞柏处。17岁起习商，不久即任谦益米店财务和新利川菠萝厂业务，后任谦益米店经理。21岁时因商务繁忙而积劳成疾，遂回乡养病。1910年陈敬贤携眷返新加坡，与兄陈嘉庚一同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福建光复，陈敬贤协助陈嘉庚为省府筹款十余万元，1912年陈嘉庚应福建都督孙道仁电邀回国期间，陈敬贤主持陈家在新加坡的所有商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的航运业获利颇丰，兄弟商议用以兴办家乡教育，1916年10月，陈敬贤受嘉庚派遣回国筹办集美师范学校和集美中学，督建“居仁”、“尚勇"、“立功”等校舍楼房及大礼堂、操场等生活配套设施，还亲赴江、浙、赣、鄂、鲁等省考察教育，延聘教师，1917年春开设集美女子小学并创办织布厂，1918 年3月集美师范和中学开学，陈敬贤代其兄致开学词并题“诚毅”二字为校训。1919年春创办集美幼稚园，此时陈嘉庚欲回国扩建集美学校和筹建厦门大学，电召陈敬贤南渡新加坡主持商务掌管陈嘉庚公司各厂店园栈业务，1920年又任道南学校总理和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财政。当时由于商业形势复杂，胶类繁多，价格起伏无定，公司业务范围扩大，使得陈敬贤操劳过度，旧病复发，加上又患胃病，身体日渐衰弱，只得于1921年11月回国疗养。
  1922年5月，陈敬贤东渡日本治病，学习调和静坐法，1923 年自觉元气渐复，于2月底回国，复出主持集美校务，兼监理陈嘉庚公司国内各分行事务。是年10月在校中开设调和会，11月组织集美学村委员会，在乡里推行戒烟禁赌，开办夜校教育失学青年，改造环境，讲究卫生。1925年5月增设集美农林学校，亲赴天马山勘察校址，10月，因病再次赴日本进修调和法以恢复身体健康。1927年1月，陈敬贤由日本抵沪，4月迁居杭州，是年秋回厦寓南普陀寺等处养病。1936年他集资创办禾山济兴农林公司，并移居禾山茂后村，过农村田园生活。由于健康每况愈下，只好闲居调养，潜心研究佛学理论，在遍游名山古刹之后，定居于杭州弥陀寺，后因旧病复发兼患唇疔，医治无效，于1936年2月逝世，终年47岁。
  1937年元旦，集美学校“敬贤堂"落成，1月15日出版《陈敬贤先生纪念刊》。陈桂琛(1889—1944 年)陈桂琛，字丹初，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生于厦门。辛亥革命期间曾在福建省革命政府中任职。后长期执教，曾任厦门同文书院、省立思明中学教导主任，上海泉漳中学校长等职，创办厦门励志学校。抗战爆发前，应邀赴菲律宾讲学，后因“七七”事变而滞留菲岛，以诗文为武器，在华文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抗日。
  菲律宾沦陷后，陈桂琛率侨校师生在百雄渊山区发动华侨抗战，援助当地抗日游击队伍。1944年6月，日寇以水陆二路合击扫荡百雄渊山区，陈桂琛等人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陈桂琛善古诗文，于文史研究颇有造诣。战前有诗集《鸿爪》、《北溪》问世。反映战时避难的作品有《抗战》、《投荒》。1959 年，《陈桂琛诗文集》在菲律宾出版。
  陈豹(1892—1971 年)陈豹，福建省同安县人，1892年出生于家乡。少时因家贫前往柬埔寨谋生。陈豹于20岁时与一有越南高棉血统的女子结婚, 成家后开设杂货店，以勤俭耐劳致富，而后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 经营金融、铁路、航运、公路、不动产、贸易、碾米等诸多行业,成为亿万富翁。1971年逝世，终年79岁。
  陈剑看(1894—1970 年)陈剑看，1894年出生于同安县马巷镇山后亭坑尾村，少时因家贫南渡马来亚谋生，后在新加坡经商。1953年一1968年在新加坡同安会馆总务股任职，为第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届总务股主任，任会馆互助部第一届正主席和信托人之一。
  陈剑看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1946年5月参与筹办同民医院，在孙炳炎率领下与柯鸿渐、陈戈丁到马来亚各地为医院募款, 各自理旅费。陈多次返乡，在家捐建小水库两座，珩厝小学、茂林小学校舍及村里厕所，捐献碾米机及同安二中课桌椅等。
  1970年，因中风猝逝，终年76年。
  陈万安(1894—1946 年)陈万安，1894年出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幼年在道南学校读书，后负笈中国，进入南京大学深造，李光前、林邦彦、叶玉堆、何葆仁等闽籍闻人皆为陈万安的同学。毕业后返回新加坡，担任殖民地时代的法庭通译员，后擢升为高等法院高级通译员。陈万安是中国国民党新加坡支部党员，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中华女子学校董事。1946年12月逝世，终年52岁。其三女陈介珍嫁何葆仁长子何明腾为妻。陈六使（1897—1972 年）陈六使，1897年6月出生于同安县仁德里集美乡（今属厦门市集美区）一个渔民家庭，在兄弟7人中排行第六，故名。六使 5岁时父母因操劳过度，贫病交加而先后病逝。兄弟7人在兄长带领下艰辛度日，三兄文确和四兄科斗出洋谋生，文确和七弟文章曾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免费读书。1916年，陈六使南渡抵达马来亚，在陈嘉庚谦益橡胶公司属下橡胶园做工。由于年轻干练， 吃苦耐劳，办事认真，得到陈嘉庚的赏识提拔，渐任要职。在谦益公司9年的工作实践，奠定了他对工厂企业经营管理的良好基础。1921年陈六使回乡完婚，婚后率众兄弟携家眷再次南渡定居新加坡，除四兄陈科斗自创建德号批局外，兄弟6人均在陈嘉庚所属公司工作。
  1924年陈家兄弟以几年积蓄为资本合创联合橡胶公司，由七弟陈文章主持，请人任经理，但一年多即亏损大半，于是陈六使和三兄陈文确只好辞去在陈嘉庚公司的职务，将联合公司改组为 “益和树胶公司”，陈六使自任经理。
  益和公司创办初期困难重重，又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经营很不顺利，但由于陈六使经营有方，益和公司终于跻身于新马十大树胶业行列。1938年，益和注册为有限公司，机构扩充，业务遍及马来亚，荷印（印尼）暹罗（泰国）及越南等地。日冠占领东南亚期间，益和树胶有限公司总行及设在各地分行都被迫停业，蒙受重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六使迅速恢复公司业务，随着东南亚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益和公司与李光前的南益橡胶公司成为当地“执星马胶业牛耳的两家最大橡胶企业”。在这个时期陈六使先后创办的或合资经营的主要企业有： 协和树胶有限公司，亚洲联合企业公司，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大石水泥有限公司，马来亚纸品厂，合众纸厂，陈永义私人有限公司等，他在这些公司中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此外，他曾任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香港集友银行董事会主席等，在金融业中亦占有一席之地。
  陈六使热心社会公益，积极参加华侨社团活动，成为华侨领袖人物。他积极支持陈嘉庚兴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及当地社团公益、文教事业。1933年陈嘉庚因企业经营陷于困境，向友好劝募集美学校经费，陈文确、陈六使兄弟认捐每月500元（国币）。 1936年陈嘉庚为厦门大学集资16万元，其中陈六使捐助5万元。 抗战爆发后，集美等地道日机轰炸。1939年，陈嘉庚发动南洋集美校友募捐200万元作为集美学校基金，陈六使委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公债100万元捐助，其每年达61万元的利息作为集美学校基金。与此同时，陈六使对新加坡当地的社团兴办的文教慈善福利事业也作了不少贡献。1939年，中华总商会筹建中华大会堂及图书馆，所需资金20多万元，陈六使认捐了四分之一。他积极响应和配合陈嘉庚领导下的“南侨总会”所发动的各项抗日捐款援助祖国活动。以及新加坡民防工作。继1937年当选为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一职后，他又当选新加坡树胶商会主席，马来亚树胶总会主席。1941年，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1942年1月，新加坡即将沦陷，陈六使接受陈嘉庚建议，将巨款700万元汇存祖国，并交代“集美学校如需用，可以支取”。 2月日寇占领新加坡，陈六使暂避居印尼，后又返回新加坡，曾被日寇特高课逮捕道到毒打。
  战后他在恢复商务的同时，立即开展中华总商会活动，积极协助恢复侨汇业、尽快解救国内抗日时期断汇的侨眷。1948年他再次当选为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1950年被选为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任会长后，首先率领和团结广大华人社团开展争取华人合法公民权利的斗争。他曾带领华侨社团在飞机场举行一次示威游行，谴责英国政府在日占时期未能对人民加以保护反而逃之夭夭，致使当地人民道受巨大损失，同时并提出应给予人民的公民权利。1950年，陈六使与叶平玉、高德根等侨领代表中华总商会，与当地制宪委员会主席、英殖民当局代表林爵士商谈华人公民权问题，在谈判中他始终坚持立场，斗争达到目的，这一成就至今常为广大华人所津津乐道。
  同年陈嘉庚回国，陈六使接任福建会馆主席。他积极发展会务、使之成为拥有数千万元产业的著名侨团，该馆属下的南侨女中、光华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学校和道南学校，由陈六使任董事长，不断扩建新校舍，推动了华文教育进一步发展。1950年3 月，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经费困难，陈六使向这所英文学校捐助30 万元新币。1951年，他发动福建会馆董事们捐助20万元给新加坡防痨医院。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主持召开福建会馆理、监事联席会议。他分析南洋华文教育状况及其对华人前途的影响，提出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设想，自己愿竭尽全力，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并希望广大华人华侨合作。他当即宣布捐款500万元。这一倡议在新马华社引起巨大震动，许多侨团和个人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2月10日新马297个主要侨团派代表推陈六使和 12个大侨团代表组成“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由陈六使任主席。 福建会馆带头捐献500英亩土地作为南洋大学校址，接着新马各地纷纷成立“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分会”,整个华人社会掀起踊跃捐款的热潮，从普通劳动阶层到殷商巨贾的各界人士，从小学生节约的数分零钱到几十万元巨款，总共募得新币1000多万元。这种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争相义捐的广泛而高度的热情，为华侨兴学史上所绝无仅有。经3年多的艰苦筹建，南洋大学于1956年3月 15日正式开学。从1953年到1964年12年间，陈六使一直担任南大执委会主席，对于南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后来他由于年迈而辞去主席一职后仍继续关注南大的发展。南洋大学自创建至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20多年间，为东南亚各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他们为当地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实现了陈六使当初倡办南洋大学的宗旨。
