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吕毓甫(1863—1927 年)吕毓甫，1863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后埯村。少时在乡村私塾读书，曾赴童子试，却因父母去世而未能参加，被乡人称为 “不第秀才成年后因家贫寒，当过私塾教师，不久由乡亲介绍， 南渡到马来亚槟城谋生。初任顺昌号记室，渐悉商务，预测土产进出口贸易大有可为，于是筹集资金，自创同丰号，专营土产运往香港、厦门以及上海等地，因业务日渐发展，遂购置大帆船数艘运货川行于泰国曼谷、缅甸沿海及苏门答腊之间，十年间的顺利经营获利颇丰，为其事业打下了基础。
  吕毓甫性情慷慨，待人诚恳，对于公益事业极为热心，20年代槟城的慈善文化教育机构多受其捐助，故在当地侨界中极有声望。在辛亥革命前后，凡在槟城筹集军饷、红十字医药等，吕毓甫均捐巨款，并拒绝当地报刊的宣传。
  吕毓甫是槟城同安金厦公会(原名槟城南洋同安会馆)的发起人，并出资出力最多者。1920年吕毓甫见马来亚各地同安乡亲日渐增多，尤其在槟城水上操舢板业的，大多为同安、金门、厦门一带人民，感到有必要组织一社团以联络乡情，于是和杜福星、 周永湖等发起组织南洋同安会馆筹备委员会。因经费缺乏，迟迟无法正式成立。1923年，吕毓甫挺身而出，大力鼓吹组织会馆宗旨，四出奔走邀集同乡聚议，言称会馆如不能正式成立，我等何以立足于社会，取信于社会，实为吾人之奇耻大辱，声泪俱下，当场认捐1000元，众乡亲共捐4000元，吕毓甫又垫出3000元，共计8000元购置会所，于1923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定名南洋同安馆（后改为同安金厦公会），公推吕毓甫任会长。
  吕毓甫于1927年12月逝世，终年64岁。槟城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庄银安（1855—1938 年）庄银安，字吉甫，号希复。福建同安县角美乡鼎美祥露村 （现属厦门市杏林区）人，出生于1855年。18岁时离乡出国到缅甸谋生，初在仰光华侨商人经营的泰昌号当佣工，由于庄银安处事谨慎，勤劳敏捷，甚为店主苏天祜器重并招为女婿。庄银安成家后，数年间稍有积蓄，便自开设源记栈，并向缅甸政府申请开垦荒地，种植颇有收获。庄银安致富后，平时对于华侨社会公益事业热心支持，肯为侨胞排忧解难，1893年任仰光建德总社第三任内总办，在华侨社会中已有了一定的声望。
  1903年，庄银安与陈甘泉、徐赞周等创办仰光中华义学，开缅甸华侨办校之先河。同时还附设开办益商夜校，为那些白天无法学习文化的侨胞提供学习机会。
  1904年，康、梁保皇势力进入缅甸，以保救光绪实行新政为口号，蒙骗了仰光侨界的众多商人，并成立了缅甸保皇分会。由于庄银安在当地华社深孚众望，被康有为推举出任仰光保皇会会长。庄银安以为康有为忠心爱国，意欲受任，被挚友陈甘泉极力劝阻，因为康有为伪造衣带诏蒙骗华侨一事已有所披露。不久革命党人秦力山受孙中山委派到达缅甸仰光，由陈甘泉引见庄银安， 在了解保皇派真相之后，庄银安与保皇会脱离关系，影响很大。但事后中华义学受到清朝政府控制，向北京学部领取经费并改名中华学校，庄银安与徐赞周等抗争无效遂与该校脱离，将益商夜校改办为日校，聘请国内学者陈仲赫主持校务。
  1908年3月，仰光同盟分会成立，徐赞周，陈仲赫等十多人率先入会，由于当地保皇势力影响，同盟分会成立3个月后仅有会员37人。庄银安认为必须加强宣传革命，便与徐赞周、陈甘泉等人集资8000多缅盾，于同年8月创办了同盟会在缅第一份机关报《光华报》，以“开通民智，振兴祖国”为宗旨，庄银安任报社总理，居正、杨秋帆、吕天民等受孙中山推荐先后到该报主笔。 《光华报》出版之后同盟会声威大振，月余之间会员增至400多人。 9月，孙中山特派汪精卫、吴应培二人到仰光，改订同盟会章程， 于11月29日正式召开大会，公推庄银安为会长兼主盟员。
  《光华报》大力鼓吹革命，抨击康梁保皇谬论，还刊载了陶成章的《浙案记略》，又因揭露清政府驻仰光领事萧永熙敲榨华侨商人事，萧恼羞成怒，以抄没本籍财产威胁解散报馆，多数股东慑于枚势，停刊拍卖，被康党间接购得，改为鼓吹保皇的《商务报》。仰光同盟分会只得另行筹集资金，于1908年11月再次开办 《光华报》。1910年，仰光保皇党与清领事合谋诬告《光华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被缅甸殖民政府下令将该报主笔居正和报馆庶务陈汉平送解出境，庄银安避居马来亚槟榔屿，《光华报》第二次停刊。在槟榔屿，庄银安与当地同盟会员陈新政、黄金庆等人筹资创刊办《光华日报》，于1910年11月1日正式出版，是同盟会在马来亚的机关报。
  缅甸仰光同盟分会在1908年至1911年拥有会员2343 人，其中同安人472人。庄银安等人集中力量筹款维持《光华报》进行革命宣传，前后总共耗资约6万多缅盾。对于孙中山多次发动起义所需求的捐助，庄银安也尽力予以支持。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惟福建省尚无声息，南洋各属同盟会公推庄银安为南洋总代表，携华侨捐款返厦推促起义。福建光复之后，庄银安被闽省都督孙道仁聘为福建军政府顾问，并任厦门市参事会议长兼财政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庄银安对吏治混浊的政局十分愤慨，返回缅甸，开办大同油厂，潜心商务获得巨利。1913年由冯自由举荐，任临时稽勋局名义审议。
  庄银安晚年回乡养老，著有《缅甸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厦门市侨务局委员。1938年庄银安因病逝世，享年 84岁。
  庄希泉(1888—1988 年)庄希泉原籍海涵祖籍福建安溪，1888年9月出生于厦门。他的父亲庄有理在厦门和上海开办货栈庄春成号，在台湾也有联号, 经营土特产品和文具纸品。庄希泉幼年在厦门读私塾，12岁时被父亲送入日本人在厦门开办的东亚书院，但他在校3年只对游泳、 划船等体育运动感兴趣，只得休学在家，除学习算盘外，还请教师补习功课。