  1955年陈六使还领导中华总商会反对议会语言限制、争取华语、马来语被列为议会语言和官方语言，而不单只英语一种。他们向立法议会递交提案并发起签名请愿运动。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立法议会废除了语言限制。
  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因心脏病在新加坡逝世。终年75 年。9月14日南洋大学理事会决议在南大校园内竖立陈六使铜像，以纪念他为南洋大学所建立的功绩。《南洋商报》在评论中指出：“陈氏对教育和慈善事业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社会的大损失。” “陈六使当年提出要求当地人民需拥有公民权，同时参与政治，陈氏这一行动，使英国当局再也不能将新、马人民作牛马，这是六使先生的功劳有一副挽联高度概括和评价他的一生主要功绩。
  兴创学府，树业树人，期他日社会栋梁，出诸南大； 领袖群伦，立言立德，数今朝风流人物，还看同安。陈掌谔(1897- 1981 年)陈掌谔，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生于同安县嘉禾里 (今厦门市)。少年时就读于同文书院，喜爱田径和篮球运动。1915 年，先后参加省、市首届学校联合运动会，表现突出，成绩优异。 1919年被选入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四届远东运动会, 后赴美国春田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
  陈掌谔于30年代回厦，任厦门大学体育部教务。1934年参与发起成立厦门竞强体育会，提倡和推动社会体育活动。抗战前，多次担任省、市运动会总裁判或运动队的总教练。厦门沦陷，陈掌谔避居菲律宾，在华人区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服务。抗战胜利后， 与其兄林珠光组建和资助华侨“群声”篮球队，1946年陈掌谭率该队回国到厦门、广州、上海等地比赛，名噪一时。
  陈掌谔旅菲期间，先后担任菲律宾大学体育教授，菲律宾华侨体育总会主席等职。晚年主编以中英文出版的《体育杂志》，发行于东南亚国家一带。1981年以88岁高龄逝世于菲律宾，临终前嘱咐女儿将珍藏的3000枚古今中外体育邮票捐献给祖国。
  陈吉臣(1900— )陈吉臣，1900年出生于同安县登营社，1917年随长兄玉中南渡谋生，抵马来亚霹雳州金保埠，先在石山脚其长兄商号内任职,5年后谋求自立，几番起伏。后认为金保一地锡矿丰富，大有开采价值，于是邀朋集资，先后创办东兴锡矿公司、丰兴锡矿公司，出任两公司股东财政，至此以经营锡矿发家，成为金保埠老牌锡矿家之一。陈吉臣还投资种植树胶，经营建筑业等，到50年代后期遂成金保巨商。
  陈吉臣为当地社会公益出钱出力，金保福建公会的成立，培元中学的发展，陈吉臣起了很大的作用。历任金保福建公会会长、 培元中学董事长。陈吉臣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支持祖国抗战的各种活动，是金保筹赈会领袖人物，其次子陈清俊被日寇逮捕，不幸牺牲。
  陈水鲤(1900—1945 年)陈水鲤，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900年出生于新加坡，在颜永成英校小学肄业，1920年从英华中学毕业后即入和丰银行外汇部任职，后调任香港分行会计主任，曾任职于巴城分行、麻坡分行、 上海分行等。
  陈朝荣(1900—?）陈朝荣，祖籍福建同安，1900年出生。自幼爱好园艺学，通晓华、英、马来语。1925年，陈朝荣在乌节路创办丽施鲜花店，经营鲜花兼销售胡姬花专用肥料和药剂。他精于钻研，勤于实验，以善于栽培热带胡姬花而起家，并在勿拉底路开辟8英亩丽施胡姬花园。由于采用科学培育方法，他所种植的胡姬花成为“艳色天下重”的王姬花，被视为珍贵品种，远近驰名，供不应求。不久, 陈朝荣又在汤申路开辟20英亩丽施胡姬花园。胡姬花色素如琼花，花序娉婷多姿，在新加坡的热带气候条件下，不分季节持续开放，深受人们喜爱。每当举办胡姬花展览，陈朝荣选送的品种常获金、银奖。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和马来西业柔佛州苏丹都曾畅游陈朝荣在汤申路的丽施胡姬花园，对该园万紫千红、灿若云霞的胜景莫不叹为观止。在新加坡经营胡姬花行业中，陈朝荣被誉为第一人。
  陈朝荣在业余时间亦热心为社会福利服务，历任南洋胡姬协会名誉会长、南舜别墅及顺兴社、圣友社名誉会长；保赤宫名誉董事、中华医院永久董事等职。
  陈赐曲(1901—1988 年)陈赐曲，1901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陈嘉庚之侄。18岁时南渡往新加坡，初在振成丰树胶厂学习经商，后被派到加影及麻坡的树胶厂任经理。1925年自营集记商号，并在利丰港设立新裕源胶厂。不久，陈嘉庚命他担任新加坡芽龙三巷之树胶厂经理，直至嘉庚公司总行结束为止。1935年至 1940年间先后在新山经营树胶买卖及在土乃、北干那那购置树胶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在武吉知马七英里开设新成茂胶厂，至 1950年该厂改名为南春树胶厂。其后，乃致力于新山树胶园的翻种生产，为新山树胶商会发起人之一。1958年被选为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第十一届林长，后连任20年之久。曾任新加坡同安会馆名誉主席。1988年7月23日逝世，终年87岁。
  陈森茂(1902—1941 年)陈森茂，祖籍福建厦门，1902年出生。幼年曾受短期华文教育，后转英华学校读英文。1919年负笈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兼文学。1922年获法学士及文学士学位，回新加坡执律师业。其后， 李光前邀他在南益机构工作，常代表李光前巡视各分栈营业状况。 陈茂森曾任市议会议员。1940年他与华社领袖叶平玉合力推翻该会所通过采用日本水泥的决议案，轰动一时。位于汤申路与惠德里路交接处附近的陈森茂路，就是为纪念陈森茂而命名的。
  陈曲水(1902—1985 年)陈曲水，又名陈希平，南安县官桥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20 年)生，少时就读于私塾，1926年从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南安莲河小学(今属同安)，南星中学和泉州西隅师范学校任教， 1929年6月东渡菲律宾在怡朗华商中学任教。
  1935年，陈曲水，在怡朗发起组织国防剧社，华商少年剧团， 宣传抗日救亡1936年6月，倡组“怡朗华侨救亡协会”，担任执委、主席、主编《民族斗争》半月刊，该刊为菲律宾南部当时惟一的进步刊物。1938年1月，促进当地成立“怡朗华侨妇女救国会”，并积极募捐，筹资以支持抗战活动。1939年10月，陈曲水加入菲律宾共产党，任怡朗地委宣传委员，后任宿务区委宣传委员，进行反奸活动，1943年9月调马尼拉担任菲共华侨委员会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时主编、出版《华商公报》，不久后加入菲律宾洪门致公党，先后出任菲律宾华侨民主公学和华侨联合中学校长。
  抗战胜利后陈曲水回到中国，先后任中共华商分局香港工委会文教组织组长，中共福建特别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和香港福建新民主主义建设促进会组织部长。
  1950年1月陈曲水回到福建从事侨务工作。历任全国侨联委员，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侨联名誉主席，同时还兼任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校长、厦门市侨联名誉主席、厦门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所长兼华侨函授部主任等职。
  1985年7月，陈曲水因病逝世，终年83年。
  陈庆星(1903—1965 年)陈庆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903年出生。为加冷路十一号星洲火锯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总经理。历任新加坡锯木厂商公会会长、保赤宫陈氏宗祠董事及马来西亚木商总会、新加坡建筑材料商公会、新加坡枋木出口商公会、中华游泳会、怡和轩俱乐部、 吾庐俱乐部等社团要职。1965年7月6日逝世。陈延进(1904— )陈延进，1904年12月出生于同安县阳翟村，10岁时就读于阳翟小学，后入集美师范学校和厦门大学教育系。1927年冬，鲁迅自厦大转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陈延进随师转读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系。1929年，陈延进毕业于中山大学，回乡任同安县公立中学校长。翌年膺中山大学选派为公费留法生，入法国国立里昂大学专攻法律政治，1934年3月获法博士学位，8月回国在交通部任职，1936年，应聘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员，兼任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导师。1938年时值全面抗战，陈延进与省财政厅长张果为代表福建省政府，前往东南亚一带国家，宣慰闽籍华侨，劝募抗战经费，历时达半年之久。回国后旋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外交兼侨务科科长，协助外交部接待来闽外宾及处理与保护闽籍华侨、侨眷事务。其时沿海均为日寇封锁，护导华侨出入省境，经常要冒日军舰艇炮击和敌机扫射的危险。1939年，受命宣慰侨乡， 代表省政府关怀归侨侨眷的生活状况，协助解决其兵役、升学、税务及重返侨居地等实际问题，行程遍及全省各重点侨乡。由于战争时期交通破坏殆尽，均以步行为主，备尝跋涉之苦。
  1939年冬，南侨总会组织的慰问团，在陈嘉庚带领下回国慰劳抗战军民。陈嘉庚与李铁民、侯西汉等于1940年6月访问延安后，由重庆返闽考察。代表福建省政府接待陈嘉庚先生的是陈延进和李良荣将军(李亦是同安县人)。陈嘉庚对闽省主席陈仪的弊政进行揭露和抨击，因此这个接待任务是十分吃力不讨好的。
  陈嘉庚到南平后，欲将其《回闽观感启事》一文载于南平、福州及永安三地报端，李铁民将文稿出示陈延进，其中“米珠薪桂， 为全国最”之语，陈延进即以浙、桂、贵等地米价均高于闽之事实，面请陈嘉庚复酌，乃改为：“米珠薪桂，人民良苦!"当晚10 时半，李良荣将军匆匆走出中南旅运社，转达省政府秘书长意见， 认为此段字会被敌人当作宣传资料，希望删除。当时陈嘉庚已安寝，而各报午夜截稿时限将至，李良荣、李铁民及陈延进三人商量将此二句删除，准备受陈嘉庚的责骂，事后果如所料，自此陈嘉庚对陈延进十分不满。李良荣因军务关系，只陪同到南平、建瓯、崇安等地，其余则由陈延进陪同，直到陈嘉庚出省境，为缓解陈嘉庚与陈仪之间的矛盾冲突做了许多工作。
  1940年夏，陈延进因自责未能消弥陈嘉庚与陈仪的歧见，辞去政府职务，取道长汀前往广东曲江，乘飞机抵港。半个月后应星洲侨领李俊承、陈延谦、陈六使、李光前之邀，搭乘英轮到达新加坡，不料日军已逼近新加坡，形势危急，只得于11月底乘船又回香港。抵港翌日，陈延进接到闽省新任主席刘建绪来函，邀其速回省政府工作，正准备启程，日军于12月8日突然侵占香港， 陈延地只好避居友人郭大川家中，直到1942年1月冒险由广州湾偷渡进入广西，从郁林转桂林、衡阳等地到达永安，被聘为福建省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陈延进所提出的“以闽盐易赣米”的战时经济策略，为闽赣二省政府采用，并迅速实施。
  1943年，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邀聘，陈延进任苏皖技艺专科学校教授，校址在永安附近的三元，所以他仍兼任福建省经济建设委员。嗣后该校更名为江苏学院，陈延进讲授宪法、 行政法、国际法等学科，直到抗战胜利后转任教于浙江国立英士大学，1946年秋回其母校厦门大学任法律系教授。
  1948年春，李良荣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力邀陈延进襄助。基于同乡情面，陈延进出任省政府参议，主持主席办公室机要与英文事务，并重兼秘书处外交及侨务科科长。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福建省政府解体，陈延进匆匆回到故乡，从厦门飞抵香港。
  陈延进在港以翻译、卖文为生，不愿赴台。1953年迁居马来亚吉隆坡，任联合邦新闻部华文主笔，1955年起在马来亚各地华校任职，历任森美兰州芙蓉中华中学校长、柔佛州宽柔中学训育主任、柔佛州笨珍中学教务主任、彭亨州文冬启文中学校长、槟城中华学校校长，吡叻州班台育青中学校长、柔佛州龙引中华中学校长，致力于海外华文的教育事业。70年代以后，陈延进因年事已高，体力日衰，乃辞去校务，在全马佛教部会主办的槟城马来西亚佛学院研究佛学，主编《无尽灯》季刊，并兼任佛学院教务主任，讲授中文、哲学和佛学理论。
  1990年，陈延进曾携眷回同安探亲。
  陈耀东(1904—1962 年)陈耀东，1904年出生于同安新坪诗坂村。1929年中山大学毕业。同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赴法留学。在法4年，勤奋攻读终于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中国土地制度》(LeRegime ag-saiseen chine) 。
  1934年春至1935年春受聘于厦门大学法学院任教授。1936 年应双十学校校长黄其华之请，到海外为双十中学募筹经费。1937 年于新加坡任《南洋商报》主笔并兼职于华侨银行。1941年又替中国邮政局在越南河内、西贡等地推销20。万元的储蓄券。
  1948年返国。1949年1月接上党的地下关系，同年8月成立武工队，当指导员。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0月接管县税务局及省银行，并举办美钞、银元兑换处。
  1951年3月参加省委干校第一期学习班。同年11月学习期满调任于泉州中国银行。1962年猝然病逝于办公室。
  陈启涚(1907—1985 年)陈启涚，1907年6月出生于同安马巷内官村，自少勤勉好学， 小学毕业后就读厦门中华中学，毕业后南渡新加坡谋生，初任职员，勤于职守，俭朴立志，颇有积蓄，后从事商业，创立福成兴枋廊，经营枋木及建筑材料。
  陈启涗为人刚直，和蔼可亲，交游广阔，助弱扶困，深受亲友敬佩。他还热心社会慈善、教育公益事业，出钱出力，喜爱国术体育活动。历任大巴窑区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少忠山国术体育会、文俊国术体育会、极德善堂主席、聚华小学董事长，在同安会馆从第十届(1955年起)至第二十四届(1984年)中，先后担任执行委员、建设股股长、交际股股长、副总务股长及福利股长等社会要职。于1960年荣膺国家元首尤索夫颁赐第一届公共服务勋章B • B • Mo 1985年6月间，病逝于新加坡，享年79岁。
  陈水文(1907—1964 年)陈水文，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907年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接受英文教育。毕业后在其兄所开设的万德成号佐理业务，该号后来发展成为新加坡最负盛名的烟草代理商。
  陈水文曾任星洲颖川公所及南舜别墅总理、新加坡中华游泳会副会长、新加坡同安会馆执行委员等职。
  陈振传(1908— )陈振传，祖籍同安县嘉禾里禾山乡(现厦门市禾山镇)，1908 年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就读于英华书院，后考入英国剑桥大学， 192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26年陈振传出任新加坡华商银行高级行员，潜心于金融经济研究，为银行董事部所器重。30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景气，新加坡三大华资银行——华侨银行、华商银行和和丰银行合并后仍名为华侨银行,陈振传出任该行产业部经理。华侨银行创办有东方实业有限公司，由陈振传兼任经理。1941年陈振传任殖民政府工部局议员，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又被当局任命为战时民防部委员会委员，后随英军撤退至印度。1942年在印度设立华侨银行总行，出任该行战时总经理，调度华侨银行海外各分行营业活动。
  二次大战后，陈振传于1945年由印度返回新加坡，在协助英军开展恢复社会秩序等工作的同时，致力于华侨银行的复业，并出任董事总经理。在李光前和李俊丞领导下，总揆华侨银行大政。 随着华侨银行业务的扩展，分行遍布于全世界，陈振传继李光前、 李俊丞之后任华侨银行董事主席兼总理，同时，他还任与华侨银行有直接关系的许多大企业机构主席或董事。如东方实业有限公司、马来亚建筑有限公司、马来亚酿酒有限公司、花莎尼汽水有限公司、银行信托有限公司、莱佛士旅馆有限公司、罗敏申百货有限公司、海峡商行有限公司等董事主席；任华侨保险有限公司、 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及一些金融投资、锡矿开发公司的副主席或董事。
  1946年陈振传出任新加坡产业公会主席，1948—1955年任新加坡政府行政会非官吏议员，并代表中华总商会任立法委员，为立法会非官方议员领袖、立法会代主席。1948年陈振传出任中华总商会第二十五届副会长，作为华人代表在新加坡议会陈述时局见解，并就新加坡出入口外汇，扩大对印尼物资交流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1951年被委任为立法会议副主席。
  陈振传勤治事、好研究，博览群书、学识深广，曾任澳洲管理学会院士、伦敦银行会院士、马来亚与英属波罗洲货币委员会委员、马来亚大学理事。曾获太平局绅(J · P)称号以及英皇赐封C • B • E勋章，马来亚元首赐封P • S • M勋衔及丹斯里尊称， 1981年被委为国际疫苗生物研究院会员。
  陈振传对社会公益、慈善及教育事业十分热心，多以“无名氏”名义捐出。1953年南洋大学创办时，他是积极赞助人，尤其赞同南大建立商学院，以培养商界人才。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华侨银行向政府捐献国防基金15万元。
  陈烈甫(1909— )陈烈甫，1909年出生于同安县马巷镇下亭村，现为菲律宾籍华人。陈烈甫年幼时父亲远渡新加坡谋生，母亲到厦门鼓浪屿受雇帮佣，他在就读福民小学时常受邻居富家子弟欺侮耻笑，含泪忍气吞声，更加勤奋学习，后转学到同安县双圳头启悟学校。小学毕业后入读鼓浪屿寻源中学，其时陈烈甫母亲已任传教士，但收入菲薄，靠向亲戚借债以供陈烈甫读完中学。中学毕业后，陈烈甫虽然参加了厦门大学和协和大学的招生考试而获准录取，但因无法交纳学费而放弃升学机会，转而应聘任小学教师，3年时间还清了债务并有积蓄。
  1921年陈烈甫考取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课余时间出于对文艺创作的兴趣，常向报刊杂志投稿。1932 年陈烈甫受聘任江宁自治实验区第四科科长，主管建设与经济。 1934年出任高淳县县长，两年后辞职前往美国意利诺州立大学留学。1938年毕业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公法与公共行政。1940年回国，在重庆南温泉政治大学高级考试及格人员训练班担任训导。翌年应国立四川大学聘请任政治系主任，3年后受聘到厦门大学（时因抗战迁移到长汀县）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厦大迁回厦门，陈烈甫任政治系主任，后应选为厦门市议会议长和军民合作总站站长。
  1950年陈烈甫由台湾经香港至菲律宾，历任南部回教区古达描岛中华中学校长，宿务中国中学（后改名东方中学）校长，马尼拉中正中学训育主任兼华侨师范专科学校教导主任，后创办商学院并任院长。1973年出任台湾海外立监委员会委员。
  陈烈甫于华侨史颇有研究，其主要著作有：《菲律宾的民族文化与华侨同化问题》、《菲律宾的历史与中菲关系的过去与现在》、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菲律宾的资源经济与菲化政策》、 《菲律宾华侨教育》、《菲律宾国情与中菲关系》、《西洋近代史》以及《陈烈甫政论集》、《科拉松•阿基诺——东南亚第一位女总统》等。
  陈烈甫85寿辰时，宿务东方学院校友筹集贺仪70多万元菲币祝寿，他接受后增加30万菲币共计100万元在东方学院设立助学金以帮助和奖励贫寒学生求学。陈烈甫还向台北同安同乡会捐赠新台币50万元以作为奖励教育文化学术基金。
  陈国庆(1912— )陈国庆，祖籍福建同安，1912年出生于新加坡，系陈嘉庚第五子。青少年时期曾在新加坡道南学校以及圣约瑟夫学校接受华文和英文教育。1931-1934年在其父陈嘉庚的橡胶厂任职，后自己创办制砖厂，并在柔佛州开辟橡胶种植园，自任经理。
  1946年，陈国庆参与陈嘉庚筹备和创办《南侨日报》。同年他向英国当局提出，在新加坡修建纪念碑以纪念日占时期被害的华人，但未获准。1950年陈嘉庚回家定居时，陈国庆与其长兄陈济民受命共同接管陈嘉庚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产业。
  1965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新加坡政府联合组成修建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工作委员会，在修建此碑时，陈国庆与黄奕欢出力最多。
  陈国庆著有《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英文，1982年，未正式出版)。
  陈光别(1912— )陈光别，1912年8月出生于同安县马巷镇，16岁时南渡新加坡，在其外祖父蒋丽棣的和平商行学习经商。后来自创陈光别有限公司，与友人合资创办中南工艺有限公司、中国工艺公司、亚洲工业有限公司等，均任董事主席，同时还兼任大华银行、大华保险、崇侨银行及森林金融等机构董事，为新加坡工商金融界知名人士。
  陈光别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执委、新加坡同安会馆副主席、同济医院副主席、新加坡居士林佛教会会长。
  陈俊英(1913— )陈俊英，祖籍同安，1913年出生于槟城。幼年就读于槟城大英义学，读至英文第六号位，转入孔圣庙中华学校肄业，升入钟灵中学，品学兼优，毕业后即任职于华侨银行槟城分行，日占时期转为经营出入口商。至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自创陈俊英商行， 专营汽车买卖和屋业交易，并兼放银行贷款，代理汽车保险，由于信用昭著，业务鼎盛。
  陈俊英平素热心社会公益，尤热衷于体育事业，1930年起即被选为槟城乒乓总会会长，逐年率领槟城乒乓代表队出席全国乒乓球锦标赛，1966年任乒乓总会代表大队副领队长，出席在柬埔寨举行的乒乓球邀请赛，同年秋作为马华商会25人代表团团员， 参加以曼谷举行的亚洲华商会贸易会议，1967年秋，再度作为马华商会代表兼副团长，率团出席在台北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华商会贸易会议，同时前往日本、韩国、香港等地考察工商业。
  1967年，陈俊英荣膺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册封P • P • M大马建国有功纪念章，荣膺P • J • K勋衔。历任槟城社团、政团及文教机构职务有：槟威州马华分会副主席、经济组主任、马华柑仔园会主席、马华吉兰巴板支会主席、马来西亚乒乓总会副会长、明新社主席、中华校友会名誉会长、中华中学校董事主席、槟城业余举重及健身公会主席、槟城同安金厦公会英文秘书、陈氏宗义社主席、槟城吉兰巴板区亲善委员会主席、吉兰巴板区警卫团团长、槟城福商公会英文秘书等职。
  陈文德(1913— )陈文德，祖籍福建同安县安仁里石厝乡(现厦门市杏林区石厝村)，1913年出生于新加坡，是第四代侨生。
  陈文德曾任新加坡共和国检察院院长，新加坡石油总公司总经理。1983年3月，陈文德以新加坡政府总检察长、新加坡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主席身份应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的邀请，到中国访问，先后考察了厦门和泉州。
  陈文德在访问厦门时说，他听长辈讲过祖先是从厦门附近的石厝南渡到新加坡谋生，至今是第四代人，但他只知道“石厝"这个地名和一位叫陈文宗的堂兄。在厦门市政府协助下，陈文德来到祖籍地石厝谒祖，并会见了远房堂亲陈鸿玉等人。陈文德用夏门话对故乡宗亲说，“我非常欢喜，非常感谢！这是我第一次回唐山。我们家离开这里已经四代了，从来没有回来过，十分想看一看家乡的模样。”在参观了石厝之后，对故乡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村民健康水平表示满意，并感慨地将祖辈早年所经受的民不聊生、被迫“过番"的遭遇与现在作了对比。