  1906年，庄希泉随父赴沪，在庄春成上海分号任出纳，1910 年继任该店经理。当时上海是反清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庄希泉结识了沈绶云等人，接受革命思想，同情和向往革命。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组织筹饷队分赴南洋募捐，庄希泉积极参加。第二年孙中山在上海筹组中华实业银行，委派军政府驻沪理财特派员沈鳗云为该行筹备主任。庄希泉应沈鳗云之邀，率队赴南洋各地募中华实业银行股份。此行在马来亚槟榔屿，庄希泉经当地同盟会负责人黄金庆、陈新政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5月，庄希泉应聘出任中华实业银行南洋总分行协理。 1915年，庄希泉与陈楚楠在新加坡合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经理。1917年，他与余佩皋等人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 （即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前身），任该校董事长。庄希泉在该校提倡国语、精选教材，从国内聘请进步教师，并取得陈嘉庚的赞助。
  1920年5月英国殖民政府当局颁布了《海峡殖民地教育条例》，为新马广大华人所反对，庄希泉与陈寿民、张国基等人联合组织“华侨学务维持处”，在华侨各界人士中发起“争人格，反苛政”的签名请愿运动。庄希泉被推选为三位请愿代表之一。不久他遭到殖民当局秘密逮捕，拘禁50多天后于1921年初被驱逐出境。
  1922年庄希泉从上海回到厦门，在海外华侨资助下创办厦南女子师范学校，任董事长，其夫人余佩皋任校长。夫妻二人倾心办学，受到社会好评，他们还合撰《南洋英属教育之危机》一书， 呼吁应对东南亚的华文教育予以重视。
  1925年庄希泉在厦门加入国民党并任福建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根据中央党部指示，及时组织“厦门外交后援会”，动员罢工、抵制日货，被日本驻厦领事署强行逮捕。 厦门80多个团体联名出面交涉仍旧无效，日方要庄希泉出具悔过书并声明退出外交后援会，否则将押送台湾严办。庄希泉拒绝妥协，遂被关押台湾监狱达9个月之久，后经亲友营救出狱。他一再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而非因他父亲庄自理日台籍身份使他自然具有日侨身份。1927年他在赴南洋途中经上海时，摆脱日本政府的控制，并在《新闻报》上发表“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侨民”的声明。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庄希泉流亡菲律宾，1933年他与王雨亭在马尼拉创办《前驻日报》，任经理兼编辑，在华侨中宣传反蒋抗日。同时他们又合作经营中华影片公司，组织放映苏联影片《夏伯阳》等。1934年夏庄希泉从菲律宾回厦省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欲加以杀害，后由日本领事出面交涉予以引渡，不久即获释。1938年庄希泉移居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任香港福建同乡会常务委员，并倡办建光学校和立华女子中学，收容大陆逃港难童，还赞助香港台湾革命同盟会刊物《战时日本》杂志。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庄希泉回到广西桂林，并在柳州等地组织闽台协会和闽台建设协进会。其时他的儿子庄炎林任中共广西省委交通员、广西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为了支援中共广西省工委经费，庄希泉变卖了在港全部家产悉数捐献。抗战胜利后庄希泉再次南渡新加坡，任捷通行经理，经营出口贸易及发行苏联影片，并继任南洋女中董事长。1947年，他在香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兼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
  1950年初庄希泉回国，历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中侨委生产救济司司长；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华侨大学董事长以及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1982年12月以9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5月，庄希泉因病在京逝世，终年100岁。许玉寰（生卒年不详）许玉寰，又名许尚志、许寰哥（戈），福建省同安县积善里角尾乡鸿渐尾村（现属龙海县）人，1861年，他东渡菲律宾谋生，在马尼拉一教堂内当杂差，取教名为扶西•许寰哥，娶一菲律宾女子为妻。19世纪70年代，许寰哥迁往中吕宋打拉省帕尼基。当时菲律宾华侨中通常将姓名作为本家族姓氏，如果姓名有三个字，即省略当中一个字再加上尊称“哥”字，所以许玉寰被称为“许寰哥一世”，而他的家族则称为许寰哥家族。
  1898年菲律宾人民举行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许寰哥得到了西班牙人的庄园，从而成为种植园主，以种植甘蔗、经营碾米业和制糖业逐渐发达，从事高利贷而致富。1928年，许寰哥在拥有大片甘蔗园的基础上，兴建帕尼基糖厂，成为菲律宾全国著名的糖业巨头。