  在厦访问期间，陈文德与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领导人就新加坡与厦门之间的经济合作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
  陈启算(1916— )陈启算，原籍同安县禾山乡(现属厦门市郊区)，1916年出生于新加坡，其父为新加坡已故木材巨商陈靖武。陈启算少年时就读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后毕业于厦门大学。
  陈启算继承其父的福成德火锯事业，改组成为规模宏大的金协利有限公司火锯机构，着力于研究木材的加'工与出口，对于木材工业能列为星马出口贸易第三位，陈启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陈启算历任禾山公会会长、颖川公所信托人、合洛区公民咨询委员会、合洛区民众联络所管委会、人民警察卫队等主席，保赤宫陈氏宗祠总理、舜胃各族团司理，后港陈氏公会、浮光陈氏公会、励志社、同德善堂、念心社、小贩协会、枋木业联谊社、南大毕业生协会等名誉会长、总理或主席；中华游泳会、建筑材料商公会等董事，柔佛火锯公会财政、柔佛木材商公会董事、马来西亚木商总会副会长、新加坡锯木公会会长等职。
  1965年陈启算荣获新加坡元首颁赐的公共服务勋章(BBM), 这是当地政府对他在社会公益活动中所作贡献的表彰。
  陈丽水(1916— )陈丽水，原籍福建厦门，1916年6月19日诞生。早年，就读同文书院。离校后即任职英商振成洋行，前后4年，绩效颇著。该行主要经营侨汇民信，兼土产杂货。因其精明能干，处事快捷稳健；又以广结人缘,连系周密，该行业务皆赖其策划有方，而能快速发展，深获东主器重。1936年，调往总行担负重担。新加坡源顺街许联成号，得其协助开展业务，尤多贡献。东主许文才，信赖依重有加，正在大展雄才之际，许君突于1939年辞世，他即转图别职。未几，出任中国银行汇兑部要职，专心于金融业的长途发展。
  1940年，时局巨变，翌年，曰军南侵。当时，星、马华人积极奋起，纷纷支援祖国抗战。丽水先生即参加南侨筹赈会及爱国团体工作，大义凛然，报效祖国。
  日军占据新加坡时，大举搜捕抗日分子，局势紧急，人人自危。为避日军的检证，即时逃亡；为挣扎生存，改行航业，随航谋生，日常川行于邻邦苏门答腊、爪哇及泰国等港，在极端限险困苦中，度过3年余岁月。
  新加坡光复后，中国银行重新启业，百废待举，需才甚殷，在主持人邱平准邀请下，再回到中国银行汇兑部，作为期2个月的协助复业工作。
  之后，他以自力创业的精神，去开辟新天地。勇往直前，创设迅达船务贸易私人有限公司，专心经营、努力不懈。凭其经验丰富，眼光远大，信誉昭著，人缘广被，意志坚强，经营得法，故能克服种种困难而成功。
  丽水先生，爱好书画，以工商为业，以书画寄情。他不仅为企业界闻人，而且于书画造诣深厚，为人所乐道。暇时，把笔不辍，勤于致力而见其功夫。擅长画池中金鱼及荷叶。画金鱼，神态变化，生动如真；画荷叶，风晴雨露，各具其态。笔法清健，设色雅丽，纯乎自然，巧夺造化，虽承师法，而能独创淡逸平远、沉雄浑厚的风格，发于酷爱自然美的天性。故其格调脱俗，笔触传神。他认为，学画必先繁而后始能简，先工后始能放.若偷工取巧，避难就易，则无所成。历代画家的卓越成就，无不出于深厚的修养功夫。
  陈丽水其绘画艺术，出于自然感化，而能韵味无穷，感触人的心灵，这绝非求急功的人浅薄之作所能比拟。一个商界中人，有此成就，难能可贵。
  陈丽水幼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注重精神价值观念，立身处世以真诚为本。即在对任何事物的变化，合理适应，而使繁复的人际关系，臻于和谐的境地。
  陈丽水处世豁达大度，慷慨豪爽，热心公益社团活动,即如长期担任厦门公会财政，出钱出力，为人称道。
  陈永进(1915— )陈永进，1915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厦门市集美镇)，毕业于集美中学，后南渡抵达星洲，从事工商、保险业。任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历任新加坡同安会馆名誉主席及其他社团要职。
  陈共存(1918— )陈共存，1918年11月出生于福建厦门，他的父亲陈敬贤，即是著名侨领陈嘉庚的胞弟。陈共存8岁时曾在日本的华侨学校受过教育，1935年在厦门大学求学，陈敬贤在1936年去世后，陈共存继续在厦大就读。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厦门局势紧张， 陈共存母子南下新加坡投奔陈嘉庚。
  1938年间，陈共存在本地私人学校进修英文，1939年到昆明后又转到香港，准备进入岭南大学就读，但后来还是到上海进暨南大学，打算修完大学最后一年课程。当时局势日益恶化，迫使陈共存中途放弃学业，于1940年夏季回到新加坡经营贸易。
  陈共存南来之前，离开暨南大学后曾在上海设立中国南洋进出口公司，由中国进口茶叶及滑石粉到新加坡。他开始涉足商场纯粹是为了解决母子俩的生计，因为只依靠伯父按月接济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他在新加坡以同样名字设立了一间公司，借用陈嘉庚次子的谦益饼干厂办事处作办公地点。陈共存在这间办事处内安置了两张桌子，向一位叔公借了 1万元后，便开始经营生意，主要是由中国输入帆布、茶叶及滑石粉，在本地转售出去。
  战争时期，物价天天上涨，陈共存所进口的货品，寄放在华侨银行货仓里，只要稍有利润便将货物脱售。进口生意经营了一年多之后，日军进攻马来半岛，陈共存的处境相当危险。幸好有张永福的孙儿张桢池掩护，陈共存拿到良民证后，将存放在华侨银行货仓的货品拿出来贩卖，得到整1。万元。还清债务后，改名为陈福源，申请旅行证逃出日军管辖区。
  陈共存乘火车到槟城后，改乘帆船抵达泰国南干冬，再由曼谷设法去安南（现越南），打算由那儿潜回中国。
  二次大战结束后，陈共存母子俩决定回国，他们驾车辗转途经安南北部，最后安抵上海。陈共存把上海的存货卖掉，得到1.万余元，遂于1946年4月再次乘船返回新加坡，在李光前主持的华侨银行内借了一个角落办公，经营出口生意，主要是将木材卖到上海去。
  李光前对于陈共存的经商手腕甚为赏识，便决定和陈共存合营出口业，设立了南业有限公司，缴足资本为20万元。李光前以南益名义参股60%,陈共存出资25%,其余股东是他们的亲戚。
  南亚有限公司开始时是专营木材及树胶出口生意，1948年至 1949年间，出口这两种货物到上海，以南亚为最大宗。但当时中国，国共内战方酣，陈共存便决定向日本谋求发展，可说是战后本地第一个到日本经商的华人。
  经过一番考察后，南亚便在东京开设分行，经营树胶买卖业务。但有鉴于树胶买卖是由日本盟军总部统办，只得改弦易辙，由日本进口杂货到新加坡来转售。
  1949年以后，陈共存便在新加坡、香港、日本及韩国等地搞出入口贸易。
  1950年间，陈共存代表南亚有限公司，再次到中国与华北进出口公司接洽树胶交易。中国同意开出信用票，按市价买树胶，向李光前的南益公司购买树胶，南亚充当代理公司，每宗交易抽取 0.5%。中国每份定单是定购数千吨，当时朝鲜战争转剧，胶价涨至1磅2元左右，1000吨即达500万元，中国的定购量可谓惊人。
  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51年禁止输出树胶到中国，由南亚经手的交易，还有两三千吨寄不出去，而行情却大跌，损失数百万元。
  虽然曾向出口管制官华克办交涉，也无结果，甚至已运出本地港口的树胶，货轮驶抵香港时，也被扣留。南亚只得将实情向中国解释。
  英政府实行对中国禁运后，也大事逮捕曾经和中国做生意的商家。陈共存虽未被捕，但也蒙受一场虚惊，后来他转向日本及印尼谋求发展。朝鲜战争结束后，英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胶价大跌，影响新、马经济发展，便解除对中国所实施的禁运，也批准新、马的中华总商会合组考察团到中国访问，访问团团员计有高德根及李延年等人，双方签署了贸易原则合约。
  1956年及1957年间，陈共存主理的南亚有限公司，也忙着从越南和柬埔寨输入树胶，然后把杂货供应这两个地区。因为南亚的业务搞得有声有色，李光前乃委任陈共存负责将南益属下的树胶厂恢复营业，并有意请他参股。陈共存为了避免使南亚和南益的业务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便婉言拒绝了。
  结果，陈共存与李光前和李成义父子决定合组炎方私人有限公司。炎方主要是买入印尼树胶，经过品质检查及分类后，再予以分批转售出去。炎方的业务由陈共存全权负责，但陈共存是一位不领薪水的董事经理。
  炎方的业务迅速扩张，营业额每年达几千万元，业务最好的一年是1959年，当时一年内共赚了几千万元。一切树胶买卖业务全由他一人决定，一张桌子上装了好几个电话，都是由他自己接听。早上10时上班，往往要忙到午夜。
  陈共存由60年代开始，比较积极从事社会服务活动，无法兼顾南亚的业务。在60年代中期以后，南亚的业务活动几乎停顿下来，该公司仅购买银行及大众钢铁厂股份，作为投资，也兼营产业投资。到后来陈共存甚至炎方的日常事务也很少涉及，只在有必要作出决策时才参与提供意见。最后陈共存决定以个人名义买下南亚的其余股份，并自70年代起从事产业发展。
  在70年代，中华总商会常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1979年黄祖耀以会长身份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建议商会成员合资在中国设立制衣厂，由他担任董事经理，陈共存为主席。1980年在中国开办。这些商家也在中国展开多项联营计划，包括开钨矿，生产离心胶液及在海南岛开辟棕桐园等。南亚和炎方公司都积极参与这些联营计划。
  陈共存1957年之后开始参加中华总商会的会务，当时高德根和黄桂楠正在竞争会长职位。高德根便邀请陈共存参加，陈共存和李光前磋商之后，接受高德根的建议，支持高德根竞选。
  陈共存和陈永裕等人联手，在1962年至1963年间发动的 “打破航运垄断运动”是他一生在公众事务方面的作出的最大贡献。这项运动普遍获得东南亚商家的支持，打破了欧美船务公司的垄断局面。
  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后，用船只把工业原料运载到国内加工，航运成了重要的生命线。在本世纪初期，英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船队。
  为了避免竞争过于剧烈而削减载费，英国便向列强建议，凡是川行同一航线的船队应该合组公会，以划一载费。在这项倡议下，第一个由船务公司联合组成的垄断组织，是远东航运公会，后来川行别种航线的船务公司也纷纷合组公会。
  航运公会的会员多数是颇具规模的船务公司。这些船务公司为了避免非会员来抢生意，便与配货人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配货人所应付的载费可享有10%优待。但货物一律需交给航运公会的会员运载，否则船务公司有权取消载费优待，连以前所给予的优待也有权收回。
  这种合同制度，使得配货人在签订之后便失去选择的余地。未加入航运公会的服务公司，也无法与公会会员竞争生意。
  同时，因为有合同制度提供保障，航运公会便利用种种理由， 随意提高运费，以取得更高利润，它们的船队也可以到一些提供免税优待的国家去注册。在这种情况下，一条船的成本，最迟在 10年内就可赚回来。配货人出售货品，其售价通常是连运费也包括在内的，若在货品要下船时运费刚好调高，吃亏的仍旧是配货人。
  垄断亚洲航运业务的航运公会中，以远东航运公会的规模为最大，历史亦最悠久，其会员的船只乃川行于远东、东南亚、中亚及欧洲各港口，而会员本身多数是国营公司。
  当时，总督安德生曾为殖民地的利益而上书英伦政府，主张船务公司进行自由竞争，结果他被调回伦敦，这件事足以说明，航运公会的利益就是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
  在1962年左右，海峡及纽约航运公会属下的几个会员在多次调高运费后，又借口美国生活费高涨，非再次提高运费不可，这消息一传出，不但本地胶商深感不满，美国的波士顿和纽约等大厂商也表示不能接受。
  以陈共存和陈永裕为首的本地胶商便着手与非航运公会会员的船务公司商量。这些不定期班轮的业主表示，航行一趟可载 3000吨，每吨运费为35元，航运公会若调高运费10%后，每吨运费最少要50元。
  不定期班轮营业性质是属于包船制度，俗语称为“野鸡船”。
  要找足3000吨准备运载的货品，一时之间也难以办到，连美国公司也无法担保会用这么多货品。陈共存便自告奋勇、毅然以南亚的名义作担保，签下了担保书。
  陈共存说，当时他认为，由于运费很便宜，货船抵埠时，本地胶商必能配运2000吨货品，不足的货品数额可由他承担。
  货轮抵达时，3000吨数额不够分配，陈共存只好让出自己要配运的数额。该船结果是运载了超过3000吨货品。过后，美国的货主也自己组一个公司，专门寻求运费便宜的货轮来运货。
  当时陈永裕是树胶公会会长，陈共存是副会长，和航运公会过了一招后，他们便看出，配货人员一盘散沙，只要能团结起来，就不会受航运公会摆布。
  本地胶商找到便宜货轮来运货后，船务公会便自动提供特别优待，运费调低至与非会员所提出的一样，但对于其他配货人所配运的货品，运费照样调高。
  陈共存等人将胶商发起打破航运垄断的经验说出来后，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和副会长黄祖耀，都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总商会便联络了全国各社团及商会代表，在嘉庚堂召开会议， 议决全面展开打破航运垄断运动，同时组织了工作委员会，由孙炳炎担任主席。
  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要集中配货人的货品及劝请他们取消和航运公会所签订的合同，并替配货人寻找货轮。
  中华总商会设立了一个运载中心，让配货人有机会预订载位。 运载中心终于和罗马尼亚的船队合作，使配货人再也用不着受航运公会控制。陈共存说，当时配货人的目的并不是要和航运公会对抗，只是为了要清除不合理的合同制度。
  经过多次联络后，中国租船公司也答应以较低运费，运载本地货品。此后，航运公会的任意加价现象便不复出现。
  打破航运垄断后，本地商家便合组配货人理事会，过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商家也合组这种组织，甚至联合国也派人来调查过此事的前因后果。
  陈共存于1963—1973年和1979—1983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1973—1977年和1983—1992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此外他还任新加坡树胶总会会长、树胶装配商公会副会长， 新加坡配货人理事会发起人兼副主席等职。陈国祺(1919—1983 年)陈国祺，福建同安县民安里丙洲村(现西柯镇丙洲村)人，1919 年出生。当时丙洲是一近海小岛，岛上未办学校，陈国祺少年时只得每天渡海跋涉数里，到邻近的村庄小学读书。求学之艰难以及渔民生活之困苦，在陈国祺心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并立誓有朝一日如能发迹则要改善丙洲村的办学环境。
  1935年陈国祺南渡抵达菲律宾吕宋岛，时仅16岁，以打工维持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下的菲律宾民不聊生， 就业机会难求，陈国祺只好另寻途径自立创业。由于社会混乱，资金短缺，陈国祺创业屡遭失败打击，但是他意志坚强，刻苦耐劳， 加之待人以诚，重诺守信，数载之后终于事业有成。他在马尼拉经营五金铁器，批零兼营，得到同业的敬重。
  陈国祺创业成功后回厦门与胡彩英完婚，婚后双双返回菲律宾。其创办的企业有：远丰铁业贸易公司、达丰铁业贸易公司、仁丰贸易有限公司，以经营五金为主。陈国祺晚年有意回乡捐资办学，但由于对中国国内情况不甚了解而迟疑不决，不幸于1983年 10月因病逝世，终年64岁。遵照其遗愿，陈国祺的遗孀和子女于 1987年捐资16万港元在故乡丙洲村兴建国祺文化中心，1990年捐资420万港元在丙洲村兴建一座占地64亩、建筑面积9300多平方米的完全中学，包括教学楼、行政办公楼、实验技术楼、师生宿舍以及厨房、饭厅等设施，总共设36个班能容纳1800名学生。极大地改善了丙洲村及附近地区的教育条件。随后胡彩英及子女又捐资人民币30万元成立国祺中学基金会，以奖励优秀师生，提高国祺中学的教学水平。
  陈永裕(1919— )陈永裕，祖籍福建同安，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期在当地的华文学校和英文学校受教育，中学毕业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1943年获得工程学学士，半年后又获理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陈永裕在美国普林斯大学国防研究委员会作关于建筑物承受爆炸的专题研究，后转入木材工程公司，从事木材结构研究工作。
  战后陈永裕返回新加坡，1946年在其叔父经营的益和树胶有限公司任董事经理，经营橡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同时还创办陈永裕工程有限公司，1960年他又创办电器公司。1967年起任陈永裕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1966年—1984年任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
  1971年—1975年以及1978年—1984年任国际橡胶工会主席。
  1958年—1978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理事，并于1973年— 1978年、1979年—1982年两度当选为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1981年起，陈永裕任新加坡全国工资理事会理事、国家生产力局委员。
  陈永裕在新加坡被誉为“橡胶先生”，其主要著作有：《新加坡橡胶市场》、《新加坡橡胶业100周年》、《东盟橡胶工业发展情况》等。陈剑敦(1921— )陈剑敦，福建省同安县人，1921年出生于马巷镇山亭店仔村。 少小时即南渡到新加坡谋生，初为职员，后勤奋经营，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经营地产实业和船务运输，与侨界知名人士颜西岳、柯朝阳过从甚密。1952年颜西岳回国时，陈剑敦曾委托其带回数万元，用于家乡的公益事业，翻建马巷山亭小学，兴建防保院和电灌站、马巷侨联会等。他还委托柯朝阳捐款参与兴建同安县侨联大楼。近年还捐建马巷山亭幼儿园。陈剑敦热心公益事业，但不喜扬名。
  陈剑敦自1971年开始，经常回乡，关心故乡经济建设。历任新加坡同安会馆第十六、十七届产业信托委员，第十八、十九、二十届副主席,第二十一届至二十四届产业信托委员，第二十五届起任名誉主席。
  陈期岳(1921 — 1993 年)陈期岳，祖籍福建同安，1921年出生于马来亚马六甲州。其父陈可补早年即南渡谋生，成为马来亚著名实业家。陈期岳幼年就读于培风学校，后考入槟城钟灵中学，在校期勤奋好学，爱好体育运动。19岁中学毕业后即辅佐父业，进一步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和糖米业务经营。由于他经营得法，交游广阔，熟悉本土风情,不数年便成为青年企业家。陈期岳还对社会公益活动十分热心，是当地华侨社会的知名人士。
  50年代中期，马来亚开始走向独立，当地华侨开始意识到争取公民权对于自身今后生存的重要性。到了 1956年至1957年间， 华侨争取公民权的运动达到了高潮。1956年4月27日，全马来亚各地45个社团的1000多名代表在吉隆坡精武体育馆轰轰烈烈举行争取公民权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华人要与其他各族合力建国，和睦共处，共存共荣。代表马六甲州中华总商会的陈期岳是五人主席团之一。该大会推举的15人工作委员会开展各项具体工作。1957年4月14 日,工作委员会为争取全马华人利益，决定由刘伯群、陈期岳与叶茂达组成代表团，前往英国向政府力争。 他们代表马来亚联合邦1094个华人注册社团，陈期岳又以马六甲马来亚党代表身份，三人组成的请愿团在英国逗留了半个月，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向英国殖民大臣陈述请求。他们还接见记者, 通过报界表达华人争取公民权的愿望，历陈华人在马来亚拓荒创业的功绩，轰动英国新闻界。经过不懈努力，至1958年8月，扰攘多年的公民权问题，大致上得到解决。陈期岳作为主席团成员代表广大华人，不辞劳苦交涉谈判，他自认为是平生中一大壮举。
  1964年，新加坡著名侨领陈六使因故被当局取消公民权，又辞去南洋大学执委会主席一职,这事引起了南洋大学的骚动不安。 陈期岳其时是南洋大学理事代表，与榕城华人领袖南大理事长刘玉水代表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讨论南大问题。陈期岳与新加坡政府代表李炯才、易润堂展开了辩论。通过这次交涉保证了南洋大学的稳定和作为华人教育最高学府地位的继续合法存在。
  在60年代初期，陈期岳扩大了经商范围，又创办了陈期岳贸易公司和庆美制冰公司，颇具一定规模。对于马六甲州当地的经济发展，陈期岳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创办农工企业，拓建马六甲港以促进海运发展等，均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和采纳。陈期岳历任马六甲州国会议员、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主席、马六甲华人体育会会长、业余篮球总会会长。
  1967年，陈期岳倡议将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奖学金的奖励对象扩大到全州华人优秀子弟，此举为全马来西亚各属会馆的首例。 1968年，陈期岳发起筹款兴建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新大厦。
  1993年11月，陈期岳逝世，终于71岁。
  陈笃山(1925— )陈笃山，原籍福建同安，1925年出生于新加坡，其父陈延谦为新加坡早期商界金融界著名人物，新加坡同安会馆创办人之一。
  陈笃山少时就读于华侨中学和圣安德烈英校，受到良好的中英文教育。1943年陈延谦去世，陈笃山年方18岁即担起继承父业的重任。新加坡光夏后，陈笃山致力于恢复裕源有限公司和延年有限公司，重振索络铁器及建筑原料的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经营， 嗣后延年有限公司的营业范围发展到房屋建筑业。与此同时，陈笃山还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安顺埠亚南园从事橡胶翻种工作，当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较乱，种植工作遇到相当多的困难，但是陈笃山不畏艰苦，精明能干，使橡胶种植业完成预订计划。1963 年，陈笃山应邀加入银行业，出任新加坡银行董事，进而任常务董事、副主席、董事主席，1969年被邀请任华侨银行董事，4年后兼任董事部常务委员。
  陈笃山在70年代是延年、裕源、益万、亚南园等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新加坡银行经理，星马屋业贷款有限公司、大马金融有限公司、谊立有限公司、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到80年代, 陈笃山除了任裕源、百福、百祥、金鞋等4间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外，还担任新马屋业发展公司董事主席、东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永安实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莱佛士镇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委员。
  1948年，陈笃山致函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请求重写陈延谦肖像“寒江独钓图。” 1948年底徐将重新画好的“寒江垂钓图”托人带到新加坡，并在画上题：“廿八年四月春余为星洲筹赈之展， 陈延谦先生嘱写此图，逮星洲沦陷，此图毁失。陈先生哲嗣笃山世兄函求重写，时国中烽烟遍地，人心惶惶。余方长国立北平艺专，情绪不宁。感于笃山世兄之孝思不匮，勉力作此，卅七年十二月。悲鸿。”为了进一步纪念他的父亲，1951年，陈笃山于加东佛兰克大道建立延庆寺，1956年设立陈延谦基金，并任基金会主席，1973年于大坡菲立街建起一座高10层的“陈延谦大厦，陈笃山对于社会公益事业颇为热心，曾任蒙巴登区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市东区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蒙巴登联络所名誉主席、中华总商会董事、陈嘉庚基金委员会主席、义安工艺学院第一届理事、德明中学咨询委员会主席、硕彦俱乐部主席、同济医院副主席、华人游泳会副主席、同安会馆副主席兼信托人、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名誉副财政、吾庐俱乐部董事主席、名誉主席，保赤宫陈氏宗祠名誉总理及信托人、福建会馆信托人兼执委、中华女子中学校董事、华侨中学及华中初级学院副主席、南洋女子中学校及幼稚园董事、海星中学校建校委员、佛教居士林名誉董事、 新日文化协会名誉主席、新日文化协会日本语学校名誉主席等许多社团的名誉主席或名誉顾问。