  经过多年的发展，许寰哥家族已成为打拉省之望族，并已全盘菲化。许寰哥财团是菲律宾著名的大财团之一。
  许寰哥生卒年不详。他逝世后葬于打拉省。其后裔在他墓地上竖立半身像和纪念碑，碑上刻有：“同邑鸿渐•皇清显考十九世尚志许公封碑”字样。
  1985年，菲律宾许氏宗亲总会理事长许经习，受许寰哥家族委托，根据许寰哥碑文内容，致函同安县侨务部门，请求协助查询许寰哥的故乡及其近支亲属情况，同安县侨务部门对此事十分重视，做了详尽的调查和答复。许友超(1900—1963 年)许友超，晋江县福林乡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生。 少时在家乡就读，12岁随叔父南渡菲律宾，入圣马拉书院学习英文，毕业后辅佐其叔经营义隆林木材厂，1925年出任该厂经理。 1930年游历东南亚各国考察商务。曾先后担任森商商会会长，东方共济俱乐部总理，中华商会副会长，1932年，当选为马尼拉中华商会主席。
  “九一八”事变后，出任菲律宾国难后援会及马尼拉航空建设协会副主席、救国会主席。1932年秋，代表菲律宾国难后援会、中华商会返闽考察，表示将动员菲律宾华侨人力、物力救援家乡，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家乡服务。蔡廷借将军深受感动，亲笔题词:“为国服务"相赠，同时，推荐许友超为思明市(即今厦门市)市政筹备处处长。许在任职期间，澄清吏治，把稳时周，并注意发展地方经济，十九路军在闽成立人民政府后，任命许友超为厦门市市长，旋调任龙漳汀省省长，但因故未能赴任。
  许友超著有《华西会话》、《英华西菲会话》等书，1963年逝世，终年63岁。
  许平等(1911— )许平等，原名丙丁，祖籍同安县马巷镇，1911年出生于法属安南（今越南）海防市，幼年时回乡求学，14岁时南渡新加坡，任职于新成茂树胶制造厂，7年后转入民生有限公司。1933年受民生公司委托到槟城任该公司第一分行经理，1938年与槟城友人合办大同有限公司，经营树胶出口。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再创设大福有限公司树胶厂，1950年在印尼北苏门答腊棉兰创办万年有限公司，经营树胶业10年。1960年返回槟城任新同德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还任平等有限公司、联马建筑有限公司、新加坡同德有限公司、太平信成有限公司等董事主席，任联马发展有限公司、联马纺织有限公司、汤浅（马）电池有限公司副董事主席，任四福有限公司、庆立有限公司、南达树胶有限公司、真百利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许平等热心社会活动，历任马来西亚树胶公会总会会长、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槟州华人大会党主席、同安金厦公会主席、福商工会主席、许氏高阳堂主席, 以及艺术协会、明善堂、马华公会升旗山区会、南华医院主席，任福建会馆副主席、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副主席，以及世界红十字会槟州分会、怡然亭俱乐部、丹斯里苏承球慈善基金委员会、马华公会槟州联委会等副主席，纪念王景成先生教育基金委员会、槟州各界筹募拉曼学院基金委员会、树胶公会总务，菩提中小学副董事长以及多所学校董事会董事。
  由于许平等对社会的贡献，他被授予拿督勋衔及太平局绅称号，并曾任槟州国会议员。许平等在社会活动中注意维护华人利益，以各种方式抨击民族沙文主义。1979年，他将自己的文章和讲稿汇编成《平言集》出版，后又出版《平言续集》。许志宗(1915—1990 年)许志宗，字志耻，1915年出生于马巷镇东界村，1926年在赵光村上过私塾，1928年往厦门谋生，当小商贩经营水果。1936年南渡新加坡，在其叔父福春林坊任职员，1945年以后，自创联茂和联发石厂。
  许志宗历任新加坡同安会馆第二十二届执行委员、第二十三届副福利股长、第二十四届执行委员，同安会馆互助部第八届信托人、第九届名誉主席，新加坡同安会馆第二十七届名誉主席。
  许志宗多次回乡探亲，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曾向同民医院、马巷老人体协、马巷侨联会、马巷小学、巷东华光小学、巷东东界村祠堂以及县政协、县侨联捐款赠物。
  1990年10月，病逝于马巷镇，终年75岁。
  许镇国(1919— )许镇国，1919年出生于厦门，父亲是位进出口商人。许镇国在兄妹中排行最小，所以在家中最受疼爱，就读于厦门大同中学。 年轻的许镇国看到很多人到南洋经商而衣锦还乡，由是萌生了到南洋创一番事业的念头。18岁那年他不顾家庭的阻拦，漂洋过海前往新加坡。起初他在亲戚陈永章店中当杂工，数月后转船上工作。当时中国正进行抗日战争，许镇国也参加了陈嘉庚领导的支援祖国抗战的筹赈活动。1941年许镇国新婚不久，日寇即占领新加坡，于是他携眷乘帆船逃到印尼。在印尼许镇国和岳父合伙租赁帆船，从印尼运载干粮到新加坡，再运回日常用品。由于天灾和战乱，航运生意做得十分艰苦，有一次帆船遭日军潜艇炮击而沉没，几乎丧失生命。就在日寇投降前的几个月，许镇国凭借预感将所有日寇发行的钞票（俗称香蕉票）全部买进橡胶和烟叶等土产。南洋光复后，这批货物运往新加坡售给盟军，以这笔钱款在新加坡建家创业。
  许镇国与友人合伙创办振亚公司，经营土产转口贸易。他分析今后的形势，随着各地反对殖民统治运动的蓬勃发展，独立的各国必定发展直接贸易，因此，许镇国于1957年退出振亚公司， 与张允中、许天赐等合组经纬有限公司，这是新加坡首家经营中国冷藏食品的公司，从中国采购冷藏食品，直接销售给顾客。1967 年，许镇国与张允中等合伙创办太平船务有限公司，任董事主席， 与此同时，他还独资创办了大伟有限公司，发展冷藏食品业务。 1982年，许镇国退出太平船务，以便集中精力经营大伟公司。经过多年的刻苦经营，大伟有限公司经销的有北京鸭、上海猪、宁波鹅以及上海鲥鱼等中国冷藏食品，还把业务伸展到东南亚及欧美各国。
  许镇国在总结他经商成功的经验时说，他认为其中秘诀不外两点：一是薄利多销，货色齐全，二是诚实，讲求信誉，此外还要加上刻苦耐劳，坚韧不拔和事必亲躬。许镇国的次子许定鸣，是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目前已使大伟机构管理电脑化，能独当重任。
  许镇国历任新加坡厦门公会第三十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十一、三十二届、三十三届监察委员，第三十四届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许子根(1949— )许子根1949年出生于槟城，祖籍同安。其父许平等为槟城华社领袖。许子根1。岁时小学毕业，15岁时即毕业于钟灵中学， 1966年获奖学金，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物理学，获理学士学位，1971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1975年完成博士论文，返回槟城后受聘于理大教育研究中心任讲师，边执教边调整补充论文。1978年6月升任理大教育学院副院长， 1982年辞去该职，与华社一批精英组建民政党，以期达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政治目标。当年大选中，许子根被选为丹绒区国会议员。1986年起，他被民政党推荐任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的政治秘书。1990年10月25日，许子根被选任马来西亚槟州首席部长，同时还兼任丹绒武雅区州议员。他在民政党内职务是：槟州民政党联委会秘书，民政党中委教育局副主任，民政党中央工作委员。
  朱陈造(1913— )朱陈造，1913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马巷镇桐梓村。少年赴城厢就读同安公学(即后来之集友小学，洗墨池小学)，后升入集美商业学校，毕业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
  1936年，朱陈造应其兄之邀前往越南，在其兄开办的建筑公司服务，工作努力，克尽职守，博得好评。1940年起独立经营工商业，克勤克俭、精心策划，业务蓬勃进展，其独资和参股组织的公司计有：纺织厂、炼铁厂、炼油厂、银行、保险、饭店、化工厂、进出口业务、建筑、木材、造船、驳船运输、成衣厂、代理商等，成为越南西堤朱陈家族经济集团的杰出代表人物。西堤市闻名的协发船厂、大亚化工厂、天虹厂店、新合发建筑公司和越南纱厂，均有朱陈子弟参与经营，朱陈造则担任天虹酒店和新合发建筑公司总经理。
  朱陈造还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卓有贡献，历任越南西堤中华理事总会（华侨联合会）主席、越南西堤各帮立学校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越南堤岸福建中华理事会理事长（福建帮长）、越南福善医院董事长、越南福德中学董事长、越南励志体育会会长、越南造船同业公会主席、越南驳船同业公会主席、越南清源高级职业学校筹建会督导人、越南中华总商会理事、越南工业协会理事等职。
  南越政府在堤岸市创办一所学校，为扩建校舍，要求华侨总会筹资支持。朱陈造认为，华侨一向对教育事业慷慨乐捐，不分帮派，对于当地教育事业也应支持以改善民族关系，于是带头捐款并发动各帮支持，兴建一座三层15间的教学大楼赠予雄王学校，捐赠者受到越南政府表彰。
  朱陈造还作为南越官方经济访问团成员，对促进台湾钢铁、水泥、棉纱在南越市场的销售作出了贡献。
  越南政府在推行华侨越南化的过程中，对华文教育也极力实行越化方案，命令解散各帮华校董事会，华文教育被大幅度削弱， 朱陈造联合各蒂负责人向政府有关部门交涉，未有成效。1971年, 阮文绍为连任总统而向华人拉拢选票，朱陈造乘机提出恢复华校董事会的要求，结果得到南越教育部的批准。各帮华裔的投票结果也令阮文绍十分满意。
  朱陈造旅越期间对于社会公益的贡献，获得华侨和当地越民的赞扬，为此，他先后荣膺南越政府教育部颁赠的一等及二等佩星勋章各一枚，内政部颁赠的一等佩星勋章一枚，卫生部颁赠的二等佩星勋章一枚。
  1975年4月，越南南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朱陈造在有关方面协助下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仓卒离境，飞经菲律宾到达台湾, 后定居美国。
  朱陈造对于故乡同安怀有深厚感情，1949年在家乡独资创办翠英小学，并汇款作为学校经费，直至越南政局转变为止。1989 年，朱陈造回乡探亲，出资重修宗祠，并捐资10万港元作为翠英小学奖学基金，另捐3万多港元加建学校围墙。
  朱陈造在台湾期间发起组织台北同安同乡会，蝉联理事长3 届，现任名誉理事长，出资重印《同安县志》、《马巷厅志》，发动并带头捐资设立同乡子弟奖学金。朱陈造还任台湾台北市越南归侨联合会首届会长。
  孙炳炎(1912— )孙炳炎，1912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仁德里孙厝村(现属厦门市集美区)，其父孙清廉在村中经营杂货店。