  1971年陈笃山荣膺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勋章(BBM)。
  1981年荣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7年长期服务奖状。
  1984年荣获总理公署15年长期服务奖状。
  1984年荣获日本天皇裕仁御赐勋三等旭日中授章。
  1994年3月被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授以太平局绅荣衔。
  陈笃山夫人林斐，系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之女，出生于厦门， 少年时随父抵新加坡，就读于南洋女中和中华女中，曾任报馆翻译及教育工作，1952年与陈笃山结婚，育有二男三女。
  林斐自幼爱好绘画，初从沈观德习中国画，后在指画大师吴在炎门下改习指画，自成风格，为新加坡画坛上著名画家，现任三一指画会理事会副理事长，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画展。1994年 11月，林斐应厦门市文化局、厦门市侨办邀请，在厦门举办画展, 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个人画展。此行她还回到同安故乡观光，在同安县博物馆，作指画示范，并应聘任同安逸仙艺苑名誉会长。
  陈六选(1929— )陈六选，祖籍同安县新坪诗坂村铺内社，1929年出生于槟城。 其父陈兆琳早年因家贫南渡马来亚谋生，在槟城创办长源公司，经营土产，同时还开设汉德公司，专营烟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南洋，陈兆琳的两家公司毁于日军炮火的轰炸, 举家陷于困境，陈兆琳忧愤交加而去世。少年时代的陈六选只好停止学业，随亲友辗转至香港，在那里做童工，备受艰辛，长达 10年之久。
  50年代初，陈六选返回马来亚槟城，与一位泰国朋友合作开创新泰（两合）有限公司，经营土特产进出口业务。1964年该公司归陈六选自办，自1968年起，新泰（两合）有限公司业务获得迅速发展，专营大额土产进出口批发，经营范围达新加坡、印尼、 泰国、越南、香港等地。陈六选任新泰（两合）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2年陈六选当选为槟城同安金厦公会主席，蝉连两届；陈六选还任槟州华人大会堂联络组副主任;槟榔州福建会馆副总务。
  陈六选还曾任槟城颖川校友会主席，领导该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矢力维护华人合法权益及华文教育地位。该会属下分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群育五股，经常开展各种活动。陈六选也任槟城少室山健身社主席，该社平日从事拳术教学活动，为当地青少年习武的健康正当场所,同时还演练中华传统的舞狮技艺, 每逢当地重大节日或社会慈善需要，该社狮团提供助兴演出。陈六选对于佛教事业也十分热心，曾被推选为槟城佛教居士林主席， 该会主要活动为宣扬佛法，倡印佛经，开设佛学讲习班，分发佛教青年助学金，发动会员捐助慈善机构，主办各种文娱体育活动， 属下设有合唱团、乒乓球队、舞蹈班和诵经班。
  陈六选近年来多次回乡，关心故乡的经济建设。1994年4月， 他以顾问身份随同槟城同安金厦公会中国厦门同安访问团抵达中国访问，并随槟州政府市政局代表团官方访问厦门市、同安县及泉州市。
  陈清泉（1932—1975 年）陈清泉，1932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省厦门市。少年时接受华文教育，后白手起家，独创同发公司，经营饲料生意。嗣后与友人合创马来西亚饲料厂有限公司。历任芳林区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芳林区民众联络所管委会主席，保赤宫陈氏宗祠名誉董事、南舜同宗会名誉会长、陈氏公会副会长、六一儒乐社名誉社长等。1967年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公共服务勋章（BBM）。 1975年1月28日不幸病逝，年仅43岁。
  陈文峰（1933—1989 年）陈文峰，1933年12月出生于集美社渡头角，其父陈天惠曾任十九路军连长，后在菲律宾创办《重庆日报》，著有《菲律宾华侨事迹大观》，擅长中医。陈文峰自小过继给其伯父陈天扶。陈天扶是菲律宾报界领袖、国民党知名人士，其爱国思想对陈文峰的影响很深。
  1949年陈文峰从集美小学毕业，升入集美中学，在校时曾带领同学参加反“三征”（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的游行示威活动。他还秘密参加集美学村地下自卫队，还曾机智地掩护同志躲过宪兵追捕。集美解放后，陈文峰参加土改运动，任集美征没收土地委员会委员。土改后又就读集美高中，临毕业时因医生误诊其有肺病而辍学，出院后应聘在集美校委会负责体育委员会工作。1957年，他被派到青岛体院参加第一届航海训练班学习， 毕业后回闽担任多项航海运动教练兼省军区教练。1959年，省代表队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荣获航海多项竞赛总分和射击第一名。后因受陈嘉庚委托筹建集美航海俱乐部而辞去国家体委聘为国家裁判的邀请。
  1959年底，陈文峰移居香港，初期替代在台北市的堂兄陈雷而在菲律宾经营布料，往返于缅甸、泰国、新加坡及台湾等地，筹办集丰行，经营电器。他的才华和勤奋受到族叔陈永和的赏识，在其资助下，陈文峰在香港、新加坡及国内办了一批企业。1968年, 他创办的公司被人倒账，为了保持信誉，他毅然拍卖国盛中药行, 偿还120万港元的债款1973年，他定居于新加坡。任香港伟泰洋行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华富丝绸有限公司董事、永钜(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厦门磁带有限公司及中国天津磁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陈文峰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出钱出力，荣任新加坡同安会馆、 华侨建筑工业社、湘灵音乐社及和平社等团体名誉主席，香港中国海外武术训练中心会长。他捐资修葺同安朱文公祠，厦门南普陀风景区和三坪寺佛殿等。
  1989年，陈文峰病逝，终年56岁。
  陈翠嫦(1934—1981 年)陈翠嫦，女，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934年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在南洋女子中学受教育，离校后在华丰油厂当书记。1954年, 加入人民行动党，1957年至1963年连任该党中央委员，1957年至1959年中选为牛车水区市议员，1959年当选为立达区国会议员，连任三届，1970年辞职。从政的最大贡献是促成《妇女宪章》的制定与推行，1981年2月11日车祸中丧生，年仅47岁。其夫婿王邦文曾任新加坡教育部长。陈积谋(1939— )陈积谋，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马巷后亭村，1939年出生于新加坡，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从商。创有康福海运私人有限公司，任董事经理；兴业贸易私人有限公司，任董事主席；经营海运、建筑及出入口贸易等，为全新加坡最著名的矿砂大入口商。近年来多次回乡考察，寻求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陈积谋热心社会公益，支持教育事业。历任新加坡同安会馆财政、总务股长、副主席。
  何宗礼(1821—1861 年)何宗礼，1821年生。1884年初，由厦门南来新加坡，年仅23 岁。初期当商店学徒，3年之后，创设鼎兴号，从事土产买卖，并拥有数艘贸易商船，川航于新加坡与暹罗(今泰国)、西贡之间。 土产生意成功后，开始投资于房地产，不幸英年早逝。1861年年仅40岁的何宗礼逝世于新加坡。何宗礼有二子，长子在荷属摩鹿加群岛(今称马鲁古群岛)安汶经营土产，死于当地。次子何衍炳曾任新加坡邮政分局局长多年。何葆仁(1895—1978 年)何葆仁，1895年生，祖上为台厦通商之大商家，1905年即成孤儿，南渡新加坡依靠长兄辈生活，就读于道南学校，12岁时赴南京暨南学堂读书，两年后回新加坡，17岁时进上海复旦大学附中，毕业后升入复旦大学文学系，大学4年间，勤奋好学，关心政治时事，为当时学生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消息传到上海，以复旦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至工商业社会团体，5月7日下午联合各阶层平民30万人举行大会，声援五四运动，5月11日，在何葆仁、吴南轩、章友三等人主持下，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员12000多人，何葆仁任学联会首届会长。6月5日，学联会领导上海总罢市，得到上海 50万人民的同情。6月16日全国学联会于上海成立。号召全国各省学联会统一爱国运动。何葆仁以领导上海学联会爱国运动而闻名，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副会长。
  1920年，何葆仁从复旦大学毕业，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商科，后又进依里诺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4年，回上海复旦母校任政治系教授,甚受学生欢迎。1925年，何葆仁在新加坡完婚，夫人曾玉照是马六甲大实业家曾江水之女。之后出任华侨中学校长。1928年应和丰银行董事主席林秉祥聘请，出任马六甲州和丰银行分行经理，1932年和丰、华商、华侨三银行合并后，何继续任马六甲州华侨银行分行经理，并以敬教劝学的精神组织晨钟励志社，开展体育活动，建议培风、培德、培才、平民四校统筹合办华文教育。抗战时期，何葆仁致力于抗日工作，周旋于陈嘉庚、胡文虎之间，促使他们为抗日而合作。新加坡失陷后，何葆仁携家人回到重庆，参与祖国的抗战工作，并注意维护当时的归侨战时生活。
  战后，何葆仁在香港参与胡文虎、林庆年等人组织福建经济建设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40年代末期南渡新加坡，创办葆成有限公司，经营东南亚至日本的商业贸易，后兼任远东银行副总理。
  何葆仁晚年任远东银行顾问、同济医院副主席，同时还担任南洋女中、禾山公会、何氏公会等团体的名誉主席。1978年1月 3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83岁。
  邱忠波（1830—1892 年）邱忠波，福建同安县安仁里新境村人（现属厦门市杏林区）， 1830年出生。1852年南渡新加坡谋生，曾与人合伙在马吉街开设长和商号。1874年11月他退出该号，而和普吉的拉惹维吉合作取名万兴号，经营船务。1875年，邱忠波集资150万元，自创万兴轮船公司，并在香港、槟榔屿、厦门和汕头设有分行。1876年，邱忠波又和林永庆、赛特、穆罕默德•阿莎哥及钟安美等人合伙经营安美船具公司。到1879年万兴轮船公司（设在马六甲街）已经拥有“漳福建号”、“漳海澄号”、“卡里斯布鲁克号”、“珍珠号”和 “海燕号”等七八艘轮船，成为新加坡最具实力的华人商行。
  邱忠波也成为当地航运界和商业界的卓越人物，是当时新加坡福建华人社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