  童年的孙炳炎在家乡的乐安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陈嘉庚先生开办的新式学校。1924年3月，南北军阀在同安展开了一场长达7昼夜的大混战，150多个乡村的人民遭到掳掠烧杀，到处土匪横行，宗姓械斗不断。孙清廉感到生计实在难以维持，决定到海外谋生。1925年他带长子河洲抵达新加坡，在表兄店里帮工。不久，孙清廉自己当起小贩。1926年，孙炳炎兄妹4人在母亲的带领下，从厦门乘丰平号轮船，在海上颠簸了 7天，来到新加坡与父亲团聚。孙炳炎的大哥已到陈嘉庚的一间工厂当书记，新到的二哥去杂货店帮工。1927年，由乡亲介绍，孙炳炎到旧跑马埔的一间杂货店当学徒。孙清廉一家总算安顿了下来。
  孙炳炎的学徒生涯是在马来人聚居的地区开始的。因为在那样的地方学马来话比较容易，一个多月后普通的交谈他已可应付。 学徒工作十分艰苦，清晨6点起床打扫店铺，开店门，做买卖，干杂活，送货上门，有时甚至要扛100多斤重的袋装米送到顾客家。 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后关铺才吃晚饭，晚饭后还得粘贴盛东西的纸袋，11点钟方能上床睡觉。工资每天6分钱。孙炳炎这样操劳一个多月下来，渐渐消瘦了。如此繁重的工作不是一个15岁的童工所能承受的，父母岂能忍心？便劝他辞去了杂货店的差使。他领到50多天的工资3元钱。随后孙炳炎到一家同乡开的小酒店当店员，工作轻松得多，月薪有十三四元，使他能够有条件买些书籍来学习文化知识。一年多后，孙炳炎转到经营汽车零件的联友公司当书记，月薪增加到20多元，并开始学做账和生意经。以后联友公司收盘，他就到文流公司做事。这段时间，他除了上夜校补习英文外，还大量阅读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每天读书到深夜一两点，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杂文和小品文，有的刊登在《新国民日报》上。在文流公司工作4年多后，孙炳炎应创办南发黄梨厂的几个朋友的邀请，到位于克兰芝的该厂当书记。但他在南发黄梨厂只待了9个月，因为这期间工作太繁重，他得了两次重病，几乎死去，健康状况很坏，只得辞职回家。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如旋风席卷全球，东南亚华人经济也受到猛烈冲击。陈嘉庚的企业因而江河日下，最后受到外国银行胁迫而收盘。孙炳炎从南发回家时，他的大哥已离开陈嘉庚的工厂，自营木材生意，便邀孙炳炎合作。孙炳炎以几年的储蓄2000元入伙，兄弟在芽笼开了木材公司，取名 “森林公司”，1932年正式开业。
  当时的孙炳炎，已初步掌握马来语和英语的基础，对于当地社会商情也逐渐熟悉，并具备了一定的商业经营知识。森林公司开始营业时只算是一家小坊廊，兄弟俩从小资本做起，同心协力， 公司渐渐走上轨道，后来二哥也辞去杂货店工作加入森林公司。
  创业时期的森林公司只有两三个雇员，孙炳炎既是老板，同时又兼做书记、收货和收账工作。初期的工作非常辛苦，加之一般商家不熟悉森林公司背景，都要现款交易,使森林公司资金的周转十分困难，但因他们讲究信誉，经营得法，局面渐渐打开。许多火锯厂、建材五金商行和洋行，都给森林公司账期，森林公司站稳了脚，并逐步扩大营业范围，经营以水泥为主的建筑材料。由于业务逐渐扩大，兄弟商量分开各自独立经营，大哥开设森业公司，二哥开办森安公司，孙炳炎则保留了森林公司，将股份退还给兄长，自己独资经营森林公司。随着30年代中后期经济复苏的到来，森林公司业务大有进步，到了日军南侵前夕，孙炳炎的森林公司已成为越南红龙牌水泥分代理商，经营水泥销售有一定规模，每次运到新加坡都有几万包，到货的时候，在克罗福路新加坡河边总有几十艘为森林公司运货的驳船停在那里，仅10年左右时间，森林公司发展成为20多名职员，资本数十万元的初具规模的企业。
  1941年，日军南侵的速度出于孙炳炎的意料之外，12月8曰新加坡被日机轰炸的时候，孙炳炎正在吉隆坡。他匆匆赶回新加坡，计划举家迁往笨珍躲避，但孙母年老体弱，担心无法适应那里的气候，于是只得在樟宜菜市住下。这个地方相对来说较为安静，住宅边还有自建的防空壕。但是日军占领后不久，日军宪兵即找上门来搜捕，因为孙炳炎在新加坡参加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他事先得知日寇来捕的消息，与万礼区筹赈分会主席陈锦章逃到杨厝港，躲在一印度人家中。当日军大批捕杀、活埋无辜侨胞时，孙炳炎在芽笼和樟宜两区之间来回躲避，四处藏匿。后来得到一位叫李炎坤的台湾人帮忙，用金钱买通宪兵部的人，总算破财消灾。 恰巧那时有个名叫“华侨协会”的机构，组织人们到兴楼垦荒，孙炳炎趁机参加星荒，一直到日寇投降。
  新加坡光复后，百废待兴，孙炳炎在芽笼原址重操旧业，先恢复了建材生意。他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战后重建的热潮中，扩大木材、水泥、钢铁、大五金等各种建筑材料的经营。由于森林公司在战前已有良好信誉，再加上各承包商的密切合作，发展顺利，由坊廊进而成为电锯厂。1950年，孙炳炎将森林公司18%的股份免息卖给本公司职员，改为森林（私人）有限公司，他认为， 改革家庭式的营业方式，使追随自己多年的许多职员也成为公司股东，能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对公司的发展更为有利。
  新加坡原是英国的殖民地，政府部门以及工商业机构都普遍使用英文。孙炳炎意识到自己受教育不多，他聘请一位英文教员， 每天跟着读书，经过几年的艰苦学习，能够流利地用英语谈生意、 处理报告和文件以及查阅英文账目和合同。
  1952年孙炳炎利用环游世界之机为森林公司签了许多货品的总代理权协议。1959年正式在吉隆坡注册成立森林（马来亚）有限公司。接着又先后在关东、怡保、马六甲、峇株巴辖设立分行， 其主要业务活动可分为销售以建材为主的代理商品，包括化工原料、电器机械、家具和纸张。增设装修工程、代理地砖墙砖，并有专门人才为顾客设计装潢。由于香港在东南亚各国沟通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1960年8月1日，经过孙炳炎一番周详策划的森林（香港）有限公司成立。1961年与吴水阁集团共同创建大众钢铁有限公司，孙炳炎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主席。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南亚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63 年9月马来西亚联邦成立，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国。1967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组成东南亚国家联盟，使五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协作得到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孙炳炎以新加坡公民的强烈意识，建设新兴共和国的精神，领导森林公司各企业，克服困难，锐意进取。
  经过半个世纪辛勤耕耘，小坊廊的森林公司已由独株嫩苗分蘖发棵长成大森林。至1986年，森林集团的附属公司共达19家, 孙炳炎是这19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森林集团主要附属公司及行业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例如森林金融有限公司，那是森林集团的一个公众股份子公司， 1966年正式开业，初创时缴足资本只有300万元，职员8人。到 1983年增至3000万元，拥有职员100 人。
  其他一些企业也是类似的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企业由兴盛到衰退，再转入兴盛，再面临各种不同局面，其中孙炳炎作为精明的企业家，对把握企业航程，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孙炳炎的事业在五六十年代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进入 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经济衰滞的影响，森林企业集团曾于1974 年至1977年度出现巨额亏损，1974年赤字达140多万元，1975年继续亏损；1976年营业活动仍欠理想，亏损额为167. 8万元,1977 年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年头，董事会主席孙炳炎代表董事会遗憾地宣告无股息分红，因为亏损赤字为272. 6万元，孙炳炎说：“过去数年本集团所经历的挫折，董事会不仅未尝忽视，而且一直不遗余力地扭局势”，1978年开始好转，盈利15万元。此后，在孙炳炎的拼搏下，企业进入长时间的兴盛。1987年营业额达到16500万元，总资产逾46000万元。
  孙炳炎作为森林企业的创办人，最大股东和董事会主席，他对公司董事及全体员工的要求是：努力培养文、武、勇、仁、信五种美德。他身体力行，为“森林”的成功兢兢业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谦逊好学，襟怀广博，知人善任，精明过人，在激烈的商战中成为少数成功者之一。虽然他仍然体魄健壮，头脑灵活， 看上去还年轻，但岁月毕竟悄悄地把他带到了 “古稀”之年。他该让年轻人接班了 。经过几年的考察、培养和职责的逐步转移，他放心地退休了。1988年元旦，森林集团董事会在举行新年舞宴时宣布：孙炳炎光荣退休，同时宣布委任孙炳炎第四子孙聚德即日起接任森林集团企业有限公司童事会主席之职。孙聚德当时37 岁，曾留学美国，获结构工程学士学位，1977年起在该公司服务， 1985年擢升为集团的董事经理。
  孙聚德接替父亲担任森林集团的领导，并不是父子之间的权位世袭。谈到如何挑选接班人时，孙炳炎强调，森林集团虽然由孙氏家族成员领导，但在物色接班人时却注意到：一、能够对公司效忠；二、富有才学、毅力和责任感；三、精明干练，有领导能力；四、专业人才。
  与著名华人企业家形象同时并立的，孙炳炎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华人社区领袖，他以饱满的热情致力社会公益事业，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众望所归的人物。
  在新加坡，孙炳炎自1941年开始参与社会活动，曾担任过诸多社团领导工作，为侨社尽心尽力。
  1945年，当陈嘉庚担任福建会馆主席的时候，孙炳炎就被选为该会馆委员，继后于60年代被选为建设科主任，为全馆及其所属的南桥、道南、爱同、崇福及光华五校战后重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7年，孙炳炎以其在商界的杰出表现而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跻身全新加坡华侨社会上层，时年仅35岁。
  1952年，孙炳炎率新加坡建筑材料访商公会与五金公会，索络公会等联名致函中华总商会及经济司，请求政府放宽入口限制， 并取消5万元以上建筑费先请准的制度，维护华商利益。
  1953年2月，孙炳炎带动坊商公会响应中华总商会号召，发动会员捐款，支持陈六使倡办南洋大学并加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作为会员。当年，他又领导该公会联合五金公会、索络公会向政府请求解除砂厘剌统制，获当局批准，合理解决了工商界缴纳所得税问题。
  1960年，孙炳炎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1965年至 1968年任会长。