  1880年，“漳福建号”在厦门被英国驻厦领事翟理思（H • A •Giles）专横扣押并罚款五千英磅，邱忠波向上海最高法院提出控告，要求翟理思退还无理征收的罚金并赔偿轮船被扣所蒙受的损失一万英磅，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此事由香港报纸披露， 被新加坡《每日时报》长篇转载，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1892年邱忠波逝世，享年62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槟城。
  邱菽园（1874—1941 年）邱菽园，原名炜萱，自号“星洲寓公”，原籍福建海澄（今龙海）县，1874年出生于厦门市郊新埯村。其父邱正忠于1846年南渡新加坡谋生，后经商致富成为当地著名米商。邱菽园6岁时抵新加坡，由父亲聘请家庭教师讲授中文典籍，后又回国继续深造。 20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1851年赴京会试不第，时值甲午战败割台，邱菽园参加上书活动，事后深感失意便无心仕途，返回新加坡。不久父亲亡故，他与弟邱德祥各分得遗产70多万元，遂成巨富。
  邱菽园无意继承父业，先后创设“丽译社”、“乐群文社”和 “会吟社”，日以诗酒与南来名士交游，与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潘飞声、丘逢甲等都有来往。与外交家容阂、革命家章炳麟、 翻译家林琴南、画家徐悲鸿、刘海粟等书信往来，交流作品。邱菽园为人豪放不羁，风流倜傥，自称“余好酒好色，间杂屠沽饮博，有信陵之风，他平时乐善好施，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1899 年林文庆等人倡办新加坡中华女校时，邱栽园捐款3000元，作建校基金，此外他还任华英书院义塾董事、南洋女校董事、道南学校董事、公立怀德学校副总理以及南洋英属华侨教育总会议员等职务。
  1898年邱菽园独资创办《天南新报》，任主编并常亲撰社论, 鼓吹维新救国。其后应聘任《南铎日报》、《觉华周报》、《星洲日报》副刊编辑。1900年2月邱菽园邀请康有为赴新加坡，随后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部保皇分会会长。同年7月，他捐25万元巨款支持唐才常发动“勤王起义”。由于康有为扣压华侨捐款, 汉口起义因等待经费数度改期而告失败。事后邱菽园了解真相大为震怒，在《天南新报》撰文揭露康有为的骗术，宣布继绝与康有为保皇派的一切关系。此举在东南亚影响很大，使许多原保皇党人物转而支持孙中山革命。如马来亚的郑螺生、李源水等都成为同盟会南洋分会早期会员。
  邱菽园和林文庆的活动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并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对邱、林等支持“叛乱”加以警告。邱菽园在国内的亲属被拘捕，迫使邱菽园以赈灾名义捐出一万两银子给清廷以赎其“勾结康有为之罪，随着保皇派活动的日趋沉寂，邱菽园不愿再涉足政治，但是他仍与许多革命派人士私交甚笃。曾出面为黄乃裳开发诗巫（新福州）作保证人。
  1905年，邱栽园投资土地买卖失败而亏蚀一空，其弟邱德祥生意亦告亏损，兄弟二人向法院申报破产。从此邱菽园一贫如洗， 完全依靠卖文为生，身居陋室而研读新小说，著有《新小说百品》和《容云庐小说话》。此后邱菽园承办《振南日报》，一度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秘书。1929年应胡文虎之聘任《星洲日报》副刊主任。1930年以老病辞归。从此以诗酒自娱，谢绝应酬，晚年笃信佛教，曾任新加坡佛教会会长。
  1941年11月30日邱菽园病故。这位曾被刘海粟誉为“一代诗哲”的华侨诗人，其主要诗作有《啸虹生诗抄》，康有为曾为之作序并认为其诗“滂博天葩，雄奇俊迈”。还著有《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尘》、《挥尘拾遗》等。邱菽园去世后所遗下未刊诗稿，由其女邱鸣权、女婿王盛治整理成《菽园诗集》，于1951年出版。
  张扶来（1853—1938 年）张扶来，1853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18岁时到新加坡，靠劳力生活，数年后，在梧槽路开设顺美号杂货店。1877年，前往荷属（今印尼属）纳土纳群岛和阿南巴斯群岛从事椰干贸易，后逐步发展并拥有“安丰号”，“列派号”、“巴达维亚号”、“文律号”数艘汽船。同时雇用土族帆船，从纳土纳群岛运载椰干、硕莪等土产到新加坡。1907年四海通银行成立时，张扶来是创办人兼首届董事。1909年开设米厂，拥有大批房产及两座硕莪厂，一座设在合乐路，厂名福顺源号，另一座设在芽茏，厂名福美源号。 1910年成为英籍民，历任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第三至五届（1908 年至1910年）董事，新加坡同安会馆首届（1931-1933）常务委员，第三届（1937—1938年）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1938年11月逝世，终年86岁。
  张永福（1867—1942 年）张永福，又名受其，同安县积善里灌口镇（现属厦门市郊区）人。清国治六年（1867年）出生。15岁随父南渡谋生。后在马来亚槟城创设新裕隆公司与缅甸仰光开设集发商号及永通、大同油厂等。
  1908年，他与徐赞周、庄银安等一道参加中国同盟会，支持创办益商学校，觉民书报社。民国成立后，受命担任中国国民党驻缅甸支部第一届副部长。一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与陈守金、苏学书等人发起创立缅甸福建女子学校，开缅华女子教育的先河;并曾蝉联多届缅甸华商会主席、缅甸华侨教育总会会长，以及缅甸政府“慈善事业理事会”华侨代表，遇事敢言，多所建树，后因年老引退。
  抗日战争期间，他出任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直属仰光支会会长， 缅甸华侨公债劝募会主委及缅华救灾总会监委等职，积极倡导捐输，支持祖国的抗日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携眷经滇缅路回国避难。因不胜劳顿，于1942年5月10日病故于云南楚雄县立医院。享寿75岁。
  张朝聘(1882—?)张朝聘，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82年出生于新加坡，系银行家张扶来之子。毕业于莱佛士书院，中英文造诣颇深，曾任四海通银行与和益轮船公司董事。张怡胜(1888—1949 年)张怡胜，1888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青年时南渡到新加坡谋生，勤俭刻苦，认真习商，后自创正大汇兑庄。1929年张恰胜参与发起组织新加坡同安会馆，连任会馆第一、二届总务股主任, 还任星洲闽南汇兑公会等社团要职。1949年3月逝世，终年61 岁。
  张淑源(1892—1975 年)张淑源，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92年出生于新加坡。初受英文教育，后补习中文。早年以出租自行车营利，并与友人组织源和兴公司。嗣后，独资创办源和号，经营车业兼出入口生意。生平信仰佛教，连任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多年。曾任新加坡同安会馆第七、八届(1946—1952年)监察委员，第九届(1953—1954 年)常务委员，终年83岁。
  张楚琨(1912— )张楚琨，福建泉州人，1912年生。1923年随家人移居新加坡，1925年回泉州，就读于培元中学，后考入上海公学大学部，1932 年毕业后曾任教于上海泉州中学和泉州培英女中。在沪期间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组织。1937年张楚琨再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编辑，同年他参与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工作，并任总队宣传部长。1940年3月至12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问视察，张楚琨任慰问团秘书。日军侵占新加坡期间，流亡于印尼苏门答腊，战后返回新加坡。
  1946年11月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张楚琨任该报董事兼总经理，同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新加坡分部主任委员。 1949年9月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张楚琨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张楚琨历任情报总署专员，新华社华侨广播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新闻社副主编，厦门市副市长，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常委兼副秘书长、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
  张楚琨著有《滇缅公路考察记》（1939年）、《南北战场印象记》（1941年），在1984年主编《回忆陈嘉庚》等。
  张明添（1918—1982 年）张明添，福建同安县西塘村（现新民镇西塘村）人，1918年出生于家乡，其家后迁居坂桥村（现属厦门市郊区）。早年赴马来亚谋生。50年代开办宜昌有限公司，经营印尼土产转口贸易，经商致富。曾创设马来亚合众银行和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合众银行在新加坡、香港、英国设有分行，其中新加坡分行下设6个支行。张明添亦曾任香港嘉华银行顾问，并一度控制过马来西亚美伦酒店集团，成为金融界与工商界的大红人，亦在台湾经营旅游业。
  张明添曾于1973年—1976年任新加坡同安会馆第十九、二十届副主席。热心公益事业，曾向同民医院捐赠救护车一部。
  1982年4月病逝。
  张益安(1918— )张益安，祖籍福建厦门，1918年出生于马来亚瓜拉丁加奴州。 其祖父早年即南渡谋生，定居于瓜拉丁加奴。张益安自幼在新加坡就读英文学校。1940年张益安在瓜拉勿述创办民生杂货店，由于经营有方，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商家之一。
  1948年，张益安在日底市创立合安号,经营铲土填地的土石工程，该号拥有大批土石工程机械，在日底市兴建新市区的工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益。
  张益安经商之余，对当地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为促进华人与当地土著的和睦相处而做了大量工作，被推选为马华日底支会会长，先后达十几年。1956年，张益安荣膺当地政府赐以太平局绅 (J · P)称号，1964年晋封为P·J·K勋位。张益安还任日底国民型中华学校董建会校委会主席、官委董事等职，对于该校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辛海棉(1929— )辛海棉，祖籍福建同安，1929年出生于菲律宾新华盛顿阿克兰，少时就读于新华盛顿小学，后进圣威斯特•伊洛依诺市的嘉诺•佛莱尔教区神学院，1959年，在罗克萨斯市伊玛卡雷特•康赛宣学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
  辛海棉自1954年受洗后，即进入宗教界。1954—1957年, 在卡皮艺教区当传教士。1957—1967年，在美国罗克萨斯市的圣 •皮尔斯神学院任第一校长，并于1960年被任命为罗马教皇约翰八世在当地的传教士。1967年，任欧巴和附设的教堂名誉主教和嘉罗教区副主教。1970年，担任嘉罗教区沙达•波尼南教皇行政官。1972年，任玛沙•鲁柏伦斯大主教并连任嘉罗教区副主教，随即升任嘉罗大主教区的大主教。1974年，在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1979年，连任主教大会副主席。1974年，辛海棉还被任命为马尼拉大主教区大主教，成为菲律宾教会的中心人物之一。自1975—1987年的12年间，美国、菲律宾的一些大学陆续授予辛海棉以法学、人文、宗教、神学、人类学、教育学、 文学、社会学等21项名誉博士学位。
  1976年，辛海棉又被罗马教廷的宗教法庭封为红衣主教。
  作为马尼拉大主教区的大主教，辛海棉自1960年以来参加过 10余次在罗马、台北、香港等地召开的主教大会及传教活动大会， 还参加过在梵蒂冈举行的宗教秘密会议。