  日寇占领马来西亚期间，屠杀了成千上万无辜人民。战后，中华总商会历届董事会都为追讨血债不遗余力。 1965年3月召开董事会议进行讨论，会长孙炳炎提出坚持要日方赔款5000万元，以昭彰正义，以慰藉受难者的家属。
  在孙炳炎的大力推动下，1966年1月，中华总商会注册成立新加坡总商会基金，以便更系统化、具体化地推行社会福利活动。 总商会基金每年都发出巨款作为奖学金，以奖励各大专院校在读的优秀学生。此外，为推广华语运动和捐助各慈善团体，总商会基金也拨款资助国家社会发展部推动两项福利计划。
  1965年孙炳炎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后，即担任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募捐及工作委员会主任。1966年11月606位死难者遗骸被安葬在纪念碑基石之下。孙炳炎作为各方代表向死难者献了花圈。1967年2月15日；经过悉心策划、筹款、兴建，一座庄严肃穆、宏伟的纪念碑落成了。李光耀总理主持纪念碑落成典礼。在长达两年的兴建过程中，孙炳炎不辞劳苦，奔走筹措，多次顶着烈日亲临工地督工，为纪念碑的建立呕心沥血。
  直到60年代，国际航运机构一直垄断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货物航运。1967年，孙炳炎采纳了黄祖耀、陈永裕、陈共存等人关于行动起来打破这一垄断局面的建议，提交中华总商会董事会讨论，决定联合工商界团体，包括马来商会、印尼商会和国际商会，共商对策。
  1969年，孙炳炎任两届会长期满，功成身退。卸任之时，该会两届董事50多人联合向孙炳炎颁赠一块刻有“领导有方”的牌匾，以表彰他在任期间作出的杰出贡献。其后，他一直担任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
  同安会馆在孙炳炎领导下，对于弘扬华族文化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1987年，同安会馆与新加坡新声诗社合办中华诗词研习班，免费指导诗词爱好者学习中国古典诗词。
  1990年8月，孙炳炎与教育组主任杨松年博士领导同安会馆举办了新加坡宗乡团体中前所未有的首届国际学者“华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学术讨论会。
  孙炳炎在新加坡创办“森林”集团企业，苦心经营数十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人所共见的积极作用。同时，他对新加坡乃至马来西亚的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也非常热心,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怡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最负盛名的社团之一，创办至今已近百年，孙炳炎从1966年起担任怡和轩主席。在他的支持下，该组织一直保持着既得会誉，经常对社会公益事业大力赞助，奉行 “集侨贤于一炉，寓娱乐于公益”的宗旨。例如，怡和轩1974年捐献1万元给南洋大学陈六使奖学基金；1977年捐献1万元给丹绒巴葛联络所奖学基金；同年还向大巴窑中华医院基金会捐资1万元；1985年怡和轩俱乐部庆祝90周年纪念时捐献慈款10万元。怡和轩已为当地华人社会的公益事业做了许多贡献。
  1970年，新加坡政府为了促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呼吁商家协力创办初级学院，孙炳炎被推选为苜届建院筹委会主席。在他的策划下，筹集了30万资金，完成了该学院的建设工程。
  1964年，新加坡国家元首尤索夫向孙炳炎颁发了公共服务星章。社会各界对他秉承先贤服务社会的传统美德，数十年如一日出钱出力坚持不懈的精神交口赞扬。他无愧为华人社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华人领袖。但孙炳炎十分谦逊地对待社会的赞扬和所得到的荣誉，他表示自己早年深受陈嘉庚的影响，当年陈嘉庚那种毁家兴学，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令他无比钦佩。孙炳炎认为，做人不应该只是为自己，应推己及人，为大众、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
  孙炳炎已是新加坡共和国的华族公民，但是他的根在中国，他对故土自然怀有极深的感情。
  与千千万万海外炎黄子孙一样，孙炳炎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激发了南洋各地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正义感，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孙炳炎留心报刊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军民奋战反抗的每一条消息报道，他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筹赈祖国难民伤兵委员会 （即南侨总会）的活动。在新加坡各区设有筹赈分会，孙炳炎被推选为芽笼区分会主席。当时，从芽笼桥头到惹兰友诺士，抗日积极分子以通俗演讲会、文娱表演等形式开展抗日爱国宣传。芽笼分会以芽笼33号的大同学校作为办事处。孙炳炎几乎每个星期都开会筹划，组织领导该区侨胞积极投入义卖、捐款活动，抗日情绪激昂，筹赈运动轰轰烈烈，有力地声援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1945年,新加坡同安会馆在陈嘉庚先生倡议下，拟在故乡同安县创办一所医院，以缓减人民缺医少药的困难。孙炳炎当时负责筹款，带领其他3人自付旅费四出劝募，终于使同安同民医院于1947年正式开诊。
  1956年他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华，与中国矿产公司签订经销中国五羊牌水泥的合同。1981年中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政策，他就率领新加坡华商访问团29人，在福州、厦门等地考察访问，达成一些贸易、投资上的协议。1985年，孙炳炎与厦门开元饭店合资创办了三星级的新加坡酒店。其后，孙炳炎与他人合资在厦门创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和星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他在做着为海外华人商家在中国投资、与中国人合作的投石探路的工作。
  1987年4月，孙炳炎率领同安会馆“菲闽商业考察团” 一行 25人访问马尼拉、福州、厦门，以会馆组团进行商业考察，这在新加坡属首例。考察团抵达福州，受到福建省胡平省长、黄长溪副省长等会见和款待。孙炳炎对两位省领导说，此行来福建，一是到祖籍故地探亲问祖，二是希望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发展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
  孙炳炎作为新加坡的一位华人企业家，成功地创造了 “森林”企业集团，他在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经济史上的地位自有公众给予的评价，同时在故乡——中国厦门的海外移民史中，可以说他是以陈嘉庚为榜样的一位业绩光辉的人物。
  纪甲城(1924— )纪甲城，192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后麝纪大乡社龙窟西村 (今洪塘镇龙窟西村)。纪甲城2岁时丧父，4岁时随母亲下南洋谋生，少年时期靠母亲的薄薪上学，勤奋读书之余帮忙家务，捕捉鱼虾卖钱补贴家用，稍长即入木材厂、机器厂当学徒。多年以后已有积蓄，在友人资助下开办汽车装配厂，由于讲究质量，所装配的巴士车销路日广，工场规模不断扩大。60年代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纪甲城跻身于房地产建筑业，兴建公寓楼和别墅住宅，还开办游艇服务中心，餐饮业以及旅游业，创办东益企业 （私人）有限公司、甲城（私人）有限公司等，亲自主持各项业务, 经营范围扩展至日本、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新加坡, 还开办了当地最大规模之一的现代化农场，该场仅鸡蛋一项每天出产40万粒，肉鸡每10多天可出产100万只。
  1981年纪甲城夫妇回故乡旅游探亲，了解了有关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厦门、同安等地的投资环境和条件。1984年，纪甲城与同安县有关部门合资兴办厦门同兴开发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业和销售河沙。该公司近10年来在同安兴建商品住宅达 10万平方米，还有7幢总面积14661平方米的工业标准厂房，同安首幢高层建筑——27层的人寿大厦动工兴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1985年，纪甲城在厦门东渡与当地一家企业合资成立丰兴有限公司，经营建筑材料，后改为独资企业——裕成建材有限公司， 经营房地产开发和建筑材料。该公司的花岗岩板材厂，引进德国石材加工设备，生产各种规格及花色花岗岩板材，其产品光洁度、 平整度均达国际水平，年产量曾一度达10万平方米以上，销往中国国内各地及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诸国和港台地区。1992 年9月，在厦门东渡堤头动工兴建高32层，建筑面积5. 9万平方米的商住大厦——裕成大厦，近年来，纪甲城又筹划与台商合作在同安兴办一家投资1700多万美元的高级瓷砖厂，于1994年6 月点火投入生产。还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同安县大嶝岛,投资兴建水运码头、大嶝商贸区和旅游度假村等项目，他认为两岸正常来往势在必然，而大嶝岛首当其冲，投资建设大有前途。
  纪甲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任新加坡同安会馆名誉主席，捐款资助新加坡同安会馆新大厦的扩建。在同安，他捐建同安第十一中学教学大楼，1985年获福建省政府授予金质奖章和奖状。他捐资修建同安名刹梵天寺大门，并十分关注梵天寺的整体修复重建工程。1992年资助兴建同安大同中心小学。对于厦门市的教育和宗教事业也多有捐助。
  1991年，纪甲城被推选为同安县外商联谊会首届理事长。同年还任厦门同安逸仙艺苑名誉会长。
  纪甲城夫人蔡桂兰，祖籍同安，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大学数学系，在学期间以任家庭教师赚钱补贴学习费用，强调自立精神，减轻父母负担。大学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后为支持丈夫事业，辞去教师职务，协助公司内部经营管理、财政收入等事务，任丰兴有限公司董事财政、同兴有限公司董事财政、厦门裕成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