  辛海棉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还在许多宗教集会、大学演说会等场合作演讲，其文章和演讲经常涉及教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
  菲律宾号称亚洲惟一的天主教国家。全菲人口 87%以上信奉罗马天主教，天主教会在菲律宾拥有极大的势力和影响。特别是在1986年菲律宾“二月革命”中，天主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辛海棉个人来说，他是梵蒂冈教廷中年龄最轻的枢机主教，富于进取精神，很想在亚洲为教会“有所作为”。菲律宾当时的局势也为他的活动提供了条件和舞台。
  辛海棉在菲律宾“二月革命”时，打破教会一般不公开干预政治的传统，在菲律宾总统选举期间，出面组织科拉松和劳雷尔两大反对派的联合，呼吁教徒投票支持科拉松，并频繁举行公开演讲，科拉松•阿基诺执政后，辛海棉对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辛海棉幼年曾在中国生活过短时间，现尚有嫂嫂、侄儿等亲属在厦门等地。1985年和1987年，辛海棉曾两次来华访问。
  沈观格(1892—1961 年)沈观格，同安县人，出生于1892年。1917年南渡到印尼三宝垄谋生，担任仲烈公司会计兼批房。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沈观格与王雨亭、魏咏沂、洪澄潭、黄金浦等人，发动和联合侨民，向三宝垄商会请愿，要求加薪，结果获得胜利。接着他们又组织工党，创办《真理》半月刊，创办平民日夜学校，为失学的侨胞教授中文、英文。1927年，沈观格回国定居，先后在银行、钱庄任会计。1940年冬曾被厦门警察拘留，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旁的日本警察署狱关了十几天。
  厦门解放后，沈观格退休在家，写了许多旧体诗词，歌颂人民解放、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他擅长旧体诗词和灯谜。他以《拙庐谈虎集》一书，对灯谜的历史、格式、实例，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将灯谜、物谜、画谜分门别类，对谜体、谜格搜罗汇集大量实例，加以品评和分析。另一本《拙庐灯虎集》是沈观格历年谜作的汇编，共有700多条，分为文学类、杂俎类、特种类三项，并附有物谜一则，画谜四十二图。为了便于初学者阅读，大多加音义注释和典故出处，谜语的“体气“格”及构造意义。他一反谜坛“只为智者道，不为俗人言”的做法，为普及谜学作了贡献。不仅如此，沈观格在谜语格上有所创新，发明了 “双射法"，即一条谜语猜出谜底后，将谜底作为谜面又猜另一谜底。如 “穿壁引光"初射三国人名“孔明"，再射“仲尼日月”四个字。在 《拙庐谈虎集》和《拙庐灯虎集》二书中，沈观格还介绍了厦门另几位谜家的谜作以及谜坛活动。
  1961年，沈观格病逝，终年69岁。
  沈文炳(1914—）沈文炳，又名嗣朱，祖籍福建同安，1914年11月出生于厦门一书香世家。其祖父沈翰卿是厦门知名文士，其父沈观格为厦门著名灯谜家。沈文炳早年毕业于厦门省立第十三中学及双十中学后，即到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及青岛大学体育讲习班深造。毕业后，先后在泉州晋江中学、厦门侨南女子中学及双十中学任教。 1937年，南渡马来亚定居，历任吉隆坡尊孔中学体育主任、新加坡华侨中学体育主任兼舍监、南侨女子中学体育主任兼总务主任及副校长。他在海内外服务于教育工作，为祖国为侨界培养人才，达20多年之久，堪称桃李满天下，成绩斐然。新加坡宣布独立以后，总理李光耀授命他组织人民协会，并任命他为该会理事长，连任达7年半之久，于享受累积假期后光荣退休。旋即转入企业机构，历任新加坡亚洲商业银行营业顾问、亚洲商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新福海外投资私人有限公司财政、茂年控股有限公司顾问、全保（保险）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东海岸大旅店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此外现在还担任新加坡厦门公会执行委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顾问等荣誉职务。1984年10月，他回厦门参加双十中学70周年校庆，为协助双十中学的发展，欣然应聘为厦门双十中学董事会名誉会长。
  沈文炳作为新加坡国公民，热爱这个国家，但作为华裔，他也关怀故国和家乡的繁荣、昌盛和母校的发展。
  沈文炳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体育家，深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孝友之道"和基督教义“博爱"精神的熏陶，他有机地把这两种美德糅合起来，以陶冶学生的品德，并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诲人不倦，而赢得海内外教育界和星马社会的高度评价。
  沈文炳非常重视体育运动。他对当地举办的运动会和国际性的体育活动，无不尽力协助。担任过新加坡篮球裁判部主任、篮球裁判员训练班主任、新加坡女子篮球队教练，并当选新加坡中华体育促进会、篮球总会、排球总会、醒华体育会、教师总会等理事，以及新加坡国术总会首任会务顾问、象棋公会名誉会长等职。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新加坡担任教育部体育课程标准委员会主任期间，对新加坡全国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成绩尤其突出。他对“华陀养生操”的钻研甚有心得，并朝夕坚持锻炼，得益非浅。 为提高新加坡国民健康水平，他撰写了《华陀养生操》一书，并附印了亲身示范图片，公诸社会。
  新加坡1965年宣告独立后，经议会制定了人民协会法案，成立新加坡人民协会。沈文炳受命于总理李光耀，担任该会理事，致力于社会组训工作。初时，他将各区热心社会服务人士组织起来， 进而成立各区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并相继成立妇女小姐、青年领柚训练班，他在《怎样促进管委会与人协职员之间的联系》一文中，揭示了 “人协”的奋斗目标是：“把新加坡公民与联络所联系起来，使更多民众参加联络所活动，从而培养公民意识、国家观念，共同为建立一个模范的多元种族国家而努力。”他还亲自撰写了《人民协会会歌》，词曰：文娱同教化，和谐相处真快活；勤奋与效忠，确保建国必成功。
  人民协会宗旨成功，服务志趣豪。
  他以坚强的毅力与卓越的才智，锲而不舍地开展社会团体组训工作。这对新加坡把民众基层社会团体纳入健全的轨道，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安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影响很大的是：他将派系纷繁、良莠不齐、而往往为黑社会利用危害人民的国术团体，组成为新加坡全国国术总会并亲自担任首任会务顾问，使它成为一个“精诚团结、互助合作、奋勇迈进、坚强有为的体育活动组织"，也是东南亚各国最具规模的一个弘扬中华国粹的国术团体，其功绩尤为人所津津乐道。他在“人协”把民众联络所发展成为新加坡建设中的一种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团体组织体系，并成功地使它成为新加坡各级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和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纽带。他的卓越的成就，使他获得“社会组训工作的领袖”的美誉，而蜚声于国际。1966年6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他偕夫人到美国各州访问3个月，交流社会组织工作的经验。
  沈文炳在英国殖民地和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马来亚当过“二等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亲眼看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没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惨败。而70年代、80年代华人的经济崛起, 更使他兴奋无比。他说，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日本侵略者，侵略、掠夺东南亚各国一两百年，尽管他们用最残酷的手段来剥削和统治各殖民地，并妄图永久占领这些殖民地，但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不懈的斗争，这些殖民主义者和侵略者，终于无可奈何地夹着尾巴滚出了东南亚。惟独中国华侨却落地生根地保留下来，并为东南亚各国的繁荣、昌盛，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并赋有“孝友”和“仁恕”之道的中华传统美德的民族，因而能与各国民族水乳交融为一体，同甘共苦，而成为侨居国的各项建设的中坚力量。
  沈文炳对祖籍国中国怀有殷切的感情。他说，居住在国外的华人，当然有人关心中国的社会动态，但他认为移民外国的华人, 应该关心的是中国的“国运”即国家的成功。他说：“我们相信, 中国人民政府能够自己处理国内的事务，而中国的'国运'，需要居住外国的亲人加以关怀和支助。”“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华人崛起世界的世纪”，“哪一个华人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改建成功、民富国强、教育普及的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厦门经济特区创建伊始，他就于1981年、1984年、1985年先后三次带领新加坡和墨西哥企业家来洽谈投资。此后他还多次来到中国。
  他对母校双十中学的发展非常关心。他在愉快地接受该校董事会名誉董事长职务之后，更加积极地广泛联系港、漠、台及海外校友，为双十中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沈文炳近年来服务于教会、国内外神学院、政府机构咨询会、 学校董事会及社会福利工作，他平时还勤于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有：《体坛人语》、《实用体育行政》、《日本亚运特写》、《民众组织与社会服务》、《中国游踪》等。
  沈文炳先后任新加坡厦门公会第三十届监察委员、第三十一届教育委员、第三十二届福利委员、第三十三届副福利委员、第三十四届文教委员。
  汪万新（1903—1978 年）汪万新，别名汪洋，清光堵二十九年（1903年）出生于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市）。1922年毕业于集美师范学校，翌年即在海澄树人小学任教，1924年南渡，在印尼巨港中华学校任教员，后升任校长，1930年在玛瑙树埠开设“万新”号杂货商店，随后往新加坡、巨港等地经营杂货。太平洋战争时期，携眷避居玛瑙树埠郊区。日寇投降后，先后在槟城、巨港、新加坡与友人开设 “联益”、“益和”、“三益”公司，经营土产，并参与组创昆兴公司， 任副董事长。
  1952年，汪万新被英殖民当局以共产党嫌疑拘捕，同年回国， 先在北京参加政协华侨小组学习，经庄希泉、洪丝丝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北京华侨辅导委员会干事。1954年，调回厦门任厦门市侨联副主席。汪万新先后参与创办厦门水产养殖场，捐资兴办华侨托儿所，华侨中学，鼓浪屿华侨热带作物引种试种场 （1962年定名为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场）。1960年3月出任厦门侨务局副局长。
  汪万新历任全国侨联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厦门市侨联第四、五、六、七届主席。
  1978年汪万新因病逝世，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